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計量論文范例

【摘要】

網絡資源平臺已經從傳統的文獻服務，向個性化的學科情報服務、科研交流服務的方向發展，本文對醫學檢驗人員的網絡自主學習路徑進行探討，包括文獻輔助學習、綜合資源學習、學術平臺交流等學習路徑。

【關鍵詞】

檢驗醫學；網絡自主學習

我國的醫學檢驗迎來了一個快速的發展期，在臨床診斷和治療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檢驗醫學與越來越多的學科交叉融合，這對其從業人員的知識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需要實時進行學科的知識補充，還需要及時了解檢驗醫學相關的新設備、新技術、新方法和新標準，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愈發的凸顯其資源的多樣性和服務的便捷性，醫學檢驗人員亟待改變原來的自主學習方式，通過更為便捷的網絡自主學習途徑進行知識更新。網絡平臺自主學習模式是以網絡為基礎的計算機網絡的資源庫、知識庫為學習主要載體，進行有目的、自主的學習的過程[2]。網絡資源平臺已經從傳統的文獻服務，向個性化的學科情報服務、科研交流服務的方向發展。國外醫學教育也愈發的重視對網絡平臺路徑的應用[3-4]，本文對醫學檢驗人員的網絡自主學習路徑進行探討，包括文獻輔助學習、綜合資源學習、學術平臺交流等學習路徑。

1文獻輔助學習路徑

文獻輔助學習路徑，即通過文獻跟蹤、文獻分析研讀、文獻計量等文獻的輔助分析方法，實現對科研信息的動態跟蹤，具有使用便捷、容易掌握的特點，是進行網絡自主學習的常用路徑。

0引言

CSSCI核心期刊論文數量反映了我國人文社科發展的總體情況。最近10年來CSSCI期刊論文呈下降趨勢,從2009年的150069篇下降到2019年的119866篇。經濟管理類CSSCI期刊論文數量與之類似,從2009的48102篇下降到2019年的32397篇。在人文社科研發經費與研發人員穩步增長的今天,這種現象是極不正常的。我國CSSCI論文持續下降的原因本質上源于影響因子的操控行為[1]。根據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它是期刊統計年度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統計年度的平均被引次數,如果能適當降低載文量,那么有可能會提高影響因子。影響因子操控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何況一些研究表明降低載文量不一定會降低影響因子,因為載文量與影響因子無關[2-4]。此外人為降低載文量也會犧牲學術期刊的信息和知識量,不利于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健康發展。為了抑制載文量異常下降現象,有必要設計反映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的新指標。開展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有利于遏制期刊載文量異常下降現象,使期刊載文量與人文社科發展同步;第二,期刊信息和知識密度指標缺乏,有利于完善相關領域的評價指標,從而推進文獻計量學的發展;第三,分析信息和知識密度指標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關系,為學術期刊評價提供新的視角和尺度。1994年原國家科委曾經出臺過期刊信息密度的考核指標,就是每個印張的論文數量,該指標應用數年后逐漸被廢棄。孫景峰[5]認為采用每印張論文數量表示信息密度并不科學。王蔚良、陳詠梅[6]指出論文的學術質量與文章長短沒有必然關系。李曉紅、馮保初[7]認為限制論文篇幅,影響學術論文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學術風氣的成長。趙均[8]提出信息密度可以作為定性指標來進行評價,但不宜作為定量指標來使用。論文中包含的知識量測度一直是個研究難點。