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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方法論概念范文1
關鍵詞：哲學;建構主義;國際關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開始突破了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學科、交叉性的方向發展。冷戰結束后,這種多元競爭的局面更加活躍。這一時期興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為突出代表的國際政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日益受到人們重視,成長為勢頭強勁的理論學派。它與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一起,成為了當代最有影響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且漸有后來居上之勢。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探討的主題,考察問題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與哲學有著緊密的關聯,或者說有著鮮明的哲學特征。
一、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
建構主義原本并不是國際關系學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學領域,曾經出現在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論述心理發生發展及認識形成的著作《發生認識論原理》當中。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被用來說明兒童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同化”與“順應”兩個基本過程,逐步建立起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發展自身的認識結構。這一心理學基礎應用于教育學中,即演化為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學生、教材(知識)、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構主義教學模式。[1](P58-60)
對建構主義使用最廣泛、最深刻的是社會學領域,建構主義被人們公認為社會學領域內的概念或方法。這也是國際關系領域內的建構主義被稱為“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原因。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主要是指一種系統的社會學方法論,即從社會化、規范化的宏觀整體出發,研究社會體系、構成這一體系的個體及其觀念、身份和行為實踐。
國際關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可以從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等找到其深厚的社會學淵源。[2](P1)然而,作為一種足以挑戰國際關系主流理性主義學派的全新理論,建構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實它整個理論大廈的根基,建立與之相聯系的深厚哲學基礎。
哲學是什么?形而上地說,“哲學是指導人們生活的藝術或智慧”。形而下地說,哲學是人們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和方法,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源于人類好奇的本能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題是人。[3](P4)
亞歷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是全面提出和闡述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會理論和哲學理論。[4](P3)溫特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各個方面討論了社會建構問題,同時建構了他“溫和建構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一是基礎性層面,即第二層面問題,涉及有什么內容以及我們怎樣解釋和理解建構主義”。[4](P5)建構主義在其理論部分的中心詞語是:社會結構,施動者,共有觀念,建構。即認為:國際社會的結構是由國際體系的施動者通過其共有觀念來建構的社會性結構,而非純粹的物質性結構;即使是行為體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觀念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性結構來建構的。這是國際關系幾大要素的基本關系問題。
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建構主義承認社會結構和行為者身份是一種存在,觀念屬于思維范疇,但是這一存在并不是先驗的、絕對的存在,而是物質因素和思維共同建構的存在。它們的聯系就在于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時建構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質存在,同時也是受思維影響的存在。因為世界畢竟只是人們所認知的世界。(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太陽,其實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幾分鐘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陽的狀態。)這也就是說,建構主義并不否認理性主義所討論的世界具有客觀性,并且可以認識,但是這種客觀性只有在認識的主體間才能得到體現。因為認識客觀世界必須在認知實踐中才能實現。[5](P30)
建構主義試圖以整體主義和觀念主義的方法,詮釋國際政治的體系和個體及其相互作用,對觀念的建構作用、社會結構和行為體的相互作用的闡發帶有明顯的黑格爾辯證唯心主義哲學的痕跡。它所宣稱的“探求國際政治環境從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過渡”,追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友誼的目標取向,則更鮮明地展現了建構主義類似哲學的價值追求。
二、建構主義與人、社會、觀念
在國際關系的動力和構成問題上,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主要施動者“國家”實際上是無法看到的,國家行動依賴于個人活動,個人的共有知識再造了國家作為團體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國家也是人”[4](P272-278)。實際上,相對于理性主義把國家設定為“理性經濟人”的那種人格化來說,建構主義更加深刻地分析了個體主義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動者(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構了國家的共同觀念,從而影響國際政治。它甚至把國家比擬為人,但它是一個有觀念和主觀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客觀的符號。從這一點來說,建構主義可以稱得上是人本主義。
而人恰恰是哲學的主題。哲學探討人的肉體與靈魂、生存與毀滅、精神與價值以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建構主義從具有主觀觀念和主體認識功能的“人”的角度來觀察世界,考察國際關系,實質上是在闡述關于人、人的觀念、人與社會(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的)相互關系的建構主義主張。
建構主義認為,人是社會的人,社會關系規定了人的存在,而社會的人及其觀念共同建構國家,從而建構整個世界。建構主義從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義以及國際關系的實質:即國際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人與人的關系,從特征上看是擴大了的人際關系,是人以及人們的共有觀念建構起來的一種社會關系。由此,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不是憑空的,不是先驗的,而是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動的結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觀念與價值的“冰冷的機器”,而是能夠體現人的主體性、社會實踐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政治現象。它跟國內政治一樣,是公民的意愿與選擇的多元化作用的結果。建構主義發掘人,人的觀念和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聯系,把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它拉近了個人與國際關系的距離,使國際關系變得人性化,使國際關系不再是實質上只作為概念存在的“國家”之間的事,使人性回歸國際政治。[4](P31)這不能不說是建構主義對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貢獻。
三、建構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所謂世界觀,通常是指人們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而價值觀則反映人們的需要、取舍、傾向和意愿。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注重價值觀,世界觀與價值觀反映哲學的特性。
建構主義的世界觀是明確的。它認為,“世界無政府狀態”是一種特定事實,但是它不是先驗的、自在的。它是世界體系的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因而也是可變的。這在哲學上就是說,世界是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也是我們的世界,人對世界來說不是無為的。這樣,建構主義既肯定了現實主義關于世界無政府狀態的實在性,肯定了新現實主義關于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又修正了這兩者的觀點,把這兩種理論避而不談的“世界無政府狀態到底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并且深入研究,進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義觀點:“人類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4](P1)。與此同時,建構主義用辯證主義哲學的方法,把新現實主義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單位層次因素對體系的建構作用,作為建構主義所要解決的另一個中心問題。而它的答案就是:“結構引導角色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重新界定它們的利益和認同甚至角色自身?！盵6](P380)簡言之,這個國際關系的世界,實質上是體系和施動者(包括共有觀念)之間的相互建構。這是國際關系的基本狀態問題。
與此相應的,在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問題上,建構主義堅決摒棄了科學行為主義的所謂價值中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價值觀問題,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義”。它認為,既然國際體系的施動者國家是個體人共有觀念的集合,世界體系是由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體系也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與友誼是正常的個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國際社會可以堅決地拋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無政府文化,從競爭對手式的當代洛克文化狀態走向相互友愛的康德文化,從而確保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福祉。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可以變化,變化的方向是向前的、進步的、樂觀的,從而國際關系也將向著和解與和平的方向發展。它斷然拒絕了現實主義關于國家的自私本能導致國際關系悲劇循環的理論,在肯定由于國家的選擇和實踐的消極和失誤有導致國際社會“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時,展望了國際社會的光明前途,并對有實力的大國以及它們的選擇和努力寄予厚望。這一點與哲學中關于社會發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論殊途同歸。四、建構主義的方法論
建構主義成型于舊的國際格局解體、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國際關系大變革時代,實踐的需要呼喚理論的創新,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由此應運而生。但是,理性主義方法統治國際關系理論界已有多年,建構主義如何引導人們擺脫絕對理性主義的束縛,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分析和研究國際關系呢?
