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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經濟學理論范文1
關鍵詞：醉駕；犯罪成本；懲罰成本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1-0122-02
一、犯罪成本的提出
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首次用經濟學方法研究違法犯罪問題，并提出了系統的犯罪經濟學理論 [1]。犯罪成本說是其犯罪經濟學理論的基礎，這也標志著經濟學理論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廣義經濟學階段，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從單純研究經濟問題擴展到人類的全部行為，從婚姻家庭到政治活動、犯罪行為等各個領域，從此角度來看待犯罪問題，可以說犯罪也是一種“經濟活動”，犯罪人也有“成本”與“收益”的計算與權衡比較，只不過這種成本與收益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理的。在狹義的經濟領域中，商人要減少消耗、壓縮開支、提高效益，受利益最大化的驅動而努力降低成本，在犯罪成本中則相反，為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要盡量提高犯罪成本。除了兩者目的不同，兩者的成本構成也不一樣，犯罪成本主要由直接成本、機會成本和懲罰成本構成。犯罪學中把犯罪人假設為“理性的犯罪人”，即犯罪人實施犯罪是一種理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理性犯罪人在動機沖突過程中，之所以選擇犯罪動機而舍棄別的動機，是受利益的驅使和制約，即當犯罪可能比從事其他合法行為帶來更大利益而只需付出較小的代價時，犯罪人就會選擇犯罪，在這一過程中犯罪人主要考慮到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的權衡與比較[2]。
二、對醉駕犯罪成本的分析
1.醉駕犯罪收益的分析。犯罪收益即犯罪分子從犯罪中獲得的“收益”，包括物質利益、精神利益、權力利益、生理等，在財產類犯罪中表現為貪污、受賄、盜竊、詐騙等得到的經濟利益，而在殺人、傷害類案件中也會獲得一定的心理“效用”。犯罪收益的高低取決于滿足犯罪人需要的程度，犯罪收益越能滿足犯罪人的需要，那么犯罪收益就越高，犯罪動機就越容易產生。這就是財產類犯罪猖獗的原因所在，財產類犯罪收益很高很容易滿足犯罪分子的需要。在醉駕犯罪中，醉駕者沒有獲得直接的經濟收益，有一定的間接收益，酒后自己開車，可以省了因醉酒而打車回家的錢：醉駕犯罪中醉駕者的犯罪收益主要是一定的心理效益或者說精神利益，明知醉駕而故意為之，是醉駕而逃脫刑法追究的挑釁或者僥幸心理的滿足，或者是醉酒后駕駛尋求某種刺激的心理需要的滿足等等。通過對醉駕的犯罪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醉駕犯罪收益不是很明顯，主要取決于醉駕者的需要。
2.醉駕犯罪成本的分析。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犯罪機會成本、服刑成本。直接成本，是為實施犯罪而直接用于犯罪的開支，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經費、作案時間的投入，也包括作案后的心理負擔（后兩者通過“消費者均衡分析”折合為一定的貨幣流量）[3]。犯罪的直接成本對犯罪人是否決定犯罪來說只起很小的作用。犯罪直接成本體現犯罪的難度，在實踐中可以通過犯罪人作案是否順利來體現。機會成本，是指因從事犯罪活動而舍棄了其他利益。比如說罪犯在追求犯罪利益的同時舍棄了正常生活中從事合法行為可獲得利益，如穩定的職業收入、安寧的家庭生活、名譽尊嚴、行動自由等，這些被舍棄的就是機會成本。不同的人犯罪機會成本會不同，因而犯罪產生的概率也就不同，社會地位越高、經濟收入越高、生活條件越好的人一旦犯罪，將會舍棄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在權衡利弊后不會選擇犯罪，而選擇法律途徑解決問題。懲罰成本，是指因為犯罪被暴露而追究刑事責任所付出的代價，有直接的經濟處罰、剝奪犯罪分子的自由使其受到經濟損失、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以及由刑罰引起的名譽的損失等。還有間接的懲罰，如被法律懲處而遭受的良心上的、名譽上的、精神上的、經濟上的、肉體上的損失與痛苦等。從此可以看出，懲罰成本的前提是要逮到犯罪分子，所以，懲罰成本受破案率的影響，破案率越高，受處罰的幾率越大，犯罪分子越不敢輕舉妄動；反之，破案率越低、受處罰幾率越小，人們越容易以身試法。這樣，犯罪成本的公式就出來了，犯罪成本=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機會成本+犯罪懲罰成本×破案概率[3]。用這個公式分析醉駕犯罪，醉駕的直接成本比較低，其投入的是酒席上的觥籌交錯以及因醉酒而駕車時的心理負擔，要時刻想著會不會被逮到以及警醒著自己不要發生交通事故之類的心理負擔，以及駕車所費油、汽車保養等，醉駕遠不如其他類犯罪投入的直接成本高。醉駕犯罪的機會成本也不高，因為即使醉酒后不開車而從事其他合法活動，從其他活動中可取得的利益也不是很高，大部分是非直接經濟利益，因為在醉酒的狀態下即使不開車，也很難保持良好的狀態從事其他涉及到經濟利益的活動，但可以獲得有限的精神利益，如醉酒不駕車而選擇與親人散步或者醉酒不開車而免受損失名譽與非財產利益。醉駕的犯罪成本之提高主要在于犯罪的懲罰成本，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其中有直接的經濟性處罰——罰金，剝奪犯罪分子的自由時間——拘役，以及犯罪分子本可以在拘役那段時間從事合法行為而獲得收益的間接懲罰，間接懲罰成本還包括因服刑而帶來的心理懲罰和社會懲罰的間接懲罰，醉駕犯罪后醉駕者內心會感到悔恨和不安，而更為重要的是醉駕者要接受社會的懲罰，社會的懲罰雖然不如判處罰金和拘役來的明朗，其嚴厲程度不亞于前者，它是潛在的、無處不在而又伴其終生的，這在中國尤為明顯，犯罪的人被社會貼上標簽而無處掩藏，乘火車查個身份證見有犯罪記錄，就要多糾纏一些時間，同時周圍的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即使衣冠楚楚也不免遭人白眼；如果是公務員，就將失去一份體面的工作了，如果打算考公務員也因此喪失考試資格。
