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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歷史故事范文1
在中國史學史上，歷代大史學家大多對《周易》有精深的了解。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傳統，他自己在漢初的易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易學對司馬遷史學的影響非常明顯。班固的易學特點反映了東漢易學風格，他寫的《漢書o五行志》，對京房易十分重視，并且運用京易對歷史變化作出解釋。荀悅與荀爽的易學相通，荀悅在《漢紀》中論史反映出易學的印痕。袁宏援玄解史，易理成為他評論歷史和人物的哲理的基礎。
兩宋的史學總結歷史盛衰的經驗教訓，以易學理論解說歷史變動，把中國史學思想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歐陽修是大史學家，在易學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寫的《易童子問》等，反映出對易學的清醒認識，著重從義理上解易進而提出對史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易學與史學相通。李光、楊萬里在易學是以史證易的代表，把史學納入到易學體系中去。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同時也完成了使史學"會歸于理之純粹"。朱熹史學、易學都有成為他構建理學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元明時期的史學家在易學上多是有建樹的學者，特別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易學上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船山易學的思維特征對他史論著作《讀通鑒論》、《宋論》等產生重大的影響。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開篇便是《易教上》、《易教中》與《易教下》，他的易學觀點，成為評論史學的理論基礎。
近代易學和古代易學明顯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再是在舊經學范圍內論說《易》，討論歷史的易學有關問題，而是以史的眼光認識《周易》。顧頡剛解說《周易》的歷史故事，把易學討論納入他的辨古史的范圍。郭沫若用社會眼光認識《周易》，這些成為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第一個大板塊。他以敏銳的眼光抓住《周易》的辯證法精華，為科學總結易學提供了范例，把《周易》這部書從神的啟示變成"世俗人"的思維術。
在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易學變化對史學產生過三次大的沖擊。第一次是，從先秦到兩漢易學的變化，為中國古代史學家思考天人關系，總結歷史興衰，提供了思想基礎。第二次是，魏晉時期，《易》是玄學三個組成部分之一，史學家品評歷史人物，總結歷史的思維方式都受到易學的影響。第三次是，兩宋的易學成為理學的要素，也成為史學家論歷史興亡、說歷史因革的哲理依據，波瀾所及，直到明清。近代易學與史學關系是另一回事。
從學術史上看，易學與史學關系基本上有三種范式。一是以史證易。這就是清朝《四庫全書總目》中說的宋代李光、楊萬里的以史證易。這是易學范圍內的事，是以歷史事實解說易理，說明易理的正確，因而它是易學中的義理派。要說明的是，以史證易，并不是從李光、楊萬里開始。下面我們還要說到這一點。
另一種是以易解史，以易學的思維方式認識人類歷史，洞察古今興衰，評論行事上的得失。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這是主要一面，歷史史學家受易學影響，對他們的治史產生影響，甚至影響一個時代的關系。易學對史學產生的影響，不是以史證易派所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我們也認為只有從一個的角度認識易學對史學的影響，才能更好地提示易學變化與史學進展的關聯。
還有一種是，把《周易》作為社會史的影子，或作為史料，這是顛倒了以史證易的路數。這本不錯，但它同樣不能闡明易學與史學的內在關系。
《周易》的天人關系的認識、通變思想等各種思維方式影響史學家治史。有的史家在史書的《序》和其它地方作出說明，有是史家沒有說明，只是通過剪裁史料、行文敘事各種方式表達出歷史思維的特點。分析史學作品，便能體會得到，看出易學對他在理解歷史、認識史學上的影響。所以，在研究易學與史學關系時，要注意對史著的認真分析，要在原著上下功夫，要讀其書，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言。
應該說明，易學以中國史學產生的影響有正面的，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負面的影響。中國史學上 緯神學歷史觀點、天人感應歷史評論，很多和當時的易學思潮有關。這在適當地方也應當指出的。
我們著重從思維方式上看易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因此，這不同于古代易學以史證易，概括起來說是：以易解史，系統地討論一下中國史學與易學的思維方式有怎樣的聯結。
《四庫全書總目》作者指出，易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派六宗。其中義理派由王弼"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四庫》的論說，展示了易學發展之大概，但未盡合易學之實際。易經易傳與史學有不可分之聯系，因而或謂易為史官文化，是有一定道理。論易而參證史事，僅是易學與史學聯系一種表現，而非全部。無論是義理派還是象數派，他們對中國史學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易學對史學產生的重大影響。在已有的基礎上，我們還應當把研究引向深入。一個重要問題是討論易學對中國史學家的歷史思維方式所產生的影響。研究這一課題，對于認識中國歷史學的民族特點，對于從深層次上認識中國民族史學的變化，以及進一步總結繼承文化優秀遺產，以推進史學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分析易學的思維特征，不只是研究凝結在《周易》經、傳中的思維特點，還要討論在易學發展過程中，歷代史學家、思想家在以易解史中表達出對歷史理解的方式。易學思維是多樣的，但是從史學思想角度，從思維方式看，易學對史學影響至少可以提出這幾個方面。
一、天人一體的思維，也可以說是究天人之際的整體的思維。從八卦卦爻形的陰陽乾坤天地的內涵，到大衍之數占著之法，都反映出《周易》是把天地人聯系起來思考?！断缔o》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象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仰觀察天地與自然之變化，才有八卦，才有《周易》，所以究天人之際的思維方式，是在這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對歷史觀產生一定的影響。中國史學思想史上，有一種歷史觀是把人類歷史作為自然史的一部分來思考，可以說這是一種大歷史觀。第二個問題是討論天人之間的聯系，自然的"天"與社會的"人"，究竟有怎樣的聯系，歷史發展的動因，是天還是人，是天決定歷史的變化，還是人事作用決定社會的變動？思想史上的天人感應說，災異說，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歷史觀點。與此相對立的是重人事的歷史觀點。
所謂天人之際的思維是整體的思維，又是把自然與人類歷史，看作是陰陽相互的作用的體系，從《乾》、《坤》到《既濟》、《未濟》是一個體系，各卦與整體又成為一個相互作用影響的體系，每卦中上下卦又為相互的聯系的體系。這個思想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這個體系觀念確實包含在其中。從中國史學思想上看，天與人構成一個體系，其是"人"的社會有君臣父子夫婦組成的體系，而隨著社會人所處的地位，又有大宗、小宗的宗親體系。這是易與天地準的整體思維的各個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到。
