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人口老齡化的利與弊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人口老齡化的利與弊范文1
世界各國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或遲或早會經歷人口再生產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
在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這樣，會形成一個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都比較低的局面，并會持續幾十年時間?？側丝诔尸F“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即勞動力人口多，老人與兒童少，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也稱為“人口紅利期”。
國家總撫養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在人口學上，一般把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稱為人口紅利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
任何一個經歷過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樣一種“人口紅利”。但較早實現人口轉變的歐洲國家，人口轉變因經歷時間較長，因而“人口紅利”效應并不明顯，例如，丹麥的人口轉變始于1780年，到1930年，人口才達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而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人口轉變的歷程較短，往往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人口紅利”效應才引起人們的關注。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從1950年至2050年這100年間，總撫養比為先升后降再上升。1950年的總撫養比為61%，然后逐漸上升，至1970年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79%，然后逐漸下降。到1990年，總撫養比降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打開。到2010年，總撫養比降到最低點40%。此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總撫養比將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總撫養比回升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梢?，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持續時間為40年。到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將上升到與1950年時一樣，為61%。
人口紅利的是與非
然而，能不能說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就一定是人口紅利期？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
其一，由于撫養老年人與撫養兒童所需的社會資源不同，負擔也大不相同。各國研究結果都得到相類似的結論：撫養一個老人的費用，相當于撫養2―3個兒童的費用（取其平均數為2.5個兒童）。為了比較撫養負擔，我們可以把老年撫養比換算成少兒撫養比，即把老年撫養比乘以2.5這個系數，就得到少兒撫養比的負擔。舉例來說：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各占20%，那么我們可以換算為：20%+20%X2.5=70%，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相當于70%的少兒撫養比。
因此，一個總撫養比為40%的國家，可能比總撫養比為50%的國家的撫養負擔更重。舉例來說：A國少兒撫養比為10%，老年撫養比為30%，總撫養比為40%，相當于10%+30% X2.5=85%少兒撫養比；B國少兒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為10%，總撫養比為50%，相當于40%+10% X2.5=65%少兒撫養比。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B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A國，但B國的實際撫養負擔比A國輕。1950年和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都是61%，但實際撫養負擔有很大區別，因為1950年的撫養負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而2040年的撫養負擔以老年撫養比為主。
可見，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50%，但如果老齡化程度很低，也可以說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是從1990年才開始，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老齡化程度只有5%左右，因此仍可以說那時中國處于人口紅利期，經濟也快速發展。從那時起中國開始進入“人口紅利”階段，表現為：一是勞動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二是撫養系數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規模減少，家庭戶數大幅度增加；四是總人口就業率和家庭就業面提高，促進了人均收入增長。
