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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1
通常財政政策分為兩種表現形式：一種為緊縮性財政政策，一種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當經濟出現過熱現狀，通貨膨脹呈現上升趨勢時，則會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伴隨著政府減少支出，或是增加稅收的措施。而當經濟出現蕭條，失業明顯增加的趨勢出現時，為了社會穩定，國家則會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財政政策中政府的行為不同，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會采取增加財政支出或減少稅收等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措施?？傊?，無論是在緊縮性財政政策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其中進行的宏觀調控最終是要實現經濟的穩定，盡最大可能減少經濟波動，并減少對國家經濟的損失。
二、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
現階段，我國采取財政政策對宏觀調控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財政政策的實施，可以使得經濟結構在短期內做出有利調整，同時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貨幣政策在其實施的過程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拉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財政政策的積極實施對刺激社會需求帶來積極影響，為經濟穩定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支持。所以說，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的表現效果
首先從以下四個方面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包括就業情況，物價情況，經濟增長以及收支平衡四個方面。首先，我國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依然不是很樂觀。自08年5月份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呈現逐月回落的趨勢，政府在防止大面積的通貨膨脹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雖然如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依舊在高位運行著，仍不能掉以輕心。其次，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部門出口型企業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導致市場格局發生轉變，企業利潤下降，因此這種經濟回落狀態必須引起重視。第三，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很不樂觀。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很多中小型企業，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中小型企業相繼關門，生存壓力增大，因此造成就業難的現象。最后，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收支格局必然出現多級分化的現象。造成我國貿易順差持續回落。綜上我國經濟形勢下，在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所采取的財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國經濟蕭條時期和經濟過熱時期來比較，財政政策所表現的效果是不同的。對經濟形勢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積極財政政策會保持和促進經濟總需求的穩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長，可以有效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對保持社會的安定帶來積極影響。
四、就財政政策對宏觀調控的建議和措施
就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的理論策略，為保持經濟能穩定快速的發展，因此對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的最有效途徑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而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來提高我國經濟的發展。首先，增加勞動人員的工資，提高工資收入，只要人們手中有錢不僅能緩解當前物價上漲壓力，還能促進人們的消費，進而刺激經濟的增長。其次，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措施，增加對低收入人群和地區的財政幫助，有利于社會的整體穩定。第三，增加對基礎建設等的投資，包括對鐵路等的投入要增大，這是拉動內需最為有效的途徑。第四，對農業來說，加大補貼，促進我國農業的發展，提高我國最為廣泛的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有利于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穩定。最后，調高個體稅收起點，盡可能降低利息稅，施行大規模的減稅措施。通過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國經濟會在最短時間實現健康穩定地增長。
五、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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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通脹，2010年下半年以來，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到了20%，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然而，盡管抑制通脹是2011年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但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必須警惕緊縮性調控政策誤傷實體經濟，以有效預防經濟滯脹的發生。
經濟滯脹是高通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交織并存的一種經濟狀態，我國目前除了經濟增長率較高外，已具備經濟滯漲的多數特征。
那么，我國是否已經出現了經濟滯漲的跡象？整體而言，目前的經濟數據還不能說明滯漲已經顯現，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當，有可能導致經濟繼續下滑，引發經濟滯漲問題。
通貨膨脹壓力較大，
CPI趨增態勢可能強化
我國的通貨膨脹大致包括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國際輸入型3種。我國近期出現的通貨膨脹不屬于需求拉動型，而是成本推進與國際輸入疊加的混合型通貨膨脹。
自2010年11月CPI達到5.1%以來，在各種調控政策的合力效應下，最近3個月通脹壓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緩解。目前，對于2011年我國CPI的走勢，大多數預測表示樂觀，認為全年CPI將呈現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現在上半年。筆者認為，在勞動力成本、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均未達到拐點之前，我們尚不能對通脹走勢表示樂觀，也不敢斷言CPI全年會出現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勢。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來貨幣發行過多的滯后效應會繼續顯現。經驗表明，從貨幣投放到通脹的形成大約有18個月左右的時滯。基于這一規律，目前的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兩年過度貨幣投放的結果。即使今年的廣義貨幣增長能夠控制在16%的目標以內，銀行信貸投放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會繼續上行。某種意義上，當前的通貨膨脹是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付出的代價。