但是我們易學的象數派以圖式演繹出世界變化歷史變遷，表明自然與社會的聯系，社會歷史變化與自然變化作為一個整體。漢代孟喜京房之《易》把自然與社會作為先驗圖式展示出來。孟喜的卦氣說是以六十四卦和一年的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以及七十二候相配合構成一個大系統。（清人惠棟制出《十二消息圖》）到了京房的八宮卦的編排的圖式。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把自然變化的作為一個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是陰陽的變化、發展；自然變化與社會等級禮治又聯系起來。這個天人聯系的編排，一方面論定了社會等級社會禮制與自然運行是一種先驗的秩序，自然天象變化成為封建社會等級制度合理性的說明。孟喜以辭（君）、公、侯、卿與大夫與十二辟卦相配，很明顯是封建禮制成了綱，是統率。這是其一。其二，社會人事、自然的變動都有一個盛衰的變化的過程。從復（ ）、臨（ ）、泰（ ）、大壯（ ）、 （ ）、乾（ ）再到姤（ ）、遁（ ）、否（ ）、觀（ ）、剝（ ）、坤（ ）。由一陽生，到乾的六爻為陽，這是陽盛已極。此后便是垢的一陰生，到坤的六爻為陰，是為陰已至極的地步。可以說這是把盛衰的變化、盛極必衰的思想具體化、形象化。如果說孟喜的卦氣說中，運動循環論十分化明顯，那么在京房的八宮的編排中的運動情形就較為復雜，八宮卦中八卦中既有乾、坤為父母，各統三男、三女；而八純又為上世、以后則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歸魂。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八純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這樣就將天、地、人、地、鬼構成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系統。從上世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可以看成是一個漸變，如乾宮從乾、姤、遁、否、觀、到剝，這是從一陰后到五陰生。。而從五世到游魂就不是簡單地回歸到一世，而是發生新的變化。五世為剝，而游魂卦為晉（ ）"陰陽返復，進退不居，精粹氣純"。歸魂卦為大有（ ）"卦復本宮曰大有，內象見乾為本位"。這就是說一個事物在到了極點的時候，情況變化不是簡單地作循環的運動。
宋代易學對史學的影響表現為貫通思考天人古今的變化與發展?！痘蕵O經世書》就是貫通天人古今的一部著作。以元會運世日月星辰來編排宇宙與歷史的行程，編列出由陰陽剛柔相交到人的出現、唐堯以后的中國的歷史，從開物到閉物，人類社會歷史在整個宇宙運動中只是一個極小的階段。在這樣的過程中，歷史經過皇帝王霸各個階段。再如周敦頤的易學也是編織天人宇宙的結構圖式。把天地形成、男女出現到社會等結構的形成，用一圖式展示，表達自己對歷史的理解。 二、通變思維。中國民族歷史思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易學辯證法影響下形成的變通思維方式。《周易》最重要的思想是"變"，如《太史公自序》所說的，"《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易》以道化。""道有變動，故曰爻"，"爻象動乎內，吉兇見乎外"，（《系辭下》）《周易》的最基本元素是爻，即就蘊著"變"。由爻而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整個《周易》體系便是變動的體系?！吨芤住氛勜宰?、爻變，一卦有下卦、上下卦各爻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中發生變化。卜筮有本卦到之卦的變，卦體的六爻又可以變。因此，在易學上，就有位應說，往來說，承乘說以及互體說，等等。
《周易》八卦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在變化之中，各種變化又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因此，變化又是有條件的。吉兇、得失、否泰、損益、行止、成敗，都是與爻所在的卦體、爻位有關；與上下卦體、上下爻、隔位爻的作用、牽制有關。變化中講條件的思想，是道家談變的思想所不及的。
變與通相連，但是變通的思想，這是我們民族在思想史上的貢獻。社會與自然都在變通之中，世界由于變化才能有成，才能久恒。"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彖》）"日月得天下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于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彖》）"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豐·彖》）《系辭》的上下篇，簡直是一部"變通論"。
《系辭上》：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寶貴。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弥?，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事業。
極天下之頤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者，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p>
《系辭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兑住犯F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
可以從不同角度，對《周易》的通變思想作出不同闡釋，這里不能作出詳盡的討論，重要的是，通變思想對于觀察歷史的意義。社會歷史和自然事物一樣，都是在不斷運動中，如同自然日月一種盈虛變動，呈現出盛衰的變動?！吨芤住氛f明了在社會變動中，人事作用在社會發展中非常重要。提出"容民無疆"（《臨·象》）、"振民育德"（《蠱·象》）"容民畜眾"（《師·象》）等。我們先祖黃帝、堯、舜以通變思想治理社會，是成功的范例。
從《周易》的經、傳到司馬遷、章學誠、王夫之，這些思想家史學家的著作中體現出一種變通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途徑對形成中國民族史學特點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變通思想是把歷史的變與不變聯系起來，是把論歷史大勢走向與說歷史興亡聯系起來，是在一定條件下論說社會變革與對歷史的借鑒。
只因有變化，才有世界、才有歷史的進步。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通"、"久"三者一體。而事物發生變化、影響變化又與一定的條件有關，與事物所處的位、體有關；變化的前途是又有"時"、"勢"的各種狀態。社會發展過程中，"變"與"不變"具體到社會上來說，它們各有特定的內容。"變"與"不變"是怎樣一種關系；社會歷代史學家的熱門話題?！吨芤住分械耐ㄗ兯枷雽v代思想家史學家考慮社會前途，提供了很多啟迪。有的直接借用《易》的語言，有的是按照《周易》變通思維方式，提出自己解決社會危機方案。
神無方而易無體的思維，這是說研究自然的天與社會的人，要有創新的思維。所謂"易"有三義即簡易、不易與變易，又其主導的內容、核心的思想是"變易"。這種易學要求人們在觀察、研究自然社會時，不要固定一種程式。"日新之謂盛德"是這種思維的形象的表述。在這里，我不同意把"神"當作的鬼神意思。
司馬遷在《史記》中體現出通古今之變的思考，包括他的承弊通變的歷史變革觀都是易學的通變思想在史學中的運用。
以《易》的通變思想為根據，提出史學變革的當是章學誠，他以《易》的通變思想，說明史學更革的必然與必要。章學誠指出封建社會的史學發展變化經歷了千余年，史學失去了早期那種創造性的活力，各種弊端暴露出來了，這突出地表現在紀傳體史書的編篡上，說：
經傳行之千有余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云園神，則蕪濫浩翰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于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園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司馬遷創立紀傳體史書，富有生氣，但是紀傳體史學變成了一種程式，變成公式化的東西，以所謂紀表志傳各種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視為例不純。章學誠看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史學問題的關鍵，但他作為一代大史學思想家，他不僅提出的問題，而且指出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仍然是從《周易》那里得到的啟發。他說：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住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住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住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肥侠^《春秋》而作，莫如馬、班馬則近于圓而神，班則近于方以智。
