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杜甫戰爭詩歌的敘述視角，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杜甫一生經歷了長期的戰亂，以時間順序計，其中有唐與各民族之間的戰爭、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安史亂后反擊吐蕃人侵的戰爭、巴蜀兩湖地區的軍閥混戰等，這些戰爭只有前一種發生在邊塞，后三種則屬內地戰亂。據初步統計，在杜甫的1400多首詩歌中，集中描寫邊塞和戰亂的詩歌300余首，直接描寫邊塞征戰的詩歌超過40余首［1］。在這些詩歌之中，既有唐王朝為維護邊境及商路安全而進行的反侵略戰爭，也有唐王朝平定叛亂的戰爭以及唐王朝及地方軍閥為拓疆封侯而進行的侵略戰爭、軍閥之間為爭奪地盤而進行的自相殘殺，及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羅宗強《唐詩小史》中寫道，杜甫的詩歌“反映了那個動亂的時代，特別是寫了這場大戰亂給底層人民帶來的血淚災難。他的詩可以說就是安史之亂中唐社會的畫卷”。本文通過對杜甫詩歌中描寫戰爭或者以戰爭為背景的詩歌的語言形式的細讀，探討這一類詩歌總體的語言形式所包含的復雜的情感特征。 杜甫的詩歌，人稱“詩史”。唐人孟棨《本事詩•高逸》中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2］。“安史之亂”是歷史的說法，實際上，就是一場國內戰爭。杜甫的詩歌之所以有“詩史”之名，也正是因為他的詩歌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紛繁的戰亂或者戰爭的史實。他描寫了百姓在戰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了戰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軍陳陶大敗，繼又敗于青坂，杜甫寫作了《悲陳陶》、《悲青坂》；收復兩京，杜甫寫了《收京三首》、《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九節度兵圍鄴城，杜甫寫了《洗兵馬》；后來九節度兵敗鄴城，為補充兵員而沿途征兵，杜甫寫有“三吏”、“三別”等等，而這些詩歌，與戰爭有著深刻的關聯。正是連綿不斷的戰爭為杜甫創造了詩歌創作的廣闊的歷史背景，提供了素材，正是在此基礎上，詩人在自己的憂國憂民的感情中凝練出別具一格的詩歌作品。 “視角”或“敘述視角”（Focalization，Point ofView，Viewpoint，Angle of Vision，Seeing Eye，Focus ofNarration，Narrative Perspective），也叫敘事視角，是指敘事時觀察事物的角度。其最初來源于西方現代小說理論，在敘事學誕生以后，其研究不再僅僅局限于小說范疇，而是拓展到其它領域。在敘事學中，不同的視角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總體來看，申丹在其《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一書中將其概括為外視角和內視角的九種類型［3］。杜甫的戰爭詩歌既有外視角（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外），也有內視角（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內），外視角中，如《石壕吏》屬于旁觀式視角。杜甫的戰爭詩歌多數以內視角為主，即觀察者處于作品之中，作者杜甫在作品中承擔了某一角色，有自己的身份與話語和情感。這一敘述視角基本上是以敘述者杜甫本人的所看、所感為出發點，其優點在于既可以敘事，又可以發表議論，比較自如地表達思想感情、反映人物心理。因而其敘事視角可能會不斷地變換，即使是在單篇詩歌之中。 旁觀式視角：白描旁觀式視角指的是敘事者相當于攝像機的鏡頭那樣，如實記錄下事件的經過，這一視角具有較強的逼真性和客觀性。