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戰爭環境下的延安文藝，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以1942年為界，延安文藝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性特征。既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藝史、文化史傳遞著一個嚴重的錯誤觀念，以為延安文藝的繁榮是在1942年以后，事實上延安文藝的繁榮分為兩個階段，兩種特征。1942年以前，一座陜北小城延安，四、五萬人口，出版報刊雜志60－70種，出版機構近10家，各類文藝團體大大小小數百個，專業作家、藝術家百余人，到處是歌聲，時常有文藝演出，經常有美術展覽，偶爾有街頭朗誦詩會，不時還有與外界之間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窯洞門前，大學生辯論賽上，允許反方代表國民黨的政治主張戰勝正方代表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日常生活中，允許干部批評群眾，也允許群眾批評干部，更允許文人們特立獨行地徜徉著。社會生活中有矛盾有抱怨是常態，判斷一個社會肌體健康與否的關鍵，是允許不允許人們對矛盾表示不滿，有抱怨能夠發泄，進而妥善化解矛盾，逐漸消弭抱怨。盛唐氣象就是有理想，有抱負，能牢騷，能抱怨。1942年以后，延安只剩下兩三種報刊雜志，圖書出版發行機構幾乎全部歸并起來，活躍的是秧歌劇，倡導的是作家藝術家與工農大眾打成一片，讓文藝服務政治，甚至服務政策。兩個階段，兩種不同的文藝社會生態，顯示出不同的時代環境對于創造力與執行力追求，帶來文學藝術創作的不同影響。 一、延安文人，燃燒的火焰 陜北有星辰，延安文人是明星。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后，丁玲、蕭軍、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等一批作家先后到達延安，開啟新的人生。不同于延安青年學生，他們都是某一領域的杰出人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們帶著各自生活方式特色，以自己獨特的視角觀察延安，記錄革命，思考未來，為延安火熱的生活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處于戰爭環境下的延安社會，“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被組織起來，閑散人員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來進行改造，所以社會清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曾經在此生活過的人們，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種境界。“我們住的窯洞的門，都是沒有鎖的，只由一個鐵絲鉤勾在里頭。據說根本不用鎖，只是怕夜里有狼進屋才鉤住點。……人們外出時根本就用不著鎖門，路上丟了東西也會有人送回來給你。”［1］翻檢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經?？梢钥吹綀笱刍蜻吔翘幙堑氖拔镎蓄I啟事，小到鋼筆，大到騾馬。 1939年底，一對年輕夫婦蔡若虹、夏蕾，經過七個多月的輾轉跋涉，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重慶、西安等地，終于來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啊延安，你從艱苦中找得樂觀，你從勞動中奪取幸福，你從戰斗中獲得安樂與發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叫你，我只能稱呼你是個‘赤腳天堂’!”［2］ 這些作家、詩人、藝術家主要集中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文協)和稍后更名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救亡協會延安分會(文抗)，以及魯迅藝術學院，成為供給制生活下的職業作家、藝術家。“文協”、“文抗”也就成為現在全國“文聯”、“作協”的前身。由艾思奇組織、經常參加的“新哲學學會”，范文瀾、呂振羽主持的“中國歷史問題討論會”，蕭軍籌建的“魯迅研究會”，蕭三負責的“文化俱樂部”，以及“延安詩會”(艾青主持)、“延安評劇院”(張庚主持)、“魯藝平劇團”(阿甲主持)、“邊區美術工作者協會”(江豐主持)，等等，都非?；钴S，活動不斷。據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出版的報刊有近70種之多，其中報紙23種，刊物48種。這些報刊主要出現在1942年整風運動前的延安。