3.醉駕犯罪效益的分析。如同商人在計算利潤時用收益減去成本一樣，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行為時，特別是在實施預謀犯罪時，也在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進行效益評估，當有利可圖時，就敢以身試法。在這里，犯罪純收益等于犯罪收益減去犯罪成本，犯罪行為的可能性與犯罪收益成正比與犯罪成本成反比，理性犯罪人如同精明的商人在權衡后，只有當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時才選擇犯罪，尤其是當兩者差異明顯時，但對于大多數犯罪人來說，這種權衡比較的過程是不明顯的，而是分散于犯罪與否的反復思考之中。如果一個犯罪的收益很低，而成本又很明顯過高時，一般情況下犯罪分子會仔細考慮是否有必要去犯罪，或者一個正常人會懾于過高的犯罪成本而避免做法律禁止的行為。犯罪收益因各個罪不同而有所不同，就醉駕這類犯罪收益較低的犯罪而言，讓犯罪分子打消犯罪念頭的最佳辦法就是提高犯罪成本。通過前文犯罪成本分析，可以看出，犯罪直接成本由犯罪分子自己掌握，不能通過外部途徑提高；提高犯罪機會成本就意味著要增加就業機會和其他的合法的經濟機會，以及提高社會的幸福指數等。這些情況的改善要靠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在短期內犯罪機會成本仍然是相對為穩定的常量，所以不應該成為我們提高犯罪成本的主攻點；犯罪懲罰成本中法律規定的部分是穩定的常量，“醉駕入刑”就是靠提高犯罪懲罰成本來提高犯罪成本而減少醉駕行為的，在醉駕入刑之前，調整此類行為的主要是行政法，雖然不能用“犯罪成本”來描述對此類行為的罰款、暫扣證件、吊銷證件的行為，但醉駕者為此付出的的確不大，以至于沒有什么威懾力。將醉駕納入刑法之列，提高了懲罰成本，不僅僅提高了直接成本——醉駕“處拘役并處罰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懲罰的間接成本，人們懾于的不僅是罰款、扣證處罰還有被刑法懲罰后的精神和社會損失，這一點在上文有所分析。
三、結論：對醉駕進一步入刑可能性的探析
通過上文對犯罪成本、犯罪效益、犯罪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到立法者如何利用經濟學來減少醉駕行為，也清楚地看到了立法者如何利用“醉駕入刑”來提高醉駕的犯罪成本而遏制醉駕行為。我們借助于經濟學的犯罪分析，得出“醉駕入刑”可以有效地遏制醉駕行為，同樣我們再次借助于經濟學的犯罪分析，可以得出醉駕可以“進一步入刑”的結論。
醉駕“進一步入刑”需要上文分析的公式，回頭看犯罪成本的公式，立法者和司法者可以掌控的是“犯罪懲罰成本”與“破案率”，進一步分析“犯罪懲罰成本”，可以得出：犯罪懲罰成本中的直接懲罰成本與立法者有關。首先，現行法律關于犯罪直接成本規定是“處拘役并處罰金”，這一方面有提高犯罪成本的空間。因為此種處罰僅針對醉酒駕車行為，如果醉酒駕車情節嚴重雖未造成交通肇事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存在嚴重威脅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和財產安全的情形的，也僅處拘役并處罰金，這樣沒有體現“罪責行相適應”的原則。筆者認為對此問題可以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醉駕問題規定“情節嚴重”的制裁，當然這有待于司法實踐總結工作經驗來完善“醉駕入刑”，使對于醉駕的懲罰更具體和可操作。此外，在懲罰成本中的心理懲罰和社會懲罰也是可以提高的，可以通過法制教育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質等方式加大對犯罪分子的壓力，但是這也是一個長期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還需要整個社會的配合。其次，提高破案率是打擊犯罪的重要一環，是給犯罪分子嚴厲打擊的必要前提，當破案率達到100%時，便可將犯罪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醉駕”是因犯罪成本而“入刑”，通過對犯罪成本的層層剖析得出：醉駕入刑的威懾在于懲罰成本高于此前的處罰。然而，治理醉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醉駕在實踐中剛開始起步，在操作中也會遇到一些問題，有待司法者總結司法經驗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來解決這些問題，而犯罪成本中的懲罰成本對于醉駕者的制裁還有適用的空間，在以后司法解釋時，可以考慮這個問題；另外，提高犯罪率也可以有效打擊醉駕。
參考文獻：
[1] 宋曉明.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與犯罪構成[EB/OL].http：//，2011-11.
