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教育論文范例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死锼孤膒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克里斯曼意義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死锼孤膬和瘜W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魻栍?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魻栆欢ㄊ嵌匆娏诉@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死锼孤?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死锼孤诮逃龑W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魻栒f:“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涿兰~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摘要：我國高等教育不斷發展下，我國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日益重要。因女教師這一職業的特殊性在發展歷程中面臨著家庭與事業相沖突，自身心理壓力大，成就動機不高等問題層出不窮。因而，需要從教師自身層面、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其社會層面四個層面上提出可行性對策以此促進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以此提升高校女教師幸福感。

關鍵詞：女教師；專業發展；問題；對策

一、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困境

從古至今，“男尊女卑”一直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性別問題也是長此以往人們所關注的重點。女教師這一特殊群體，一方面要承擔社會責任，履行個人義務，另一方面，女教師作為普通的女性則要關注婚姻和家庭所帶來的各項責任和義務。在教育體系下，科研及學術都以相同標準對待男女教師，迫使高校女教師在面臨科研任務和教學任務的同時，承受學校及家庭，科研及生活等雙重壓力，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使其成功。

（一）雙重身份

定位模糊女教師在學術科研及家庭上承擔著雙重身份，在不同崗位面臨著不同的角色扮演，對于學術方面，女教師與其他男教師一樣，首先的身份都是一名教師，全身心投入科研與教學中，這其中與其他男教師考核標準，評價標準都是統一的；而相對于家庭方面，女教師則是充當著賢妻良母的身份，主要的精力則在相夫教子等方面。我國歷來的性別文化而言，一直流傳下來的是，對于男女之間的評價而言，男人主要看重事業，女人主要看重家庭，這也足以影響著女教師所面臨的身份及定位。高校女教師作為現代化女性，并且作為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高素質人才，在一定程度希望通過自己專業水平能力及自己科研成果，從此擺脫女教師的困境。但是，在面臨晉升等問題方面，男性教師明顯占據優勢。長此以往的不平衡迫使女教師偏向家庭，從而抑制高校女性教師專業發展。

（二）雙重壓力

摘要:

結合筆者多年從事的講授實踐與總結，首先分析了當前我?！痘瘜W專業英語》教學現實中大致存在著的兩個方面主要問題，在此基礎上對《化學專業英語》教學改革從多個方面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強調本課程重要性并激發學生學習熱情，注重與基礎英語、專業課程、文獻檢索和論文寫作的銜接和配合，并運用更新教學內容、變革教學方法和采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等靈活多樣方式調動學生學習主動性并培養自學能力。

關鍵詞:

化學專業英語;教學改革;探索與實踐

《化學專業英語》是我國各個高?；瘜W類專業學生的必(選)修課程，是化學專業與英語知識密切結合的一門文理兼顧課程［1］。分析《化學專業英語》課程教學這個薄弱環節中所存在的問題，并研究相應的對策，這業已成為當前有關教學改革的一個任重而道遠的關鍵課題。

1教學實況綜括

2004年以來，筆者一直從事《化學專業英語》課程教學，在多年的實踐中深深體會到，《化學專業英語》教學現實中大致存在著兩個方面的主要問題［2－4］:一方面，重視程度不夠，學生基礎素質呈現“三差”，教學效果欠佳。目前，各高校和學生對《化學專業英語》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基礎英語，教學地位明顯偏弱，開設難度和隨意性極大，任課教師積極性屢受打擊;學生專業基礎知識掌握不夠扎實，英語基礎普遍薄弱，計算機基礎操作水平不高，多數缺乏學習興趣和熱情，習慣于被動聽課，過多依賴任課教師的講解，學習效果很一般，盡管最后修得了學分，但其實際應用能力并無多大的提高。另一方面，課程內容多而專業，學時短、教學任務較艱巨?；瘜W專業知識體系龐大而復雜，《化學專業英語》課程教學學時少卻要求頗高，教學難度過大。要想在36學時內兼顧較為系統的講授內容和扎實的教學質量，確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此一來，任課教師明顯感到疲于應付，而學生大多覺得復雜生硬、枯燥難學，常?；腥缏犔鞎?，造成了師生雙虧的不良局面。

