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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1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
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2
通常財政政策分為兩種表現形式：一種為緊縮性財政政策，一種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當經濟出現過熱現狀，通貨膨脹呈現上升趨勢時，則會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伴隨著政府減少支出，或是增加稅收的措施。而當經濟出現蕭條，失業明顯增加的趨勢出現時，為了社會穩定，國家則會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財政政策中政府的行為不同，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會采取增加財政支出或減少稅收等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措施。總之，無論是在緊縮性財政政策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其中進行的宏觀調控最終是要實現經濟的穩定，盡最大可能減少經濟波動，并減少對國家經濟的損失。
二、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
現階段，我國采取財政政策對宏觀調控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財政政策的實施，可以使得經濟結構在短期內做出有利調整，同時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貨幣政策在其實施的過程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拉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財政政策的積極實施對刺激社會需求帶來積極影響，為經濟穩定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支持。所以說，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的表現效果
首先從以下四個方面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包括就業情況，物價情況，經濟增長以及收支平衡四個方面。首先，我國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依然不是很樂觀。自08年5月份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呈現逐月回落的趨勢，政府在防止大面積的通貨膨脹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雖然如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依舊在高位運行著，仍不能掉以輕心。其次，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部門出口型企業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導致市場格局發生轉變，企業利潤下降，因此這種經濟回落狀態必須引起重視。第三，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很不樂觀。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很多中小型企業，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中小型企業相繼關門，生存壓力增大，因此造成就業難的現象。最后，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收支格局必然出現多級分化的現象。造成我國貿易順差持續回落。綜上我國經濟形勢下，在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所采取的財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國經濟蕭條時期和經濟過熱時期來比較，財政政策所表現的效果是不同的。對經濟形勢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積極財政政策會保持和促進經濟總需求的穩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長，可以有效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對保持社會的安定帶來積極影響。
四、就財政政策對宏觀調控的建議和措施
就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的理論策略，為保持經濟能穩定快速的發展，因此對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的最有效途徑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而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來提高我國經濟的發展。首先，增加勞動人員的工資，提高工資收入，只要人們手中有錢不僅能緩解當前物價上漲壓力，還能促進人們的消費，進而刺激經濟的增長。其次，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措施，增加對低收入人群和地區的財政幫助，有利于社會的整體穩定。第三，增加對基礎建設等的投資，包括對鐵路等的投入要增大，這是拉動內需最為有效的途徑。第四，對農業來說，加大補貼，促進我國農業的發展，提高我國最為廣泛的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有利于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穩定。最后，調高個體稅收起點，盡可能降低利息稅，施行大規模的減稅措施。通過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國經濟會在最短時間實現健康穩定地增長。
五、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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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 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 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 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笆濉睍r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 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 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 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二、21世紀初期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種建議認為，考慮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銜接，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個方面：
