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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范文1
關鍵詞：盈余預測；影響因素；評價方法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盈余預測的文獻綜述與研究建議
收錄日期：2012年12月3日
一、盈利預測的特征分析
魏剛、陳工孟（2001）運用一系列誤差衡量標準，比較H股、紅籌股上市公司與香港本地企業之間盈余預測的精確性。研究結果表明，IPO公司的外部所有權越大，其盈余預測的精確度卻越小。
楊萍（2010）以2006～2008年的年度業績預告為研究樣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盈余預測值的精確性、準確性、及時性及其修正結果，得出以下主要結論：業績預告的精確性在逐漸增強的同時及時性在減弱，而與之相關的準確性并沒有因此得到普遍的提高。與“自愿性”業績預告相比，“強制性”業績預告的準確性明顯較低。
徐宗宇結合我國證券市場1993～1996年的盈利預測數據，對盈利預測的準確度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利潤實際完成數超過利潤預測數，表現出穩健預測的特征，并且在1988年徐宗宇對盈利預測可靠性的因素進行了檢驗，其結果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預測準確度與公司規模正相關、與預測期反向相關、與新股發行定價正向相關。
姜碩、李祥艷（2005）運用兩種誤差衡量標準，比較我國上市公司2000～2001年盈利預測的精確性。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預測已比較精確。在用絕對預測誤差模型解釋精確性變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統計回歸結果的解釋力較強。本文的回歸結果表明，對于模型而言，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預測是無偏的，并且其制定過程也是顯得比較理性，盈余預測與我國上市公司的規模正相關，而且不同行業有很大的區別，并與債權融資正相關。
二、影響盈余質量的因素研究
張亞豐（2008）系統地分析了影響財務分析師盈余預測的主要因素，從會計信息質量、盈余的可預測性、財務分析師的專業能力和激勵行為特征等四個方面論述了影響獨立盈余預測質量的主要動因，并指出只有通過改進會計信息系統及完善交易主體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才能最終提高盈余預測的質量。
徐宗宇、邵清芳、陳維良（2012）以2010年滬深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基本Jones模型和線下項目法分別計算線上項目操縱性應計利潤和線下項目操縱性應計利潤，考察了終極控制人兩權分離度以及終極控制人性質與盈余管理的關系，得出以下結論：（1）線上項目盈余管理程度與兩權分離度顯著正相關，終極控制人更傾向于通過隱蔽性更強的線上項目進行盈余管理；（2）當終極控制人性質為非國有時，終極控制人更有動機通過線上項目進行盈余管理。
陳旭東（2007）采用決策有用性的觀點，定義了盈余質量，認為盈余質量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決定盈余質量屬性背后的因素，從會計選擇與股權結構的關系入手，探討了盈余質量是如何被決定的。通過理論分析表明，股權結構通過兩種競爭性的效應，侵占效應和協同效應影響高質量會計報告的供給和需求。
程小可（2005）基于中國資本市場環境研究了盈余結構在公司業績預測中的增量效應，即盈余結構在盈利預測與經營性現金流預測中相對總括盈余而言的邊際作用；并基于中國資本市場數據對設計出的盈余結構業績預測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結論顯示：盈余結構項目在預測公司未來盈利能力和未來現金流方面，均比總括盈余具有更加顯著的預測能力，并且盈余結構在現金流預測方面也具有顯著的經濟學意義。
三、盈利質量的評價方法研究
吳東輝和薛祖云（2005a）實證表明，我國證券分析師的（年度）盈利預測比隨機游走模型（年度）盈利預測準確；徐躍（2007）發現利用財務分析師的季度盈利預測一元時間序列模型所獲取的年度盈利預測比利用年度盈利的一元時間序列模型所獲取的年度盈利預測更加準確。吳東輝和薛祖云（2005b）利用財務分析師的公開盈余預測進行套頭交易策略研究，以及王征、張崢和劉力（2006）對六大券商財務分析師的投資評級進行組合研究，都證明了財務分析師預測的經濟價值，而且在統計上顯著。
徐泓、蔣硯章、劉雅萍（2005）以凈利潤作為衡量企業年度盈利的主要指標，建立基于中期報告的各種盈利預測模型，設計的預測模型分為綜合運用年報數據預測和中報數據預測兩類，并對預測模型的準確性進行差異檢驗，從中提煉出最佳預測模型，以擴大預測模型的適用范圍、提高預測模型的準確性。
張雁翎、陳濤（2007）以隨機抽取的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1，000家被并購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盈余管理計量模型的檢驗效力問題。本文通過三種驗證各模型效力的實證方法比較了6種盈余管理的計量模型。研究發現，第一類誤差的方法認為Healy模型、修正的瓊斯模型和前瞻性修正的瓊斯模型能有效地檢驗出盈余管理行為：預測誤差標準方法則認為前瞻性修正的瓊斯模型是最優的模型；而根據對操縱性應計部分的短期效應的實證則認為Healy模型、修正的瓊斯模型、KS模型和前瞻性修正的瓊斯模型是較優的計量模型。在綜合考慮各種實證結果和中國資本市場實際情況的基礎上，認為前瞻性修正的瓊斯模型在中國證券市場檢驗盈余管理行為的效力最強。
酈玉敏（2005）評價我國上市公司盈余質量的正確可行的方法，即體現在盈余質量的三個方面：盈余的預測能力、盈余的持續性和盈余的現金支持，只有盈余的現金支持才具有現實意義。
四、研究建議
通過上文對盈余預測三方面的文獻回顧發現：（1）在盈余預測的特征分析中，大家著重研究的是準確性或者是精確性，對于其他的特征沒有深入研究；（2）在影響因素方面，研究得比較零散，重點研究某一因素的文獻還很少；（3）在評價方法的文獻中，對于評價預測模型沒有什么創新，在這一方面還有待完善。
主要參考文獻：
[1]魏剛，陳工孟.IPO公司盈余預測精確性之實證研究——H股、紅籌股上市公司與香港本地企業的一個比較.財經研究，2001.3.