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低于50%，但如果主要由老年撫養比組成，也不一定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才關閉，但到本世紀20年代，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已不能說中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了。2015年前后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此后，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其二，人口學角度提出的撫養比是理論撫養比，而不是實際撫養比。實際撫養比應是非就業人口與就業人口之比。如果失業率過高，勞動年齡人口不能充分就業，那么勞動年齡人口與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樣都是被撫養人口。人口紅利的收獲不僅需要有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人口，而且需要為這樣一支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還要將已經收獲的人口紅利投資于人力資源的積累和開發。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2009年，全國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總數約為1200萬個。從勞動力供給看，2009年城鎮新增勞動力資源超過13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610萬人、城鎮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360萬人、未能升學的城鎮初高中畢業生280萬人、需在城鎮安置工作的復員轉業軍人50萬人。同時，全國還有上年結轉的登記失業人員800多萬人、“農轉非”200萬人、企業下崗需要轉崗就業等人員100多萬人。全年需要就業的人員總數達2400多萬人?？傮w看來，2009年勞動力供求缺口達1200萬人。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就業形勢更加嚴峻。這意味著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成為被撫養人口。
人口紅利的利與弊
一個國家處于人口紅利期間，其人口有如下三個特征為發展提供機遇：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勞動力價格低廉，從而使得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擁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結構較年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人口學家經過計算認為，在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相當于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在26.8％，即四分之一強。
然而，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率而獲得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的影響：第一，少兒人口減少，從而減少了內需，而內需不足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中國生產的產品大多是普通消費品，是需要絕對數量的人口來消費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0歲―14歲的人口有12539萬，5歲―9歲的人口有9015萬，0歲―4歲的人口只有6897萬，下降速度極為迅速。少兒人口減少，也是中國市場內需嚴重萎縮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需要撫養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時間參加工作，婦女勞動參與率過高，造成就業壓力增大。生育率下降過快，少兒撫養過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過大，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沒能充分就業，一部分人口紅利被浪費掉了。
第三，人為地降低生育率，會加劇將來的老齡化問題，而嚴重的老齡化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步喪失導致經濟減速，是亞洲四小龍和歐美發達國家曾經都經歷過的發展過程。經濟學模型顯示，老齡化比重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收入增長幅度可能會下降0.115個百分點。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中國自1973年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以來，生育率迅速下降，導致人口撫養比下降1/3，比其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提前半個多世紀跨入低生育水平 國家行列，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但實際上，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也就是“未富先老”。通過計劃生育實現的“急剎車”式的人口轉變，為我國創造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只有短短的40年，而發達國家一般在80年以上。在獲取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承擔人口老齡化提前和急速到來的后果。今天的人口紅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負債，加速到來必然也將加快其結束。
人口紅利其實是一種“透支消費”。一個人的收入與支出相平衡，就不會有透支消費。一個國家的平均每對夫婦生2.1個孩子，就達到了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種“透支消費”，也稱為“寅吃卯糧”?，F在只生一個孩子，做父母的比較輕松，因為節省了撫養孩子的費用和精力，這可看作是對未來的一種透支或預支。透支消費在未來是需要連本帶息償還的，其結果必然是加重了未來人口的負擔，透支未來的可發展潛力。
人口老齡化的利與弊范文2
關鍵詞：老齡化；高齡化；長期護理保險
本項研究為河北省高等學校社科研究2014年度項目：“河北省人口老齡化下養老服務供給模式優化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義視角”（課題立項編號：SZ141026）
中圖分類號：F8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21日
一、日以長期醫療護理保險制度的建立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長期護理的目的在于“保證那些不具備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繼續得到其個人喜歡的以及較高的生活質量，獲得最大可能的獨立程度、自主、參與、個人滿足及人格尊嚴”。歐美日等國家設立該項制度就是為持續的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供醫護服務，滿足其生活不能自理的需求。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及高齡化老年人口長期護理需求的日漸增長，歐美等國家先后頒布了相關長期護理保險法案，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美國、法國先后于20世紀70、80年代設立了長期護理商業保險；荷蘭于1968年頒布了長期護理社會保險法，以色列在1988年、德國1995年、盧森堡1998年、日本2000年、韓國2008年都先后頒布了社會化的長期護理保險法案，建立了長期護理社會保險制度。