1.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反周期”宏觀調控方針。市場經濟的發展已使中國經濟運行基于“自然節律”的周期波動趨于明顯，因此財政政策作為市場經濟下“間接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勢必要更加自覺和堅定不移地在目前所處的經濟運行低谷階段，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作擴張性的“反周期”調控操作。只要經濟景氣還未回升到（并相對穩定到）接近中位的水準，市場預期還未普遍由看淡轉為看旺，擴張政策調節的取向就不能改變，并要審時度勢保持調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體措施的優化組合。
2.酌情對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在實施重點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調。根據項目實施情況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通盤考慮，近期的投資重點，應向興辦基本農田水利、防治環境污染、建設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適當調整并更為收攏。同時，針對現實問題，加大項目建設資金的監管力度，嚴防挪用，加快資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進工程設計，提高施工質量，以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財政職能應在退出“越位”和填補“缺位”兩個方向上作出積極調整和探索。隨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在一般競爭性的生產建設領域“淡出”，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需要更加強調和重視，擺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費改稅”漸入快車道。以“清費規稅”為重點的政府財力整合，代表了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一個必然導向。這也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規范約束和對“既得利益”的調整，將隨之進入更深入、更具體的階段。
5.改革的深化將引出進一步的機制磨合過程。財政政策是服務于發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尋常的短期調節，又需要掌握中長期的總體機制轉換、協調與配套。財政體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興”，也有待經濟發展、市場成熟過程中財力狀況的改善和政府財力運作的規范化。
6.新調控方式與手段的探索將成為現實生活的迫切要求。財政政策需進入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軌道，因而必須積極探索新時期可行的間接調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財政貼息支持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已經破題，而今后經濟生活中的客觀需要將推動這種探索向更寬廣的政策性投融資領域擴展。
7.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勢在必行?，F實生活正在呼喚財政收支管理的進一步嚴密化和與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的接軌。從財政政策指導上看，今后必將強化對收入、支出、轉移支付的各個環節與相關領域的管理，使之嚴密和規范。
8.進一步推進統一市場和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實現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既定方向和動態過程。隨相關措施的貫徹落實，我國統一市場的規范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也將進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種建議認為，在我們看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積極效應的同時，還要對其下一步發展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分析。
1.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適度，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研究。這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的。從中長期看，我們必須堅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并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和發債規模。要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內的物價走勢、國債資金使用效果及還本付息等進行密切監測，早作應對。俄羅斯等國因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而引發債務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教訓，我們要很好研究，以興利除弊，未雨綢繆。
2.要把激活消費作為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簡單地再靠政府投資推動。從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特點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但是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動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動經濟增長的立足點轉到引導刺激消費上來，要修改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限制消費的稅費等政策，制定鼓勵和引導消費的稅費政策。有計劃地把工作重點放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和引導形成新的消費熱點，進而帶動民間投資上。
3.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政策措施的協調與配合。因此必須發揮政策要素的組合效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個主要手段，首先必須相協調、相配合，要繼續適度加大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開展消費信貸和對中小企業信貸的支持力度，以充分發揮兩個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要特別注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和導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過財政貼息和為高新技術貸款提供擔保等間接手段，用較小的投入去啟動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這樣做，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且可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財政必須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種建議認為，對“十五”財政的測算，要按照壞、中、好的經濟大環境做三個方案。具體測算如下：
