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論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及其對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啟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 要：人們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傳統歸因一般是：國家間實力發展不平衡、國家利益沖突、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及帝國主義的擴張本性等宏觀因素，而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羅伯特•杰維斯則從國家決策者的錯誤知覺這一微觀分析層面入手，創立了國際關系中的錯誤知覺理論，為我們認識國際沖突和戰爭原因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本文首先論述了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然后運用其理論分析了國際社會爆發的沖突和戰爭，由此獲得一些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啟示。
關鍵詞：國際關系；錯誤知覺；羅伯特•杰維斯；啟示
二十世紀上半葉，人類接連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即使二戰結束以來的六十多年里，國際沖突和戰爭也從未間斷過。例如五十年代的朝鮮戰爭、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戰爭、八十年代的兩伊戰爭、九十年代的海灣戰爭、二十一世紀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及當前的利比亞沖突等。為防止國際沖突和戰爭的爆發，人們始終在探究其原因。一般認為，導致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傳統歸因是：國家間實力發展不平衡、國家利益沖突、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及帝國主義的擴張本性等宏觀因素。而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則獨辟蹊徑，從國家決策者的錯誤知覺這一微觀分析層次入手，探究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原因，并由此創立了國際關系的錯誤知覺理論，為我們認識國際沖突和戰爭原因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一、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
（一）產生背景
認知心理學是20 世紀50 年代興起的心理學思潮和研究領域，是以人的認知或認知過程為對象的心理學。20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杰維斯借鑒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微觀層次的國際政治理論。1968年，他的重要論文《關于錯誤知覺的假設》，引發了國際政治學界對微觀層次研究的極大興趣，也奠定了他作為認知學派國際政治理論領銜學者的地位。1976年其著作《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問世，全面闡述了他的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體系。從此，微觀層次的國際政治理論成為國內外眾多專家和學者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錯誤知覺的含義及其生成機制
（1）錯誤知覺的含義
心理學認為知覺是人腦對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的客觀事物各部分和屬性的整體反映，是對感覺信息的整合和解釋。根據認知心理學理論，人對刺激因素的反應是基于他對刺激因素的知覺，而不是基于客觀真實的刺激因素本身 。因而面對同一刺激，不同的人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認知。嚴格來講，當決策者的主觀感受和認識與客觀事實不一致時就出現了錯誤知覺，但在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中，他對“正確”與“錯誤”的劃分是以道德與否為價值尺度的，他所說的錯誤知覺僅指決策者的認知與客觀事實不一致，并由此導致決策失誤，引發本可以避免的國際沖突和戰爭的那些知覺。
（2）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
杰維斯在《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中重點分析的國際關系中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認知相符。認知相符指人在理解和認識客觀世界時有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在接收信息時會下意識地使其與自己的原有認識保持一致，當接收到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不一致時，則對其視而不見或進行曲解，以與自己原有的認識相一致。國家決策者無視或曲解與自己原有認識不一致的信息，就不免做出不理智的決策。例如，美、英等國決策者對伊拉克國家的原有認識為：薩達姆統治下的獨裁政權，曾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鎮壓本國平民，還曾兩次入侵鄰國。在他們眼里，這一政權不可能主動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只會盡可能藏匿和秘密發展違禁武器。因而他們對伊拉克銷毀境內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信息視而不見，卻對其秘密發展違禁武器的“證據”極感興趣，最終促使他們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了伊拉克長達八年的戰亂，且美、英等國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2.誘發定勢。誘發定勢是指在人腦中處于前沿位置的內容對其知覺的影響。因為重新調整人的大腦的關注焦點是不容易的，所以決策者在對新信息進行解讀時，會或多或少以他們即時關注和考慮的問題為定勢，據此解讀接收到的信息。例如，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政府感覺到珍珠港可能會受到敵國的攻擊，曾發電報給駐珍珠港的美軍司令官肖特將軍，讓他時刻提防敵人的“敵意行為”。華盛頓所說的“敵意行為”是指外部敵人對美國領土的進攻，但由于當時敵方特務不斷在珍珠港搞破壞活動，肖特將軍滿腦子都是如何對付這些破壞活動，所以他根本沒想到華盛頓的指令是讓他注意外部敵人對美國領土的進攻，于是對外部進攻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導致了珍珠港事件的重大損失。