韓康伯注："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以方象智也。唯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孔穎達《疏》："故蓍之變通則無窮，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體，知之象也。知，可以識前言往；神，可以逆知將來之事。故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圓者，至方也。"所謂圓神與方智，雖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圓神、方智作為一個整體，是多識前言往行與逆知將來的統一，不可以斷然打成兩截。其三，圓與方，不同又相同。這種思想運用到著述上來，既要意識到不同的體裁、體例，不可能也不應當程式化。硬性以一種模式 來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適履，失去了變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國史學史上，司馬遷的《史記》近于圓而神，班固的《漢書》近于方以智，這里沒有崇班抑馬或尊崇司馬遷而貶損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則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這種因事名篇，不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學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傳世行遠。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 以紀表志傳，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無論是記注還是撰述，不能為例所拘，即或是章學誠稱道的有化腐朽為神奇之功的紀事本末體，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篡錄小書。"在章學誠看來，要走出當時史學的困境只能總結史學上的成敗，恢復古代史學的創作精神。他說："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章學誠對史書編篡還具有其通變思想，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想法。嚴格地說，編年與紀傳兩種體裁，是自文字以來，即已有之。他認為，如果以《尚書》之義來看司馬遷的《史記》，人物傳是《傳》，八書、三十世家，也可以統統稱之為《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緯本紀。"這樣做法的優點是"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于年月先后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岐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明，例簡而義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與欠？再加上表與圖。他說："至于人名事類，難于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地形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難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于此。"
對于章學誠具體的設想，這里難以一一評述，但我們可以體察的是，他是以通變的思想，融匯圓神、方智精神為一，重新構想新的史書編篡形式。千余年中國史學的批評一直糾纏在無限多史體史例訴訟之中；中國史家的正統思想、宗經崇圣觀念也在所謂的史體史例的爭論中反映出來，如果聯系這樣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學誠通過對《易》理的理解，闡發出來的史學通變思想，具有史學革新的意義。
三、"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思維。這是思考學術發展的一種思維方式。易學是一個包容性的理論體系，所謂"易道廣大"也是指這層意思，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是非科學的因素。從《易經》到《易經》經歷一個很長時期，經過篩濾，還是有雜質，而且其形式中神秘一直保留，但其中確是吸納中華民族的思想精粹，最終構成一個豐富的思想體系，并且把自己經驗升華，從而形成一種思維方式。中國的"史家之言"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物，史家以"紀"、"志"、"傳"等形式，網羅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學術、風俗、文化、制度、人事等于其中。中國史學是包納百家之學的學術，正是體現出這樣思維范式。
易學的思維方式是復雜的，而且相互包容、相互聯系。因此，在討論易學思維特點時，特別是在討論易學對史學所產生的影響，就應當看到它的復雜的一面，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偲饋碚f，其中最基本的方面是易學的"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的思維，它構成為史學的基本精神。隨著史學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解深淺與差異，往往反映出史學歷史見識的高低。
歷代史學特別是一些大史學家，如前所說，都受到易學的影響，這已是事實，后面我們還要以史學發展的歷史來展示這多采的畫面。在談到易學思維術對史學的影響，在估價易學對史學產生的影響時，仍然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囿于陳說，又要恰如其分作評說，并且從中得出有益的啟示。這里有一個問題，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經部總敘》開篇中，說到易學淵源流變時，認為"圣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于風謠，《禮》寓于節文，《尚書》、《春秋》寓于史，而《易》寓于卜筮。"《總目》的作者指出《易》與卜筮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是說到關節處，但只是認定《尚書》、《春秋》寓于史，這會使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易》與史沒有多少關聯，這就不準確了，而且《總目》分析易之兩派六宗，首先點出了《左傳》與《易》的關系，"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也。"這難道不是《易》也是寓于史嗎？
漢武帝時，出現兩種學術匯于一的途徑，一是從景帝以后出一種傾向，董仲舒繼之而起，明確提出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向武帝建議，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位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司馬遷寫《史記》基本精神是和他的學術思想分不開的，這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遷父子的主張，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要在總結各賓學術的基礎上，形成新的一家?！兑状髠鳌氛f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說明了學術發展的一種規律，不能以一種學術去消滅另一種學術，以一種思想代替另一種思想。百家要歸于一，結論只能是：要在總結百家學術的基礎上，在融合各家的基礎上，吸收各家之長，形成新的一家學說。司馬談論他的兒子司馬遷完成"正《易傳》"的任務，不是要司馬遷寫新的易學作品，而是以《易傳》的思想去發明、去創造?？梢哉f，《易大傳》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思想基石。沒有《易大傳》的思維方式，司馬遷不可能進行學術大總結，也就不可能寫出一種新思想體系的《史記》。
