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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措施范文1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現：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發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務放寬到所有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和居民會減少現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 由于物價水平持續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為持幣待購 ，由此導致社會現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 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二，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銀行“惜貸”現象。最終體現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銀行、工商企業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 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 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三、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階段商業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已證明，現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措施范文2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課題組(2010)認為,在金融危機管理實踐過程中,中央銀行靈活有效的資產負債表管理成為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危機的核心措施和重要手段。[2]此外,在常規的貨幣政策框架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常包括短期利率與貨幣供給;而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以日本銀行和美聯儲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通常采取非常規手段,例如量化寬松政策,通過大量購買長期國債與機構債券,達到降低信貸利差進而影響長期利率的目的。此類政策極大地改變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造成其規模的擴張或結構的改變,從而有效地降低長期利率和刺激經濟快速復蘇。因此,通過對美國和日本兩國央行在進行金融危機管理中資產負債表的操作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其應對危機事態的操作措施和最新的前沿動向,對我國綜合運用資產負債表以及吸收相關經驗都大有裨益。
二、日本銀行的“數量寬松”與美聯儲的“信用寬松”
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隨后陷入長期低迷。而1997年底,隨著三洋證券、北海道拓殖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日本爆發了大規模金融危機。日本政府采取了緊急措施對破產的金融機構加以救助、修改“存款保險法”并采取擴張型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受危機影響,日本經濟持續衰退,消費者信心一蹶不振。直至1999年2月,日本銀行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零利率政策”以應對日益深化的金融危機,承諾“零利率政策”的持續直至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然而卻收效甚微,物價指數仍繼續下滑。2001年3月19日,日本銀行為應對嚴峻的通貨緊縮形勢,提振衰退中的日本經濟,在零利率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它屬于一種典型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因為當利率低至零水平,便無法繼續發揮杠桿作用,也就意味著“流動性陷阱”的存在。而通過加大貨幣投放量,確保充足的貨幣供給以使物價升高是日本銀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初衷。而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美聯儲開始效仿日本銀行,在迅速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開始大量采用創新型的貨幣政策工具,從而正式步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軌道。兩國央行表面上相似的政策措施卻存在著固有的差別。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2009)指出,美聯儲在應對次貸危機中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是“信用寬松”(CreditEasing),不同于日本銀行的“數量寬松”(QuantitativeEasing)貨幣政策。①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角度來看,日本銀行在21世紀早期實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傳導路徑為:存款準備金基礎貨幣貨幣供給量資產價格總需求。其目的在于擴大基礎貨幣的供應量最終導致總需求增加和價格水平上升。而在次貸危機中的美聯儲所運用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動機并不在于擴大基礎貨幣量以提升價格水平,而是旨在減輕金融市場的信用緊張問題;其所謂“信用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其所持有的資產組合,其中包括信用貸款和證券等。[3]
三、“量化寬松”下日美央行資產負債表變化特征比較
Bernanke和Reinhart(2004)從理論上指出: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對于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具有兩方面的影響———即體現在規模與結構上。[4]通常,狹義的數量寬松指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擴大而結構不變;而狹義的信用寬松是指改變資產負債表結構的同時其規模不發生變化,這是用非常規金融資產代替傳統金融資產的結果。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考慮到貨幣政策實施的約束條件,中央銀行綜合考慮了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兩方面因素,從而加強了非常規貨幣政策的總體影響。因此,所謂量化寬松是指利用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和負債兩方面的一籃子非常規貨幣政策,用以吸收金融危機造成的沖擊。這是對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寬泛的解釋。從2001年到2006年這段時間里,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即屬于此范疇之列。同時,它也是中央銀行為了應對最近的金融危機所采取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一次集中性表現。而在金融危機管理過程中,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和負債兩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資產方起到了替代私人金融中介機構的作用———即通過購買金融市場上的信用產品提供了必要的流動性;而負債一方擴大了超額準備金的數量,為緩解貨幣市場上的流動性危機起到緩沖器作用。