創刊不久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接連發表社論:《獎勵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歡迎科學藝術人才》(6月10日)、《提倡自然科學》(6月12日)、《努力開展文藝運動》(8月3日)，等等，詳細闡明“中國共產黨對于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并將“獎勵自由研究”一項寫入中共邊區中央局5月1日頒布的施政綱領里。共產黨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只要他們能認真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于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3］ 敢于提意見，特別是提出批評意見，是出于對革命事業的自信和革命隊伍的信任。有了這種自信和信任，才會有開放的胸懷，自由寬松的環境，積極進取的精神。延安馬列學院被稱為當時延安最高學府，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身份，再兼任馬列學院院長，主張自由辯論的教學方式。每次課程由教師主講后，都安排學員討論，鼓勵大家聯系實際，開拓思路。誰也不怕說錯了話，彼此之間不扣帽子，更不記賬。各班組各年級之間還經常舉辦辯論會，在平房門前，擺上一張桌子就講演開了。有講正面意見的，有講反面話當“反派”的。幾年時間里，他們先后辯論的話題有:抗日戰爭是持久論還是速勝論;帝國主義是真老虎還是假老虎;統一戰線能否長久不變;希特勒是真才能還是假才能，等等。據當時經歷者回憶，爭論得十分激烈，時而引起哄笑，問題愈辯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認識都擺出來解決。“那種暢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虛心探討，相互學習，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給了我難忘的印象。”［4］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在5月2日第一次會上發表講話(即后來整理成文的《序言》部分)，引起與會代表或贊成，或附和，或反對的不同聲音，在5月16日第二次會和23日第三次會上都有激烈爭論。全程參加會議，認真聽取代表們發言，包括批評和反對意見，到第三次會議下半場才一一作答，并且自擬為這次講話是代表們出題目，讓他來交答卷。對別人的寬容，本質上是出于對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藝座談會前，為了征詢文藝界意見，先后拜訪或約見很多文藝家談話。時任延安青年藝術劇院院長的塞克，才大氣粗，性格剛直，接到約請通知后，竟然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5］在其他同志的勸導下，塞克還是應約去了。走到楊家嶺，他發現沿路崗哨全撤了，很遠就看見已經站在窯洞外等候了。那天他們談了四、五個小時，還留他一起共進午餐。后來，他感到慚愧，不該那么怪異囂張。#p#分頁標題#e# 運動后，這些駐會作家、藝術家們紛紛離開窯洞，打起背包，深入鄉村、工廠，組織開展群眾性的革命秧歌運動，開創中國現代文化藝術的新篇章。 二、歌聲舞步，浪漫的節拍 被稱為革命圣地的延安，曾經是一座歌城，一座詩城，一座激蕩著革命藝術巨浪的海洋。千百萬個知識青年和延安文人作為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聚集延安時，供給制和軍事化的組織生活是從社會存在形態上將他們融合為一個集體，而集體歌詠和其他文藝活動則是從意識存在形態上將他們化合成一個情緒、意志和精神整體。團結抗日，救亡圖存，工農兵，大生產，共產黨，新中國，成了他們反復詠唱的集體情緒和意志，匯成了圣地延安革命理想滾滾精神洪流，集體歌詠的海洋。 據吳伯簫回憶，“延安唱歌，成為一種風氣。部隊里唱歌，學校里唱歌，工廠、農村、機關里也唱歌。每逢開會，各路隊伍都是踏著歌走來，踏著歌回去。往往開會以前唱歌，休息的時候還是唱歌。沒有歌聲的集會幾乎是沒有的……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為什么不隨時隨地集體地、大聲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著唱，互相競賽著唱。有時簡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聯唱，輪唱，使你辨不清頭尾，摸不到邊際。那才叫盡情的歌唱哩。”［6］延安轟轟烈烈的歌詠活動和朗誦詩運動，喚醒民眾，激發抗日救亡的熱情和信心。革命文藝成為傳遞一種思想，一種語言，一種號令的有效載體。 1938年11月，冼星海到延安，積極投身集體歌詠活動，創作并指揮《生產大合唱》(塞克作詞，冼星海作曲)、《黃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等充分表現時代情緒和民族精神的經典作品，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高音，使延安集體歌詠達到高潮。“酸棗刺”、“二月里來好風光”，《生產大合唱》把整風運動前的一場農業生產運動變成歌聲的海洋。冼星海是所謂“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塞克長發披肩，才大氣粗;蕭軍獨來獨往，狂放不羈;王實味暴躁尖刻，激烈犯上;冼星海半是玩笑半是真地宣言:保證我吃糖，否則一行也寫不出來。