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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1
討論國債的規模及風險控制之前，首先需要對國債的風險控制系統進行構建。在國家的宏觀控制系統中，宏觀決策部門為實現宏觀經濟的政策目標進行一系列的統籌規劃，其中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的綜合運用。而這一系列工具的被控對象，就是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目標。同時，市場經濟對一系列措施的反饋機制使宏觀決策部門能夠較好地比較既定目標與實際市場指標之間的偏差，從而進行進一步的調整。具體控制機制見圖1。
而在這個機制中，國債政策包含在財政政策中，對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我國近年來持續總需求不足，為了拉動經濟的增長，國家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采用擴大政府支出的辦法，導致了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面向社會發行國債。
二、積極國債政策在宏觀經濟系統中的作用
1.彌補財政赤字。國債發行只涉及資金使用權的讓渡，是對社會資金和國民收入的一種臨時分配，流通中的貨幣總量沒有改變，在不會增加需求總量的情況下，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出現。用發行國債籌集的資金彌補財政赤字有利于供求平衡。
2.籌集建設資金。發行國債籌集建設資金、擴大建設規模是國債的主要目的。國家通過發行國債，可以有效地集中數額巨大的建設資金，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
3.調控宏觀經濟運行。國家通過國債的發行，可以靈活、有效地執行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促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
4.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利用在公開市場上買賣有價證券的方法， 向金融系統投入或撤走準備金，來調節信用規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以實現其金融控制和調節的活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債的主要功能是為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提供理想的工具，國債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作用是借助于公開市場操作而間接地發揮出來的。
三、國債決策過程的適度規模分析――基于中國實證的分析
1.目前我國國債規模的風險狀況――國債風險的指標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政在資源配置和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作用逐漸弱化。從1979年到1995年財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近年來，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推行，中央政府的財政開支在GDP中的比例逐年提高。從1996年的11.15%增加到2006年的19.17%。
回顧1990年以來中國的依存度和國債負擔率可以發現，盡管近幾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兩個指標和國際水平相比也并不高。即使是在負擔率比較高的1998年和2002年，兩者也只分別達到了25%和16%。
從理論上來看，國債負擔率著眼于國債存量，表示國民經濟國家債務化的程度和國債累積額與當年經濟規?？偭恐g的比例關系。歐盟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各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 %，被認為是各國債務規模的警戒線。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國家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流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而我國舉債歷史不長。而隨著國債規模的擴大，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的增長趨勢，國債負擔率從1995年的不到6%上升到2005年的15%的水平。其次，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額的增長率已高于實際GDP 的增長率，這種增長將帶來國債負擔的快速積累，會對國家的支付能力造成一定的影響。
同樣，國際上公認的安全線為：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為25-30 %，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為15-20%。我國的國家債務依存度也一直維持在25%左右的低限，但是鑒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異較大的實際情況，中國財政部結合實際情況對中國的國債負擔率的安全警戒線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中國的最大國債負擔率在50.50%內較為合適。
2.國債適度規模的可持續性分析――基于國債動態積累模型
在宏觀決策部門進行決策時候，指標間的矛盾會對國債規模的把握產生負面影響。Raghbendra Jha 在Robert J. Barro的基礎上，建立當期國債總模型（Barro 1979）。（單期預算約束，不考慮價格因素，并假設國債按面值發行并單期付息）。
Bt=Gt-Tt+(1+rt)Bt-1(1-1)
其中，Bt為債務余額，(G-T)為期初赤字，Bt-1為期初債務余額，rBt-1為當期利息支付。之后，將（1）式的各項除以GDP（Jha 2001），得：
bt=(1+rt)(1+πt+yt)-1bt-1+(gt-τt)
(1-2)
其中，π為通貨膨脹率，y為GDP增長率，(gt-τt)為赤字率（赤字/名義GDP）。由此，Jha得出結論，當r-π＜y時，債務規模收斂到一個有限值，即收斂到國民收入的一個固定比值；而r-π＞y時，這一過程就會收斂到一個利息支付超過國民收入的有限值。