本文作者：肖來付 單位：廈門城市職業學院

近十年來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職通識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對以“通識教育”為主題檢索出的結果進行比較，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論文數量僅占全部通識教育研究論文總數的4．8%。實際上，高職院校的通識教育研究不論是論文、論著的研究數量，還是研究人員的數量及構成，與普通本科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相比，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與目前高職院校已經占據國內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實際地位是極不相稱的②。如果說CNKI的文獻可以反映高職通識教育研究的廣度，那么，碩博學位論文則能夠反映高職通識教育研究的深度。選取“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包括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增刊)，以“通識教育”為主題進行檢索，共得到835條結果;若以“通識教育”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得258條結果;而以“通識教育”為題名加以檢索，則得到118條結果。若再以“高職”+“通識教育”為主題，在上述數據庫檢索，則得結果46條，去除與高職通識教育不相關的文獻后，其中有效結果為10條。若以“高職”+“通識教育”為題名再次在以上檢索結果中進行檢索，則只有3條有效的相關研究文獻，分別為“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研究”(劉秀波，2006)、“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吳地花，2007)、“通識教育視閾下的高職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研究”(吳繼紅，2009)。在研究通識教育的碩博論文中，以“通識教育”為主題進行比較，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論文僅為全部論文數的5．5%，若以“通識教育”為題名進行比較，所占的比例僅為總數的2．5%。可見，目前對普通本科院校通識教育進行研究的碩博論文占了絕大多數，而真正對高職通識教育展開深入專題研究的碩博論文目前尚不多見，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高職院校雖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卻并未真正地進入公眾視線的尷尬現實境遇。

近十年來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國后，受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的體制和蘇聯的影響，在“一面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勢下，我國大學也以當時蘇聯老大哥專業教育模式為模板，大多是以專業教育來培養當時各行各業所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上個世紀就提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改革開放后，我國教育學者逐漸開始重視和研究通識教育理論。通識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獻考究法、調查研究法和比較分析法。雖然運用調查法、比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紹外國著名高校的通識教育以及我國部分高校通識教育的實踐做法)，不過，由于需要進行大量的資料檢索、梳理與挖掘，目前學者多采用文獻法進行研究。因此，通識教育的研究論文中，雖然也有一定數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數仍為定性研究。同時，我國通識教育實踐存在著教育目標不夠明確、課程設置不夠合理、課程體系較為分散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學的通識教育理論的指導所致。當前，能夠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識教育相關文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陳衛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及啟示》一文。上世紀末，當時的國務院做出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通識教育或者說素質教育，隨之在國內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識教育的研究人員與隊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學者(如楊叔子、胡顯章、王義遒、季羨林、顧明遠等)，而自90年代以來，通識教育的研究群體主要是各高校的專職研究與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麗、樂毅、張慧潔、檀釗等)、教育界的理論工作者(劉曙雄、甘陽、王曉漁等)、在讀博碩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較多的是王義遒、潘懋元、李曼麗、甘陽等人所做的理論與調查研究。而通過對高職通識教育論文作者的工作單位進行分析，發現: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人員多數集中在高職院校系統內，多數為高職院校的教師、教學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以及專門從事高職教育研究的相關研究人員，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高職通識教育尚未引起整個教育學界的關注，當前教育學界和社會大眾關注的更多的是實行專業教育而帶來眾多問題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識教育。