3.歷史包袱。歷史既可以作為一面鏡子教會我們許多東西，也可能會由于人的認知局限而成為包袱，簡單機械地將現實與歷史相類比，將一些實質不同的現實事件和歷史事件牽強地聯系起來，往往會出現嚴重的錯誤知覺。例如，20世紀30年代由于張伯倫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致使希特勒很順利地就發動了侵略戰爭，事后很多人“以此為鑒”，出現了慕尼黑綜合癥。美國總統約翰遜就受此影響，得出妥協只能使人具有更強的侵略野心的結論，不考慮越南與納粹德國的本質區別，認為在越南投降不會帶來和平，于是擴大戰爭事態，最終使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而無法自拔。
（三）經常發生的錯誤知覺
人的心理過程本身就有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加上國際關系中信息的復雜性、模糊性及人認知水平的局限性，所以在國際關系中知覺錯誤和決策失誤是常有的事情。杰維斯在其理論中詳細論述的經常發生的錯誤知覺有以下四種：
（1）將對方想象為內部團結一致、令行禁止的行為體。由于人們的認知取向是將不完整的視為完整，將不統一的視為統一，將不圓滿的視為圓滿，所以，人們往往會過高地判斷人的性格的統一性。進而高估對方內在特征的作用，低估其所處環境產生的影響，結果就會認為對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國家決策者將對方想象成為內部團結一致、令行禁止的行為體，這會使他們把對方國家任何的無意或者巧合的事都視為精心策劃的戰略行動。例如，冷戰時期，美俄關系不斷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對俄政策的錯誤知覺。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說，“俄國人是國際象棋大師，他們嚴密地設計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的行動，就像他們在棋盤上籌棋運子一樣”，他把蘇聯的所有行動都看作是蘇聯全國蓄謀已久的事，因而很難對蘇聯的行為做出客觀的評價。#p#分頁標題#e#
（2）過高估計自己的影響力和被影響的程度。當對方的行為與自己的預期一致時，決策者往往認為這是自己的行動所致，這樣便常常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影響力。例如，美國認為蘇聯解體應主要歸功于美國運用其軟實力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此外，美國甚至盲目地認為，只要整個國際體系中的國家都效仿美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和多元競爭的民主政治，世界大戰和地區沖突就都可以避免。而當對方的行為與自己的預期不一致且出現不利結果時，決策者則會認為這是對方的敵意預謀，與自己的行動沒有任何關系。比如，中國的抗美援朝，美國人就武斷地認為這是中國國內存在高度的對美敵意和周密的戰略謀劃，而不認為中國的行為是因為擔心美國對中國領土的威脅而做出的自衛反應。
（3）愿望與恐懼導致的錯誤知覺。愿望思維是指人們在接受信息時，總是趨于避開自己不愿聽到和看到的事情，希望接收自己愿意看到和聽到的消息。人內心有一種強烈的認知取向，因而很容易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維中，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到的只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事情。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前首相張伯倫對和平抱有僥幸心理，他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維中對法西斯希特勒一再讓步，一些英國人也對張伯倫寄予很高希望，對和平抱有僥幸心理，所以當張伯倫從慕尼黑回到倫敦時，他們都沉迷于愿望思維中，相信張伯倫為英國贏得了一代人的和平，結果可想而知，僅僅是自己的一種美好的愿望而已?？謶謱﹀e誤知覺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克勞塞維茨指出，在戰爭期間人的膽怯使他們更容易說謊和采取不誠實的做法。每個人都更容易相信壞消息而不相信好消息，這是一個通則。這在國際政治領域也很常見。
（4）認知失調。當人們在考慮應該采取一種政策時卻發現了許多關于這一政策不妥的意見和評論，自己認為正確的，別人卻認為不正確，于是就出現了認知失調現象。認知失調理論認為，人們通常過多地肯定自己制定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而有意淡化這些政策造成的損失，如果這樣還是不能消除心理上的不平衡，他們就會更加努力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理”的理由，自圓其說，使自己相信其行為是正確的，以保持自己的認知相符。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原本打算在印度支那進行干預，以防止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現象的發生，但最后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做到，為了調整自己的認知失調，他們便轉而認為即使不干預，印度支那的多米諾現象也不會很嚴重。
二、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對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啟示
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以其獨特的理論視角，揭示了國際沖突與戰爭爆發的另一層面的原因。這一理論，對于認識當前的國際局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從杰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分析出發，在如何有效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方面，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幾點有益的啟示。
（一）保持國際社會信息的透明性和真實性，增強聯合國對于各類信息分析與的權威性，是減少各國領導者信息誤讀導致錯誤決策的前提和基礎
