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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量的概念范文1
河南焦作市人民醫院護理部，河南焦作 454002
[摘要] 目的 評價連續護理干預對COPD老年患者肺功能改善及生活質量的影響。方法 收集2012年1—12月期間該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老年COPD病人150例，依照就診順序編號并隨機分入兩組：對照組（n=71)給予常規呼吸科護理，干預組（n=79)在此基礎上給予連續性護理干預，隨訪1年后評價干預效果。結果 干預組患者FVC1%、FVC%及PEF均明顯好轉，較干預前及同期對照組均明顯提高（P＜0.05）；SGRQ問卷各項評分、總評分較干預前及同期對照組均顯著降低（P＜0.05或0.01）；隨訪期間急診次數、住院天數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結論 在穩定期內對COPD老年患者實施連續護理干預有助于病人改善肺功能，延緩疾病進展，提高生活質量。
關鍵詞 COPD；連續護理干預；肺功能；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 R5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7（c）－0163-02
[作者簡介] 郭素梅(1963-)，女，河南焦作人，護理本科，護理部副主任，副主任護師，主要從事護理管理，內科護理和護士培訓工作。
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發展的趨勢，中國已開始面臨慢性病高發病率、高致殘率、高致死率的嚴峻挑戰。由于慢性病的治療與康復周期長，加之我國衛生資源尚不豐富，需要社區和家庭的持續治療和護理。該研究2012年1月—12月擬將電子健康檔案應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老年患者的連續護理干預過程中，旨在探討全新的連續護理模式對COPD病人肺功能指標改善及生活質量的改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該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老年COPD病人150例，納入標準：①年齡≥60歲；②無精神疾患，意識清楚；③受試者知情同意參與連續性護理干預。入選病例均符合中華醫學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診斷標準[2]。經患者及其家屬知情同意，上述病例依照就診順序編號并隨機分入兩組：干預組79例，其中男44例，女35例，平均年齡（67.5±7.3）歲，平均病程（9.6±4.7）年；對照組71例，其中男46例，女25例，平均年齡（68.4±6.3）歲，平均病程（10.2±5.7）年。兩組之間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兩組患者統一收集人口學資料、肺功能及6 min步行試驗距離等相關信息，建立電子健康檔案。對照組給予常規呼吸科護理，干預組在此基礎上給予連續性護理干預，具體如下。
1.2.1 疾病知識健康教育 ①對COPD疾病相關知識，包括疾病發生、發展、急性加重、轉歸、預后、治療、護理等進行講解；②飲食指導：主囑患者以高熱量、高蛋白、高維生素飲食為，并且少食多餐；③對治療護理依從的重要性；④用藥指導：指導患者科學用藥，準確掌握藥物用法、劑量、注意事項等。
1.2.2 健康行為指導 ①腹式縮唇呼吸：幫助患者掌握腹式縮唇呼吸的方法、鍛煉時間、注意事項；②體育鍛煉：幫助患者選擇喜歡的、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制定個性化的鍛煉計劃；③呼吸功能鍛煉：指導患者正確練習呼吸肌運動體操如靜力性呼吸、軀干動力性呼吸、壓胸呼吸等，堅持鍛煉；④戒煙：列舉現實案例證實香煙對COPD病情惡化的諸多危害，幫助病人樹立戒煙的決心.
1.2.3 社區護理管理 干預組患者出院后，由醫院護士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護士共同實施社區護理管理，內容包括：①由醫院護士、社區護士系統講解講解氧療知識手冊。②家庭氧療的護理指導：要求患者隨時記錄氧療情況并登記在氧療日志上，以便為醫師的臨床評價提供可靠依據。③定期家庭訪視：每2周隨訪1次，重點評價氧療依從性薄弱的環節是否改善并提出處理建議，鼓勵患者樹立抗擊疾病的信心，配合治療。
1.2.4 電子健康檔案管理 醫院?？谱o士及社區衛生中心護理人員實施完成護理工作后，隨訪護理記錄及檢查結果均登錄于電子健康檔案中，實現檔案的動態完整，信息共享，以指導連續護理干預措施的下一步運行[3]。
1.3 評價方法
住院前及出院后6個月、1年時兩組患者隨訪進行干預效果評價，評價內容包括：①肺功能測定：受試者平靜后取坐位，德國便攜式MieroLoop肺功能儀測定病人FEV1%、FVC%、FEV1/FVC、PEF等指標。②SGRQ呼吸疾病問卷：問卷評價反應病人生活質量的變化情況，分為3部分共50題，包括活動能力（mobility、）癥狀（Syptoms）及疾病對日常生活影響（impacts），總分100分，對生活完全沒有影響是0分，對生活極度影響是100分[4]。③記錄患者在1年內的急診次數和住院天數。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數據比較進行配對t檢驗，α=0.05為檢驗水準。
2 結果
2.1 肺功能指標變化的比較
觀察發現，干預6個月后干預組患者FVC1%、FVC%及PEF均明顯好轉，較干預前及同期對照組均明顯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干預12個月時肺功能各項指標均無明顯波動，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連續護理干預對于改善老年患者肺功能情況具有持久效果。
2.2 生活質量的比較
隨訪觀察期間內兩組均無死亡病例發生，干預組SGRQ問卷各項評分、總評分較干預前及同期對照組均顯著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0.01），對照組呼吸健康情況無明顯改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3 討論
3.1 連續護理模式的實施促進COPD老年患者肺功能指標的改善
研究結果顯示，干預組患者FVC1%、FVC%、PEF等肺功能指標改善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連續護理干預COPD患者可使患者出院后得到連續、有效、科學的護理。COPD是一種可以預防和治療的并且具有氣流受限特征的疾病，氣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進行性發展，康復周期長，患者需依賴于出院后的持續康復訓練[5]。田云萍等研究在呼吸科患者的護理工作中， 加強對患者的護理干預， 能夠使科室的護理質量及患者的滿意度有效提高[6]。護理干預模式作為一種全新的，個體化又極具創造性的優質護理模式， 核心是以患者為本，充分使患者的需要得到滿足， 并且使患者在入院期間得到各方面的優質、全面的護理服務，保證患者能夠得到充分的照顧， 確保疾病的快速康復。該研究有效的護理干預更加注重護理服務工作，患者出院后如缺乏連續正確的呼吸功能訓練和生活指導，不僅可能對其肺功能指標的好轉造成影響，反而更易加速病情進展。
3.2 連續護理模式的實施有效改善COPD老年患者的生活質量
SGRQ問卷是預測COPD病人生活質量的敏感指標，經過多重的信度、效度檢驗，其評分與運動耐力訓練、病人的心理狀況關系密切。該研究結果顯示，干預組與對照組比較，SGRQ問卷評分明顯降低（P＜0.05或0.01），隨訪期間急診次數、住院天數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表明實施出院后連續護理干預對改善COPD患者生活質量及預防疾病復發有重要影響。出院后跟蹤連續護理，不僅?？谱o士能對患者存在或潛在的問題及時發現，消除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7]。
3.3 有效的協調合作是連續護理模式順利實施的重要保證
護理人員必須樹立安全隱患的意識并掌握有針對性的處理辦法[8]。合理應用電子健康檔案，促進醫院與社區護理服務間的無縫銜接是保證COPD患者連續護理模式得以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該研究在出院后連續護理干預中重視?？谱o士、社區專業人員與患者及其親屬間的協調合作，強調以專科護士為主導、多方相關團隊支持的前提下，實施連續護理干預計劃，對患者出院后肺功能指標及生活質量的改善均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該研究發現，利用電子健康檔案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老年患者進行連續護理干預過程，不僅操作簡單，且整個過程具有針對性， 患者治療過程較順利，無明顯并發癥發生，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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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蔡秀群，陳素蘭，陳美華.電話隨訪時間在急性腦血管病患者院外延伸護理中的影響[J].護理實踐與研究，2010，7（15）：11-13.
