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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閆永利 田家怡 單位：濱州學院科研處
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奔騰不息的滔滔黃河，不僅創造了燦爛輝煌的華夏文明，而且填海造陸生成了共和國最年輕的廣袤土地———黃河三角洲，成為我國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列的三大三角洲之一。黃河三角洲土地資源充足，水資源相對豐沛，油氣、礦產資源蘊藏豐富，氣候條件優越，淺海灘涂遼闊，濕地資源獨特。其豐富的自然資源、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巨大的開發價值，引起了海內外普遍關注。黃河三角洲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早已列入《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山東省將黃河三角洲開發列入“跨世紀工程”，并于2008年3月頒布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國家把“發展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先后列入“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綱要，2009年11月23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黃河三角洲開發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但是，黃河三角洲屬生態脆弱區，環境污染突出，現又將面臨著大規模開發與保護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借鑒中外生態文化思想資源，開展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與創新，對黃河三角洲科學發展意義重大。
一、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內涵
（一）生態文化的提出
在原始農業和傳統農業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生產和礦產開發等雖對局部環境發生一定作用，但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人類只能憑借有限的力量盡可能地趨利避害，適應環境，謀求生存與發展。工業革命以后，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人口急劇增長，工業、農業和城市發展加速，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水平日益提高，人類為了滿足急劇增長的需要，掠奪式開發自然資源，肆無忌憚地排放廢棄物質，迅速導致環境污染。20世紀50年代以后，環境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1962年，美國學者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反思由于使用化學農藥對環境的污染給生物和人類造成的危害。60年代初開始，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反對污染和公害的群眾性“環境運動”。1968年4月，在意大利一位有遠見卓識的工業企業經理、經濟學家A•佩切伊博士的鼓動下，來自10個國家的科學家、教育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實業家等約30人聚集在羅馬山貓科學院，討論現在和未來的人類困境這個重大問題，提出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于1972年公開發表。報告中所提出的全球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資源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亟待解決的問題。此次會議也誕生了舉世聞名的羅馬俱樂部。羅馬俱樂部創始人A•佩切伊博士指出，人類創造了技術圈，入侵生物圈，進行過多的榨取，從而破壞了人類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礎。“結論是：如果我們想自救的話，只有進行文化性質的革命，即提高對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產生的內在的挑戰和責任以及對策略和手段的理解，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那種文化革命。”［1］A•佩切伊博士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角度首次提出了文化與生態的相互關系問題，力圖形成一種新形式的文化。1970年4月22日，美國約兩千萬人走上街頭集會游行，呼吁控制污染和保護環境。這一規模浩大的環保運動很快波及全球。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謀求國際間的共識與合作，爭取全球環境改善，并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高度重視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問題，從而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次環境保護運動的高潮。人類生態意識的覺醒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和突破，生態文化開始真正形成并得到較大發展。我國學者余謀昌將A•佩切伊博士提出的這種“文化性質的革命”，稱為“生態文化”，并認為人類面臨的文化性質的革命，是揚棄以人統治自然為指導思想，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價值方向的傳統文化，創造以人與自然統一為指導思想，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價值取向的新文化。這是人類社會的一次根本性變革，首先是人的世界觀和基本價值觀的變革，也包括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學技術和整個精神文化領域的根本變革。［2］可見，生態文化問題是由于當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嚴峻挑戰，以及這種挑戰為人類發展提供新的機遇提出來的，是人類的新問題。它作為一種新文化是全球性文化，這種文化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將為人類帶來福祉，使人類文化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二）生態文化的界定