眾所周知，杜甫是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而在文學流派當中，寫實可以說是現實主義區別于其他流派的主要特點之一。但是，杜甫涉及戰爭題材詩歌中的寫實，不是象現實主義或者新寫實主義小說那樣如實地刻畫戰爭的殘酷場面，也不是為了刻畫某個典型人物性格，恰恰相反，他的寫實，更多的是白描，抓住具體特征，進行簡單的勾畫和敘述，不講求精雕細刻，而求總體概括，或者用簡短的筆墨交代事實（這些事實本身就含有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如著名的“入門聞號眺，幼子餓已卒”句等等），是為了整個詩歌的情感和思想服務，讓思想通過語言形式展現出來。即“寓主觀于客觀，也就是將自己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4］這一特點尤其集中體現在他的“新樂府”敘事詩當中，其中“三吏”、“三別”這兩組著名詩歌當是記事描寫的名篇。 “三吏”、“三別”這兩組著名詩歌是根據作者在唐軍相州敗后，從洛陽返華州的所見所聞而寫成的即事名篇的“新樂府”敘事詩。表現了詩人極其復雜的感情：既同情人民的苦難，又希望人民參加平叛戰爭，且表現了其時人民顧全大局的犧牲精神，還深刻地揭露并指斥了統治階級的罪惡。這些特征，都是以敘事寫實的筆墨點畫了出來，而作者則往往以似不帶感情的觀看者身份的敘事視角出發進行客觀敘述，筆墨不多，但作者那份赤子之情卻于不經意間流露在言表之中。如在《石壕吏》這首五言古詩中，杜甫從一個客觀的旁觀者的敘述視角出發，描寫了一個悲慘的故事。全詩篇幅不長，一共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字，內容卻十分豐富。它以“耳聞”為線索，按時間的順序，由暮至夜，再到夜久，最后到天明，一步步深入；從投宿寫起，到天明告別結束；從官吏夜間捉人，到老婦隨往；從老翁逾墻逃走，到事后潛歸；從詩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別，整個故事有開始、發展、高潮、結局，情節完整，并頗為緊張。詩的首尾是敘事，中間用對話，活動著的人物有五六個之多。詩人并沒有發表片言只語，而是借老婦人之口，訴說了她一家的不幸遭遇。整首詩歌，處處呼應，環環相扣，層次十分清楚。但是，在這首詩歌里，杜甫以寫實的筆調敘述了安史之亂時期一家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字里行間沒有半句議論或者抒情，而作者的情感早已經蘊藏在其中，讓戰爭給勞動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的災難之情在其寫實的語句中滲透出來。 另外，這一視角利用白描的手法還體現在詩人杜甫對于戰爭場面、背景等的描寫方面。如“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作者以敘述者之眼再現了戰爭的現實圖景。再如《后出塞》第二首中“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句，以簡練的筆墨呈現意象，勾勒出一幅兵士們行軍和宿營時的壯烈的環境，間接地襯托了它們的勇敢和堅強。即使是篇幅很短的記事絕句，也是以及其簡練的筆墨描摹事態。如《三絕句》即是如此。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但杜甫的詩歌并不是一味客觀的敘事［5］，用詩歌去寫歷史，而是站在敘述者的角度，以寫實的筆墨在深刻反映和描畫現實的同時，通過自己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情感和愛憎。#p#分頁標題#e# 全知視角：諷刺全知視角即敘述者在敘事之外，敘述者既說又看，還可以發表議論。從杜甫描寫戰爭、軍人或者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來看，作者發表議論表達自己的情感愛憎也較為常見。但作為敘述者，他常常并非直接地表達愛與憎，而是從全知視角的角度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其中采用諷刺的技巧達到這一目的最為明顯。