其次，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將愈演愈烈。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不僅僅是食品引起的，各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服務類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特別是低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貨膨脹高企不是一個短期現象。
從農產品價格方面看，世界糧食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近來，國際糧價飆升，部分糧食價格已破紀錄。國內糧價也隨著國家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農產品生產資料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剛性上漲以及氣候等多種因素而不斷上漲，由此帶動2月食品類價格上漲11%。
從勞動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業面臨非常大的工資上漲壓力。生產要素價格的進一步抬高，將反過來強化通脹預期，加劇未來的通脹壓力。
再次，油價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將進一步助推我國通貨膨脹的高企。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措施導致美元的進一步泛濫，持續提高了世界市場上對美元貶值的預期，推高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
近期，受利比亞和中東地區局勢影響，美國原油期貨價格近期連續上漲，每桶突破100美元，盡管近期有所回落，但這究竟是否是拐點，暫時還不敢妄言。需要關注的是，日本近期發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導致了日本央行巨額拯救資金的注入，對于我國來講，這也將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
第四，游資炒作和市場失序問題難以得到抑制。當前，我國市場上的游資一部分來自海外，但更多的是來自于國內。近些年，由于企業成本上升、利潤空間變小、投資環境不佳、風險較高以及體制機制因素的影響，民間資本不斷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在高回報的“誘惑”下，紛紛追逐虛擬經濟和進行市場炒作投機，從而推動了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
隨著房地產等調控政策日益嚴格，民間資本開始轉向價格相對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農副產品流通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食品類價格上漲。客觀講，就目前的調控能力而言，我們尚缺乏對社會游資進行有效管理的經驗和措施。
以上說明的是2011年的通脹走勢不容樂觀，那么，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脹的高企？筆者認為，當前由緊縮性貨幣政策、緊縮性房地產政策、緊縮性勞動政策和擴張財政政策組合而成的緊縮性調控政策組合可能藥不對癥，甚至適得其反。
從貨幣政策看，歷史經驗表明，對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對于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和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基本無效。
從房地產政策來看，盡管緊縮性的政策對抑制房價高企有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不應高估。因為，當前我國房地產發展中的核心問題不是價格問題，而是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僅僅盯住房地產的需求層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給環節，不努力解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不努力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政策問題，房地產問題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從勞動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資制以及增加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動機是正確的，關注基本民生、改進福利狀況，也是各級政府的責任。但是，這都需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大就業為前提，也需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對社會福利增進統籌協調，合理把握，穩妥漸進。否則，就會加劇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
尤其是，民生問題的解決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攬，也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而過早提出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否則，就會傷害經濟增長，甚至導致滯脹風險。
所以，政府有關部門與其對勞動市場進行直接干預，不如增加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與其補貼農民種地，還不如補貼農民進城打工，將社會勞動力從報酬遞減部門轉移到報酬遞增部門，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從財政政策方面看，近兩年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使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演變為行政主導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導致對市場的替代，這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相悖的。而且，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是以高稅收為代價的，這對于激勵產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都會帶來不利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如果繼續沿襲現有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未來一段時間CPI將可能繼續上行。總體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現，而且峰值會達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過5%，實現4%的調控目標面臨嚴峻挑戰。
宏觀政策要注意
抑制通脹促進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經濟不僅有通脹問題，還面臨經濟下滑問題。兩個問題的疊加，極易誘發經濟滯脹。因此，決策層必須在調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脹，又促進經濟增長，對可能發生的經濟滯脹保持足夠的警惕。
首先，宏觀管理應當由以需求管理為主轉向以供給管理為主，要通過結構性減稅，扶植低利潤、高就業的行業發展，來促進就業的增加；要通過實行差別稅率和差別工資津貼，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促進地區經濟均衡發展。
應當看到，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不是在短時間內就能解決的，也不是緊縮就能夠很快見效。成本推動型通脹的解決是一個長期問題，需要有長期的政策安排和準備，需要依靠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等措施來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確保社會就業的不斷擴大，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的轉變。
其次，實行緊財政政策，降低通貨膨脹壓力。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而不是依靠財政來拉動經濟增長。近幾年來，我國物價上漲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對于結構性通脹，必須通過財政措施來解決。
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居民收入預期；通過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將潛在供給轉化為現實供給，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過吐出食品如豬肉庫存以平抑食品價格；通過增加某些“供不應求”產品的有效供給，有效緩解價格上漲勢頭；通過財政補貼受災地區的生產者，來抑制自然災害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上漲。