①《黃河大合唱》就是他在橋兒溝東山魯藝教師宿舍的窯洞里，花費六天六夜時間，一手抓白糖，一手奮筆疾書而成。時代選擇了他，寵愛著他;他激蕩著時代，升華了自己。1940年，冼星海接受任務去蘇聯為影片《延安與八路軍》配樂，不料竟一去不返，客死他鄉。冼星海走后，雖然不斷地有其他大合唱組曲及歌曲產生，但延安開始了一個歌聲消歇的時期。待歌聲又起時，已是歌舞并作的新秧歌了。與延安歌聲相隨的是朗誦詩運動、戲劇演出熱潮和交際舞活動。 1938年8月7日，以柯仲平、林山為代表的“戰歌社”，與田間、邵子南為代表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戰地社”聯合發表《街頭詩運動宣言》:“我們展開這一大眾街頭詩歌(包括墻頭詩)的運動，不用說，目的不但在利用詩歌作戰斗的武器，同時也就是要使詩歌走到真正的大眾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無名氏的詩人們呵，不要讓鄉村的一堵墻，路旁的一片巖石，白白地空著;也不要讓群眾會上的空氣呆板沉寂。寫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唱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7］他們定期舉辦詩歌朗誦會，出詩歌墻報，四處張貼散發油印詩歌傳單。魯藝作為專門培養文學藝術人才的高等院校，自1938的4月創辦后，經過幾年的實踐，到1940、1941年，逐步建立正規學制，走上正規化、專門化辦學道路，并影響這個時期的延安文藝生活。戲劇音樂系幫助推動了整個延安戲劇活動向演“大戲”方向發展?！度粘觥?、《雷雨》、《欽差大臣》、《蛻變》、《李秀成之死》、《望江亭》、《法門寺》等中外戲劇名作先后在延安演出，受到熱烈歡迎。一個思想開明，文化活躍的時代，文學藝術不僅僅是文藝家的事業，文學青年的追求，而且還被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們所喜愛。667個愛好文藝的青年組織成85個文藝小組，遍布在包括機關、學校、團體、工廠和部隊等54個單位中。①他們中有工人、戰士、學生和公務員這些各樣的人們。據不完全統計，《解放日報》“文藝”專欄前100期，發表文藝創作的作者有65人，發表譯作的作者有14人，共計79人。其中，有30幾位是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而所有這些都涌現在10個月時間的延安一地，不能不說，這是高峰，因為有群山簇擁;這是紅花，因為有綠葉扶持。 1942年前，延安的周末和節假日晚會上，革命隊伍里時興交際舞。穿軍裝，著草鞋，明亮的汽油燈映照著一對對聞樂起舞的翩躚身影，是嚴肅緊張的工作、學習、生產、戰斗生活之余，別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歷史。在舞場上，演繹出許多愛情佳話。 三、整風運動，精神的洗禮 叛逆者與逃亡者的身份，戰爭環境與地理位置，生活供給制與組織軍事化，延安文人與政黨政治有了脫不開的關系。運動是包括政治斗爭、思想改造、組織審查、隊伍清洗等一系列內容的黨內清潔整肅行為。其首要和核心內容，是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出現的黨內高層政治路線斗爭，作為批判對象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經驗主義和黨八股，帽子下面都是有具體人物所指的，比如教條主義代表是王明、博古，本本主義代表是洛甫()、凱豐，經驗主義代表是、，黨八股是機關行文的官僚習氣。1941年9月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王明稱病不出，洛甫帶隊到晉陜農村調研，其他人都照單認賬，斗爭難以繼續。1942年“四三決定”才將整風運動普遍擴大到所有機關單位，特別是知識分子都要參加，人人過關。 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形式上輕松活潑，發言自由，爭論激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隨后，形勢急轉，文藝論爭演變為思想斗爭，政治斗爭。6月中央研究院主持開展批判王實味的斗爭，7月搶救運動，急風暴雨，洪流滾滾，順之者生，逆之者亡。一切“溫暖”、“友愛”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必須代之以革命原則下的“無產階級的感情”。［8］割下帶血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尾巴，繼之以勞動的汗水去沖洗，斗爭的火焰去烤炙，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碘酒去擦拭，才能慢慢地疤痕全消，重做新人。#p#分頁標題#e# 隨著整風運動向審干搶救運動的進一步推進，一年后的10月19日，《解放日報》正式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迅速被上升到政治立場、斗爭態度的高度，要求以此統一思想，整肅文藝隊伍。