諷刺重在“刺”，帶有怨的情感，旨在讓對方感覺到不舒服，從而認識到自己存在的問題。至于最后的效果能否達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作為諷刺，敘述者雖然置身事外，而自己的敘事情感與倫理判斷卻已經包含其中。 如寫于“安史之亂”爆發前2年的七言樂府詩《麗人行》，這首詩從一般麗人寫起，描繪其體貌服飾的華美和富麗堂皇，既是鋪墊，又顯得十分含蓄。繼而筆鋒一轉，點出虢國夫人與秦國夫人，盛言排場的盛大、宴游的豪奢及趨炎附勢者之眾，點出楊氏兄妹的驕寵。最后再寫楊國忠威勢煊赫、意氣驕恣，不可一世的驕縱姿態。整首詩歌重在濃筆重彩地描摹，沒有一句譏刺之語，但諷刺暗含其中。即使現在，人們往往也將其視作諷刺詩歌來解讀。清人浦起龍《讀杜心解》所評：“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慨嘆聲，點逗處聲聲慨嘆”［6］。 《前出塞》共九首詩歌，集中描寫一個戰士戍守邊塞十年的辛苦過程，反映了唐王朝開邊戰爭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其命意就在于諷刺唐王朝窮兵黷武的政策。再如詩歌《贈花卿》：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此詩寫了一位曾在戰時立功因而居功自傲的軍人。這樣美妙的樂曲只在天宮才有啊，人世間能得幾回賞聽？這兩句表面上是在贊美樂曲，實際是用一語雙關的巧妙手法，諷刺花敬定其人恃功驕恣。 另外，在進行諷刺的時候，杜甫偶爾也會用到典故，雖然用典在其詩歌寫作中并不少見，如寫于官軍收復洛陽后的《洗兵馬》。這首詩歌當作于公元759年，距離“安史之亂”的平息尚有4年，但是，當時東都洛陽已經由唐軍收復，史思明奉表歸降，安慶緒退守鄴城，政治與軍事形勢十分有利于走向衰敗的中唐王朝。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詩人杜甫創作了《洗兵馬》這首詩歌。“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夸身強”。在前面用蕭何、張良的典故，贊揚了房琯等人的同時，又通過一種暗比的方式對那些無功搶功的達官貴人進行諷刺。 體驗式視角：戲謔體驗式視角，即敘述者以正在經歷的事件來聚焦。在杜甫的戰爭敘事詩歌中，多數是寫自己的經歷，抒發自己的感受，這種體驗式視角最能體現出詩人的特定的感情立場以及認知程度，而戲謔的手法即為此類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其重在表達詩人那種特殊而真摯的思想感情。戲謔重在“謔”，其實戲謔相當于開玩笑的意思，說話者話中有意，但聽者并不會感到不舒服，戲謔不含有諷刺的意思，但是，戲謔同時帶有現代意義上的黑色幽默的含義在內，它包含了作者那種無可奈何的感傷，類似于“含著眼淚的笑”。同時，杜甫有時候在使用諷刺手法的時候，并不是真正地貶低對方，而是留有余地，這可能與其忠君思想有很大的關系，也可能與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報國理想有關。在杜甫看來，他生活的時代，也是“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時代，所以就有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和“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救國救民的想法。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之下，他的諷刺絕不會是一種純粹的“怨”與“刺”，而是有所改變，在諷刺之中包含著自己與之難以割舍的感情。就這一敘述視角而言，戲謔所蘊含的情感判斷比較復雜，而不像諷刺那樣簡單。 戲謔在杜甫的詩歌中至少有兩類表現，一類要么是說反話，要么就是“含著眼淚的笑”的那種說不出的辛酸與苦澀，但卻用真實的微笑表達了出來；如《兵車行》中“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句即是如此。