二、日以長期醫療護理保險制度運行特征比較
在建立護理保險制度的國家，根據實施主體的不同存在兩種運作模式：一是由政府作為管理主體，采用強制保險方式，屬于社會保險范疇，以德國、日本和以色列為代表；二是由商業保險公司作為經營主體采用自愿保險方式，屬于商業保險范疇，以美國為代表。下面就日本、以色列的社會保險類型的護理保險制度的運行特征進行對比分析。
1、資金來源。日本的護理保險制度采用多方籌資的方式，被保險者繳納50%的保險費，另外公費負擔50%。公費中，中央政府占25%，都道府縣和市町村各占12.5%。保險費中，33%來自于40～64歲的人員，17%來自65歲以上的人員。
以色列于1988年開始實施《長期護理保險法》，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以家庭護理保險為主的社會化護理保險制度的國家。以色列法律曾規定，雇主和雇員每月各繳納工資的0.1%作為護理保險基金。但是，政府出于減輕雇主負擔和降低勞動成本的考慮，目前雇主繳費率有所下降，不足0.1%的部分由政府補償。
2、長期護理保險對象。日本實施長期護理保險的主體是市町村和特別區，被保險者是在該市町村有住所的40歲以上的全體國民，其中65歲及以上的國民為第一號保險者，40～64歲的醫療保險加入者為第二號保險者。第一號保險者待遇享受權利隨護理需求的產生而自動產生；而第二號保險者的護理需求則限制在癡呆、腦血管等15種疾病范圍之內。
以色列女性60歲、男性65歲開始享受護理保險服務。護理服務主要針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老年人。高收入的老年人并不能享受政府所舉辦的護理保險服務，只能選擇私人護理保險公司提供的服務。
3、長期護理保險的待遇。日本護理保險預算依據護理等級而定，每月保險費支出“要支援”為6萬日元左右、“要護理1”為17萬日元左右、“要護理2”為20萬日元左右、“要護理3”為26萬日元左右、“要護理4”為31萬日元左右、“要護理5”為35萬日元左右。這些費用中，90%來自護理保險基金，10%則由被護理人員自付。如果利用設施服務，還需要另外支付伙食費和日常生活費，個人支出的月額上限為37，200日元。
以色列長期護理保險數額取決于護理依賴程度，大部分依賴者為全國平均工資的25%，完全依賴者為37.5%。一般情況下，長期護理費直接支付給提供護理服務的組織機構，而非個人。只有在護理服務無法獲得或由其家庭實施護理時，被護理人才可以得到上述金額的80%。殘疾人的護理補貼因對護理人的依賴程度不同數額分為3個等級，即相當于全部殘疾人單人養恤金的50%、100%和150%，對家庭婦女則為30%、60%和90%。
4、護理保險服務的提供。日本長期護理服務分為兩種護理類型：一是居家護理；二是專門機構護理。居家護理是上門為老人提供護理，居家護理的老年人多數屬于“要護理1”，其主要護理內容為：每周進行1次訪問護理、1次訪問看護、1次設施康復訓練；專門機構護理是老人入住特定的機構接受護理服務。專門機構有“老人護理保健機構”、“護理療養型醫療機構”等，在專門機構養老的老人可享受6個不同等級的護理服務，即“要支援”、“要護理1”“、要護理2”、“要護理3”、“要護理4”、“要護理5”。每一護理等級都有具體的護理費用規定。
以色列的護理保險服務采取“半市場化”方式運作，既有政府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后者包括自愿的非營利性組織和營利性組織。法律給予享受服務的種類以優先權，如給老年人的個人護理和家務提供直接服務。如果享受不到這些服務，可以津貼的形式代替。家庭護理服務傾向于那些完全或部分靠別人幫助才能完成日常生活的體弱老年人。專門護理傾向于減輕家庭護理的負擔，諸如老年人洗澡、穿衣、營養和在家移動，以及對老年人可能遇到潛在危險的保護。
三、日以長期醫療護理保險制度運行效果
由于中國目前還沒有全國統一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因此其實際運行效果和實證研究主要來自國外，國內研究主要停留在規范研究層面，實證研究比較少?？傮w來看，其運行效果主要為該制度的利與弊兩方面。該制度運行弊端主要是道德風險問題和成本較高。Richard Wager和William Crelman（2004）從道德風險的角度分析了長期護理保險中的一些固有缺陷，認為長期護理機構本質上仍然是商業盈利性質，其追逐利潤的本質將忽視被護理者的利益，而且其護理水平未必能夠達到醫學上的標準。此外，被護理者家屬與護理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情況的存在，導致護理機構可以對對方進行欺騙，造成不必要的損失。Christopher M Murtaugh、Brenda C.Spillman和Mark J.Warshawsky（2001）對美國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有效地將年金與長期護理保險兩種產品糅合到一起開發一種新型保障產品，該種產品能夠有效地降低成本。
該制度運行利好主要是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減輕了家庭經濟負擔和增加了就業崗位。在日本該制度實施不到一年，護理保險在日本社會就獲得了85%的民眾支持率。由于被保險人都不同程度的承擔了繳費義務，從而減輕了需護者及其親屬的經濟負擔，也提高了需護者的生活質量。同時日本中央財政節省資金達4萬億日元，老年人從普遍性的住院護理轉移到社區和家庭護理，減少了新建福利設施的費用。另據日本有關資料統計，僅在2000年財政收入中有4.2億日元就來自護理產業，并對日本以5%速度上升的失業率起到了緩解作用。
四、對我國的啟示
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本質上是一種面向社會尤其是老年人醫護需求的服務，歐美日等不同國家采取了不同性質的供給模式，不論是商業保險性質的還是社會保險性質的都取得了一定利好的社會效果，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應對老齡化的一個積極的舉措，中國應該考慮開設該項制度；但是中國是采取商業保險，還是社會保險，還是先商險后社險，筆者認為走社會保險的路線，主要原因是中國社會老齡化具有明顯的未富先老的特點，加之年老人的護理依賴具有廣發性的特點，因此走社會保險模式比較適合當前中國的情況。但是，由于醫藥費具有剛性上漲的特點，單靠社會保險難以做到資金的可持續性，因此建議將社會醫療保險的個人繳費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劃入商業保險領域，并通過競標的方式交由資質優良的商業保險公司運作，通過這種模式設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主要參考文獻：
[1]戴衛東.國外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分析、評價及啟示[J].人口與發展，2011.17.5.
[2]程永主編.21世紀的朝陽產業――老齡產業.北京：華齡出版社，2001.
[3]劉燕斌，趙永生.德日美以四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構架比較[J].中國醫療保險，2011.5.6.