[2]楊萍.基于上市公司業績預告的盈余預測特征分析.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
[3]姜碩，李祥艷.我國上市公司盈利預測的實證研究.會計之友，2005.7B.
[4]吳東輝，薛祖云.對中國A股市場上財務分析師盈余預測的實證分析.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5.1.
文獻綜述范文2
關鍵詞：設計性研究 綜述
引言
教育技術把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隨著實踐的推動、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教育技術研究盡管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受到諸多的批評。在最近十多年，許多科學家與教育技術學家，已經逐漸把基于設計的研究引入教育技術領域來解決這些問題。目前，國外已有不少基于設計的研究的典型案例，而國內目前尚無系統的研究和實踐，仍是一個非常薄弱或空白的領域。
一、基于設計的研究（DBR）的來源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學習科學研究領域是基于設計的研究的最早來源。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反對傳統的基于實驗室的學習研究方式，認為實驗研究的控制條件不能完全理解自然發生的學習結果本質，其研究成果脫離了真實的情境，很難遷移到現實社會中來。而基于設計的研究，聚焦于自然情境的學習的和有效學習環境的設計。
1992年，學習科學家Allan Collins和Ann Brown提出了一種稱為“設計實驗”的研究方法，標志著基于設計的研究的誕生。1999年到2005年是“基于設計的研究”體系形成階段，并且有兩個重要的趨勢：一是有了相對穩定的科學共同體，二是開始關注矢代循環的問題，并將研究觸角從科學性較強的數學、物理和生物等領域延伸至閱讀領域[1]。
基于設計的研究還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尚未完全成熟。在我國還僅限于理論探討階段，應用實踐案例很少，所以在此領域我國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發展。
二、基于設計的研究的定義
目前，基于設計的研究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許多問題尚未取得一致認識，關于其內涵與特征的探討還在繼續。如ODonnell認為基于設計的研究是在真實自然的教育情境下而非在實驗室情境下開展的教育研究和評價。該觀點表明了基于設計的研究是一種基于真實情境的研究。Wang and Hannifan 認為基于設計的研究是一種系統而靈活的方法體系，在研究者和實踐者合作的基礎上，通過重復性的分析、設計、開發、實施來促進教育實踐，并產生針對現實情境的設計原理和理論，該定義說明了基于設計的研究是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發展。[2]
在國內，梁文鑫、余勝泉（2006）認為，“基于設計的研究，旨在通過形成性研究過程，采用‘逐步改進’的設計方法，把最初的設計付諸實施，檢測效果，根據來自實踐的反饋不斷改進設計，直至排除所有缺陷，形成一種更為可靠而有效的設計[3]。楊南昌（2007）認為：“基于設計的研究是一種探究學習的方法論，旨在于設計一些人工制品（如軟件、工具、學習環境）作為一種教學干預或革新應用于實踐，以潛在影響自然情境之中的學與教并對其作出闡釋，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理論支持持續的教育革新，即促進教育實踐和學習理論的同等發展”[4]。
三.基于設計的研究的特征
（1）自然情境性
基于設計的研究不同于傳統的研究，它將實驗轉向了自然情境，強調要關注教學中復雜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問題，把真實的課題情境當做實驗室，設計學習環境來促進教學和學習，無需人為地控制過多的變量，研究結果是和研究過程和情境相關的。
（2）整合性
基于設計的研究將教育研究中的多種方法整合在一起，提高了研究的信度，不僅全面詳細地收集整理了數據信息，還客觀準確地反映了現實情境，隨著新的需求和問題的出現，在不同的階段方法和研究的重點也會隨之改變。
（3）互動性、迭代性、靈活性
互動性：設計人員參與到設計過程中，與參與人員一起合作；
迭代性：過程是分析、設計、實施和重新設計的迭代循環過程；
靈活性：最初的方案不夠詳細，所以在需要時設計人員可以做出細微的改變。
（4）實用性
基于設計的研究同時完善理論和實踐，對理論的價值的評價在于原則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實踐。
（5）扎根性
設計是在真實的環境中展開的，設計的過程鑲嵌在整個基于設計的研究的過程中，而且，設計是理論驅動的，扎根在相關的研究、理論和實踐之中。
四.DBR與行動研究的區別與聯系
一，行動研究通常以一線實踐者的參與為特色，以解決實踐問題為目標。兩種研究都強調問題解決，都依賴于對理論概念和其他情景的反思與概括；在行動研究中，研究團隊成員中實踐者是至關重要的。
二，行動研究追求的是實踐問題的解決。而基于設計的研究關注的不僅僅是解決現實的問題，同時還有理論追求跟技術手段。
三，行動研究是基于設計的研究與具體實踐活動之間的橋梁。
四，用戶的作用：在行動研究中，有一個用戶；在基于設計的研究中，既可以有一個現有的用戶，也可以是一個假設的用戶。
五、基于設計的研究存在的問題
基于設計的研究贏得了許多贊譽，但是同時也面臨著許多挑戰，還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地研究跟解決。
梁文鑫、余勝泉系統地分析了基于設計的研究本身存在的不足：“首先，由于該研究的‘情境化’，使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不具有普遍的規律性。其次，該研究是否可重復也是有待于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因為背景的客觀的復雜性與多變性使得研究僅僅只能夠在相類似的情境中起作用，而無法重復相關研究。[5]焦建立指出，目前學界研究基于設計的研究存在一些問題，如 “一大堆名稱和稱謂，而名稱和稱謂上的混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主體在認識上的不一致。[6]
總結
