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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型的貨幣政策范文1
【關鍵詞】中國 經濟形勢 財政政策
一、我國宏觀經濟態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卷入一場浩劫，各行各業都受到一定影響，很多企業瀕臨倒閉，社會失業人數增加，經濟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機持續了5年，其影響規模巨大，以至于眾多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百年難得一遇，我國政府通過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改善經濟，雖然近幾年經濟開始慢慢復蘇，但依舊在動蕩中前行。根據以往經濟發展規律，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特點，在二次大戰之后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我們總說它的突出變化是周期縮短，原來7、8年一次，后來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都開始積極調整經濟結構，比如美國、歐洲、日本等，而中國的經濟結構本來就沒法和這些發達國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還不是很合理，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前進中充滿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續回落
2011年我國GDP為473104億元，2012年我國GDP為519322億元，2013年我國GDP為588019億元，2014年我國GDP為635061億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國GDP整體呈上漲趨勢，但增長速度持續下滑，2013年GDP增速為7.7%，2014年下滑為7.3%。雖然增長速度持續下滑，但GDP整體水平還是很樂觀的，2014年我國GDP水平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這一結果雖然比美國要晚上13年，但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截至2014年，我國和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國家GDP超過了10萬億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一半；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兩倍，經濟總量已于超過了整個歐元區；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將意味著與美國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我國2014年的GDP增長速度的預測分別為7.5%和7.7%，由于近幾年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預期高，而是相對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對于中國的經濟形勢的研究相當多，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探討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有的認為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有的認為呈W字型，有的又認為是呈L字型，但無論呈現何種規律，都持同一種觀點，就是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就是說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11%下滑到6%，未來還是會從6%上升至11%，國家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我國經濟的調控使得經濟發展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國經濟的發展除了帶有周期性規律之外，還呈現結構性發展特點，并且這種特點的影響程度還超過了周期性特點。正如事態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中國的經濟亦是如此，會有發展初期，成熟期、發展期等結構，經濟增長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式而言，經濟增長處于中速增長狀態。
二、中國財政政策的配置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宜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具體的貨幣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高于去年，貨幣供大于求，理論上會導致利率下降，物價上漲，帶動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這種擴張型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卻比以往下降了，這是因為政府在控制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兩者之間中和了。這說明，財政政策對經濟格局的發展相對往年有所增長。因此，2014年，國家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時，要考慮到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度有所增長，要合理使用。
（二）補赤、減稅、擴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
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就是降低稅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帶來的擴張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對經濟運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稅收，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費增長，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資的部分更多的是轉移到市場而非政府，可以減少政府粗放型投資。政府的稅收來自企業和個人，個人主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企業的繳稅類型主要是流轉稅和間接稅，政府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降低稅收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的稅收結構，明確哪些稅收該減，減稅方面企業和個人減稅比例多少更為合適，能更有效地影響經濟，這都是政府實施減稅政策所要顧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傳統宏觀調控政策中起到過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主要是經濟形式和政策布局發生了變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嚴厲調整，要求各級政府要勤儉節約，嚴懲貪污受賄官員，將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項目之上，增加對人民群眾的補貼，通過法律制裁的強制手段降低貪污受賄帶來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擴大支出的重點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水利、城市管網，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這說明，政府將政府支出重點用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提供社會保障方面，這種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從兩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過縮減政府開支間接性增加政府對社會的支持，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語
分析近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雖然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一直處在復蘇階段，但整體而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是逐漸增長的，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GDP逐年增長，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續回落，另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針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式，結合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我國目前實施的是擴張型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參考文獻
[1]高培勇.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3（8）：23-25.