同時期的中國學者也對財政穩定的問題提出了新的理論研究框架（余永定2000）。該框架通過研究國債余額的變化率和財政赤字的關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按定義， 財政赤字與國債余額之間存在下述關系:
Z•=G(2-1)
即國債余額的變化率等于財政赤字， 其中Z為國債余額， G 為財政赤字?；谑?1) ， 國債余額與GDP 之比的變化率可寫成:
z•z=dZ/dtZ-dGDP/dtGDP(2-2)
上式的經濟含義為: 國債余額對GDP 之比的變化率等于國債余額增長速度減去GDP增長速度。根據財政赤字與國債余額的關系， 上式可改寫為:
dZ/dtZ-dGDP/dtGDP=gz-n
(2-3)
綜上（1-2）（1-3）式：
z•z=e0-t0z-(n+π-i)(2-4)
考慮到財政赤字是由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之差決定的， 以及財政支出中的一部分需用于支付國債利息(用于還本的支出可另行考慮) ， 式(2-4)可改寫為:
z•z=e0-t0z
-(n+π-i)
(2-5)
其中e0、t0和i分別為政府自主支出(利息支出外的政府支出――利息支出是非自主的) 在GDP 中的比重、平均稅率和國債名義利率。n為經濟增長率，為通貨膨脹率。上式作為一個線性微分方程的通解為：
z=e0-t0n-(i-π)
+C1e-［n-(i-π)］t(2-6)
從上式可以看出，當經濟增長率n與實際國債利率i-π之差小于等于零，即n-(i-π)≤0時，債務規模對GDP之比趨于無窮大，從而導致國民經濟的負擔不斷加重；反之，n-(i-π)≥0時，將產生一個穩定收斂的國債余額。
綜上所述，以上兩種方法均是通過國債余額與財政赤字的關系，通過不同的形式的等式表達，得出了國債規模的穩定路徑。筆者通過國民債務增長的微分方程模型，試圖用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得出相同的結論。
假定政府實施赤字預算，總的債務利息支付為國民收入的固定比例b%。由此，債務的增加額等于赤字加上債務的利息支付。同時，我們假定所有的變量都是以實際貨幣標價，從而去掉了通貨膨脹因素π。r表示國債利息率，D表示國債余額（National Debt）有：
D•=dDdt=bY+rD(3-1)
其中Y表示國民收入的貨幣價值，有：Y•=dYdt
=gY,Y(0)=Y0 (3-2)
方程(3-1)和方程(3-2)一起構成了國債積累模型。為了分析該模型所包含的利息支付與國民收入長期比值之間的關系，對這個方程組進行求解。將(3-2)式進行積分后反求e得：
Y(t)=C1egt
(3-3)
假定初始時間t0=0，國民收入的初始值分別為D0和Y0。同時，要求Y(0)=Y0=C1，由此，(3-2)的初始解為：Y(t)=Y0egt (3-4)
將(3-4)帶入(3-1)中，得：D•-rD=bY0egt (3-5)
之后，先解得其對應的齊次方程的通解：D(t)=u(t)•ert，其中u(t)為常數變異法中的參數。對上式進行求導，得：
D•=u′(t)•ert+u(t)•r•ert
(3-6)
由(3-6)式可得出u′(t)的表達式： u′(t)=bY0e′(g-r)
(3-7)
對式(3-7)進行積分，即：u(t)=［∫by0et(g-r)］+C=bY0g-r
•et(g-r)+c
(3-8)
最后，將式(3-8)代入方程中，得： D(t)=(bY0g-r
•et(g-r)+C)•ert
(3-9)
該借表明，在國債積累模型中，國民債務D(t)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無限量的增長下去。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此模型的建立的目的在于分析國家償付債務利息的能力?，F假定國債的實際利息率為常數r，進一步進行計算國債的利息支付rD(t)和國民收入Y(t)的比值的收斂情況。
z=rD(t)Y(t)=rbg-r+e-(g-r)t(rD0Y0-rbg-r)(3-10)
這一表達式給出了國債增長模型任何時點的國債利息支付和國民收入的比值。研究這個比值是否收斂，即需要確定z是否會有一個小于1的極限，即隨著t∞收斂到一個有限值。對(3-10)式左右兩邊取t∞時的極限?？芍?，當g-r＞0，limt∞z(t)=rbg-r
即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超過利息率時，國民債務負擔會收斂到國民收入一個固定份額，經濟總是能滿足債務的清償，破產不會發生；反之，當g-r＞0，limt∞z(t)=∞，即債務負擔會無限增長，如果此時的預算赤字一直實行下去，經濟體將會有破產的危險。這一結果和以上的兩種模型的計算結果相同，可以作為此理論框架的另一種解釋路徑。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2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3
論文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二)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結束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宏觀調控中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如果民間投資啟而不動而又長期依賴財政擴張，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復歸為投資的主體，而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演變為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財政擴張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將成為嚴重的問題。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4
關鍵詞:職業院校教育投入財政支持多元化投資
職業教育誕生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長期以政府部門辦學為主，從而在辦學上也過分依賴政府，養成了“等、靠、要”的習慣和作風，與改革開放時期發展起來的職業高中相比，職業辦學形式不靈活，應變與承擔風險的能力低。由于財政投入相對不足的問題，而職業院校自籌經費能力較弱，“財政撥款+學費收入”的經費難以維持生均教育支出。許多職業院校大部分處于學校建設階段，基建任務重、設備投資大。在這種硬件先行、規模擴張的發展中，校園擴建、舊教學樓翻新改造過程中，大部分資金是從銀行或企業爭取大量的貸款。這些院校目前已從主要建設期進入支付工程款和付息還貸期，國家規定的辦學標準與財政投入不相匹配，有限的經費投入已使許多院校處于緊張運營狀態。如何去市場上尋求教育資金，如何實現收入與支出之間的配比，如何提高教育的經濟效益，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職業教育投入呈下降之勢