犯罪經濟學理論范文2
關鍵詞：反壟斷；行為反壟斷；行為法經濟學；有限理性；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DF005；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506（2016）01-0052-08
反壟斷的行為法經濟學分析﹙BehavioralLawandEconomicAnalysisofAntitrust﹚又稱“行為反壟斷﹙BehavioralAntitrust﹚”或“反壟斷法經濟學的行為進路﹙BehavioralApproachtoAntitrustLawandEco-nomics﹚”，是法學、行為經濟學和實驗心理學交叉研究在反壟斷領域的應用，也是對傳統反壟斷法經濟學研究的反思與拓展。2002年，美國圣母大學法學院教授Tor首次提出使用“以行為為依據的方法﹙BehaviorallyInformedApproach﹚”研究反壟斷，這標志著行為反壟斷研究的開始。在之后的七年間后續研究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美國田納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Stucke發表的《行為經濟學家來了：21世紀的反壟斷》一文，被評為當年杰里•科恩紀念基金寫作獎“最佳反壟斷文章”。自2010年至今，國外的行為反壟斷研究逐漸成熟，學者陸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深入探討了行為反壟斷理論的核心議題。2011年，Reeves和Stucke的《行為反壟斷》一文發表之后，學界逐漸接受了行為反壟斷這一術語和研究范式。實踐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美國律師協會反壟斷部門、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英國國際法與比較法研究所、美國反壟斷研究所都在研究行為經濟學對反壟斷政策的影響。而且，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歐盟委員會、英國公平交易辦公室的競爭政策官員，都已經接受了新古典經濟理論解釋現實時存在局限性的事實﹙Stucke，2012﹚［1］。反壟斷是行為法經濟學研究相對成熟的領域，已經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但國內相關研究較為欠缺。因此，本文將系統闡述行為反壟斷的研究方法、基本觀點、監管理念及其受到的質疑與所做的回應，并嘗試展望其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為反壟斷概述
行為反壟斷主要以行為科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為實證理論基礎，結合行為法經濟學的規范理論框架，嘗試更好地解釋、解決反壟斷問題。
﹙一﹚行為反壟斷的研究方法及其反壟斷目標Tor﹙2003﹚
［2］認為，行為反壟斷使用的是一種以行為為依據的方法，它以有關人類決策的實證研究替代了不切實際的理論模型，以有限理性人假設替代了完全理性人假設，依據更符合現實的人類行為理論和經驗性實證研究，能更好地解釋復雜的反壟斷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法律和監管策略。Hor-ton﹙2011﹚［3］直接斷言，反壟斷分析將最終使用“智人﹙HomoSapiens﹚”假設替代“經濟人﹙HomoEco-nomicus﹚”假設，而隨著反壟斷芝加哥學派的衰落，應當運用進化生物學理論從結構和行為的角度進行反壟斷分析。從總體上看，新古典微觀經濟學視角下的完全理性人假設或經濟人假設意味著個人追求收入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企業追求成本約束條件下的利潤最大化、國家追求預算約束條件下的社會福利最大化，而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有限理性人假設或智人假設則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往往偏離上述最大化。具體而言，行為人的決策偏差集中表現為三點：一是有限理性，即人們會出現判斷錯誤和偏離預期效用理論；二是有限意志，即人們的行為往往會違背其長期利益，而且可能同時具有多個難以排序的效用目標；三是有限自利，即人們有時會追求公平等自身利益之外的價值［4］。據此，Stucke﹙2012﹚［5］質疑了美國在反壟斷實踐中依據芝加哥學派理論只追求單一經濟目標的做法，認為應將反壟斷的多重政策目標整合進法律框架，將現行法律標準由“單一目標/合理原則”模式轉變為“多目標/更為明確的原則”模式，即以更簡單的標準和原則替代“逐案”合理原則分析；以維持競爭結構和維護競爭自由替代直接監管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顯然，美國反壟斷法律框架中的這一改變既有助于避免因不明確而導致判斷犯錯，也有助于通過納入多重效用目標和更為兼顧公平考慮到行為人的意志因素和自利因素。
﹙二﹚行為法經濟學視角下的市場失靈新形式：行為利用
一般而言，市場失靈意味著市場不能有效配置社會稀缺資源，主要是指四種市場機制偏離基本競爭模型的模式，包括：壟斷和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外部性；公共物品。但是，在行為反壟斷研究中，學者將行為利用﹙BehavioralExploitation﹚視為一種新形式的市場失靈。Huffman﹙2012﹚［6］認為，行為利用是指消費者在決策中通常會因使用啟發法而產生認知偏差，經驗豐富的商家可能會故意利用這種現象，從而產生具有反壟斷危害的強迫行為，例如商家藉此獲得或維持競爭優勢或市場支配地位，或者多個企業協調一致從事某種行為利用行動。Huffman和Heidtke﹙2012﹚［7］進一步指出，行為利用對社會福利產生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損害消費者利益，指消費者被引誘參與某些如果其知曉真實信息就會選擇拒絕的交易；二是導致次優資源配置，指資源會依據消費者表面而非真實的偏好進行配置。Stucke﹙2012﹚［8］則從企業行為的角度列舉了理性企業吸引并利用有限理性消費者的方式，主要包括使用框架效應和改變參照點讓消費者視價格變化為打折而非附加費用、使用錨定效應固定較高的建議零售價、加入誘餌選項引導其消費邊際利潤率高的商品或服務、使用沉沒成本謬誤提醒并引誘其繼續支付、使用可得性啟發法驅使其購買某種保險、降低價格的透明度和提高產品復雜性，等等。可見，行為利用這種新形式的市場失靈不僅會顯著影響市場機制在配置稀缺資源時的有效性，導致無法實現效率最大化等經濟目標，還會使個體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直接損害，導致無法實現公平正義等社會目標。
二、行為反壟斷對傳統壟斷行為理論的反思
行為反壟斷學者研究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壟斷協議等反壟斷領域的核心問題，得出了迥異于傳統理論的結論。
﹙一﹚關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研究
1.行為反壟斷更為強調過量的負凈現值進入。傳統的反壟斷法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只有在進入某個新市場有可能獲得利潤時，才會理性地選擇進入該市場。但Tor﹙2002﹚［9］發現，進入者的有限理性會轉換競爭格局、限制看門人機制的功效、使創新性進入者因過于自信而過量進入。而且，行為反壟斷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三種無法通過傳統法經濟學分析的社會現象：一是較為普遍的負凈現值過量進入，原因是進入者存在樂觀偏差、稱許性偏差、情感啟發法、計劃謬誤或控制幻覺；二是進入者對未來盈利或成功的預測不敏感，原因是進入者存在樂觀偏差、稱許性偏差、控制幻覺，或者低估其間接影響；三是初創進入者比多元化進入者的表現更差，原因在于進入者的偏好強度和判斷模糊性。此外，進入者往往會過度自信，并在尚未進入市場時就已失敗，因此不能僅通過觀察進入率，就得出在位者市場份額無法轉化為市場力量的結論；而且，當進入壁壘較少且進入市場較為容易時，即使獨占壟斷者沒有市場力量，任何提價企圖都會使新進入者身不由己地參與進來﹙Tor，2004﹚［10］。因此，監管者可于事前采取措施使意圖進入新市場的企業對該市場做出正確判斷，從而避免發生過量的凈負現值進入。2.行為反壟斷更為強調掠奪性定價的現實危害性。傳統的反壟斷法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由于追求成本約束下的利潤最大化，不會在預期收益小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采取會遭受損失的低成本掠奪性定價行為。但Tor﹙2003﹚［2］發現，面對新進入者或小規模在位者的成功侵蝕，壟斷者往往會以其在市場中的長期支配地位作為評估預期收益的參照點，判斷應該采取何種競爭策略做出回應，并在其認為可能無法阻止自己的市場份額下降時，采取負預期值的掠奪性定價行為。這表明企業會受制于錨定效應，即人們在決策時往往會根據某個參照點或初始值做出決定，而所選取的參照點或初始值卻有可能是偏離實際情況的。Tor﹙2004﹚［10］還發現，即使缺乏足夠合理的損失彌補可能性，占支配地位的企業和獨占壟斷者也可能會在某些情形下有意識地從事高風險、負凈現值的掠奪，甚至孤注一擲地希望通過負預期值掠奪性定價重新獲得支配地位，而此時的掠奪性定價行為發生概率往往會高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預測。顯然，企業還會受到樂觀偏差的影響，即會高估成功概率、低估失敗和承擔風險的概率。因此，監管者可以采取措施使企業認清市場競爭現狀、了解失敗和承擔風險的概率，從而降低非理性掠奪性定價行為的發生概率。3.行為反壟斷更為強調獨占壟斷消極影響的嚴重性。Horton﹙2011﹚［3］認為，基于進化生物學的反壟斷研究表明，諸如獨占或寡占之類的大規模經濟集中對經濟效率和經濟體系產生的積極影響被過分高估，而消極影響越來越被低估，因此理論研究不應被束縛在新古典經濟學及其脫離實際的靜態模型中。Stucke﹙2012﹚［1］指出，反壟斷研究已經超出了界定狹窄的市場概念：首先，當前的一種重要進入壁壘是網絡效應﹙NetworkEffects﹚，包括直接網絡效應﹙指消費者從一種產品中獲得的效用會隨該產品使用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和間接網絡效應﹙指一種產品或科技的使用者數量增加會帶來更多的配套投入﹚；其次，企業可以通過使用欺騙性言論或霧件﹙Vaporware﹚，利用羊群效應導致的網絡效應來獨霸市場；再次，如果企業和消費者會使用啟發法決策并由此導致認知偏差，那么將試錯學習過程視為進入壁壘，企業要進行有效競爭，就需要最低水平的試錯反饋﹙包括通過內部試錯反饋提高其生產率、通過外部試錯反饋來獲取供應商和消費者的偏好﹚，因此規模較大的企業有學習的顯著競爭優勢，也會降低新進入者威脅其市場力量的可能性；最后，獨占壟斷者會使用默認規則之類的方法，利用消費者存在的現狀偏差、框架效應、沉沒成本謬誤等啟發法或認知偏差，通過行為利用達到維持獨占壟斷的目的［1］。顯然，取得獨占或寡占壟斷地位的企業更容易利用消費者的有限理性來獨霸市場。