基于設計的研究是最近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研究范式，它注重理論和實踐的同步發展。該研究著眼于解決現實情境中的教育問題，“真實情境性”是該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在基于設計的研究中，牽涉研究人員眾多，包括管理者、研究者、設計者和實踐者。研究結果沒有最終定論，具有“迭代性”，即循環往復性。每一次的研究結果都將被再次運用到真實的教學情境中，檢驗其真實合理性，直到達到“理想”的設計目的。因其“現實情境性”和“設計性”的優點，基于設計的研究具有強大的推廣力，在現實的教學情境中適用性極強。它不僅能極大地調動老師的教學積極性，也能促進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教師的創新能力和水平也能得到極大地提高。此外，基于設計的研究因充分關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理論發展的同時，實踐性也相應得到發展，因而理論與實踐能緊密結合，理論能有效的指導實踐，實踐也能促進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 王文靜.“基于設計的研究”在美國的興起與新發展[J].比較教育研究，2009，（11）：61-66.
[2] 張文蘭，劉俊生.基于設計的研究――教育技術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J].2007，（10）13-17.
[3] [5] 梁文鑫，余勝泉.基于設計的研究的過程與特征[J].電化教育研究，2006，（7）.
文獻綜述范文3
關鍵詞：財務職能 產權理論 財務本質 財務目標 財務環境
一、企業財務職能的概念
財務職能，它的涵義在我國的理論界有不同的表述。劉恩祿教授對財務職能的表述是“財務管理的職責和功能”。尹書亭教授的表述是“企業理財人員在企業理財實施過程中應履行的職責和發揮的功能”。吳水澎認為財務職能是“科學地處理企業與有關方面的財務關系，最大限度地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可以說財務職能是財務在經濟活動過程中的本質功能。它回答的問題是“財務是干什么的”。這個功能離不開財務的本質，又受財務的環境影響，同時也是達到財務目標的前提。
二、傳統財務職能觀點
傳統的財務職能觀點即沒有引入產權理論之前的財務職能觀點，這一類研究都是圍繞“職能”的含義展開的研究，稱為傳統觀點。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觀點：郭復初教授認為，財務本質決定財務職能，財務的職能是指財務本身所具有的特有功能，它表現在：籌資職能、調節職能、分配職能和監督職能等四個方面。他對財務職能與財務的作用進行了區分，認為財務的作用是財務職能的發揮對各方面產生的影響。余緒纓認為，企業理財的基本職能是圍繞企業財務目標，正確進行科學的投資決策、籌資決策和收益分配決策，并在決策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理財的運籌作用——調節、配置和平衡作用，正確處理好企業內部條件、外部環境和企業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以促進企業財務目標——股東財富最大化的順利進行?？梢?，傳統的觀點雖然都著重于從“職能”角度看財務職能，但對財務職能的認識很不統一。有二職能說、三職能說、四職能說等等，共性是這些表述基本上圍繞“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等內容展開，有的著重從功能上來界定財務職能，有的著重于從職責的行使上來界定財務職能，有的則從二者結合的角度界定財務職能。
三、財務理論研究中的產權觀點
在財務職能研究中引入產權理論以后，基本形成了兩種觀點。
一種把企業本身作為財務主體來論述財務職能。伍中信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他認為，在財務的幾大職能問題上，可以把籌資、調節、投資、分配等四大職能作為資源配置這一基本職能的具體職能看待，并把它們看做一個整體與財務監督職能并列起來作為財務的兩大基本職能。兩者的關系是：在資源配置過程中進行財務監督，在財務監督過程中進行資源配置。其中資源配置職能是財務的第一大基本職能。
另一種以財務分層理論為基礎，從財務管理主體（所有者和經營者）角度來研究財務職能，并且偏重于從職責的行使上界定財務職能。從所有者角度來看，首先，所有者要對企業的長遠計劃和財務戰略負責，所以具有財務預測、財務決策（重大財務決策）、財務計劃（中長遠計劃）等職能；其次，所有者要建立內部控制系統給經營者以激勵和約束，所以具有組織職能；最后，所有者需要總攬全局監督經營者財務活動，所以具有監督職能。這樣所有者財務職能就包括財務預測職能、財務決策職能、財務計劃職能、財務組織職能、財務監督職能等。從經營者角度來看，經營者要對短期計劃和日常財務決策負責。經營者具有財務預測職能、財務決策（日常財務決策）職能、財務計劃（年度計劃）職能、財務組織職能、財務指揮職能、財務協調職能、財務控制職能等。
四、從三個角度看財務職能
財務功能離不開財務的本質，又受財務的環境影響，同時也是達到財務目標的前提。本文從這三個方面來看財務職能。
（一）從財務本質看財務職能
財務職能是財務本身所固有的本質屬性，是本質的具體化。對于財務職能的不同認識，主要是對財務本質的認識不一致所造成。對于財務職能的不同認識，主要是對財務本質的認識不一致所造成。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很多學者，如張國干將財務解釋為“分配關系”，其財務職能歸納為分配職能和監督職能。改革開放后，有些學者提出將財務本質理解為某種經濟關系或某種資金運動，因而出現了對財務職能的重新理解。如劉恩祿、湯谷良認為,財務管理職能具體分為: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職能。
在研究財務職能時要注意，財務職能可以細化成多個，但其基本職能是組織企業資金運動和處理企業與各方面的財務關系。組織企業資金運動和處理企業與各方面的財務關系，則應將財務職能同財務管理內容如籌資、投資、分配等活動區別開來，將財務職能同財務管理環節（方法）如計劃、控制等區別開來，將財務職能同財務管理原則如財務協調等區別開來，將財務職能同資金運動規律如墊支資金、增值等區分開來。
（二）財務目標與財務職能
財務職能是由財務本質所決定的，但財務職能又是財務所能達到目標的前提。財務目標是企業在特定的理財環境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整個財務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財務目標是企業財務管理應達到的預期結果和基本要求，是企業財務管理的行動指南。而財務職能的內涵則是如何實施財務管理，即如何組織企業的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以達到既定目標。