通過對檢索到的論文主題進行歸類分析，我國學者對高職通識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識教育的基本理論、支持技術、實踐與應用等三個方面:通識教育基本理論。包括通識教育概念及內涵、通識教育理念及與其他教育理念(如專業教育、素質教育、自由教育等)的關系、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意義和價值、通識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國內學者對于“通識教育”的涵義眾說紛紜。通識教育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種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同時也是一種是體現通識教育理念、實現通識教育目標的一種人才教育模式。李曼麗將通識教育表述為“就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都應接受的非專業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有志在培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的公民;就其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1〕18。”陳衛忠〔2〕、梅醒斌〔3〕、陳智〔4〕等人對高職對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對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和實現途徑作了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通識教育的支持技術。這里主要是指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識教育的物質基礎、制度基礎等，如計算機科學、互聯網技術、管理制度等。“近年來我國通識教育的深化進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學的通識教育遇到了發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通識教育還缺乏足夠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實通識教育理念，還是深化通識教育的實踐，都必須以物質基礎、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為前提的。劉訓華從生源、教師、社會、學校與學校管理四個角度對高職通識教育的影響因子做了研究〔7〕。吳地花在其碩士論文《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認為:當前人們對做人與做事同等重要和對于“學會做事”的新診釋、校園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職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的契合、特別是高職的實踐課程等，為高職通識教育的實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據〔8〕。#p#分頁標題#e#

目前，對于高職通識教育可行性進行專題研究的文獻很少，尤其是對高職通識教育實行過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的研究更少。目前較有代表性的是檀釗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發表的《高職院校應慎行通識教育》(該文隨后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9〕。檀釗認為，盡管通識教育似乎已經成為大學教育的必然趨勢，然而，現時的通識教育已經步入了尷尬的境地。高職院校的許多特點實際上也正是其弱勢所在，主要表現在生源素質不高、師資欠缺以及學制問題上，為此，高職院校應慎行通識教育。這在當前主張推行高職通識教育的眾多觀點中，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清醒認知。通識教育的實踐與應用。主要包括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建設，如課程編制、授課形式、課程評價、設置標準以及課程師資等;港澳臺地區和歐美等國通識教育的歷史發展、當前進展、可資借鑒的經驗與存在的問題等;我國大陸部分著名高校實施通識教育的調查與分析。彭振宇、向麗、韓凝等人對當前大陸的高職通識教育現狀、進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對高職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提出了一些建議，盛光希對高職高專通識教育課程評價及效果檢測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黃星君則以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等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為例，對湖北省高職院校通識課程體系建設做了個案式的實證分析〔14〕;蔡景界〔15〕、徐輝、季誠鈞〔16〕、陸啟光〔17〕、馮增俊〔18〕等人對國外與港臺地區的通識教育及其課程設置進行了較多的分析。對于高職院校應該如何具體開展通識教育，劉秀波在其碩士論文《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研究》中，較為深入地闡述了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職院校通識教育存在問題和原因作了分析，并從思想觀念、人才培養模式、教學管理體制和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19〕;吳地花在《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著重分析高職通識教育可行性的同時，對高職通識教育的實施內容和實施途徑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吳繼紅則在其碩士論文中從通識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職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研究〔20〕。“但國內研究者更習慣于在一種應然的狀態下論述通識教育的概念、內涵、意義、效果或方法，面對操作進程中的問題大都采用問題呈現的形式，論及實踐中怎樣解決或理論上怎樣分析時，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欄目設置是學術期刊總體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反映期刊的主要特色和風格。使讀者甫一拿到刊物還未細致閱讀時，就可以對其中刊發文章內容有初步的了解，也能夠掌握該刊物的發刊方向。學術期刊欄目策劃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刊物的整體形象和學術質量，因此有必要對學術期刊的欄目設置進行深入的探討，這有助于學術期刊的發展，提高刊物在讀者群和作者群中的知名度。

1學術期刊欄目設置的重要意義

欄目是期刊的基本單位，是根據辦刊宗旨，在內容上或表現形式上體現刊物一定特色，并有一個提示性、概括性名稱的板塊。欄目設置的最終目的是充分準確地反映辦刊方向、編輯思路、文章內容，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吸引作者的投稿，起到導讀的作用。