方案一：整個“十五”時期仍未走出經濟低谷，需最大限度運用財政擴張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經濟低谷，需維持現行財政規模的擴張過渡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4
首先，在作用方向上，貨幣政策的主導方面是通過調節總量促進總供求的平衡，財政政策之中，公共財政的政策主導作用在于需求總量的調控，而國有資本財政的主導方面是調整供給結構，通過改善結構促進總供求的平衡。雖然貨幣政策也具有影響需求結構的功效，但它是間接的。財政政策雖然也可以普遍提高或降低稅率，直接調節需求總量，但其中也存在稅率結構配置問題，體現對結構的調整；財政支出的擴張或收縮也具有結構上的區別對待問題。中國經濟疲軟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確實應該是財政政策唱主角，政策的作用點在于調整結構，貨幣政策的作用主要在于配合結構調整把握住總量，促進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其次，強化財政政策的作用更能起示范作用和帶動作用，因為政府投資具有引導作用、擔保作用和帶動作用，對經濟的拉動比較快。最后，從制度環境看，貨幣政策發揮作用需要更高的市場條件，沒有成熟的市場機制，貨幣政策就很難發揮作用，近幾年連續7次降息、推動消費信貸等貨幣政策措施效果不顯著的實踐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基于這些理由，政府選擇了強化財政政策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政策設計上，都要進一步強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有兩個基本點，一是松緊搭配，二是兩種機制的契合。
在松緊搭配上，可以選擇多種組合。緊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搭配是為了防止啟動經濟增長的同時，誘發通貨膨脹。我國沿著管理短缺經濟的政策慣性，緊的政策意圖一直沒有放棄，1998年提出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曾一度沿用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提法，盡管在操作中實際也在實行松的政策。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從全社會儲蓄、投資和消費的存量及發展趨勢看，高儲蓄率、高儲蓄傾向和低消費傾向、低投資傾向，引起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應該是采用松的貨幣政策，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兩者共同發揮作用，促進經濟盡快走向良性循環。
二、財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長期是供給管理新古典理論的代表人物認為：“在市場經濟中，重要的不是采取積極措施來實現一定的事先規定的增長率，而是消除阻礙增長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競爭和由堅定而實際的原則指導的政府行為會引出增長。”這種增長政策后來逐漸演變為供給管理的增長政策。后來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供給管理的增長政策逐漸為實踐所接受，增長政策不再僅限于調節總需求，同時包括擴大總供給的措施。這種供給導向的增長政策不但把減少投資風險、改善投資收益的促進私人投資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尤其強調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增長政策的上述轉變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經濟增長政策常常是兩者的結合，當談到需求管理時，更多的是指短期的穩定政策。
引致經濟增長的最持久的動力在于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與知識和人力資本存量直接相關。因此，投資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動經濟持久增長最根本的舉措。中國經濟要想順利實現增長轉型，迎來新一輪的持久增長，不斷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條必由之路。當然，技術進步可以有許多途徑，自己開發是一條路，技術引進也是一條路，如何搭配應按照優勢原理來進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質也是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經濟增長歸根結底是由人推動并為人服務的，國民素質是經濟增長真正的源泉，低科技素質無以承受高科技，低道德水準無力承受財富。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提高國民素質應該是我國增長政策長期努力的方向。科教興國不是空話或套話，應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三、財政政策的著眼點：儲蓄、投資和消費
在經濟中政府和私人都沒有多少儲蓄的時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如赤字預算，那么只有向中央銀行借款或印刷鈔票，必然引起通貨膨脹。相反，在私人有儲蓄的時候，政府有兩種選擇，一是通過貨幣政策，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另一是通過財政政策，實施赤字預算，可以向私人借款，發行公債，這樣不會引起通貨膨脹，但要注意是否有擠出效應。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5
論文摘要：本文總結回顧了中國實踐并探討今年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與相關重點問題。一般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較高速的增長，并將在優化結構方面有所進展。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政策目標，重點問題
兩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向各國宏觀調控當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財政政策的運用成為重要的應對措施。中國在2008年11月明確宣布宏觀政策轉型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后，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經濟運行態勢在2009年比較順利地從“前低”轉入“后高”，年度GDP增速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達10.7%。一般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較高速的增長，并將在優化結構方面有所進展?？偨Y回顧中國實踐并探討今年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與相關重點問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國財政政策實踐的基本經驗