財務職能是由財務本質所決定的，但財務職能又是財務所能達到目標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余海宗、袁洋認為，企業財務目標與企業目標應是一致和相關的。企業的生存目標要求財務管理部門保持以收抵支和償還到期債務的能力，減少破產風險，使企業能夠長期、穩定地生存下去。
（三）財務環境對財務職能的影響
財務環境是企業財務管理賴以生存的土壤，是企業開展財務活動的舞臺。從系統論的觀點看，環境是存在于研究系統之外的對研究系統有影響作用的一切系統的總和。財務管理是一個系統，對該系統有影響作用的一切系統的總和，便構成財務管理的環境，即對企業的財務活動和財務管理產生影響作用的一切因素的總和。財務環境既包括宏觀的理財環境也包括微觀的理財環境，其中宏觀的理財環境主要是指企業理財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文化環境，微觀環境主要是指企業的組織形式及企業的生產、銷售和采購方式等。這就對財務部門信息處理能力及效率提出了挑戰。
綜上觀點，財務是組織資金運動以及處理財務關系，本人更為贊同伍中信的觀點，將財務職能分為基本職能和具體職能，基本職能為資源配置和財務監督職能，同時這些職能可以從所有者、經營者等不同層次去運用，其中的具體職能與具體的管理活動以及經營環節、財務內容相聯系，并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改變。
參考文獻：
[1]郭復初.財務通訊[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文獻綜述范文4
關鍵詞 游戲教學；文獻綜述；模型建構
一、引言
“好玩是兒童的天性”。但是迫于應試壓力，加上家長不愿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心理，兒童的天性被壓制，這并不利于兒童的成長。游戲，可以說是兒童成長最主要的的活動。游戲教學法就是利用游戲的活動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學習，發展相應能力。
2009年，新課程標準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進入新的階段。通過中國知網等權威網站的資料收集，發現游戲教學一直是研究熱點，2012年研究文獻總量突破2萬，2013年有所回落。
二、國內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游戲在學期階段用的較多。傳統意義上的游戲只是課堂的輔助手段。李海洋（2009）認為教師應根據新課標要求，掌握學生的思維特點，在英語教學中，符合游戲教學的原則（目的性，競爭性，公平性原則），將教學方法與學生的學習心理特點結合，逐步提高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和熱情，堅定學生學習英語的決心和信心。教師在日常英語教學中運用游戲教學法，累計和總結游戲教學經驗和方法，努力提高小學英語教學質量。凌美葉（2005）探索游戲教學理論依據，游戲教學思路，種類。游戲教學時教學方法的一次變革，學生由客體變為主體。荀子提倡的“知行統一”，杜威的實用主義，“從做中學”，都為游戲教學提供理論基礎。游戲教學也很好體現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愉悅性。游戲活動種類具有多樣性，可以依據學生不同心理特征設置不同游戲，比如針對好奇心設計猜謎游戲，好勝心設計競賽游戲等?！霸谕嬷袑W”也要注意游戲目標的是否明確，是否適合學生，游戲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周穎怡（2013）認為音樂這門特殊的藝術學科，決定了采用游戲教學的必要性。音樂游戲教學必須以學生為中心，通過趣味性游戲激發學生學習主動性，活動性的游戲引導學生參與，競爭性游戲對音樂有更深入的理解。新時代的教師應將學生的認知水平，心理特征與游戲特征結合，設置多樣性游戲，讓學生在游戲中掌握音樂知識。肖旭（2010）根據體育教學特點，構建以創新為核心的體育游戲教學模型，以教師為主導，師生互動，激勵學生學習?！翱鞓穼W習，表揚為主”。體育游戲課程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提高學生能力和教師的教學技能，體育教學模型的構建為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提高參考。
國內有關游戲教學的研究，側重點各有不同，主要還是分學科論述，未見形成系統。
三、國外研究綜述
從古希臘起，西方教育，特別是幼兒教育，就把游戲用于教學實踐中。法國教育學家盧梭及其重視游戲對兒童身心發展，他認為兒童最好在游戲中學習。捷克著名教育學家夸美紐斯也認為游戲可以鍛煉身體的健康，以及肢體的敏捷。20世紀初，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家杜威，非常重視游戲教學。他強調“從做中學”。皮亞杰把兒童游戲分為三個階段：0-2歲為練習性游戲；2-7歲為象征性游戲，7-12歲為規則性游戲。國外教學理論特別強調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他們提倡的自然教學法、情景教學法等特別是近年興起的TPR（全身動作教學法）對我國兒童英語教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艾里康寧的《游戲心理學》，從游戲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方法論立場研究游戲，證明，游戲不是自發的，而是在教育的影響下形成，它是兒童理解人們活動的任務和動機的一種形式。
許多國家都提倡在小學教學中引入游戲教學，日本在教學方法上注意小學與幼兒園教育相銜接，日本幼兒園的幼兒可以自由選擇游戲內容。由于小學與幼兒園性質不同，所以小學的游戲教學相對受限。美國教育工作者也在小學的教學方法上大量引入游戲成分，使美國小學課堂以“亂而無章”的感覺。如何處理好教學與游戲的關系并形成一套適用的游戲教學的模式對于游戲教學能否在小學有效的體現其價值是非常重要的。
四、研究總結與展望
通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國外對游戲教學研究較早，游戲是兒童學習知識，接觸社會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游戲不是讓學生放任自由，而是要以教師為主導，與教育相結合，通過游戲的趣味性和教育意義結合，使學生在愉快的氛圍中發揮自身的潛能，發展認知水平。國內外對游戲在小學教育中功能和運用情況進行了一定研究，但是教學游戲在課堂中作為一種調節手段，大多數研究也只局限于理論層面，對于游戲教學模式的實驗研究較少，也沒有人把游戲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系統的研究。這為后來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夸美組斯，傅任敢譯.大教學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李海洋.淺談新課標下小學英語游戲教學的有效運用[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09.