在面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作為金融危機管理手段之一的量化寬松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當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各國中央銀行均在防治金融系統失靈方面采取了非常激進的手段,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以下3方面:1)降低利率;2)維護金融市場穩定;3)幫助公司進行融資。[5]其中,在第二、三兩個方面,美聯儲與日本銀行均采用了多種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進行金融危機管理操作,尤其是對于金融資產購買的范圍,從表2中便可見一斑。美聯儲與日本銀行在金融危機管理過程中均擴大了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的范圍①,其結果在于:無論是美聯儲還是日本銀行均極大地擴張了其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之后,這種擴張無論從規模還是速度來說都極為迅速。作為對金融信用產品及其相關市場的干預,美聯儲通過“信用寬松”措施,極大地擴張了其資產負債表;而日本銀行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以及向市場提供必要的流動性,也采取了多種舉措,甚至包括了直接向金融機構購買普通股票。美聯儲的相關政策反應經常與日本銀行在2001年至2006年所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相比較,而當時的日本銀行為現金賬戶的平衡制定了具體的目標。[6]通過觀察日本銀行與美聯儲對金融危機的反應,尤其從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變化特征的角度加以分析,能夠更好地理解非常規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管理過程中的運用。日美兩國不同的寬松貨幣政策重要的區別之一即在于分別對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與資產方進行關注。其中,日本銀行的“數量寬松”貨幣政策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增加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影響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而美聯儲的“信用寬松”貨幣政策重點不在超額準備金而在于資產,根據不同信貸市場的情況,可以選擇貸款或購買資產等多種政策手段和實施規?！渲匾胧┲槐闶侵苯淤徺I有價證券,這種操作不但可以降低金融市場上的借貸成本并且也擴大了流動性供給,因此會對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產生影響。簡單來說,“信用寬松”和“數量寬松”政策都會使得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但是美聯儲更加關注資產方,而日本銀行是通過負債方進行擴張。通常,在非常規貨幣政策框架下利用資產負債表進行金融危機管理,已經成為中央銀行實施危機救助的通行手段。通過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理解非常規貨幣政策框架的關鍵在于將其分解:第一部分主要關注的是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大小,而另一部分則是其結構變化。如圖1所示,在理想狀態下,可以通過貨幣市場上標準化工具的操作,僅僅增加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同時卻保持其構成不變(數量寬松);另外,也可以通過用非傳統金融資產替代傳統金融資產的手段來改變資產負債表的構成,同時維持其規模不變(信用寬松)。Bernanke和Reinhart(2004)曾運用上述對于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分類方法,對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運用加以分析。他們通過檢驗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與結構變化的影響,說明如何改變市場對未來短期利率走勢的預期。實際上,通過考察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所產生的投資組合再平衡影響———例如,中央銀行通過改變其資產方的結構②,進而影響期限溢價和總產出曲線;相似地,中央銀行也可以通過增加基礎貨幣的供應量影響非貨幣資產的價格和產出。①圖2對日本銀行與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分別加以闡述。在日本銀行方面,準備金的急劇增加導致了從2001年至2006年間負債總水平的猛烈擴張。與此同時,作為日常性負債最主要組成部分的流通中貨幣卻相對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而美聯儲的負債自2008年下半年前后的差別更為顯著。與日本銀行相似的是,其流通中貨幣量在金融危機前后依然保持穩定。另外,對于美聯儲和日本銀行來說,導致二者資產方變化的根源卻是大相徑庭———日本銀行于2001年始陸續增持了日本政府債券以及其他類型的傳統資產;而美聯儲不僅在金融危機期間擴大了短期貸款的種類和數額,②并且增加了央行間流動性互換尤其是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持有數量。簡而言之,日本銀行和美聯儲通過各自的資產負債表進行金融危機管理的過程中,均以購買各種類型的金融資產為手段達到緩和市場流動性風險的目的。實際上,日本與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運用具有獨特區別的原因也在于兩國所面臨的不同經濟環境以及一系列制約條件,比如經濟沖擊的原因和類型、金融系統的結構以及中央銀行的機構組成等等。盡管從宏觀角度來看,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它們體現出來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7]
四、日美央行金融危機管理特點比較
一般來說,傳統型貨幣政策操作體現了在流動性供給過程中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控制,最基本的方法是金融機構通過提供合格的抵押品來進行逆回購操作。而通常情況下,中央銀行不會進行類似買斷政府債券或是直接購買公司股票的激進行為。然而在金融危機管理過程中,中央銀行的救助行為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實現政策利率目標,而是在于緩解市場的流動性危機和提振公眾的信心。在金融危機爆發之時,中央銀行不得已將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而流動性陷阱的存在卻使得傳統型的貨幣政策難以為繼。因此,應對危機中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和信貸利差擴大的重要途徑之一即是通過主動改變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與結構。方法一是改變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結構,主要是通過創新性地使用各種融資工具,包括改變金融市場中不同種類證券的供給比例和采用新的貨幣政策工具來實現;方法二是擴大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規模的擴大是資產增加的結果,而資產的增加乃是源于創新性貨幣政策的實施。正如前文所述,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應用給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帶來了巨大的改變。而基于資產負債表變化特征分析的日美兩國央行金融危機管理的特點極其鮮明,對其進行比較分析意義重大。
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措施范文3
■ 中國貨幣政策動態微調的含義