生活質量的概念范文2
論文關鍵詞：工作生活質量；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工作生活
知識經濟的到來，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對人們的生活及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組織的全球化及網絡技術的普及，改變了傳統的工作方式，使人們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生活質量與工作生活質量密不可分。在當前呼喚人本管理的時代，工作生活質量問題不得不又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
“工作生活質量(qualityofworklife，qwl)”是20世紀60、70年代出現的新概念，它認為“工作生活”也存在質量問題。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需要有機結合，從而激發了新的管理手段的出現。改變了企業與個人的關系模式。
縱觀前人對工作生活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維度研究、測度研究以及與相關組織行為變量的關系研究幾方面，其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工作生活質量的概念難以達成一致
盡管很早以前qwl的思想就存在。但是qwl概念的界定卻沒有達成一致。這是因為不同學者關注的重點不同。對qwl的理解也存在差異．在自己的研究中給出了具有自己研究傾向的定義。
對于工作生活質量的界定有三類：第一種是認為qwl是一種管理理念，管理者應該以人為本開展管理；例如carlson(1980)’認為“qwl是一種經營哲學，是組織盡量所達到的目標，雖然它隨著組織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但是都體現出同一個內涵——尊重人的尊嚴?！眓adlel"andlawler(1983)認為：“qwl是對員工、工作以及組織的一種思考方式。”
第二類觀點認為qwl是一種感覺。是員工對工作生活的主觀體驗，這主要反映在工作滿意度等方面；例如nicholson(1995)認為，qwl是員工對工作的反應，特別是指與工作滿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相關的個人結果，它一般包括物理工作環境、報酬系統、制度所規定的權利和決策、工作內容、內部和外部的社會關系、職業發展等因素。還有學者認為qwl是工作環境與工作者之間的匹配程度。它以員工的需要為始點，以員工的知覺為終點，強調員工的需要和知覺。brooks(2001)在對護士的工作生活質量進行研究時指出。qwl是指護士在組織中努力工作，在實現組織目標的同時．個人重要的需要被滿足的程度。
第三種觀點認為qwl是一種行為。通過這種行為對組織和工作進行再設計，使員工的需要被滿足，滿意度得到提高。例如美國職業培訓與開發委員會將qwl定義為：“qwl對于工作組織來講是一個過程。它使該組織中各個級別的成員積極地參與營造組織環境、塑造組織模式、產生組織成果”。賈海薇等人考慮到我國國情和經濟、文化等因素。認為qwl是一個組織通過滿足員工的物質與精神需要，促使員工更多地發揮創造力，增強責任感與主人翁精神，獲取更高境界的滿意感，從而實現組織目標高效的完成。
以上對于qwl的定義從某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他們都正確闡述了qwl的一些特征，但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難以達成一致。筆者認為，對qwl內涵的界定可以借鑒生活質量的定義，“生活質量”o’hequalityoflife，簡稱qol)~指個體在生活中對生活的體驗，qwl也許可以定義為個體在工作中對工作生活的體驗，即人們對工作生活的主觀感受。這種感覺與工作中的許多因素有關。
二、工作生活質量的內容維度研究難以達成共識
由于對工作生活質量內涵的分歧，各學者之間對其結構體系的研究也不可能取得共識。主要有以下觀點：
walton(1975)最先提出qwl的八個經驗參照指標。taylor(1978)用因素分析方法探索了qwl的結構，他的研究結果與walton(1975)的研究相比多雇主的qwl(employer’sqwl)和社會的qwl(societalqwl)個維度。1984年levine等人以保險公司白領工人為被試研究得出工作生活質量的十維度。beth a．brooks和maryannande~on(2005)整合了前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qwl包含八個維度(詳見表1)。
資料來源：根據beth abrooks& mary ann anderson．defining quality of nursing w ork life．nursingeconomic2005，vol 23，no．6，p321翻譯
brooks(2001)等人以護士為被試對qwl的研究發現。護士的工作生活質量可以分為四個維度：工作生活與家庭生活、工作設計、工作關系、工作范圍。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維度包含護士作為母親(看護孩子)、女兒(照顧老人)，伴侶(家庭需要、聯系能力)不同角色時的需要；工作設計維度綜合了護士目前的工作環境，例如工作負荷、助手的工作、自主性等；工作關系維度包括與上級、同事、內部科室健康團隊成員的關系以及工作所需的資源供應、法定的對終身學習的促進；工作范圍是指廣泛的社會影響因素和變化對護士業務的影響。
d．k．saklani(2004)提出qlwl主要內容有13個方面：
“(1)公平的薪酬制度；(2)明確的獎金福利制度；(3)工作穩定性；(4)外部工作環境；(5)工作負擔和壓力(6)人的潛能發揮的機會；(7)持續成長的機會；(8)人際關系；(9)參與決策；(1o)獎罰制度；(11平競爭；(12)工作和生活空間；(13)組織形象?！?/p>
賈海薇等人對國內企業員工qwl的研究發現，主要包括生存的需要、感情的需要、歸屬的需要、自我的需要等四方面。楊化冬、時勘(2o01)認為，教師的qwl涉及到的內容主要包括：為教師的前途著想．對教師進行有效的職業管理；改善與教師交往的渠道和質量；優化教師工作環境；優化學校內部的心理氛圍等。卿濤(2007)等人以知識員工為研究對象，從理論的角度推論其qwl的維度應該包括工作任務維度、組織環境維度和社會與心理維度三個方面。
從上文可以看出，由于對工作生活質量的內涵存在分歧，對其概念缺乏統一界定，使對其內容維度的分析面臨很大的困難，各學者對其內容維度的研究也不可能達成共識。另外，同一位學者所提出維度的獨立性有欠缺，指標之間存在重疊交叉現象。
筆者認為．學者們所提出的qwl的維度也許稱之為影響owl的因素更準確。從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員工無論承擔什么角色，處于何種組織中，影響qwl的因素基本一致。但是這些因素對不同組織中不同崗位員工的qwl影響程度不同。影響員工工作生活質量的因素不同于工作生活質量的內容維度．這就好比是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不等于生活質量本身。
三、工作生活質量水平的測量缺乏可靠性和可比性