溫有奎[9]提出知識元的概念,指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備知識表達的知識單位。傳統標引使用關鍵詞或主題詞進行標引,以它為基礎的信息檢索系統可以提供基于主題詞、關鍵詞、作者、篇名詞、文摘詞等元數據的信息檢索,甚至全文檢索,檢索結果是文獻集合[10]。從這個角度,關鍵詞是非常重要的知識標引,是知識元的重要組成部分。期刊論文關鍵詞能反映一定的信息和知識,目前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通過關鍵詞研究學術熱點,Atlametal.[11]基于詞頻變化和機器學習自動估算關鍵詞一定時空內研究熱度的變化情況。Zhaoetal.[12]進行關鍵詞聚類研究,根據出現年份進行關鍵詞熱點分析。Shaffer[13]抽取論文標題中的詞語構建共現網絡,通過聚類分析識別新興研究前沿。余豐民、林彥汝[14]通過基于學術論文關鍵詞詞頻統計方法,構建研究熱點漂移程度模型。奉國和、孔泳欣[15]基于生命周期理論和詞頻分析方法,揭示學科研究熱點及變化趨勢。廖鵬飛,李明鑫等[16]從生命周期角度出發,嘗試從被常規研究所忽略的長尾關鍵詞中探尋領域新興前沿,提升領域前沿識別的時效性。另一方面是關于論文關鍵詞信息與知識含量的相關研究,李秀霞、程結晶等[17]研究發現,我國情報學期刊的關鍵詞呈典型的負冪函數分布,期刊關鍵詞分布的負冪函數方程參數可作為其學術質量評價的指標之一。安璐、余傳明[18]通過計算期刊的關鍵詞數量與方差,指出學術期刊質量的提升不僅依賴于被引頻率、影響因子等,更重要的是規劃、調整期刊的主題內容。馬崢、俞征鹿[19]通過統計期刊文獻關鍵詞,設計了“紅點指標冶,用來反映期刊內容與同領域的研究熱點方向或主題的重合程度,以此評價期刊的學術質量。田大芳、張瑞麗等[20]以《中國圖書館學報》和《情報學報》為例,計算兩種期刊關鍵詞相似度,發現兩種期刊的相似度有一定波動,但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參考文獻作為科技論文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包含了一定量的信息和知識,是影響科技論文質量的重要因素[21]。Biglu[22]通過研究SCI數據庫參考文獻數量對影響因子的影響,發現影響因子和參考文獻數量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Corbyn[23]基于Science上發表的50000篇論文研究發現,參考文獻越多,論文越容易得到更多的引用。姜春林、劉學等[24]研究發現,高被引論文傾向于引用高被引文獻。梁春慧、孫艷等[25]對8585篇化學論文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高被引論文的參考文獻數量明顯比一般論文多。張壘[26]對檔案學期刊的研究表明,參考文獻數量與論文高被引不具有相關性,但高被引論文傾向于引用影響力較高的期刊。綜上研究可以看出,關于學術期刊的信息和知識量研究,原國家科委提出的每印張論文數量指標存在不少問題,事實上已經停止使用。關于學術期刊信息和知識量的相關研究,學術界研究思路主要包括關鍵詞分析、參考文獻分析等,但目前研究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因素之間的關系,或者是研究學術熱點,關于信息和知識量測度的研究比較缺乏,事實上迄今為止尚缺乏相關指標。本文以CSSCI經濟學期刊為例,基于中國知網的引文數據庫,在對學術期刊信息和知識量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從載文量、被引刊數、參考文獻、關鍵詞等角度多方面選擇評價指標,并采用TOPSIS法評價,得到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Information&KnowledgeDensityIndex,IKDI),并研究其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關系,在此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并進行相關討論。