[3]凌美葉.論游戲教學在小學英語教學中的運用[J].河池學院學報，2005.
[4]周穎怡.游戲教學在小學音樂課堂教學中的探究[J].素質教育，2013.
[5]肖旭.體育游戲課程主動學習教學模型的建立與思考[J] 體育教育，2010.
[6]魯了問.小學英語游戲教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電力出版，2004.
文獻綜述范文5
關鍵詞：農村消費現狀;農村消費研究取向;可持續的合理消費
一、引言
我國作為一個有深厚農業歷史基礎的大國，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直十分重視農村、農業以及農民，即所謂的三農問題。農村、農業、農民長期以來作為經濟發展的穩定因素和有力支持，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隨著國民經濟發展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長期以投資和出口為主的發展模式無法適應經濟的新發展。國民經濟開始轉向擴大內需、刺激國內消費的發展模式。由于我國城鎮化率相對較低，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及占人口大部分的農民被賦予了高度的期望。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農村消費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二、農村消費現狀研究：消費不足
（一）國民經濟增長的需求。農村消費水平“低”、農村消費“不足”是農村消費情況對于國民經濟增長的需求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進入供給相對過剩的發展階段。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傳統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無法維持下去，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此時，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才凸顯。因此，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我國政府消費支出與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潛力都不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和社會各界將焦點放在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將消費潛力的挖掘集中于農村消費市場和農民消費群體。這種背景下，學術界展開了農村消費與國民經濟的相關性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農村消費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有正相關性;另一種觀點認為農村消費不足是影響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不論哪方面的觀點，最終都得出“農村消費相對于國民經濟增長的需求來講不足”的論點，都為擴大農村消費、提高農村消費的觀點提供了支持。
（二）城鄉二元機制。農村消費水平“低”、農村消費“不足”源于在城鄉二元框架中，農村消費與城市消費的對比中，相對來說農村消費水平低而不足。長期城鄉二元機制的實施，使農村地區一直處于經濟發展的劣勢地位，造成其消費市場發育不良。一方面通過剪刀差，農村地區的經濟重要來源即農產品以低于市場的價格賣給國家，支持城市的經濟發展、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資本積累。另一方面，農村地區又缺乏國家提供給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和保障，農民需要獨自承擔各種支出。從收入和支出兩個方面，農村地區都無法培育出像城市一樣的消費水平。可見，農村消費水平相對于城市消費水平而言，其“低”與“不足”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我國東西部地區有一定差異，但總體上來說，農村消費水平增長速度、農消費結構、消費需求層次、消費群體的消費習慣和觀念以及農村消費環境與城市相比都有很大的懸殊。
三、農村消費研究基本取向：擴大農村消費
（一）經濟視角。經濟視角將農村消費不足歸因于經濟因素，將擴大農村消費寄希望于經濟的發展。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擴大農村消費需要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民的消費與其收入有顯著的正相關，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約農村居民消費的首要因素。農民收入不僅影響消費的數量還影響消費的結構，農民的低收入導致農村居民仍以生存型消費為主。