﹙二﹚關于經營者集中的研究
經營者集中是指經營者通過合并取得其他經營者的股份、資產，以及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的情形［11］。在國外，這種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后果的行為也被稱為企業合并，特別是處于同一相關市場、同一生產經營環節中的企業進行的橫向合并向來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管。例如，美國1992年和1997年《橫向合并指南》﹙以下簡稱《指南》﹚都規定了反壟斷五步分析法。Stucke﹙2007﹚［12］認為，監管機構使用這種分析法可能會錯誤地否定或肯定某些合并申請，而且，他們通常會花費數月時間進行事前合并審查，卻很少在合并后對這些行業進行回訪，以調查其對競爭狀態真正產生了什么影響，因此應致力于合并后審查，并通過向公眾提供數據來幫助其更好地理解某些合并在何時、為何可能會顯著減少競爭。2010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了新版《指南》，直接廢棄了五步分析法，并建立了一個基于事實的更富彈性的分析框架。但是，新版《指南》多次提及合并后的比較，卻未專門規定合并后的審查程序。Reeves和Stucke﹙2011﹚［13］認為，缺少合并后的定期回訪會導致無法確定是否能實現所聲稱的效率目標，因此不能直接假定大多數企業合并有利于競爭；此外，這種想象中的效率可能是認知偏差影響下的產物，例如“激情戰勝理智”或者是企業高管因自我歸因偏差和可得性偏差而過于自信的結果。除了認同提供更多關于實際合并效果的證據會更有益的觀點，Werden等﹙2011﹚［14］還指出，完全基于觀察以往合并效果的合并控制也許不可行，因為這種行為反壟斷有可能削弱執法效果，原因在于實踐中難以區分是合并產生的影響還是其他經濟力量的影響，也難以確定合并評估中的系統性誤差及生成的誤報信息。Stucke﹙2012﹚［8］提出，合并后審查意味著反壟斷機構可以在合并完成之日的2~5年后，在可觀察的范圍內，通過考察定價水平和價格因素﹙包括創新、生產力、服務、質量﹚來分析該行業的競爭水平。與此同時，為了減輕機構和市場參與者的負擔，可以實行兩階段審查法，即在第一階段對該行業的合并后競爭狀況進行初步評定式審查，只有當結果顯示競爭顯著減弱時，才啟動第二階段的徹底審查。也就是說，行為反壟斷更主張在事后評估企業合并的真實效果，而非進行事前預測，因為這種預測往往會產生錯誤，既無法起到反壟斷的作用，也不利于教育民眾。
﹙三﹚關于壟斷協議的研究
一般而言，壟斷協議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以協議方式實施的控制價格、地域、數量等意在限制競爭的共同意思表示，根據“協議的簽訂者是否處于同一經濟環節”可以區分為橫向壟斷協議和縱向壟斷協議，前者“是指在生產或銷售中，處于同一經濟環節的、具有相互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簽訂的共同控制價格、產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內容的協議，或雖沒有協議但共謀采取協同一致的行為”，后者是指“上游企業向下游企業提供商品時，要求下游企業必須按照固定的或限定的價格向第三人銷售產品”［11］。在國外實踐中，前者被稱為卡特爾，后者被稱為轉售價格維持，學者對此都提出了新的觀點。其一，行為反壟斷對卡特爾最優威懾理論的質疑和完善。美國反壟斷法威懾卡特爾的理論依據是新古典經濟學，即假設定價者是理性最大化者，理想的反壟斷處罰=﹙違法者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執法成本﹚/發現概率。但Tor﹙2004﹚［10］指出，除非收益大大超過成本，否則對于有激烈競爭歷史的企業來講，建立有益合作和有害共謀的難度都比傳統理論預測的要大，而當競爭對手或特定市場有共謀的歷史時，產生合作和卡特爾的難度則更小。Stucke﹙2006﹚［15］進一步指出，反卡特爾的首要武器是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執行競爭政策，并在卡特爾的同時，通過道德教育激發民眾對核心卡特爾的厭惡情緒，讓民眾充分認識到其非法性和潛在危害。原因在于，傳統法經濟學最優威懾理論用于反壟斷領域會產生以下問題：難以對威懾進行實證衡量；適用上存在困難；需要運用全球化處罰遏止跨國危害；可能產生反競爭后果；難以通過威懾企業高管使其不采取核心卡特爾行動；假設行為人是理性利潤最大化者，無助于衡量犯罪可能產生的成本和收益；法官在判決時可能會拒絕采納最優威懾理論。換言之，基于有限理性假設的行為反壟斷研究通過質疑完善了卡特爾最優威懾理論，顯著增強了該理論的解釋力。不僅如此，美國反壟斷實踐還表明，寬恕制度的法律威懾、道德譴責和公眾教育作用并不理想。有研究表明，因寬恕制度而被破除的卡特爾的存在時間大約是10.3年，而在無此制度規范下的卡特爾平均存在時間僅為8.1年。雖然實踐中不斷提高逮捕概率、不斷增加刑期和罰款數額，但是美國實際被反壟斷機構查處的卡特爾數量不到所有卡特爾真實數量的10%。因此，可以依據行為經濟學有關氣質性因素﹙包括沉默成本、過于自信偏差、可得性啟發法﹚和情境因素﹙例如基本歸因錯誤﹚的理論，在承認行為人會受非正式社會規則和道德規范驅動的前提下，由司法部進行更多的后實證審查﹙Stucke，2010﹚［16］。此外，卡特爾后審查還意味著，反壟斷機構應當訪問價格固定者并公開其報告，建立計算機化數據庫﹙應當包含關于某些行業特征和陰謀性質的數據﹚，并標識出涉及卡特爾行動的所有民事和刑事的反壟斷同意令、申訴或訴訟行為﹙Stucke，2012﹚［8］。由此可見，除了由監管者開展事前和事中審查，還可以依靠司法機關開展事后審查以及發揮非正式規則與道德規范的約束作用。其二，行為反壟斷關于轉售價格維持合法性的判斷。由于轉售價格維持在產生消極影響的同時，還會產生積極影響，例如增進競爭、節約交易成本和促進新企業進入等，法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甚至曾公開支持這種反壟斷行為。但是，Tor﹙2004﹚［10］發現，轉售價格維持﹙ResalePriceMaintenance，以下簡稱“RPM”﹚通常比芝加哥學派預測的更加有害，因為企業更傾向于高估損失發生概率和下游搭便車概率，也更偏好在邊際上通過采取與價格有關的方法來控制此類風險。Tor和Rinner﹙2011﹚［17］還指出，在許多情況下，RPM可能既非完全有利于競爭也非完全不利于競爭，而僅僅是有限理性企業傾向于過量使用。具體而言，廠商的有限理性RPM主要表現為：﹙1﹚高估降價的預期危害，原因包括錨定效應、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2﹚降價厭惡，原因包括損失厭惡、公平考慮；﹙3﹚支持進行RPM的偏好，原因包括因基于推理進行選擇和相容性效應而導致過于看重消除或降價行為本身，而非解決其潛在后果，以及因確定性效應、模糊性厭惡、管理者的風險態度而導致高估RPM的潛在收益。而且，企業因從其錯誤行動中吸取教訓或受到市場懲罰，而減少過度依賴RPM的過程往往比較緩慢，這一過程也會導致效率損失和競爭損害。與此相反，Werden等﹙2011﹚［14］認為，競爭法的前提是不受約束的競爭過程最有利于增加社會福利，只有競爭過程被破壞，政府才能干預市場，因此即使可能導致社會福利損失，競爭政策也不應當譴責這種并不妨礙競爭過程的做法。
三、行為反壟斷對政府監管的啟示
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往往需要政府干預經濟。但是，政府干預也存在失靈問題。因此，行為反壟斷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反壟斷監管理念。
﹙一﹚通過反壟斷監管糾正市場失靈
為了解決行為利用這種新形式的市場失靈，Stucke﹙2012﹚［8］認為監管機構可以使用以下補救措施：改變現有的或者創設新的默認規則；要求消費者在給定選項中選擇；教育消費者利用前景理論下的框架效應和可得性啟發法；將某個選項設為默認并對退出程序做出限制性規定；規定針對購買者的冷卻期；對理性企業開征行為利用稅；采取預防措施，幫助消費者減少自身的認知偏差并增強意志力；向消費者提供承諾；增加企業識別潛在受害者的搜尋成本。此外，他還提出行為反壟斷理論可以從四個方面幫助競爭監管機構完善監管政策：一是填補空白，幫助機構更好地解釋壟斷行為，了解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二是批判地評估具體反壟斷政策背后的假設；三是評估競爭法應集中化還是分散化，尤其是在行為人有限理性假設前提下，能證明保護非理性消費者的反競爭結果的正當性；四是重新審視三個基本的反壟斷問題，即什么是競爭，什么是競爭法的目標，什么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法律標準［8］。概而言之，監管者可以綜合運用上述行為法經濟學視角下的監管措施，包括直接規定默認規則、限定行為人的可選選項、給予行為人一定的冷卻期等，以達到糾正市場失靈的目的。
﹙二﹚通過反壟斷監管糾正政府失靈Cooper和Kovacic﹙2012﹚