擴張型的貨幣政策范文2
關鍵詞:貨幣政策;中介指標;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通速度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引言
所謂貨幣政策中介指標,就是在預測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方面能夠提供有用信息,從而指引貨幣當局進行政策操作的變量。通過對中介指標變動的分析,貨幣當局也可以了解到國民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以及其偏離調控目標的方向和程度,從而為下一階段的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指導。引入中介指標概念以后,貨幣政策實施過程就通常被劃分為政策工具――中介指標――最終目標三個相互關聯的階段。
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是貨幣政策作用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中間環節,對他們的選擇正確與否以及選定后能否達到預期調節效果直接關系到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能否實現。通常中央銀行以貨幣供應量或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目前我國中央銀行仍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但貨幣供給量和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聯系已經變得很不穩定,因此繼續使用將存在諸多缺陷。
一般來講,作為一個性能良好的貨幣政策指標,必須體現出其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可測性和可控性,目前對我國貨幣供應量中介指標的評價就是以此為基本依據,并且已經研究得較為成熟。而中介指標自身的影響因素也是左右其效果的重要方面。影響貨幣供給量的因素有很多,這其中又尤以基礎貨幣、貨幣乘數、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最大,接下來就將從這三個角度對貨幣供給量作為當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缺陷進行分析。
一、基礎貨幣
基礎貨幣又稱儲備貨幣或高能貨幣,是我國中央銀行的主要負債,它在創造過程中具有貨幣信貸倍數擴張能力的貨幣,是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加上流通于銀行體系之外的通貨的總和。流通中的通貨及銀行準備金與公眾及銀行的意愿有關,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不易于控制,但它們之和作為基礎貨幣時,卻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正是由于這種穩定性,中央銀行在控制貨幣供應量方面通常把重點放在對基礎貨幣的調控上。我國的基礎貨幣具有以下的作用:一是基礎貨幣中的存款準備金與金融機構的庫存現金之和是金融機構流動性;二是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共同決定貨幣供應量。
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三個主要渠道是外匯占款變動、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貸款。1994年以后,我國執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執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近年來,由于人民幣大幅度的升值,國際資本紛紛以各種形式流入中國,給人民幣造成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為保持外貿出口競爭優勢,保證經濟的平穩增長,外匯管理當局不得不通過在外匯市場上收購多余的外匯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由此增加了等額的基礎貨幣投放。正是由于這種外匯收購的剛性,使央行難以實現對基礎貨幣的控制。
實際上,這一問題在現階段并沒有對貨幣當局調控貨幣供應量構成太大的壓力。原因有三:第一,我國中央銀行正逐步完成貨幣政策的調控工具由以直接調控工具為主向以間接調控工具為主的轉變。但是作為貨幣政策間接調控工具的短期利率本身也存在著作為中介指標不可回避的缺陷;第二,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過高的外匯儲備會引發許多副作用。因此,從長期的角度看,無論是中央銀行還是政府決策部門,都不會允許外匯儲備的增長率長時間高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第三,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還是一個擴張型的貨幣政策。通過收購外匯的方式投放基礎貨幣,至少與當前貨幣政策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但是,長期擴張型的貨幣政策本身就是不穩定的,會隨著實體經濟的轉變而調整。
二、貨幣乘數
貨幣的供給量取決于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理論而言,基礎貨幣中央銀行可以較準確地控制。但貨幣乘數取決于通貨存款比率、定期存款占總存款的比率、商業銀行持有的超額準備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以及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等諸多因素,這些因素的變動不能由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確定,具有一定的波動性,導致最終貨幣供給量的不確定。
貨幣乘數的常用公式為:
k=
其中,k為貨幣乘數,C/D為現金存款比,r為銀行準備金比率,ER/D為銀行超額準備金率。
現金存款比率主要取決于公眾的資產偏好,同時社會的支付習慣、銀行業的發達程度、信用工具的多寡、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性。其他金融資產收益率的變動也會影響現金存款比率。經由貨幣乘數的擴張效應,流通中現金增加或減少會引起貨幣供應量多倍地減少或增加。
商業銀行持有的超額準備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主要取決于商業銀行的經營決策行為。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逐步完成,銀行的盈利壓力日益增大。而貸款業務所帶來的利差收入仍然是我國銀行最主要的利潤來源。我國的宏觀經濟已經連續多年保持快速增長,銀行在利潤指標壓力下放貸沖動越來越明顯。
此外,法定準備金率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之一也經常調整。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就已經10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使得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2006年底的8.5%上升到2007年底的13.5%。
