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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仲祥 盧玲 單位：畢節學院 政治與法學學院
人與自然相處的問題人與自然相處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哲學特別關注的問題之一。許多思想家都有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和討論。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討論對中國文化思想影響最深的有這么幾家：老莊一家、孟子一家、《睡虎地秦墓竹簡》一家、董仲舒一家、韓愈一家。老莊為代表的主張在自然面前取“無為”態度：“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64章），“莫之為而常自然”（《莊子繕性篇》）。老莊的態度很明顯，就是在自然面前不敢“人為”不應“人為”。孟子為代表的主張敬重自然，不違背自然規律：“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意思很明確：供人以生存的農業、漁業、林業，一切都有其自身的生長規律，不違背它們的規律，人生存的問題就解決了。這種自然觀在《睡虎地秦墓竹簡田律》中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魚鱉，置罔（網），到七月而縱之。”這是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規定不能違背和破壞自然規律。在國家的層面上用法律的形式把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樣明確地頒布出來，在世界范圍內，應該是罕見的。此外，董仲舒關于天人關系的學說，雖然不是直接論述人與自然的關系，但是他的天與人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在天人關系中討論到的“天譴說”，剝去其神學外衣，用今天的話表述，遭“天譴”就是遭自然規律的懲罰。至于遭“天譴”的原因，董仲舒雖然沒有直接論說是破壞自然生態，但我們從《春秋繁露仁義法》中表達的“鳥獸昆蟲莫不愛”的生態觀及《春秋繁露五行順逆》中表達的對農業、水利、資源保護及對萬物保護的合理思想可以看到，其“天譴說”的內容應該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果說董仲舒“天人關系”的論述還需要進一步引申才能進入人與自然的層面的話，那么，韓愈的“天人論”討論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懇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溲，筑為墻桓……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幸幸沖沖，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于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天地之讎也。”（《柳宗元天說》）韓愈認為，天有意志，能賞功罰禍，人的社會行為，是對元氣陰陽的破壞，因此必然受到老天爺的懲罰。韓愈的觀點，過去因為帶上唯心主義因素而沒有引起過重視。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簡單思考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暖事實，我們就會深深感慨：韓愈的見解真深刻！有了前面的回顧，現在我們可以來理清一下人與自然是一種什么關系。人與自然是一種什么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與萬物的關系，中國哲學認為人與萬物同為自然萬物之一物，物是自然之物，人亦自然之物，人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有了人與自然的這種明確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之行為準則亦同時明確了：人類在自然面前應嚴格按自然法則行事，對違背自然規律的向自然無休止的索取，必然受到自然法則的懲罰，這就是自然的規律，這就是中國自然哲學于人類生存的意義。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推行的建設環境友好型、生產節約型社會，實際上就是中國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如何相處的一種典范。
中國哲學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功能意義
人類社會發展的標志有兩個：其一，物質文明；其二，精神文明。何謂物質文明？百度詞典最新定義為：“所謂物質文明，是指人類物質生活進步狀況。它主要表現為物質生產方式和經濟生活的進步。”該定義強調物質生活進步但卻沒拷問物質生活進步的元素。如果這個進步的物質生活是以犧牲自然生態，是以提前透支子子孫孫的資源為代價的，這能算“文明”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而現代經濟社會追求的許多經濟指標，相當部分是以犧牲自然生態，透支子孫資源來實現的，因而就不能說是“物質文明”。本文認為：物質文明即以先進的生產方式在不破壞自然生態，不提前透支自然資源的前提下，創造的物質生活成果。這個定義強調了物質財富的積累要以不損害自然生態，不以透支子孫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只有在先進的生產方式下從可再生資源類獲取的財富，對人類才具有意義，因而才具有“物質文明”或曰“文明物質”的稱號。如果這樣界定“物質文明”，社會的進步就是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真實含義就在這里。
何謂“精神文明”？對“精神文明”的界定影響最大的仍然是百度詞典的定義：“人類改造自然和社會的精神生活成果，它表現在社會意識形態如科學文化、藝術、體育、衛生等的發展程度，規模和水平上，也表現在社會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水平上。”這個定義初略看去很全面，似乎把人類精神活動的方方面面都概括進去了。但是，它卻遺漏了人類精神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人類在物質財富面前的消費心理。如果大肆揮霍社會財富，這種行為背后的心理顯然屬于非文明精神，只有在物質財富面前崇尚節儉的心理行為，才有資格成為文明精神。因此，本文給精神文明定義為：精神文明指人類改造自然和社會的精神生活成果及人類對社會物質財富的健康消費心理。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崇尚節儉的文明精神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標志，是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從本文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定義出發，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范疇內，中國哲學于人類社會發展可資借鑒意義也是深刻的。我們知道，物質文明的前提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力提高的前提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哲學中《易經》的三大理論（陰陽對立、五行生克轉化、天人合一）、三大法則（易理、卦象、數理），三大原則（簡易、不易、變易），道家的生成論、宇宙論、相對主義觀點，墨家的科學技術思想、邏輯學思想，中醫學的“宏觀觀察”、“整體研究”的思維方式等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從宏觀到微觀、從聚象到抽象、從抽象到直覺等一系列系統的、先進的思維方式。其中特別是道家，不僅對中國先進的思維形式有重要貢獻，而且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雙面刃”性質也有深刻的哲學反思。因而中國哲學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的先進的思維形式，是正確發展生產力、正確積累社會物質財富的理論基礎。#p#分頁標題#e#