［18］研究發現，有缺陷的啟發法、認知偏差和短視可能會導致監管者采取那些更符合其政治監督者偏好的政策，同時，依賴于初始政策立場、信息流的次序和真實性、監管者先驗知識的現狀偏差和確認偏差，可能會導致監管者采取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谏鲜鲅芯?，他們認為應假設政治監督者偏好那些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并熱衷于能解決存在于想象中的問題的政策或行動，而選民可能會因各種認知偏差而導致其需求的是短視政策。對此，他們提出了兩種矯正措施：一是通過選擇架構，從選擇集合中消除或者使行為人難以選擇次優替代方案，從而避免存在認知偏差的決策者做出不理智決定；二是通過完全消除認知偏差，或者使有限理性監管者在決策時考慮其認知偏差，從而使有限理性人能夠像理性人那樣決策。上述行為反壟斷理論有助于促使反壟斷政策制定者提高對細微差別的重視程度，并在現實中的事實與正統經濟理論產生沖突時，超脫主流思想框架的束縛﹙Reeves和Stucke，2011﹚［12］。顯然，監管者作為有限理性個體同樣會面臨各種決策偏差，也需要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
四、行為反壟斷研究受到的質疑及相關回應
﹙一﹚行為經濟學是否具有預測力，認知偏差理論是否具有系統性
Wright和StoneII﹙2012﹚［19］提出，行為經濟學理論不是預測模型，欠缺預測力，因此它無法為反壟斷法提供任何明確的、可實施的政策建議，也無法被法官或監管者用于處理反壟斷案件。Devlin和Ja-cobs﹙2014﹚［20］也認為“行為經濟學在現代反壟斷政策中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它完全是含糊的，不受限于一種理論，并依賴于通常反向運行的認知偏差。盡管有時能描述過去，但它無法預測未來，這是任何反壟斷分析方法的致命缺點”。對此，Leslie﹙2013﹚［21］提出，行為經濟學可以解釋非理，并在視之為既定事實的前提下，解釋為何會發生這些行為，因此能彌補法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許多不足。也就是說，行為經濟學有助于提高反壟斷法經濟學的解釋力與預測力。Tor﹙2014﹚［22］也認為“事實上，那些記錄下來的群體層面對理性的偏離，是強烈鮮明的、系統的、可預測的，這反映的不是個體層面的一致性，而是個體層面判斷和決策行為顯著異質性的集合”。行為經濟學所基于的有限理性假設本身就是個人決策理論，是基于試驗心理學得出的實證研究結論，比理性人假設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而且，有限理性理論始終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已經具有較強的系統性，這為行為反壟斷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行為反壟斷能否替代基于微觀經濟學的反壟斷法經濟學
Werden等﹙2011﹚［14］認為，如果使用行為反壟斷理論替代利潤最大化假設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就不得不改變如何進行合并審查以及是否違法的判斷標準，而且，即使心理學能在許多重要方面為經濟學提供依據，也不能在競爭政策中替代經濟學。VandenBergh﹙2013﹚［23］也認為，行為反壟斷無法取代主流反壟斷經濟學，因為行為方法的有效性受限于分析結果的模糊性，而且使用非理性假設能否更好地解釋、預測市場行為和設計有效競爭政策，也存在疑問。對此，Huffman﹙2012﹚［6］指出，這實質上是認為行為經濟學將復雜因素引入反壟斷分析，可能會使其太過復雜而無法操作的泛泛之談，或者說，他們質疑的是經濟學本身，而不是行為反壟斷能否更好地解釋現實。從法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的關系角度看，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和完善，兩者不構成替代關系。因此，作為行為法經濟學研究組成部分的行為反壟斷，也是對反壟斷法經濟學的補充和完善。
五、研究展望
犯罪經濟學理論范文3
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關鍵詞：經濟學；數學化；實證化
作者簡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師范學院經管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 〔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犯罪經濟學理論范文4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經濟人；非理性；偏好
一、引言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基本假設規定了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得最大的經濟收益。在經濟生活中，每一個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都是利己的，這就是所謂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經濟學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設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為基礎就產生了人們所熟知的效用論、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經典經濟學理論。但是，由于人的雙重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會環境等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現實生活和生產過程中，人的經濟行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于現實中一些“非理性”的經濟現象無法做出充分的解釋，一些經濟學家結合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的行為經濟學也就應運而生。
二、發展歷程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人類心理與經濟行為的關系。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其所著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動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諸如利他主義、公平、損失厭惡、過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闡述，特別是利他主義。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試圖說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為，要發揚慷慨、正直、勤儉、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這樣才能保證和維持整個市場經濟的和諧運行。除此之外，邊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動在人的經濟行為中產生的作用。他認為，面對選擇，人追求的目標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滿足的程度，心理滿足程度的大小決定著選擇的績效。當經濟學說發展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為數不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了心理因素會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這一思想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尤其得到了發展。凱恩斯提出的消費傾向概念就包含著主觀因素對人消費行為的影響。同時凱恩斯的投資行為會受到群體因素的影響的理論對于行為金融學的產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認為市場的波動會受到群體的樂觀或悲觀情緒的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論基礎上，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為經濟學的萌芽開始產生。經濟學家開始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到對經濟現象的研究當中去。在這期間，西蒙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是早期行為經濟學形成的標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論認為，由于客觀條件及自身認知能力的約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滿意的決策而非最優的決策。這一理論已經向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提出了挑戰。而喬治卡托納甚至對“理性人”這一公理化假設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他強調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為人的內在動機決定了人的行為。此后，伴隨著心理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開始興起。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著手聯合起來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貝克爾在其《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提到，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即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的階段。