建構主義的方法論特征是整體主義,它從國際體系結構的總體出發,強調體系對國家的建構作用,特別是國際體系文化對國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構。首先,它引導人們懷疑理性主義關于行為體身份不變的假定前提,通過兩個相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關系和觀念,[4](P40)輕而易舉地對理性主義理論的這一固有缺陷進行證偽。國家間關系是變化的,國家之間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義理論派別對此根本無從反駁。然后,進一步歸納得出:建立在實證主義和因果性解釋基礎上的理論假定———國際關系是一個外在的客觀現實,可以通過自然科學方法加以證實的觀念———是錯誤的。因為社會歷史事件是不可逆轉、不可還原的,它只能由我們,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帶著各自特有的知識、經驗、價值和道德觀念去認知。進一步說,完全客觀的現象即使存在,對于人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理論研究者詮釋的所有事件都是人們主觀認知的現象,它不能脫離物質因素的作用,但觀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而國際關系的實質,就是結構、施動者和共有觀念的互相建構。建構主義用普通的哲學邏輯方法,向人展示了一個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建構主義最初是何以發現和斷言國際關系的這種建構主義特征的?因為觀念建構體系,體系與施動者互構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學加以證實的,恐怕這只能歸功于建構主義的最初創立者們所謂“智的直覺”了。
五、結語
從哲學視角考察和分析建構主義,無疑會讓對這種理論更加充滿期待。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是辯證的,它重視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質;它是實踐的,它把國際關系中問題的最終解決出路放在國家的實踐上;在分析體系結構和國家時,它實際上是真正承認現實的理性主張,卻又對國際社會達到互相友愛的康德文化狀態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它把國家比擬為人,從人本、人性來考察國際關系的真實屬性。溫特“溫和建構主義”的本意是要在傳統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4](P2),卻開辟了一方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全新領域。
[參考文獻]
[1]何克抗建構主義革新傳統教學的理論基礎[J]中學語文教學,2002(8)
[2]郭樹勇,葉凡美試論建構主義國關理論及其社會學淵源[J]國際觀察,2002(1)
[3]胡軍哲學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美]溫特國際政治社會理論[M]秦亞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建構主義方法論概念范文2
建構主義原本并不是國際關系學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學領域,曾經出現在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論述心理發生發展及認識形成的著作《發生認識論原理》當中。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被用來說明兒童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同化”與“順應”兩個基本過程,逐步建立起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發展自身的認識結構。這一心理學基礎應用于教育學中,即演化為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學生、教材(知識)、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構主義教學模式。[1](P58-60)
對建構主義使用最廣泛、最深刻的是社會學領域,建構主義被人們公認為社會學領域內的概念或方法。這也是國際關系領域內的建構主義被稱為“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原因。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主要是指一種系統的社會學方法論,即從社會化、規范化的宏觀整體出發,研究社會體系、構成這一體系的個體及其觀念、身份和行為實踐。
國際關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可以從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等找到其深厚的社會學淵源。[2](P1)然而,作為一種足以挑戰國際關系主流理性主義學派的全新理論,建構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實它整個理論大廈的根基,建立與之相聯系的深厚哲學基礎。
哲學是什么?形而上地說,“哲學是指導人們生活的藝術或智慧”。形而下地說,哲學是人們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和方法,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源于人類好奇的本能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題是人。[3](P4)
亞歷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是全面提出和闡述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會理論和哲學理論。[4](P3)溫特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各個方面討論了社會建構問題,同時建構了他“溫和建構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一是基礎性層面,即第二層面問題,涉及有什么內容以及我們怎樣解釋和理解建構主義”。[4](P5)建構主義在其理論部分的中心詞語是:社會結構,施動者,共有觀念,建構。即認為:國際社會的結構是由國際體系的施動者通過其共有觀念來建構的社會性結構,而非純粹的物質性結構;即使是行為體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觀念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性結構來建構的。這是國際關系幾大要素的基本關系問題。
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建構主義承認社會結構和行為者身份是一種存在,觀念屬于思維范疇,但是這一存在并不是先驗的、絕對的存在,而是物質因素和思維共同建構的存在。它們的聯系就在于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時建構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質存在,同時也是受思維影響的存在。因為世界畢竟只是人們所認知的世界。(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太陽,其實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幾分鐘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陽的狀態。)這也就是說,建構主義并不否認理性主義所討論的世界具有客觀性,并且可以認識,但是這種客觀性只有在認識的主體間才能得到體現。因為認識客觀世界必須在認知實踐中才能實現。[5](P30)
建構主義試圖以整體主義和觀念主義的方法,詮釋國際政治的體系和個體及其相互作用,對觀念的建構作用、社會結構和行為體的相互作用的闡發帶有明顯的黑格爾辯證唯心主義哲學的痕跡。它所宣稱的“探求國際政治環境從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過渡”,追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友誼的目標取向,則更鮮明地展現了建構主義類似哲學的價值追求。
二、建構主義與人、社會、觀念
在國際關系的動力和構成問題上,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主要施動者“國家”實際上是無法看到的,國家行動依賴于個人活動,個人的共有知識再造了國家作為團體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國家也是人”[4](P272-278)。實際上,相對于理性主義把國家設定為“理性經濟人”的那種人格化來說,建構主義更加深刻地分析了個體主義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動者(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構了國家的共同觀念,從而影響國際政治。它甚至把國家比擬為人,但它是一個有觀念和主觀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客觀的符號。從這一點來說,建構主義可以稱得上是人本主義。
而人恰恰是哲學的主題。哲學探討人的肉體與靈魂、生存與毀滅、精神與價值以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建構主義從具有主觀觀念和主體認識功能的“人”的角度來觀察世界,考察國際關系,實質上是在闡述關于人、人的觀念、人與社會(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的)相互關系的建構主義主張。
建構主義認為,人是社會的人,社會關系規定了人的存在,而社會的人及其觀念共同建構國家,從而建構整個世界。建構主義從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義以及國際關系的實質:即國際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人與人的關系,從特征上看是擴大了的人際關系,是人以及人們的共有觀念建構起來的一種社會關系。由此,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不是憑空的,不是先驗的,而是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動的結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觀念與價值的“冰冷的機器”,而是能夠體現人的主體性、社會實踐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政治現象。它跟國內政治一樣,是公民的意愿與選擇的多元化作用的結果。建構主義發掘人,人的觀念和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聯系,把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它拉近了個人與國際關系的距離,使國際關系變得人性化,使國際關系不再是實質上只作為概念存在的“國家”之間的事,使人性回歸國際政治。[4](P31)這不能不說是建構主義對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貢獻。
三、建構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所謂世界觀,通常是指人們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而價值觀則反映人們的需要、取舍、傾向和意愿。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注重價值觀,世界觀與價值觀反映哲學的特性。