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的陳荒煤回憶，他“在思想上激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特別是關于“作家為什么要改造世界觀”，因為“他們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的論述，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站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來闡述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不進行世界觀改造的危險，這確是我沒有認識到的。經過整風，深挖思想，我也真誠地意識到，我這個‘左翼作家’還不能算是無產階級的，只能稱之謂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9］自認為“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多少還有點“革命的”輝光榮耀，加之老友周揚關照，思想雖受震動，運動過關是不難的。整風運動中，初學寫詩的年輕人聞捷被罰做雜活。一天，他吆著牲口去延安城南門外市場買東西，在邊區政府門口碰見熟人柯仲平，他感到“很尷尬”，“不知往哪條縫里鉆好”［10］。整風運動前，柯仲平是延安朗誦詩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聞捷在年齡上屬于小字輩，對老柯充滿著敬意?，F在，這位年輕人在政治運動中被勞動改造，他覺得有口難言，絕非詩歌可以表達。在延安自然科學院，“斗爭越來越激烈，科技學習、理論學習一概停止，直至四三年末的整個半年中，完全在‘搶救’運動中成天反復斗爭，一般說來連自學也不可能了”。［11］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極端現象，“如不‘坦白交待’，馬上拉出去槍斃”，審訊逼供，上吊自殺，跳崖自殺，跳井自殺，吞火柴自殺，吞圖釘自殺，“準備去當和尚”［12］，不一而足。置身生死威脅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冷漠了。往日延河岸邊的歌聲消歇了，薄暮黃昏一對對年輕伴侶漫步的倩影不見了。 整風審干搶救運動過后，延安文藝一度蕭條，幾乎所有報紙雜志都停辦了，只留下《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和特供內部高層領導的《參考消息》。延安文人一時失語，不再喧嘩?！督夥湃請蟆?942年4月1日取消“文藝”副刊，改為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文藝欄后，出現嚴重稿荒，連續刊登“征稿啟事”，親自出面，協調解決這個文章斷炊問題，甚至直接擬訂詳細的“征稿辦法”，規定“荒煤同志，以文學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江豐同志，以美術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圖畫;張庚同志，以戲劇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柯仲平同志，以大眾化文藝及文化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范文瀾同志，以歷史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13］任務到人，責任到人，既有數量定額，又要思想把關，質量監控，可謂思慮縝密矣。隨后，中央辦公廳設宴招待上述文人，出場，杯酒之間征集文章，是客氣人情，也是任務命令。不該寫的寫了是不對，該寫的不寫也不對。 四、生產勞動，時代的榮光 1943年，延安文人普遍下農村，進工廠，到軍營，參加大生產運動。勞動成為一個時代的文藝主題，審美傾向。用體力勞動代替精神思考，手提肩扛，摩頂放踵，四肢不停，行為動作可以充斥心靈空間;生產紡紗，勞累汗水，成績收獲可以擠占一個文人的全部心思。當一輛紡車放在陳學昭面前，她簡直感到了一種類似失望的心情:“這樣原始的工具!”從不耐煩、輕視、害怕、抱怨，終于“很耐心地”坐在紡車旁邊紡起紗來了。“在紡紗中，我學到了一門實實在在的學問，這是除了共產黨的書報上，古今中外的書本上都沒有的，他(它)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觀，要切切實實;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今天第一天去紡就紡出勻細凈潔的頭等線來，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必得耐心地，加上時間和精神，好好地紡，從一根一根的紗里得到進步，得到技術的提高。這就是所指示我們的，教我們學習的，老老實實的學問，實踐的學問。”［14］ 延安自然科學院自1944年1月開始，組織師生從事生產勞動。有一部分人離開學校去種菜，種棉花，校部成立了農業合作社;一部分身體不好的在家紡線。“這實際還是審干運動的繼續，搞‘勞動改造’。”當時參加者回憶說:“我們在生產中勞動很緊張，沒有休過星期天，每天天不亮即到地里勞動，落日才歸，風雨無阻，什么課也沒有上，只是晚上看看報紙。”