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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1
摘要：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風險也逐漸凸現出來。在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應積極有效地防范財政政策的風險：一是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上要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上來；二是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注意協調配合，同時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并處理好財政政策與市場機制作用的關系。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2
關鍵詞：財政協調；歐債危機；財政政策；地方政府
中圖分類號：F81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開始發行，歐元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2002年，歐元開始正式流通，標志著歐盟基本實現了貨幣一體化。在歐洲逐步實現貨幣一體化、歐元登上歷史舞臺的過程中，歐盟各成員國不得不放棄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將貨幣政策的控制權全權交由歐洲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成為了歐盟貨幣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為宏觀調控最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歐洲貨幣一體化下呈現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以歐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政策目標，具有統一性；而財政政策則由各成員國制定，以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政策目標，具有分散性。要解決這對矛盾，根本上要協調好各成員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歐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而從政策的層面上講，則是要在貨幣一體化的條件下做好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的協調。
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的過程中一直受到了歐盟的重視，并先后通過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和《馬斯特利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公約》和《馬約》對各成員國在財政赤字、國債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約束，如《公約》和《馬約》規定各成員國的累計公共債務不應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60%，年度預算赤字不應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但是《公約》和《馬約》的約束力或者說各成員國對《公約》和《馬約》的執行力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特別是當危機來臨之時，各成員國更多的是從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而不顧歐盟的整體利益，出現了“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趨勢，要真正發揮《公約》和《馬約》的作用，達到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協調與統一，還要有更長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隨后危機持續蔓延，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也相繼爆發債務危機，這種危機氣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歐洲的主要核心國，德國、法國，標準普爾、穆迪、惠譽等主要的評級機構先后下調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信用評級，而歐洲經濟受到危機的影響，一度下滑，失業率攀升。此次歐債危機影響之大、波及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可以說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延續，這次歐債危機也再次警醒我們貨幣一體化條件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的重要性，也使我們重新研究與分析貨幣一體化條件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的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
一、文獻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顧
在對歐債危機演化路徑的研究方面，李臘生等在研究歐債危機的演化路徑時，提出了區內國家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假設，認為歐債危機主要是由于歐元區國家競爭性的財政支出而導致的[1]。李羨於梳理了歐債危機的演變過程，提出歐元區經濟結構的失衡是本次歐債危機深層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強政府債務管理、控制政府財政支出等建議[2]。
在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方面，董書慧分析了歐元區國家財政政策協調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并提出了實現財政協調可供選擇的3種路徑：財政聯邦制、財政一體化模式、統一管理與分散自主相結合的財政體系[3]。黃立新梳理了歐元誕生以前歐盟在實現國家財政政策協調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貨幣一體化后，歐元區內缺乏一個有效的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各成員國稅制與社會保障制度不統一、以及各成員國經濟結構、發展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將是阻礙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的主要因素[4]。蘇蘇等從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赤字相關性的角度對歐元區財政政策的協調進行分析，發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各成員國基本是遵守《馬約》和《公約》的，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各成員國特別是一些大國不顧《馬約》和《公約》的約束擴大赤字，是歐債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5]。劉力軍認為，政府未能從國家長遠的利益出發制定合理的財政政策，而是從短期利益出發，各國競相擴大財政支出，是本次歐債危機的根源[6]。
從國外的研究成果來看，尼古拉斯?韋龍認為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和對銀行的監管，這些制度性因素是歐債危機深層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維認為歐元區缺乏統一的機構來制定財政政策，使得各國的財政政策難以做到從歐元區整體利益出發、從國家安全與長遠利益出發，缺乏協調統一，最終導致了歐債危機[8]。