四、憂患意識的經世思維。這是史學家的歷史感、時代感的體現。錢基博的《周易為憂患之學》一文，從易義、六十四卦的體系、卦爻象、《系辭》等，結合中外歷史以論說之。
從《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到《系辭》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兑住吩唬浩渫觯渫?，系于苞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中國歷史學家有一個優良傳統，關心民族命運，關注歷史前途，以天下為已任?！吨芤住返膽n患意識是史學關心現實的思維傳統的哲理概括。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大變動時代，他把易學的憂患意識與借鑒思想結合起來，把古代的易學思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他從事物變化的必然的"貞一之理"上論說事物的變化，進而理解對歷史變動的道理，從而在根本上把歷史的借鑒與歷史的"貞者，事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漢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不但察"幾"，而且還要早察，他說："《易》曰：’伏于草莽，三歲不興?！慌d者，慮其興而燎原之焰發于俄頃矣。"在人事的吉兇上也要早察，他論李斯的悲慘下場說："……不待上蔡東門之嘆，肺肝先已自裂。（李）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
他又說："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權藉大，故治亂存亡之數亦大，實則與士庶之窮通生死、其量適止于是者，一也"。在這里，我們要體會的是，他的根據。他有幾段話，說：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孰系之？能懼之心，系之也。既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可給也?！瓚侄浒ＩＥc不懼者均。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后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又t，誠也。（卷二《文帝一》）
張良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為佞也。（卷二《漢高帝一》）
古代歷史故事范文2
古時，執刑的獄差在拾起縣太爺擲下的打板子簽子（命令）之后，（一般為兩個差人）先將受刑人按住或綁在凳子上，再由另外兩個差人舉起法棍（有的是用長約2米、寬10厘米的竹片做成），一邊拷打，一邊有節拍地唱數：“一二三四五，皮肉受點苦。六七八九十，回去坐上席。再打二十板，郎中搶飯碗。”此類唱數詞是代代沿傳下來的，也有的是由執刑的差人臨時編湊的。一般地，打奸打盜的唱數詞又有所不同，打通奸唱的通常是：“昨夜摟著小嬌娘，今天騎馬（綁在條凳）上法堂，屁股挨了某十板，看你通奸不通奸。”而打盜賊唱的則是：“為非作歹做強盜，人人見了殺千刀，如不重打某十板，平民百姓氣難消。”為何要邊打邊唱呢？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是數目不容易打錯；二是用警戒語詞教訓受刑人及圍觀者，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縣太爺的案桌上通常有四個簽筒，每個筒各寫一個字，合起來是“執法嚴明”。其中“執”筒里插的是一大把捕捉簽，其他三個筒的簽子分別為白、黑、紅三色，白頭簽每簽1板，黑頭簽每簽5板，紅頭簽每簽10板。如果縣太爺擲下40支白頭簽，雖是40大板，打完后不會傷筋折骨，照樣可以行走；如果是8支黑頭簽，同樣是40大板，卻要按規定打出“傷膚、兼旬愈”的效果來；縣太爺要是擲下4支紅頭簽，那么，受刑的人定會皮開肉綻。
古代，官吏違法也必須打屁股。自秦朝以來，就制定有專門管束官員的行政法規。州縣官員凡擅離職守，有事不請示，執行公務不力，超過時限到任等，都要在屁股上“留下印記”。三國時，有個縣令叫孟宗，是個有名的大孝子。一天，他聽到母喪的消息，未請假就急趕回家奔喪。后被“請”到武昌聽刑，還是大將陸遜力保，才減了刑，最終吃了300杖。縣令都打得，下屬官員就更別說了。金朝河陽縣因解送年糧誤時，縣衙大小官員屁股一律挨杖，很多人因此起了膿瘡，坐不得，大家只好站著辦公。
打板有時輕重難以掌握，打得過重而致死的也有；另外，打屁股若打得過重，臀部可發生大面積的皮下瘀血，引起微循環障礙或局部組織壞死等嚴重后果。明代英宗時，山西左參政王某一口氣打死了10個縣令，創下“死杖之最”。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午門前，將舒芬等107人各打30下，黃鞏和林大輅等人各打50下，另有10多人各打40下。根據當時“廷杖”的規矩，由太監監刑，錦衣衛用刑，每個士兵輪流打5下，并高聲喝打報數?？梢韵胂?，100多個屁股臥倒在青石廣場上，隨著監刑太監陰陽怪氣的一聲“打”，伴著上千名壯漢齊吼的“打”聲，100多塊竹板發出一片震耳的“噼噼啪啪”聲。最后，100多個屁股皮開肉綻、鮮血淋漓，10多人魂歸西天。而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的一次廷杖更酷，有180多名五品以下的官員被集體打屁股，其中17人先后死亡。對官員動如此大規模的惡刑，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在人類酷刑史上也是驚人的。打板子出事多了，連皇帝也會感到不安。明英宗為此下詔書，明令今后州縣官員有罪，不再加杖刑，此后，杖打懲罰州縣官員的就少了。古時公堂審案為何都打犯人屁股？原來，罰打犯人最初并沒有固定的部位，以致很多犯人被活活打死。到了唐朝，出現了《明堂針灸圖》，當朝皇帝李世民得知人體的重要器官穴位多在胸背部，這些部位若被嚴重撞擊、拍打，就會有生命危險，而屁股部位的重要穴位就少得多了。這使唐太宗得到啟發，于是便對刑罰中的罰打作了規定——對犯人不許打其胸背部，而把屁股作為罰打的部位。在公堂上打屁股的懲治手段由此沿襲下來。魯迅說“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
打屁股的專門工具叫笞杖，在所有官刑中，笞杖是最輕、且技術含量較高的一種。行刑的人要上崗培訓，先打豆腐、打包著紙的磚頭——磚碎了紙卻不能破，直練到爐火純青才能去執法打人，一下皮開肉綻，或者百下一點無傷，或者皮膚完好而內臟破裂，訓練有素的打手完全可以根據需要打出不同的結果來。
對于從未受過皮肉之苦的人來說，屁股挨打是一件痛苦的刑罰，于是，代人挨打的“專業人士”便“應運而生”，一般都是乞丐來扮演這種角色，按挨打板數計算錢。當然，找人代挨打必須事先買通衙役，衙役所得的錢往往比挨打的人還多。富戶因欠交賦稅被傳訊時，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審，如果被判打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
古代歷史故事范文3
燕國本來也是個大國。后來傳到燕王噲（音kuài）手里，聽信了壞人的主意，竟學起傳說中堯舜讓位的辦法來，把王位讓給了相國子之。燕國將軍和太子平進攻子之，燕國發生大亂。齊國借平定燕國內亂的名義，打進燕國，燕國差點被滅掉。后來燕國軍民把太子平立為國君，奮起反抗，把齊國軍隊趕了出去。
太子平即位，就是燕昭王。他立志使燕國強大起來，下決心物色治國的人才，可是沒找到合適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音wěi）挺有見識，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親自登門拜訪郭隗，對郭隗說：“齊國趁我們國家內亂侵略我們，這個恥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現在燕國國力弱小，還不能報這個仇。要是有個賢人來幫助我報仇雪恥，我寧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薦這樣的人才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說：“要推薦現成的人才，我也說不上，請允許我先說個故事吧?！苯又驼f了個故事：
古時候，有個國君，最愛千里馬。他派人到處尋找，找了三年都沒找到。有個侍臣打聽到遠處某個地方有一匹名貴的千里馬，就跟國君說，只要給他一千兩金子，準能把千里馬買回來。那個國君挺高興，就派侍臣帶了一千兩金子去買。沒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馬已經害病死了。侍臣想，空著雙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帶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馬骨買了回來。