中國貨幣政策動態性微調的含義,依據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的解釋,是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從“合理”向“適度”過渡。因此,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微調的動因,恐怕需要從“合理”和“適度”上來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微弱變化。由此可見,微調后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義上的“適度”,不同于前期的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因此,當下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動態性微調,既不能理解為中國現行貨幣政策導向將要發生根本性變化,也不能簡單地視為中國現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延續將一成不變。
自去年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但另一方面,“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力度的不斷加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逐步演變成“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意義上的“適度”成分明顯減弱,導致今年前7個月貨幣投放量屢創新高。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去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總額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今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2009年前7個月接近8萬億人民幣。顯然,在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驅動下,已然導致中國信貸增長規模不斷擴張,貨幣流動性持續寬裕在中國股市和樓市表現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視為極度寬裕,股市和樓市“體驗”更多的是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并非“適度”。而在實體經濟則完全不同。據近期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宏觀經濟數據表明,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均為負數,并同比創出新低,與此同時7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放緩。從這一組數據看,CPI和PPI的持續負增長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放緩,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國整體經濟復蘇仍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特別是實體經濟的狀況不容樂觀;另一方面,7月份CPI和PPI以及固定資產投資與中國股市和樓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顯然,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面“傾向”了中國的股市和樓市,并未對實體經濟帶來更多的“實惠”,資本市場的擴張與實體經濟的收縮形成的鮮明對比,意味著資本市場泡沫正在不斷聚集,而實體經濟則不盡人意。因此,中國在資本市場流動性寬裕和實體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延續下去,還是改弦更張,需要進行認真的論證和謹慎的選擇,貨幣政策的取向就成為中國貨幣當局適時考慮的問題。
■ 中國貨幣政策微調的背景
依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在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度寬松”依然是支撐“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貨幣政策,需要延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經濟與金融形勢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然而,在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反彈,通脹預期抬頭,以及大量信貸資金不斷涌入股市和樓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中國貨幣當局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從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看,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隨著“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如果美國等有關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特別是美元和歐元作為國際支付的主要貨幣,并且各國的外匯儲備都以其為主。在美歐“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下,一旦新一輪危機降臨又對本國貨幣缺乏信心時,其他國家必然要使用外匯儲備來注資救市,這可能導致外匯“泡沫”被進一步放大。外匯“泡沫”放大的同時,金融危機在全球的影響也會增大,世界經濟將有可能被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和主要貨幣波動的惡性循環所困擾,各種危機爆發的頻率也會進一步提高。而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將對我國產生更大的影響,其中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儲備資產價值、國際結算和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上漲層面上的風險。外匯儲備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國用于國際收支結算和防范金融風險。如果外匯儲備風險加大,外匯儲備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證,在國際收支結算中的損失難以估量,同時本國金融安全性也相應降低。
■ 需要適時調整政策力度
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時期,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無疑中國現行的貨幣政策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經濟尚未全面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尚存諸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潛在的通脹已有所抬頭。由此,“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落實既要有一定階段的連續性,也不可對已經出現的通脹苗頭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因此。優先考慮可支撐經濟持續復蘇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選擇。當然,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現階段“適度”的一面。為此,近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進行動態微調的表態,防范潛在通脹風險的意圖十分明確。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力圖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從“合理”過度到“適度”。這意味著,中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在中國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中國國內市場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