2003年美國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最重要“理由”是伊拉克擁有聯合國決議所禁止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美國政府大量引用伊拉克從尼日爾購買鈾黃餅的情報，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在《英國政府關于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評估報告》前言中宣稱的，“薩達姆的軍事計劃可使某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使用它們的命令下達后的45 分鐘之內準備就緒”。但伊拉克從尼日爾購買鈾黃餅的情報是意大利軍事情報安全局局長尼科洛•波拉里在總理貝盧斯科尼授意下而編制的，以幫助美國搜集薩達姆政權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 《英國政府關于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評估報告》也在英國軍事情報局六處處長公開認錯和《賀頓調查報告》出臺后不得不承認誤判。 布什總統也于2005 年12月14 日的演講中承認了戰前對伊拉克的情報錯誤， 而聯合國常駐伊拉克武器核查項目組的斯科特•里特曾多次表示的，“我在七年間作為聯合國駐伊拉克的主要武器核查人員，親眼見證了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的范圍以及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在徹底銷毀它們方面的成效”， 但美國政府卻不予考慮。此外，聯合國檢測、核查和視察委員會主席漢斯•布利克斯在提交安理會的核查報告中也指出，聯合國監核會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其他相關的被禁止的設施和項目，“所發現的僅僅是一些空的化學武器彈頭”。 但美國政府卻不認可聯合國對信息分析和的權威性，進而繞開聯合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所以，保持國際社會中信息的透明性和真實性，增強聯合國對于各類信息分析與的權威性，這是減少各國領導者信息誤讀導致錯誤決策的前提和基礎。
（二）保障安理會各理事國切實有效行使表決權，建立全球應對沖突的磋商、協調和決策機制，是有效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關鍵
在某些與本國無緊密聯系的國際事務中，有些決策者存在對表決權行使不充分的情形，主要表現在表決時盲目跟風或不作為，使很多潛在的問題得不到充分討論和解決，決策的嚴謹性和科學性大大降低，這種情形下的群體決策很可能使一些非?；闹嚨臎Q議也順利通過。例如，自2011年3月19日起，法、英、美國等西方國家以防止利比亞發生人道主義災難，阻止卡扎菲“屠殺平民”為由，對利比亞發動瘋狂的軍事打擊。但由此導致的人員傷亡已大大超出未干涉之前，甚至還會使沖突升級、爆發持久內戰，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利比亞的巨大損傷，安理會各理事國都有一定的責任，因為在1973號決議表決過程中，安理會各理事國中有10個國家投贊成票，中國、俄羅斯兩個常任理事國以及印度、德國和巴西三個非常任理事國投了棄權票，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1973號決議獲得通過，這才使法、英、美對利比亞的干預有了“合理”依據。在當前利比亞沖突的解決問題上，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5月8日強調，但單靠軍事手段不能解決利比亞沖突，我們需要政治解決方案。利比亞政府發言人易卜拉欣也于5月16日表示，利比亞當局呼吁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活動，通過政治途徑探討利比亞的未來，并希望國際社會派團調查事實。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于5月27日在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也明確表示，俄羅斯愿意參與調解利比亞危機。但持續兩個多月的利比亞沖突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政治解決途徑。由此可見，建立全球應對沖突的磋商、協調和決策機制，這是有效避免和解決沖突與戰爭的關鍵，此外，安理會在處理國際事務中，要使個成員國充分磋商，各理事國也要切實有效地行使其表決權，切實保障安理會決策的科學性。#p#分頁標題#e#
（三）拋棄冷戰思維，增強國際社會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互信，是增進世界和平，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重要方面
2010年11月23日朝韓兩國在延坪島附近發生軍事沖突，直接原因為韓國與美國在朝韓存在爭議的海域附近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朝鮮在書面抗議未果的情況下，為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做出防御性打擊，但其最根本原因是美國政府在中美關系上持冷戰思維。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朝韓問題專家于迎麗認為：“東北亞局勢動蕩深層次原因在于本地區的一些國家還沒有擺脫冷戰思維的影響。盡管冷戰已結束，但一些國家仍然習慣以冷戰思維來解決問題。”清華大學國際問題專家劉江永也認為：東北亞局勢的背后是美國面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感到擔憂。把握不準中國未來的發展，因此在思考如何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使中國受到“制約”。這種“制約”意識，本質上就是一種“冷戰思維”，是東北亞動蕩不安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已經結束將近20年，但是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冷戰思維并未隨著結束，而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并影響著國際關系。美國政府在全世界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妄圖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用爭霸史、挑戰史來看待中國等新興國家，將其發展視作對美國的挑戰，把中國的和平崛起理解為對美國安全的威脅，鼓吹“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和平崛起持懷疑態度，推行漁翁戰術，不斷挑起朝韓軍事沖突等國際沖突，以從中漁利，給中國的崛起和發展設置障礙。因而拋棄冷戰思維，增強國際社會的互信，是增進世界和平，避免國際沖突與戰爭的重要方面。
參考文獻：
[1]羅伯特•杰維斯 著，秦亞青 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2]陳剛.“歷史上的戰爭都是不可避免的嗎? ——《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評介”.《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03期.
[3]申玉慶.“外交決策的微觀認知視角——對杰維斯認知理論的幾點評價和思考”.《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5年05期.
[4]丁松泉.“國際政治中的不確定性與錯誤知覺”.《二十一世紀》,2005年38期.
[5]薛晨.“社會心理、錯誤知覺與美國安全觀的轉變及實踐——以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12期.
[6] 《意總理為情報局長辯護》， 新華社2005 年11 月1 日專電， 載《京華時報》，2005 年11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