職業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受到了投入不足的嚴重制約。1997年以來，財政收入和支出增加非常迅速，平均每年增長16.9%和19.0%，但對教育的投入卻未能等速增加，每年只增加15.9%，使得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呈逐年減小之勢。2002年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占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別為17.7%和15.2%，比1997年下降了0.9和2.2個百分點。職業教育也越來被冷落，傳統中職生源的日益匱乏、一批中職教育資源的閑置與流失、讀職業已成無奈的選擇，畢業后的就業也相當困難，故而備受學生和社會的冷落。與此同時，國家的支持力度也漸漸減小，每年的增加額只有區區幾個億。在目前國家教育經費尚不充足的情況下，只有1/3的學生享受國家投入，其余均為個人和社會投資。在得不到國家和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唯有大幅度增加對學生的收費，2007年生均個人投入6000元，平均每年增長7.5%。
二、職業教育財政支持存在的主要問題
“十五”期間，河南省新設置高等職業院校34所，職業學校達到55所，在校生46.25萬人。其中，河南省職業院校僅在教學經費、教學儀器設備、圖書三方面平均每校投入累計達3343.76萬元。館藏圖書2099.14萬冊，比2000年增長了146.5%；教學儀器設備總值達到16.11億元，比2000年增長了247.1%；盡管各校都使出各種招數籌集資金，但對照國家標準，從預警的角度看，職業院校達標情況很不理想，按基本辦學條件部頒標準測算，已達標學校僅占總數的13％。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入不足已成為職業院校持續發展的“瓶頸”。
造成職業院校發展困難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而傳統的“財政撥款+學費收入”的經費難以維持生均教育成本支出，學校一方面要爭取經費，達到國家規定的辦學條件，另一方面又要維持正常的教學需要，有限的教育投入使學校發展處于“兩難”狀態。
再者，職業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包括各級財政撥款、城鄉教育費附加、校辦產業減免稅等項，以及職業學校社會自籌資金，包括學雜費收入，企業對職業培訓的支出或補償，社會集團及公眾的集資或贊助，私募資金，以及銀行的固定資產質押貸款的籌款。由于世界范圍內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使得一方面社會失業人數猛增，企業用工乏力，另一方面就業形勢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不斷提高。對于多數城市居民來說，渴望獨生子女有個好職業，上大學的期望值普遍偏大。在農村，由于很多貧困家庭對于女上大學沒有奢望，但對拿出大筆錢去讀職業，提不起興趣。由此來看，職業教育的振興，其關鍵的要素就是國家應加大職業教育的投入，而這種投人(包括政策投入和經費投入)，必須是全面的、及時的、超前的、開創性和行之有效的。無論從宏觀和微觀角度上看，它應該盡快地實現重心傾斜，比例加大，多頭啟動，準確適時。目前，河南還是一個農業大省，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在短時期內還無法實現，中國正成為"世界工廠"這一現實，各類制造業專業應成為現階段職業教育發展首推的熱門專業。國家應修改憲法及相關法律，延伸并擴大義務教育的期限與范圍。將作為高中階段的"中等職業教育"，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樣，法定為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職能之一，使職業教育在政策扶持和經費投人上得到國家的多項法律承諾與保證。在市場經濟的范疇下充分利用好計劃、統籌、規范的手段，節約并開發現有的職業教育資源。
三、職業教育投資多元化的理念探索
在目前教育成本逐年加大的情況下，職業院校要積極運用財政政策促進教育向市場化、產業化發展，通過市場多渠道籌集教育經費，通過產業化來形成教育經費的自身"造血"功能。積極探索發展中等教育的新模式，以高等職業院校為龍頭，促進校企之間、校際之間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組建不同特色的區域性、行業性職業教育集團。以人才培養、職業培訓、技術開發、技術服務為紐帶，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為原則，以協作、參股、轉讓、托管、租賃等為合作形式，走規?；⒓瘓F化、連鎖化辦學的路子，充分發揮高職院校為地區、行業開展技術創新、新技術推廣和技術服務的重要作用。同時，要完善高等職業教育家庭貧困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建立健全家庭貧困學生資助體系。全面落實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渠道的“獎、貸、助、補、減”資助政策體系。建立政府助學獎學金制度，重點支持品學兼優的家庭貧困學生；完善助學貸款管理辦法，使之逐步成為資助家庭貧困學生的主渠道，使家庭貧困學生獲取一定的報酬，支付學習和生活開支，建立學費減免制度，每年從學費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對家庭貧困學生減免學費。
中等教育的投資，由于政策環境和法律配套的完善尚有一個過程，在推進職業教育投資多元化的運作問題上，無論是政府、社會還是學校，都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方面，通過設立企業或企業家基金等形式，調動民營資本直接向教育部門提供資助的條件越來越成熟，有鑒于此，我國稅制應積極推進企業在稅前向社會公益團體捐贈，以表明和落實政府對企業捐資助教的重視；另一方面，應積極制定鼓勵民營企業出資辦學、股份制辦學、合作制辦學、集團辦學等多種形式辦學的政策，加大跨法人、跨地區、跨國界的教育資源集聚力度。
關于教育資金的投入上，國家應增加職業教育在整個國家教育經費比例中的配額，也可通過證券機構上市發行，該項基金的主要功能是為國家籌集和補充職業教育經費撥款的不足部分。同時，設立國家職業教育扶困助學專項基金，該基金可通過工會、共青團組織、社區青年志愿者協會在社會上募集，當然，國家也應按時從教育經費中撥入適量的資金以充實該項基金。