（二）不足與創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對歐債危機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對其原因進行探索，多是淺層次的分析，而少有從一個角度來深入分析歐債危機的，更少有從財政政策協調的角度來深層次地論述歐債危機的演化路徑的。第二，在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規范分析，實證分析較少。第三，在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對歐元區本身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論上的論述，少有結合歐債危機的演化路徑來進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出了以下幾點創新：一是將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與對歐債危機演化路徑的研究結合起來，對兩個維度的互動進行研究；二是在對歐元區財政協調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實證分析，從理論與實證兩個角度來分析歐元區的財政協調問題。
二、理論分析（一）歐元區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
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一體化開始于二戰之后，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這個進程中，歐洲大陸一直在謀求用一個聲音對外說話。當歐元登上歷史舞臺后，歐洲一體化進程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歐元區實現經濟與貨幣的一體化。然而各成員國在政治上的一體化并沒有向經濟與貨幣一體化一樣如此順利，盡管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上，歐盟對外表現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這種一致性并不能說明歐元區各成員國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實際上歐元區各成員國在政治上的一體化是遠遠要落后于他們在經濟和貨幣上的一體化的，而這種制度上的政治一體化跟不上經濟一體化的矛盾在政策層面則表現為貨幣政策的統一性與財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歐元區，各成員國放棄了自己的貨幣政策，僅保留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歐洲中央銀行以歐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來控制貨幣的發行；財政政策由各成員國制定，各成員國以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來制定相應的財政政策。因此各成員國在制定財政政策時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降低本國的失業率、控制本國物價的上漲、維持本國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慮歐元區整體發展的。在這種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缺乏相應的協調與統一，出現危機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 歐元區財政協調的“失靈”
盡管歐盟為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協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過《馬約》與《公約》建立了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歐盟統一的財政預算制度，這種預算制度明確規定財政來源主要由自有財源（包含對農產品的進口差價稅、糖稅、按共同關稅稅率征收的關稅）和各成員國上繳的攤派（由各成員國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繳）構成。此外，還成立了歐洲關稅同盟，確立了歐洲稅收一體化的一些基本原則[8]。
但是由于歐元區各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的不一致，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仍然缺乏一個有效的財政協調機制，或者說目前歐元區各成員國在財政協調方面所做的努力對歐元區以及各成員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難以起到有效的調控。相反，各成員國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即各成員國以本國的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收支平衡等綜合效應的最大值為政策目標[9]，都希望以最小的調控成本而獲得最大的“收益”，這種“免費乘車者”的政策思維最終將使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協調“失靈”。這里的財政政策協調“失靈”指的是當歐元區當各成員國的利益與歐元區的整體利益相沖突時，各成員國未能提出既兼顧本國利益又符合歐元區整體利益的財政政策，而是選擇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不顧歐元區整體利益來制定本國財政政策的情況，當這種“失靈”開始“泛濫”之時，引發的必將是歐元區經濟社會的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歐債危機正是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失靈”的表現。
（三）財政協調“失靈”與歐債危機演化路徑
盡管簽訂了《馬約》與《公約》，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成員國最終還是打破了《馬約》與《公約》的約束，或者說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失靈”的弊端最終爆發，并演變成了歐債危機。下面我們將從理論上梳理歐債危機背后財政協調機制是如何“失靈”并最終引發危機的。
1.降低失業率成為主導的調控目標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歐元區各成員國面對著經濟乏力、失業率攀升的現象，紛紛采取了一些調控措施。然而由于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控制，各成員國所能實現的只有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的四大基本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各成員國只能寄希望于歐洲中央銀行，而又由于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之間存在著如奧肯定律中所說的一定的函數關系（即如果失業率降低了，經濟增長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員國調控的主要目標成了充分就業。
2.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成為主導的調控手段
歐元區各成員國普遍經濟較發達，社會福利較好，由于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剛性作用，再加上為了實現有效的宏觀調控，降低失業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便成為了歐元區各成員國最主要的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政策選擇。對于歐元區其中的一個成員國來說，為了達到降低失業率的目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成為了最佳的選擇，至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的物價上漲、赤字擴張等不良后果，各成員國紛紛選擇了交給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來處理。
3.從財政協調“失靈”到債務危機