1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原理

1.1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設計原則

第一,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應主要采用來源指標評價。期刊評價指標包括來源指標和引用指標,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標,比如作者數、地區分布數、論文篇幅、關鍵詞、參考文獻、基金論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標,如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特征因子、總被引頻次等等。來源指標是引用指標的基礎,從來源指標來設計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對一些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從源頭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論文質量。第二,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應包括更加廣泛的因素。對于學術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目前還是個很大的難題,因此測度時應避免視角單一,這樣可以降低測度誤差,提高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的穩健性。比如應綜合考慮載文量、被引刊數、中英文參考文獻、國際化水平、關鍵詞覆蓋范圍等等。第三,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指標主要應選用相對指標。采用相對指標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信息與知識測度的質量,避免單純追求數量的現象。第四,權重穩健原則。用于測度信息與知識密度的指標有多個,由于處于探索階段,對于每個指標的權重大小設計尚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宜采用等權重原則進行處理,即擯棄主觀評價方法,以客觀評價方法進行指標體系評價。第五,避免自然權重原則。自然權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屬性評價中由于標準化后指標均值不相等帶來的權重偏倚現象。文獻計量指標許多并不服從正態分布,自然權重問題會比較嚴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標準化手段,防止自然權重的帶來的異常影響。

1.2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評價框架

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框架如圖1所示。主要從信息與知識載體、信息與知識內容、信息與知識來源、信息與知識來源國際化、信息與知識影響這5個視角進行測度。信息知識載體:主要從載文量角度進行測度。在版面一定的情況下,假設質量不變,那么載文量大的期刊無疑具有更多的信息與知識含量。載文量是個雙刃劍,曾經出現過一些期刊載文量人為加大導致期刊質量下降的情況,后來更多期刊片面認為降低載文量會提高影響因子,因此近年來CSSCI期刊載文量又出現普遍降低的異?，F象。文獻計量指標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調節作用,對學術期刊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進行適當干預。信息知識內容:采用篇均關鍵詞表示。一般每個期刊都規定了關鍵詞的數量,但有一定的彈性,總體上變化不大。關鍵詞越多,意味著期刊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圍越廣,期刊信息和知識量越多。但是這里面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關鍵詞的近義問題,由于中文的特點,關鍵詞之間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況不少,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還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第二是關鍵詞的重復問題,如果期刊專業性較強,必然有很多關鍵詞是重復的,篇均關鍵詞較少。對于這個問題,只能說專業性較強的期刊關鍵詞指標相對不占優勢,但鼓勵這些期刊增加關鍵詞有利于跨學科、交叉學科研究,還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質量的。信息來源指標:采用兩個指標表示,分別是篇均中文參考文獻和篇均英文參考文獻。學術研究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錯誤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礎。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這并不妨礙用參考文獻數量來反映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含量。需要注意的是,從單篇論文的角度,難以采用參考文獻指標來評價其信息和知識量,因為對于單篇論文個體,需要通過論文內容來對其創新進行綜合判斷。但從期刊評價的角度,因為期刊是若干論文的集合,所以從期刊總體信息與知識量評價的角度,用參考文獻相關指標是可以的。信息知識來源國際化:用外文參考文獻比表示,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韓文、德文、法文等。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國際交流也大大增強,如果一個期刊引用更多的國外文獻,說明其具有更廣闊的研究視野。當然由于學科不同,期刊引用國外參考文獻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比如經濟學引用國外參考文獻比例一般較高,中國歷史引用國外參考文獻比例較低,但評價一般用在同一學科的不同期刊之間比較,因此這個問題的影響相對較小。信息知識影響:用新擴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該指標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數除以載文量。由于每個期刊的辦刊偏好、辦刊特色均不一樣,一個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說明該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識量。這個指標是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中唯一的一個影響指標。

一、引言

在社會科學研究逐步深入的幾天，隨著研究分析和評價工作的深入，理性化和科學化的對待SSCI文獻逐漸被人們倡導。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一方面應該留意SSCI文獻的數量，另一方面更要重視SSCI文獻的質量。但是，由于目前沒有很好的測度文獻質量的工具，那么可以用文獻影響力來評價文獻質量。因此國內外以文獻的影響力研究為核心對社會科學研究展開了系列評價工作。影響因子（IF，ImpactFactor）作為國際上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它不僅是測度期刊的有用性、顯示度和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同時也可以作為測度期刊所在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影響因子作為衡量學術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它是以引文為基礎的，其評價的主觀性相對較小，能夠更精確、客觀的測定期刊的質量。

二、國外學者對SSCI影響因子研究綜述

國外的很多學者認為影響因子能夠具有評價文獻質量的功能。Seglen（1997）說，以引文為基礎的影響因子在評價文獻時，相對于其他方法較為客觀。Geary（2004）說在學術研究質量與政府撥款、基金資助、職稱評定和晉升相掛鉤的今天，學術期刊質量的評估可以通過其發表期刊的地位展現。EggheandRousseau（2000）和Svensson，（2010）指出SSCI的影響因子作為測定期刊質量的指標，也能夠作為評價文獻質量狀況的最有用的方法。DanielaRosenstreich（2012）在分析GoogleScholar和SSCI相關領域的期刊影響因子及其排名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同一篇文獻在不同數據庫的影響程度是一致的。RonaldN.Kostoff等（2007）對比分析了中國和印度的SSCI文獻發表期刊的加權影響因子，評價了兩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力表現狀況。

三、國內學者對SSCI影響因子研究綜述

我國學者利用基于影響因子對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社會科學文獻的影響力進行了研究。胡俊榮等（2004）基于影響因子，分析了華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狀況。黨亞茹等（2005）【基于2000-2004年SCI、SSCI和A&HCI的影響因子研究，對天津市基礎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力狀況進行了分析。程瑩等（2007）在統計分析國內9所名牌大學的SCI、SSCI論文的累計影響因子的基礎上，對國內名牌大學的平均質量進行了研究。于曉華（2008）基于影響因子角度，分析了1998-2007年SSCI經濟學領域期刊的英文論文數量和質量情況。劉莉等（2009）以期刊影響因子作為分析論文影響力的指標，評價研究了我國國際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影響力情況。劉紅建等（2012）基于1975-2010年中日韓三國的社會科學文獻發表在SSCI的影響因子，分析了中日韓三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競爭力狀況。