人口老齡化的利與弊范文3
[中心詞匯]社會保證稅；征管一體化；最優所得稅制；負所得稅
一、引言
隨同著國民經濟規模的不時擴展、人口老齡化的不時開展，稅收擔負與社會保證支出也將隨之增大。以后少數興旺國度政府支出規模擴展的緣由主要來自于財政轉移性支付的添加。同時，在購置性支出不變的前提下，社會保證支出的增長超越稅收支出的增長也是形成財政赤字擴展的主要緣由。
社會保證資金來源主要是社會保證稅費和普通稅收支出。世界上，社會保險稅費在大少數國度被稱為社會保證稅費，普通是對雇主和雇員及自雇者征收的，實踐上就是一種稅收。從各國的實際看，并不是一切樹立了社會保證體系的國度都獨自設立了相關的稅費。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局部省份由中央稅務局征收和局部省份由休息人事部門征收的有中國特征的“二元形式”，省級政府在征收管理機構的設置上有決議權。從國際開展趨向看，社會保證稅費的革新并不是復雜的稅改費或費改稅的效果，但可以一定的是，社會保證稅費的征管機構應該與普通的稅務管理機構一體化。
到目前為止，在公共經濟學范圍，關于社會保證支出及資金來源效果停止了少量的研討。與稅收制度相關的籌集社會保證資金(或稱社會保證的擔負)的研討，目前國際上通常有兩種剖析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在剖析支付才干差異的基礎下去研討對所得的再分配方法，即設計最優所得稅的研討；第二種方法主要側重于風險要素的剖析，關于社會保險等政府轉移性支出，從分散風險的觀念來停止研討。本文主要運用第一種剖析方法，在研討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模型的基礎上，經過火析負所得稅的利害，剖析社會保證資金的籌資及社會保證支付的途徑效果，并提出社會保證支付應與稅收征管一體化。
二、最優所得稅模型
首先概述一下作為負所得稅實際基礎的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模型。假定在完全競爭的經濟條件下，各經濟集體間存在著休息才干的差異。這個差異表現為工資薪金差異和所得差異。而休息才干差異屬公家信息，對政府而言屬不對稱信息。其結果工資薪金w的水平也屬團體信息，政府只掌握工資薪金的總體散布狀況，對團體的工資薪金水平卻不了解。同時，假定各經濟集體的休息供應量為L，團體消費量為c；都具有相反的成效函數u。則可表示為：
u=u(c，L) (1)
米爾利斯研討了非線性所得稅的最優化效果，得出如下結論：一是邊沿稅率應在0和1之間；二是有最高所得的團體的邊沿稅率為0；三是假設具有最低所得的團體按最優形狀任務，則他們面J臨的邊沿稅率應當為0。上述結論標明最優稅收函數不能夠是累進性的，累進所得稅制未必能完成支出再分配。為了失掉最優稅收結構的更詳細狀況，對米爾利斯模型停止數值方面的剖析，其結果標明，除端點外最優稅收結構近似于線性，即邊沿稅率不變，所得低于免稅水平的人可取得政府補助。
即政府可選擇的所得稅體系限定為線性所得稅，政府可選擇的變量為邊沿稅率和一次性轉移支付(或補助金)，則可得如下線性所得稅函數：
T=-a+(1-b)wL (2)
其中a為一次性轉移支付(補助金額)，(1-b)為邊沿稅率，T為經濟集體所擔負的所得稅額。經過線性最優所得稅模型可以提出以下四個值得我們琢磨的命題：
命題一：最優邊沿稅率與人們對社會分配公允的關注度成正比，即人們對增加社會分配不公允的關注水平越高，則最優邊沿稅率就會越高。
命題二：最優邊沿稅率與休息供應彈性成正比，即人們對休息供應反響靈敏時，最優邊沿稅率則會變小。
命題三：最優邊沿稅率與人們的支出才干差異成正比，即人們支出才干的差異越大，則最優邊沿稅率就會越高。
命題四：最優邊沿稅率與政府財政支出的需求成正比，即政府稅收支出的需求越大，最優邊沿稅率就會越高。
以上四個命題中，第一個命題與我們的直覺相符，其他三個命題雖然都很難成立，如以命題四為例，Shesinski的教育投資模型已證明政府支出需求的添加，并未使最優邊沿稅率提高，最優邊沿稅率只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但可說明最優稅率與休息供應的反響靈敏度、財政支出需求和支出分配的價值判別親密相關。
三、負所得稅制的利害
負所得稅制是弗里德曼在維持最低支出方面提出的，是一個可以為一切人提供最低支出保證的現金補助方案。負所得稅方案將社會救助體系與團體所得稅制度聯絡在一同，失掉實際界的普遍支持。其基本想象是在沒有任何稅收制約的前提下，上述線性最優所得稅模型公式(2)可直接確定團體的征稅額和一次性轉移支付金額。也就是說，那些低于貧窮線的人可以取得一次性現金補助，而那些支出水平高于貧窮線的人必需承當稅負。但是，現行稅制實行的是累進所得稅制，沒有向收人在起征點以下的團體支付補助金。稅務管理機構擔任征收稅金，社會保證機構擔任支付社會保證金，稅收制度和社會保證制度區分作為兩種不相關的政策來制定，并由不同機構區分停止管理，并沒有把二者無機結合起來。這里首先剖析一下負所得稅制的利與弊。