侍臣把馬骨獻給國君，國君大發雷霆，說：“我要你買的是活馬，誰叫你花了錢把沒用的馬骨買回來？”侍臣不慌不忙地說：“人家聽說你肯花錢買死馬，還怕沒有人把活馬送上來？”
國君將信將疑，也不再責備侍臣。這個消息一傳開，大家都認為那位國君真愛惜千里馬。不出一年，果然從四面八方送來了好幾匹千里馬。
郭隗說完這個故事，說：“大王一定要征求賢才，就不妨把我當馬骨來試一試吧?！?/p>
燕昭王聽了大受啟發，回去以后，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給郭隗住，還拜郭隗做老師。各國有才干的人聽到燕昭王這樣真心實意招請人才，紛紛趕到燕國來求見。其中最出名的是趙國人樂毅。燕昭王拜樂毅為亞卿，請他整頓國政，訓練兵馬，燕國果然一天天強大起來。
這時候，燕昭王看到齊閔王驕橫自大，不得人心，就對樂毅說：“現在齊王無道，正是我們雪恥的時候，我打算發動全國人馬去打齊國，你看怎么樣？”
樂毅說：“齊國地廣人多，靠我們一個國家去打，恐怕不行。大王要攻打齊國，一定要跟別的國家聯合起來?！?/p>
燕昭王就派樂毅到趙國跟趙惠文王接上了頭，另派人跟韓、魏兩國取得聯絡，還叫趙國去聯絡秦國。這些國家看不慣齊國的霸道，都愿意跟燕國一起發兵。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樂毅為上將軍，統率五國兵馬，浩浩蕩蕩殺奔齊國。
閔王聽說五國聯軍打過來，也著了慌，把全國兵馬集中起來抵抗聯軍，在濟水的西面打了一仗。由于樂毅善于指揮，五國人馬士氣旺盛，把齊國軍隊打得一敗涂地，齊閔王逃回臨淄去了。
古代歷史故事范文4
“跨市場套利”的操作模式并不復雜，即在同一家上市公司的A股和H股股價存在明顯大幅價差的情況下，賣出股價高的一方，同時買入股價低的一方，進而實現持股數量不變，并賺取兩個市場之間的價格差。
然而，在現實的操作中，上市公司大股東和一般散戶投資者進行同樣的“跨市場套利”，得到的利益卻完全不同。“跨市場套利”更像是為大股東設置的“專利”，一般散戶投資者雖然可以在形式上進行模仿，但卻無法有效的享受其中的好處。究其原因，即在于大股東和一般散戶投資者的持股訴求不同，而A股市場和H股市場的估值體系差異并不容易消除。
對于上市公司大股東而言，其持股的目的首先在于保持對公司的控制權，同時依據持股比例，享有上市公司成長所帶來的價值回報。
那么，賣出股價高的A股或H股，同時買入相同數量的低價的H股或A股，這樣的等量股票置換不會影響大股東的持股數量。而由于同股同權，大股東持股所擁有的投票權也沒有影響，不會對控制權產生威脅。
這種操作原理簡單明了，對于AH股價相差大的公司，其大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擁有的套利空間巨大。即使A股市場和H股市場的估值體系差異長期不消除，對大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而言也沒有影響，其持股比例得到有效鎖定，獲得的分紅收益也沒有變化。
散戶無法模仿的套利機制
理論上，一般散戶投資者也可以模仿這樣的“跨市場套利”，特別是在“滬港通”背景下，操作更為簡便，在一個賬戶里就可以同時完成賣出（買入）A股，同時買入（賣出）H股的操作。
但這樣的模仿顯然有著“形似而神不似”的尷尬――在AH股價差維持不變的情境下，通過這樣的操作雖然能帶來持股數量的增加，但并不能帶來實際利益（持股市值）的增加;而如果在AH股價差進一步擴大的情境下，這樣的操作反而形成了風險點，即投資者很有可能非但無法“套利”，其持股市值反而相對下滑！
以中國石化（600028）為例，在2014年12月初，中國石化的A股在6.5元（人民幣）/股附近，而其H股在6.5元（港幣）/股附近，如果投資者進行前述的“跨市場套利”操作，接下來的結果可謂“相當不妙”――中國石化的A股此后持續上行，最高達到7.4元（人民幣）/股，而其H股則一路下行，最低達到5.9元（港幣）/股。
換言之，一般散戶投資者如果要進行AH股的“跨市場套利”，只能是寄望于兩個市場估值體系差異的消除，但這種估值體系差異的消除卻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這使得“跨市場套利”模式對一般散戶投資者而言，無異于“紙上談兵”。
同一個玩法，利益與風險完全不同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滬港通”時代下的“跨市場套利”之門確實已經打開，但“跨市場套利”雖然只有一個“玩法”，卻又對“玩家”有著明顯的差異化選擇。
對于大股東“玩家”來說，其面對的風險極小，甚至于并不存在風險，但可以獲得的套利利益巨大。
對于一般散戶“玩家”來說，“套利”的空間極小，甚至于談不上實現真正意義的套利，但卻要同時面對AH股價差進一步加劇的風險。
有投資分析人士指，大股東和一般散戶在“滬港通”時代下的地位不平等反而進一步加劇，散戶投資者非但無法有效的進行“跨市場套利”，反而很有可能淪為“被大股東套利”的對象，在估值高的市場上承接大股東減持的籌碼。
哪些股票更有可能出現大股東套利？
近期二級市場上的變化，使得A股市場投資者已經可以初步體會到“大股東跨市場套利”的壓力。
中信證券大股東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股份”）在1月13日到1月16日間持續減持中信證券A股，套現近百億元。減持公告后，中信證券在1月19日以跌停開盤，且全天被巨額跌停封單壓制，至1月20日又再一度恐慌性跌停。
中信證券方面此后表示減持屬于大股東的正常經營決策。而有業內分析人士指出，中信證券AH股價差較大，1月7日時A股甚至較H股溢價超過50%，這無疑促使中信股份判斷中信證券A股“高估”并作出減持A股的安排。
如前所述，一般散戶投資者無法模仿大股東進行“跨市場套利”，反而更應防范大股東“跨市場套利”帶來的減持風險，以免淪為“被套利”的對象。
哪些股票更有可能出現大股東套利？
古代歷史故事范文5
1、齊國國都是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胡公時曾遷都至薄姑(臨淄西北五十里)，田氏代齊之后，仍以臨淄為都城。
2、齊國是周朝的諸侯國，分為姜齊和田齊，疆域大致在今山東省偏北的大部及河北省西南部，東靠海，西南和莒國（莒國為楚國所滅，但是莒國的全境后來為齊國占領）、杞國、魯國等國接界。北和燕國接界，西和趙國、衛國接界。國都在臨淄（今山東省臨淄區）。
（來源：文章屋網 ）
古代歷史故事范文6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個不規范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范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雖然遼闊，但在歷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體上分布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上。
這里所說的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歷代戰爭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關系到天下的統一與分裂、關系到一朝一代的興與衰，或者，在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中關系到中原政權的存與亡。
古人貫講“山川都會”。一般說來，在那些既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戰略要地。
幾列東西向的山河與幾列南北向的山河縱橫交錯，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中國地勢三級階梯大體上呈東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的一系列山脈----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冊，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轉向鄂西、湘西山脈而接云貴高原----為中國的東、西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南北之間也分出幾個層次，其主要的分界線則為長江、黃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條山、大別山也趕到了補充作用。