建構主義的世界觀是明確的。它認為,“世界無政府狀態”是一種特定事實,但是它不是先驗的、自在的。它是世界體系的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因而也是可變的。這在哲學上就是說,世界是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也是我們的世界,人對世界來說不是無為的。這樣,建構主義既肯定了現實主義關于世界無政府狀態的實在性,肯定了新現實主義關于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又修正了這兩者的觀點,把這兩種理論避而不談的“世界無政府狀態到底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并且深入研究,進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義觀點:“人類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4](P1)。與此同時,建構主義用辯證主義哲學的方法,把新現實主義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單位層次因素對體系的建構作用,作為建構主義所要解決的另一個中心問題。而它的答案就是:“結構引導角色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重新界定它們的利益和認同甚至角色自身?！盵6](P380)簡言之,這個國際關系的世界,實質上是體系和施動者(包括共有觀念)之間的相互建構。這是國際關系的基本狀態問題。
與此相應的,在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問題上,建構主義堅決摒棄了科學行為主義的所謂價值中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價值觀問題,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義”。它認為,既然國際體系的施動者國家是個體人共有觀念的集合,世界體系是由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體系也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與友誼是正常的個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國際社會可以堅決地拋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無政府文化,從競爭對手式的當代洛克文化狀態走向相互友愛的康德文化,從而確保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福祉。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可以變化,變化的方向是向前的、進步的、樂觀的,從而國際關系也將向著和解與和平的方向發展。它斷然拒絕了現實主義關于國家的自私本能導致國際關系悲劇循環的理論,在肯定由于國家的選擇和實踐的消極和失誤有導致國際社會“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時,展望了國際社會的光明前途,并對有實力的大國以及它們的選擇和努力寄予厚望。這一點與哲學中關于社會發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論殊途同歸。四、建構主義的方法論
建構主義成型于舊的國際格局解體、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國際關系大變革時代,實踐的需要呼喚理論的創新,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由此應運而生。但是,理性主義方法統治國際關系理論界已有多年,建構主義如何引導人們擺脫絕對理性主義的束縛,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分析和研究國際關系呢?
建構主義的方法論特征是整體主義,它從國際體系結構的總體出發,強調體系對國家的建構作用,特別是國際體系文化對國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構。首先,它引導人們懷疑理性主義關于行為體身份不變的假定前提,通過兩個相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關系和觀念,[4](P40)輕而易舉地對理性主義理論的這一固有缺陷進行證偽。國家間關系是變化的,國家之間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義理論派別對此根本無從反駁。然后,進一步歸納得出:建立在實證主義和因果性解釋基礎上的理論假定———國際關系是一個外在的客觀現實,可以通過自然科學方法加以證實的觀念———是錯誤的。因為社會歷史事件是不可逆轉、不可還原的,它只能由我們,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帶著各自特有的知識、經驗、價值和道德觀念去認知。進一步說,完全客觀的現象即使存在,對于人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理論研究者詮釋的所有事件都是人們主觀認知的現象,它不能脫離物質因素的作用,但觀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而國際關系的實質,就是結構、施動者和共有觀念的互相建構。建構主義用普通的哲學邏輯方法,向人展示了一個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建構主義最初是何以發現和斷言國際關系的這種建構主義特征的?因為觀念建構體系,體系與施動者互構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學加以證實的,恐怕這只能歸功于建構主義的最初創立者們所謂“智的直覺”了。
五、結語
從哲學視角考察和分析建構主義,無疑會讓對這種理論更加充滿期待。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是辯證的,它重視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質;它是實踐的,它把國際關系中問題的最終解決出路放在國家的實踐上;在分析體系結構和國家時,它實際上是真正承認現實的理性主張,卻又對國際社會達到互相友愛的康德文化狀態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它把國家比擬為人,從人本、人性來考察國際關系的真實屬性。溫特“溫和建構主義”的本意是要在傳統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4](P2),卻開辟了一方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全新領域。
[參考文獻]
[1]何克抗建構主義革新傳統教學的理論基礎[J]中學語文教學,2002(8)
[2]郭樹勇,葉凡美試論建構主義國關理論及其社會學淵源[J]國際觀察,2002(1)
[3]胡軍哲學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美]溫特國際政治社會理論[M]秦亞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建構主義方法論概念范文3
【關鍵詞】 英國學派;建構主義;比較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國際關系理論新一輪的論爭中，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出現了社會學的轉向，以芝加哥大學教授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異軍突起，成為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足鼎立的理論范式。①當人們仔細探究建構主義的理論，或者說這些建構主義學者在闡述他們的思想緣起時，幾乎不自覺地把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尤其是布爾的思想聯系起來，有些建構主義學者甚至聲稱布爾應該是他們時代之前的建構主義學者。蒂莫西·鄧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國學派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先驅。②溫特在對國際關系理論定位的圖譜中，明確把英國學派和自己創立的“關于國際體系的建構主義理論”都劃歸到整體主義和理念主義的象限內，而且在他看來位于這個位置的理論可以統稱為“建構主義”。③那么，英國學派與溫特創建的溫和建構主義到底存在怎樣的關系?是簡單的歷史繼承，還是有所發展，本文擬對此做一比較分析。
一 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的一致性
1.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與“弱式物質主義”
首先，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都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是觀念而非物質的。英國學派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結構是觀念的，這從英國學派對其核心概念“國際社會”(或國家的體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國學派最早提出“國際社會”概念的曼寧教授認為，國際社會不是一種經驗的存在物，而是一種觀念的實體。④懷特使用的是“國家的體系”概念，他強調國家之間有可能因為共同的文化紐帶而彼此承認，并認同于它們所組成的整體，這與美國學者用的“國際體系論”———強調機械互動論，屬于純粹的物質層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爾的“國際社會”概念對前兩者有繼承、借鑒，同時也有具體修正。布爾認為，“如果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從而組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認為它們之間的關系受到一套共同規則的制約，而且它們一起構建共同制度，那么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就出現了?！雹購倪@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認同，共同國際規則的認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國際制度構成了國際社會的核心。這些規則、認同與制度本身是觀念性的形態，構成了英國學派明顯的理念主義本體論。以溫特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同樣也堅持理念主義本體論。建構主義否定了純粹的物質主義，重視共有觀念的作用。溫特承認物質性因素的客觀存在，但強調客觀性的物質因素只有通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行為的意義，才具有實質內容。建構主義的理念主義本體論集中體現在溫特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定義中。溫特批判了新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體系結構是物質能力分配的定義，提出國際體系結構最根本的因素是觀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識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識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行為體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溫特由此進一步把國際體系結構概化為國際政治文化。②
盡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異，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是“國際社會”，溫特的建構主義強調的是“國際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觀念的，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是他們的共同點。