由于qwl缺乏統一的概念，也沒有大家普遍接受的維度劃分。因此研究者多會以個人經驗、研究文獻或者實證研究等方式，提出一些標準來衡量工作生活質量。學者們試圖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對各類組織員工的qwl進行測量．但是沒有一套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測試工具?？傮w來看，學者們主要通過對qwl某一方面的測量來反映整體qwl的水平。
大多的研究以工作滿意度的水平來表示qwl的水平。這些研究者有smith(1981)、smith&mitry(1983)、efraty&sirgy(1990)、baba&jamal(1991)、igbaria，parasuraman，&badawy(1994)、hood＆smith(1994)、woodcox，isaaes，underwood，&chambe(1994)、studt，(1998)、freeman&o’brien-pallas(1998)、al’aitah，cameron，armstrong-stassen&horsburgh，(1999)、spence-laschinger，finegan，shma ian，&almost(2001)等人。smitll(1981)、baba＆jamal(1991)、igbaria etal(1994)、spenc~--laschingeretal(2001)等學者通過測量員工組織承諾的程度，來衡量員工qwl的水平。另外，工作壓力(smith，1981；smitl1&mitry，1983；baba&jam al，1991)、工作參與aba＆jamal，1991；efraty&sirgy，199~,igbaria et al，1994；hood&smiht，1994；studt，1998)、保留傾向(a1．aitaheta1．，1999,；hood＆smiht，1994)、工作損耗(spence—lasehingereta1．．2001)也是研究者常用來衡量員工qwl水平的指標。
從國內外學者對工作生活質量的測度可以發現。學者們經常使用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工作參與等指標．或把他們結合起來反映員工工作生活質量的狀況。但是，這些指標與工作生活質量的關系還沒有理論基礎和實踐驗證，它們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員工的qwl水平還有待研究。即便這些常用的測量指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作生活質量的水平，但是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和。另外。國內外學者使用對工作生活某一方面的測度來反映員工的qwl。由于研究的具體內容不同，使研究成果的可比性不太理想，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發信度和效度比較理想的工具對qwl進行整體測量。
筆者認為工作生活質量與工作滿意度都是員工對特定對象的感覺，在qw l缺乏統～定義和清晰維度的現在，可以借鑒測量工作滿意度的方法來對工作生活質量進行測量。測量工作滿意度經常使用單一整體評估法(singleglobalraitng)和總合評分法(summationscore)，并且研究發現在測量內涵太大的概念時，單一整體評估法優于總合評分法，因此可以嘗試用單一整體評估法測量員工qw l的水平。
四、工作生活質量與后果變量的關系研究缺乏代表性
大多研究者認為，qwl是一個與工作滿意度、工作參與、動機、生產力、健康、安全和幸福感有關系的概念。這些因素與身心衰竭、工作壓力一起對工作的心理和生理結果產生影響。
stephenj．havlovic為期l0年的研究發現．qwl可明顯減少缺勤與抱怨、降低事故發生率和離職率：lau和may(1998)通過研究發現，較好實施qwl計劃的公司，其銷售收入、資產和利潤率均有較大的增長；may，brucee；lau，r·s·m于1999年通過實證研究再次發現．qwl實施效果與公司業績特別是財務指標呈正相關。孫澤厚(2009)等人運用因子分析法對知識員工工作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運用相關分析探討了知識型員工工作生活質量與離職率之間的關系，發現其呈負相關，即工作生活質量越高。離職率越低。
由于研究者使用的調查樣本往往是某一特殊群體，而使研究結果缺乏普遍性。另外各研究者大多使用自己研制的研究工具。此工具還沒有被廣泛接受，因此基于此工具的研究結果也不具有可比性。
生活質量的概念范文3
關鍵詞：生活質量；主觀幸福；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4-0203-03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從人民的日常生活來看，一方面，物質生活日益豐裕，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也多元豐富起來。社會的發展必然是以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為最終目標，這也是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21世紀社會發展的基本內容是提高人類生活質量，因此，相應地必須建立一套系統完善的生活質量體系，從而對社會發展的質量予以評價和校正。
生活質量研究的動力來源于人們探求如何最大程度地滿足自身物質、精神等需要的欲望；生活質量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社會資源制約之下最大限度使人得到全面發展；生活質量研究的展開，是人們思考經濟增長與生活質量之間關系的結果；生活質量研究的結果是準確定位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人的生活狀況。關注有關生活質量的評價體現了人對于自身生存狀況的重視[1] 。
一、生活質量的概念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我們的衡量系統應該把重點從衡量經濟生產轉向衡量人們的幸福，致力于建立一種用著眼于幸福的衡量標準和記錄可持續的衡量標準來補充市場活動衡量標準的統計系統[2]。因為單一的衡量標準無法概括社會成員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多元化需要，因此衡量系統必然包含一系列不同維度的指標參數，生活質量指標體系正是這樣一種衡量系統。
生活質量內容豐富，流派眾多，其內涵和外延都十分寬泛，一般分為個體層面的生活質量和群體層面的生活質量。
（一）個體層面生活質量
評價一個美好社會不僅是要看它有多少財富，更要看財富的品質，既要看商品的數量，也要看商品的質量。在個體層面上，對于美好生活理論，分為了三種不同的生活質量研究方法——享樂主義理論、偏好滿足理論和理想理論。
享樂主義理論認為終極的美好就是擁有某些可以意識到的經歷——幸福、愉快、滿足——伴隨著對各種欲望的追求。該理論強調個體的主觀經歷，認為美好生活是由許多幸福的經歷組成的，主觀的精神體驗是其理論的核心，因此該理論更看重過程。
偏好滿足理論認為美好生活就在于欲望和偏好的滿足之中，美好被理解為人們能夠得到他們渴望和偏愛的東西，將最少的未能得到滿足的需要等同于更多的幸福，因此該理論更看重結果。
理論認為至少有些美好生活既不是可意識到的享受，也不是偏好的滿足，而在于對某些具體標準理想的滿足中，即美好的生活存在于某些客觀美好事物的實現之中[1]。
