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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斐
2011年9月27日至29日，第四屆世界儒學大會在山東曲阜隆重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韓國、美國、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愛爾蘭、奧地利、澳大利亞、巴西、德國、哈薩克斯坦等16個國家和地區、83個學術研究機構與團體的近200位專家學者，在民主、開放、和諧的學術交流氛圍中，圍繞“儒學的普世價值與社會文化發展”這一主題，就“儒學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儒學創新與當代文化建設”、“儒家思想及其普世價值”和“道德禮義與人文教化傳統”四項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一、儒學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
“儒學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是本屆儒學大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首先，不少學者運用新方法或新出土的材料對儒學的價值取向做了較為新穎的詮釋。美國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提出，儒學的價值認知包含文化、倫理與管理三個層次。儒學雖以倫理為其體系的中心，但卻基礎于人性的自然體現，創造了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繁榮的生活世界。在此一文化生活的基礎上，倫理的秩序方得以建立，人性的善也得以透過教育啟蒙與自我修持逐漸實現與完善。但要到達一個整體的或群體的價值秩序，就不能不提供一個創造價值、維護價值的生活環境，倫理秩序的持續發展也就自然導向了政治秩序的發展，此即管理層次的出現。所謂管理即是經外在治理以達內在轉化的中心價值，必須做到維護倫理秩序與提升文化生活的兩個重要目標。中國孔子研究院楊朝明研究員從周文王“寶訓”的發現、周代的“中道”傳承、孔子所謂刑罰之“中”、孔子的“時中”智慧等方面，探討了清華簡《保訓》所記載的周文王遺訓與儒家“中庸”思想的關系。復旦大學李若暉教授以“德”“位”之分合，著重探討了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后，孔孟對周禮的創造性轉換，以及由此而奠定的華夏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吨猩酱髮W學報》社會科學版編審楊海文等指出，孟子對君臣關系的新建構，一方面經由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的論述，凸顯了對抗的一面;另一方面通過師、友、事的評析，顯示了合作的一面。既對抗又合作的復雜關聯，現實地展開于士階層參與政治的具體實踐之中。孟子器重師道，強調智識分子以道尊于勢的理想來應對勢強于道的現實，從外王轉向了內圣。這實質上是孟子的義仕派立場以及王道政治學遭遇現實困頓之后的必然轉向。中國孔子研究院孔祥林研究員以十六國和北魏為例，分析了儒家思想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團結中發揮的重大作用。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高瑞泉教授分析了現代新儒家最重要代表人物的平等觀念，認為就對待平等與傳統的關系而言，他們雖然總體上持“返本開新”即回復到原點的姿態，但是其新方向卻是指向現代性的民主。
在對儒學的價值取向進行詮釋的同時，也有學者關注儒學的價值取向對于當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宋志明教授認為，儒家文化有重視教育、尊重知識的優良傳統，可以為科技創新提供積累知識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強不息的精神與當代的科技創新也不矛盾。儒學重視價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山東師大齊魯文化研究所王鈞林教授和曲阜師大駱承烈教授均認為儒家“五常”有永恒的價值，不應和“三綱”一起拋棄。王鈞林教授認為“五常”在千百年的“選優淘劣”過程中，形成了跨時代的穩定內核，成為民族精神、民族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對傳統的仁、義、禮、智、信進行一番創造性的轉換，更新其不合時宜的內容，增加現代性的因素，融會貫通，綜合創新，推出與現代社會相合的“五常”。南開大學張榮明教授認為傳統儒學有民間儒學和官方儒學兩種形態。由于儒學的主要功能是守成而非進取，因而它不可能承擔起當前中華民族富國強兵、制度創新的使命，這意味著儒學仍將居于民間儒學的地位。但這并不是說民間儒學沒有存在價值，也不是說當前儒學沒有用武之地，僅僅是說儒學居于民間地位。臺灣云林科技大學吳進安教授從儒家王道思想入手，探討了王道思想的內涵和價值系統以及王道思想對人類文明與新秩序的可能貢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俞榮根通過對“中華民族崇拜問題”課題12280份問卷的統計分析，認為孔子在“已成為民族崇拜的歷史人物”中居于前列，當今中國民眾中存在著對孔子“崇拜”的意愿和趨向，孔子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倫理精神的代表。另外，還有學者就儒家孝道思想與社會和諧、儒家道德價值與當下社會、孟子經濟思想對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啟示、當代儒家社會組織的歷史使命定位和建設、現代管理最優化理論與儒家相關思想及其內在聯系等內容進行了研討。