他結合了心理學和經濟學對少數民族歧視、競爭與民主、犯罪與懲罰、家庭和婚姻等看似與經濟學無關的社會現象做出了解釋，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運用經濟學及心理學的理論通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理查德•泰勒被認為是行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人，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認為泰勒是“第一個提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討論中并發展出行為經濟學的學者”。主流經濟學強調人是純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選擇形成了有效市場；而以泰勒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者則認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會人”，面對現實生活中紛繁復雜的選擇，人經常做出錯誤的決定。因此政府和企業應該作為選擇設計者在現實中建立一個選擇的框架體系以便促進人們做出更好的選擇。同時，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投身到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論和觀點，諸如戴維•萊布森和馬修•拉賓描述了有關人和金錢之間存在的一種“反?，F象”，即在儲蓄行為中出現的“夸張貼現”現象。威廉•龐德斯通指出人們并非總有明確的偏好，提出選項的方式方法會影響人們做出的決定等理論。對于行為經濟學的定義眾說紛紜，概括起來，行為經濟學就是將心理學、社會學的理論成果與主流經濟學理論相結合來研究人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的學科。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試圖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而是試圖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中是存在著“非理性”的。
三、理論成果
1.有限理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論，成為了行為經濟學者理論研究的前提之一。與“理性人”假設所強調的經濟行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認為現實生活中人的理性認知能力不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維能力的限制，同時還要受到外部客觀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影響。因此，經濟行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經濟行為人的決策標準是追求令人滿意的決策而不是最優決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對于人們決策的影響。由于獲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況下無論花費多大的成本都無法獲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殘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決策，從而也可以在經濟行為分析中用于解釋那些非理、隨意甚至于“不明智”行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為經濟學者甚至其他經濟流派的學者在一些主流經濟學難以解釋如公共物品、社會福利和社會準則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主流經濟學為了保證個人選擇的理，提出完全性、傳遞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這些對于“理性”的判斷標準本身是理性的嗎？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語，在使用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著不精確性和彈性。在現實研究中，諸如凱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繹推理的經濟學家更多地是在“常識”的意義上使用“理性人”這一概念，他們往往是根據語境的不同對于個體的行為做出“經驗上可信”的假設，就連弗里德曼在方法論層面上也提到我們無法逐一對理論的假設做出“經驗上的檢驗”。而所謂“經驗檢驗”依然是根據人們長期以往對于現實社會的普遍性的認識甚至是道德層面的普遍性認同為依據的。而對于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這些“普遍的認識和認同”或者“社會準則”或者說“常識”反應到不同的種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個人的行為上都是有差異的，繼而對于“理性”的定義以及判斷“理性”的標準也存在偏差，在整個人類社會都是無法做到完全統一的。因此，“有限理性”顯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貼近現實。當然，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設完全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圍繞著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進行的。對這類研究，通常個體的認知和動機等經驗事實并不進入分析而與分析的結果無關，從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幫助演繹推理。
2.選擇框架
選擇問題一直是經濟學所關注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這同樣也是行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學者們結合心理學的理論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審視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行為機制。行為經濟學家發現，在涉及到具有不確定性的選擇中框架效應是普遍存在的?？材崧吞匚譅査够O計的“疾病治療困境”實驗就是其中一個最為經典的案例。事實上，在正面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A，而在負面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B’，即便同一種治療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實際上治療結果是相同的，但是顯然積極描述要比消極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們往往在面對過多選擇時會出現“選擇困難癥”。有這樣一個實驗，兩名市場營銷專家在超市布置了兩處果醬展示臺，一處只展示了6種可供消費者選擇的果醬，而另一處展示了多達24種果醬。實驗發現，24種果醬的展示臺確實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圍觀，但是最終還是6種果醬的展示臺的購買率更高。這就表明，可提供的選擇越多，人們反而越難以決策，最后的結果可能就是放棄選擇或者另尋它法。錨定效應是指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外部信息的影響從而在做出決策時會受到該信息所限定的某種模式之下。當人們需要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的數值作為起始值,這些起始值就像“錨”一樣使人們的估測值落于某一區域中。如果這些“錨”定的方向有誤或者是虛假的，那么估測的結果就會產生偏差甚至還可能會出現歪曲。以上提到的現象表明，人們在面對選擇時，提出選擇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環境因素等對于人們的決策行為影響是很關鍵的。積極的因素會幫助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而消極的因素會使人做出錯誤的決定。理查德泰勒強調，為了使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政府、企業等應該構建一個有效的選擇框架來引導人們進行決策。有時只需要一個“溫柔的推動”(Nudge)，與強勢的命令相比，這種非強制的方式人們更樂于接受，還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從而使得他們做出選擇設計者所期望的決策。
3.不確定性(系統偏差)