其次，溫特盡管一再聲稱任何建構主義都應該堅持理念主義本體論，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成為一個激進的理念主義者，因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質性因素限制了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社會現象。根據溫特的觀點，這些限制主要來源是人性，這也就是溫特提出的“弱式物質主義”的人性理論。溫特認為人類存在五種基本的物質需要:生理需要、本體需要、社會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溫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內容”思想，而后者成為布爾在《無政府社會》中闡述的世界政治理論的基礎。④對于布爾來說，人類社會都是通過其規范，以滿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這些需要包括個人的物質生存和穩定的社會關系，特別是財產權穩定以及遵守承諾。即使溫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爾的“最小關心”，二者的相似性也還是明顯的。他們的社會理論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關于人性的前提假設之上。在國家層次上，溫特提出了生存、獨立、經濟財富以及集體自尊是客觀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限制了一個國家對外政策行為。⑤相應的，布爾也認為，從任何特定國家觀點來看，它都希望通過參與國際社會獲得其對外獨立權威的承認，特別是對其居民和領土的管轄。⑥
2.行為主體上的國家中心論
布爾的無政府社會實際上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國家社會也是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單位。根據布爾的觀點，國際關系存在的前提是國家的存在，現代國家起始于歐洲，是擁有政府、主權以及具有一定數量人口的獨立政治共同體，不同于歷史上的其他獨立政治共同體?，F代國家不管存在什么樣的分歧，它們都被團結在一種信念之下，即認為它們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和權利與義務的主要承受者。⑦布爾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英國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論點。溫特創建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也堅持“國家中心論”。溫特認為，“國家是一種政治權威結構，具有合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壟斷權，因此，要考慮國際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時候，最終要控制的正是國家……國家是研究全球范圍內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單位?！雹嘤捎趪覍τ薪M織暴力合法控制的獨特功能，溫特最后得出，“國家是最主要的中介體，通過這個中介體，其他行為體對于控制暴力的影響得以輸入世界體系?！雹崃硗猓瑥睦碚搫摻ǖ慕嵌瓤?，由于溫特是要發展一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而不是全球體系的社會學，因此對于他來說不可避免地要把國家作為主要行為體。
總之，溫特和英國學派都相信人類社會按照國家劃分是有益的，他們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怎樣提高國家間和平的預期、怎樣合法使用有組織暴力以及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共存?
3.結構———能動者關系
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國家是由國際社會建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的存在完全取決于國際社會的建構，溫特本人也承認國家存在國內社會的建構。溫特理論的真正含義是，國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現存國際體系的某些特征建構的。特別是，國家是否承認相對于對方自己是敵人、對手和朋友，是由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建構的。相對來說，英國學派的學者在強調國際社會的制度的彈性(resilient)程度足夠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國家社會化時，也注意到國際社會對國家的影響。①
如上所述，英國學派理解的國際社會是由國家組成的社會，主要關注的是國際社會對國家屬性和國家行為的影響。因此，英國學派就其本體論取向看，“他們明確擁護整體論，把影響國家行為和國家屬性的‘國際社會’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爾強調國際規范不僅可以在國際政治中產生約束作用，而且可以產生構成作用。對布爾來說，“國際制度———從國際法到權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認同和維護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的合法行為體，并強調國際社會作為世界政治的最高層次的規范性原則”。③從布爾的研究路徑也可看出國際社會學派的整體論取向。溫特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具有明顯整體論特征。在溫特構建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中，他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假定，承認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導行為體，國際體系結構，或者說國際體系文化不僅可以制約國家的行為，而且可以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議程是研究體系層次上的國際政治文化對單位層次上國家的建構作用，體現了建構主義的整體論觀。④
二 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的分歧
對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對兩者的分歧相對沒有引起更多關注。筆者認為，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可以值得關注。
1.價值取向上:歐洲中心主義與價值中立
英國學派具有明顯的價值取向，而建構主義基本上保持價值中立。英國學派的基本價值涉及諸如秩序———社會秩序、國際秩序和世界秩序、正義———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國家主權和人類的權利等等。盡管有些價值由于已經內化為國際社會共有知識，如主權原則，今天已經難以辨認出其價值取向，但仍然擺脫不了其西方中心論和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瑪莎·費麗莫認為，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內容來自于西歐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則，伴隨著西方的擴張，這些原則逐漸國際化。⑤中國學者王逸舟也認為，英國學派比西方國際政治學內的任何其他學派都明確凸現了“歐洲中心主義”或“白人中心主義”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認為，“就其源頭，歐洲各國組成的‘社會’，是一種(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員的俱樂部，它最早出現的形態是針對穆斯林的、‘異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贊也指出:“今天的國際社會實際上是個‘混血兒’。它部分產生于文化同質的國際社會，這種社會是由現代歐洲發展、在其全盛時期向外擴張形成的;它還部分反映出同一體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動過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過程?！雹?/p>
與英國學派相比，建構主義的價值取向不明顯，基本保持價值中立。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盡管把國際政治文化概化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這些文化的區分基本上不是從意識形態、宗教或者西方與非西方的關系出發的，而是從行為體主要是國家之間的角色身份出發進行劃分的，即相互視為敵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視為對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視為朋友的康德文化。國際政治文化的演進是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國際社會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這些不同類型的政治文化是國家在互動過程中造就的，關鍵取決于國家之間的互動行為，與國家的類型、屬性、尤其是價值觀沒有必然聯系。建構主義國際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分配、是共有知識，而不是觀念和知識本身。這里明顯體現了建構主義價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與科學方法
布爾認為國際理論是一種古典方法(classical)的運用，而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運用的是科學方法。布爾把“古典”方法概括為“起源于哲學、歷史和法律，具有明顯依靠運用判斷的特征”。①在國際關系傳統主義和行為主義的爭論中，布爾明顯站在傳統主義的一邊。他拒絕承認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價值中立的、可以運用一些模式和假定進行檢驗的科學，反對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而溫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原則，強調可以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象的客觀知識。
作為古典方法的具體應用，歷史分析方法是英國學派的特色。布爾對歷史的關注構成了他國際社會獨特性觀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詳細的歷史分析并非當代建構主義學派的主要方面。而布爾認為國際社會必須進行歷史研究。如果國家和其他行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過歷史互動過程構成的，那么就可以通過持續的、詳細的歷史研究來說明。
布爾也承認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無論怎樣抽象，國際關系都必須置于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正是這樣的文化和歷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時期的社會意識、共同價值觀和共同的目標觀念。②根據阿爾德森和胡塞爾的觀點，布爾強調國際政治古典理論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論分析，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不能脫離它賴以產生的歷史環境，“歷史研究是理論研究的同伴，不僅因為它提供經驗概括需要檢驗的案例，而且理論本身也有歷史，理解理論家的歷史位置，對于對它的批評很重要?！雹鄄紶枌H社會的歷史觀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識:當代問題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國際體系誕生于歐洲的國家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涉及戰爭與和平問題、無政府和共同體問題、法律和道德問題。
