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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在差異正是由于內在的文化背景與追求不同所致，同為瘟疫題材電影，韓國電影《流感》和美國電影《傳染病》兩部作品從內部精神到外部表現都相差甚遠。透過視聽從理性角度去分析，我們不難捕捉到《流感》“感性流露”和《傳染病》“理性表達”的精神內核。本文由外而內對這兩部影片進行對比分析。
一、東西方電影價值取向差異的表現對比
（一）《流感》：從“電車難題”到“人性災難”———“災難片”式疫情片。倫理學中有一個知名的思想實驗：一個瘋子把五個無辜的人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片刻后就要碾壓到他們，但你可以通過一個拉桿讓電車開到另一條軌道上，然而瘋子在另一個電車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你將如何應對這個狀況？韓國災難電影《流感》生動演繹了虛擬的“電車難題”。影片中，病毒來自一個東南亞偷渡幸存者，他將病毒帶進韓國的一個城市———盆塘。病毒通過空氣快速傳播促使多人感染，從感染到死亡速度極快。在致命流感面前“人性災難”甚至更加可怕，謊言、暴力、搶奪，硝煙充滿了整個城市，未感染的人群希望逃離這座城市卻遭遇武裝對抗和地區封鎖。對于影片中的韓國統治者而言，盆塘的流感就是一個“電車難題”，是讓被感染的城市消失掉，犧牲幾十萬市民，切斷病毒來源，還是解除封鎖讓他們出來，引發全國甚至全球人民的恐慌？影片末尾總統與美國對抗保護盆塘市民的時刻，把電影中的“人性斗爭”上升到了一個至高點，最終因小女孩美日的體內產生了抗體，駛向軌道的電車才得以停止，“一個人”或者“五個人”的生命終將保全。若影片中沒有美日身上的抗體，事態又將如何發展？不論從場面制作還是劇情起伏，《流感》都有著韓國其他災難電影（例如《海云臺》《釜山行》）一樣的觀后體驗，是一種猛烈又細膩的深入人心。從“電車難題”到“人性災難”，導演把現實災難上升到人性災難，以人性災難體現出現實災難的嚴峻。
（二）《傳染病》：從“病毒雛現”到“疫苗研發”———“紀錄片”式疫情片。同為瘟疫題材電影，《傳染病》的知名度和評分遠不如《流感》，但完整呈現了一種新型病毒如何快速蔓延到全世界的過程。沒有過分震撼人心的畫面和細膩的人物性格刻畫，從頭至尾就像一部冷靜訴說事實的紀錄片，將病毒的出現和控制、疫苗的研發和分配所帶來的一系列蝴蝶效應呈現出來。《傳染病》對于病毒入侵后人類的反應刻畫極為真實，空蕩的街道、籌備修建的方艙醫院，為了利益造假的網絡紅人，藥店哄搶連翹的民眾，持槍搶奪超市的生活物資，連集體埋尸都沒有運用過多聲畫技巧來達到渲染目的。正因如此，才越發毛骨悚然，一切像是真實的人間百態。同時，電影所體現的還有更多人性關懷：為了查出病毒來源的女博士最終感染，臨死前還將自己的被子遞給身旁的病人；年輕情侶之間的愛情超越了病毒帶來的恐懼。在當下這個大環境里觀看這部與現實匹配程度接近神級的電影，經歷過，才更覺深刻。
二、東西方電影價值取向差異的具體解讀
（一）從角色形象探尋東西方差異。對比好萊塢災難片中的“超級英雄”，韓國災難片中的人物多為去英雄化。電影《流感》中人物形象的缺陷化或非完美化使得角色深入人心，刻畫得非常細膩，使整個故事更加生動飽滿。男主飾演一位救助隊員，僅捂著一條手帕在焚尸場翻找小女孩也沒有被感染，這也是劇中不太合理的情節，我們暫且將它定義為主角的光環，而正是因為這個光環，災難并未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人性的陰暗面。相比之下，女主則與男主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她為了女兒可以不顧醫生的職業操守偷偷給女兒注射抗體，但這一切以“母愛”為前提，又讓觀眾覺得合情合理。這份自私在該片中顯得恰到好處，更能貼近人性?！读鞲小犯鼌柡Φ牡胤皆谟?，劇中幾乎每一個配角都有著鮮明的人物性格特點：心系國民但總攬全局能力欠缺的總統；表面解圍背后捅刀并制造最終暴亂的士兵軍官；面對戰友的死亡、無法解救自己母親最終將槍口對準自己的陣營的士兵男孩……每一個鮮活的角色都因為病毒的入侵將他們身上的另一面展現出來：或光明，或陰暗。《傳染病》雖然有許多電影大咖參演，但該片采用群演技法的角色設定別具一格，不突出劇中的任何一個人物，也沒有過度去設置一些人物沖突。這點與《流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劇中無論哪種角色，都按照自身生存邏輯繼續生活。整部影片幾乎涵蓋了整個社會，尤其以全球為視角的拍攝方式，劇中人物設定繁多復雜，加大了拍攝的難度，但群演技法也無法明顯突出劇中人物的性格特點，使觀眾在觀看完整部電影后只對少數角色留有印象。