（二）環境視角。一些學者認為擴大農民消費有很多制約因素，其中農村消費環境是擴大農民消費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他們希望通過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啟動農村市場，來擴大農民消費。這些研究中涉及的農民消費環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是農村消費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農村生產與消費性的基礎設施將極大地促進農村消費。相反，農村電網系統、供水系統等基礎設施不完善，則無法滿足消費需求，阻礙了農村消費發展。二是農村消費安全方面。城市打假力度不斷加強使假冒偽劣商品流轉到農村地區，農村地區消費安全問題突出，弱化了人們的消費欲望。三是農村商務服務業方面。商務服務業發展滯后，售后服務無法保證，產品的安裝、維修等障礙重重。四是商業網點方面。農村地區商業網點相對少而分散，規模也小，再加上通訊設施落后更加制約了消費發展。五是農村物流體系。農村流通體系發展程度與農村居民對消費品的消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完善農村現代物流體系有其現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制度視角。作為轉型中的國家，我國制度對農村消費的擴張有著決定性影響。制度因素不僅直接影響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決定了農民的經濟收入，還長期影響著農村的文化觀念和消費環境。學者發現，國民經濟的總體性增長并不能有效提高農村的消費，反而有負面的影響，其根源在于我國的制度對于農村消費有不利影響。因此，擴大農村消費需要從制度上做出改變，包括城鄉二元制度、農地制度、金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其中，首先是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障礙，其次是農地制度。金融制度對農民增收也有關鍵影響，中國金融發展對農民收人增長具有顯著的負效應，直接導致城鄉收入差別拉大。此外，社會保障的落后也抑制了農村消費的增長。農民對未來發展顧慮較多，儲蓄首要用途仍是防老養病、子女教育，以致消費受限制。
（四）文化心理視角。文化和心理因素對于消費行為也有重要影響，一些學者從文化心理的角度對于如何擴大農村消費進行了探索。長久以來，農村居民形成的謹慎消費心理直接導致農民消費率過低，這嚴重影響著我國總體消費水平的提高、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通過探討我國農村居民謹慎消費心理的形成，為消除我國農村居民的謹慎消費心理、開拓農村市場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從自發性消費需求、消費傳統以及消費環境三個方面對農村居民的消費心理進行了闡述。
四、總結與反思
然而有關農村消費的研究主要關注農村消費的不足和如何擴大農村消費。這樣的研究趨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隨著中國逐漸從生產社會向消費社會轉型，公民社會責任的重心也逐漸從生產向消費。但是，也要看到這種“農村消費的不足和擴大農村消費”的呼聲背后的潛在危害。近些年來，這樣的呼聲在市場、媒體等各界的推波助瀾下，促使農村地區出現了一些明顯不合理的消費現象，如過度的人情消費、超出負擔的奢侈消費等。
文獻綜述范文6
我國實現糧食直接補貼從2004年開始，是國家為了保護種糧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和促進農民增收，給種糧農民的一項政策性補貼。本文目的在于總結前人對于糧食直補的觀點與結論，來給予自己研究糧食直補一些幫助。
二 、大體來看，根據分析的角度不同，可以把關于研究糧食直補的文獻分為三個方面
（一） 糧食直補對生產方面的影響
陶建平，陳新建（2008）通過對湖北309戶水稻種植戶的入戶調查，運用Probit模型分析糧食補貼政策是否影響水稻種植農戶參與非農勞動的情況。研究結果顯示：接受糧食補貼的水稻種植農戶中參與非農勞動的顯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無論按計稅面積計算的糧食補貼還是按種植面積計算的糧食補貼，都將影響農民參與非農勞動。
黃季j 王曉兵 智華勇 黃珠容（2011） 等通過利用 6 省份大樣本隨機抽樣調查所獲得的1000 多戶農戶數據，詳細分析了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的相關問題。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農戶都得到了補貼，對農民收入提高發揮了一定作用； 補貼并沒有扭曲市場，對糧食生產和農資投入沒有產生影響。建議國家把農業各種補貼合并為農民的收入支持，同時加大提高糧食生產力的投入。
趙昕（2013）認為造成我國農民種糧收入低的原因，有糧食直補政策方面的，市場價格方面的，農村體制方面的，行業收入方面的，目前要增加農民種糧收入應從這些方面入手。
劉旗、劉培培（2013）認為糧食直接補貼的增產效應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擴大糧食種植面積； 二是增加生產性投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通過對河南省 2004 年 ～2009 年糧食生產面板數據的分析，認為直接補貼對糧食主產區提高糧食產量的作用大于非主產區； 對擴大種植面積而言，直接補貼效應系數低于價格效應系數； 糧食增產依靠種植面積增加的空間越來越??； 直接補貼政策與價格政策配合使用，才能促使農民增加糧食生產性投入。
袁寧（2013）利用在13個糧食主產區4958個農戶的調查資料，對農戶的種糧積極性、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各地農戶種糧積極性存在一定的差異；通過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積極性強弱的影響，發現糧食補貼政策對種糧積極性有顯著的積極作用。
、譚向勇（2006）利用2005年5月對安徽省5個縣抽樣調查獲取的農戶數據，通過測算4種糧食種植制度下，農民種糧每畝凈收益指標及其對糧食價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以及直接補貼等因素的敏感度系數指標，分析和評價了直接補貼政策對農民種糧凈收益的影響。結論是：直接補貼政策對提高農民種糧凈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補貼水平較低，所以作用不是很大。直補政策在精神的作用遠遠超過了經濟利益上的刺激作用。
陳俊杰（2010）認為中國糧食主產區直補政策的理論基礎與現實依據是多維的，對其效率評估也不能一概而論。中國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直補政策，在技術效率、規模效率與綜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糧食直補政策Malmquist生產率偏低應主要歸咎于技術無效率，提高糧食直補生產率應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為此，應在財政能力可及的范圍內提高直補標準，擴大直補規模；加強糧食直補信息化建設，簡化補貼資金發放程序；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不斷擴大農業生產規模；推動農業生產技術創新，提高糧食直補資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優化糧食直補制度，甄別制度優化重點。
