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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1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2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F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F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墒?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3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币虼?，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傂枨蟮臄U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國財政政策有效性問題研究
上述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在財政政策上的諸多分歧是在市場經濟條件的背景下產生的。我們不能照搬照套。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基礎是轉軌經濟，也就是國民經濟既有市場經濟的成分又有計劃經濟的影響。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原理是來自于凱恩斯主義。我們可以從凱恩斯主義者對財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張與貨幣主義者對財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見中歸納出若干個主要問題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討論，以使我們在制定財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對增加財政支出如何看？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擴大國債的發行，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應當肯定，這種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生產，從而進一步帶動了消費和投資。從投資項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國內資源，因此，投資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較大。為什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出現貨幣主義者所擔心的問題呢？
首先，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沒有導致通貨膨脹。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國的生產能力確實有過?，F象，總需求的增加促進了生產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國還沒有實行浮動的匯率體制，再加上出口情況尚可，總需求的擴大沒有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域者說本來是應當升值的），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沒有因之上升而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其次，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雖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既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供應，沒有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也沒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并沒有被抵消掉。
再次，擠出效應很小，甚至沒有。事實證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對利率幾乎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傂枨蟮臄U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
在我國現行條件下，財政支出的啟、體效應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結構性效應。增加公共投資的最大缺點就是缺乏資金有效利用的監督，很容易引起浪費。所以，一方面要改進公共投資的管理和監督機制，另一方面可以考慮縮小政府對公共設施的直接投資規模，把相當一部分資金用于與私人投資合股，或者增加財政貼息和無息貸款，更多發揮私人投資的作用，同時也可以擴大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
對減稅如何看？減稅政策是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疲軟時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在我國，減稅對國民經濟不會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兩條：（1）個人所得稅無論從絕對規模或者相對規模來看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都很小，不象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要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減稅會對國民消費產生重大影響。（2）從我國個人所得稅結構來看，應當說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來得低，換言之，征收個人所得稅不會對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產生明顯的影響。同樣，如果對這部分人群實行減稅，只會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儲蓄，不會明顯增加他們的消費。相反，如果對這部分人群增加個人所得稅，把這部分錢補貼給窮人則會增加國民經濟的消費水平。
對企業的減稅，照例是能夠減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國原來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效益不佳，上繳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大部分企業已到了無稅可繳，即無稅可減的地步，但一些經濟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仍然承擔著上繳國家稅收的主要任務。減稅一方面會對國家預算產生重大的沖擊，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對這些企業開辟了別的籌資渠道，比如，國有企業上市籌資，銀行債轉股，繼續給予貸款支持等。從資金量上看，這些措施要比減稅大得多，有效得多。對非國有企業的稅收是否也可以減稅呢？當然可以。但是要研究減稅的效應。非國有企業的稅后利潤基本歸私人所有，減稅的結果會增加投資者個人錢包中的錢，而不會對投資者的當前消費行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其直接效應是增加儲蓄。那么對他們的投資行為是否會產生刺激作用呢？減稅必然會提高稅后的投資利潤率，對投資會起到刺激作用，但決定投資的因素很多，因為投資是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作出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對將來的經濟前景作出預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稅收負擔。如果經濟前景不明，他們不會貿然投資。同樣，對企業的減稅也不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即對付通貨緊縮的一種臨時措施。如果企業普遍認為如此，則對企業的投資會產生更為不利的影響。
對自動穩定器如何看？穩定經濟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財政的收支具有自動穩定器的功能。財政收支的逆向調節功能會使乘數效應減少，從而使經濟波動的幅度減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預算的稅收和財政支出的自行變化，而不是政府對經濟形勢作出判斷后及時作出的對策。從我國歷年的財政預算安排來看，一般都是對財政收支的具體項目進行安排和平衡，并沒有出于對國民經濟速率的快慢作主動性的逆向調整。即使近兩年政府主動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在預算安排問題上也沒有作出過主動性的逆向調整。事實上，我國的財政預算是被動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須組織多少收入，如果不夠，在盡可能壓縮的基礎上，政府再發行國債給予彌補。財政赤字的發生照例應與國民經濟蕭條時期相對應，但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幾乎年年發生財政赤字，許多年份是處于通貨膨脹時期。近幾年國民經濟發生疲軟，政府盡管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在預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審慎的原則，只是在國債上增加了發行額度，而沒有在財政赤字上故意擴大規模。特別是在組織財政收入上，政府不僅沒有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減稅，而是實行了增收的措施。這說明政府實行的財政政策既是積極的，又是審慎的。同時又說明財政政策的逆向調節作用也是靠自動穩定器在發揮作用。從我國財政收支的兩方面看，財政支出的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財政收入明顯。因為財政支出的許多項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減的（比如公務員的工資、行政事業單位的經費、國有企業的基本開支等），在經濟疲軟時期也是要發生的，所以，對避免經濟的過分蕭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財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幾年財政收入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是否會對國民經濟的復蘇產生遏制作用呢？我以為，這種遏制作用很小。根據經典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國民經濟蕭條時期，財政收入也會隨著國民收人的減少而減少，主動性的減稅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我國為什么在經濟疲軟時期財政收入反而會增加呢？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1）財政收入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本來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有企業，現在國有企業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對國家的稅利貢獻急劇下降，這與宏觀經濟學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國又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非國有經濟（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掛著集體企業牌子的私營企業）近幾年增長迅速，它們對國家的稅收貢獻卻有明顯增長；（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對本來應當征收的稅收征了上來，當然征收依據的是稅法，增加的財政收入主要也來自有非國有企業，可見，近幾年財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而是自動穩定器在我國轉軌經濟時期的特殊表現。