綜上所述,由于通貨存款比率、超額準備金率和法定準備金率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國的貨幣乘數也不穩定,表現出較大的波動性。
三、貨幣流通速度
貨幣數量論認為,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流通速度之積等于國民收入與價格水平之積(M•V=P•Y),貨幣供應量增長取決于名義經濟增長和貨幣流通速度。只要貨幣流通速度比較穩定,那么只需根據預期經濟增長率就可預測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如果貨幣流通速度變化莫測,就難以判斷合理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中介指標的可測性就會下降,并影響政策的有效性。
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或上升意味著貨幣需求的上升或下降。近年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總體上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紤]到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的某種規律性,如果可以對這種變化進行事前量化判斷,結合貨幣流通速度長期下降的趨勢,就可以預測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對貨幣數量模型進行微分處理,可以得到:
+=+
該式左邊的貨幣供給量增長率與貨幣流通速度變動率之和實際上是指數化的貨幣供應增長率,右邊的通貨膨脹率與實際產出增長率之和實際上是名義產出增長率。該式表明,指數化的貨幣供給量增長率等于名義產出增長率并由其決定。對該式做等價變換,得到:
=+-
變換后的式子表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等于名義產出增長率扣除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率。在名義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一定時,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取決于貨幣流通速度的波動程度,相對穩定的貨幣流通速度有利于貨幣當局準確地預測和控制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效用程度就較高;如果貨幣流通速度波動較大,則不利于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的預測。
四、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供應量都不能由政府政策完全控制,因此央行不能完全控制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因此,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對于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必然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中介指標的選擇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不斷進行調整,以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單位:安徽農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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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型的貨幣政策范文3
關鍵詞：商業銀行 緊縮性貨幣政策 存款準備金率 通貨膨脹 對策分析
一． 引言
從2010年至今，我國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中央銀行為控制由于市場流動資金過多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存貸款利率。這一系列措施的出臺對以信貸為主的我國商業銀行的基礎貨幣環境、信貸結構以及收入等造成了不利影響。導致了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下降，以及銀行短期缺口導致的流動性不足。本文通過對現階段我國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分析，指出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并提出有關的對策建議。
二． 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我國商業銀行大多以信貸業務為主要經營項目，以獲得存貸款利息差依舊是其利潤增長的主要來源。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致使銀行向中央銀行上交的存款準備金增加，導致銀行有部分存款不能自主運用，特別是不能發放貸款，可供貸款量減少，銀行資金流動性減弱，新增貸款量減少，貸款需求量也有所減少，新增貸款規模受阻直接影響到銀行凈利潤。研究表明在我國信貸增速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凈利潤則會下降0.76個百分點。所以導致商業銀行利息收入減少，收益水平下降。
（二）提高貸款利率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企業從銀行貸款要支付一定的利息，然而，貸款利率的提高幅度往往高于存款利率，長期定期存款利率上調幅度低于短期存款利率。這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導致了企業的可分配利潤減少，較高的貸款利率會使那些擁有良好資信的企業不再申請貸款，使商業銀行損失一批貸款老客戶，而一些樂于從事投資但資信程度又低的企業將繼續申請貸款，而這類企業到期不能按時歸還本息的可能性大，從而增加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在改變了商業銀行信貸結構的同時增加了銀行經營風險。
（三）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中央銀行多次實施窗口指導政策，受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的影響，商業銀行不得不限制對一些過度性投資行業貸款的發放，如降低貸款量，提高貸款利率，縮短貸款期限等。這嚴重降低了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長量，抑制了信貸擴張，使銀行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與此同時，銀行的信貸結構也得到改善，資金投向開始向對環境污染小或者無污染的節能環保等綠色信貸傾斜，這也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有促進作用。