當歐元區各成員國紛紛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如果有一個良好的財政協調機制，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能配合歐洲中央銀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歐債危機的避免不是說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歐元區缺乏這樣一個有效的財政協調機制，在國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財政協調似乎已經“失靈”，歐元區各成員國紛紛選擇了如何使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財政擴張政策。對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無論是增支還是減稅，其結果都是赤字的擴張和債務的增加，隨著《馬約》與《公約》中對國債比重和赤字規模等方面的約束紛紛被突破，一場大規模的歐債危機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實證分析（一）歐元區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相關性分析
該部分選取的指標為歐元區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用來衡量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方向與規模。該指標的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上歐元區各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占GDP的比重的數據求得。選取的是2009～20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由于塞浦路斯的數據缺失，因此筆者選用的是除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16個歐元區國家，分別是比利時、德國、法國、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荷蘭、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奧地利、芬蘭、馬耳他、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運用Eviews軟件求得歐元區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的相關系數矩陣如表1所示。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3
［關鍵詞］財政政策;國際收支;產出-吸收效應;儲蓄-投資效應;匯率效應
作者簡介：丁騁騁，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
一、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理論綜述
國際經濟學經典理論往往只將國際收支不平衡歸于五個原因：臨時性不平衡、結構性不平衡、貨幣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卻很少將它與財政政策聯系起來。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國際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們可大致看到財政政策-國際收支最早的理論分析。亞歷山大認為一國國際收支差額（B）為國民收入（Y）與國內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當一國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時，A增加，國際收支（B）就趨于逆差。但問題是，財政政策對Y也會產生影響，這樣一來，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就不能簡單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們通過國民收入賬戶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當投資與儲蓄相等時，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存在一對一的關系；但如果I≠S，情況就變得十分復雜。無論是吸收分析法，還是國民收入賬戶，都僅把國際收支中的經常賬戶（而且主要是貿易賬戶）納入分析框架。關于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歷來存在很大爭論，學界有兩種幾乎對立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存在關聯，財政赤字引起經常賬戶赤字。如新劍橋學派認為：由于私人部門的總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體相等，因此投資與私人儲蓄之間的差大體為零，因此政府預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區分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兩種不同條件下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作用。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預算赤字的擴大必定導致經常項目惡化。[1]另一方面，在預算平衡時，財政政策擴張僅在浮動匯率制下才會導致經常項目赤字。Sachs等人（1994）還區分了政府支出暫時性增加與持久性增加對一國國際收支的影響，認為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將惡化國際收支，而對實行資本控制的國家卻沒有任何影響。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則認為人口變化趨勢和稅收的代際影響也是決定國民收入和經常項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預算赤字引起經常項目出現暫時性的惡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種觀點則是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無關論，認為財政政策對經常賬戶不平衡沒有作用。這種觀點的理論源頭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紀提出的“李嘉圖等價”。后來經濟學家，如Vinals，Minford與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對此進一步發展，指出財政政策-國際收支之間并不存在一對一的關系，或者兩者關系很小。[1］［3］(825)
在關于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中，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結論：(1)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財政赤字與一國國際收支赤字成正相關。例如，Eisner(1991)使用凈出口占GNP比重作為因變量，使用經過價格調整的充分就業下的財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為自變量，建立了一個單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發現美國預算赤字對貿易赤字存在正效應。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認為政府財政預算赤字會引起貿易赤字的更加惡化，在美國，財政赤字增加1美元會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
研究也得到了較一致的結論。(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結論是，財政赤字僅對經常項目產生微小的影響。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發現財政赤字（與GDP之比）增加一個百分點，將引起貿易余額（與GDP之比）惡化0.2個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過結構性VAR分析得到一個令人驚奇的結論，擴張性的財政沖擊會改善經常項目。[4]