1．1體現辦刊宗旨

截至2014年，我國正式出版的各學科中英文期刊6435種，其中，社會科學類期刊2279種，自然科學類期刊4156種，英文版期刊205種。每一期刊都有自己的辦刊宗旨，辦刊宗旨是期刊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辦刊宗旨的確定，為期刊發展奠定了基調，決定了整體走向，所刊發文章的性質、特色、品位等也隨之確定。學術期刊多以為高校師生、研究機構科研人員提供學術交流平臺，推動學術發展為宗旨。例如《基礎教育論壇》中“教改論壇”“課例評介”“智慧課堂”“幼小銜接”等欄目，可以反映出其辦刊宗旨是推進基礎教育改革，探究基礎教育規律，服務于中小學教師的教學科研工作。因此在策劃組稿時，對欄目的設置應緊扣期刊辦刊宗旨，擇優錄用稿件。

1．2使文章有序化

大部分的學術期刊都設置有常設欄目和動態欄目，作者將文章投來時均是一篇篇獨立存在的作品，經過編輯的精心策劃，捕捉每篇文章的固有特征以及共同點，將其有序地歸類至不同欄目，使原本單獨存在的各篇文章體現出內容上或形式上的內在聯系，使期刊眉目清楚、條理明晰，讓讀者一目了然，方便查找和閱讀。同時，編輯在設置欄目時，既要塑造期刊的整體形象，又要關注文章之間的主次關系、欄目之間的邏輯關系，經過恰當合理的排列組合，使每期刊物形成一個有序化、條理化的嚴謹結構。學術期刊除了常設的定期欄目以外，還不定期地策劃一些特色欄目，例如“人物訪談”“時事研討”“熱點問題”等，在安排不定期欄目時，需注意保持期刊整體架構的穩定性，既要醒目，又不突兀。可將這些特色欄目設置在首位置，并充分運用封二封三對欄目進行文字和圖片的說明，引起作者的閱讀興趣。同時，應平衡每個欄目的發文數量，不要在整體上出現頭重腳輕之感。結合形勢變化，設立長遠規劃并及時予以調整。另外，并非凡期刊一定要有欄目，有些專業針對性很強的學術期刊在某段時間內也會出現不設置欄目的情況，而是按照圖書分類法或學科關注度來對文章進行排序，例如《應用數學學報》《聲學學報》《生態學報》等學術期刊，僅是不定期地將專論、綜述、書評等單獨列出來，其數量與整期刊發量比相對較少。

摘要：時代的發展與文明離不開人文素質教育。在以往傳統的數學教學中，教師只重視知識的傳授，在乎學生的學習成績，而忽視了人文素質教育，這不僅偏離了教育的本質，更是讓一些與社會發展不和諧的現象屢次發生，嚴重影響我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如何在中職數學教學中滲透人文素質教育，本文以崇左市地區中職學校為例，闡述了自己對人文素質教育的看法以及數學教學中為什么要滲透人文素質教育，并對于數學教學中滲透人文素質教育的措施提出了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邊境地區；中職數學；人文素質教育；滲透

教育強調科學與人文并存，不能只追求功利性而忽視了人文教育。科學素質與人文精神不僅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也是人類的兩種基本需求［1］。人文素質教育在中職數學教學中的有效滲透是新課改下數學教學的核心理念，同時也使學生的綜合素質得到了全面的發展。所以，教師在教學中，應改變過去傳統的思想，意識到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引導學生學好知識的同時，也擁有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明提供動力和貢獻。

1何為人文素質教育

“人文”通俗來說就是人類的精神文明。“人文素質”主要是指人類的文化素養和品質，包括人的價值和思想觀念、心理、品德、性格及文化修養，如何處理與他人、社會的關系，如何表現出自身的屬性等。“人文素質教育”就是對生活中的道德及文化通過知識的講解、自身的實踐及環境的熏陶，提高自身的修養、人格和氣質，理解、認識自身的社會價值，從而更好的融入社會［2］。但是，我國教育事業中，大多學校只追求學習成績及功名，在人文素質教育上還尤為不足，學生的個性得不到充分的發展，道德意識與人文涵養嚴重缺乏。學校對人文教育的不重視、青少年文化素質的缺乏使得社會上不和諧的現象和聲音頻頻發生，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周邊或者新聞上報道的某某學生因老師批評而自殺、殺害同學或家人、搶劫、敲詐等等。這些悲劇紛紛說明人文素質教育是多么的重要，不僅關乎著社會的文明，而且決定著祖國的未來與學生的前途。因此，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刻不容緩。