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措施范文4
全球化，將世界拉近了，令各國的貨幣政策趨同。生產外包和資金跨境流動，降低了資金成本、生產成本，通貨膨脹出現了一次結構性的回落，央行順勢寬松，帶出本世紀初一次史無前例的流動性擴張，最終以罕見的、波及世界每一個角落的金融海嘯告終。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又不約而同地祭出量化寬松政策，以天量的流動性撲滅市場恐慌。
貨幣政策，本以國家為界域，根據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商業活動，通過逆周期運作來維持幣值的穩定。各國所處的經濟周期不同，貨幣政策過去也不同步。但是這十幾年，由于各國經濟逐漸同步共振，貨幣政策的取向亦趨一致。金融危機后，各國央行全部轉向QE，以超常規的寬松政策基調來穩住經濟，穩住人心。甚至由于本國需求動力不足，央行們在QE力度上逞兇斗狠，通過貨幣戰爭為本國爭取匯率優勢，爭取多一點復蘇的機會。
然而2014年開始，各國的貨幣政策出現明顯的走勢分歧，不僅政策內容不同，方向也不盡相同。美國、英國經濟復蘇成型，中期的通脹壓力也有浮現，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先后明示加息周期逼近。歐洲和日本，GDP增長已現，但是就業復蘇十分緩慢，銀行的中介功能依舊缺失，當地央行維持寬松的貨幣環境，不過政策著力點轉向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中國的貨幣政策最糾結，中國人民銀行在“去杠桿”和“定向降準”之間扭捏，似乎方向未定。新興市場國家同時面臨增長放緩和資金外流的壓力，不少央行被迫加息，不過多數仍在觀望中。貨幣政策趨同性的消失，乃是全球貨幣政策新格局的基礎。
貨幣政策對于各國經濟和企業十分重要，不過從全球宏觀角度看，最重要是看對三件事：美聯儲加息時機、中國貨幣環境、意外風險。
美國經濟復蘇，迄今已經長達5年，但是復蘇步伐之緩慢在其現代史上十分罕見。究其緣由，一是就業市場改善步履艱難，二是銀行對實體經濟借貸并不熱心，令經濟復蘇有長度無力度，物價沒有上升的壓力，聯儲在貨幣政策正?；弦矘返脟@慢板。不過最近其就業復蘇步伐加快，就業人口已經超過上一個周期的峰值。美國的通貨膨脹和工資上漲關系最密切，如果就業市場供需接近均衡點（當然部分領域仍存在結構性問題），距離工資上漲應該不會太遠，隨之而來的是通貨膨脹。筆者認為美國第一次加息應該在明年年中左右，如果通脹超預期，則這個時機可能有所提前。
同時，美國經濟正在結構性轉變的陣痛中，金融業監管力度也在加強，就業復蘇雖然展開，畢竟好景有限。這意味著經濟長期處在2-3%的增長環境下的可能性較大。如果這是新的增長常態，聯儲的政策利率也未必需要回到4-4.5%的危機前水平，換言之政策利率可能也會有新常態。
市場已經充分消化聯儲減少購買國債的消息了，但是對于加息時機和力度，則眾說紛紜。一旦加息，不排除市場動蕩。而且動蕩不是產生于耶倫宣布加息那一刻，而在市場開始強烈預期耶倫加息之時。由于增長動力有限，初次加息出現之后，筆者懷疑隨后的利率上調速度會比較溫和，流動性開始減少但依然充沛，這對風險資產屬于利好消息。
在持續信貸擴張十年之后，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去杠桿的程序，信貸周期由盛轉衰。這個過程中人民銀行也會采取一些技術性措施，舒緩市場情緒，為個別部門解困，但是周期性回調似乎難以逆轉，其實今年市場利率的平均水平高出去年一截，已經反映市場在這方面的預期，只是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不斷有曲折。
定向寬松，在筆者看來就是這種政策糾結的寫照。央行并不認為整體經濟缺少流動性，更不希望再次重燃房地產投機之火，因此整體政策維持中性偏緊的基調。不過的確個別部門需要流動性，實體經濟更需要政府的扶持，于是通過針對性的措施，將流動性投向特定的領域，成為貨幣政策的新方法論，也符合李總理關于總量增量上的辯證思維。
但是中國經濟處在轉型期，不是所有部門都能夠承受流動性環境上的改變。部分行業、企業和地方政府過去過度擴張，債務負擔沉重，一旦流行環境收緊，資金鏈便面臨斷裂的風險。而且由于近年資金多經過影子銀行借出，結構性產品和企業聯保盛行，個別企業出事，債務鏈連鎖反應的風險頗大，傳導可能也很快。房地產市場走弱，進一步放大了個別違約案例對整體金融體系穩定的威脅。任何國家在經歷去杠桿過程中都存在系統性風險，美國和歐洲去杠桿曾經走過一段艱難的歷程，現在差不多要輪到中國了。
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措施范文5
關鍵詞：貨幣政策工具；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影響分析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7年5月1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同時決定，從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這是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第二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近幾個月來，央行明顯加大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對商業銀行會產生那些方面的影響?商業銀行應如何響應央行的貨幣政策措施?這是本文所要闡述的問題。
一、關于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相關理論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管理一國貨幣供給的條件下，為了指導、影響經濟活動，保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得以實現，而由國家制定、通過中央銀行付諸實施的有關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的方針、政策與措施的總稱。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必須通過一系列與中央銀行業務相聯系的措施和手段來完成，這些措施或手段稱為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工具分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和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
存款準備金制度作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對貨幣的調控和影響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將帶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資產業務規模的變化，從而對貨幣供給有重大影響。也就是說，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一般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中央銀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則金融機構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準備金增加，可供自主運用的資金減少，其放款和投資能力削弱，全社會貨幣供給隨之減少；相反，中央銀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繳存的法定準備金存款減少，可用資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資能力增強，貨幣供給隨之擴張。
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也是貨幣政策考慮的范疇。通過加息，可調控資產價格，令過熱的股市和房屋市場降溫。自2006年7月5日以來，央行出臺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在內的多種調控措施。特別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時推出三項政策措施，即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升息、擴大匯率波幅。政策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強政策的綜合效應，加大調控的力度，綜合治理經濟偏快。上調準備金率旨在降低貨幣乘數與銀行可貸資金規模，抑制貨幣信貸增速；貸款利率上調以及降低銀行存貸利差意在抑制信貸需求和銀行的放貸沖動，同時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為信貸減速；存款利率上調有助于修正過低的實際利率，長期存款利率上調幅度超過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變有助于減緩存款活期化和儲蓄分流的趨勢；擴大匯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增強匯率彈性，為扭轉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平衡人民幣有效匯率創造條件。