二、財政政策影響國際收支的三個作用機制
通過文獻解讀，本文發現，目前已有的關于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來實現的：(1)在預算平衡的情況下，通過國民收入賬戶I-S+(G-T)=M-X推導可知，經常項目盈余等于儲蓄減去投資，即CA=S-I。一國的儲蓄與投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該國財政政策的影響，因此，財政政策可能通過影響儲蓄和投資，進而影響國際收支。這個機制主要是側重于財政政策對儲蓄與投資的影響，這里稱之為儲蓄-投資效應。［5](2)從吸引分析法來看，B=Y-A，一國的國際收支等于總產出與總吸收之差。財政政策影響總吸收，同時也關系到總產出水平，因此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改變產出和吸收從而影響國際收支。這個機制主要是側重財政政策對產出和吸收的影響，這里不防稱之為產出-吸收效應。(3)如果把經常賬戶再擴展一下，經常賬戶為貿易余額與國外凈資產收入之和，即：CA=TB+iB-1，TB為貿易余額，iB-1為國外的凈資產收入。貿易余額又由實際匯率決定，因此，財政政策可能使得實際匯率升值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
（一）財政政策的儲蓄-投資效應
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把跨時期的預算約束引入微觀分析中，在薩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將跨期預算約束引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學。本文主要討論跨期預算約束模型下稅收融資的政府暫時性增加支出與持久性增加支出兩種不同情形，通過儲蓄-投資機制怎樣來影響國際收支。
1.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暫時性增加。如果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暫時增加，如用于戰爭的軍費開支，政府暫時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稅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稅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稅收T2保持不變。從跨期消費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稅消費者收入減少，第一期消費C1將下降，但幅度沒有T1上升那么大。因為稅收的暫時性增加意味著可支配收入的暫時下降，所以試圖維持穩定消費的家庭在稅收暫時提高時憑未來收入作擔保去借債，這樣一來，私人儲蓄就會下降。通過等式I-S+(G-T)=M-X我們可知，對無法改變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國而言，投資不變而儲蓄下降會降低其經常項目余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以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暫時性增加會造成經常項目的惡化。對實行資本控制國家而言，私人儲蓄的下降將造成國內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經常項目的惡化。如果是資本自由流動的大國，一旦儲蓄下降影響著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時又會使該國經常項目惡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將使世界其它地區的儲蓄增加、投資下降，從而改善了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2]
2.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稅收來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兩個時期的稅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儲蓄保持不變。持久性的稅收增加導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將整個消費習慣作出調整，將支出減少，而且幅度比在稅收暫時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稅收增加的情況下私人儲蓄不會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會下降。因此，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小國經濟中，私人儲蓄下降幅度很小，對經常項目造成的影響也較小，而小國是無權決定利率高低的。在資本實行控制的情形下，儲蓄有較小的下降，但對經常項目沒有影響，利率上升。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大國經濟中，私人儲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對經常項目造成的影響也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們總結擴張性財政政策在兩種不同的沖擊類型下，對經常項目的不同影響結果，得到表1。
（二）財政政策的產出―吸收效應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產生作用的第二個微觀機制是產出-吸收效應。財政政策一旦實行擴張，不光增加投資與公共消費，使進口增加，同時也提高了產出。如此，兩者關系就變得撲朔迷離。因此，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的匯率制度，不同的財政支出結構，以及不同的外部經濟環境才能得到結論。
Mundell-Fleming模型強調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增加對國內產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稅收將會相應引起國內產出增加，但經常項目保持不變。因為產出和稅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變。另一方面，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擴張導致對國內產品需求增加，會引起本幣升值，最后導致經常項目赤字。但經常項目赤字又會被最初總需求的增加沖銷，使國內總產出保持不變(見表2)。
以此為基礎，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個跨期非均衡模型，他們認為，當經濟體是經歷著凱恩斯主義的失業，還是經歷著古典失業，真實產出對擴張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經常項目是產出與支出之差，經常項目在以上兩種情況中反應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暫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需求潛在的反應對其也不同，因此就須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過低引起的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1)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過稅收融資，暫時性增加支出提高對非貿易產品的購買，使該類產品產出增加，這就會引起對貨幣的過度需求，導致匯率升值。本幣升值使可貿易產品價格下降、需求上升，結果就是短期經常項目赤字。如果政府通過發行貨幣而不是增稅來實現擴張，那么就不會有過量的貨幣需求，只會引起不可貿易產品產出和就業的增加，而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和經常項目不變。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費者認識到未來持續增稅，則私人消費就會減少。結果，當前對不可貿易產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貨幣過量供給導致本幣實際匯率貶值，可貿易產品凈供給增加，由此改善經常項目。由于貿易部門的產出上升、不可貿易部門的產出下降，因而整個就業與產出是否增加不能確定，但經常項目改善。(2)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購買，將在當前增加不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在價格既定的情況下，實際匯率也就不變，因此經常項目也不會受到影響。在經常項目不變，暫時性的財政預算擴張會增加就業。如果政府購買持久性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當前需求下降，因為預期稅收增加減少個人財富，結果導致不可貿易產品產出和就業下降，對可貿易產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經常項目。