負所得稅的優點：其一，可以在一致的制度框架下確定稅收擔負和社會保證的支付金額。特別是從休息供應效應的角度來看，負所得稅制對休息供應所發生的負鼓舞水平較輕。在負所得稅制體系下，由于支付社會保證的補助金與應擔負的稅額具有聯動性，各經濟集體都適用相反的邊沿稅率(1-b)，因此不能夠墮入到“貧窮圈套”當中。所謂“貧窮圈套”是指那些接受最低生活保證而不交納所得稅的家庭或團體，當其取得休息所得時，他們失掉的補助金會增加其同額的休息所得，其凈支出不變的現象。也就是說，社會保證作為一種措施，為了從中取得一定金額的補助金，其休息所得會被100％課稅。結果受助家庭將失掉休息愿望，而不時依賴政府的救助，使其不時處于貧窮形狀。為了克制這種現象的出現，當其休息所得添加時，他們失掉的補助不應100％地增加其休息所得，應只增加其一局部的休息所得。但是，當稅收擔負與支付社會保證補助金區分在不同的兩個政策框架下實施時，對其休息所得無法確定比擬恰當的扣減額度。而負所得稅制，由于把兩者放在一致的政策框架下實施，就不會墮入“貧窮圈套”。其二，從行政本錢方面思索，在負所得稅體系下，由于社會保險的征收和稅金的征收同屬相反的業務，兩者在相反的機構實施，效率則會更高。政府向社會提供相反的公共效勞時，負所得稅制會減輕征稅人的實踐擔負。其三，由于現金轉移支付與市場配置方式相容，與實物轉移支付相比，可以給予受助
者以自在選擇購物的空間。其四，傳統的社會保證制度是以身份調查為基礎，只要那些無依無靠、無家可歸或許無生活來源的人員能取得救助。而在負所得稅制下，一切人都處在一個維護傘下，一切人都能取得基本的支出保證，而無需接受帶有歧視顏色的身份調查。
負所得稅制雖然取得普遍的支持，但理想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度曾經大規模實際過負所得稅方案。主要緣由在于：當經濟集體間所得來源存在差異時，總所得就不能成為權衡公允的目的。換言之，以總所得為稅基的綜合課稅體系無法完成橫向公允準繩，并非是理想的課稅體系。那么為什么總所得作為公允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呢?在此，比擬剖析一下具有不同支出來源的兩個征稅人在不同課稅體系下的稅收擔負(表1)。
假定有兩個征稅人甲和乙，征稅人甲第一階段(如今)的支出為100，第二階段(未來)的支出為110；征稅人乙只要第一階段(如今)的支出為200；利息率為10％。申、乙的消費方案相反，即在第一階段消費100，第二階段消費110。乙要在第一階段的支出中拿出100來停止儲蓄并取得塒的利息，用以第二階段的消費。假設沒有課稅的話，兩者的消費水平完全分歧，擁有相反的經濟實力，即福利水平相反。假定實行稅率為10％的綜合課稅制，則征稅人甲在第一階段要擔負100×10％=10的所得稅，100-10=90可供消費；第二階段要擔負110×10％=11的所得稅，110-11=99可供消費。征稅人乙在第一階段要擔負200×10％=20的所得稅，可供支配的所得為180，同甲一樣在第一階段消費90，剩下的90轉入儲蓄，而第二階段取得的利息9要交納0.9的稅金，征稅人乙的可消費金額只要990.9=98.1。結果征稅人甲的消費水平要比征稅人乙略高。
橫向公允是指福利水平相反的人應交納相反的稅收，也就是說，假設課稅前兩團體具有相反的福利水平，那么在課稅后，他們的福利水平也應該是相反的。而對所得的綜合課稅卻背叛了這一準繩。
假設把儲蓄金額看作為未來取得支出的經費，則上述的剖析就會有不同的結果。由于征稅人乙第一階段的稅基是從所得額中扣除儲蓄額(200-100=100)，因此第二階段的稅基不只包括利息所得，還包括第一階段存儲的儲蓄額。征稅人乙第一階段所擔負的稅額為(200-100)×10％=10，消費額為100-10=90，第二階段擔負的稅額為110×10％=11，消費額為110-11=99，這與征稅人甲的稅前稅后的福利水平相反。也就是說，把儲蓄作為經費而扣除的課稅方式比綜合課稅方式更能表現橫向公允。另外，不把利息所得作為課稅對象的課稅方式也能失掉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綜合課稅并不能說是理想的課稅方式；也就是說，以總所得為稅基無法完成橫向公允。
另外，所得稅的又一個難點是捕捉征稅人的各種形狀的所得，而理想上各行業間存在著捕捉率的差異。也就是說，稅務部門在捕捉工薪階級、集體工商戶及農民等不同職業的所得時，存在著清楚的差異，這嚴重地阻礙了橫向公允準繩的完成。即關于工薪階級可以捕捉到近100％的所得，而關于集體工商戶或農民就很難捕捉到其一實在踐所得。之所以不同職業存在著所得捕捉率的差異，是由于各所得的來源形狀有著清楚差異。例如，農民可以自產自用(當然，目前取消了農業稅，不存在對其所得的捕捉率效果)，而集體工商戶、自營業者消費運營用的車也可用于私事。但是工薪階級由于任務和家庭生活是嚴厲分分開來的，因此對其所得的捕捉也是比擬容易的。換言之，這是所得的不同來源以及確定費用扣除的不透明性和征稅本錢的效果，或許說與逃稅、漏稅、節稅效果親密相關。負所得稅制不能夠把所得以外的經濟性差異目的作為稅基來停止課稅，因此，也不契合橫向公允準繩。假設思索到理想要素，在所得稅范圍是很難把經濟差異目的化的。
四、結論