二、當前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背景及其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2007年在經濟出現局部地區和部分行業過熱、通脹上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治理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問題。近期，促使中央銀行多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率的主要原因是貨幣信貸增長偏快。中央銀行所擔心的是，貸款的過快增長會助長經濟的低水平擴張，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高準備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防止經濟過熱，并由此導致通貨膨脹。在當前房地產投資偏快、證券市場持續升溫、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既凸現了央行加大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同時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運用的難度。
當前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對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及商業銀行經營都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看：
一是抑制商業銀行貨幣信貸過快增長。根據貨幣乘數理論，貨幣供應量為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決定乘數大小從而決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對商業銀行而言，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意味著信貸擴張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42萬億元，同比多增1678億元。央行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回流動性，每次調整50個基點，每次收回貨幣1500億元，雖然相對于銀行十幾萬億元的流動性，不能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但是如果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工具進行流動性和資產價格管理，連續調整累積到一定的時候，對經濟的調整作用就將逐漸顯現出來。成熟的市場經濟一般都會出現利率調整的周期性。近5個月來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就顯示出我國已經進入了一個調整的周期。5個月內的第5次準備金率調整，以及兩次存貸款利率的調整，除了在銀行信貸發放與市場利率基準上將產生實質影響外，更表達了央行在流動性治理上從緊把握的強烈決心，也徹底打消了部分商業銀行對央行貨幣政策嚴肅性所抱有的僥幸心理。
二是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將作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并對盈利能力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方式以及獲利能力來看，存貸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經營利潤的主要來源。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則意味著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這將直接導致其可以用于發放貸款的資金減少。由于商業銀行具有創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業銀行實際減少的可以用來創造利潤的資金將比增加的準備金數額成倍放大。
目前，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1.89%，存款的綜合籌資成本大約在2.55%左右，貸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貸款與準備金利率的利差分別為0.66%和3.84%。那么在現有存貸款規模上，經過測算：假設調高存款準備金0.5個百分點，凍結商業銀行可用資金1500億元，按此連續調整四次則減少由于發放貸款而獲得的利差收入為3.84%*1500*4=230.4億元。同時，由于商業銀行存款的綜合籌資成本大于存款準備金利率，商業銀行繳存存款準備金還需要倒貼部分利息支出，補貼息差支出達0.66%*1500*4=39.6億元。因此，據此估算，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的調整，將影響商業銀行利潤達270億元。
三、商業銀行響應央行貨幣政策應采取的措施
為積極響應央行的貨幣政策，商業銀行應進一步轉變經營理念，優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創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貸總量，優化新增貸款投向。當前，在資產價格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下，商業銀行有必要控制過度的信貸行為，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同時，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嚴格信貸市場準入門檻，特別是要嚴格控制產能過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放，注重提高信貸資金營運效益。據分析，各行業對升息的反應程度由機械制造業到農業依次遞減，其中資金較為密集行業的影響度要高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如建材水泥、房地產、紡織等行業的影響度極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農業、交通運輸、水電生產供應行業受影響甚微，這些也恰恰是國家目前產業傾斜及扶持的行業。順應國家的產業政策，根據各行業受升息影響程度的不同，商業銀行在貸款投向上應有所側重，尤其是對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的中長期貸款應該有所抑制，切實提高全面風險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在貸款粗放經營受到遏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應當積極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業銀行對貸款風險定價日趨重視，致力于開發科學、適用的定價模型，但由于受歷史數據積累不夠和實際經驗不足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國內多數商業銀行風險定價能力仍然較低。對此，應參照《巴賽爾新資本協議》的技術要求，吸收國外先進經驗，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內部信用評級體系，準確地對風險進行定價，進而實現對貸款的風險差別定價，以降低信用風險，提高銀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強主動負債能力，合理匹配資產負債結構。存款基準利率的上調，有利于增強商業銀行的吸儲能力，但付息負債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業銀行的籌資成本。同時，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意味著銀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商業銀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資金比例降低，資金來源制約資金運用的自我約束管理體制下，促使商業銀行更重視存款工作，以便進一步增強資金實力。因此，商業銀行一方面要增強主動負債能力，認真落實差異化服務措施，加快網點功能轉型，真正實現客戶分層、功能分區、業務分流，在增加存款總量的同時，優化負債結構；另一方面，要根據負債的期限、利率結構，合理安排資產的期限、利率結構，將資產與負債在資金種類和數量上的聯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保持資金合理流動性的條件下，根據利率變化的預測和資產負債對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時調整各種不同利率資產和負債的敏感性缺口，擴大利差，達到凈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標。