2.由于實際工資過高引起的古典失業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擴張只有在貨幣數量同時增加時才會提升就業，而這種情況只有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政府通過增發貨幣時才發生。只有當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增加，財政政策擴張才會增加就業，因為不可貿易產品產出既定。然而，可貿易產品產出提升，實際匯率就要貶值，但這種情形僅在貨幣供給增加匯率允許變動的情況下發生。(2)在預期未來財政預算擴張的情形下，現期的總產出和就業都不會有變化，因為第一期匯率是由貨幣市場單獨決定的。另一方面，因為預期未來增稅私人財富下降，私人對所有不可貿易產品的當前和未來的消費縮減?，F期可貿易產品產出不變，可貿易產品消費下降導致經常項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與稅收融資相比，政府通過發行債券融資提升了家庭財富，因而增加了當前的消費支出最后使經常項目惡化。這無論在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下還是古典失業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結果(見表3)。
（三）財政政策的匯率效應
財政政策第三個對國際收支發揮作用的途徑是匯率效應。一國的匯率分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即使赤字沒有被貨幣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導致本國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幣升值，最后又將導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即：財政政策擴張利率本幣升值國際收支逆差。
當一國實行固定匯率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通過貨幣發行來彌補時，又會通過匯率渠道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當貨幣發行增加，導致價格水平上升。我們知道，實際匯率用公式表示為e=EPP，其中EP為國外的價格水平，P為國內的價格水平。如果本國發生通貨膨脹，實際匯率升值，也將引起本國國際收支的逆差。即：財政赤字增發貨幣通貨膨脹實際匯率升值國際收支逆差。
三、基本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現有著作中，目前還缺乏對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兩者關系的系統研究，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財政赤字持續多年，但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幾乎沒有人會（表面上似乎也沒有必要）關注財政赤字對國際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種影響。但問題是，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并非一種常態，一旦國際收支逆差（即便順差），財政政策究竟對國際收支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具有超前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另外，在國際收支調節的政策選擇上，受蒙代爾 “有效市場政策指派原則”影響，大家習慣上都認為財政政策僅對內部均衡發揮作用、貨幣政策對外部均衡進行調節。這樣，人們相應地忽視財政政策對于外部均衡的調節作用，將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割裂開來。理論模型及實證研究都表明，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通過微觀機制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微觀作用機制包括：儲蓄―投資效應，產出―吸收效應以及匯率效應。這本來是一國當
局為實現內部均衡而實行擴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時，對外部均衡產生的一個被動的結果。如果我們把握了其中的內在關系，就可以主動地運用財政政策來實現外部均衡，當然這一定是在特定的環境下。
從以上三個作用機制的分析來看，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的最基本前提是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從儲蓄―投資效應這個角度而言，如果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則無論暫時性的還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會引起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的逆差。但如果實行資本控制，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經常項目沒有影響。與之同時，從匯率機制這個角度而言，要使擴張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也必須以資本開放為前提。如果沒有這個條件，財政政策擴張，利率上升，資本不能自由流動，匯率機制也就失效。從以上兩個角度考慮，財政政策對我國目前外部均衡的影響甚微，但隨著對外開放度不斷加大，資本賬戶在我國必定實現可自由兌換，在此情況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配合貨幣政策對外部均衡實現調控，就值得密切關注！ 從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們又可以得到三個重要政策啟示：第一，在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下，通過貨幣發行（或在固定匯率制下通過稅收融資）政府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購買從而增加政府暫時性支出，可以擴大產出和就業而不至于引起經常項目惡化。第二，在古典失業的情形下，通過改變對不可貿易產品政府支出以達到擴大產出和就業的目的是一項無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動匯率制，暫時性減稅并通過發行貨幣能夠在改善經常賬戶的同時擴大產出和就業?？傊?，暫時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產出和就業的增加，只有在浮動匯率制下貨幣供給量增加使本幣貶值，因而導致可貿易產品產出上升，這種擴張效果才能見效。第三，如果我們考慮到政府債券構成居民的凈財富，通過暫時性債券融資而形成的預算赤字與經常項目赤字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如果是發行貨幣來融資，這種強相關關系就不存在。
我國人民幣還是以固定匯率制度為主要特征，并且總體上失業也主要由于總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從理論上講，擴張的財政政策對我國經常項目不會造成明顯影響，只有在舉債融資的情況下有可能使經常項目逆差。因此我國在通過發行債券融資來達到財政擴張的目的時需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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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4