第三，實行中性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進經濟增長，不能在總量控制上過多地做文章，要讓商業銀行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自主地進行貸款。
應對經濟滯脹，緊縮性貨幣政策是無意義的。提高準備金率等數量控制手段，表面上會減少社會流動性，抑制物價上漲，但也會抑制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從而抑制產出，減少就業和供給。加息打擊的不是物價，而是本國的內需。所以，緊縮性貨幣政策只會加劇經濟之“滯”。
治理經濟滯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適當放松貨幣，保生產、保就業、保住社會穩定、保住經濟增長。在匯率政策方面，人民幣升值不能激進，我們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促進對外貿易增長，促進外向型企業的發展和整體經濟增長。
第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從GDP轉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但也開始出現類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現象。
經驗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在確保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不斷增長居民收入，從根本上改善民生問題。否則，一旦經濟增長停滯，政府和社會財力衰退，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就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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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機抉擇是財政手段調控經濟運行的靈魂。一直以來,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在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成功實現財政政策的轉型,特別是在加快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方面成效明顯,但在實施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值得我們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為今后更好地運用財政稅收手段優化國民經濟運行環境奠定現實基礎。
關鍵詞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 效應綜述 評析
一、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環境決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保持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適應宏觀形勢的變化,采取改變財政支出水平、調節稅收等措施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一套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在我國分別稱為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凱恩斯主義認為,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應當“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需求不足,出現衰退與蕭條時,采取刺激需求的擴張性財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經濟繁榮時期,應當采取抑制需求的緊縮性財政措施。我國各項財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觀點,相機抉擇,適時進行調整并成功實現了一種政政策向另一種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有效熨平了經濟大幅度波動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經濟在體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進入了快速增長期,與此同時投資需求過度擴張、通貨膨脹加劇,宏觀經濟運行環境日趨緊張。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確定了實行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基調。1993年―1997年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顯著地反周期調節效果,不僅有效治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避免了經濟發展中的“急剎車”現象,而且在消除經濟劇烈波動的同時,保持住了經濟的平穩增長。金人慶(2006)認為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實現了反周期調節的預期目標,促進了經濟穩定增長;朱建設(2007)通過對1993年―1997年我國財政支出與GDP的增減變化進行計量經濟學的實證檢驗得出結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作用是顯著地;張通(2009)認為,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環。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的負面效應。長期緊縮性政策的實施,使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低迷,同時,買方市場的形成,使得供過于求的比重不斷提高,投資需求增長乏力,物價水平持續走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趨勢。賈康(2003)認為,1993年―1997年適度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力度有些過大,通貨膨脹是抑制了,但也為以后國內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筆,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進行又一次的調整。
(二)以擴張性政策手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扭轉經濟衰退趨勢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主要分兩個階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國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沖擊,長期重復建設帶來的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矛盾,在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和國內市場約束雙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顯現出來。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我國政府果斷地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而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在物價快速上漲的壓力下,“防過熱、防通脹”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國先后遭遇了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在國際、國內各項經¬濟指數出現明顯下降的情況下,2008年11月5日,我國再度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間連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是明顯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同時,還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并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劉漢屏(2002)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抵御東南亞金融危機、擴大投資、刺激消費、鼓勵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呂煒(2004)認為在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我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是很明顯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制度變革不足所產生的增長缺口;解保華、李彬聯(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實現了民間投資1999年-2007年間年均19.5%的高速增長,有效地遏制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頹勢。