四、對SSCI影響因子研究的評價

摘要：

學籍管理在遠程教育管理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畢業審核及證書頒發等工作對于學生來說更是重中之重。為了更好地了解遠程教育學籍管理的研究現狀，采用文獻計量法與內容分析法，從文獻數量、著者、著者來源、期刊來源、文獻被引次數及研究主題等方面，對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內容進行了分析和綜述，以期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

遠程教育；學籍管理；文獻計量法；內容分析法；綜述

學籍是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身份的象征，而學籍管理作為教務管理的一個分支，是一項政策性強、原則性強的工作，是學校對學生在校期間管理的一個基本支撐，能夠綜合反映學生在校期間每個階段的變化情況，同時也是學校了解、掌握學生基本情況和數據信息的一個重要途徑。作為一名遠程教育學籍管理工作者，在對近十幾年（2000-2016年）相關學術研究調研的基礎上，對遠程教育學籍管理研究內容進行了綜述，并從中得到了一些啟發。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一、學術期刊及其評價

學術期刊作為一種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其學術功能和社會角色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它不僅是學者進行學術發表、知識交流和知識產權確認的重要載體，更是一種由點到面的學術社會生產網絡，是匯聚學術共同體和引導知識生產方向的關鍵性要素。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領域要建構科學合理、公正權威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發揮學術期刊的學術引領、學術共同體凝聚、科研誠信監督的作用，激發學術創新力、引領學術風氣。在評價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1]；2018年2—7月，中辦和國辦相繼印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這些文件對期刊評價提出新要求，著力解決評價標準一刀切問題，實行差別化的分類評價，體現“破四唯、分類評價、關注差異、鼓勵特色發展”的精神。這些指導性文件指出開展期刊評價要充分發揮同行評議的作用，論文引用榜單和影響因子排名等僅作為各類評價的參考。期刊評價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評價、同行評議、量化指標評價和綜合性評價[2]。但是，近年來，隨著科學文獻計量學的發展，量化指標不斷生成，并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自然指數、H指數等[3]。期刊的定性評價法主要是同行評議，即同一學科研究領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專家，按照一定的學術標準，對學術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員和機構進行評價[4]。一些學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評價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政策手段面臨的困境，“以刊評文、過度量化、行政主導、功利性、同質化、忽視差異性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等”[5-7]，認為合理的評價應以學術共同體主導的同行評議為主，輔之定量和定性數據作為支撐。而所謂的定量與定性結合的綜合評價法，是將同行評議引向一種定量化和技術性的維度，由專家對評價對象進行打分，將打分結果進行統計，并進一步提出同行評議質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法等[8-9]。這種量化傾向往往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文化環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評議在期刊評價中處在輔助和邊緣地位，還需建構完善的定性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評價研究進展