關鍵詞:IS-LM模型; 財政政策; 擠出效應; 乘數效應
中圖分類號:F81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4-0093-03
當前,中央政府為應對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機對國內實體經濟運行的負面影響,及時將財政政策從“穩健”轉為“積極”,貨幣政策從“從緊”轉為“適度寬松”,同時推出了總值達4萬億人民幣的拉動內需政府投資計劃,這其中還不包括各地方政府適時推出的地方投資計劃。
按照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實施這樣大規模的積極財政政策必將刺激社會的私人投資、私人消費,增加有效需求,使經濟在短期內回到高速增長的快車道;而按照貨幣主義的觀點,政府支出與私人投資、私人消費之間存在著競爭性、對抗性的關系,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市場利率的上升,擠出部分私人投資和消費,從而不能起到預期應有的效果。那么,這次大規模的政府財政投資擴張能否帶來預期的效果,社會需求能否恢復到危機前的高漲狀態,國民經濟能否保證8%以上的增長速度?短期看,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與財政政策效果緊密關聯,而財政政策效果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與貨幣政策配合優化的程度及其擠出效應的大小。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分析我國現階段積極財政政策產生擠出效應的可能性,并結合現階段特殊的經濟形勢和具體國情提出相應的措施建議。
1.擠出效應的作用機理
我們拋開兩個學派的理論之爭,從大家熟知的宏觀經濟學IS-LM模型出發,推導財政政策產生擠出效應的基本過程,以理解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的作用機制。為了分析的簡便,不妨設想一個線性的IS-LM模型。
在簡單的IS-LM模型中,IS曲線由一個消費函數、一個投資函數以及一個收入支出等式組成。在三部門經濟中,當商品市場均衡,即收入等于計劃支出時,如果政府同時征收定量稅與比例稅時,則IS可寫成:
y=11-β+βt(a+e+g-βT0+βTR)-d1-β+βtr
令 T0=0,TR=0,有y=11-β+βt(a+e+g)-d1-β+βtr(1)
現在轉向貨幣市場,LM曲線由貨幣的真實需求和貨幣供給均衡推導得到。真實的貨幣余額需求隨著真實收入水平提高與利率的降低而增加,即L=LT(Y)+Ls(r)=kY-hr。根據貨幣市場均衡條件,即貨幣供給等于真實貨幣余額需求,推導得到LM曲線:
r=khY-mh(2)
將方程(2)代入(1)式,得:
y=h(a+e)h(1-β+βt)+dk+hgh(1-β+βt)+dk
+dmh(1-β+βt)+dk(3)
上式實際上就是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國民收入表達式。
對方程(1)的G求一階導數,得財政政策乘數為:
dYdG=11-β(1-t)(4)
(4)式是不考慮財政政策對貨幣市場的影響時,財政支出擴張政策帶來的效應,顯然這是高估了財政政策的效果,因為它沒有考慮財政政策實施后貨幣市場的變化會反作用于國民收入;對方程(3)求G的一階導數得,財政政策乘數:
dYdG=hh(1-β+βt)+dk(5)
這是考慮了貨幣市場反應后的財政支出政策效果,(4)、(5)兩式的差即為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政府支出的增加導致貨幣市場的貨幣需求量增加,利率因而提高,高利率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抑制作用,從而使國民收入增長幅度減少。擠出效應的幅度大小取決于(5)式中四個參數值的大小,其中最主要取決于h,k,即貨幣真實余額需求對收入和利率的敏感程度。
顯然,給定β,t,d,k時,h值越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越敏感,kh越小,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的效果就越大,反之亦然;另外,k越大,kh越大,LM曲線越陡,財政政策乘數越小,政策效果越小,反之亦然。正常情況下,LM曲線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正斜率曲線,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必然有一部分被擠出效應所抵消,這是一種常態的情況也是分析的關鍵。
2.當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可能性
經濟學界對于我國財政政策是否存在擠出效應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學者傾向認為,在我國由于經濟運行體制和環境與西方經濟學分析的作用機制存在較大差別,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效果也是比較好的。而中國利率尚未市場化和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是支持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擠出效應不明顯的主要依據。尤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果顯著,更為其提供了堅實的現實依據。
但是,考慮到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危害程度不可相提并論,加之政府投資效益的低下(存在盲目投資、重復投資、權力尋租等問題),中國民間投資的困境,利率市場化傾向,匯率制度的逐漸放開等因素,我國為應對全球性經濟危機已經開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僅確實存在傳統IS-LM模型分析的直接擠出效應,更可能由于我國獨有的金融體制、財政體制、國民消費傾向、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制度等特殊性,存在間接擠占民間投資機會的“泛擠出效應”可能性,表現在:
2.1 利率市場化趨向將引起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擠出效應日益明顯
雖然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基準利率主要由中央銀行制定和管制,但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國有銀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各股份制銀行紛紛發展壯大、外資銀行進入人民幣市場業務、國家對于民間融資借貸的放松管制和合理引導,利率市場化進程在不斷推進。到目前為止,在同業拆借市場、證券市場以及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國債招標發行方法中利率的確定已經市場化。這樣隨著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所發行的國債規模及利率水平肯定會影響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水平,影響到私人的投資成本,影響民間投資規模。同時,相對于1997年之后的企業融資狀況,目前企業的融資手段往往更加分散,不局限于傳統的銀行貸款,尤其是各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大大拓寬至銀行貸款之外,如金融租賃、典當融資、票據貼現融資等,尤其是近幾年興起的私募基金,這些融資手段具有更加敏感的投資回報率的變動性,一旦政府擴大財政支出,經濟形勢出現扭轉趨勢,各證券市場產品的投資回報率就會水漲船高,當然企業融資方式的利率將以更大的幅度增加(通常除銀行貸款之外的其他融資手段,由于出借人承擔了更大的風險,索要的回報率也會更加高),企業的投資能力將進一步受到限制,尤其是對于目前處于困境中的中小企業。
2.2 經濟危機背景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滑落,邊際消費傾向有滑落趨勢,進一步阻礙了財政政策發揮乘數效應
邊際消費傾向越小,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就越小。政府支出的擴大,在目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很難充分達到拉動消費者增加消費的預期。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提供的數據,從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消費者預期指數、滿意指數、信心指數都呈下降趨勢,見表1。