溫特創立的建構主義理論運用的是科學方法。溫特在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原則，強調可以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象的客觀知識。盡管溫特本人在建立理論體系時并沒有進行大量的實證分析，但他堅持科學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說溫特的溫和建構主義是從“反思主義”陣營里“脫穎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超越于反思學派，認為人本身可以和認識自然界一樣，認識人處于其中的社會世界，和認識自然界一樣，科學的方法同樣也可以有助于人類社會解釋、預測社會世界的發展規律。對于國際政治理論工作來說，就是認識國際體系發生、演變規律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國家的行為規則。
正是堅持了這樣的認識論、方法論原則，溫特建構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即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他把無政府狀態概化為由國際社會主要國家之間觀念分配構成的國際政治文化，把單一性的國家作為分析范疇，通過大量理論演繹，主要是社會學方法的借鑒，得出的結論是國際政治文化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據國家身份和利益確定的國家政策行為又可以建構無政府的國際政治文化，并且推動國際政治文化在體系層面的演變。在溫特的理論體系里，幾個關鍵變量———體系層次的國際政治文化、單位層次的國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是明確的，體現了科學方法的明顯特征。當然，在溫特的理論分析中，歷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對歷史方法的偏好，英國學派學者對他們研究主題的歷史領域方面非常有興趣，并且積累了大量的關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功能和演化的各種知識。這與溫特關于國際政治文化演變的非歷史理論形成鮮明對照。例如，他們并不進行類似于溫特所做的國家之間從無政府狀態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開始進行理論的實驗，相反，他們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下的現代國家體系的歷史起源，同時也注意不同于現代國家體系的其他國家體系的特征。布爾在討論現代國家體系中國際法的地位就是一個好的例證。④另一個案例是，所有國家體系，包括在歐洲起源的現代國家體系，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爾在對國際秩序進行理論化研究時就注意到這點。但是，溫特在討論霍布斯文化的敵人、洛克文化的對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時，忽略了這點。他認為國家之間的互動，按照“符號互動論”的邏輯，好像雙方在權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權力分配不會影響國際體系的演化過程。而在這方面，英國學派的亞當·沃森就非常關注權力的不平等性。他通過考察大量歷史材料，竭力得出國家體系演化的結論。①
3.國際體系的演變:從合作如何成為可能到如何解釋合作
溫特在其《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七章討論了國家之間如何進行合作導致了集體身份的形成，從而導致國際體系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進。溫特提出了四個主變量作為集體身份形成的機制: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但在英國學派的著作中，我們并沒有發現比較系統的理論努力研究國際體系的政治文化演變，蘇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對于溫特來說，國際政治文化的演變是個重要問題，因為他的初始假定“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第一次遇到必將導致霍布斯文化產生”，然后必須解釋國際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無政府狀態下合作怎樣才是可能”成為溫特的重要問題。但是，無政府狀態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國學派學者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假定是: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也存在相當大程度的合作。②他們的目標在于怎樣解釋這一現象。③二者差異的背后實際上隱含了英美學者對無政府狀態本質認知的差異。美國學者多數認為，無政府狀態是混亂的根源，是災難、無序的禍首;但在英國學派看來，缺少政府的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意味著無序或者混亂。因此，英國學派的學者并不熱衷于研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如何開始的問題。
第二，英國學派盡管承認合作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關系的特征，但他們似乎更關心如何保持現有體系的穩定性，特別是他們更熱衷于討論在威斯特伐利亞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現有的體系向更高層次的秩序和正義推進。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夠引起英國學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國學派總體上趨向于對特定地區國家關系的演變不感興趣。但是，正如溫特承認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說有可能出現在某些核心國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國學派更關心的是結構、功能和作為整體的國際社會的歷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們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轉變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現象。
4.對權力和均勢原則的不同態度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結構主要是觀念結構，物質性權力只有通過觀念才具有意義。英國學派包含了理念主義的本體論，但同時權力和權力政治也構成了布爾理論的核心。這也構成了布爾理論的內在緊張和矛盾性一面:物質性權力和共有的觀念同時在布爾理論中得到強調。特別難以費解的是，布爾把均勢和戰爭作為其確保國際規則運行的國際制度的一部分，帶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布爾尤其反對集體安全的理論與實踐，認為集體安全與均勢原則相抵觸。這與建構主義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體安全制度明顯不同。
通過以上的比較認為，建構主義是英國學派在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邏輯發展。建構主義是在美國冷戰后國際關系理論的論爭中成長起來的，特別是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爭論中脫穎而出，英國學派的理論營養的確為建構主義所吸取，而正是建構主義在美國的崛起使英國學派煥發出新的活力。
建構主義方法論概念范文4
[關鍵詞] 建構主義 藝術設計 教育創新
20世紀90年代以來，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學習哲學和現代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圍內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重視，成為新時期教學改革的主流理論。在綜合化藝術設計教育創新過程中，運用建構主義的教學原則與教學設計原則，是當前設計教育創新的重要舉措。信息技術時代的來臨，科技、藝術創新已成為社會發展的普遍需要，藝術設計教育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從設計教育本身來說，當前國內的藝術設計教學模式是以教師為中心，將知識與技能傳授給學生，在辦學理念、教學內容、課程結構、以及設計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是研究如何掌握知識與技能，而沒有上升到知識創新的要求。
一、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在培養學生創新能力中的基本觀點
建構主義是18世紀建立起來的哲學理論，又稱結構主義，是認知心理學派的一個分支。而建構主義教育理論則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許多西方教育一直在運用這一理論改變著傳統的教學模式。前蘇聯心理學家奧蘇貝爾、維果茲基等人建立了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研究了社會文化背景在學生認知過程中的意義，尤其是維果茲基提出了“文化歷史發展理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強調活動和社會交往在學生的心理發展和學習中的作用，發展了建構主義的內涵。
建構主義教學觀與傳統教學觀具有較大的差異，它以學生為中心，強調認知主體的能動性，認為學習過程是一個自內而外的、由認知主體主動發起的，而不依靠外部灌輸。學習是在一定“情境”中，以學生現有的知識經驗作為新知識的生長點，利用自己原有認知結構中的經驗去同化和索引當前學習到的新知識，從而賦予新知識以某種意義，教學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知識的處理和轉換。建構主義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觀點認為，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而得到的，教師起組織者、指導者、促進者的作用，學習就是學習者在一定情境下，利用情境、協作、會話等學習環境，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借助他人的幫助，通過人際間的協作活動，對當前所學知識實現主動建構知識意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外部信息本身沒有意義，意義是學習者通過新舊知識經驗間反復的、雙向的相互作用而建構的，包含對原有經驗的改造與重組。學生在建構知識的過程中，往往有獨到之處，存在著差異，這與傳統教育按一個標準來傳授知識顯然是不同的。
二、建構主義教學原則在藝術設計的教育創新能力培養中的運用
當前構建新型的藝術設計復合型、應用型專業人才培養體系刻不容緩。研究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指導的藝術設計教學原則對藝術設計教育創新模式的開展與推廣至關重要，能更好地為教學內容乃至教學模式的動態發展、動態更新打好開放性的基礎，從而保證了教學質量。
1 建構主義教學原則強調“合作”的作用