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實施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陳共(2003)認為,不斷擴大的國債規模,雖然對我國財政近期來說不存在大的風險,但情況不容樂觀;項俊波(2008)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我國投資消費失衡的體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減緩了經濟的衰退,但是其在對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課題組、國研網宏觀經濟研究部等(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使得我國的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凸顯;胡少維(2009)認為,當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的偏好有點過強,財政政策創造持續性、長期性就業崗位的能力較低,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段炳德(2009)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對教育培訓的投入相對不足,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不詳、不細、不透就倉促上馬等一些問題。
(三)我國穩健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更靈活體現了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
連續6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使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問題,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也亟待改善。面對這種非均衡發展,我國轉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著力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努力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在穩健財政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增長,各項經濟運行指標波幅明顯減小,經濟運行繼續向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發展。
對于穩健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國內學者絕大多數都持有肯定的觀點。金人慶(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田成川(2006)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對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效應進行了評析,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我國經濟的內生增長提供了一個健康的、有保障的平臺,其調整經濟結構的效果也較為突出;張通(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推進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并加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而對于穩健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近期國內學界對其的研究也逐漸增多。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課題組(2008)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的偏松,使得財政收支赤字的壓力有所擴大;吳駿(2008)等通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我國穩健財政政策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評析及其未來政策取向
作為一項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不論是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它們的實施成效都是明顯的,對我國“熨平”歷次的經濟周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豐富了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經驗,同時也加快了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步伐。相機抉擇財政政策本身并沒有問題,之所以會產生負面效應是由于在各項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關的配套設施不完善所導致的,在某些方面也歸因于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經驗不足。此外,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為了應對當前所面臨的經濟波動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慮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視了長遠利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財政政策的不斷更迭,從抑制通貨膨脹到調控通貨緊縮再到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循環“怪圈”。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是必要的,而且其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是非常大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僅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適應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制度性變革、逐步消除體制,還要保證其實施的連續性、穩定性、科學性和靈活性,以及政策出臺的時機選擇和切入點選擇恰當以及力度的恰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并不適宜作為調控經濟發展的長期政策,我國財政發展的目標應當向平衡預算財政發展,向公共財政轉型,逐步構建與我國主體功能區建設相適應的財政政策體系,不斷推進主體功能區的建設。此外,我國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還必須具有獨立性、前瞻性和國際性,在確保財政政策獨立實施、不預的基礎上,既要充分考慮到我國未來相關財政政策實施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又要緊密關注國際社會的時局變化、風起云涌,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謹慎嚴防由于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不當實施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發生,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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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4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退出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輪經濟上升期出現的部分地區和行業投資偏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導使然。