在多元化的生活質量定義中，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研究組對生活質量的定義最具代表性：“生活質量被定義為個體對他們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和價值體系背景中的生活狀況的感知，這種狀況與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和關注密切相關。生活質量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以一種復雜的方式將個體的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水平、社會關系、個人信仰和他們與環境顯著特征的關系融入其中?！盵1]
（二）群體層面生活質量
從個體層面上升到群體層面，其定義更具廣泛性和綜合性。澳大利亞統計局給出了這種特征的生活質量的定義。
“從生到死，生活使個體處于一個動態的文化中，它包括自然環境（光、熱、空氣、土地、水、礦藏、植物、動物）、人造環境（物體、建筑、公路、機械、設置、技術）、社會設置（家庭、社會網絡、聯盟、制度、經濟）以及人類意識（知識、信仰、理解、機能、傳統）。幸福取決于這種文化內相互作用的所有要素，可以被看做生活方方面面的健康或富足的一種狀態。測量幸福因此包含描述整個生活以及考慮每個生活事件或對個體生活質量或社會凝聚力有潛在影響的社會情境。在個體層面，這包括生活的、生理的、感情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方面。在更廣闊的層面，個體周圍的社會的、物質的以及自然環境相互依賴，成為幸福方程式的組成部分?！?[3]
二、生活質量評價指標的標準和方法
社會指標是反映社會經濟狀況、衡量和監測社會發展程度的一種有效量化的工具。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理論導向，人們可以從眾多指標中選擇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指標，構建出各種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指標體系。就中國生活質量評級指標體系的構建而言，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對各種社會發展現象進行簡單的描述和排序，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潛藏的矛盾與問題，提出相應的政策和建議，從而正確引導人們群眾全面提升生活質量，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1]。
（一）衡量生活質量的適當標準
我們必須找到衡量生活質量的適當標準。一個人所過的生活可以被看成是所做的各種事情和各種存在狀態的一種組合，它們可被統稱為功能性活動。一個人的生活是由各種行為和狀態（功能性活動）及其在這些行為和狀態中進行自由選擇的能力構成。阿瑪蒂亞·森論述過功能性活動、能力和價值的關系，指出：“能力方法關注的最原始概念是功能。一個人的能力反映了這個人能夠獲得的功能的不同組合，他可以從這個組合中選擇一個集合，并且根據獲得有價值的功能的能力來評估生活質量?！?[4]
有些功能性活動時最為基本的，例如基本的物質保障來維持身體健康、良好的教育水平、個人自由活動等。有些功能性活動較為復雜，例如維護尊嚴、參與社交活動和政治發言權等。
（二）評估生活質量的測量方法
個體的幸福能夠通過人們對自己的主觀評價得到測量。這種主觀評價建立在他們感覺的基礎上，或是通過對比任何數目的、可觀察的、反映在他們幸福上的特征得出。在某些方面，幸?？赡茏钸m于主觀評價，因為它與幸福和生活滿意度這些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個體的幸福能夠通過測量人們對他們的生活或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幸福感或滿意度來得到。[3]
在選取評估生活質量的指標中有以下具體要求。指標必須有明確的實踐目的。指標應該幫助公共政策制定者發展和評估總體所有層面的計劃。指標應該建立在時間序列的基礎上以允許定期檢查和控制。指標應該建立在已有的理論基礎上。指標應該是可信、有效和靈敏的。指標應該作為單獨的數據報告，但也能被分解為不同部分。總體的領域應包含全部的生活經歷。每個領域必須包含生活質量結構的基本但又不同的方面。
三、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
（一）衡量生活質量指標的選取
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內容豐富，必須選取對人類幸福緊密相關的指標。比如物質福利、健康、教育、公共安全、政治發言權和生態環境。
1.生活質量的物質福利指標及評價。增進物質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質量；提高生活質量的根本途徑是增進物質福利，二者相輔相成。生活質量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對生活的更高追求，人們只有在物質需求滿足的基礎上才能追求更多精神需求，只有在物質滿足的基礎上才會轉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經濟發展是指由于科技、社會進步而造成的國家經濟質的改變和結構的調整，主要的衡量指標是人均GDP和人均GNP的增長狀況，他們反映的是國家經濟生產力的提升情況以及國民享受的物質福利。
2.生活質量的健康指標及評價。健康是人類追求的永恒主題。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提出：“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而是身體的、精神的健康和社會適應的良好的總稱。”也即健康是身體的、精神的和社會的三位一體的全面健康。因此健康是一個既影響壽命長短又影響生活質量的基本因素。對健康的評估需要可靠的死亡率和發病率作為衡量結果。不同年齡階段和性別的死亡率度量了人們面臨的死亡風險，也被用來計算一個人的預期壽命。健康狀況指標包括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傳染病發病率。
3.生活質量的教育指標及評價。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體居民的生活質量，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及其現實滿足程度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出發點。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體現，是社會發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和最高原則。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將由學習來決定生活質量的新世紀。所以必須詳細地制定衡量教育的各項具體指標，比如系統性地列入被調查者及其父母學習經歷的詳細信息。由于童年時期所受到的教育對一個人未來發展影響深遠，所以有必要調查和衡量一個人童年時期的教育。教育指標一般選取公共教育開支占GDP的百分比、各級各類學校教師學歷合格率、綜合入學率等。
4.生活質量的公共安全指標及評價。公共安全的定義要求公共安全指標考慮到公共性，即對群眾生活造成影響，指標反映的是生活中所受安全損害風險的內容。公共安全指標設置了五個方面的二級指標：生產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社會治安和食品安全。生產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選取死亡人數和死亡率；社會治安選取立案數和構成比例；食品安全選取立案數和結案數。