本輪積極財政政策注重處理好擴張總量與調整結構、應對當前困難和實現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水平。簡要總結其經驗要點，一是把應對金融危機沖擊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內，充分認識其近乎“百年一遇”的嚴重性，及時、堅決、有力度地實施總量擴張。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與發展階段，特別注重“供給管理”角度的區別對待、優化結構，著力增加有效供給、促進升級換代和方式轉變。三是在“積極”的同時也注重防范風險、加強制度建設。總體上看政策的實施，無論是增支規模還是減稅規模，無論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推動還是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都體現了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為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服務的理念，也體現了財政宏觀調控日趨成熟的思路和技巧，這將為應對金融危機后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保障。
二、中國財政政策實踐的幾點反思與優化要領
任何政策設計與實踐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從對還需在2010年繼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必要力求優化的視角來看，可提出三個方面的反思與優化的取向性要領：
（一）在實施總量擴張、安排政府投資時，更加注重抓好結構調整和項目質量
政府實施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擴大內需的首要事項，是以政府投資實施總量擴張，“四萬億元”投資陸續具體化到各個建設項目上，其中以1.1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拉動銀行、地方、企業等的配套資金。在這種總量擴張的同時，極為需要精心把握結構優化調整的導向，把基礎設施、災后重建、農村建設、安居工程、生態保護、自主創新和教文衛七大方向上的各個項目選擇好，其中突出的要點，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動社會、民間投資之外，還應把調結構、促轉變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貫穿于各個項目，直到落實于對施工質量的保證。這方面相關的應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證因素，一是要實行十分嚴格、盡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論證（而非“可批性論證”），切實體現結構優化原則；二是要實行從頭到尾的嚴密的全程監督和內部、外部的多重審計，防止資金挪用等不良現象；三是要實行規范、到位的工程監理，保證項目質量，防止出現“豆腐渣”工程。根據中國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的經驗和教訓，應通過檢查巡視工作等方式對各地已開工和擬開工的政府投資，和拉動社會資金的“拼盤”投資項目，作審計檢查和必要指導，及時發現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財政公共支出和補助力度時，更加注重抓好機制轉換
政策擴張期，對于三農、社會保障、社會事業、研發創新等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和補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觀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關工作中的惟一要領，另一個相伴隨的、不可忽視的要領，就是努力實行支出、補貼中的機制轉換，以力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績效。實踐證明，機制不同，政策的效應與績效會大相徑庭。比如，中國政府有關“三農”的各種支持項目和支持資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還帶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應當鼓勵地方積極探索統籌協調、適當整合使用這些資金的新機制----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這已表現出較好的效果，值得進一步總結經驗；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轄區，亟需根據安居住房和房地產市場的實際情況，制定在本地現發展階段，落實“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標，是應以“補磚頭”還是“補人頭”為側重點使用用政府資金，或兩者如何結合，如何運用有限財力首先托好“廉租房”這個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導和支持“適租房”供給的增加以適應收入“夾心層”和年輕就職者的現實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體方案，以提高政府實現“安居工程”的資金績效（這方面已有一些較成功的經驗）；再如，財政針對豬肉市場價格波動的調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探討不再補貼生產環節而是直補城鄉低保人群的新機制、以及實行逆市場周期的庫存吞吐“平準”方案；在基礎研發環節的財政支持方面，也應加大促進實驗室、大型實驗設備實行資源共享、整合運用的機制建設。這些是推進公共財政建設、優化宏觀調控的內在的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軌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機制建設問題。
（三）在提升債務規模、用好債務資金時，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創新和風險防范
政策擴張期帶來了國債和地方債規模的明顯上升，除較規范的長期建設國債和2000億元地方債之外，近期還出現了媒體所稱的“地方政府融資的狂歡節”，各種融資平臺“遍地開花”、不少新的融資工具（規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創造出來。地方舉債融資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并引起了各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也引起了不同意見的爭議。
中國地方政府融資的發展，在市場經濟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萬億元”項目配套資金的強大需求，對其做出簡單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應回歸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結合，重堵更重疏，關鍵是因勢利導，尋求以制度建設實現規范發展。