（四）宏觀經濟增長緩慢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宏觀經濟增長緩慢，加大了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在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對象以中小企業居多，這些企業在規模上比上市公司差很多，隨著通貨膨脹的逐漸高企，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逐漸放緩，使企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導致很多中小企業陷于財務困境中，從而增加了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
三． 商業銀行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應作出的對策分析。
（一）積極推進金融創新，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貸款量減少，為了吸取更多資金，增加存款量，商業銀行應結合自身特點及地區性銀行間差異，調整經營策略，制定出符合當前經濟形勢的金融產品，大力發展理財、基金、保險等中間業務，做到多管齊下，從多方面彌補因從緊政策給銀行帶來的損失，消除帶來的負面效應。
（二）分析經濟形勢，適時調整信貸結構。商業銀行應加強對當前以及未來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分析，依照貨幣政策控制好信貸投放總量，維持信貸適度均衡增長。另外，各商業銀行要加強對信貸客戶的審核工作，嚴格控制授信準入標準，優化信貸結構。
（三）深化銀行體制改革，實行差異化營銷戰略。建立以“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推進商業銀行的股權多元化，積極調整優化存款結構，提高存款收益貢獻率。實現商業銀行的利潤最大化經營目標。并且從銀行內部資源和外部銀行業競爭等兩大方面綜合分析，明確市場方向，最大限度滿足客戶需求。
（四）加強風險管理，提高員工風險防范意識。定期對應行員工培訓，提高員工的職業素質和業務水平，及對風險的分析和防范意識。尤其是信貸部門要不斷完善信貸評級制度，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優化信貸結構的同時實現銀行利益最大化，從而推進商業銀行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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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型的貨幣政策范文4
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協調機制
中圖分類號：F8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99—04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對外依存度的不斷增強，特別是進入后金融危機時期以來，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逐漸進人調整期，保持經濟增長穩定、幣值穩定既是轉型調整的保障，又是我國今后發展的策略。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調控面臨更復雜的環境和更艱巨的任務，其中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穩定幣值和調控總需求的重要手段，是維持和調控內外貿易均衡的重要工具。我國未來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將會更加復雜，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壓力將持續增強，因而需要加強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調控力度，尤其是解決好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問題。
一、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的表現
1994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改革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總體看政策操作比較成功，不僅對內的需求管理效果顯著，調控能力越來越強，給我國的經濟快速增長注入活力，還有效抵御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但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對外依存度的不斷上升，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操作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特別是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在實踐中面臨一定沖突，具體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外匯儲備與貨幣量的沖突
1994年，我國外匯體制改革后確立了強制結售匯制度，在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出口退稅優惠政策和外商投資優惠政策等綜合因素下，我國國際收支呈直線上升趨勢，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占款增加額約占當年基礎貨幣投放增加額的75%，之后由于央行采取對沖操作，1995年和1996年外匯占款占當年基礎貨幣投放的64%和45%。但央行的對沖操作效果并不明顯，1994年M：增長率高達34.5%，消費者價格指數增長達24.1%，1995年和1996年M2也都在25%以上；同時，CPI也大幅超出安全通貨膨脹水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打破了這種貨幣供給模式，我國國際收支直線下降，1998年5月出口在維持了23個月增長后首次出現下降，同時資本項目也出現大幅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急劇減少和外匯占款比例下降。由于1994年以來對以外匯占款為主的貨幣投放渠道依賴性較強，所以一旦外匯儲備減少會給貨幣政策操作帶來較大沖擊，1997～2000年CPI基本維持在0～1%之間。外匯儲備和貨幣量問的矛盾是我國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的最直接體現，貨幣供給機制的外生性程度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將會制約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現階段，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3萬多億美元，這給人民幣造成一定的升值壓力。
（二）資本流動與利率的沖突