傳統教育理論下的教學往往以“講授法”為主，這種教學不適合藝術設計專業人才創新能力的培養。而建構主義教育理論則強調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社會相互作用對知識意義建構的重要性。學習者與周圍環境的交互作用，對于理解學習內容，建構知識的意義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是建構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學習者在教師的組織和引導下一起討論和交流，建立起學習群體，通過這樣的協作環境，以設計課題為中心，共同完成“合作性”學習。先接觸新的設計概念，然后再相互交流、每個學生都將自己對某一側面情境的認識表達出來，同時對其他學生的認知進行評價，相互探討設計思想、表現手段與語言，以達到對問題的全面認識。一般來說，學生之間相互作用的頻率越高，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將這種“協作學習”的教學原則運用到設計教學中，學習者群體的思維與智慧就可以被整個群體所共享，既整個學習群體共同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而不是某一位學生完成意義建構，從而促進了思維向更高水平發展。
2 建構主義教學原則倡導學生自主探索、自主學習
發現學習是當代建構主義習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歷來教育改革所關注的問題。由于學習者的個體差異性，只有通過自主學習才可能取得較好的學習成效。建構主義者認為，知識的獲得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的，而不是從外部直接灌輸給學生的，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學習是一個主動的生成過程。新知識只有通過學生大腦中認知結構的加工改造后才能被學生真正認識與掌握，不可由他人代替，教師和外界環境的作用都是為了幫助和促進學生進行解構與重構、選擇與調整，以完成“意義建構”，由此完成了從接受式學習到發現式學習和探究式學習的轉變。在發現學習中，要將“教師主導”和“學生主體”很好地結合起來，教師提出與設計相關的帶有教學目標的問題，鼓勵學生通過自己來發現概念和原理。教師在教學中注意啟發和引導，以加強學習理論和學習策略的指導，直至學生掌握自主學習、自主思考策略，完全放手讓學生自主探索整個概念，全面構筑學生“如何去學”的設計學科方法論。建構主義者認為“意義建構”是學習的目的，不再把知識看作是有關絕對現實的知識，學習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事物的理解，從而每個教師與學生對同一知識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每個學生的知識結構也有著獨特性。
3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在現代教育技術與藝術設計各學科課程整合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情境”的作用，多媒體和網絡等現代教育技術則為建構主義的學習環境提供了最理想的條件；同時，建構主義也為多媒體和網絡教學結構與教學模式提供了基礎理論和實踐指導，由于建構主義在教學應用中的優越性，建構主義對現代教育技術必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動畫藝術是計算機、聲像、通信技術的綜合體，具有多媒體演示特征，利用多媒體現代教育技術的演示工具能創設多重的設計教學的“情境”，這種“情境’能幫助學生直觀、立體、多層次地了解和掌握設計元素，開拓設計思路與啟迪構思技巧。藝術設計各學科教學改革與課程整合需要及時掌握與吸納設計前沿最新信息以及設計思維方式，打破學科界限，形成學科間充分互動的知識網絡。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技術活化和技術整合到學習中指明了方向，對創建寬松適宜的課程創新環境作用顯著，有利于優化設計學結構與內容，最終完成教學內容要解決的問題，建立綜合的跨學科環境。
4 藝術設計人才創新能力依賴于思維的創造力
藝術設計的創造性思維不僅是各種思維方式和能力的綜合，也是各個學科知識的綜合與運用，設計思維的綜合性體現了創造性思維的本質。而建構主義強調的以實踐為主進行復合多重的思維訓練與設計教學中的綜合教學也是一致的，為此，應習以為常的單向思維方式，掌握系統思維的創造思維方法，培養多元思考能力。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的系統思維是一種雙向多維的、抽象與具象、感性與理性、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發散思考與推理構思方法的綜合創造思維方式，這種系統思維方式必將取代重復性、模仿性的非創造性活動。
5 師資素質是影響設計人才創造力培養的重要因素
建構主義方法論概念范文5
關鍵詞：高中歷史；教學模式；建構主義
教學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學理論指導下，在教學實踐的發展中形成的一整套教學方法論體系，是較為穩定的教學活動框架和活動程序[1]。教學模式包含著以下核心問題：首先是教學理論，這是教學模式的基礎；其次是方法體系，即教學采用什么方法，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再次是活動框架和程序，就是教學開展哪些內容及怎樣開展。歷史教學模式就是基于歷史學科特點，結合教學理論而開展的穩定的教學程序框架，是在歷史教學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教學方法論體系。在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背景下，有必要對歷史教學模式進行探討，這是由歷史學科特點、教學理論、歷史學科內容安排及時代要求決定的。當前歷史教學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定的教學模式，諸如“三段教學模式”“講練模式”“問題探索模式”等，為歷史教學實踐提供了指導。然而，隨著新課程改革的深入，新的教學實踐模式有待被進一步發現和實踐。
一、探索教學模式是歷史學科的特點需要
歷史學科屬于人文學科，具有一維性、過去性、不可復制性。歷史中發生的許多事件或現象屬于社會事件，社會事件的發生都有很多的原因，也會產生很多的影響。歷史中留下了許多對事件的記載，并且不同的史料對歷史事件的記載有可能存在差異，加之學習者和研究者的立場和研究方法不同，對歷史的解讀就不同，關于原因和影響的結論也就不同。歷史學科的人文性與社會性決定了歷史的學習是研習，教學是指導，歷史知識不是老師能教出來的。因此，我們需要探索指導學生進行研究學習的方法，而不是教給學生歷史。
二、教學理論決定了需要探索教學模式
目前，歷史等人文學科教學所依據的教學理論是建構主義理論。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并不是對世界的絕對表征，它們處在不斷的發展中，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中需要重新建構。學習的過程就是學生主動地建構知識的過程，而不是被動接受外界的刺激。學生以自己已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對新的知識信息進行加工、理解，由此建構起新知識的意義，同時，原有的知識經驗又因為新知識經驗的進入而發生調整和改變。學生不是空著腦袋走進學校和教室的，他們在生活中已經積累了經驗和認識，并且具有利用這些經驗和認識進行推論的潛能[2]。歷史內容隨著資料的發現，結論和觀點也在變動中，不同的學習者由于所占有的資料不同，建構起來的知識也是不同的。當前，網絡的發展使學生獲得歷史知識的渠道越來越多，學生的經驗和認識也越來越豐富，進行建構的潛能也越來越強。因此，探索建立在建構主義理論之上的教學模式就很有必要。
三、歷史學科內容安排需要探索教學模式
按照教學模式的概念，具有較為穩定的教學活動框架和程序。歷史教學內容雖然是一課與一課的內容不一樣，但仔細分析發現，其實每課的內容模式都是一樣的。每課的內容都安排了原因和背景、事件或現象、影響和意義這三個問題，也就是“為什么”“是什么”“怎么樣”。歷史教學模式就是要考慮如何將這三個問題采用什么樣的程序，用什么樣的框架架構起來實現學生的研究學習，建構歷史認識和經驗。在實踐中我們一般都是按照先呈現“為什么”，再呈現“是什么”，最后呈現“怎么樣”的順序來開展教學的，認為這樣的安排符合教材的編排邏輯。但事實上除了教材編排邏輯外，還有歷史發展的邏輯及人的認識的邏輯。歷史發展的邏輯是先從原因背景到事件再到結果及影響，而且還有很多橫向的聯系存在，也就是“為什么”“是什么”“怎么樣”，教材邏輯似乎與歷史發展邏輯一致，其實有很大的區別，就是在教材邏輯中加入了人的一些認識和加工。人的認識邏輯是先從事件或現象開始，然后再到探討原因、背景，再探討影響，也就是先“是什么”，再“為什么”，再“怎么樣”。歷史教學就是要把教材內容按照一定的模式和方法，讓學生按照人的認識邏輯來進行學習。歷史學科的安排不是學生認識的邏輯，探索歷史教學模式就是要探索如何讓歷史教學更符合學生的認識邏輯。
四、時代要求需要探索歷史教學模式
如今，信息在網絡的通道里龐大而便捷，沒有誰是知識的擁有者，沒有誰能獨享常識。學習成了很隨意的事情，終身學習將不再是美麗的夢想。懂得方法比掌握知識更重要，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時代的特點。學生不再從老師身上獲得知識，他們更多是從網絡搜索引擎里獲得知識。我們的歷史教學要讓學生知道怎么去確定問題，怎樣開展問題的探討，探討什么內容。訓練學生的問題意識，探索問題的程序，將探索結果怎么樣寫出來變成文章，與大家交流，或者通過學習，形成一種思維模式和習慣。探索一種模式應站在學生的立場，以學習程序和方法為主，在探索中掌握基本知識，這樣才能適應時展的要求。
參考文獻：
[1]劉軍.歷史教學的新視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
建構主義方法論概念范文6
關于體系層次與單位層次建構主義問題，溫特堅持體系層次建構主義。但我以為，建構主義在層次上的“回落”（或曰還原到單位層次）是有道理的，因為國家身份的確定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是體系層次觀念結構決定的。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就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方面，溫特認為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因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包含了社會性內容。但我覺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構主義就只能保留其作為社會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約的性質，因此它的國際政治理論地位就不復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個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涉及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層次上的不同路徑問題，目的是可以發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構主義流派（如中國建構主義學派等），可能有一定的開發價值。
現征得溫特本人同意，將部分通信內容翻譯整理出來，并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以對話形式予以發表。（秦亞青）
一、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建構主義
秦亞青：社會建構主義近些年來發展很快，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趨向，也顯示了建構主義仍有著很大的學理發展空間。許多學者在分析層次和思想內涵兩個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1987 年，你在發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的論文時（Wendt 1987），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性互動，亦即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互構。這主要是一種雙向的活動。比如奴隸和奴隸主的身份互構，因為不是因果關系，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奴隸、奴隸主和奴隸制三位一體，相互建構，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Wendt 1999)，我覺得雖然你說你的體系理論同樣是重視互構的，但相互建構卻基本上變成為一種單向建構，即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國家之間的互動則成為次要的內容，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為主，因而也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