5.生活質量的政治發言權指標及評價。國家政治體制的特征和性質決定了政治發言權。法律保障了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也保障了普通法規規定的權利，它們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法律體系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從而對市場運轉、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造成影響。因此，必須制定合理的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公民參與政治的自由度，例如國家公務投票比率[2]。
6.生活質量的生態環境指標及評價。環境是構建和諧生活的基礎，也是生活質量的基本內核之一。缺乏一個良好而平衡的生態環境，和諧社會與生活質量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意義。所以保持和提升人民的環境質量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步驟和必然追求。生態環境條件直接關系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使用一些環境指標來監測人們的生活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比如空氣和水污染的指標。
（二）生活質量體系構建的意義和價值
1.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道德之間的關系得以重新審視。當代西方社會，已經產生了關于良好個人行為的道德假設，以形成更高的生產力和經濟增長。1904年，馬克斯·韋伯指出：一種內在的道德取向的倫理，正是通過倫理道德的個人行為，對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個重要作用[5]。經濟增長不僅依賴于道德動力，它也可以促進社會更加開放、寬容和民主，反過來推進道德的進化[6]。所以，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構建可以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諧發展。
2.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更加關注個人的幸福。傳統的指標一般關注的是經濟增長，很少對個人幸福感有所評價。一般來說，有以下五個方面因素決定個人的幸福感：個性因素，如自尊、自控、樂觀、外向和精神健康；社會人口因素，如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教育；經濟因素，如個人及總體收入、失業和通貨膨脹；情形性因素，如具體就業和工作條件、工作單位的壓力、與同事親戚朋友的人際關系、與婚姻伙伴的關系以及生活條件和健康狀況；體制性因素，如政治權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的直接參與政治權利[7]。以上這些因素都會在生活質量體系里有所體現，從而更加科學合理的反映個人幸福。
3.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中國改革政策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具體實施具有監督作用。從該指標體系各項具體指標中可以看出人們的需求滿足程度，與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戰略目標相對照，衡量社會發展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可以幫助國家和政府掌握人民的生活狀況，及實地發現偏低的指標，相應地調整社會政策，以在預期時段內達到預期目標，從而發揮監督作用。同時，它還可以間接地對各項改革政策經行檢驗，避免它們脫離促進社會發展的正確軌道[1]。
4.科學的生活質量指標體系讓我們認識了真實財富的含義，并更具可持續性發展。真實的生活意味著符合一個人的價值觀、一個家庭或家族的共同價值觀。真實財富表示我們生活核心價值觀的真實福利狀況[8]。生活質量體系可以更好地反映福利的變化，并努力使得個人的價值觀與社區乃至社會的價值觀融合在一起，這樣一種將集體精神和共同責任為出發點，可以確保生活質量的各種福利，無論對當代還是后代，都是欣欣向榮和充滿活力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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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杰明·M.弗里德曼.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M].李天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5.
生活質量的概念范文4
關鍵詞：生活質量；滿意度；權重
中圖分類號：C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050-03
生活質量意義上的幸福感研究把幸福感作為反映生活質量的指標，將幸福感界定為人們依據自己的標準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評價。在這個取向上，一個人是否幸福，關鍵在于他對自己的生活是否滿意以及滿意的程度如何。在主觀生活質量測量中，根據重要性排序來為滿意度賦權是一種常用的方法。因為不同的生活領域對個體的生活質量而言有不同的重要性。換言之，在判斷各種生活領域的重要性時，個體的內在差異會產生影響。有很多概念被用于討論這種內在影響機制，例如領域重要性、價值優先性、心理傾向性等。很多學者都認為，領域重要性是一種重要思路，把領域重要性作為生活質量測量中的賦權因素更是一種理論上的有效假設。問題在于如何把領域重要性引入生活質量研究中。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有乘積法和求和法，但是，這些方法經過經驗檢驗，效果都不甚明顯。由此產生了主觀生活質量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么要賦權？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走向。
一、等權重法的合理性
坎貝爾（Campbell）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明確指出，領域重要性賦權法并不能夠改善全面生活質量和領域滿意度混合解釋的整體變量。鑒于圍繞乘積法存在諸多爭議，同時缺乏經驗證據證明把領域重要性作為權重賦值的依據能夠增進領域滿意度和全面生活質量研究中的解釋性變量，所以引入領域重要性作為賦權依據就不具有實際意義。特洛爾和麥金農提出三條理由來說明用重要性排序來為滿意度賦權是不必要的：（1）權重值難以理解或解釋；（2）權重值具有不良的心理測量特性，例如非比例特性，以及權重值與第三變量的相互關系會隨著重要性排序的均值和SDs的重要性而有規律的變化；（3）非常滿意/不滿意與較高的重要性程度相關意味著滿意度被并入重要性的判斷之中。他們認為，在生活質量測量中采用重要性賦權法并不比無權重法更有優勢。