四、融通校企文化，構建開放性文化素質教育平臺
實施高技能人才培養要將“做人”的問題與職業素養的培養相結合，使得專業技能培養與文化素質教育得以有效、有機地聯接和融合，并能實現相互促進。由于政府、學校、企業、行業之間的聯動機制，使得我國的職業教育形成了既有別于國外高職院校，又有別于國內一般學科型大學的具有獨特內涵的多元化和開放性特征，這就為構建開放性的文化素質教育平臺提供了條件。更重要的是為人才培養提出了文化素質乃至職業素養等方面的要求，為此，在職業院校文化的建構中，應努力實現學校文化與社會文化特別是企業文化之間的合理融合與有效對接。使得“工業文化進校園，企業文化進課堂”，為學校營造多樣化的企業文化情景把文化素質教育貫穿在人才培養的全過程，要根據高職學生工學結合、頂崗實習等人才培養特點，把文化素質教育融入學生的實踐活動中，而不能僅僅停留在課堂上和書本上，學校實訓中心不僅是一個真實的工作平臺，還應是一個充塞著相應的職場文化的情景，包括職場規范、職場的制度文化等。
總之，全方位進行職業學校經營運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學校不僅僅是管理學校，更重要的是把市場機制和理念引入辦學體制，即學會經營學校。例如學費在高校經費結構中也占有較大的比例，學校在經費的管理上必然要進行全成本核算，要善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來自于社會和市場的種種需求，對辦學成本和投資的成本效益有高度的關注。對不同渠道來源的辦學經費，要采取不同的處理辦法，真正能夠體現“誰投資，誰受益”，權責利有機結合的原則。
參考文獻：
[1]（豫政〔2006〕20號）《河南省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的實施意見》，2006
[2]河南省教育廳.河南省教育事業“十一五”發展規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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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法的概念
“財政”概念常常被人們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賦予多種意義。首先，財政可以是指一種行為，即國家為了滿足公共需要而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活動，包括財政收入、財政管理和財政支出等；其次，財政可以是指一種制度，即財政活動據以運行的機構和規則體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規定的顯性制度，也可能是財政活動中自發形成的、有待法律確認的隱性制度；最后，財政還可以指一種社會關系，它既可能是指從過程來看的國家機關之間以及它們與財政行政相對人之間，在財政活動過程中發生的相互制約的或管理性質的社會關系，即財政行政關系，也可能是指從財政分配結果來看的各種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即財政經濟關系，還可能兩者兼而有之。
從形式層面看，財政法就是調整財政關系之法。按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準，這種界定方式因為凸現了財政法獨特的調整對象，所以可以使財政法與其他部門法相區分。由于這種定義方式頗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識形態之爭，也不涉及到法律的價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適應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國家的所有情況。無論是奴隸社會時期，還是封建社會時期；無論是資本主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期，財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從其調整財政關系這一點找到。也正是基于這個共性，財政法學才可能將自己的研究視角延伸到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政治經濟背景的國家，從而形成財政法制史或比較財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廣泛適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為前提的。當事物的共性被作為唯一的追求對象時，其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棄。對于身處特定歷史階段特定國家的個人或團體來說，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種與自身發展密切關系的特殊性同樣不可忽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決定其發展方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自從國家產生、法律創制以來，人類共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不同的歷史類型，不同歷史時期財政法的職能定位和價值追求也是不一樣的。一般情況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財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基礎上，君王或皇帝是國家權力的源泉和中心，財政權力只是君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理論上財政權力并非來自于人民，相反，它們是壓制人民權利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法僅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財政政策的一個工具而已，缺乏獨立的與民眾利益聲氣相求的價值取向。財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財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財政支出方面則僅僅停留在技術性層面，滿足于統治階級內部從上到下的管理和監督。