1998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受周邊國家貨幣疲軟影響呈下降態勢，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和對外競爭力減弱，但為了維持亞洲各國的信心，我國堅持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貶值，這種做法雖然對亞洲經濟的迅速好轉起到關鍵作用，但卻使我國的利率水平與美國利率水平出現倒掛，六個月利率和一年期利率水平均低于美國；而在2005～2007年我國經濟過熱時期，利率水平又高于美國。這給貨幣政策操作帶來極大阻礙，當我國央行采取擴張型貨幣政策時，由于本外幣利率倒掛，國際資本會流出我國，更增加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而當央行采取緊縮貨幣政策時，資本又選擇流入國內，從而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有違貨幣政策的初衷?，F階段，在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壓力下，利率是央行對沖操作的重要政策工具，結果卻是利率的提高抵消了貨幣政策目標，同時造成更多國際資本的流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面對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沖突，我國貨幣監管部門通過加強公開市場操作收回流動性、給予出口退稅更多優惠政策保持出口規模、對資本流動進行強制管制和對利率進行頻繁調整等方法來緩解矛盾，但這些做法成本較高，同時也限制了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完善。
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面臨的現實問題
建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有效協調機制，對我國經濟發展意義重大，既有利于保持和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抵御外部沖擊，又有助于緩解當前通貨膨脹壓力、增強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進而完善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但要實現二者的協調還面臨一些現實問題。
（一）內外部因素對人民幣升值的持續壓力
自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外界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增強。究其原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中短期表現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持續的雙順差，持續不斷的外匯涌入我國市場給人民幣帶來升值壓力；而長期的升值壓力可通過“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來解釋，由于我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在所難免。外部因素中包括我國外匯政策名義錨的轉換，2005年7月之前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由于當時美國頻繁采取弱勢美元政策來推動國內經濟，所以直接導致人民幣對于其他貨幣貶值；2005年7月之后人民幣放棄美元名義錨，世界各大經濟體普遍要求人民幣升值。綜合內外部因素來看，人民幣長時期會處于升值壓力之下。
（二）我國國內市場存在流動性過剩問題且金融市場機制不健全
目前，我國貨幣量供給高于需求，存在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正是由于過多的流動性在商品市場中無法完全消化，有很大一部分資金流入資本市場，推高了資產價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我國房價的快速增長和股票指數的攀升是很好的證明。而我國金融市場總體上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各類金融機構治理機制尚不健全，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脫節”，對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反應具有非同步性、非均衡性。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金融資產價格其實是一種泡沫，所以一旦市場總體流動性減少，就會對資產價格造成不小的打擊，這也給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提出嚴峻的挑戰。
（三）利率——匯率聯動機制失靈
利率與匯率的聯動機制是一國經濟內外平衡的重要機制，我國現行利率政策下適合的操作應是中央銀行根據國內的經濟狀況制定利率政策：當需要實行擴張（緊縮）型貨幣政策以刺激（平穩）國內經濟時，采取降低（提高）利率水平的政策，但利率下降（提高）通常會引起資本外流（回流），從而導致本國市場上外幣數量減少（增加），外幣升值（貶值）、本幣貶值（升值），進而又增加（減少）了本舊產品的出口，促使經常項目出現順差（逆差）和資本的回流（流出）。而在我國現行利率政策和匯率制度下，官定利率的政策效果會被匯率政策的效果所侵蝕，導致我國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利率的調整來改善國際收支。
三、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有效協調機制的建立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政策著力點會更多地轉向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方面，將在兼顧內需管理和對外均衡管理的同時更多地關注對外防御和對外影響，迅速提升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提升匯率管理能力，這是我國宏觀管理實踐中最為緊迫的現實問題。應在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方面有所突破，建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有效協調機制。
根據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實際情況和整體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有效協調機制的建立，應以“穩增長、穩幣值”為政策協調目標，以“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和“資本市場不完全開放”為“制度約束”，以“貨幣政策獨立性和有效性”為核心內容，以“國際收支抵補機制”為重點，以金融創新、金融發展和穩定為政策機制保障，來構建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機制框架（見圖1）。根據這一框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短期內加強貨幣政策工具間的協調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短期有效性和長期中性矛盾比較突出。無論是貨幣政策工具還是貨幣政策規則，無論是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是最終目標，都應兼顧動態性和內生性，并在堅持與匯率政策的相容性和穩健性原則基礎上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并在貨幣政策規則的制定上將匯率因素考慮進去，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實行的以貨幣狀況指數（MIC）來對各政策工具進行調整。