表1 2007.9-2008.10消費者預期指數、滿意指數、信心指數
日期消費者預期指數消費者滿意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
2007.0999.6 92.9 96.9 2007.1099.2 92.4 96.5
2007.1198.7 92.0 96.0 2007.1299.5 93.1 96.9
2008.0198.6 91.2 95.6 2008.0296.8 90.5 94.3
2008.0397.1 90.7 94.5 2008.0496.6 90.1 94.0
2008.0597.0 90.2 94.3 2008.0696.5 90.6 94.1
2008.0796.9 90.8 94.5 2008.0896.0 90.2 93.7
2008.0995.6 90.0 93.4 2008.1094.2 89.8 92.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顯然,在這樣的消費者信心不足的大環境下,政府大規模的財政支出在短期迅速刺激私人消費,拉動國民收入提高方面的收效可能不會很明顯。同時,市場經濟改革推進到目前的階段,醫療體制改革、養老體制改革遲遲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子女的教育經費又在逐年增加,這些現實都意味著人們對未來消費的預期上升,決策的結果是減少現期的消費,邊際消費傾向由此下降,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
2.3 政府投資對民間資本在投資機會方面的擠出
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使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增強,尤其在現階段的經濟危機期,銀行更加關注資金的安全性,此時,面對積極的財政政策,出于安全的考慮,銀行更愿意以政府債券的形式而非貸款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將由于銀行的惜貸而更加缺乏投資資金。其次在現階段中央出臺的4萬億投資計劃決策時間較短,尤其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投資項目有限或者說是準備不足,這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搶項目的狀況,擠出了一部分外資、私人資本準備投資的項目。
2.4 政府投資的低效率
政府投資先天低效,大量的政府支出涉及的主體不僅有中央政府,還包括省、地市、縣級政府和國有商業銀行,造成財政支出權責不統一,投資項目審查不力,倉促上馬建設,甚至邊建邊審。同時財政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還會引發不可避免的尋租行為以及責任主體缺位。另外目前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周期較長,投資回報率也較低,對于復蘇國民經濟作用時間較長。
2.5 企業供給方面的制約,使財政政策的結果有可能是價格上漲而不是產出的增加
由于我國的企業還大多處于發展的階段,企業和企業家潛力和活力不足,很多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在政府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的投資需求上升,使整個社會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面對超額的需求,廠商試圖擴大產量來滿足需求,但最終由于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最后只能以價格上升而告終,一直等到超額需求消失價格上漲才會停止。
3.應對擠出效應的措施建議
在目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無論是傳統意義的擠出效應還是符合我國特殊國情的“泛擠出效應”,都可能降低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如不考慮貨幣市場,只考慮開放的產品市場,則財政支出乘數為KG=dYdG=11-β+y。從2000―2006年的宏觀數據看,我國的財政支出乘數一直在下滑,見表2。
表2 我國宏觀經濟乘數理論數值
年份β 值γ 值乘數值20000.52 0.19 1.49 20010.33 0.18 1.17
20020.30 0.20 1.10 20030.27 0.25 1.02 20040.29 0.29 1.00
20050.26 0.29 0.97 20060.27 0.29 0.99
資料來源:根據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宏觀經濟數據整理計算得出。
上表中,GDP數值為支出法計算的數值;邊際進口傾向受國家政策和匯率變化等因素影響而變化非常劇烈,故在計算乘數值時γ值取平均進口傾向。具體計算方法為:邊際消費傾向=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增量/同期GDP 的增量;邊際進口傾向=當年進口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平均進口傾向=當年進口總額/同期GDP的總額。
毫無疑問,這次金融危機可能會使得這種下滑趨勢更加嚴峻。因為邊際消費傾向β的降低會使乘數效應減小,而全球金融危機只可能使得我國的邊際進口傾向增大,其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使財政支出的乘數效應大幅度降低,從而使得財政政策的效果受到“擠出效應”和“乘數效應減小”的雙重減弱,如何化解這種潛在的沖擊應該是各項財政政策努力的方向。
第一,重視財政貨幣政策的相機抉擇。要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降低名義利率應對擠出,尤其在當前通貨膨脹使實際利率下降的趨勢下,更要適時地推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控制利率上漲。央行應及時根據貨幣市場供求情況調整利率,從長期看,尊重利率的內生性,繼續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
第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加大對商業銀行的政策引導使其加大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同時放寬對民營企業投資的限制,逐步開放對民營資本投資領域的限制,減少企業間的制度性歧視。同時,增加對企業自主研發能力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在面對政府支出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時能夠及時增加產出。配合適當的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充分調動企業的投資積極性。
第三,明確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資范圍。要進一步劃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投資范圍。中央政府要逐步從那些已經基本能夠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投資領域退出,集中資金用于必須由中央政府承擔的投資任務。即使在基礎設施領域,也要盡量引進市場機制,吸引各類社會投資者參與。同時加強對政府投資資金的管理,加強資金使用的審計,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注重財政投資的量化分析,實現財政資金的精細化,化解財政風險,達到政策的預期目標。
第四,盡快推進醫療體制改革,完善養老體制,減輕消費者的后顧之憂,增加其當期消費的欲望,使國內市場的需求盡快被發掘出來。同時繼續配合教育體制、住房體制等關系民生的經濟體制改革。
綜上所述,要使4萬億擴大內需的計劃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發揮最大的作用,關鍵之處在于貨幣政策的配合,使利率能夠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使企業和私人的投資成本逐步降低,同時,也采取改善民生、促進國內消費的措施,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能夠通過消費、投資兩大經濟拉動器,推進國民經濟盡快走出經濟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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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5