封建社會末期，新興資產階級與君權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財政問題上。封建君主的橫征暴斂激起了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市民革命由此爆發。如英國的歷次革命均因國王濫施稅負而起，最終為人民通過議會爭得“課稅同意權”；美國的革命則發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繳茶葉稅，最終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新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開始確認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項制度的設計和建設?；谶@個前提，財政法的宗旨和原則都較以前發生了質的變化。首先，財政被定義為一種服務于大眾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須受到人民的制約；其次，財政權力不再是一種單純用于統治的工具和手段，它來源于人民的授權，同時也在此范圍內受人民的監督；再次，財政的民主基礎備受重視，人民通過議會行使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權成為財政法的基本原則；最后，財政法的功能開始轉向保障財政的民主統制，財政權力的失范成為關注的重點，人民的基本權利開始凸現。因此，這一歷史時期的財政法明顯不同于君主專制時期的財政法，盡管它們都符合在調整對象方面的共性。
社會主義革命在部分國家勝利后，盡管消滅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為人民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傳統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實施并沒有為人民如何授權、如何規范和監督的權利提供太多的機會。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被定性為人民的利益當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權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時，也曾因為不受限制和監督而釀成大錯。財政法雖然理論上代表著人民的意志，但在現實生活中仍舊會變成保障國家行使權力的工具。具體的表現是，大量的財政法規由政府執法部門制定，財政的民主統制被視為毫無必要的妄談；財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規范財政權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國家政策；人民不僅難以實現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在具體的財政執法中也難以得到程序的保障。這種理論和實踐的背離使得財政法未能走出權力的陰影，其先進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財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調整財政關系的形式共性當然必要，因為這有助于界定與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同時通過對調整對象的解構，可以構建財政法的活動范圍與內部體系，但是，對于二十一世紀的財政法學來說，僅僅滿足于此是十分不夠的，因為它無法揭示出財政法更深層次的內涵，對我國目前的財政法治建設也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故此，財政法的概念還有待于從時代特性方面進行深入挖掘。
從實質的層面出發，我們認為，現代財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以增進全民福利和社會發展為目標、調整財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具體內涵包括：
（1）民主是財政法的制度基礎。財政法的民主性體現為，財政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組成代議制機構，也可以直接通過全民公決行使財政權力，決定和監督重大財政事項。財政法與的關系表現為，財政法涉及到公權力的分配，因此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運行。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結構形式、政權組織形式、公民的基本權利等都是財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財政法與憲法的關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國憲法大都花費較多的篇幅規定基本財政事項。就此而言，財政法其實就是憲法在財政領域的具體化。
（2）財政法的目標在于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社會發展。盡管廣義的財政法包括稅法、費用征收法等可能導致公民向國家讓渡財產的領域，但從整體上看，財政法應該是以維護和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人權保護水平不斷提高為基本宗旨的。無論是財政收入法還是財政管理或運營法，其除了保證行政過程的公開、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權力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于通過規范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經濟發展。即便是財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據除了相關法律規定外，還在于通過調整資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氣周期以及保證合理財政支出等職能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并最大可能地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因此，財政法的目標不僅在于體現憲法基本權利的質的規定性，同時也在于從量上擴大權利的覆蓋范圍及實現程度。
（3）財政法以財政關系為調整對象。財政關系其實只是一種學理上的擬制，它指的是財政行為未經法律調整以前所引發的經濟關系。通過對財政關系的分析，可以劃定財政法的內部體系框架，理清財政法與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關系，從而確定財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二、財政法的調整對象