Hsieh的研究結果似乎也支持了這種觀點。他采用了三種計算方法：其中Si
表示領域i的滿意度，Ii表示領域i的重要性程度。他在全面生活質量測量中比較了權重法和非權重法的利弊。第一個公式假設重要性程度對滿意度的權重值具有線性影響，它保留著程度值之間的等距特性。第二個公式假設重要性程度對滿意度的權重值具有非線性影響，而且非線性影響會隨著重要性程度值的平方根的相乘而以遞減的趨勢增長。第三個公式也假設兩者是非線性關系，但非線性影響會隨著重要性程度值的平方以遞增的趨勢增長。他的研究結果說明用重要性程度作為賦權依據（無論線性或非線性）無法提升領域滿意度與整體滿意度的相關性。
吳和姚在最新的研究中指出，更常用的賦權公式是由古明斯（Cummins），拉裴爾（Raphael），弗里施（Frisch）等人建構的。這些公式與謝的公式之間的差別在于：（1）它們并沒有像謝的公式那樣分割重要性權重值之和；（2）它們只考慮了重要性程度的線性影響，而沒有包括非線性影響。因此，這些賦權公式的效用還有待檢驗。
在傳統意義上，用于檢驗權重值效用的方法有兩種：相關分析法和緩和的回歸分析法。但是，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相關分析法并不適合檢驗權重值的效用。因為生產性變量（例如權重值）與第三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依賴于這兩個原始變量的比率。對此，邦恩斯特和古德伯格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1969）就借助多變量常態假設發現兩原始變量的線性轉型改變了它們的均值，并且導致生產性變量和第三變量之間零位相互關系的起伏漲落。在用重要性賦權的情況下，這種統計特性意味著權重值與全面滿意度測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可以通過改變重要性程度或滿意度標尺的零點位置而發生變化。因此，他們的結論是相關分析法無法為檢驗重要性程度賦權的效果提供一種可靠的途徑。而卡斯通采用緩和的回歸分析法對工作的全面滿意度在重要性、滿意度及其互動等方面進行了回歸，從而考察了重要性和滿意度的互動是否對預測工作的整體滿意度有顯著影響。他們的結論是緩和的回歸分析是檢驗生產性變量效果的恰當方法。
為了進一步比較相關法和回歸法的優劣，吳和姚選擇了臺灣國立大學130名本科生（女生占55.4%，男生占44.6%）作為研究對象，對他們進行校園生活質量問卷調查，所有問卷都在30分鐘內填完并上交。他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其一，考察古明斯、拉裴爾、弗里施等人構建的賦權公式的效果，回答在使用相關分析預測整體生活滿意度時權重法是否優于非權重法。其次，用緩和的回歸分析檢驗領域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之關系的重要性的減弱效應。經過一系列技術處理，他們證實根據相關分析的結果，由Cummins等人的公式計算出的權重值在糾正生活滿意度量表值時并不比等權重法有更好的表現。同時，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領域重要性并不能減緩領域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這說明用重要性程度加權后的滿意度值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預測效應是有限的。所以，他們得出結論，用重要性程度加權后的滿意度值沒有多大價值，用重要性程度作為賦權依據也是不必要的。
二、不等權重法的合理性
盡管很多研究都證實了上述結論，謝認為這些都不足以否定重要性加權在生活質量研究中的意義。正如康明斯所指出的，生活質量應同時包括客觀和主觀的評價，并且要整合各個領域的主觀評價以測量全面的生活質量，為此需要考慮個體對生活各個方面所賦予的權重，即使在客觀評價中也要遵循這一原則，即依據個人價值觀賦予各種生活條件以不同的權重。謝也認為將重要性加權法引入生活質量研究是必要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加權。這正是主觀生活質量研究中的另一個研究走向，其基本主張是加權是必要的，問題在于如何賦權才更加合理。
他在乘積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替代性的權重方案：在乘積之下，增加所有生活領域的重要性之和作為分母，其計算公式為DI=∑（Si×Ii）/∑Ii。有趣的是，謝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中曾經否定了這一賦權方案的價值。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來自于他對與領域重要性賦權法相關的主要概念和心理測量問題的重新闡述。
首先，他指出潛在的生活領域非常廣泛，任何使用總體領域法的生活質量研究也不可能包含所有可能的生活領域，因此，更不可能期待使用總體領域法的生活質量研究與其他研究方法之間出現完美關系。正如特洛爾和麥金農所述，生活質量的領域既要有足夠的廣泛性，又要包含重要生活維度。允許個人擁有獨特的重要性判斷與形成主觀全面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之間并不存在概念上的相互沖突。因此，在指標研究中測量個體內在差異對領域重要性評價的影響是有理可循的。簡言之，Hsieh認為，某些重要領域的滿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總體領域滿意度來看待。
其次，謝重新梳理了生活質量心理計量中的問題。他指出，多項生活質量測量的概念化要考慮全面生活質量和個人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通?？梢宰裱吧仙伞焙汀跋陆德伞眱煞N理論。上升律假設全面生活質量可以被看作各生活領域滿意度之和，下降律則假設全面生活質量具有一種傾向性，它能夠影響個體對特定生活領域滿意度的評價。這兩種結構方程觀分別對應著“反映性”生活質量研究和“形成性”生活質量研究。在反映模型中，指標由構造決定，而在形成模型中，指標決定著構造。在此分析的基礎上，謝明確指出，可靠性問題僅適用于用反映性模型所構建的測量法。簡言之，在反映性模型里面，用重要性排序來賦權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在使用賦權后的領域滿意度作為指標的形成模型中，用重要性排序來賦權才是非常有益的。
基于上述分析，謝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替代性權重方案的使用和價值。他用一個虛擬的案例對此予以說明。假設某一生活質量研究掌握了兩個生活領域的滿意度數據和重要性數據。A在一個生活領域上的滿意度很低，只有1分，重要性評價很高，有5分；在另一個生活領域上，滿意度很低，只有2分，但重要性評價也很高，有5分。B對兩個生活領域都有較高的滿意度，均為5分，其中一個領域的重要性評價為1分，另一個領域的重要性評價為2分。如果使用乘積法很難將兩個人的生活質量區分開來，但如果使用替代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A和B的區別。