2邊境地區中職數學教學中為什么要滲透人文素質教育

數學是一門研究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的學科，通過獨特的符號和特有的公式、概念、法則及定理等數學語言來表述科學的真理，廣泛的應用與人類的生活和生產中，為軍事、醫療、科技及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和幫助。數學追求客觀真理，講究探索的過程和結論，這不禁培養了學生的創新和開拓意識，促進了學生實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崇左市是我國西南部一個偏遠的地區，屬于邊遠山區。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加上條件的限制，當地的教育資源相對落后，教改信息相對閉塞，師資力量也相對薄弱，導致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風氣不濃厚，學生的人文素養普遍不高。因此，在邊境地區中職數學教學中滲透人文素質教育意義重大。

［摘要］行政管理隊伍建設是一流高職院校建設的重要內容，基于剖析當前高職院校行政管理隊伍激勵的現狀與問題，發現由于教育政策體制束縛及考核評價體系的不完善，導致行政管理隊伍建設直接制約了高校的發展。鑒于此，必須要突出行政管理隊伍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同時借鑒西方激勵理論，構建科學合理的薪酬體系和考核激勵機制是強化高職院校行政管理隊伍建設的應有之策。

［關鍵詞］高校;行政管理隊伍建設;激勵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教育政策的深入，高職院校規模快速擴張，但質量問題也逐步凸顯。為此，國務院在“十二五”期間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2016年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財政廳出臺了《關于實施廣東省一流高職院校建設計劃的通知》(粵教高函﹝2016﹞155號，明確提出實施廣東省一流高職院校建設計劃，在廣東省建設18所一流高職院校。一流高職院校建設的戰略支點是一流的師資和一流的管理。高校行政管理隊伍作為實施高校管理的主體，擔負著學校發展方向、師資建設、人才培養、校園建設等管理重任，高校行政管理隊伍建設和管理等問題也成了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熱點。因此，在新形勢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造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是今后發展面臨的迫切任務。另外，加強行政管理隊伍建設，激發行政管理隊伍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對推動高校改革創新、穩定發展，提高整體辦學水平和辦學效益具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基于西方經典激勵理論，對高校行政管理隊伍的激勵機制問題進行剖析并探尋其優化的路徑。

二、文獻綜述

(一)激勵理論綜述

激勵是管理的核心，其本質是激發人的內在動機，調動人的積極性，引導人們按照組織或個人所追求的目標，采取相應的行為以實現既定目標。激勵的過程就是在內外刺激下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心理過程。目前學術界的激勵理論主要分為內容型激勵理論(包括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麥克萊蘭的成就需求理論、奧爾德弗的ERG需要理論)，過程型激勵理論(弗魯姆、波特、勞勒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和行為修正型激勵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海德、羅斯的歸因理論)。

摘要：

初中語文教學的根本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在教師進行授課的時候，教師的語言質量影響著學生的語言能力，教師進行教學的時候主要是傳授學生知識，解開學生疑惑，發散學生思維。有效性的教學語言不僅會更加規范，還會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在課堂上中教師要時刻注意自己語言有效性，控制課堂節奏，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教師課堂教學語言具備有效性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課堂效率提高。

關鍵詞：

初中語文；課堂教學；語言有效性

對于初中生來說語言的學習十分重要，如果初中語文課堂中教學語言質量高，就會提升學生的語言學習能力。初中生應該在語文的學習過程中加倍努力，日后才能對語言進行合理的利用和科學的支配。但是目前初中語文教師的教學語言有效性還不能達到新課改對初中語文教學語言的標準，因此，提升初中語文課堂教學語言有效性十分必要。

1探究目前初中語文課堂教學語言存在的問題

1．1授課過程中缺少鼓勵性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