誕生于20世紀末的生態文化，由于視野和研究目標的不同，對其理解的切入點也存在一定差異。通常意義下人們對生態文化的理解是：以生態科學群、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綠色技術群為主導，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價值取向，引導人們樹立人與自然同存共榮的一種自然觀。狹義的生態文化是一種文化現象，即以生態價值觀為指導的社會意識形態。而廣義的生態文化是一種生態價值觀，或者是一種生態文明觀，它反映了人類新的生存方式，即人與自然和諧的生存方式。廣義的生態文化包括三個層次，即物質層次、制度層次和精神層次。生態物質文化是生態制度文化與生態精神文化相互結合的產物，它的目標是追求真；生態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態精神文化的發展方向，它的目標是追求善；生態精神文化影響生態制度的形成，是追求生態物質文化的動力，它的目標是追求美。［3］生態文化的三個層次的相互關系是“真、善、美”的結合。生態文化是吸取各種文化精華的現代文化，是物質文明與生態文明在人與自然生態關系上的具體表現，是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并穩定發展的文化，生態文化是和諧社會的文化基礎。
（三）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內涵
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是具有黃河三角洲地域特色的生態文化，是在適應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中產生，在改造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中發展，在與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共榮共生中創新的生態文化。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立足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是一種以人為本、全面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關系的生態倫理，啟迪天人合一、詩意棲居的生態境界，誘導健康、文明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的生態意識，富有生命力、不斷生
長著的生態創新文化。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價值核心是生態文明，建設高度發達的生態文明，是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發展的動力，也是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的目標。二、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的必要性#p#分頁標題#e#
（一）黃河三角洲先進文化建設的需要
生態文化，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結晶，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先進文化，已發展成了一種世界性或全人類性的文化。中國生態文化，以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協調一致為目標，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和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要求。它吸收了包括中國古代生態文化思想及國外生態文化思想的符合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需要的一切文化成果。因此，生態文化是一種更先進、更優越的文化，是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解決目前黃河三角洲生態問題，就必須建設先進的生態文化來修復由于傳統文化的不適應而造成的環境問題。
（二）黃河三角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需要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基本國策。黃河三角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以理性的生態文化建設為基礎，不斷根據當今經濟高速發展的成就進行生態文化創新，培養和建設體現環境友好型價值理念的生態文化，樹立環境保護意識，盡快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向低能耗、高效率、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達到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的。
（三）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的需要
黃河三角洲是我國最后一個待開發的大河三角洲，是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一極，是國家和山東省拓展發展空間、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優勢所在。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開發建設已列入國家戰略，但自明末至清代的大批移民墾殖，20世紀60年代始的油氣大規模開采，以及70年代以來的工業化進程，致使黃河三角洲環境污染突出，生態系統破壞嚴重，生物多樣性降低，濕地退化，人與自然的對立、沖突導致了生態環境災害頻發與生態危機。［4－6］雖然造成黃河三角洲環境惡化的因素眾多，但歸根到底還是缺乏環境保護意識，缺少一種自覺、一種文化、一種在開發自然、創造文明過程中的不斷反思，歸根結底是缺少生態文化理念。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必須在生態文化精神的指導下，理性地看待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使環境的變化朝著有利于生態文明進化的方向發展，與環境協同發展、和諧發展，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
三、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的思想傳承