二、儒學創新與當代文化建設
在今天如何發展和創新儒學、發展和創新了的儒學對當代文化建設能夠提供哪些資源、發揮什么作用?是與會代表討論比較熱烈的又一議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吳光指出，在新世紀儒學復興運動中，新儒學的理論形態將不是一家獨大，而是百花齊放、多元并存的。面向生活實踐的“生活儒學”與重視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學”提供了一個可能深入社會生活與大眾理性的發展方向。印度尼西亞孔教總會會長陳克興先生認為，儒學要從象牙之塔里解放出來，以道德、智慧的姿態出現，走向民間成為人民的精神力量。新加坡國立大學陳榮照教授提出以弘揚儒家文化理念為己任，重建安身立命之儒學道統，返本開新，由內圣開出民主政治和科學的新外王:把儒家的仁政王道落實到法制層面，將其發展為民主政治的政統;并開展“知識之學”的統緒，即所謂學統，把儒家道德人文與現代科技、現代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從而體現出儒家文化理念返本開新的時代意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朱漢民教授等指出，儒家人文信仰由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創立，它對于安頓中國人的心靈、安排人間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谖鞣浆F代文明的弊病、傳統文化自身的延續性及信仰世俗化等因素，如何繼承、重建儒家人文信仰以解決現代信仰危機，是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臺灣中華倫理教育學會會長孔祥祺呼吁，中華文化的精髓為儒學，儒學的振興與創新是兩岸共同的時代使命。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楊義研究員指出，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應該貫通古今、融合中西，激活多元文化要素的活力，包括孔子那些符合中國國情、維系中國文化命脈、只要經過現代闡釋即可煥發活力的重要理念和智慧形式，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建構我們現代大國博大精深而又充滿活力的文化創新體系。韓國大真大學講師蔡夏妍分析了電影《孔子》的故事敘述特征及其文化產業方面的意義，指出電影《孔子》啟示我們:儒家文化內容可以推動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上的人物及史實通過講述再創造出優秀的文化內容，這樣的工作不但可以促進旅游產業的發展、也可提高國家經濟的附加價值，進一步發揚國家品牌。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講師阮玉詩從系統、類型等方面比較越南本土文化與儒教文化，探討了越南傳統文化與從中國借來的儒教文化之間交流的內容、形式、性質、發展規律等。#p#分頁標題#e#
三、儒家思想及其普世價值
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具有普世價值的因素，以之作為文明對話的基礎，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熱議的話題。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指出，各個不同民族文化中都有某些“普遍價值”意義的因素。通過不同文化間的溝通與對話，以致達成某種“共識”，是尋求不同文化間“普遍價值”的必由之路。中巴學術交流中心執行主任凱文•德拉圖爾和主任西蒙娜•德拉圖爾指出，當代的趨勢是走向普世主義———一個反映了孔子眼中的大同社會的觀念，這個趨勢已經為正在進行的全球化所印證。由于很多人認為孔子是通過倫理體系來致力于社會和諧的人類最早的人本主義哲學家之一，在新世界的建設中，儒學無疑要起很大作用。山東大學蔡德貴教授認為，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天人合一”的綜合性思維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可以為未來全球一體、多元文化并存、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論資源和文化資源，有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的可能。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何沛雄指出，儒家學說構成中國文化的基柱，影響東方文化的發展，也曾掀起西方文化的“啟蒙運動”。