四是要加快業務創新，優化經營收入結構。今年5月份的這次加息與之前幾次加息的重要區別是央行縮減了銀行的存貸利差，特別是中長期存貸利差，壓縮了銀行貸款利潤的空間。多年來，出于扶持國有金融體系的政策需要，中國銀行業長期享受遠高于國外同行的存貸利差，盡管這一過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質疑和批評，但央行長期保持了銀行業偏高的存貸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壘縮減存貸利差，顯示央行抑制信貸增長的堅定決心。對此，商業銀行必須順應銀行業務發展趨勢，在業務增長方式上從外延粗放型增長向內涵集約型增長轉變，在經營結構上由傳統的存貸業務結構向資本節約型的綜合金融服務轉變，在競爭手段上由同質化競爭向差異化競爭轉變。
今后，尤其要重視科技創新和業務創新，拓寬金融服務領域，努力增加中間業務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波動愈益頻繁，西方商業銀行加快了金融服務創新步伐，通過開拓中間業務市場，降低凈利息收入占經營總收入的比重，以規避利率風險。如目前發達國家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經超過了60%，而國有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還不到10%，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是國有商業銀行規避利率風險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國內商業銀行要借鑒西方商業銀行的經驗，通過增大技術投資，加快引進電子技術，提供電子銀行服務；通過整合業務流程、調整組織結構，增加基金、保險、代客理財等中間業務品種，來適應和滿足客戶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通過服務的全能化，實現客戶的多樣化和收益來源的多樣化，從而有效地分散經營風險。
四、央行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應關注的問題
2007年5月央行三項調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貨幣調控思路的重要轉變，也顯示央行駕馭貨幣手段更趨熟練和靈活應變，相信對市場和經濟的調控效應也將逐步顯現。但是，?在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常規性工具的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一是合理掌握貨幣政策運用的頻率和調整區間。準備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將凍結金融機構更多資金的同時，也必須為此承擔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業銀行來講，準備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擴張，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籌資成本。因此，存款準備金率的運用有必要設定一個合理區間，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時兼顧商業銀行的利益；如果繼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存貸款利率，希望也能夠相應提高存款準備金的利率，適度彌補對商業銀行凈利潤的影響。
二是進一步加強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在當前中國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日益增大、信貸擴張過快、貨幣投資反彈壓力巨大、物價上行風險加劇的嚴峻形勢下，單項政策的效力日趨弱化。因此，應在加強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運用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產業、外貿、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多管齊下實現多目標調控，并借助政策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強政策的綜合效應。
三是應注意調控政策的協同效應問題。我國宏觀調控關注多個經濟目標，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協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藝術性。比如提高準備金率和利率均是緊縮性政策，為了鞏固我國宏觀調控的成果，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導向，但升息又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比價吸引力，加速國際資金的涌入，加劇國內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問題。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對流動性的關聯影響預計還將顯現和強化，這將對準備金率等數量型政策工具的運用產生更多的影響。因此，研究貨幣政策的協同和配套，謀劃取得同向的效應，在我國宏觀控制更加注重內在和結構的趨勢之下顯得更為重要。
四是應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針對目前農村資金存在著一定的“離農”傾向，為鼓勵商業銀行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加大對“三農”的有效信貸投入，縣域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應低于城市行金融機構。比如，目前農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國有商業銀行0.5個百分點，高于信用社法定準備金率3個百分點。建議今后應區別各商業銀行服務對象的不同，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合理確定縣域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以鼓勵進一步加大縣域有效信貸投入，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
參考文獻：
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措施范文6
[關鍵詞]宏觀政策;經濟刺激;退出;路徑
[中圖分類號]F81;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9-0027-03