通常情況下，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既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行為，也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制度，還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關系。財政行為著眼于財政主體的動態過程，財政制度著眼于財政運轉的外在環境，財政關系則著眼于財政現象的內在聯系。動態過程受制于外在環境，但也是外在環境的創造力量，而內在聯系則是對動態過程和外在環境更高層次的概括，其內容更為豐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時以財政關系為最優。
在歷史上，由于人們對財政職能的理解不同，財政關系的范圍也隨著變化。自然經濟條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替君王籌集行政管理、國防安全與擴張以及皇室開支的經費。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財政也僅限于籌集收入滿足國家日常經費開支的需要，很少通過再分配的形式調節社會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預資源配置。
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以后，因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集中爆發。為了應對危機，財政的職能開始不斷擴展。首先，財政應當在市場和國家之間有效配置資源，然后保證財政內部資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財政活動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財政投融資的規模、結構，并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等。其次，財政開始通過自身活動進行社會范圍內的收入再分配，以緩和兩極分化現象，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如個人所得稅累進征收，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實施社會保障等。最后，為解決市場自發運行中所產生的經濟周期問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開始實施，如在經濟過熱中提高財政收入水平、壓縮財政支出，而在經濟蕭條時則通過減稅等方式培育消費和投資能力，同時加大財政支出以增加社會需求，以此刺激經濟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進行以國家為主體的、對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的分配。由于生產和生活都通過財政進行控制，不會出現收入分配不公或生產周期波動，因此財政資源配置職能也就將收入分配和經濟調節完全包容在內。另外，由于財政活動無所不包的稟性，財政與企業財務、財政與金融都呈現難舍難分的關系。如，國家從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不僅可以取走企業擴大再生產所需的積累，而且還包括折舊基金等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物質資料，企業職工的工資標準和工資款的撥付也都是通過財政直接進行的。這樣，企業財務的獨立性就會完全喪失，從而依附于國家財政。又如，銀行不能自主從事貸款業務，卻必須按照財政的意圖為相關項目提供建設資金，銀行存款成為財政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銀行也被稱為“第二財政”。
跟計劃經濟時期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對財政職能的探索已經出現了顯著的進步。第一，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被視為獨立經營的商業主體，其財務關系與財政關系完全分開，財政只是在投資和利潤分配時才與企業發生聯系。第二，財政與金融的關系也已經理順，財政可以通過經濟杠桿引導銀行發放貸款，但是不能進行強迫。財政關系的范圍至少將商業性貨幣資金關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場經濟推進的過程中，由于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象日益明顯，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職能開始顯現，開征個人所得稅、實施社會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場失靈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開始出現周期性波動。為保持經濟的穩定性，財政開始主動尋找反周期的對策。如為了消除經濟疲軟，我國近幾年一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核心內容就在于通過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我國在財政改革實踐中開始接受公共財政的觀念，財政的活動范圍及未來發展方向都據此作了大幅度調整。例如，對設計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夠進入市場的單位，財政不再對其提供資金；對高等院校、文化藝術團體等介于市場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單位，財政不再全額承擔其費用，差額部分由其通過收費加以解決；對于社會保障等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權的領域則不斷增加投入，社會保障的范圍從城鎮下崗失業人員擴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人員，現在又在逐漸向農村推進；在財政投資方面，對于競爭性產業，財政不再作重點投入，財政資金開始明顯地向基礎產業、幼稚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活動范圍的一條準則，公共財政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6