馬彥麗、楊云（2005）基于河北案例對我國2004年推行的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意愿、農民收入和生產投入的影響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糧食直補政策對農戶的種糧面積擴大、農民收入的增加均影響較?。粚r戶每畝糧食生產的投入量沒有影響，農戶投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農資價格的提高。要想實現糧食補貼政策的預期目標，必須進一步科學界定補貼方式和補貼標準，有效甄別補貼對象。同時，糧食直補不能代替價格支持，不能高估直補政策的有效性。
（二）、效益方面
葉樂安、吳永興、茅國芳（2008）結合上海郊區農業生產的背景條件，以糧食直補后的2004～2006年3個年度總計1887個水稻（均為單季稻）監測點為研究對象，從水稻生產的投入、產出及兩者的關聯來分析投入產出特征，同時進行不同規模和不同投入水平下水稻的經濟效益比較。得出結論，一味地增加投入并不能明顯提高水稻單產，反而會導致單位面積收益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糧食直補政策對稻農收入的影響在逐漸減弱。
劉輝、 李蘭英（2008）認為與傳統的價格補貼相比，農業直接補貼具有補貼效率高、對市場價格和貿易扭曲影響程度小等優點，是我國農業補貼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實施時間較短、經驗不足等原因，我國目前的農業直接補貼在補貼方式、補貼范圍和對象、補貼資金來源、補貼力度等方面均存在諸多缺陷，必須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原則下，進行全面改進，為城鄉社會和諧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韓喜平、A荔（2007）認為糧食生產具有特殊性和弱質性，對農業生產實行保護是世界各國普遍選擇，為了保證糧食安全的同時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從2002年起開始試點，政府改收購保護價為糧食直接補貼，無論是利用理論模型還是看實際運行，此項政策都收到了預期效果，并仍有潛在收益，應該進一步堅持。當然，這項政策潛能充分發揮需要從改進補貼方式，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等多方面加以配套完善。、
高玉強 賀伊琦（2010）從理論上梳理了糧食直補的傳導機制，運用省級面板數據模型從整體上檢驗了糧食直補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并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對2004～2008年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直補效率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主產區糧食直補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術無效率；糧食直補的Malmquist生產率年均增長3.6%，這主要源于技術進步及規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純技術效率的改進。
盛逖（2013）認為使用DEA模型分析了現階段我國分省農資綜合直補和糧食直補的政策績效。總體來說，現階段我國糧食補貼政策的綜合技術效率進步明顯，但與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相同，各省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亟需有針對性的改進和完善。提高我國糧食補貼績效應從加快糧食直補政策由"普惠型"向"生產激勵型"轉變、盡快實行農資綜合補貼金額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波動相掛鉤、合理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繼續完善良種補貼、最低收購價和農作物保險制度等。
（三）、 政策完善方面
楊建學 、楊斌（2008）通過分析公平價格，得出 "公平價格"的糧食直接補貼是以國家糧食安全為目標，以糧食直接補貼、價格支持、配額生產為保障的多種配套措施相結合的國家干預措施，逐步實現糧食以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的糧食直補制度。借鑒國外相對完善的補貼制度，可以建立以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為目標，以糧食直接補貼、價格支持、配額生產、執行監督為保障的多種配套措施相結合的國家糧食價格干預措施，全面保障國家糧食的安全。
李亮（2009）認為由于定位不準且制度設計有缺陷，我國現行糧食直補制度對農民增收貢獻甚微，也不足以促進糧食增產，難以實現其既定目標。在取消該制度不可行，完善該制度亦將面臨目標落空危險的前提下，必須對該制度從目標、資金來源和補貼依據等方面予以轉型，最終建立我國法制化的糧農收入直補制度。
楊建利、岳振華（2011）認為基于對美國、歐盟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糧食補貼標準及確定機理的分析，發現美國、歐盟和加拿大補貼標準都使農民種糧收益加上補貼達到或超過平均作物收入，并以此構建農民收入的安全網。認為糧食直補標準的科學合理確定直接影響著農民種糧積極性，對實現國家糧食安全目標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當前我國糧食直補標準在各地都普遍偏低，不足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不足以形成持久動力；各地區財力和需要補貼的糧食量的差異，導致農民對政策的公平性產生較大不滿，影響政策的實施。糧食直補標準確定機理不科學，只考慮到政府的承受能力，沒有考慮到農民究竟能夠得到與否。