（二）從敘事手法探尋東西方差異。和西方電影不同，韓國電影敘事注重社會批判和人性關懷。在瘟疫電影中也毫不吝嗇地體現了這一點?！读鞲小凡捎贸Ｒ幘€性敘事，片頭流感傳播途徑的擴大和幾位主角關系的層層遞進相結合，將韓國社會幾個階級的人物與病毒的抗爭作為敘事線索，其中，高層以總統和領導為代表，中層以醫生女主和她的同事群體為代表，底層是以男主為代表的救助隊員。用多條線索串聯起敘事線，將韓國社會的陰暗面以及都市危機暴露在銀幕前。近幾年來，韓國社會新聞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引發韓國電影創作者的關注，許多反映社會問題的優秀作品浮現。好的電影必定是由合理的敘事構建起來的，使用《流感》這類敘事方式的電影也較為常見。導演既在影片敘述中映射了敏感的社會問題，也抒發了對底層人物的關愛。電影的敘事通常均由一個狀況開始，根據因果關系的模式引起一系列變化，產生一個新的狀況，給該敘事一個結局。在這些敘事編排之下，在電影結束時解決所有的沖突，達到高潮，并升華電影的主題。電影發展到今天，當然也有許多“跳出框架”的作品，電影《傳染病》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采用群像敘事方式演繹整部影片。大多電影采用兩到三個主角，一條線索推進情節。而《傳染病》人物眾多，導演刻畫又平均用力，線索眾多，片中場景頻繁切換，被一些觀眾詬病太過零亂，沒有把故事理順?！秱魅静 分胁]有一個絕對的英雄式人物，不像標準式美國大片中都會突出一個超級英雄，但這樣的講述方法巧妙之處在于給影片創造出真實感，因為當一個毀滅性的世紀災難擺在你我面前時，不可能出現一個好萊塢般的英雄人物，也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便能拯救蒼生。
三、東西方電影價值取向差異的文化根源
（一）理性與感性：美學思維的差異。在東方傳統儒家思想中，人道心性之學置于自然物理之上，涉及到社會和人文的學科范疇成為東方文化瑰寶，善用感性而非理性地對待事物，從古至今的藝術作品都洋溢著“東方美學”之風采。而西方文化從古希臘時期開始便在天體、算數、幾何等學科研究上造詣深刻。其美學思維獨具科學性、精確性，與東方國家相比構成了截然不同的美學思維模式。美學思維的差異也使東西方在電影創作風格和表現內容上區別明顯又各自散發著獨特魅力。東方的美學思維是主客一體，強調意境。西方的美學思維是主客二分，強調主體認識和改造客體。在西方的電影發展歷史里，其風格和藝術表征一直備受其紀實派電影理論的影響，從許多電影里都能感受到其獨特的藝術風格。而在東方，電影是從古老藝術形式作品中慢慢演變發展而來的，仍然帶有濃厚的儒家文化的影子。觀看電影《傳染病》，得到了一種接近真實的感官體驗，面對電影創作的“冷靜處理”，受眾反而會加深對電影人物處境和環境遭遇的感同身受，在觀影后能結合當下產生更深層次、更冷靜的思考。而《流感》帶給觀眾的是更強烈的感官震撼，更多的是營造一種意境，迅速讓觀者得到情感共鳴，達到情感上的升華。以儒家學派為代表的東方美學思維感性、婉轉，平和保守而又浪漫熱忱；以畢達哥拉斯學派為代表的西方美學思維理性、嚴謹，具象直白而又冷靜深刻。正是由于東西方美學思維的差異讓電影人在世界電影史展開的畫卷上描繪出多彩的圖景，在現代美學觀里相輔相成、和諧共生，各自施展著自己的魅力，共同影響著世界電影史的發展。
（二）“初級”與“次級”：倫理價值的差異。東方與西方自古便形成相對而立的倫理價值，儒家思想主張基于血緣，將社會關系建立在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倫”基礎之上，建立以血脈、親緣連接的社會網，“初級化”倫理體系由此誕生。與之相反，西方則主張擯棄基于血緣而組成的社會關系，淡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形成“次級化”的社會。而這種差別是如何誕生的呢？在古代東方社會文化中，只有被納入親緣、地緣等人倫關系或宗法人倫關系才能被有序治理，而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宗法等級觀念，論輩分、分親疏。儒家將“五倫”作為基石，將倫理關系統統建立在其基石之上，最終講求的是以血緣和地緣作為基礎的社會格局間的互動和延續，而非建立在“五倫”之外的“一般性社會格局”之上。這便是儒家倫理所追求的倫理的“初級化”。然而西方的倫理路向與東方剛好相反，中世紀倫理思想奠定了人對神的崇拜及人與神牢固關系的基石。上帝的出現，將原本起源于個人與城邦的“初級化”徹底毀滅。中世紀思想認為人類處在社會中，只有與上帝的關系才是最具本源性的。對于基督教徒來說，不管在什么環境下他們與上帝的關系都是最為緊密的，因怕影響至高的人神關系，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甚至是血緣關系都遭到了壓制和疏遠，家庭和血緣的紐帶斷裂，一步步邁向“次級化”的道路。由此展現的倫理價值的差異在《流感》和《傳染病》中也有著強烈的體現，深掘到其內部才能發現其倫理價值的差異?！读鞲小分袧饽夭实劁秩玖似渲械挠H情、愛情、友情。女主把已經感染的女兒帶進安全區自行救治，在儒家倫理價值做鋪墊的背景下也顯得合理。相比之下，《傳染病》雖然片中也有父女之間和情侶之間的情感交流，但電影以“輕描淡寫”的拍攝手法將其表現出來，也與其倫理價值相符合。翻開歷史之卷，人類歷史從來不乏災難，或者說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歷經災難、與災難對抗的漫長歷史。重要的是我們到底該如何應對，否則人類遭遇的便不僅是災難本身。陰霾散盡、陽光普照，疫情終將被戰勝，但我們關于疫情的反思卻不能停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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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瀟雨 單位:湖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