除了地方黨委和政府換屆的“政治周期”推動,以及財政稅收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體制性因素影響以外,以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迅速升溫也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不可否認,積極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走出通貨緊縮,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可謂功莫大焉。但是,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不再是總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刺激總需求擴大。對此,去年底以來,貨幣政策選擇了適度從緊的取向。而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手段——財政政策,如果繼續在“積極”的道路上前行,勢必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相矛盾,也將進一步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
另外,從規避風險的迫切性看,僅長期建設國債就累積達到9100億元之巨,而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這些都為財政運行本身帶來不小壓力。因此,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不合時宜,現行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必須作出調整的時刻。
我國當前的財政收支狀況為財政政策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
首先,近年來我國稅收一直保持較快增長。由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近年金稅、金盾和金財工程全面實施,稅收征管進一步強化,稅收實際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14306.7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億元,同比增長30.6%,完成年度預算60.7%,這是近年來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進度最好的一年。雖然下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將放緩(如清欠出口退稅、部分偏熱行業引起的稅收增加部分將隨著宏觀調控見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財政收入增加額仍可能達到4000億元左右。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為壓縮赤字、減發國債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來積極財政政策逐漸縮小擴張力度,實際上在進行淡出性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2004年維持了3198億元的赤字,沒有安排新增赤字。隨著GDP的增長,實際的赤字率(赤字/GDP)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億元,調低到2003年的1400億元,2004年又減少至1100億元,并且明確承諾將逐步停發。(3)2003年10月出臺的新出口退稅政策,使出口退稅率在總體上降低了3個百分點。(4)長期建設國債的投向有所調整,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建設項目,擴展到在建重點工程的后續投入、公共項目的欠賬填補和支持亟待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這些實踐不僅為財政政策進一步調整積累了經驗,而且形成了擴張性財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預期,這將減少政策調整的難度和阻力。
二、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從擴張性政策逐步轉向平衡性財政政策
基于宏觀經濟形勢的改變,對財政政策作出調整的必要性已經被大家所認識,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淡出”或“轉向”。但是對如何調整,調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調整后政策的新作用點等問題則存在爭議。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把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界定清楚。
財政政策一般分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稱自決的財政政策)和“內在穩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稱非自決的財政政策)兩大類。前者又根據不同的宏觀經濟條件和對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平衡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國債和稅收。平衡性財政政策通常指維持財政收支大體平衡,不影響總的社會需求狀況,亦即不應新增政府支出和增發國債及減稅,人為地進行擴張;也不應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稅,人為地制造緊縮。而所謂自動穩定器,一是指稅收(主要是所得稅等直接稅)的自動穩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轉移支付)的自動穩定功能;平衡財政政策與自動穩定器屬于不同政策類型,前者是當局的積極行為,可以在不影響總需求情況下,對財政收支進行內部結構調整,采取同幅度對沖性政策組合,比如減稅與減少政府支出組合,或者增稅與增加政府支出組合等。而后者是當局真正的“不作為”,讓財稅制度自動發揮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來國際上對自動穩定器的調節作用給予較多關注,但是在我國以間接稅(主要是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下,自動穩定器的作用還很薄弱。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正應該是平衡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在總量上,平衡性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不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維持財政預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維持當期預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減赤字余額,并保證不出現新的赤字。在結構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過熱行業的發展,財政資金從“越位”領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頸部門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財政資金轉向公共財政“缺位”領域。實行平衡性財政政策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而是強調在穩定社會總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對沖性政策組合,努力實現預算平衡,優化支出結構,引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持續發展。
三、“平衡的財政政策”在當前可表述為“適中的財政政策”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認為在財政政策的名稱選擇上可考慮三個標準:(1)是否代表了宏觀經濟形勢所需要的政策類型;(2)是否明確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準確傳遞政策信號,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義和誤解。