這幾列縱橫交錯的山河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些地理單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間容量，外圍有險要的山脈或者江河為之險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內外，既是這些地域內部流通的運輸線，又將不同的區域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乃是區域之間戰略關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山脈和江河的戰略意義各相同。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以扼守。
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關中四塞、太行八陘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幾條棧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為人力、物力運輸的交通線。以江河作為險阻，還須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與干流的交匯處建立據點，以確保對這些江河的控制。如黃河的孟津和蒲津、長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潁口、渦口、泗口等處，便都伴隨著重要軍事據點的形成。
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則易于在紛亂的局面中建立根據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積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則便于向外部投遞力量，便于向外擴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大都擁有這些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來劃分，而是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軍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勢的原因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它們在歷代戰爭中也的確顯示出了它們作為一個個獨立單元的地位。其中，關中主要是指陜西省的秦嶺以北部分；漢中地區則因其相對獨立，單獨作為一個戰略要地；東南主要是指江蘇、安徽兩省的中南部；中原則主要指河南。其它幾地則基本上同于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在稱法上，關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稱法，因為這種稱法本身就極富戰略色彩。
在上述幾大戰略要地的外圍，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關系，這些地域險要的山川固然保護了自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與外部的聯系，妨礙了它對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歷代興亡中，對于全局未能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當然，近代以后，中國的國防形勢發生變化，它們在軍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
在這個棋盤型格局中，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分處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后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于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后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關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嶺橫亙，西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淆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有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地勢上，關中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關中四面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關扼崤函之險，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通道；武關控秦嶺東段之險，扼守著關中東南方向的進入通道；散關扼秦嶺西端之險，控制著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交通咽喉；蕭關扼隴山之險，守備著關中西北通道。四塞險固，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以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從而使關中具備一種能進能退、可攻或守的態勢。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環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松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游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對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于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游牧經濟的塞北聯系起來。這種聯系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御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御體系。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里，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沖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采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于守，立為重鎮?；春优c長江相表里，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于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系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鐘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來敵；鐘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沖?；春酉掠沃饕Я魇倾羲糯羲陨綎|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于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于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系。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風流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北朝后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系。