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中國政府抓住時機果斷決策,推出4萬億元投資的經濟刺激政策。實踐證明,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經濟刺激政策是中國政府在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取得的效果明顯。但是也面臨流通貨幣、通脹壓力加大的風險,所以經濟刺激不要過度,要適當控制刺激的力度,為未來的經濟政策預留多一點空間。當前,全球經濟企穩回升,但經濟復蘇的進程并不是那么順利,再加上歐洲債務危機引發歐洲市場發生變化,世界經濟的復蘇還是存在許多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在宏觀經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前提下,經濟刺激政策如何適時、擇機、漸進退出。這是因為,綜合各種因素,我國經濟已經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支持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動力逐步恢復,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經濟由危機狀態真正恢復正常,關鍵在于市場機制的自我修復。市場機制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而政策推動只是外力,外力的作用只能是暫時的,經濟的平穩發展最終還是要靠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因此,經濟內生性增長動力是否恢復是我國經濟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關鍵。在退出政策的選擇上,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不僅僅是一個決策的問題,還需要藝術化地操作,這里面有很多技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哪個該先退出?財政政策應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貨幣政策需要怎樣協調和配合?貨幣政策該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財政政策需要怎樣協調和配合。
一、如何看待非常規經濟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蔓延,為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如何支撐新古典經濟學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而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機大拯救中的作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贊譽。毫無疑問,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較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超出預期30%的銀行信貸增長,以及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使得經濟刺激政策可能矯枉過正。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過去幾十年間這也在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的資產泡沫問題已經有所抬頭,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這對于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但這些措施的實施,也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累積了相當的負面效應。
1.通脹預期對經濟復蘇步伐的挑戰。當前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是貨幣供給的巨量擴張。貨幣擴張在成功制止了經濟下滑和防止了信貸緊縮的同時,也埋下了未來通貨膨脹的隱憂。一方面,流動性膨脹造成了大宗交易商品等基礎原材料產品脫離實際需求的上漲,許多大宗交易商品由于存在期貨市場而具有金融屬性,價格變動在很長時間內可能發生偏離真實基本面供求狀況的現象;另一方面,流動性加劇了資產泡沫,使得金融部門從實體領域中不斷吸走資金,導致實體部門生產更加下降;資產泡沫造成的生產環節相對效益下降,反過來更進一步壓制了生產,從而更進一步削弱了經濟擴張的基礎。上游原材料的漲價和資產泡沫,分別從成本和需求兩方面強化了人們對一般價格水平上漲的預期,導致了人們重視資產甚于生產的行為偏好。
2.赤字上升對政府的可持續債務管理提出了挑戰。為應付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無不加大了財政刺激的力度,財政赤字迅速躥升。因為此次金融危機是百年一遇,因此各國財政擴張力度規模也普遍達到了空前地步,因而也普遍地造成了赤字規模的激增。對當前的赤字狀況,各國普遍是作為例外原則處理的。各國政府都心知肚明,當前的赤字規模無論是從激勵需求,還是未來的融資償還方式上,都不能平?；ｏ@然,當前的赤字狀況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延長,拉長了巨額赤字的時間,通脹、利率上升和政府融資成本上升的壓力不可避免。一旦這種壓力上升到一定地步,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會大大提高,私人的投資和消費會更加讓位于政府的投資和消費,經濟的活力會被進一步削弱,更為重要的是,政策的效應會逐漸衰減。此外,為解決投資資金來源不足的約束,近兩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應運而生,部分融資平臺負債率較高,其潛在風險值得關注。
3.投資增長與產能過剩的挑戰。隨著投資的高速增長,國內產能過剩風險有所加大。不僅以鋼鐵、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為代表的中上游工業制造業存在產能過?，F象,以部分機械制造行業為代表的中、下游工業制造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同時,以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行業也出現了類似于產能過剩的問題。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效率不高,企業經營效益較低。
二、積極財政政策與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時序
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的復蘇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情況和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情況。從世界經濟復蘇趨勢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在具體實施上可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個階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從過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轉化。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減稅等。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可以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對于這個核心內容需要切實貫徹有關的具體要求情況。如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標,這有助于市場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否則可能導致預期的紊亂以及對市場的沖擊。考慮到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目前看來,要觀察宏觀政策的退出,關鍵的指標還在于信貸增長。綜合各方考慮,可以將信貸增長仍然維持在20%左右,稍微高過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國在政策實施過程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此外,提及控制資產泡沫,要求貨幣政策從操作上不僅要緊盯住CPI指標,還應考慮資產價格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此次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阿聯酋等國得到一些啟示。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破壞力,就印證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目前我國中央銀行需要重新定位貨幣政策的角色,應將資產價格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從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編制廣義的包含資產價格在內的價格指數?？紤]到房地產價格的變動趨勢相對穩定,且與經濟周期變化較為吻合,可首先探索將房地產價格變動納入整體物價指數中,央行加以監測并定期反映到貨幣政策操作中。