判別一團體能否是弱者，能否需求最低生活保證，不只要看捕捉到的團體所得的狀況，還應調查該團體的資產狀況和消費活動狀況，而且，還應對所支付的補助金的用途停止細化，這樣既能起到提供最低保證的作用，又能監視、防止受助者喪失休息愿望。從速一視點思索，負所得稅制在理想經濟生活中難以普遍采用。但是，徹底調查、掌握所得以外的資產及對補助金用途的細化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在經濟環境多樣他的明天，政府的監視本錢也會添加。另外，關于所得的捕捉率存在職業間差異效果，假設職業可以自在選擇，從臨時來看也并不一定是不公允的。因此，可以說負所得稅制的利大于弊，今后應縮小負所得稅的優點，重新審視社會保證稅費的征收與社會保證支付的關系。不時開展的人口老齡化社會，即使樹立最基本的社會平安網并有效地實施，也肯定會招致社會保證支出的擴展。社會保證稅費如何分擔收縮的社會保不支出是我們今后要著重研討的課題。為此，成對社會保證制度自身停止重新再看法，關于那些具有一定支付條件的補助金，其資金來源應思索以稅收的方式來籌集，并完成社會保證管理機構與稅收征管一體化。理由如下：
一是無論是普通稅收還是社會保證稅費，通帶都需求依照相反的所得定義，征管體系以來自雇主和自營業者的申報表的方式獲取信息，雇主從雇員的支出中預扣普通稅收和社會保證稅費并經過銀行交納給支出管理部門，以有效的征管系統監視那些沒有申報和征稅的雇主，并運用現代基于風險的審計方法來認定申報表信息的準確性。因此，將社會保證稅費的征收和稅收管理一體化可以消弭中心職能的重復，防止申報表的處置和稅款的強迫征收及雇主的審計等范圍發作重要。一體化可以增加人員和人力資源管理與培訓的支出，完成規模經濟，增加管理人員的數量以及數據的填寫、稅款的交納、執法和數據認定等共同進程；可以降低辦公設備、通訊網絡和相關職能的本錢；可以防止重復的信息技術開發并降低系統開發和維護的風險，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管理本錢。
二是稅收管理機構是以支出征管為目的的，其組織文明適于稅款的稽核和征收的進程。而社會保證機構普通以發明團體的福利權益和將其支付給接受方為中心的，與稅收管理機構的組織文明和進程是不同的，因此其征收業績普通很有限。社會保證機構與稅收管理機構的一體化會提高社會保證稅費交納的征管水平，降低征收本錢。
人口老齡化的利與弊范文4
【關鍵詞】離退休；老中醫；師承教育
本文所說的老中醫是指具有扎實的中醫理論基礎、厚重的傳統文化底蘊、豐富的中醫臨床經驗，依據現行的人事制度，已經不具備法律意義上正式的工作機會而歸為離退休人員進行管理的中醫藥人才。發揮老中醫在中醫藥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是由中醫藥學術環境和學術特點決定的，這不是簡單的老中醫作為離退休人員發揮“余熱”的問題，而是如何提高中醫藥高等
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問題。
1 兩種中醫藥人才培養模式都要求老中醫發揮作用
1.1 師承教育模式下，老中醫的作用
師承教育是中醫藥教育的經典模式，即使在學校教育大行其道的今天，亦是極為重要的人才培養方式?？v觀中醫藥發展史，傳統的中醫教育盡管形式多樣，但多數體現或表達了師承教育（包括家族相承）的特點，師徒之間的“耳提面命”、“口耳相傳”直接培養了下一代的中醫力量，近現代以來的很多名醫大家無不具有師承或者類似師承教育的經歷，即使在學校教育模式確立后，師承教育也并沒有受到忽略，只是在兩種方式的力量對比中沒有成為主流。在此新老模式交替的過程中，盡管培養的方式各異，但效率都很高，不難想象，老中醫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現在看來是個體化的教育模式，在醫德和醫術的培養上都具有直接而有效的作用，用現代教育理念中關于教學過程監控的觀點看，人才培養的每一個環節和細節都實施了有效的監督，無疑對于人才培養的質量是非常有益的。
1.2 學校教育模式下，老中醫的作用
學校教育模式是在人才培養規?；图s化的要求下產生的，在中醫教育界亦是如此?，F代學校教育模式下教與學的過程中，教師是主體，是決定教育質量的主要方面，因此，對師資隊伍建設水平和重要作用的認識是一致的。中醫學的課程，無論是專業基礎課，還是專業課，都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經驗色彩。老中醫在基于中醫藥知識和學術特點的教學方法、教學經驗上與中青年教師相比，更為得心應手，他們的課堂教學或是臨床帶教，無疑更具有說服力、征服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中醫學校教育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環境下，老中醫對于青年中醫大學生深化和提升專業興趣、鞏固和夯實專業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3 兩種中醫藥人才培養模式的利與弊