世界文化是多元化的，各國、各民族有其文化本身的特質。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自己文化的特質和優點，不必崇洋媚外。“仁”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之一，不少學者就“仁”的內涵及其普世價值展開了探討。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林存光教授認為，儒家的仁道，既非純粹而冷漠的理性，亦非單純而激烈的情感，而是一種內省修己、關愛親人的私人美德，亦是一種情理圓融、崇尚道義、忠恕待人、維護和增進社群福祉的公共品格，更是一種指引人們共同追求實現和諧有序之理想社會的美好愿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韓星教授認為，儒家的“仁愛”思想在踐行上可以分成“仁愛之心、自愛、愛親人、泛愛眾、與天地萬物一體”五個層次，本質上是一種人道思想。它以血緣親情之愛作為價值源泉，具有人類共通性;它在血緣親情之愛的基礎上形成了同心圓的層遞擴展特征，符合人類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邏輯次序。韓國嶺南大學鄭炳碩教授指出，孔子通過基于血緣紐帶的情感引出道德情感的仁，又以此賦予自覺的道德行為的當為性和普遍性。仁就是喜歡或討厭別人的情感，其核心在于對人的愛。這時的愛不是私人的愛，而是公共的愛，具有道德意義。這作為社會成員們共同的道德情感，成為禮的基礎。
也有學者分析儒學在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學說交融、影響的關系，或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將儒學與其他思想、學說進行比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黃玉順教授指出，將法家與儒家截然對立起來是錯誤的，法家其實是儒家的支流之一。法家在現實政治中的成功，乃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堅持了儒家的正義原則、尤其是時宜性準則;而其最終失敗、及其個人悲劇，則是由于背離了儒家的仁愛精神，以至正義原則成為了無源之水。大連大學歷史學院郝虹教授認為，王弼玄學是援道入儒，即借用道家思想為儒學張目。曲阜師范大學教授王洪軍等比較了釋家佛性說與儒家心性之學。澳大利亞邦德大學教授呂武吉比較了新儒家天道觀和基督教上帝及其真理的顯現，認為基督信仰的“天國就在你的心中”以及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皆指出:人文、宗教領域的真理只能是主體開出來的存在現象意義，而“現象”不是人與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障礙與隔閡，是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揭露出來的真理。真理的呈現和人的存在有關，因為人是真理的接受者。在這個基礎上，“無言天”與“有言上帝”是可以匯通、契合的。另外，還有學者就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進行闡述，新見迭出。山東大學高等儒學研究院曾振宇教授指出研究孟子人性學說，在方法論上應當遵循“以孟釋孟”原則，應當區別“君子所性”與“性”兩個概念。在“君子所性”層面，孟子刻意強調君子與禽獸的“幾希”之別，君子在應然意義上當以“四端”為性，而不可以“食色”為性;但在“性”或“人性”層面，孟子并沒有否定“性”或“人性”有惡端，“大體”與“小體”同在于人心。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認為，《論語•季氏》“君子有三畏”章的諸“畏”字，只能訓為“敬”或“敬重”，不能訓為“懼”。南京大學周群教授從懷疑經典和尊身立本兩方面分析了泰州學派的早期啟蒙思想。
四、道德禮義與人文教化傳統
儒學不僅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干，而且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通過道德禮義與人文教化滲透到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華兒女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針對儒家的道德禮義與人文教化傳統，不少學者進行了研討。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系林素英教授指出，禮樂文化乃是中國文化之核心，故號稱至圣先師的孔子，其教導弟子亦應以禮樂之教為其主要內容，并以恢復周初之禮樂社會為其教育目標。參照新近考古發現中有關禮樂教化之資料以及傳世文獻所載注重禮樂之教的歷史傳統，可以看出，孔子的禮樂教化理想乃是前有所承的。湖南師范大學徐儀明教授主要根據《易經》的相關內容，分析了早期儒家情感心理及其教化作用。中國孔子研究院孔祥安研究員指出，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肯定音樂自然屬性的同時，又從各自的觀點出發去闡釋自己對音樂的理解，其共同點是都特別強調音樂的社會政治教化功能，從而形成了先秦儒家獨具特色的“樂治”思想。明代的禮制前所未有地下滲到民間社會。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林存陽研究員分析了清代基層社會對禮的訴求及踐履，認為禮在清代社會的發展中是發揮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功能，在現實運作中亦不免被權力所利用、扭曲等。禮在清代社會存在的形態，無疑為后世尋求社會治理，提供了一個反思的鏡鑒。韓國漢陽女子大學金天浩教授探析了韓國的儒敎祭禮文化———“社稷祭”的意函、歷史、儀禮程序及祭饌，認為“社稷祭”的基本思想及儀禮的架構從中國引進而來，久而久之，漸漸演變到符合韓國當地的民情及文化，成為韓國的傳統文化。#p#分頁標題#e#