（二）逐步推進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
從長期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應逐步向更靈活、穩健的方向轉變，探索實施一攬子貨幣獨立浮動匯率的可行性，使貨幣政策真正成為獨立有效調控需求、物價乃至匯率的工具，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面臨國際經濟環境日趨復雜和經濟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的現狀，我國要深刻認識其他國家政策調整和經濟不穩定因素對我國的傳染路徑，以期“內外兼顧”地審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有效協調。我國央行在匯率傳遞效率（ERPT）偏低的情況下，應使名義匯率擴大浮動范圍，從而給貨幣政策更大的自主操作空間。
（三）重視財政政策和金融創新工具等在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中的重要作用
我國應尋求依靠市場方法抵補國際收支的有效機制。這涉及外匯收支管理、資本市場創新及匯率制度和匯率目標管理對金融市場條件的約束等。為解決這一難題，央行應依靠財政購匯政策和金融工具創新來調整國際收支，積極探討以匯率靈活浮動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長效機制來替代被動收支抵補操作。
（四）重視金融審慎監管對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操作中的風險控制
金融監管制度既是防范金融危機的主要手段，也是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有效實施的有力保障。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和準備金制度、資本市場流動性監管和外匯市場監管都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相對獨立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證。為此，要將金融審慎監管同貨幣政策操作聯系起來，加強金融系統對匯率波動的反應能力和化解風險能力，完善協調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所需要的金融監管制度，運用逆周期、最低資本金要求等審慎監管工具對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進行控制與監管，為我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安全網絡打好基礎。
擴張型的貨幣政策范文5
信貸增速放緩，貨幣供應先揚后抑
2013上半年貨幣信貸運行呈現三個主要特征：
一是信貸增速放緩，6月末余額同比增速為14.2%，較2012年年末低0.8個百分點。這是因為在供給端，央行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對銀行系統風險加大監管力度，總體信貸環境較為平穩，未有明顯寬松。投資渠道多元化持續，使銀行吸收存款的壓力持續增加；企業活期存款占比有所下降，也表明在吸存壓力下銀行可能主動地提高了協議存款、定期存款等高成本負債的比例?？偟膩碚f，銀行信貸投放能力不強。在需求端，由于經濟復蘇疲弱，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有所暴露，企業效益下降，上游企業經營狀況更明顯惡化，制造業信貸需求較往年明顯下降。來自供需雙方的壓力形成了2013上半年企業信貸新增絕對值同比下降、余額同比持續下降的格局。
二是廣義貨幣增速先揚后抑，2013年4月末M2余額同比增速一度達到16.1%，6月末則下降到了14%。這是由于外匯占款在1～4月大幅增加，但央行回籠現金規模較小，以及擴張型財政政策推動廣義貨幣在年初加速擴張。但隨著新增外匯占款大幅回落和基數效應，5～6月廣義貨幣增速已明顯下降。
三是企業中長期貸款在企業貸款中占比逐步提升，截至2013年6月末，年內新增中長期貸款占企業貸款比例為38.4%，較一季度末上升了6個百分點，較2012年年末上升了9.7個百分點。這一結構變化與去年由長期投資拉動的復蘇的進程相一致，也是因為在存款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為避免存貸比超標準，銀行通過壓縮短期票據融資來減小貸款規模，從而使得企業中長期貸款占比“被動上升”（見圖1）。
經濟增長疲弱且政策維持穩健，信貸增速進一步放緩
2013下半年，預計信貸需求持續偏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速將保持基本平穩，對信貸增長構成一定程度支撐，但制造業由于補庫存周期延遲，企業盈利持續減縮，投資及信貸需求仍難以自發性擴張。此外，受上半年房產市場銷售額的帶動，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將在三季度高速增長，但可能在四季度有明顯下降，增量也將受制于銀行信貸的總供應能力。而從銀行信貸供給看，雖然貨幣政策有放松的壓力，但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不大。銀行總體信貸環境不會明顯寬松。另外，在外匯占款增長放緩、金融市場發展和投資渠道增多持續分流存款的情況下，銀行，特別是部分中小銀行的存款壓力依然很大，下半年總體信貸投放能力不強?？傮w來看，預計2013全年新增貸款8.5萬億～9萬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3.5%～14.3%。
固定資產投資將基本平穩，對信貸增長構成支撐
從實際固定資產投資額同比增速來看，2013年1～6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長20.1%，增速較2012年全年增速下降了0.5個百分點。由于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投資周期長，一般將持續3～5年，2012年大規模的新開工計劃將維持，固定投資總體增速基本穩定。但是2013上半年發展改革委新審批項目數下降和新開工項目計劃投資金額相較2012年下半年大幅回落，將會對基礎設施建設行業及行業新增信貸需求形成比較大的影響。不過，我國經濟面臨明顯下行壓力，國內外需求疲弱，三四季度GDP實際增速有較大概率出現進一步下滑。不過，為守住“下限”，不排除三季度政府推出溫和刺激政策的可能性，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投資增長，帶動信貸需求（見圖2、圖3）。
制造業信貸需求缺乏動力
信貸投放的主要行業——制造業，經營前景仍不會有顯著改觀，其信貸需求可能進一步放緩。2013年6月PMI庫存指數、生產指數及新訂單指數分別進一步下滑至47.4、52.0和50.4。顯示制造業自2013年年初以來遲遲未進入補庫存過程，生產過程有所放緩，及市場需求疲軟?？偟膩碚f，制造業經營狀況變差將很大程度上限制企業的產能擴張和投資，最終表現為信貸需求收縮。
四季度居民中長期消費信貸可能回落
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影響人民幣信貸需求的重要因素。2013下半年房地產市場將總體保持穩定格局，形成“量縮價穩”的態勢，特別是受基數效應影響，房地產銷售量下降可能性較大，同比增速或放緩至25%～30%。對于商品房銷售市場，由于房價上漲趨于平緩及成交量有所下降，居民中長期消費貸款增速將在四季度出現下滑（見圖4）。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存款壓力限制信貸投放