對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名稱選擇,大體上有以下7種主張:(1)“適度的”或“溫和的”財政政策;(2)“可持續的”財政政策;(3)“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4)“穩健的”財政政策;(5)“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6)“結構性”財政政策;(7)“中性”財政政策。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種提法,“適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對于財政政策調整方向并沒有指示,可以適度擴張,也可以適度緊縮,不便于引導預期,對于以上三個標準都不滿足。而“溫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減輕、柔和、適度和不過分等意思,可能會給人逐步降低和減少擴張幅度的預期,但是容易引起誤解。關于“可持續”的提法,強調的是財政政策堅持收支平衡、不搞無米之炊,并使財政政策的重點轉向加強薄弱環節,支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個提法帶有中長期特點,但對短期宏觀經濟調節的導向比較模糊。至于“相機抉擇”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財政政策的類別和具體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而且導向并不清楚,顯然也不合適。而“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他們的支撐點在于認為我國當前財政政策既然不擴張也不緊縮,那么選擇穩健的提法正合適宜。其實不然,僅從“穩健”一詞很難判斷出政策的方向和趨勢,雖然我國近年貨幣政策也采取了“穩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執行的實質上看,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適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之所以稱穩健,其強調的是在松動銀根、支持增長的過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風險。這樣來,如果財政政策也稱“穩健”的,則可能使人們比照貨幣政策來理解,而形成繼續擴張的錯誤信號和預期。因此,這個提法不滿足第二、第三條標準,顯然也不合適。至于第五種提法,“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可能有矯枉過正之嫌,從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看,的確存在呈現局部偏熱,警惕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還沒有需要進行全面緊縮的時候,而且宏觀經濟本身還存在再次步入通貨緊縮的不確定性,所以這種提法不滿足第一條標準。而主張使用“結構性”財政政策的提法,應該說其抓住了我國財政政策調整后的主要著力點——支持結構改革。但是作為一項財政政策的名稱,它并沒有標明政策調整的總體方向。結構調整可以在擴張中進行,也可以在緊縮中進行,即不滿足第二條標準,所以也不太合適。
目前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經典財政理論對“中性財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沒有嚴格界定,一般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經濟自由主義觀點,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由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影響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二是政府干預主義的觀點,將財政政策定位于擴張性與緊縮性之間,強調在總量上不影響社會總需求。當前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正在討論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層意思,其實質與平衡性財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財政政策有一個硬指標——預算平衡,而我國當前3198億元赤字的削減不可能一蹴而就。馬上轉向“平衡的”財政政策會給人們傳遞過于“嚴格”的信號,容易誤解政策調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財政政策也可能被誤解為政府“無所作為”和“經濟中立”,不利于準確反映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
據此,我們建議財政政策的調整取向應為“適中的”,“適”表明漸進和適度的意思,標識了政策的力度,同時也留下了靈活操作的空間;而“中”則表明政策調整的方向,強調不偏不倚,介于擴張和緊縮財政政策之間。“適中的財政政策”這一提法,能體現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是逐步實現預算平衡(考慮到削減赤字的漸進性,預算收支平衡應當作為一個中期目標,例如在“十一五”期間達成),并能體現政府在政策調整中將“有所作為”的態度,又能反映政策調整的漸進性特征,而且能讓更多的人、特別是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滿足以上我們提出的三個判斷標準。
四、“適中的”財政政策實施要點建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建議“適中的”財政政策應當包含以下幾方面含義:
(一)大規模減發長期建設國債,甚至停發,盡快兌現將其調減至零的承諾
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5
【關鍵詞】緊縮性貨幣政策 地方政府債務 風險
一、我國地方政府債務情況分析
為了應對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國實行了4萬億的投資刺激計劃，并且對地方政府規定了明確的資金配套比例。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刺激下，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方式紛紛舉債，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斷增大。
從規模上看，根據2011年我國審計署的《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末，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占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3369.74億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相關債務16695.66億元，占15.58%①。
從結構上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舉債主體、借款來源等方面的結構不合理。地方政府性債務的舉債主體包括融資平臺公司、地方政府部門和機構、經費補助事業單位、公共事業單位等等，但是，融資平臺公司的舉債規模最高，達到49710.68億元，占比46.38%，地方政府部門和機構次之，占比23.31%。而且，雖然，地方政府性債務的來源包括銀行貸款、上級財政、發行債券、其他單位和個人借款等等，但是，銀行貸款卻是其主要的融資來源，來自于銀行貸款的債務額達到84679.99億元，占比79.01%。
此外，從償債年度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2011年、2012年到期償還的占24.49%和17.17%，2013年至2015年到期償還的分別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償還的占30.21%。這顯示出地方政府債務的融資期限較長，還款壓力較為集中。
二、緊縮貨幣政策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直接影響
緊縮性貨幣政策會影響金融市場以及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量，進而對利率以及籌資成本產生影響，地方政府債務也必然會受到影響。緊縮貨幣政策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直接影響主要通過利率上升和信貸配額下降等渠道表現出來。
（一）利率上升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影響
利率上升會影響到地方政府通過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方式獲得資金的融資成本。一方面，銀行貸款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融資來源，并且，鑒于地方政府債務主要用于市政建設、交通運輸等公益性、基礎設施項目，因此，其貸款結構以長期貸款為主，而商業銀行為了規避利率風險，通常選擇浮動利率的長期貸款，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導致的利率上升會導致地方政府長期銀行貸款的利率上升，地方政府的利息負擔加重，利息支出增加。另一方面，發行債券是地方政府的融資方式之一，特別是，2011年我國開始在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試點地方政府自行發債，地方政府債券的發展前景廣闊。根據債券定價公式可知，利率和債券價格呈反向關系，利率上升，債券價格下降，從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債券發行成本，降低了籌資規模。