對我國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基礎如何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當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已基本形成了，則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會更加明顯。
我國市場經濟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漸形成。本人以為，判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形成與否至少有以下幾個標志：一是企業是否能按企業規則行事，比如是否有定價的自，也就是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是否有用工權，根據需要雇傭和解雇雇員。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國市場上自由流通，不受人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護及歧視。三是企業的形成與發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別是民營企業是否能夠根據市場競爭的原則可以自由進人或退出。四是社會資本是否可以根據市場信號自由轉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稅務制度與法規。根據這些標準衡量，我國市場經濟的形成尚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觀的總量調控，就會遇到許多的人為障礙，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為總量調節的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有一個暢行無阻的傳導機制。比如，國家增加財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過乘數效應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業對總需求的變化反應十分敏感，這樣才會產生連鎖反應，達到國民經濟倍數增長。如果其中某一環節，對總需求的反應并不敏感，就會使乘數效應大打折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4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漸進轉換方向
一、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內容和效果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1998年開始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具體表現在：首先，國內經濟由短缺轉變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從總體上講基本上是供不應求的局面，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就是壓縮總需求，增加總供給，防止出現通貨膨脹。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后的1997———1998年，市場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國內需求不旺，企業產品庫存總量不斷增加，1998年已達4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40%以上。買方市場的形成，意味著需求已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次，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1998年上半年外貿的出口額為869.8億美元，同比增長7.6%，與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長速度相比，增幅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條件。再有，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國經濟“軟著陸”過程中，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等，以擴大企業貸款需求刺激投資。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以調整貨幣政策來拉動需求，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并未完全實現。
2.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主要內容。一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需求；二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三是調整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和擴大投資、消費與出口。這對于擴大內需、推動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效果分析。（1）GDP穩定增長，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據統計，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8.0%和9.1%.無論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比較高的。尤其是進入200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又進入了又一輪快速增長期。大部分經濟指標增勢強勁，初步實現了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勢頭，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民間投資成長成為主要增長動力。1998年到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僅總量上逐年增加，增長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穩步攀升，2003年實現了26.7%的高位增長。如果對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構成進行分析，會發現集體經濟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資規模擴大的主要動力，通過國債投資啟動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已實現。（3）居民收入水平持續上升，購買能力穩步提高。自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自2001年開始就和GDP的增長速度不相上下。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直穩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長率。
二、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根據當時特定的經濟形勢來決定的，在經濟形勢好轉變化之后，就應當適時調整和轉換。一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財政擴張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將最終導致財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會影響經濟效率；四是財政政策的時滯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結合可能引發“滯脹”；五是規模巨大的國債負擔將有可能引起未來的債務償付危機。因此，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漸進轉換方向
為了減輕財政政策負面影響，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我國應該對財政政策方式進行調整，主要從以下方向入手：
1.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向中性。積極財政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擴大內需、控制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負面效應，尤其是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引起社會各界對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提出質疑。就目前宏觀經濟環境而言，積極財政政策還不容“淡出”，然而，由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緊縮性財政政策的轉型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紤]到經濟增長每年大約有1.8個百分點來源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再加上國債部分前期投資項目尚未完工，也還需要后續資金加以確保，因而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向中性的轉化應該有一個過程，是在保持長期建設國債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對其絕對量作審時度勢的酌情調減。同時，西方國家的調控經驗表明：在經濟蕭條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而經濟復蘇后，總量控制就應讓位于貨幣政策。因此，在財政政策轉型的同時應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加大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減輕財政政策轉型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通過對我國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總量上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存在結構上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術的進步，供給有可能發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財政政策應由單一的需求管理轉向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由單一的國債投資手段轉向多元手段調節經濟。在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社會資源閑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國債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長期依靠單一的手段來調節經濟，其弊端便逐漸顯現，如：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對國債投資產生嚴重依賴、妨礙市場化改革進程、投資效益低下等。考慮到當前我國總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現實，實現政策手段多元化，通過公債、投資、稅收、補貼、支出、預算等手段的搭配組合以實現調節目標，就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