楊建利 邢嬌陽（2010）首先分析了美國"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Program，簡稱ACRE）"出臺的歷史背景，即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農業補貼不同程度地背離了設計初衷，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進而闡述了美國"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的內容與政策目的。最后，得出了美國"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 ACRE）"對我國糧食直補的啟示：即構建糧食直補、保護價、市場價、農資價、產量五位一體的聯動機制，并引入效率因子，促進糧食直補政策揚長避短，提能挖潛，推動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為積聚和形成糧食穩定增長高峰期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撐。
袁寧（2013）利用農戶調查資料，通過建立有序 Logistic 模型，研究農戶對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結果發現，被調查者的年齡、農戶的純收入水平、農戶的兼業程度和糧食補貼占純收入的比例等因素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為改進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制定農業政策必須考慮農民的利益，只有符合農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 補貼水平較低，增收效果不明顯，應該提高補貼標準； 農戶兼業程度的深化不利于糧食補貼政策的執行，針對農民兼業普遍的情況，應該通過提高城市化率，減少農業戶口，使農民能夠進行規?；a經營。
龍方、卜蓓（2013）運用時間序列法分析了糧食補貼政策對糧食增產的效應，研究表明，糧食補貼政策主要是通過兩條路徑即播種面積擴張和技術進步實現糧食增產的，而且后者的增產效應要大于前者。 要充分發揮糧食補貼政策對我國糧食生產的激勵作用，就必須繼續穩定、強化和完善扶持糧食生產的補貼政策。
三 文獻評述
通過對前人的結論總結，大體可以得出我國的糧食直補政策雖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就，但是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對于生產方面，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糧食補貼對農民種糧收入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提高能力有限；效率方面，研究者大多人數認為單獨使用糧食補貼效應不勝明顯；政策完善方面，研究者大多傾向于不能單獨實施糧食補貼，要配套相關政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夠達到政策預期目標。本課題在政策的效率研究點方面做點研究，因為雖然大多數研究者指出單個糧食補貼效應不太明顯，但對于如何結合其它直接補貼方式，并沒有指出如何進行。所以本課題希望找到能夠與糧食補貼同時實施并能很好起到作用的相關政策，來解決單獨糧食補貼效應不明顯的問題。從而可能為政府決策提供理論依據，并據此制定政策。
參考文獻
[1] 陶建平，陳新建 糧食直補對稻農參與非農勞動的影響分析---基于湖北309戶農戶入戶調查的分析。經濟問題 2008年第9 期
[2] 黃季j、王曉兵、智華勇、黃珠容，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農業技術經濟 2011年第1 期
[3] 葉樂安、吳永興、茅國芳，糧食直補后水稻生產經濟效益評價--來自上海市郊1887個水稻監測點的動態分析 農業經濟問題 2008年第7期
[4] 楊建學、楊斌 ，糧食直補政策的"公平價格"分析，江西社會科學 2008年第6期
[5] 馬彥麗、楊云，糧食直補政策對農戶種糧意愿、農民收入和生產投入的影響--一個基于河北案例的實證研究 農業技術經濟 2005年第2期
[6] 、譚向勇，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對農民種糧凈收益的影響分析--以安徽省為例，農業技術經濟 2006年第1期
[7] 李亮，論我國糧食直補制度的轉型，中州學刊 2009年11月6期
[8] 楊建利、岳振華，美、歐、加糧食補貼標準、確定機理對我國糧食直補的啟示，經濟體制改革 2011年第2期
[9] 楊建利、邢嬌陽，美國"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ACRE）"對我國糧食直補的啟示 宏觀經濟研究 2010年06月
[10] 樊琦、賀偉， 區域糧食直補方式與增產績效研究， 宏觀經濟管理 2013年第2期
[11] 劉輝、李蘭英，實現城鄉社會和諧發展，確保糧食安全--財政農業直接補貼政策的改進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 2008年第11期
[12] 韓喜平、A 荔，我國糧食直補政策的經濟學分析，農業技術經濟 2007年第3期
[13] 高玉強、賀伊琦，我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直補效率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0年第4期
[14] 段云飛，應對糧食直接補貼績效問題建立制度創新機制研究--來自河北糧食直補工作的實地調研，財政研究 2009年第2期
[15] 陳俊杰，中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直補政策效率評估，中州學刊 2010年第6期
[16] 趙楊，對糧食直補資金使用效益的分析--以吉林省雙遼市為例，社會科學戰線 2014年第1期
[17] 張玉周，糧食補貼對我國糧食生產影響的實證分析，財政研究 2013年第12期
[18] 盛逖，我國糧食補貼績效評價及對策研究，中南財經大學學報 2013年第5期
[19] 趙 昕，糧食直補政策與農民增收問題研究，財政研究 2013年第5期
[20] 劉旗、劉培培，糧食直接補貼的增產效應--基于河南省面板數據的分析，經濟經緯 2013年第3期
[21] 袁寧，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積極性的影響研究--基于農戶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2013年第2期
[22] 袁寧，農戶對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評價研究--基于豫東平原地區的農戶調查資料，經濟問題 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