中國有著悠久的生態文化思想歷史，可為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提供重要借鑒。人類對生態環境的認識是伴隨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而逐漸提高的。石器時期，人類活動主要為采集和狩獵，兼有漁撈，以獲取食物。舊石器時期，人類生活在森林里，已積累了森林方面的知識。新石器時期，人類除擴大采集活動外，狩獵和漁撈有了很大發展。以漁獵為生的包犧氏，已積累了識別天、地、水、火、山、澤、風、雷等自然現象的經驗。在漫長的采獵過程中，古人對許多生態環境要素有了樸素的認識，把周圍的動植物、山巖、流水看作自己的一個家庭成員和同胞姐妹兄弟。采集、狩獵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以免遭受饑餓和災害。如《國語》所言，九州山川河湖，是生存的物質資源，應祭祀保護和利用。
新石器中期的黃帝提出了按時節開發利用山林川澤資源的要求，并建成了中國最早的園林———平圃。［7］夏商周王朝能在黃河中游地區崛起，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中心，生態環境條件是其重要原因。周朝對山川林澤更為重視，有保護的政令、制度和辦法，還設置了專門的部門和人員對其管理，如周王室頒《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壞井，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從春秋戰國到西漢，是中國生態文明居世界領先時期。管仲提出，“山澤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是國之貧也”（《管子•立政》），“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龜鱉雖多，網罟必有正”（《管子•八觀》），強調了保護山林川澤與生態環境資源的重要性。荀子提出“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荀子•王制》），反對過度開發山林川澤資源而破壞自然生態環境。莊子更是提出了“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人與萬物高度和諧統一思想（《莊子•齊物論》）。秦漢時期，先秦時期的自然保護思想并未失傳。漢代劉安《淮南子•主術訓》中的“畋不掩群，不取麝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和先秦的有關思想一脈相承。南北朝時期，賈思勰編撰的《齊民要術》就是一部內容豐富、作用巨大的生態環境著作，對生物變異與環境的關系，共生互利、共生互養等的生態平衡和生物間的相克相生有了清晰的認識。隋唐時期生態環境趨于良好，隋煬帝在認識到林木有保持水土和護岸作用后，曾下令規定淮南各州郡沿河植樹。唐朝安史之亂后，因人口增加而增大了墾殖力度，破壞了生態環境，減弱了抵御災害和危機的能力。其后的五代十國，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北宋雖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面，但在經濟上一貧如洗，加之黃河改道和頻繁決口，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崩潰，為戰爭所迫，不得不遷都江南，把北方的先進技術與南方的優越生態環境條件結合，才使全國的經濟得以復蘇。期間，張載提出了“天人合一”（《張子正蒙•乾稱》）的主張，力主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和“天地萬物一體”的思想，并以此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
明清時期鼓勵墾荒為主，輔以興修水利，以最大限度增加土地資源，養活過剩人口，生態環境建設沒有多大進步。清初思想家顧祖禹認為，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外部的、非決定性的條件；技術水平較低時，人類對生態環境的依賴性較大，反之則?。蝗祟惪梢岳米匀灰幝筛脑熳匀?，但不能改變自然規律。其人類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思想，揭示出生態文明思想在明代已逐漸成熟。清康熙雍正時期雖是清朝鼎盛時期，但因過度墾荒和農民戰爭頻發，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破壞。清末，海南省萬寧當地官府在青皮林區立碑，石碑上刻有：“居海之濱，正賴海山以為前案，并賴海山以為皮毛……白日縱放牛馬擾害田園捉著者，罰五十文；夜間捉著者，罰一百文……如有墳墓之山，不準亂伐樹木；既無墳墓之山，凡在海濱者，亦不準亂伐樹木。倘有持強砍伐，一經該圖呈控，立即拿案究懲……有船來海濱入山亂砍樹木者，將船攔阻，發入充公是實。”明確規定嚴禁采伐該區域內的林木，這是中國古代官府最早立法保護林區。清末梁啟超在人與生態環境關系上認為，社會歷史發展離不開生態環境，不同的生態環境影響區域文化與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不同的地理、生態、環境使不同區域和民族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生產關系。梁啟超深刻分析了環境與國家形成的關系，注意到了地理、生態、環境在國家形成、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中的意義及其相互作用。中國古代文化中蘊涵著豐富的生態文化思想，建設實踐古已有之，對世界先進文化做出了很大貢獻，成為我們建設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p#分頁標題#e#
四、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的路徑
生態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從精神層次，要求人們轉變思維方式，使全社會樹立生態價值觀、生態倫理道德和行為規范，充分體現人文關懷，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從物質層次，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把開發、利用和保護三者統一起來；從制度層次，加強生態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建設，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存在。要把生態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全社會樹立起建設生態文化的共同理想和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共同信念，實現公眾、企業、決策管理者生態文明程度的顯著提高，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一）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統領生態文化建設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社會的可持續進步、資源的可持續開發、環境的可持續利用?？