第二階段則要考慮經濟刺激政策的最終退出。在未來一段時間里,經濟運行有望逐漸回歸正?；?與之相伴隨的是宏觀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證有內生性的增長動力跟進。在這個階段,可以將“調結構”作為核心內容,逐漸從政策支持上體現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要求。貨幣政策方面可以將信貸增量回歸歷史正常水平,并同時啟動存款準備金和利率等工具,實現政策風向的真正轉變。而對于財政刺激政策的調整,重點是控制投資的結構和增長的節奏。為了防止政策徹底退出過程中經濟二次下探,經濟政策的退出必須強調與結構調整相配合的方針。如引導銀行將資金投入中小企業,支出和發展低碳經濟和新興產業,大力促進民營經濟和服務業發展等。宏觀經濟政策基本導向定位為以增量補存量,通過逐漸培育新的增長點來取代原有發展模式。
三、財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資逐漸退出,民間資本能否順利接棒
2009年的經濟快速復蘇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動,而政策拉動不可持續。從目前的情形看,財政投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其投資增速在下降,在信貸規模控制和地方融資平臺規范的背景下,這種趨勢預計還將持續。而民間投資能否順利接過國有投資手中的“棒”仍然需要進一步確認。
從2010年前6個月的投資構成看,民間投資有所恢復,港澳臺資和外資企業完成的投資額正逐步增加,而非國有企業投資增速雖有下滑,但幅度較小,并且其增速自危機后首次超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但是,非國有企業等民間投資的持續增長依賴于投資機會和投資收益。從投資機會來看,我國仍需進一步放開行業準入限制。而從投資收益看,當前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收益遠未回到危機前的盈利水平,截止2009年底,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都恢復了利潤的正增長,但離危機前的高達20%-55%的增長率尚有很大的距離。顯然,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仍需鼓勵。
四、保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適度性、針對性與靈活性
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過程中,盡管中央銀行仍維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基調不變,但著重強調政策的針對性與靈活性以及相應的政策安排,實際上已經勾勒出了政策退出的路徑,大致可以劃分為:從反危機的超常規擴張政策,轉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次的階段才是從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中性;只有出現顯著的通脹壓力時,才可能從中性轉向緊縮。這個轉換的時機、力度以及對市場預期的引導都十分重要,如果力度把握不當,很可能導致市場的大幅波動。
中央銀行實施前瞻性的貨幣政策操作,一方面能夠借助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影響貨幣供應量或市場利率,通過投資、儲蓄、消費等渠道傳導于實體經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前瞻性的貨幣政策操作發出了政策導向信號,引導公眾預期,影響經濟主體的決策行為,進而影響實體經濟走向。
1.保持貨幣政策的適度性。從理論上講,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應對經濟嚴重快速下滑而采取的貨幣政策措施。適度性是針對政策實施后的市場主體的反應程度而需要采取的貨幣供應擴張或收縮的量度。當資金流動性充裕時,適時收縮;當資金流動性不足時,適時擴張,以保證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它反映的是貨幣政策主體對于政策調控的客觀性和合理性。2009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總體上更側重于寬松,貨幣存量相當高;2010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將更側重于適度性,央行安排7.5萬億元貸款增加計劃較2009年收縮2.2萬億元以及1月18日央行決定實施上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都是明顯的信號。
2.著力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10年,我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針對性指向非常明確。一是通過對經濟領域和各項項目的有促有控,直接作用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二是根據CPI,管理通脹預期。具體而言,2010年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就是要加大對低碳經濟、新能源、新科技、“三農”、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節能環保、中小企業、居民消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重點領域改革;保持投資適度增長,重點用于完成在建項目,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加大信貸政策對經濟社會薄弱環節、就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轉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緩解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保證重點建設項目貸款需要,嚴格控制好對“兩高一?！毙袠I的貸款,著重提高信貸質量和效益;要積極擴大直接融資,引導和規范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3.要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組合。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應側重于體現貨幣政策的操作上。一是體現在實施貨幣政策在力度、節奏和重點的把握上;二是體現在使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的靈活上。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物價變化,注重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動態微調,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和結構滿足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需要。根據經濟變化和銀行體系流動性狀況,靈活安排公開市場工具組合、期限結構和操作力度,加強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的協調配合,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維護貨幣市場利率平穩運行,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有效發揮再貸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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