（1）稅收手段的運用。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國家用以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已發展成為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選擇。主要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稅。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屬于“生產型”增值稅，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設備投資和技改投資的積極性，遏止了市場對投資的需求，同時還阻礙了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因此，應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費稅。消費稅是我國現行稅制中對消費調節效應最強的稅種之一。在1994年實施該稅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應稅消費品的消費。與1994年相比，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重點可放在降低稅率和調整征稅范圍兩個方面。三是深化企業所得稅改革。要進一步規范稅制，盡快實現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減少各種優惠，形成公平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促進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競爭，以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另外，為適應目前世界各國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趨勢的新變化，我國也應考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
（2）財政支出手段的運用。首先，為適應財政政策由擴張性政策轉向中性政策，從支出的總量上應按照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相結合的原則安排支出規模，實現支出目標從積極拉動需求轉向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既從橫向優化資源在私人經濟部門和公共經濟部門之間的宏觀配置比例，又從縱向保持總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規模優化的前提下，按照優化供求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要求確定支出重點，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使不同類別的支出能夠給社會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此外，要選擇合適的確定支出項目的方法，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財政補貼手段的運用。財政補貼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主要糾正相對價格的不合理，通過影響相對價格結構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和供求結構。出于漸進式改革的考慮，我國的財政補貼一度被作為保護既得利益和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規模偏大、結構復雜而且剛性明顯，不利于發揮補貼的調節作用。隨著目前價格的逐步理順，首先補貼的范圍應嚴格界定在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主要解決外部效應問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發展問題、公平收入分配問題以及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問題等，重在發揮結構調節作用。其次，補貼的規模要加以控制，補貼的標準要適合，補貼的結構也要相應調整，應增加貨幣補貼，減少實物補貼；增加明補，減少暗補；增加對生產消費領域的補貼，減少對流通領域的補貼。
（4）預算手段的運用。投資、公債、稅收、支出和補貼等調節手段要發揮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預算中得到體現，預算手段是各種財政調節手段的綜合運用，為了更好地發揮政策手段的調節作用，預算手段的運用首先要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確定合適的調節目標，并考慮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點，確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實現目標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運作方式。其次，提高預算自身的技術水平也至關重要，應完善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的編制；采用零基預算法確定收支指標，以避免各種收支指標剛性增長；并縮短預算調整的審批期限，從而縮短政策時滯。
3.財政政策由側重調節總量轉向側重調節結構。從“十五”計劃的醞釀過程至今，人們已清楚無誤地看到，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和需求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五”計劃明確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因此，為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的財政政策應當努力實現以下方面的調節：
（1）供求結構的調節。財政應增加自身的社會消費性支出，如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科技等事業發展支出，增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從而降低學費和醫療費的收費標準，確保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的有效運作。這樣既可以直接擴張消費需求，又可以改善社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增加個人消費支出，改善供求結構。同時，由于中低收入者和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因而，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也會對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極有幫助。政府應通過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構建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消費信貸，允許消費信貸利息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同時，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也是必要的。
（2）產業結構的調節。在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總是極其有限的，關鍵是要依靠存量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市場經濟下，存量資源的跨產業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配置的結果。但中國缺乏市場化的系統支持資本退出，資本無法從原有配置領域順暢退出，也就無法重新優化配置，結構調整就難以奏效。對此，財政政策應當在資本退出的補償援助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價格出錢收購、封存或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讓那些過剩領域的資本能夠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補償，避免“市場失效”下的過度競爭。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5
2.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主要內容。一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需求;二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三是調整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和擴大投資、消費與出口。這對于擴大內需、推動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效果分析。(1)GDP穩定增長,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據統計,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8.0%和9.1%.無論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比較高的。尤其是進入200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又進入了又一輪快速增長期。大部分經濟指標增勢強勁,初步實現了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勢頭,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民間投資成長成為主要增長動力。1998年到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僅總量上逐年增加,增長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穩步攀升,2003年實現了26.7%的高位增長。如果對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構成進行分析,會發現集體經濟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資規模擴大的主要動力,通過國債投資啟動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已實現。(3)居民收入水平持續上升,購買能力穩步提高。自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自2001年開始就和GDP的增長速度不相上下。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直穩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長率。
二、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根據當時特定的經濟形勢來決定的,在經濟形勢好轉變化之后,就應當適時調整和轉換。一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財政擴張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將最終導致財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會影響經濟效率;四是財政政策的時滯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結合可能引發“滯脹”;五是規模巨大的國債負擔將有可能引起未來的債務償付危機。因此,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漸進轉換方向
為了減輕財政政策負面影響,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我國應該對財政政策方式進行調整,主要從以下方向入手:
1.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向中性。積極財政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擴大內需、控制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負面效應,尤其是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引起社會各界對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提出質疑。就目前宏觀經濟環境而言,積極財政政策還不容“淡出”,然而,由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緊縮性財政政策的轉型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紤]到經濟增長每年大約有1.8個百分點來源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再加上國債部分前期投資項目尚未完工,也還需要后續資金加以確保,因而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向中性的轉化應該有一個過程,是在保持長期建設國債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對其絕對量作審時度勢的酌情調減。同時,西方國家的調控經驗表明:在經濟蕭條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而經濟復蘇后,總量控制就應讓位于貨幣政策。因此,在財政政策轉型的同時應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加大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減輕財政政策轉型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通過對我國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總量上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存在結構上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術的進步,供給有可能發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財政政策應由單一的需求管理轉向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由單一的國債投資手段轉向多元手段調節經濟。在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社會資源閑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國債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長期依靠單一的手段來調節經濟,其弊端便逐漸顯現,如: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對國債投資產生嚴重依賴、妨礙市場化改革進程、投資效益低下等。考慮到當前我國總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現實,實現政策手段多元化,通過公債、投資、稅收、補貼、支出、預算等手段的搭配組合以實現調節目標,就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
(1)稅收手段的運用。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國家用以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已發展成為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選擇。主要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稅。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屬于“生產型”增值稅,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設備投資和技改投資的積極性,遏止了市場對投資的需求,同時還阻礙了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因此,應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費稅。消費稅是我國現行稅制中對消費調節效應最強的稅種之一。在1994年實施該稅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應稅消費品的消費。與1994年相比,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重點可放在降低稅率和調整征稅范圍兩個方面。三是深化企業所得稅改革。要進一步規范稅制,盡快
實現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減少各種優惠,形成公平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促進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競爭,以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另外,為適應目前世界各國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趨勢的新變化,我國也應考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 (2)財政支出手段的運用。首先,為適應財政政策由擴張性政策轉向中性政策,從支出的總量上應按照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相結合的原則安排支出規模,實現支出目標從積極拉動需求轉向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既從橫向優化資源在私人經濟部門和公共經濟部門之間的宏觀配置比例,又從縱向保持總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規模優化的前提下,按照優化供求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要求確定支出重點,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使不同類別的支出能夠給社會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此外,要選擇合適的確定支出項目的方法,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財政補貼手段的運用。財政補貼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主要糾正相對價格的不合理,通過影響相對價格結構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和供求結構。出于漸進式改革的考慮,我國的財政補貼一度被作為保護既得利益和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規模偏大、結構復雜而且剛性明顯,不利于發揮補貼的調節作用。隨著目前價格的逐步理順,首先補貼的范圍應嚴格界定在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主要解決外部效應問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發展問題、公平收入分配問題以及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問題等,重在發揮結構調節作用。其次,補貼的規模要加以控制,補貼的標準要適合,補貼的結構也要相應調整,應增加貨幣補貼,減少實物補貼;增加明補,減少暗補;增加對生產消費領域的補貼,減少對流通領域的補貼。
(4)預算手段的運用。投資、公債、稅收、支出和補貼等調節手段要發揮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預算中得到體現,預算手段是各種財政調節手段的綜合運用,為了更好地發揮政策手段的調節作用,預算手段的運用首先要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確定合適的調節目標,并考慮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點,確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實現目標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運作方式。其次,提高預算自身的技術水平也至關重要,應完善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的編制;采用零基預算法確定收支指標,以避免各種收支指標剛性增長;并縮短預算調整的審批期限,從而縮短政策時滯。
3.財政政策由側重調節總量轉向側重調節結構。從“十五”計劃的醞釀過程至今,人們已清楚無誤地看到,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和需求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五”計劃明確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因此,為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的財政政策應當努力實現以下方面的調節:
(1)供求結構的調節。財政應增加自身的社會消費性支出,如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科技等事業發展支出,增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從而降低學費和醫療費的收費標準,確保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的有效運作。這樣既可以直接擴張消費需求,又可以改善社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增加個人消費支出,改善供求結構。同時,由于中低收入者和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因而,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也會對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極有幫助。政府應通過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構建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消費信貸,允許消費信貸利息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同時,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也是必要的。
(2)產業結構的調節。在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總是極其有限的,關鍵是要依靠存量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市場經濟下,存量資源的跨產業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配置的結果。但中國缺乏市場化的系統支持資本退出,資本無法從原有配置領域順暢退出,也就無法重新優化配置,結構調整就難以奏效。對此,財政政策應當在資本退出的補償援助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價格出錢收購、封存或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讓那些過剩領域的資本能夠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補償,避免“市場失效”下的過度競爭。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6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系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A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范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并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于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權限）。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后，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