2013下半年，貨幣政策大幅放松和出現大規模外生性信貸需求的可能性都不大，銀行業在存貸兩端都將面臨挑戰。在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下，預計存款準備金率不會大幅下調，基準利率將保持基本穩定，銀行總體信貸環境仍不會明顯寬松。而且，在外占款增長放緩、金融市場發展和投資渠道增多持續分流存款的情況下，銀行特別是部分中小銀行的存款壓力依然很大。盡管銀行會通過發行理財產品等方式加大存款吸收力度，但這更多地表現為存款在季末、年末大幅增加，存款平均余額并不會有顯著好轉。受限于吸存能力，下半年銀行信貸投放能力依然不強。
金融國十條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給出了指引
國務院在2013年7月初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金融國十條）中對總理提出的金融政策新思路——“盤活存量、用好增量”——做出了進一步闡述，而其中四點指引尤為重要：
一是投放引導，即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把有限的金融資源分配給最有效的經濟部門。在未來，“三農”、小微企業等信貸支持不足的領域將繼續得到政策上的扶持，而有市場發展前景的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信息技術產業和信息消費、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綠色環保等領域，在建續建工程和項目的合理資金需求，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設，新的產業增長點都將得到資金支持。預計2013下半年銀行業將在相關產業進一步增加投放力度。
二是有扶有控、有保有壓。對產能過剩行業將實施差別化政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違規建設項目被嚴格禁止獲得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資，以防止盲目投資加劇產能過剩。
三是鼓勵金融機構提高自身對信貸結構的治理。讓不符合監管要求的存量貸款退出；把中長期信貸通過資產證券化流動化，將存量資金轉變為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增量；最終通過加速資金流動，加快周轉速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解決貨幣供給放緩問題和緩解資本補充壓力。
四是促進消費升級，增加相應領域信貸投放。包括培育消費金融的新增長極，加強對新型消費品，以及諸如文化、教育、旅游、養老等服務消費領域的信貸支持，同時推進消費支付方式現代化，完善銀行卡消費服務功能，優化使用環境。
企業貸款占比逐步下降，中長期貸款占比繼續上升
目前，我國信貸結構正處于兩個結構性變化之中。一方面，貸款增速貢獻主要來自居民住房建設部門，企業貸款在境內人民幣貸款結構中的比重逐步下降，2013下半年這一變化很可能繼續。這一是因為當前制造業經營狀況不佳，信貸需求較弱；二是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平臺兩大領域貸款投放受到限制；三是非信貸融資增長較快，解決了部分企業的融資問題；四是受房地產市場成交量回升的帶動，居民住房貸款增長加快。盡管下半年增速會有所放緩，但仍會保持較高水平。另一方面，自2012年年中以來，對公中長期貸款在對公貸款中的比重有所上升。2013下半年，部分項目加快審批會對企業中長期貸款構成一定支撐。但更為重要的是，預計銀行在存款壓力下，仍會通過壓縮短期票據融資來避免貸款增長過快和存貸比超標，從而企業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占比將繼續上升（見圖5、圖6）。
新增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比重將有所上升
2013年5～6月新增非信貸融資占比已有明顯下降，其中新增信托貸款規模大幅縮減、承兌匯票連續兩月大幅負增長。下半年信托項目審核、國資委、銀監會對央企、銀行重點行業融資的嚴格要求都不會放松，信托貸款、委托貸款、承兌匯票等融資難有擴大，而銀行貸款將保持平穩增長，占比將有所提高。預計全年社會融資總規模將達到17萬億～18萬億元，較2012年15.8萬億元的規模增加了約11.0%（見圖7）。
新增外匯占款將明顯減少，貨幣供應增速下降
下半年，貸款增速將有所放緩，外匯占款增量下降繼續對貨幣增長構成限制，但企業債券融資規模擴大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快增有利于貨幣擴張。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預計2013年末，M2將同比增長13%～14%，M1則同比增長9%左右。
下半年新增外匯占款將明顯減少
受益于2012年末中國經濟回升勢頭及預期以及海外超寬貨幣周期，2013上半年外匯占款激增。1～5月共新增外匯占款1.6萬億元，是2012年同期2536億元增量的6倍多。2013下半年，由于熱點領域融資需求和能力減弱、境內人民幣利率水平進一步回落、人民幣升值預期放緩、海外經濟有所好轉、美國超寬貨幣政策的逐步退出預期，以及外管局對虛假貿易的嚴格管理，每月新增外匯占款將明顯減少，全年新增外匯占款2萬億元左右（見圖8）。
財政存款同比減少形成對M2的正效應
財政存款對貨幣存量有直接影響。在稅制結構調整、土地財政轉型，以及宏觀積極財政政策的多重原因影響下，我國財政存款自2012年開始進入了負增長時期。根據全年財政收入增速7%左右和財政支出增速13.5%左右以及新增國債規模約5500億元的判斷，預計2013年全年財政存款約有1萬億元的下降。綜合以上三個核心驅動因素，取近三年數據進行參數估計，測算出2013年新增M2約為12.6萬億元，余額同比增長約13%。
應該指出，在短期存款增量中，可能包含了銀行為完成時點考核目標、達成合規的存貸比要求，短期吸收的虛增存款。在當前吸收存款難度加大的背景下，銀行往往采取短期同業市場拆借、爭取企業財務公司短期存款和以貸吸存的方式增加考核點存款基數，這部分存款在名義上會推高M2在年底的增速，但其穩定性比較差。綜述，2013年M2增速可能在13%～14%。
M1增速下滑，M2和M1“正剪刀差”持續
擴張型的貨幣政策范文6
全球央行的QE和購債到達極限了嗎？伴隨著12月份美聯儲加息腳步日近，市場開始擔心貨幣政策是否進入拐點，短期來看，這樣的擔憂是確實的，這也帶來了美元走強以及債券收益率的快速攀升。但從基本面來看，央行的量化寬松進入“平滑QE” （Smoothing）狀態的可能性更大，貨幣政策距離真正緊縮為時尚早。 為何擔憂政策拐點？
對于全球貨幣政策的擔憂，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美國經濟數據保持持續強勁，這大幅增加了美聯儲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美國三季度增長2.9%，這創下了2014年以來的最高值，與此同時，美國失業率持續下降，并已經落入美聯儲認為的長期失業率4.5%-5.0%的區間。就業市場表現良好的同時，美國的核心通脹率、核心PCE以及平均時薪等關鍵指標，都處于溫和改善的區間。聯邦利率期貨顯示，美聯儲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經達到了70%，這也是近一年以來最高點。
第二，全球通脹數據在近期都有抬頭的跡象，除日本外，主要經濟體的通脹水平都表現出上升的趨勢。美國核心CPI通脹率已經持續高于2%的水平，中國的CPI也開始向2%的水平進軍，歐元區通脹率在10月份上升至0.5%，按照目前的趨勢，歐元區CPI在明年初將突破1%。在英鎊大跌的推動下，英國的CPI也到了1%的水平，澳大利亞的CPI在三季度達到了1.3%，顯著高于二季度1%左右的水平。