在對儒家的道德禮義與人文教化傳統進行分析研討的同時，一些學者還深入挖掘了其當代價值和現代啟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彭林教授認為，傳統禮樂文明不是沉重的歷史包袱，而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理應從中吸收有益的養分。禮儀教育要進課堂、進主流教材。臺灣中華孔子圣道會高秉涵先生通過分析《論語》中“禮”的含義和思想價值，認為可以通過以道德引導民眾，以禮儀規范民眾，上行下效，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等方式來推行禮樂教化。中國人民大學葛榮晉教授指出，我們需要大力提倡和堅持孔子的“君子謀道不謀食”的價值觀念。以此觀念為指導，在構建人的物質家園上實行“減法”，即從追求外在的物欲轉向追求內心的道德;在構建人的精神家園上實行“加法”，適時地將人生的“痛點”轉化成“樂點”，才能真正找到人生快樂，做一個快樂幸福的人。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董金裕認為，儒家以禮化民成俗的傳統禮俗，在現代法治社會中仍然具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應該設法將之貫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以收端正人心、移風易俗的效用，來促進社會的和諧安定。
也有學者在總結儒家教育、教化經驗的基礎上，對當下的國學教育提出了建議。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呼吁，將國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之中，以孔教儒家倫理作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在國學教育中應當運用孔子的教學法，以經典教育為重點。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錢遜指出，弘揚中華文化，進行國學教育，是為了建設民族的共有家園，也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國學教育既要兼顧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又要把力行和學文結合起來。他建議把“讀《論語》學做人”作為國學教育的中心，使學生志于道，立志做好人;見義勇為，應該做的就做;忠恕之道，心中要有他人;知恥，有所不為;立于禮，動靜合宜。結語:強烈的現實關懷，開闊的研究視野“強烈的現實關懷”是第四屆世界儒學大會的一大亮點。不論是會議承辦方，還是與會學者，都期望在對儒家思想的闡發中促進儒學的創新，都期望儒學在當下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賈磊磊在閉幕詞中所說:“自2007年9月舉辦世界儒學大會發起國際會議以來，世界儒學大會至今已經走過了五個春秋。回首這五年，我們對歷屆大會的成功舉辦感到欣慰，同時對大會的未來前景充滿信心?？墒?，我們自己也在思考，儒學大會對于我們學術思想的發展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儒學大會上紛爭不息的討論對我們的社會現實又能夠起到什么影響?這是我們作為會議承辦方始終特別關注的問題。……我們對于儒學研究的成果，還應當找到更生動、更精彩、甚至更通俗的方式進行廣泛地傳播，特別是在視覺文化領域加強對學術思想的推廣，使我們的儒學研究對我們的社會發展發揮應有的推進作用。”
“開闊的研究視野”是第四屆世界儒學大會的又一亮點。在本屆大會上，既有從不同文化視角對儒學做出的跨文化闡釋，也有從法學、史學、宗教學、藝術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出發對儒學做出的跨學科研討，還有將韓國、越南等國家的儒學與華夏儒學比較的跨地域分析。本屆大會較為圓滿地實現了主辦方通過會議“搭建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高水平的、儒學研討的國際化交流平臺”的設想。在本屆大會開幕式上，同時舉行了2011年度“孔子文化獎”(ConfuciusCulturalAward)頒獎典禮，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儒學院院長湯一介先生與世界儒商聯合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湯恩佳先生獲此殊榮。會議期間，恰逢孔子誕辰2562周年，全體代表參加了隆重的祭孔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