（二）信貸配額下降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影響
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中，信貸配額是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包括顯性的信貸配額和隱性的信貸配額，顯性的信貸配額是指中央銀行對不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明確下達可以發放貸款的額度；隱性的信貸配額是指通過監管指標對銀行貸款規模進行控制，例如，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的日存貸比在75%以下。當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時，無論是顯性的信貸配額下降還是隱性的指標控制，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必將收縮。一方面，當銀行貸款到期時，信貸配額的下降導致地方政府從商業銀行獲得新貸款的難度增加，促使其尋找其他的資金來源，如果其他資金來源無法獲得，那么，地方政府的一些工程項目有可能被擱置；另一方面，當地方政府無法償還銀行貸款時，如果償還困難是暫時的，那么，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貸款展期的方式進行處理，但是，信貸配額下降導致銀行貸款展期的難度增加，地方政府的違約風險增大。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信貸配額的下降導致地方政府以借新債還借債方式獲得長期資金的模式受到挑戰。
三、緊縮貨幣政策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間接影響
由于地方政府投資的項目一般具有非經營性和公益性的特征，所以，項目本身通常不能帶來現金流或者只能產生較少的現金流，依靠項目本身的收益難以償還債務。據統計，政府融資平臺獲得的銀行貸款中，大約30%的貸款項目能夠依靠自身現金流償還貸款本息；70的貸款需要土地開發權、地方政府財政安排等第二還款來源的安排[1]。2011年審計署的《全國地方性債務審計結果》也指出，部分地方的債務償還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較大，2010年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5473.51億元，共涉及12個省級、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
緊縮性貨幣政策會通過影響稅收收入、土地出讓收入等方面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產生間接影響。一方面，緊縮性貨幣政策導致經濟主體利息支出增加、產出下降，“財政穩定器”效應導致地方政府以稅收表示的財政收入下降，以轉移支付表示的財政支出增加，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可用于償還債務的資金減少；另一方面，利率上升導致房地產開發商的融資成本上升，導致其對房地產開發外源融資規模及開發利潤的重新估計，從而導致其對土地購買決策的重新考慮，進而對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產生不利影響。
綜上所述，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較高的情況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通過直接和間接方式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甚至誘發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銀行危機以及金融危機。因此，在制定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其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影響，避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加劇以及對其他領域的傳導。
注 釋
①
參考文獻
[1]劉立新，陳鵬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風險 銀行家
[2]遼寧省省社科聯2012年度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立項課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預警機制和防范策略研究”，課題編號：2012lslwtkt-11。
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6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導致通脹的原因遠比貨幣主義想像的要復雜得多。而把通脹簡單界定為一種貨幣現象，只是回答了“是什么”，并沒有回答“為什么”。誰都知道通脹是因為票子(貨幣)發多了，然而問題恰恰在于那么多的票子為什么能夠發出來。只有弄清楚了這個“為什么”，才能找到治理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
為了弄清楚中國超額供給的貨幣究竟來自何處，首先需要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加以界定，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貨幣供給采用的是內生性貨幣供給理論的定義。根據此理論給出的定義，貨幣是存量與流量的統一，其中存量貨幣供給是外生性的，而流量貨幣供給則具有內生性。
這兩種貨幣創造的機理是完全不同的：存量貨幣的供給源于儲蓄(儲備)，并且取決于央行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在封閉經濟中，存量貨幣的供給數量與央行基準利率負相關，但在開放經濟中，這種因果關系則是不確定的。
流量貨幣的供給通常是由需求決定的，其供給來源是各種各樣的市場行為主體，并且，在開放經濟下，流量貨幣的供給數量與央行基準利率正相關。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央行越是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減少存量貨幣的供給，在市場對貨幣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中有貨幣供給能力的行為主體就會在高利率的激勵下去創造更多的流量貨幣，即時下人們所說的流動性。
按照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把中國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M0)定義為外生性的貨幣供給，把包括M1在內的M2定義為內生性的貨幣供給。
從這樣的定義出發，我們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來，中國的貨幣供給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外生貨幣M0的供給年均同比增長在15％左右，內生貨幣M2的供給年均同比增長率則更快，與M0相比平均要高出三個以上百分點。
在中國貨幣供應總量的持續增長中，大致經歷了兩次比較大的波動：一次是發生在1990年到1994年的波動。期間為了防止經濟走向衰退，管理層采取了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M0的供應量同比增長迅速，在199 3年的時候，同比增長達到了35％以上，M2的同比增長更是高達37％以上；另一次是發生在2008年到2010年的波動。由于受到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增長也開始趨于下滑，為了防止經濟走向衰退，管理層再次采取強力的擴張貨幣與財政政策，貨幣供應量迅速增長，M1與M2的同比增長分別達到了32.35％和27.68％。
因為貨幣供應量增加過快，這兩次貨幣供給量的劇烈波動都導致了危及經濟穩定增長的通貨膨脹。其中，發生在1994年的通貨膨脹曾經使得CPI上漲了25個百分點，而開始于2007年(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而被中斷)的通貨膨脹也已達到了5％左右。
至此，所有統計數據似乎仍然在支持貨幣主義的基本觀點：通貨膨脹歸根到底不過是一種貨幣現象而已。但是，只要稍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兩次貨幣供給的波動在機理上幾乎是完全不同的。
上世紀90年生的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是主要由外生性(M0)貨幣供給變化所主導的；而本次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則主要是由內生性(M1和M2)貨幣供給主導的。