伴隨著CPI上升的，是房價的持續走強。除英國外，主要央行都在擔心房價的持續上漲。美國房價從2010年以來持續溫和上升，目前已經創下自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點。而在德國，房價創下了1975年以來的最高點，在今年上半年其同比上升了5%，這也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快增速。由于擔心房價的持續上升，澳大利亞央行甚至開始考慮暫停減息的步伐。
中國市場無疑是本輪全球房價上升的領頭羊，根據筆者的測算顯示，中國主要城市的房價綜合指數在9月份同比上升了15%，這是2005年以來的最快增速。
在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帶動下，香港房價也在過去的兩個季度出現了大逆轉，一舉抹去了自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大約12%的房價跌幅。
在這樣的背景下，市場開始擔憂貨幣政策的轉向。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國債市場的收益率開始大幅反彈，整個10月份，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上升了25個基點，英國10年國債在10月底攀升至脫歐以來的最高水平，德國10年國債收益率也擺脫了負利率。國債利率的上揚帶來了美元的走強，并開始明顯影響市場的情緒。 “拐點說”言過其實
但市場對于所謂的貨幣政策拐點的擔憂有些言過其實，從目前的趨勢來看，美國經濟在今年的增速大約為1.7%-2.0%左右，與去年的增速大致相同，但仍然顯著低于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大約2.5%的潛在增速。歐洲經濟在二季度和三季度環比僅增長了0.3%，顯著低于此前兩個季度0.5%的增長水平，按照目前的水平，歐洲經濟在今年大約同比增長1.3%-1.5%，也低于去年1.9%的增速。中國經濟今年預期增長6.7%，低于去年的6.9%，更加重要的是，一旦房地產市場失速，那么中國經濟在明年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增長難題。
此外，盡管主要發達市場的國債收益率出現反彈，但新興市場的國債收益率并未出現明顯的升勢，這與美元的走勢也大致相同。由于美元指數由歐元、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組成，簡單分析可知，美元指數的大幅上升，其實主要是因為歐元和英鎊的大幅走弱造成，在新興市場，美元的強勢并不令人信服。今年1月-10月，JP摩根的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對美元反而上升了4.3%。
與新興市場貨幣走強相對應的，是資金的持續流入，彭博監測顯示，年初至今，大量海外資金流入巴西、俄羅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以及韓國等債券市場，即使在政局動蕩的土耳其，國際資金也在持續流入。資金流入新興市場，一方面表明“資產荒”在全球市場依然廣泛存在，資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逐實際收益率；另一方面也表明市場的實際風險偏好仍然很低，除了房地產和金融資產，資金并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
由于在發達市場上，企業多數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因此銀行對于家庭的信貸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美國銀行對家庭的信貸投放規模從2014年開始出現明顯回暖，這也印證了美國經濟的逐步復蘇。但在歐洲市場上，商業銀行對于家庭的信貸投放規模持續下滑，到2016年上半年，其存量仍然不到2011年底的一半水平。而日本商業銀行對家庭的信貸投放則保持極為緩慢的增長，其增速從2014年至今也處于下降通道中。
另一方面，極低利率的長期廣泛存在，導致了債券和房地產這兩類資產出現價格井噴，這兩類資產不僅體量巨大，同時對利率又極其敏感，利率的持續上升很可能帶來這兩類資產出現嚴重的拋售，這又會帶來金融危機的風險，這又意味著央行可能被迫選擇再度放松貨幣政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造成了政策選擇的困境，也導致了央行面臨“被綁架”。
總體而言，全球央行仍然在苦苦尋找經濟增長的動能，這也意味著所謂的政策拐點并不會很快出現?？紤]到央行們已經大幅擴張的資產負債表，任何的資產出售都可能帶來極大的市場不確定性，這意味著央行仍需要支撐其目前的資產規模。這種情境下，我們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平滑QE”（smoothing），而非政策轉向。 “平滑QE”是最可能選項
所謂的“平滑QE”，可能并不像此前數年提出的“逐步退出”（Tapering），在平滑狀態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可能并不會大幅度縮減，甚至仍然會增加一定規模的購債，但伴隨著GDP的增長，央行資產負債表與GDP的比率可能會保持平穩。
這樣的一種平穩狀態，事實上已經在美聯儲產生，從2013年至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上升十分緩慢，其與GDP的比率也保持得相對平穩。主要央行中，資產負債表擴張較快的，是日本和歐洲央行，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其相對激進的擴張型貨幣政策。與此相反的是，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相對較慢，總資產與GDP的比重甚至逐年出現下滑，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商業銀行仍然有較強的擴張沖動，這與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有根本的不同。
展望未來，由于美國經濟表現得相對較好，因此美聯儲不具備擴大量化寬松的可能性，但也不得不考慮收縮資產負債表可能帶來的風險，因此總資產規?？赡軙３衷谀壳暗乃礁浇?。相比而言，歐洲和日本央行面臨經濟困難，加上商業銀行的擴張動力不足，量化寬松將被迫持續，這也意味著這兩家央行的總資產規模仍將進一步上升。
對于歐洲和日本央行來說，其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市場上可供購買的債券可能會出現短缺。對于日本央行來說，這樣的威脅現實存在，日本央行已經持有了本國債券市場80%的份額，繼續大規模購債的空間有限。當然，日本央行可以轉向股票市場來進一步延續寬松貨幣政策。對于歐洲央行來說，其持有的債券大約為市場總規模的9%，繼續購債并不存在問題，只是由于存在著購債的評級要求，因此歐洲央行可能會達到持有單一債券的上限（目前的上限為33%，按照目前的節奏，歐洲央行可能會在2017年中無法繼續購買德國等國的國債），當然，這一規則并非不可修改。
毋庸諱言，量化寬松實施至今，其實際效果存在著很多疑問，同時，各國的經濟復蘇道路也難言平坦，這導致了市場上廣泛存在對量化寬松的質疑。這些質疑的存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導致量化寬松的力度在某些時點可能會弱于市場預期，但在更好的替代品之前，量化寬松仍然是唯一的可行選項。面臨著各種批評，央行自辯之余，也開始作出一些調整。比如說，日本央行提出的“收益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就是應對市場差評的一種方式，其通過所謂對債券收益率曲線進行調節的方式，向市場表明其并非希望利率越低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