關鍵詞：新公共管理；香港高等教育：院?？冃?/p>
中圖分類號：G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038 f2013）10-0065-05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下的政府特征
20世紀80年代初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英、美兩國應運而生。此后，西方發達國家以及香港地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公營部門改革具備相似的基本價值取向。即采用商業管理的理論方法，引人市場競爭機制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90年代起，學者們對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特征進行了理論概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轉變有：
1.政府的角色功能
奧斯本和蓋布勒認為“企業型政府”有如下十大模式：（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非劃槳；（2）社區擁有的政府：授權而不是服務；（3）競爭性政府：導入競爭機制；（4）有使命的政府：改變照章辦事的組織；（5）講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撥款；（6）受顧客驅使的政府：滿足顧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7）有事業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費；（8）有預見的政府：預防而不是治療；（9）分權的政府：從等級制到參與和協作；（10）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進行變革。
2.政府的改革路徑
費利耶等人在《行動中的新公共管理》中指出如下四個方面的重大變化：（1）公共部門已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撤離；（2）在公共部門中保留的社會政策職能已服從于管理化和市場化的過程，創造“準市場”；（3）出現了注重競爭績效和成本指標的使用、加強成本核算和強化審計系統的趨勢，相對績效的評估更加公開化；（4）出現了一種由“維持現狀的管理”向“變遷的管理”的轉變，實施戰略性的管理方式。
3.政府的組織文化
赫爾米斯和桑德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理論應用于政府的表現形式：一種更具戰略性的或以結果取向的決策方法、分權管理取代高度集權的科層結構、視權威與責任的一致性為改善績效的關鍵、在公共部門組織內部及之間營建競爭環境、以最低成本應對不同的利益需求、通過要求匯報結果及成本等措施來增強責任感及透明度、在整個服務領域內健全預算和管理制度。
4.政府的轉化機制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于1999年度在《轉變中的治理》中歸納為如下八個方面：一是轉移權威；二是保證績效、控制和責任制：三是發展競爭和選擇；四是提供靈活性；五是改善人力資源管理；六是優化信息技術；七是改善管制質量；八是加強中央指導職能。喬納森，博斯頓認為政府應強調管理而不是政策，從利用投入控制轉向依靠可量化的產出測量和績效目標，伴隨著監控和責任機制的發展而下放控制權，將龐大的官僚機構分解為準自治機構。
5.政府的行為模式
陳振明歸納了以下八種范式特征：（1）強調職業化管理；（2）明確的績效標準與評估；（3）項目預算與戰略管理；（4）提供回應；（5）公共服務機構的分散化與小型化；（6）引入競爭機制；（7）采用私人部門管理方式；（8）管理者與政治家及公眾關系的改變。用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與香港公營部門改革
1.改革背景
香港在70年代末至80年初陷入短期的赤字，連續幾年收緊財政預算，之后采取“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即公共開支增長率不得超過經濟增長率。除控制開支外，政府還開始重視資源利用的效率問題，推行包括“衡工量值研究”（Value for Money Studies）等多項新措施。上述審慎理財政策使得其在回歸前財政狀況總體較好，公營部門改革的主要目標并非處理機構膨脹或財政危機等普遍問題。然而在遭到亞洲金融風暴及SARS的沖擊后公營部門出現連續赤字，加之公眾對政府服務的訴求增加，政府迫于壓力須大幅增加公共開支。
2.改革措施與路徑
香港財政司于1989年2月題為《公營部門改革》政府報告，主要檢討政府如何擴大理財和一般管理的力度，這標志著全面性的公營部門改革拉開序幕。在后，港府仍然強調資源的有效配置及使用。在1997年的施政報告中，董建華確立“以成效為目的、以成效定優劣”的管理目標。1998年，其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資源增值計劃”，希望政府和政府資助機構的生產力有所提升及更有效地運用資源。計劃要求：（1）各部門不時檢討基線開支（部門工作所需要的經常性開支），確保開支用于要優先處理的工作；（2）要求在不增加資源的情況下提供新服務或改善現有服務；（3）要求通過提高生產力來減低開支，須達運作成本的百分之五。
香港公營部門改革始終貫穿著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基本理論，強調向私營部門借鑒管理手段，運用企業精神改造政府，實施績效評估，向顧客（公眾）滿意程度方向發展等。改革確立了績效評估中的“衡工量值”原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相關標準。評估的內容包括：非部門性公共機構的目標是否得以明確界定、優先次序原則是否得以貫徹、有關授權的安排以及政策部門首長與非部門性公共機構之間的責任劃分是否明確作出等。
三、香港公營部門對高等教育領域的改革
1.實施高等教育績效審計
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績效概念被廣泛運用到香港公營部門改革之中，政府績效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管理活動中的結果、效益或效能，在行使其功能、實現其意志過程中體現出的管理能力。績效審計是審查政府對現有資源的利用情況并解答公眾疑問，以求全面反映和評價政府組織的表現狀況。公眾對于公營部門資源合理分配及有效使用的期望值越來越高。高等教育界的相關表現也日益得到公眾的關注。