現在，學校教育是中醫人才培養的主要途徑，師承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有效補充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兩者的關系上，僅僅依靠師承教育遠遠不能滿足中醫藥發展的需要，“師承”作為一種教育方式，其作用已經受到極大的限制，但同時，完全脫離師承教育又不能較好的繼承并創新中醫臨床經驗的精華。
由于中醫有“體驗之學”的成分，所以有豐富的臨床經驗的老中醫，要將其豐富的體驗單純地用課堂灌輸的方法傳給學生是不可能的，師承形式能夠使學生跟在老師后面增強臨床體驗，較快的將老師積累的體驗內化為自己的體驗。否則，光靠課堂教學，就會造成中醫臨床的接觸不足，體驗不足。并且，中醫和西醫在診療思維和手段上也不同，西醫雖然也會有臨床思維的不同，但是規范和臨床實踐的對應性較為明確，但是中醫的臨床思維有很大的個體性，同一患者，不同經驗的中醫醫生會采取不同的方劑治療，并且都能夠取得療效，所以中醫的教育不能夠將思維限定在某個單一的標準上。
目前高等中醫藥學校教育的最大的弊端就是過于傾向于課堂教學，完全脫離了傳統的師承教育模式，造成了中醫上的一些無形的個人經驗資源無法得到傳承，而這些在中醫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僅靠課堂教學，會造成學生對中醫的接觸不足和體驗不足，這一點被越來越多的中醫教育界人士提出來。雖然在現階段有很多的學校認識到了這一點，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整體來說還沒有形成一種既定的制度，甚至只是在課堂教學模式外的一種即興的和附加的教育模式。在新一輪的教育體系的完善中，將要把師承教育體系固定化、規范化、有效化，成為中醫教育的一種固定的方式。在這一過程中，有著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的老中醫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2 作為師承教育的重要主體，老中醫的作用應該得到重視和發展
2. 1 老中醫作為傳授主體之一的師承教育將會重新得到重視并獲得發展
雖然在中醫藥學校教育草創和形成的初期，由于師承教育的規模效應不顯，不能滿足社會發展和集約培養人才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其他一些缺陷，從而被學校教育取代地位，但這種教育方式一直沒有停止發揮作用，特別是隨著中醫藥研究生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個性教育、創新教育的蓬勃發展以及繼承和發掘名老中醫經驗的事實要求，師承教育將會以新的組織形式展現出新的魅力。
師承教育的傳授主體當然不只是限定于老中醫，但老中醫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在高等中醫藥學校教育快速發展的同時，中醫藥自身的學術和學科特點決定了師承教育在新的形勢下必將有著廣闊的空間，師承教育將呈現出新的不可替代的優勢作用。
師承教育對于學校教育背景下人才的培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于，依托在學校教育的基礎上，通過師生間的個體和單邊接觸，傳與承的關系和效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真；對于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特別是其臨床診療能力和思維水平的提高和訓練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對于整理和發掘中醫臨床經驗，豐富中醫藥學術發展也有著積極的作用。因此，學校教育背景下的師承教育將在今后的時間內得到更為廣泛的重視和發展。
2.2 老中醫臨床水平的示范作用不僅是醫學學術資源，亦是文化資源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包括中醫藥在內的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包括中醫藥文化在內的優秀文化傳統，這種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僅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而且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就是中醫學這樣一顆優秀民族文化遺產中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璀璨明珠，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卻被扣以“不科學”或“偽科學”的帽子，甚至還在延續著自上個世紀初以來的存廢之爭。