溫特：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論的主導向度，單位層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壓抑。我在1987 年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中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構互動的關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是體系理論，不是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所以，我有理由強調體系層面的理論建構，強調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在這本書里，我的興趣在于國家間（或曰‘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將采用‘體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Wendt 1999: p.11）
秦亞青：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也就沒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齊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中，批評你的理論是沒有政治內容的身份/認同理論(Zehfuss 2002) 。她說，溫特認為國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國內政治形成的身份，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是先于國際體系的，是外生的和給定的(Zehfuss 2002: p.44)。據此，她認為你的中間道路抽去了“政治”這一靈魂。國內政治提供了基本語境，沒有這種語境，國家的身份/認同就失去了依托。
溫特：的確，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許多批評都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家身份/認同的國內因素。但是，我認為這種批評有失偏頗。我承認，國內政治進程因素，對于國家身份形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釋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而是揭示國際體系的運動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這一方面，我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相似的。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像華爾茲的理論一樣，我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沒有強調國家的身份形成和對外政策等內容。
秦亞青：許多學者采用體系層次的建構主義理論，獲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爾（Finnemore）對于國際規范的社會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學者在分析層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單位層次上面發展了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的是江憶恩的戰略文化理論。江憶恩的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如何建立起一個國家的集體戰略文化，而且這種戰略文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戰略選擇，影響到一個國家沖突還是合作的行為取向。另外，勒格羅的論文也在單位層次上面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了發展。
他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是體系層面上的國際規范還是單位（次單位）層面上的組織文化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更大。他發現在許多情況下，“組織文化”這一解釋變量比體系層次的“規范”變量更能夠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我觀察中國過去20 年里的發展歷程，也發現單位層次的觀念結構，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亞青2003）。
溫特：我的理論是體系理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建立關于國家身份形成的建構主義理論。江憶恩、勒格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理論。但是，由于我的理論主要是體系理論，強調的是體系因素的影響力量，所以，批評者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內層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一種理論建構中的必要忽視（necessary neglect）。
二、現實建構主義與自由建構主義
秦亞青：另外一個方面也很有意思，這就是關于建構主義與其他主流理論的融合問題。你有一次來信就曾經談到“現實建構主義”或“建構現實主義”問題，是否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個題目。在思想方面，建構主義有沒有與其他理論融合的空間？
溫特：巴爾金最近在《國際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現實建構主義》論文中，" 試圖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相融合。這可能是拓展建構主義的一個突破點。
溫特：我想先談一下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我是否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尤其是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信念對我影響很大。但是，我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高度的國家中心主義，因此，在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義對個人高度關心這一標識性特征。同樣，我的理論之中也沒有關注非政府組織、全球市民社會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又表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色彩。在我的論文《為什么世界國家是歷史的必然：目的論與無政府邏輯》中(溫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取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借鑒了“新黑格爾”的觀念（黑格爾往往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鼻祖［proto-realist］），強調在世界國家形成過程中，群體性社會組織是核心單位，或者說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集體單位（communitarian）”向度。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動力因素，但現實主義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到底是什么身份，還要取決于怎樣解釋“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意義。但是，不管怎么說，我認為，在我的理論中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
我認為，在評價巴爾金關于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融合在一起的論述的時候，考慮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是否具有根本的社會理論內核（core）。我認為現實主義是具有這種內核的，這就是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不僅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這樣的內核，其他現實主義學者從根本上來說也近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者，只不過他們將馬克思強調的階級換成了國家而已。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論著（Deudney 1995）。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表達了與巴爾金相似的觀點，即不應將現實主義完全等同于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當然，有的時候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理論中，觀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表現出更為精致、更為通融的本體論意識。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就是比卡爾（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遠，從根本上否認現實主義也必然是物質主義這一觀點。即便是微弱的物質主義色彩，巴爾金也不予承認。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如果他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現實主義”呢？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思考問題，現實主義就缺少了一種作為根基的本體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建立在具有某種物質性社會理論基礎之上的理論。這樣一來，現實主義確實很難與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這要取決于怎樣理解“建構主義”所包含的意義?。?/p>
秦亞青：雖然你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因此巴爾金的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認為，巴爾金的觀點失之偏頗的成分更大。因為，他將建構主義僅僅視為社會理論，而沒有將它視為國際關系理論。我想，在你的論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你提到建構主義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一種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這是第二層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討論，亦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你說：“第二層面的問題屬于社會理論問題。社會理論涉及社會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為施動者的本質以及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理念和物質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理論的適當形式等等。這些涉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不僅僅與國際政治有關，而且與任何人類團體有關，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不僅僅專門用來解釋國際政治?！保╓endt 1999：p.5）