［15］徹底改造的決心，長期生產的準備，不斷勞作的過程，慢慢地消磨掉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和心理自尊，就能體驗到論證過的“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干凈”①的境界。魯藝對于被審查出來的“特務”或“特嫌分子”，拒不坦白者大多數被送進邊區保安處關進“黑窯”或中央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臨時看守所，主動坦白或經“規勸”“搶救”而坦白者，大多數被安排調進“工農合”，即魯藝工業生產合作社、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些同志在討論康生同志的報告時很憤慨，說這里是勞動營、集中營，和國民黨一樣。當然這種話是過火的，但是‘工農合’在客觀上會使人產生這樣的感覺。不可否認，‘工農合’在魯藝生產任務的完成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意識的鍛煉亦有某些作用。”［16］很顯然，這種“工農合”正是二十余年后各級各類“五七干校”的前身。整風搶救清潔精神，生產勞動能改造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經過清潔與改造，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中國的共產主義者。 1943年2月15日，詩人艾青來到吳家棗園找到勞動英雄吳滿有，并住了一夜，將長詩《吳滿有》念給這位老年的農民聽。“我坐在他身邊，慢慢的，一句一句，向著他的耳朵念下去，一邊從他的表情來觀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隨時記下來加以修改。……直到我問他‘還有沒有意見?’他說:‘沒有意見了。幾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寫光了。’我的朗誦才算結束。”［17］幾經修改，經過吳滿有認可后的長詩共九章，在《解放日報》第四版上以整版的篇幅發表。1945年1月，邊區群英大會給獎典禮，艾青被授予“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獲獎金5萬元及邊區政府獎狀。丁玲此間停止了一切文學創作，只有重大紀念日的紀念文章和通訊報道偶爾見諸報端。她“又像上前線一樣，打背包，裹綁腿，到柳林同老鄉一起紡線，改革紡車，幫盲藝人韓起祥創作新節目，學習柯仲平、馬健翎的‘民眾劇團’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的經驗，還采訪了許多先進人物”。［18］1944年7月1日，致信丁玲與歐陽山，為丁玲的一篇介紹邊區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員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現出的“新寫作作風”慶祝。何其芳1944年4月被安排到重慶作文藝界調查工作，宣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1945年初回延安，8月再去重慶，至1947年3月調往延安任秘書。1948年1月到河北平山縣農村參加。劉芝明撰文認為，“虎和獅子是封建統治意識形象化的典型，它的威風是封建威風的形象，它的膂力是封建勢力的形象，它行走起來是一陣寒風掃敗葉，這就形象封建統治的普遍與嚴酷”。“馬是比較進步的交通工具，也是進步的戰爭工具，因之，它是代表‘文明’的，而虎與獅則是表示一種更原始更野蠻的工具。”［19］能對虎、獅與馬作出進步與落后，文明與野蠻之分，那么，對春花秋月，青山綠水，草木蟲魚，世間萬物作出革命與不革命的是非二分法裁決，也就成了理所當然。文藝創作上題材決定論呼之欲出，審美風格上孔武強壯、剛毅硬朗成為必然趨勢。#p#分頁標題#e# 延安文人由勞心者變成勞力者，知識分子概念發生根本改變。小資產階級思想被清除后，個人主義，溫情主義，自我意識，自由精神都在“小我”的滅亡中葬送了，匯入“大我”集體中的是會識字的人民群眾之一分子。文字僅僅是一種工具，知識分子成為善操此工具之勞力者。相應地，在文學藝術領域里，文學藝術家就是掌握了語言文字技巧的工人階級一分子。運動為了提高革命隊伍的團隊執行力，進行統一思想，統一步伐，進而思想純潔，組織純潔，改造人生，改造社會，對于習慣自由散漫，崇尚特立獨行的文化人，是觸動心靈深處的思想革命。沒有這場心靈深處的思想革命，就不可能促成“拿槍桿子”和“拿筆桿子”的兩支革命隊伍的密切配合，相互策應，推翻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中國。 此一時，彼一時。戰爭與和平的歷史階段性演進中，相對安寧的階段是極其寶貴的發展機遇期。如果說執行力是戰爭時期的決定性力量，那么創造力就是發展時期的決定性力量，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而創造力依托生命個體，源于每個人的生命自覺，人生價值實現。所以，人才需要培養，激勵，天才更需要呵護，包容。鍛造執行力，是把各式各樣的材料打磨成規格大小統一的磚頭。激發創造力，是恰恰相反的舉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