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特殊部門，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學術期刊與社會轉型的關系決定著期刊特點與發展方向，這也決定了學術期刊評價的復雜性。期刊評價是對期刊上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優劣、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水平、編輯部的管理運營能力、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等進行的綜合評價，如利用影響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級，確定核心期刊分布；通過同行評議來識別優秀成果形式[10]。期刊評價是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導向作用是推進我國學術評價倫理化、合理化的路徑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體現了質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F階段，對期刊評價兩種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評議和科學計量法。同行評議法是主要依賴專家問卷的定性評價法，科學計量主要是影響因子類指標法，它主要是依賴于論文高被引的定量評價法。對期刊評價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論脈絡。第一，沿著科學計量中文獻計量學的理論和方法框架，文獻計量學家側重于期刊評價的量化方法和具體技術的研究，不斷細化和推進期刊量化評價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論路徑以影響因子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響因子類指標的設計，從影響因子到H指數、G指數、Z指數和HC指數的推進[11-12]。以及開始探索一種基于大數據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將模糊綜合評價法將文獻計量法應用于內容評價，建構矩陣檢驗、權重分析和綜合判斷[13]。在定性評價的同行評議法方面，文獻計量專家采用專家問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級量表等對評價結果進行層次分析，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和一致性檢驗。對科技類期刊的同行評議則將其引向一種量化方法技術路線，研究質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時間、成本、對評價結果進行量化處理[9]。也有一些文獻計量學者關注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的關系，并集中討論同行評議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從純技術手段對比兩種方法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14-16]。文獻計量學的期刊評價法僅是量化評價的一個的維度，它更側重對評價的技術方法層面的探討，現階段，期刊的量化評價僅停留在簡單量化階段，純粹的技術主義路線不能解決學術評價中的問題，它忽視了中國學術發展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環境。第二，一些人文學者開始從方法論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評價的弊端和問題，他們認為“量化評價扼殺了人文學術”[18]，它是一種功利性的評價，不是一種學術批評和評判[19]，期刊評價的分裂和異化在于評價主體的分裂、評價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對立，特別是評價主體歸于評價機構后，以文獻計量學家為主的定量評價盛行，這致使學術共同體喪失了評價主體的資格[20-21]。人文學者還指出評價機構評價人員大多是文獻計量學家，他們缺乏學科專業背景，不了解數據的價值和數據背后的社會意涵[6]，他們設計的通用性、純量化的指標抹殺了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掩蓋了個性化的數據，扭曲了定量評價。一些研究站在學術評價的視角審視期刊評價，認為定量和定性評價方法應相互補充，合理、科學的評估應該使用多種工具組合，圍繞研究目的實現定量與定性的結合?？茖W計量學在學術評價中雖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以及數據的提供具有其意義，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指標的價值和內涵，以及評價工具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學術評價的困境體現為兩種方法存在內在的張力，沒有完美的方案，應堅持定性為主、定量評價為輔的方法[3]。這些研究從哲學方法論層面，對現今以文獻計量為主的期刊量化評價法進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是，一方面，探討評價方法大多停留在對期刊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上，而對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內涵討論并不充分，因為文獻計量為主的簡單量化評價僅是定量評價的一個維度。另一方面，這些討論集中在哲學思辨層面，在評價方法上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可謂“只破不立”。雖然他們提出期刊評價要回歸學術共同體，采用同行評議法，但缺乏對其方法論和具體操作方法的探討。一些文獻計量學家針對人文學者的批判開始探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特殊性，提出定量與定性評價兩種方法要結合[22]，他們漸漸認識到文獻計量法不能進行不同群體的比較研究、不能處理個體和歷史經驗層面數據，他們也開始探索優化的科學計量方法，將學科差異和社會屬性納入量化分析，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解決評價同質化標準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周期、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5]。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下關注同行評議過程，它從知識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切入，關注期刊評價在整個知識系統中的角色，這對期刊評價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評價涉及到價值和倫理層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的特性和知識傳播的特點關注期刊評價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特別是對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研究，從評議體制角度研究學術生產體系和學科文化對評價的作用，關注評價的社會情境性、認知建構性和反思性[26]。關注同行評議的社會文化和價值層面，揭示同行評議制度中權力關系和認知文化。進而建構知識認知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關聯，揭示學術生產、評價體系和學科文化的特點。綜上所述，現階段期刊評價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純技術和哲學思辨層面，文獻學派注重于評價方法的技術路線，側重在技術層面探討兩種方法的優缺點、考慮評價結果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種技術主義路線缺乏從方法論層面關注兩種期刊評價方法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內涵。在期刊評價方法體系上，這種對評價方法的在理論基礎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觸及期刊評價過程中的學科文化和評價文化。人文學者的哲學思辨層面的批判，缺乏對方法論和評價方法的具體研究，總體來說，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相對比較滯后，期刊評價研究需建構一種中觀層面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評價方面需要探索質化研究體系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建構期刊評價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論框架。

本文作者：趙湘 蘇迎盈 單位：浙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

目前艾滋病已在全球廣泛流行，我國于1985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人［1］，截至2011年底，估計中國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HIV／AIDS病人）78萬（62萬～94萬），其中艾滋病病人15．4萬［2］。為探索艾滋病研究領域的現狀，采用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hineseBiomedicalLiteratureDa－tabase，CBMDisc）作為檢索庫，檢索1981－2011年艾滋病文獻，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其進行統計分析。

1材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主要來自CBMDisc，CBM是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開發研制的綜合性醫學文獻數據庫。該數據庫收錄了1978年以來1800多種中國生物醫學期刊，以及匯編、會議論文的文獻題錄，年增長量約40余萬篇，每月更新。覆蓋范圍涉及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藥學、中醫學及中藥學等生物醫學的各個領域。檢索系統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多種詞表輔助檢索，可獲得良好的查全率與查準率。