謝借此案里似乎證明了替代性賦權方案的有效性。但是，必須看到，這一結果只有當用一個領域來測量整體生活滿意度時才會出現。如果整體生活滿意度從多個領域展開，例如LSIA和SWLS，那么根據重要性程度為領域滿意度加權也無法增進領域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的相關性。所以，正如謝自己所說，當用單項指標測量整體生活質量時，根據重要性程度為滿意度賦權具有較好的效果，但是仍不足以得出結論認為根據重要性程度賦權是恰當的，尤其是整體生活質量測量在多領域廣泛展開時。
三、結語
在主觀生活質量測量中關于指標體系的構建模型及其賦權方案的爭論至今仍非常激烈。主觀生活質量測量面臨著非常多的困難和挑戰。主觀指標本身就是眾多疑慮之一。這主要是因為主觀指標表達的是一個主觀的、內省的、以個人體驗為基礎的概念，因此有觀點認為，個人的態度、觀念是經常變化的，而且其變化與實際狀況并沒有關聯，會引致主觀評價的不穩定性；其二由于參照標準各不相同，人與人之間的主觀評價也難以相互比較；其三人們對某一領域進行評價的過程是相當復雜的，難以解釋，更難以簡單地量化；其四實證研究表明，主觀評價與客觀事實相脫節，二者的關聯度有下降的趨勢。此外，在收集個人對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的報告以對生活質量加以測算時，也會出現正確性與可靠性的問題：一是對于同一個問題不同個體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給出的答復與最初的測算目的相比可能會有出入；二是即使個體正確地理解了被問及的問題，在回答的過程中也可能會由于回答問題的方式以及個體順應社會期望而使答復出現系統性的扭曲。
總體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將主客觀測量整合起來以全面測量生活質量是大勢所趨。雖然在生活質量的研究實踐中受研究經費、調查規模、學術能力、研究偏好的限制，很多學者往往偏重于客觀測量或主觀測量某一個方面，但是在理論層面，人們已經基本就兩者的整合達成共識。主觀指標作為測量生活質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指標體系中合理配置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如布朗等人認為，生活質量就是在社會所提供的客觀條件（供給）與個人對生活的需求的主觀滿足程度之間加以平衡的一個等式，即個體對在各個生活領域中不同的客觀狀況加以判斷，根據參照標準（如渴望、期望、可能正確的感覺、參照群體、個人價值觀、個人需求等等）得出最終的評價，這種評價就是對該領域的滿意度，各個領域的滿意度綜合起來就是整體的幸福感。無論如何，生活質量研究的上述趨勢的發展都需要在權重賦值問題上的技術突破。
參考文獻：
〔1〕王凱，周長城.生活質量研究的新發展：主觀指標的構建與運用[J].國外社會科學，2004（4）：38-42.
生活質量的概念范文5
【關鍵詞】工作生活質量 集體談判 影響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工作方式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日漸注重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生活質量逐漸成為了管理方和勞動者都很關注的一個問題。如何更好地改善工作生活質量，以及分析它與集體談判的關系，對企業吸引員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具有重要意義。
1.工作生活質量的概念
工作生活質量（QWL）一詞較常出現在西方文獻中，但缺乏一個統一的定義。美國職業培訓與開發委員會曾將它定義為：“QWL 對于工作組織來講是一個過程，它使該組織中各個級別的成員積極地參與營造組織環境、塑造組織模式、產生組織成果”。這個概念得到了學界一定的認可。
一般認為，工作生活質量由工作質量延伸而來。Coleman（1978）指出， 對工作質量的傳統理解包括：安全性，公平性，個性化和參與度。Thorsrud曾把QWL定義為工作環境及工作場所的民主化。Nicholson（1995）認為，QWL 是員工對工作的反應，尤指與工作滿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相關的個人結果。
2.研究現狀
2.1國外相關研究
工作生活質量的內涵很難用某些指標來界定，它包含的內容豐富，既是一種管理理念，也是一種員工的個人感知，還是企業對組織和工作再設計以提升員工滿意度的行為。而對其衡量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許多學者一度使用工作滿足感作為衡量工作生活質量的指標，但在70年代受到了質疑，在70年代中期QWL曾被視為“工作豐富化”、“自主工作小組”的同義詞。Lewin（1981）認為QWL與工作環境、管理特征、雇員特征、勞資關系有密切關系，可通過工資福利，工作環境，工作穩定性，自主性，與上級關系等一系列指標來衡量。隨著時間的發展，工作生活質量逐漸側重員工和組織的協同發展。Cummings （1985） 認為，QWL應當從人、工作和組織三方面考慮，包括關心員工的福利與組織的效率，提高員工參與解決問題與決策等內容。進入20世紀來，很多學者提出了工作生活質量的具體衡量指標。Brook（2001）從工作生活與家庭生活、工作設計、工作關系、工作范圍四個方面衡量護士的QWL。D.K.Saklani （2004）也提出了QWL13個方面的內容。
2.2我國相關研究
我國學者程深（1994）指出，工作生活質量是個人與社會、心理與環境的綜合體，可通過工作需求動機、工作滿意度、勞動組織中的價值取向力、社會地位與聲望來衡量。賈海薇（2003）從工作生活質量對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的滿足角度，提出工作生活質量的衡量指標。陳偉娜（2010）在《工作生活質量相關研究》中將工作生活質量定義為“個體在工作中對工作生活的體驗，即人們對工作生活的主觀感受?！别埢菹迹?012）在《基于工作生活質量視角的農民工管理制度創新》中將工作生活質量引入農民工群體，定義為“企業讓廣大的農民工群體積極參與，營造良好的組織環境，塑造組織模式并取得組織成果的過程。”目的是提升企業績效，保障農民工權益。
3.工作生活質量與集體談判的關系
解決工作生活質量問題的方法主要有工會組織的集體談判和勞資合作委員會開展的工作生活質量改善計劃。勞資合作委員會通常被視為以平和的方式改善員工工作生活質量。DiGiacomo（1987）指出不同國家的勞資合作委員會通過不同的方法改善了工作生活質量，美國主要通過人機工程學和獨立工作小組，而西歐則是擴大員工參與，再分配勞動者和管理層權力。
學者對集體談判和工作質量間的關系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集體談判對工作生活質量的影響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種觀點認為集體談判對工作生活質量改進沒有作用或作用微弱。
Foltman（1961）指出，不僅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工作技術含量較高的工程師也希望通過工會和集體談判提高工作生活質量，但結果往往是僅能改變部分管理人員的管理風格，沒有顯著影響公司的戰略目標，故改善QWL作用有限。Coleman（1978）指出集體談判是勞資矛盾尖銳時調整雙方利益分配的最好方式。集體談判仍以傳統內容為主，因而對改善工作生活質量作用微弱。
第二種觀點認為集體談判對工作生活質量改進作用明顯。這是由于集體談判內容往往能夠給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安全保障，和更多的決策參與。