正常情況的選擇已經足夠復雜，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就更加難以做出決策?？材崧吞匚譅査够l現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的決策行為往往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偏離經濟學理性狀態下的標準范式，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與主流經濟學對理性的假定存在著系統偏差。小數定律就是系統偏差的典型。大數定律是統計學中的概念，相較于小數定律，大數定理更加被人們所熟知。該定律的前提條件是樣本規模足夠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們所面對的都是小樣本，小樣本的均值不會遵循大數定律接近于總體的均值，而是出現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們卻更容易受到小樣本的過度影響，尤其是對于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4.偏好常規理論認為偏好是預先存在并且穩定的，而心理學家則認為偏好是構造出來的。行為經濟學家如坎內曼、特沃爾斯基、拉賓等對偏好的一些特征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發現，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斷的選擇的過程中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選擇的設置和外部因素會影響偏好的形成，人們在挑選蘋果的時候才能確定自己想要什么樣的蘋果。人對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遞減趨勢的，也就是說收益或損失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但是，損失獲得的關注度要更高，人們對于損失的估價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個參照點，人們常常對于某個行動的后果與這個參照點的相對差異比較敏感，反而對于行動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發展趨勢
經濟學本身就是研究選擇的一門學科，正統經濟學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條件下人們的決策行為，而行為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豐富了經濟學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結合了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行為經濟學更加貼近現實。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要顛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式，而是試圖解釋人們非理產生的原因和發生機制進而幫助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勢必要成為一種潮流，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的成功結合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對分散還需要全面系統的檢驗、完善和穩固。如何使得理論更加合理、系統和科學更加貼近實際與現實相符是今后行為經濟學所要發展的目標。行為經濟學興起于西方，在我國，相關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滯后。目前，國內相關學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對西方經濟學家理論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評述和總結，而將相關理論應用于實際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也相對貧乏。盡管有黃祖輝、胡豹、汪丁丁、奚愷元等相當一批專家學者在學結西方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實際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看法，但是我國學者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還需要不斷開拓眼界、轉變思維方式、尋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終推進我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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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經濟學理論范文5
摘要：目前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國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問題上存在不足，本文將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因素分析為出發點，系統思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演進及運行過程，以求能夠更加科學、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成果，從而有利于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對比，找出能夠真實反映不同經濟體在其所處的經濟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方法。
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趕超成本
中圖分類號：F11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0-02
一、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過程與規律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開展國民經濟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構成的統計信息系統，它為國民經濟核算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和科學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統一的分類標準，綜合利用統計、會計和其他核算方法，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F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起源于SNA，該賬戶體系是在系統總結和繼承之前國民收入估算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聯合國公布的。此后，隨著經濟形勢和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還在不斷向前深化，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按照其核心指標GDP所考慮的經濟活動范圍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傳統GDP、綠色GDP和可持續發展GDP三個階段。
1.傳統GDP與綠色GDP概述
傳統GDP核算的主要理論成果可以被劃分為兩大體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國際普遍采用的經濟核算體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蘇聯提出并推廣的，簡稱物質平衡表體系。兩大體系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兩大體系產生的現實經濟基礎不同；第二，兩大體系的核算范圍不同；第三，兩大體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綠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對環境資源進行核算的基礎上，從GDP值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所得到的計算結果。目前國際上幾個重要的核算體系主要包括《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SEEA）、《歐洲環境的經濟信息收集體系》（SERIEE）、《包括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體系》（NAMEA）等。
2.可持續發展GDP概述
可持續發展GDP又稱廣義綠色GDP，其核算范圍要遠遠大于綠色GDP的核算范圍，可持續發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考慮的資源環境成本之外，還要包括社會成本，從而綜合反映以經濟發展為支撐的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前該領域內最具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于1990 年開發的人文發展指標（HDI），經濟學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斷進行完善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以及聯合國提出的真實發展指數（GPI）等。