自趙武靈王改制，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于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游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游牧民族宜于征戰的天性和對于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面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后，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借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于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歷代據蜀者一直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歷代據蜀者易于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于偏霸，安于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系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于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擴展，必先爭兩翼，控制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系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面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復雜，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東面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后，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后，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游，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游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游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辟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蹦媳睂χ胖H，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游。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陳、北宋滅南宋，局面均自荊襄上游打開。轉貼于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谷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谷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谷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游地區之間，利害關系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后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系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于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后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后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陜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陜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打開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打開三峽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展。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于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于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于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游之勢而尤為關鍵。對于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游而尤為關鍵。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系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蕩的交匯之地。動蕩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者難。
在歷史治亂、分合的交替變遷中，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據四角山川險這地者常易；而在從亂到治、從分趨合的階段，只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御中樞。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御八方的形勢。
就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中原地區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憑借不同的地理條件，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這四個區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黃河橫亙，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陽城即位于其中。山脈環繞，形成險阻；河流上下周流，可與外部聯系。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制經由汝河河谷的往來通道、？轅關（今鞏義西南）控制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三川河谷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銜接東西。
南陽盆地像是關中、漢中、湖北與中原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襄陽和南陽分處于盆地的南北兩端，這兩座重鎮的形成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系的對峙和膠著。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東南都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黃河與大別山之間，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因而成為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主要交通線路。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雙方戰守之資，由中原趨江淮而臨東南，由東南出江淮而圖中原，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由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此外，這片地域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屏護著中原的南側翼。
