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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帝時期，清政府在對外問題上是屬于比較開明的。康熙帝與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等人之間的交往，可謂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雍正帝即位后，開始推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大部分西洋人被遣送回國，各處教堂被沒收。同時禁止中國人學習西方語言，由此中西方文化交流徹底斷絕。此后，康熙、嘉慶繼續奉行禁教政策。由于西教被禁，西學隨之失去載體。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清廷的諸多限制。“如禁止西方人購買中國重要典籍、史著，禁止中國人教授西方人中文，同時打擊學習外語的中國人，藐視西方文化，對于其先進的部分認為不過是‘中國之緒余’，以西學中源說而掩蓋之，對于其文化的民族特性則以不同于己而以夷狄視之，不屑進行文化交流和互識活動。”總之，千方百計排擠或詆毀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嘉慶十年（1805），因發生德天賜案清廷重申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已經寥寥無幾。到了道光六年（1826），在京城最后三名外國傳教士，即欽天監監正李拱辰病死，畢學源、高守謙回國，北京已沒有為清廷服務的西方人了。在京傳教士及為清廷服務的外國人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一條重要渠道，也徹底中斷了。雖然在政府層面上，隔斷了與西方的聯系。但是，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廣州，中西方之間零星的文化交流還是存在的。乾隆末年，英國使團途經廣州時，馬戛爾尼驚奇地發現在英國洋行附近的大部分中國籍商人都能夠使用英語交談，并且具有相當不錯的表達能力。但是，在清政府的打擊與壓制下，廣州地區始終無法形成良好的語言交流局面，即便是略通外語的人，在語言素養上是非常低的，根本就不具備翻譯的能力，而且也不了解西方文化知識。因此，鴉片戰爭時期，在和英方交涉時，這些所謂的“通事”不僅幫不上忙，甚至幫倒忙。由于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通曉外語的人才，清政府與英國之間實際上處于一種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在和英國發生沖突后，清政府根本沒有可靠的信息來作決策。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十分被動。但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仍舊沒有想過從根本上去了解外部世界，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清政府與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并沒有多大的改觀，而整個世界卻是群雄并起。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淪落到被列強蹂躪的悲慘局面，可以說責任完全在清政府的腐朽與愚昧。
二、鴉片戰爭后的英語教育
中國的英語教育大體上出現在19世紀初，是有西方傳教士所主導的。這些傳教士均受各自教會之命，來到我國的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傳教，通過開辦義學、私塾，招收貧苦人家子弟讀書，來進行“曲線傳教”。這是中國最早教授英語的學校。鴉片戰爭后，因《南京條約》中的條款確立了傳教自由，故大批傳教士紛紛登陸中國，并使教會學校的創辦出現了一個高潮。教會學校除開設英語課程外，還用英語教授地理、算術、歷史等學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長期受封建文化的影響，真正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此外，在清政府的限制下，傳教士的辦學活動受到各種限制。因此，教會學校的規模一直很小，學生則主要是以中國教徒的子女為主，并沒有形成正規、系統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英語具有一定的商業需求，加之對外貿易的發展，因此學習英語的需求越來越大。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清醒了過來，為了避免被洋人欺騙，由此開始自主培養外語人才。1862年，京師同文館建立，開創了中國官辦英語教育的先河。此后，在洋務派的主導下，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湘鄉東山精舍方言齋以及京師譯學館等官辦新式學堂均開設英語課程。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洋務派親眼見證了西洋兵船火器的威力，于是先后開辦了造船、軍工、機械制造、郵政、電報、礦務等工礦企業和軍工企業。為了滿足這些近代工礦企業和軍工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洋務派又開辦了綜合性較強的實業學校和一批工藝、武備等學堂，聘請外籍人員用外語講授工程技術、武器裝備知識。因此，英語等外語作為非常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學計劃之中。但是，洋務派的英語教學活動，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教學目的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局限性，對于促進整個社會發展而言，其實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從根本上而言，清政府在英語教育上仍舊是非常保守的。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變法維新，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發展新式教育。1898年6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由此拉開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同年七月，光緒帝上諭，為“廣育人才，講求時務”并“振興實學”，決定“參用泰西學規”，并籌設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聘丁韙良為總教習，并由梁啟超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章程對辦學總綱、課程、入學條件、家庭出身、教習聘用、經費籌措及使用等，都作了詳細規定。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也是中國近代最早從事高等英語教育的機構。根據規定，30周歲以下的學生，必修一門外文，可在英、法、俄、德、日五門語言中任選一門。還規定，所有中小學教材均由官方的書局編譯并統一印行。但是，由于受到傳統教育體制的嚴重阻滯，以及受到封建思維的嚴重束縛，新式教育的發展十分緩慢，英語教育并未被大眾所普遍接受。1902年，清政府委任管學大臣張百熙擬訂一個《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并以光緒帝名義頒發。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由政府制訂并頒布的學制系統，是比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度梢鷮W制》高度重視英語教育，給英語教育以較高地位。在課時安排上，每周的英語課時數甚至超過了國文課時數，英語課程的每周課時數是中學課程課時數的2.5倍。在《欽定考選入學章程》里，對預備科考選入學作了如下規定“：英文論著一篇，至少須三百字以上如兼通他國文字者，隨時報明。翻譯二篇，由英譯。雖然，辛亥革命終結了清王朝。但是，在學制方面卻多有繼承和保留，由此中國英語教育開始了現代化發展。然而，已經整整落后半個多世紀。
三、英語教育落后的惡劣影響
英語教育的落后，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如果說1793年馬戛爾尼率使團訪華是中英官方第一次接觸，清廷沒有來得及培養自己的英語翻譯人員，似乎可以說得過去。那么，鴉片戰爭過后，這場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應該讓清廷清醒過來，汲取沉痛的教訓，培養自己的通曉英國國情和文化的翻譯人才。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由于華夷之辨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加之清政府的壓制，當時中國有知識的文人不屑于學習外語，對于儒學經典之外的學問不感興趣，而懂得一點外語的通事則素質低下，各方面知識貧乏。但是，即便如此，清政府絲毫沒有重視英語教育的表現。即便出現了像林則徐這樣的有識之士，也沒能從根本上動搖清政府堅持愚昧和落后的決心。事實上，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盡管戰敗，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如果當時清政府能夠當機立斷，以此為契機趕快亡羊補牢，像林則徐那樣開眼看世界，認真分析戰敗的原因，及時總結吸取教訓，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通過改革，走富國強兵的現代化之路，中國還是完全有條件反敗為勝，很快振興起來的。從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來看，與西方多數國家的差距不是很大。當時的歐洲，僅只有英國一國可謂是遙遙領先，其余各國均處于初步階段。如果清政府能夠吸取鴉片戰爭的教訓，積極開放，奮起直追，重視學習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治國經驗，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革新內政，不僅能夠很快地恢復元氣，很有可能超越英國成為世界性的強國。但是，清政府落后的觀念意識，將這種可能性徹底斷送。此外，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內部固有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太平天國運動，讓清政府無力思考發展問題，疲于應付太平天國的清政府，最終錯失了發展的黃金期。從整體上看，清王朝統治者，還是在用中世紀的傳統治國理念治理國家。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西方列強挑戰時，清政府仍舊如井底之蛙，坐井觀天，閉目塞聽，采取閉關主義、保守主義和蒙昧主義為特征的封建傳統思維方式，來消極應付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挑戰。他們仍然高傲地覺得自己是永遠正確的，根本沒有自覺地去反省自己的錯誤，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慘敗中吸取任何教訓。
作者：戰海 單位：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