我們這樣說的根據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貨幣供應量急劇波動過程中，是先有外生貨幣供給的增加，然后再有內生貨幣供給的增加，且這兩種貨幣供給的波動周期基本吻合。但從2008年開始的貨幣供應量波動是首先從內生性貨幣供給增加開始的，外生性貨幣供給增加只是在管理層決定采取擴張財政政策之后才啟動的。
理解這種區別之重要，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絕對不能忽略的。在下文中，我們將從這種區別著手來探討本次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與此同時，一般物價水平也開始明顯上漲。此時，管理層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快，并隨即采取了緊縮貨幣政策。但是，處在開放經濟下的中國，單方面采取貨幣緊縮政策是無法達到減少貨幣供應量之政策目標的。
人們所看到的是，伴隨著人民幣加息而來的首先是人民幣升值，因為加息必導致作為人民幣資產價格的匯率上揚。除了這種流量效應之外，從存量上看人民幣本來就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一直在增加。
因此，盡管同期美聯儲也采取了加息行動，從而未造成中美兩國息差的擴大，但因美國財政部從2002年就開始將美元貶值以應對來自于歐元的挑戰，而中國管理層則從2005年起開始著手對原有固定匯率制度加以改革，從而讓人民幣走上了對外升值的道路。于是，在中美兩國匯率呈反方向調整的情況下，境外資金大規模流入套利。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管理層通過提高利率(包括提高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所緊縮掉的貨幣盡數被境外資本流入而導致的外匯占款發行的貨幣所對沖，貨幣緊縮政策不僅沒有能夠起到減少外生性貨幣供應的政策效果，反而導致了匯率與利率平價的破壞，以及由外部資金流入而造成的外生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
而緊縮性貨幣政策不僅不能減少外生性貨幣供給，反而還給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帶來了不利影響，從而誘發了內生性貨幣供給的迅猛增加，而這是導致此次通貨膨脹難以得到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因。人民幣對內加息、對外升值后，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渠道對中國經濟產生沖擊的：一是金融渠道；二是產業渠道。
而相關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速度之快、數量之龐大是始料未及的。因為，自2004年管理層決定實施宏觀緊縮政策以來，各種緊縮產業的政策接踵而至。這些產業緊縮政策主要包括：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政策；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政策；從勞動要素密集產業向高技術產業轉型的政策；嚴厲的環境保護政策；控制產能的政策；以及從出口導向轉為內部市場銷售的政策等。
然而，中國產業界的實際情況是普遍缺乏完成以上轉型所需要的要素，這意味著中國實現上述轉型的約束條件大都不能得到滿足，無奈之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只得選擇退出。正是這種產業資本大規模從實際經濟領域退出的舉動，讓許許多多原本沉淀在產業部門的資金“飛起來”了，從而導致了內生性貨幣供給的急劇擴張。
除了上述的產業緊縮政策之外，與之同時實施的還有勞動緊縮政策。勞動緊縮政策實施的后果是勞動成本的提高，我們這里所說的勞動緊縮政策主要包括補貼農業勞動和大幅提高城鎮勞動者名義工資的政策。
眾所周知，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這意味著在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出清之前，中國的工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當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城鎮的工資水平就必須上調，否則農村勞動力就會停止流向城鎮工業部門，中國從二元社會向一元化社會的轉型也就無法實現。但是，當下中國，一個非常盛行的觀點是，劉易斯拐點已
到，農村剩余勞動已經趨于枯竭，從而需要大幅提高工資來實現社會的充分就業。
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首先，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依然在50％左右，農村勞動的邊際產出遠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了。
其次，既然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尚未到來，那么在最近數年中，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為何會顯著地減少了呢?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管理層在最近幾年中增加了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補貼；二是伴隨著房地產價格暴漲而來的城市居住費用的提高。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進入城市就業的成本提高了，而留在城市務農的收益相對增加了，于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數量自然也就趨于減少了。由此產生的后果就是在中國各地到處可見的“民工荒”，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維持其正常運轉，就不得不提高工資標準。
由上可見，因果關系應當是這樣的，因為管理層增加對農村與農業生產的補貼、以及城市房價的過快上漲導致了工資上漲的壓力，而不是因為中國到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才導致工資率的上漲。因此，我們有理由把補貼農村和農業生產的政策視為勞動供給的緊縮政策。
為了控制不斷趨于擴大的收入差距，近年來，管理層不但制定了新的勞動合同法，還進一步推出了增加工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假如勞動生產率提高了，那么管理層對勞動力市場進行這樣的干預是必要的，但問題恰好在于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并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自2006年以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基本不變，但是名義工資卻有了比較明顯的上漲，特別是從2009年以來，名義工資更是出現了加速度上漲，由此產生的后果是企業對勞動需求的下降和增量投資的萎縮，由管理層進入勞動力市場進行行政性干預所造成的緊縮效應非常顯著。毫無疑問，勞動緊縮政策所產生的流動性效應與產業緊縮政策的后果是非常相似的，勞動供給價格的提高會壓制產業投資，誘致內生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
在從金融角度對中國超額供給貨幣的來源進行分析之后，我們還需要從財政角度對中國超額供給貨幣的來源加以分析，否則就會留下某些缺口而導致通脹治理政策選擇上的缺陷。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最近幾年來，在國民儲蓄總量中，居民的存款是趨于下降的，而企業與政府的存款均出現了顯著的增長，從2004年算起，兩者的增加值都達到三倍以上。結果，在中國，政府不僅是外生性貨幣的創造者，而且也是內生性貨幣的創造者，其創造的貨幣供應量之多，也是不容忽略的。
中國財政存款不斷增加，說到底是與政府過多地參與社會投資有關。2000年后政府財政支出有了十分明顯的增加，其增長的斜率越來越陡，反應在稅收上，是政府稅收收入的迅速增長，因為沒有稅收的增加，政府不斷增加的支出就只有依靠貨幣的財政發行來加以平衡，而這與穩健的貨幣政策是背道而馳的。
這樣的救治政策，不僅導致了外生性貨幣供給的增加，而且也帶來了內生性貨幣供給的異常增長。政府救市導致外生性貨幣供給增長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政府突然間增加財政支出，沒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問題在于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如何造成內生性貨幣供應量增加的。
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加以理解：第一，政府實施財政擴張政策需要以增加稅收為前提，由此引起的政府存款的增加會引起內生性貨幣供給之新的來源，我們不妨將此定義為擠入效應；第二，當政府進入一般產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就會對民營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從而導致企業存款的增加，并使得內生性貨幣供給進一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