在這個方面需要“治存量，開前門、關后門、修圍墻”，打造一套可控風險和可持續的地方“陽光融資”的制度和法紀。政策擴張期，對此既是挑戰，又提供了機遇。按照公共財政建設和“依法理財、民主理財、科學理財”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資應當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紀約束的、依托于制度規范和受公眾監督的。相關制度、法紀的打造，當然在中國需要漸進，而當務之急，一是應強化國家綜合部門自上而下對各地融資規模的監督、指導、協調；二是應強化地方各級人大、政協對政府融資的審批與制約；三是應強化金融市場監管部門、審計部門對于政府融資活動的監控、審計；四是應提倡、鼓勵地方政府融資主體內部的自律和加強管理，總結經驗教訓，在開拓創新中防患于未然。相關的制度內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線條的文本，再于動態中不斷完善、細化。地方政府融資無如制度、紀律的有效約束，必然會在分散狀態和不透明狀態下積累公共風險，一旦積累到被觸發的局面，就會是危機的局面，“救火”的代價損失將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確方向，應是走向透明化、法紀化的“陽光融資”。這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需堅持不懈地推進相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
三、關于財政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
得力于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國內經濟已呈現“雙升一穩”（投資大幅回升、工業強勁反彈回升、消費穩定增長）的良好勢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漲幅由負轉正之后，12月上漲1.9%，較11月0.6%的漲幅明顯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預期之內如期轉正，上漲1.7%。這一方面意味著經濟觸底之后已經過反彈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們要高度關注通脹預期。從外部環境看，2010年全球經濟復蘇力度似比一般預期更為強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世界經濟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將分別達到3.9%和4.3%，中國增幅為10%和9.7%。經濟復蘇和通脹預期的加強，使得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問題開始成為關注的焦點。退出策略不僅涉及到退出時機、節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機制、工具的選擇，更涉及到我國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政策的協調與博弈，在全球經濟復蘇還存在不確定性，經濟內生增長乏力之時，財政刺激政策退出面臨諸多復雜問題，需要審慎處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機制的選擇
選擇適當的“退出機制”，不僅事關本輪經濟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歸宿，也密切聯系著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所謂的退出機制，一般是指對由政府主導的、專門旨在抵御金融危機和緩解其不良結果的特殊經濟刺激政策的放棄。一般來說，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三大法寶”，無非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道義勸說（政府首腦、央行行長等或勸說或威脅或暗示以求引導）。特殊的刺激政策則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大規模財政投資、支出；減稅；向銀行注資。就中國而言，與此框架無大異。特殊的經濟刺激政策勢必要具體化為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來作合理的動態調整、適時退出。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在2010年內的優化調整，可認為是大框架不變前提下向“適當從緊”單一方向的適當回調，而財政政策在本年度內至少不會在總量上簡單比照貨幣政策，可看作是擴張框架不變前提下突出重點、優化結構、追求績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調整，很可能是與1998年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調處理，擴張力度漸降，使社會各方在“不經意”間經歷政府政策“退出”的過程。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機制可著重考慮三個方面：相對于GDP的增長速度控制國債規模和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促進經濟恢復自主增長；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
1.比照GDP規模與增速，控制國債發行相對規模和赤字率，優化國債發行結構和資金使用結構。
2010年在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國債發行規模不可能按急速剎車方式處理，比照GDP規模與增速，國債發行規模要配合赤字率繼續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國債結構優化。從相對數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絕對數則將超過1萬億元，預計中央的地方債券也仍和2009年一樣，約在2000億元左右。從結構看，對于長期建設國債可按實際需要適當減發，而對于流動性較強的中短期國債要重點發展，并要按市場的要求，適時調整利率、期限、結構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國債對財政政策的支撐功能。國債所籌資金的投資方向和重點，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開工項目的續建，嚴格控制新項目建設，并做好監理工作。
2．積極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與居民消費，促進經濟恢復內生性、自主性增長。
目前看，中國經濟還主要是表現為政策推動的經濟回升。要使經濟進一步順利、穩定發展，只有政府擴大公共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出臺多種措施力求“四兩撥千斤”地擴大社會投資，拉動民間資本跟進，引導和鼓勵企業投資，以及居民消費。如果民間投資遲遲不能跟進，公眾消費疲弱不振，那么就會嚴重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退出操作，應當是在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可支撐經濟運行基本態勢曲線形成穩定的“拐點”之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財政政策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進一步拓寬社會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充分利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機對社會資本投資給予國民待遇，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之外，應允許社會資本以參股等方式進入金融、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個行業。二是通過稅收、財政貼息、政府采購、信用擔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業。對規模較小的企業，做好所得稅征收按優惠方案處理的貫徹落實。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加大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規模和支持范圍，向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比較大的輕紡等行業的出口企業、科技企業和地震災區的中小企業傾斜。政府采購也應適當向中小企業傾斜。三是支持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務。此外，應考慮通過發展規范的地方融資平臺，以市場化方式融資，吸引銀行放貸和民間資本跟進，把短期政策調控與利用社會資金與民間資本的長期機制構建兩方面的要求較好結合。