你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會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會導致充滿敵意的霍布斯文化。這也許是同樣的道理，即建構主義可以融合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現實主義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層面（first order），亦即在實在理論的層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這確實是將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比如，對于人類社會的進化式發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現、暴力權力的逐步消失等觀念，乃至集體身份和世界國家的形成，都明顯或含蓄地表現了你的自由主義理念?？赡苷且驗槿绱耍蜖柦鹫J為，美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有著深嵌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內涵。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評更加尖銳，他認為溫特建構主義是美國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形式，是為美國實現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理念整合和建構（或重建）世界觀念結構服務的(Shaw 2002)。
我們回到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問題上來。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你是既要建立一個社會理論，又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第二層面上建立社會理論；在第一層面上建立國際政治理論。你書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在理論。你提出的三種文化、集體身份的建立等重要問題，是專門用于國際社會的。在這個意義上，你" 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
如果說社會建構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那么，根據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有著明確的基本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與其他的理論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約。古典現實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諸如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沖突等）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諸如相對權力并非極端重要，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諧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約的。當年，人們批評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所謂的“新新趨同”，指兩大理論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與其他理論的基本假定趨同的，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巴爾金的最大挑戰不是他試圖將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融合起來，以建立現實建構主義的理論流派，對抗你的自由建構主義。他的挑戰在于，如果這種融合成功，那么，建構主義就只剩下一個軀殼，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爾金的“建構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建構現實主義”。他在文中也確實使用了“建構現實主義”的說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是分析框架，現實主義是思想實質；建構主義是標，現實主義是本。如果這種研究議程成為建構主義的主導發展取向，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就會名存實亡。
三、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秦亞青：不過， 巴爾金的批評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既然他使用了溫特建構主義或曰美國建構主義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構主義的另外一種分類方法，亦即以地緣－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建構主義。既然有美國建構主義，就可能有英國建構主義、歐洲建構主義、中國建構主義、東盟建構主義等等。你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指出，存在兩種結構：一是微觀結構，二是宏觀結構。在微觀層面亦即單位層面上，可能存在多種路徑，最終形成某種宏觀的、體系層面上的觀念結構。所以，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這樣進行分類，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考慮。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context），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中的空間和時間里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第三，由于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征，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如果我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緣－文化為特征的建構主義學派就可以出現。也就是說，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征的建構主義流派。地緣－文化建構主義觀是具有時空兩個緯度的。你在過去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并認為現實建構主義是可能出現的中國學派。但我覺得，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議程中包含了較多的自由主義的成分。
溫特：我非常喜歡你提出的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同地緣－文化可以產生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遵循不同的微觀層面路徑，形成宏觀層面的結構。實際上，你的論點說的是國際體系文化中的區域分異（differentiation）問題，亦即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
我認為，這不僅僅在經驗層面上是真實的，而且在理論層面上，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所以，非常有必要進一步發掘（僅舉一例，如果將這種理論與“文明沖突論”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就涉及另外一個因素，即以國家冠名的理論，比如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提到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由建構主義比現實建構主義更有影響，我不知道這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我很想知道這方面的發展。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他回來之后，談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與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交流。從他的談話中，我的感覺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是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也許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表現出其他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自由現實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占主導地位，中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成分多還是自由主義成分多。這可能是驗證中國是否沿著一條獨特的地緣－文化路徑走向全球宏觀結構這一命題。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中國的路徑。還是在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至少是目前美國的對外行為。
秦亞青：雖然在談論中國建構主義的時候，我使用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個詞，但我覺得真正的、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還是不能與其他主流理論融合的。建構主義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會性的。這可能是巴爾金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是，一旦這些假定作為分析框架用于國際政治，它們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論假定的不可通約特征。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這類實體理論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說具有吸引力。我以為，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假定，使其明顯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論派，而不是通過觀念譜域的拓展使其與其他理論融合。這樣，才能夠使建構主義在理論之林中保持獨立的理論范式地位和獨特的解釋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或是兩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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