沙掷m發展是一種全新的文化理念，它與生態文化建設的思想是一致的。黨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改善生態環境，顯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包括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既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又反映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對于我國實現新型工業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科學發展觀強調要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是一致的。因此，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必須以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為統領。
（二）在傳承我國古代生態文化思想基礎上，借鑒國外先進生態文化
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要用科學態度對待我國古代生態文化，吸取其精髓，批判地繼承和發展民族優秀的生態文化傳統，古為今用，又賦予時代精神，不斷創新，建設符合黃河三角洲區域的生態文化。同時，要立足本國，大膽吸收和借鑒西方生態文化建設的成果和經驗，中西結合，洋為中用，以豐富和發展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內涵。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全球性的生態文化。
（三）加強公眾的生態文化建設，培育良好的生態文化建設氛圍
把生態文化建設與正在進行的創建和諧社會有機結合起來，以培育和構建生態文化體系為出發點，構建和諧社會。要加強生態文化建設的公眾參與監督機制，建立由各社會群體、組織、單位和民眾等參加的生態文化建設組織，制定適合黃河三角洲社會發展的生態文化建設規劃，促進生態文化建設工作扎實有效。廣泛發動環境保護民間團體以及社區組織，動員社會各界的力量共同參加環?；顒?，提高公眾的參與水平，維護公民享有環境知情權、參與權、檢舉權等權利。監督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支持生態環境保護執法。深入開展環境國情、國策教育，增強各級領導干部與公眾的環境意識和責任感，增強公眾保護環境的自覺性，樹立人與自然的和諧觀念，使公眾成為環境保護的忠誠衛士。
（四）加強生態文化法制體系建設，加大政府生態文明建設力度
在生態文化的制度層次上，我國已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的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的法律法規、條例和政策，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把生態環境保護納入法治軌道。黃河三角洲地區應建立綠色GDP為主的經濟核算體系，建立以生態建設指標為核心的政府政績考核制度。各級政府要建立生態優先的綜合決策制度，把生態環境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綜合起來，統籌考慮，從源頭上解決對生態的破壞問題，用宏觀調控手段引導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千方百計加大對生態環境的政策性傾斜，使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
（五）深入開展生態教育，提高全民生態意識和生態價值觀
在實施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規劃，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過程中，廣泛開展生態教育活動，培育生態文化的觀念和意識，努力造就具有生態環境保護知識和意識的一代新人。包括對各級政府官員和公務員、廣大企業經營者和生產者等進行生態教育，提高政府和企業管理人員的生態文化素質，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成為政府決策和企業行為的自覺行動。對社區、家庭以及大、中、小學和幼兒園學生開展生態教育，提高全民生態意識，樹立生態價值觀，促進公眾傳統價值觀的轉變。
（六）培植生態傳媒文化，擴大生態文化宣傳
黃河三角洲地區應根據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的需求，加強生態傳媒文化建設，大力發展專業生態傳媒，擴大在生態文化建設中的影響和作用。充分利用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傳播手段，通過大眾和社會喜聞樂見的專欄、專題報道以及文學、戲劇、電影等形式，廣泛開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生態環境知識和生態市、縣（區）、鄉鎮、村建設的宣傳教育活動，大力弘揚生態文化，普及生態文化，使生態文化理念和生態意識成為黃河三角洲社會主流價值觀。
（七）發展生態物質文化，倡導綠色消費
根據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規劃，應構建繁榮的生態物質文化。建立生態工業體系、生態農業體系、生態林業體系、生態水利體系、生態能源體系、生態旅游體系、生態人居環境體系等，創建綠色社區、綠色企業、綠色學校、綠色醫院等生態社區，規劃建設一批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生態博物館以及植物、動物標本館等生態文化設施。倡導綠色消費文化觀，在居民生活中提倡、引導、培育一種符合生態建設需要的、簡樸的生活方式，倡導生態消費，推廣使用環保產品?！吨泄仓醒腙P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精神需求、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是黃河三角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保證，本質上要求人們從精神形態上轉變思維方式，在全民全社會樹立生態價值觀、倫理道德和行為規范，充分體現人文關懷，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從物質形態上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把開發、利用和保護三者統一起來；從制度形態上強化生態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建設，規范、約束人們和社會團體的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