1．2檢索策略

（表略）

1定性評價方法

1.1傳統同行評議法

傳統同行評議的主要優勢在于,同行專家能夠針對論文內容,綜合各方面因素,逐篇對論文質量做出綜合性判斷。Ware研究發現,93%的學者認為同行評議在學術論文評價中是必要的。但由于易受個人和社會因素影響,同行評議一直處于爭議中。然而,由于沒有更合理的替代性方法,同行評議仍是判斷論文學術貢獻的最佳方式。因而,對于科研人員來說,同行評議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考慮是否拋棄它,而是考慮如何完善它。

1.2基于定性指標體系的同行評議法

為減少論文評價的主觀性和隨意性,相關學者構建了定性評價指標體系,以確保評審過程和評價結果有據可循。邱均平通過專家問卷調查和層次分析法構建了學術論文的專家定性評價指標體系。王凌峰構建了包含學術道德、研究選題價值、研究創新性等指標的論文直接評價方法,創造性地采用分級組合方式判斷論文質量。盡管基于定性指標體系的同行評議法是傳統同行評議方法的一大進步,理論上為評審專家提供了一定的標準,但其評價實踐仍依賴于評價主體的主觀判斷,缺乏可操作性。

1.3定性評價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同行評議是一種主觀判斷,這種主觀判斷容易受專家學術視野、學術喜好、知識結構等個人因素以及人情關系、競爭關系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從而影響評價結果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其次,同行評議不僅花費大量經費,還花費專家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評價效率往往不盡人意。第三,同行評議沒有統一的評價標準,盡管人們從不同角度構建了學術論文的定性評價標準,但目前尚沒有哪一種標準被普遍接受而得到應用。

中國現代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馮友蘭，一生著作頗豐，其學術研究主要是圍繞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對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哲學史很多領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被學界稱為新一代儒學大家。一直以來，廣大科研工作者對馮友蘭有關理論思想的探討、挖掘的腳步從未停息，經過潛心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成果，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更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了馮友蘭理論思想。然而，學者對馮友蘭研究領域的相關學術成果的年代產出分布情況如何？研究成果的傳播媒介有何特征？基于此，本文以情報學理論為指導，選擇文獻計量學的方法與理論，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作為數據來源，以馮友蘭研究領域科研人員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從論文年代總體分布和期刊來源進行分析與總結，通過定量研究找到其內部發展的規律，多角度、多層次、全面、客觀的反映馮學研究事業科學的發展態勢，以期對國內廣大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智力參考。

1.數據的獲取

選取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作為數據源，樣本時間截止到2019年，選擇“題名”檢索字段，輸入檢索式“題名=馮友蘭”，數據期刊類型來源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確定檢索。將獲取到的題錄數據全部下載并導入到NoteExpress軟件中，利用軟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復數據以及非學術性論文，最終確定用于統計分析的數據789條。根據研究需要，對論文年代產出、核心區域期刊等計量指標進行統計，并得到初步結果。

2.論文年代產出情況

科學交流的規律研究一直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熱點，隨著復雜網絡研究的興起，對于科學交流規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學術論文的發表被公認為是科學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現形式，其論文產出數量是評價某一主題研究和發展的狀況的重要指標。一段時間內，任何學科的繁榮程度和發展態勢主要受外因（社會的需要和認可）、內因（學科自身發展所處的階段和水平）這兩方面因素所決定。通過對CNKI收錄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789篇學術期刊論文的年代產出分析發現，有關馮友蘭研究的學術期刊論文較早的文獻是1981年復旦大學的文獻《論公孫龍的違反辯證法——與馮友蘭先生論“白馬非馬”》，從辯證法的角度與當時馮友蘭教授探討“白馬非馬”的哲學相關問題。截止到2019年，國內對馮友蘭研究的相關成果的產出情況，每年的發表的論文雖也在增長，但相對比較穩定（趨勢線y=1.2259x－0.7619，R2=0.6132），總體呈現“震蕩式”的增長模式，見圖1所示。此外，789篇學術期刊論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馮友蘭不同主題研究的學術地位在國內得到了穩固和提升，學術研究創新成果的社會意義和學術影響受到了國內學術界廣大科研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3.期刊來源特征分布

3.1整體論文期刊的種類和數量。通過對CNKI收錄相關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789篇學術期刊論文的來源期刊數據統計結果顯示，789篇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種學術期刊。其中，被目前國內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錄的共計122種，約占全部期刊種數的35.09%。122種核心期刊總的載文量為386篇，約占全部論文總數的48.92%。由此可見，從計量角度上國內廣大科技工作者在對以馮友蘭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中的學術成果期刊分布表現出整體研究質量較高，且高質量學術期刊成果的數量幾乎占據“半壁江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