作者在此就以說反話的形式將內心那種似乎是埋怨，又象是生氣的無可奈何的心情表達了出來。再如《北征》，這首詩歌寫于“安史之亂”爆發的第二年，杜甫回鄜州看望家小后寫的。其中寫作者回到家中的那一部分，敘述者處于視角之內，有大量的關于家庭生活中平淡甚至有些瑣碎的細節描寫，正是這種平淡的敘事，承載著詩人最本己的情感體驗。本來戰亂時一家人見面就極不容易，但見面之后，喜卻成為了悲，妻子和孩子見到杜甫后的第一面，不是喜笑顏開，而是哭。然后寫作者所見到妻小的樣子，又寫道自己身體的不適。在這之后，也許一家人剛剛從悲哀中緩過神來，表現出發自內心的為難得的相逢和團聚高興起來，妻女們打扮著自己，小女也開始撒起嬌來，家庭的天倫之樂一下子似乎掩蓋了國家的動蕩與不安，掩蓋了生活的艱辛與悲苦。但實際上，事情并不是這樣，它們像印記一樣，深深地烙在了詩人的心里。這就是后面幾句所描寫到的，小孩子的調皮，比起生活的諸多困頓、比起國破山河在，又能算是什么呢，這種聒噪也是一種享受啊。應該笑的時候，卻以內心無限悲涼的形式表現了出來，而內心真正悲涼或者是應該哭的時候，作者卻是以笑代為表達，這種笑，包含了太多的辛酸與無奈和凄涼！ 另一類是在諷刺的時候，留有余地，并沒有想使對方難受，把“刺”進行到底，類似于揶揄。如《麗人行》中“炙手可熱勢絕倫，慎勿進前丞相嗔”句。此首詩歌作于公元753年春。作者只是正面白描敘寫，而內在的情感使其帶上了諷刺之意。但在最后，作者的情感并非完全譏刺，而是在諷刺中略帶戲謔調侃的筆調結束了全詩。 如前所述，杜甫的戰爭詩歌并非總是將某一敘述視角貫穿于某一篇詩歌之中，而是多種視角并用。在寫實的時候，使用的是旁觀視角，但作者往往在詩歌描寫的中途或者結尾突發議論，卻采用的是全知視角，對其進行某種評判，盡管其評判是婉轉的、暗含在詩歌之中的。即這些評判性的議論是建立在寫實的基礎之上的。詩歌的寫實為后來的議論或者抒情奠定了情感基礎，或者烘托出了一種情感的氛圍，不會給人造成一種落空之感，而是給人一種真實感，一種深沉的歷史感，一種發自作者內心的憂國憂民的深情。在這類詩歌當中，詩人既是旁觀的敘述者，也是內在的體驗者。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此詩寫于安史之亂爆發之時，杜甫離開長安赴奉先縣探親，途經驪山，耳聞目睹了唐玄宗、楊貴妃等荒淫無度的宴樂生活，而回到家中，見到幼子餓死的慘狀，悲憤異常，遂寫下了這首名作，寫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千古名句。再如《北征》，此詩不像《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那樣憤氣橫溢，多寫家國大事，《北征》則敘寫歸家途中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盡是小事。但其“家國之情，悲喜之緒”盡顯筆端。特別是其中寫到一對小兒女的癡情嬌態，雖畫工也不能至，這樣的白描式的輕筆點出的平淡敘事方式，似樂而實悲，那種戰亂所帶來的辛酸苦澀的滋味，豈是一般人所能道說。在這些詩歌作品中，多重視角交錯使用，既寫實，也體驗，在看似簡單而平淡的細節性敘事中，表達了最為真摯的情感。清人朱庭珍認為，“少陵大篇，最長于此，往往敘事未終，忽插論斷；論斷未盡，又接敘事；寫景正迫，忽入寫境；寫境欲轉，遙接生情。”［7］。以白描式的記敘、寫景為情感的抒發或者議論進行鋪墊，從而烘托出一個感人的情感氛圍，進而使讀者體會到其中的滋味，體會到戰爭對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的災難，以及對作為個體的個人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巨大傷害。#p#分頁標題#e# 以上所概括的三個特點大量存在于杜甫的以戰爭為題材或者以戰爭為背景的詩歌作品之中，尤其是其敘事類作品中。詩人要么一種視角貫穿了全詩，要么多個視角交錯使用。白描可以說是杜甫敘事名篇的基本特征，以此為基礎，情感才得以寄托，并決定了在寫實以及抒發情感基礎上諷刺與戲謔的態度，三者共同體現于其詩歌之中。陸機說“詩緣情而綺靡”，杜甫的情感態度決定了他在寫作過程中所能持有的態度，從而決定了敘事形式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