關于精神文明、中國哲學更有獨特的貢獻，這個貢獻最集中地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消費心理結構之中。由于中國哲學在物質消費面前，歷來都以“儉”為最高的價值判斷，認為“儉”是實現“德”的橋梁，認為“儉”關乎國家生死存亡，關乎國家興旺發達，因而就有了如下眾多的深入中國人心理結構的“儉”文化：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尚書》；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墨子》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訓儉示康》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資治通鑒》；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不僅如此，中國哲學中的道家還以“滅物欲”作為最高的精神追求。辯證地看待這些問題，剔出其走極端的一面，正確評價其于人類社會發展有作用的元素，對于創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有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的。因此，從人類發展這個層面上看，中國哲學仍具有功能性意義。
中國哲學對人類終極走向的功能意義
關于人類發展的終極走向,思想家們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柏拉圖的“理想國”，托馬斯莫爾的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儒家的“大同世界”。這些理想社會中，柏拉圖的理想國在人類社會向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在國家的組織管理形式、國家領導人應具有的條件、素質等方面，都有許多可供資鑒之處。但是，從人類發展的終極意義考察，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影響進入不了人類發展的終極意義這一層面。首先，從設計藍圖的本意看，柏拉圖是為城邦設計而不是為人類設計的，城邦未來的藍圖與人類未來的藍圖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其二，柏拉圖為了排出個人利益而必須實行的“共產”，其內容包括妻子和孩子，這是有悖人倫人性的。人類文明越發展，越不會接受柏拉圖的這種主張。因此，柏拉圖的理想國于人類終極走向是沒有功能意義的。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虛構了一個奇鄉異國的旅行見聞。在那里，財產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大家穿統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廳就餐，實行著按需分配的原則；官吏由秘密投票產生；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必須消滅它。《烏托邦》的意義在于啟發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創立，此外的意義，猶如陶淵明的“世外桃源”一樣，由于它們都是一種感性的空想，因而于人類終極走向是沒有功能意義的。
我們來看儒家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這段話可以看作儒家大同世界的綱領，它已經設計好了社會運作的一整套完善體制：社會制度為全民公有的社會制度；管理體制為選賢與能；社會保障為“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人際關系為“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社會道德為“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里我們看到了人人為公的高尚品德，看到了自覺勞動的高尚行為。
由于儒家的大同世界具有完善的理論，因此它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從社會層面上看,兩者都承認整個社會是以階級消失為前提的,整個社會的管理組織目標都以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為出發點,整個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道德行為都達到了最高水平。不同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是以推翻個體私有為前提,中國儒家的大同則以大道得以推行為前提。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求社會成員“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來實現；儒家大同世界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則以繼承過去優秀道德意識為前提。因此,從人類社會意識、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雖然已過去兩千多年了,但其先進的思想光輝至今仍然明亮閃爍。作為人類理想社會的預設目標,中國儒家的大同世界仍然具其有強大的功能意義。
結論：對上述問題的討論，歸屬點就在于在現代社會中如何最大化地實現中國哲學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功能意義。而這個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對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討論。上述問題，在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處于核心的地位。我們如何在社會實踐中最大化實現上述問題？在中國現代社會中，從構建和諧社會到科學發展觀，其文化背景都是與上述問題相聯系的。因此，我們已經取得成功的模式，應該推而廣之，當然別人也會效法。還未成功實現的，我們要加大理論研究力度，使其成果轉化為為現實服務的理論依據，讓傳統文化的光芒在今天的社會實踐中大放異彩，使之盡早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增強中華民族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