一方面原因是中醫藥自身發展落后于時代的要求。中醫知識普及不夠。很多中國人并不了解中醫，學中醫的人淺嘗輒止，沒有一個平靜的心態去學習研究中醫，致使中醫現代化進程舉步維艱。另一方面原因是中醫藥在唯科學性的評價中喪失自身的獨立性?，F代醫學作為科學本身并無國界，有其科學性、先進性，但它近代迅速在國內傳播并不是平等的學術交流的結果，是被作為侵略手段隨著政治勢力而涌入中國的。它是一把同時具有科學性和侵略性的雙刃劍。當“西方文化”和“現代科學”成為評價中醫的尺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改造中醫的工具。中醫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文化侵略的重要陣地，和平演變的重要戰場。
面對這樣的現實，中醫藥高等教育首先應該打響中醫藥文化的保衛戰，使學人有信心、醫者有能力、患者有希望。而老中醫的臨床水平可以不同程度的回答和解決以上的問題，老中醫們能夠現實的解決臨床問題和難題，充分說明中醫藥在現代科技非常發達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與唯科學性的單一評價方法做出有力的抗爭，這對維護中醫學的尊嚴、保護中醫學人的信心非常重要。老中醫的這些學術示范作用不僅是一種學術資源，也是一種文化資源。
3 老中醫發揮作用的途徑及亟待解決的問題
3.1 以重拾信心、振興中醫為目的，多渠道發揮作用 近年來，中醫界和社會對中醫藥學校教育不能培養出真正的中醫和名中醫一直爭論不休，在現代醫學發展的影響下，中醫業者自卑的心態在相當大的范圍內產生影響，中醫藥面臨著重拾信心的困境。說，“經以明理，史以明事”。要想重拾信心，必須從經典入手，明理以立信，除了安排醫經典著作的教學外，更應該挖掘與繼承名老中醫的學術思想和技術專長。老中醫的學術經驗是中醫學術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中醫藥學的發展離不開名老中醫，挖掘與繼承名老中醫的學術思想和技術專長是加快中醫藥事業發展與創新的重要途徑。從20世紀50年代起，我國曾先后組織過多種形式的整理總結老中醫專家學術思想和獨到經驗的工作，到1990年，人事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共同頒發了《關于采取緊急措施做好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的決定》，直至現在，應用計算機等信息技術手段對老中醫的經驗進行總結的新探索，此外，還有全國范圍內的名老中醫藥專家師帶徒工作、工作室制度等，應該說，保護、搶救、挖掘老中醫學術經驗的工作從未停止過，在此過程中也培養很多的具有流派特色和技術專長的高層次中醫臨床人才。
但我們看到，目前這些經驗更多的是在總結階段，整理、推廣進而獲得廣泛繼承的力度還顯不夠，而這通過中醫藥高等教育的途徑加以實現的可能性是顯然的，并且，高等中醫藥教育本身特別是研究生階段的教育更需要這樣的學術力量。
中醫是經驗醫學，許多感性認識和臨床經驗需要學人體驗和感悟。在傳統的師帶徒中，這種感性認識很方便地就被直接、有效地傳遞；在學校教育的背景下，這就需要具有豐富臨床經驗的老中醫，帶領學生早臨床、多臨床、反復臨床，使學生能夠增強臨床體驗，較快的將老師積累的體驗內化為自己的體驗。
盡管因為其自身的特點，師承教育不可能象學校教育那樣大規模的開展，但依托學校教育的強大平臺實現師承教育和學校教育的有機結合有著更多的可能，因為中醫藥教育經過50多年的發展已經建立起了一支規?？捎^的臨床師資隊伍。近年來，國家除不斷有組織地采取多種方式和措施發掘名老中醫的臨床經驗，還在中醫藥院校開展以老中醫為主體的本科生導師制教育、后期臨床教學的改革和臨床試點教育等工作，這是師承教育在學校教育的背景下新的發展形式，也為老中醫發揮作用提供了多種渠道。
3.2 梳理現行的相關政策，為老中醫作用的發揮創造良好的環境
根據目前我國的退休年齡，很多老中醫的心身狀況決定了其在退休后相當一段時間里可以繼續精力充沛的進行包括臨床、教學、研究在內的學術工作。并且，中醫藥學術的特點也決定了老中醫在退休后依然有著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特別是，在一個具體的工作單位中，老中醫發揮的學術帶頭作用也是經常顯現和容易實現的。比如，讓身體條件允許的老中醫充實到教學、科研、臨床第一線，開展講學和講座活動，擔任本科生導師等，特別是堅持門診臨床工作，繼續以師承的方式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需要在老中醫的退休返聘政策及其工作崗位的設置與安排，老中醫專家學術團體的建設及其與學校相關學術組織、學生社團聯系制度的確立，有關學術組織中的職務安排和活動體制、經費保障等方面予以足夠的重視，修訂和制定一些重要的制度，加強他們發揮作用的組織載體和渠道的建設，使老中醫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再是散在的、自發的，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這樣，其作用發揮的效益將會得到較大的提高。
參 考 文 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