關鍵詞：經濟增長；財政政策；作用；局限一、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的概念
經濟增長是指一定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總量的擴大，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也包括伴隨著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觀念形態的變化。
財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根據宏觀經濟規律，以實現某些目標而制定的指導工作的基本方針、原則和措施。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政策目標是通過實施財政政策達到目的或影響，它的核心內容包括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公平分配。目標選擇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財政中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稅收政策、支出政策等，單純的運用這些政策或者是將其加以綜合，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稅收政策促進經濟增長
在財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中，稅收政策是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理論角度來看，稅收政策主要是通過對經濟增長、穩定經濟和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對經濟進行調節的。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財政政策通過政府的權利進行籌集資金，以達到為公共投資提高充足資金的目標；第二，引導和刺激私人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和投資。公共儲蓄的角度來看，稅收收入增加的越多，用于公共投資的資金也就越充足，稅收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就越明顯。
（二）財政支出直接影響經濟增長
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稅收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一方面它可以通過對公共儲蓄的資金重新配置來達到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還可以同時起到示范效應，使社會上的資源能夠朝著合理的方向流動。另一方面，財政支出還可以有效的調節收入分配，因為稅收政策可以讓有錢人的收入不斷的減少，而財政支出可以讓窮人的收入不斷的增加。
（三）宏觀層面上，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上有不同的導向
根據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的過程中，財政政策有不同的導向，可以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每一種財政政策都是與具體的宏觀經濟形勢相聯系的。通常來說，當經濟發生衰退時，總需求不足，國民收入低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時，政府就應該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減少稅收和增加財政支出等手段，來擴大社會總需求；反之，當經濟過熱時，社會總需求過大，國民收入高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時政府應該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稅收或者減少財政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在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時，由于經濟發展總體平穩，物價穩定，就應實施中性的財政政策。
除了總量政策以外，還有結構政策，宏觀層面上來看，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對結構進行優化來達到效果，即在財政收支一定的情況下，通過對財政收支的結構進行調整，來使經濟增長的方式發生轉變。尤其是通過對支出的分配，比如直接加大對科技、新能源等各個方面的資金支持力度；或者通過對公共服務的質量的提高，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經濟增長中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以一定數量的空閑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單純的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有效利用，必須依靠國家權力，運用債券的形式，才可以有效利用。但經濟資源的數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發展，資源瓶頸約束早晚會來。如果累計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很大，擴張性財政政策由于慣性效應無法立即收縮，金融市場籌集資金的過度，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甚至引發通貨膨脹。因此，有限的經濟資源，確定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長期的執行。換句話說，從長期來看，我們仍然需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此外，理論上來說，作為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最初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總量失衡在短期內進行反周期調節，控制的主要目標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
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是直接的，它直接作用與總量；但是財政政策的調節是間接的，它一般是通過改變總量中的比例和分布來調節。②對經濟的調節力度上來說，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而貨幣政策與市場機制結合緊密，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比較平緩，不易引起劇烈震動。③財政政策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上，沒有貨幣政策的刺激力度大，主要是由于它的這個作用過程主要是靠市場的供求關系和機制的，而不是靠經濟行為主體競爭作用的。④財政政策的制定不僅是一個政治決策的過程，還是一個經濟決策的過程，它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的，真正制定起來并沒有那么容易。（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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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6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 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 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梢?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