香港政府每年透過教資會投資大量資源予以院校（本文界定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而教資會秘書處屬于政府的公營部門，因而也被納入績效審計的范圍。高等教育績效審計是一種外部審計，審計主體為香港審計署，審計客體為教資會秘書處，審計內容為院校的管治方式、策略規劃、財務匯報及表現、一般行政事務、職員薪酬福利條件及獎助學金等受公眾關注的高等教育事務。審計署的使命是“向立法會及公營機構提供獨立、專業及優質的審計服務，以協助政府提升香港公營部門的服務表現及問責性?！薄胺毡憩F”指履行公共資源責任的程度，“問責性”體現為社會公眾檢查公共責任的能力。審計署代表公眾利益采用專業、高效的審計手段，對高等教育進行審查并提出意見和建議，且要求相關方面須對相關內容、意見和建議進行回應。署長以報告書的形式向立法會報告衡工量值式審計的結果。立法會所屬的政府賬目委員會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對報告書進行研究，院校在限期內向立法會提交復文，其中包括對報告書所提的事項及擬采取的行動作出交代。之后，審計報告面向公眾公布，并影響政府在高等教育事務上的相關決策。
2003年3月31日，審計署頒布了第四十號報告書，其中三章為就政府一般收入賬目主題對教資會秘書處的審計報告，分別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管治方式、策略規劃、財務匯報及表現匯報》（第8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一般行政事務》（第9章）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職員薪酬福利條件及獎助學金》（第10章）。每一項目的審計報告分為四部分：（1）有關條例訂明的院校宗旨；（2）審計署對院校策略規劃的意見；（3）審計署對院校策略規劃的建議；（4）政府當局及院校的響應。
2。樹立高等教育的顧客導向
根據香港《公營部門改革》的報告，改革范圍包括傳統的政府部門、營運基金部門、政府創立的公共公司以及非部門性公共機構。政府在非部門性公共機構中發揮某種作用。但其在運作上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并具備如下特征：（1）受某項法律或條例授權，替代政府提供某項公共服務；（2）其活動受政府資助，并接受政府監督：（3）政府指派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成員；（4）其績效的評估由政府作出；（5）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由政府決定。由于院校屬于非部門性公共機構行列，香港公營部門改革涵蓋到各院校。
在“顧客至上”理念被引入公共行政改革領域后，公共服務須對其使用者做出更好的回應。香港高等教育領域改革深受顧客導向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院校就教學研究等方面進行綜合調查，范圍包括學生、家長、教學與非教學人員、畢業生等。審計署建議院?？陕摵衔敢患要毩⒐具M行統一的意見調查，確保調查方法具備一致性及調查結果更具比較性，以及更具成本效益。二是政府就畢業生滿意度進行雇主調查。教統局在2002年6月的立法會會議上表示：自1999-2000年度起，政府每年都調查雇主對大學畢業生的滿意程度，數年來情況相若，約70%的雇主對大學生的表現感到滿意。
3.調控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
政府作為高等教育事務多中心治理的主體之一，引入上述績效審計及顧客導向等私營企業技術對院校的各方面表現進行外部監控。政府的這些干預主要體現在調控大學分工、教學及研究發展方向等。在高等教育界，由行政長官出任院校的校監，并由行政長官委派各院校的校董會（各院校最高管制機構）主席，且任命相當多人數的校董會成員（多數過半），在組織架構上即可反映出政府力量的滲透。由于外部監控結果是相應撥款的依據，院校即使對之持保留或者質疑態度，仍會偏向于順應此類機制的運行，以取得較好的評估等級，爭獲更多的資源。總體而言，政府對院校的干預呈現出逐漸增強的態勢。
首先，高等教育總體政策須服從于政府的經濟目標。80年代末期起，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伴隨著香港經濟的強勁發展而出現。而自90年代后期起，因地區經濟經受了連續的回落，高等教育被政府定位為實現經濟目標的重要手段。在2002年3月發表的教資會報告《香港高等教育》結論處，教資會強調了院校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跋愀鄣慕洕l展取決眾多不同的因素，而其中大部分均與本地大學和學院的未來角色有關。大學的主要功能――教學和研究是創造經濟機遇的動力，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大學可培養推行只是經濟所必需的優秀勞動力，而且可提供機會讓學生了解和應用最新探索成果。”政府優先選擇幾所院校進行重點投資發展，而其他院校的發展空間則受到限制，結果會使此類院校為爭取更多資源，努力順應外部監控，導致弱化或放棄自身的教育理念。學術研究發展的方向也易受市場左右，院校會趨向選擇發展研究成果較快出現的學科，具有經濟價值的工科、商科等會因市場需求而取得較多資源；而人文學科等則可能被邊緣化，致使學術的多元發展遭到阻礙。
其次。政府依據監控結果控制院校資源分配。政府注重對院校成本進行控制，對產出進行評估，為院校帶來了一種外部強制類型的責任。經過評估院校教學與研究的表現而分配的資源額度約占經常補助金撥款的30%。與此同時，院校過分倚重財政資助，使得院校須在很大程度上遵從政府所制定的標準與程序，處于應對評估的相對緊張局面，自受到一定的削弱。外部監控機制使得基于可見度和強制性責任的體系代替了之前基于自治和信任的體系，政府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對院校的有效控制。
最后，政府積極引入社會資源。公營部門改革的一個重要影響，是通過定價政策提高各種服務收費來減少津貼及縮減津貼范圍，總的趨勢是政府減少津貼，用者自付。1991年初教育署署長便宣布開始大幅度增加院校學費。學費政策的轉變，反映了公營部門改革的收費政策精神，表現了政府對高等教育的低成本與高效益的追求。另一方面，政府推行“配對補助金計劃”，引導院校開拓財源。政府分別于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及2010年已經實施了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第六輪計劃于2012年第三季度開始實施，正在進行之中。在計劃指定的生效日期前付給各院校的新捐款，便有資格申請政府配對補助金。截至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港府總計發放了將近49億元的資金，為院校的教學、科研、學生活動及其他發展計劃提供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