Feuille（1974）認為工作生活質量引起的滿意度受個體差異影響。感知到集體談判帶來較大效用的人，更樂于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改善工作條件和工作生活質量。而且，當組織環境和勞資關系惡化時，集體談判對員工來說往往是易被采用且有效的一種方法。 Hy Kornbluh（1984）指出，近年來集體談判越來多地涵蓋了工作生活質量的內容，它通過提高員工的決策參與，激發生產積極性，提高產品質量，增加了公司效益。
第三種觀點是認為集體談判對工作生活質量的提高作用有待進一步研究，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Lewin在回顧集體談判傳統觀點的基礎上指出，無論從集體談判的本質還是從產業關系系統論或規則網絡的觀點來看，集體談判對改善員工工作生活質量都十分重要。但應當一分為二地分析集體談判對工作生活質量的影響。集體談判對改善工資和工作環境等問題作用顯著，但對改善其他工作生活質量問題作用微弱，如提高工作的趣味性，改善與上司的關系，保持合適的工作量等。Gordon（1987）認為，集體談判只是獲得生活質量提升的一種形式，而獲得參與權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即使在集體談判過程中，工會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企業管理制度，所以除非集體談判的內容更多地涉及到了權力分配和員工決策參與，否則員工很難掌握更多的主動權來獲得更好的工作生活質量。
4.總結
通過分析相關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由于集體談判能夠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和安全保障，更多的決策參與，一些學者認為集體談判能夠有效提升工作生活質量。然而，隨著企業管理層管理方式的變革，勞資合作委員會也日漸發揮著重要作用。
我們也可以發現，對工作生活質量的研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學者們對工作生活質量的含義，以及它與集體談判的關系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這就需要我們對工作生活質量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Lewin， David.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the Quality of Work Lif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 10（1981）. p37-53.
2.Eaton， Adrienne E， Gordon， Michael E，Keefe， Jeffrey H.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grams And Grievance System Effectiveness On Union Commitment.”. Vol. 45（1992）. p591-604.
3.Hy Kornbluh. “Work Place Democracy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73（1984）. p317-349.
生活質量的概念范文6
關鍵詞 康艾注射液 惡性腫瘤 OOL 增效與減毒
在我國有許多扶正抗癌的中成藥通過提高或調節免疫功能，達到治療腫瘤的目的?？蛋⑸湟菏情L白山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研制的Ⅱ類純中藥復方抗瘤注射液，是近2年在腫瘤臨床上廣泛應用的中藥制劑之一，該藥由人參、黃芪、苦參素等名貴中藥組成，經國家藥品與食品監督管理批準生產，我科由2005年7月起在臨床以觀察該藥改善化療期間生活質量的作用為課題進行研究，現報道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①有明確組織學或細胞學診斷的腫瘤病人；②年齡在40至69歲之間；③KPS評分大于40分；④預計生存期大于3個月；⑤無其它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⑥同意參加研究并能完成治療計劃者。
2 病例分組與用藥
病例來自我院腫瘤科。2005年7月～2006年3月共觀察40例，采用配對分組法。
3 觀察指標及評定方法
表1：生活質量評分法(karnofsky)
聯合組和對照組在化療前和用康艾注射液后觀察以下指標
3.1 生活質量評定
鑒于Karnofsky計分標準較為簡單，不宜作為療效評價指標，本課題采用全國腫瘤協作組制定的生活質量表時行評價，治療后較治療前積分增加10分及10分以上者為提高，減少10分及10分以上者為降低，其余為穩定。
3.2 體重治療前、后分別于晨起后測量體重，體重增減超過1公斤者為增加或減少，增減未超過1公斤者為穩定。
3.3 免疫功能評定NK細胞活性，T細胞亞群治療前及治療結束后1周各查1次。以治療前后免疫指標NK細胞活性增加10％以上為提高，減少10％以下為降低，變化不足為10％為穩定。
3.4 臨床癥狀療效評定
中醫相關癥狀于治療前后認真記錄，比較兩組癥狀改善率。
4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用EXCEL管理，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數資料用t檢驗，計量資料用X2檢驗，等級資料用Ridit檢驗。P
5 結果
5.1 臨床資料兩組病例的一般臨床資料見表3，由于為配對分組，各項臨床資料，經統計學檢驗，組間分布均衡，有可比性。
5.2 對生活質量的影響(表4)
5.3 體重變化(表5)
5.4 對免疫功能的影響聯合組治療后NK細胞活性明顯提高，化療組也有所提高，但不如聯合組明顯(詳見表6)。計數其T3／T4比值，發現聯合組高于對照組，且聯合組治療后比值增加。
5.5 臨床癥狀改善聯合組乏力、疼痛、氣短、食欲、嘔吐等癥狀經治療后改善率明顯優于對照組。詳情見表8
6 實驗室檢查
6.1 兩組治療前后白細胞變化情況，見表9。
治療組治療后白細胞低于4X109／L1例，占10％，化療組5例，占50％，聯合組與化療組比較，顯著性差異(P
6.2 毒副反應：臨床觀察結果表明，康艾注射液對 心、肝、腎功能無損傷人作用，注射部位無靜脈炎發 生，由于觀察病例較少，未見其他不良反應。
7 討論
關于癌癥患者生活質量(QOL)的內容可見于早 期的癌癥康復研究文獻，例如Mayer(1795)和Mm- tlon(1978)等指出，癌癥康復包含生活質量的主題。
Izsak和Medalie(1971)在一次對癌癥患者廣泛的隨訪中，發現盡管生 存率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反映個人的生活質量好壞。 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Kessler等開創了對癌 癥患的個人心理反應的研究。隨后產生的一些QOL 的衡量檢查方法，促進了人們對癌癥診斷和治療軀 體、精神的、性別的、社會的、職業的和經濟上的認 識，90年代中期出現了QOL概念，它取代了“適應” 和“社會心理調整”在患者及生存者健康和安寧研究 中的應用。隨著今天在健康護理中對生活質量的日 益重視，QOL成為衡量預后的主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