河內地區處太行山與黃河之間，北倚山，南阻河。山地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口為南北津要。太行八陘中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與河內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太行第二陘即秦漢時的太行道，上有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坂道，為山西上黨與河內之間的咽喉。河內與洛陽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河內地區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的要沖。在河內與山西之間，太行關隘是是攻守的要點；在河內與河南之間，河陽孟津是攻守的要點。河內地區在東、西部之間與是往來要沖。從河內入軹關、經蒲津可趨關中；從河內循太行山東進，可趨河北。
在整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說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話，那么，洛陽則是這個圍棋盤上的天元。歷史上，許多政權曾經洛陽為都城。洛陽雖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間卻在外圍。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去說，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險，這些地域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系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原攻守形勢的特點。攻取洛陽，進取中原是一種由外向內的層層遞進；中原防守的經營則是一種以洛陽為中心、由內向外的層層輻射。
至于在一種大型對抗如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中，中原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橫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蹭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歷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通常，一個統一的王朝因積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隨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歷史遂在混亂中醞釀新的統一。
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于中原，而趨于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于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后，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
秦、西漢、隋（隋因襲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由關中進取天下，以秦的統一開其先例，且其進取天下的歷程亦最典型，西漢、隋、唐的統一，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展在兩翼，決戰在中原。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為都，然后，遣將四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統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平定江南之后，興師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四川處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權在歷史上未見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這另有原因，后面會詳細討論。
據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以魏晉南北朝這段大分裂大動蕩的歷史時期為例，這段時期內建立的割據政權大多是在關隴、河北和四川，尤以關隴、河北為多。建立于關中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秦、西漢、新（王莽）、隋和唐外，還有綠林更始政權、赤眉政權、十六國時的前趙、前秦、后秦、夏（赫連勃勃）、北朝時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齊（黃巢）、明末的大順（李自成）等政權。此外，在喪亂之中，東漢和西晉政權也一度遷移關中。更不用說那些更小短暫割據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貞、元末的李思濟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元、明、清外，以燕、趙命名的政權就有多個。以燕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燕、秦末的燕（韓廣）、西漢初的燕（臧荼）、東漢初的燕（彭寵）、十六國時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劉仁恭）等等。以趙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趙、秦末時的趙（武臣）、楚漢之際的趙（趙王歇）、十六國時的后趙等等。此外，還有十六國時的魏（冉閔）、北朝時期的東魏和北齊、隋末的夏（竇建德）等等。
建立于東南的政權，有春秋時期的吳、越、三國時的孫吳、東晉、南朝的寧、齊、梁、陳、唐初的吳（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吳）、宋（輔公？）、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吳越、南宋、元末的周（張士誠）、明（初期）和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權中，雖未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但是，沒有一個分裂動蕩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會不出現獨立的割據政權。在四川建立的政權有戰國時的巴和蜀、東漢初的成家政權（公孫述）、三國時的蜀漢政權（劉備）、西晉末的成漢政權（李雄）、東晉時的蜀（焦縱）、五代時的前蜀政權（王建）、后蜀政權（孟知祥）、北宋時的蜀（先后有李順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邊之地雖綜合條件不如四角，但紛亂之際也易于憑借其地理形勢形成割據勢力，建立割據政權，而且，因其與周圍地區聯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像山西、山東這樣的地方。山西處關中、河北之間，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數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響尤大。山西的割據政權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所建。歷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權傾覆中原政權者屢見不鮮，如匈奴劉漢之亡西晉、后唐之亡后梁、后晉之亡后唐，等等。山東地處南北之間，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后，更是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聯系的銜接地帶，割據山東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隨著歷史大勢的演變，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政治重心處于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來，在經歷了一段搖擺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在政治重心位于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系的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