在消費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階層、發展社會保障體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顧之憂”減少“預防性儲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應切實貫徹，細化優化相關方案和加強相關管理。
3．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單向調減的，但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中顯著存在的結構問題，在退出中有必要適當加入針對不同產業、不同性質產能的區別對待的處理，比如對一般傳統產業的刺激力度，可以順向調減，乃至多減，而對有優化結構作用的新興產業、事關全局增長后勁有必要加強的支柱產業，以及那些具有強烈技術改造、升級換代需要與空間的門類和領域，則可以實施不減的處理，甚至適當給予更多資金與優惠政策以幫助其擴張的處理。這有益于加快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式轉變。再者，與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深化改革過程之中有關，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關性和區別對待，也值得注意。比較直接、行政色彩較重的政府干預政策工具，可隨總體刺激力度的調低而順向調減、乃至多減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擴大政府支出的投資安排，應比較堅決地調減；而那些有條件、有必要更多運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經濟杠桿手段，卻可考慮讓其發揮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結構性減稅的安排。這樣有助于推進制度安排與調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時機的選擇
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時機把握，既要考慮到全球主要經濟體國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對我們的聯動效應，更要考慮國內經濟企穩回升后，何時出現、是否穩定形成經濟周期中階段轉換的拐點。從中國過去的經驗，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驗看，經濟由高漲階段進入低迷階段再重回高漲階段的轉換，一般都要間隔數年，是一個由經濟下跌和宏觀擴張政策啟動開始，經歷觸底－－企穩回升－－鞏固回升態勢－－企業預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資強有力回升而完成的過程，關鍵是何時市場的內生動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擴張性政策而把經濟運行穩定在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區間。從中國的相關宏觀、微觀數據看，至少2010年，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未到退出的時機。
世界銀行預測局局長漢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過快，經濟復蘇就可能陷于停滯，雖然出現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國家可能出現一個季度以上的負增長；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夠快，在財政政策方面將對私營部門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并導致通脹，全球失衡的重現將會迫使各國央行突然收緊政策，從而導致二次衰退?？梢哉f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敏感而脆弱的關鍵時期，如何既能維護當前來之不易的復蘇基礎，又不至于因政策滯后延誤退出時機使通脹局面難以挽回，這將是各國決策者面臨的考驗。從目前情況看，發達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增長仍然乏力，主要經濟體國家的企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支出短時間內很難有效恢復，特別是美國、歐盟、日本失業率連創十幾年來的新高，這將使得私人需求的復蘇持續低迷，因此發達經濟體很可能在2010年僅僅回歸低增長，這意味著不排除“雙底衰退”的風險。這也是各國對寬松政策不能輕易退出的顧慮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資人吉姆·羅杰斯于今年2月間預測，緣于各國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經濟的惡化狀況在“表象反彈”短暫停歇之后，將出現更為嚴重的“二次衰退”，其時間可能在2010年晚些時候或2011年，屆時情況將比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更為嚴重。最近一段時間，歐元區的債務危機有愈演愈烈之勢，引起廣泛關注，在其暴露了歐元區各國之間利益取向協調機制的脆弱和歐元、歐盟發展前景方面的潛在風險的同時，也對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帶來了更多的審慎要求。中國經濟雖目前已進入全面回升，但結構性問題依然嚴重；通貨膨脹雖總體仍只是預期，尚未成為現實，但CPI的年度上漲大局已定，如本年還屬柔和，更具“殺傷力”的上漲壓力則不排除可能出現于2011年；但萬一歐元區出現較大的下滑型動蕩并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通脹壓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樣陡然轉為通縮壓力的。因此，綜合權衡各種預測和各主要相關要素，動態跟蹤和及時判斷經濟上升曲線何時將進入一個新的高漲階段，以全球視野把握中國經濟達到經濟內生穩步向上狀態的拐點，便是政策退出時機選擇的關鍵所在。
（三）財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國際協調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6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續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