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規律主要表現為“做減法”，即從傳統GDP到綠色GDP是從GDP中減掉資源環境成本；從綠色GDP到可持續發展GDP是從EDP中再減去各種性質的社會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階段所關注的核算對象的范圍不同，傳統GDP關注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綠色GDP關注經濟系統和自然環境，而可持續發展GDP在此基礎之上還要關注整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各種相互關系。
二、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續發展GDP核算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對整個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或意義深遠的問題上，目前該領域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人口增長、國民素質、貧困、腐敗、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會性費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等。長期以來，各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都很難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即：國民經濟核算很難準確反映一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1.收入因素與成本因素
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因素一般包括兩大類，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一般只考慮收入因素對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影響，而忽略了同樣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謂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特定支出類因素。為了便于說明，我們假設有兩個家庭A和B，每個家庭都有三位成員，即爸爸、媽媽和孩子，兩個家庭的生活環境大體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B家庭年收入為15萬元（視為長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從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來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約為50%。但是以下幾種情況卻給出了我們懷疑的理由：
情況一：假如兩個家庭的孩子都在讀大學并且自費，A家庭的孩子在國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國內，由于留學費用要遠比國內學費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內會下降很多。
情況二：假如兩個家庭持有不同的風險觀念，A家庭是典型的風險規避型，因此買了大量的各種類型的保險；而B家庭則是風險偏好型的，對待風險的方法是風險留存，因此相對于A家庭來說B家庭節省出了大量的保費用于當期消費。
情況三：A家庭的運氣很差，他們在一次外出時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醫藥費；而B家庭則平安無事。
情況四：A家庭雖然收入較高但是嗜賭成性；B家庭則安分守己，保持著良好的生活習慣。當然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但以上幾種情況足以說明成本因素對于生活水平的影響至關重要。本文認為，現實生活中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還應該考慮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即：趕超類成本、防御性開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習慣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況一”就屬于趕超類成本，它是指一國居民為了能夠在未來達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當期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職培訓等。事實上，這一類成本因素所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是成本類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因素，本文在下面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究?！扒闆r二”屬于防御性開支，是指為了規避未來因不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損失而在當期必須支付的成本，例如購買保險等?！扒闆r三”屬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災害和自然災害兩類，例如地震、水災、勞動事故、犯罪等?！扒闆r四”屬于不良生活習慣的影響，除了賭博外，該類成本還包括吸毒、浪費等。
2.趕超類成本的進一步研究
趕超類成本指一國居民為了能夠在未來達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當期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支付的成本，趕超類成本廣泛存在于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根據其性質不同主要分為三類，即：實物類、虛擬類和心理類。
（1）實物類趕超成本。該類成本的支出形式為具體的實物，例如某人為了在將來過上更富裕的生活而進行創業，為此需要購置的機器設備廠房等都屬于實物類的趕超成本。
（2）虛擬類趕超成本。在形式上不體現為實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參加業余電腦技能培訓，這一行為影響到的他當期生活水平，但卻提升了他的勞動能力和個人素質。
（3）心理類趕超。該類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趕超類支出，主要指既未產生實物資產又沒有提升該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壓力等原因所造成各類“支付”。
目前的可持續發展核算指標體系在反映生活水平問題時一般都未考慮趕超類成本，如HDI只考慮收入因素、ISEW只考慮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慮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趕超類成本具有廣泛性，核算難度較大，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來說，使用賬戶式的核算方法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核算并不經濟，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趕超成本又能夠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將要論述的趕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這一問題提出的。
三、趕超成本模型的理論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設
以兩國模型為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造成兩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認識到這種差距后，落后的一國便會產生趕超先進國家的客觀意愿和要求，進而將其付諸行動，但是趕超的過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這部分成本來自于落后國家的各期GDP，因為這部分產出以投資、科學研究、教育培訓等形式被消耗掉而無法用于居民的現期消費，所以國民經濟核算在考慮居民生活水平時，應將這部分成本從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設如下：
（1）兩國國民生活水平或者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決于兩國的科技或生產力發展水平。
（2）落后一國的國民有加快發展本國經濟以達到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內在動力。
2.模型的構建
（1）前提假設
為了簡化最初的模型設計，有必要在基本假設下進一步提出以下四條前提假設：
①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風險中性的，從而折現率r使用無風險利率。
②加班時間占總工作時間的比重較小，可以忽略。
③趕超成本連續投入，逐年遞增，并保持與GDP的預期增長率相一致。
④各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可以準確的評估，即關于各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信息完全，從而趕超年限可以準確估計。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現金流折現法，即：以各年的趕超成本作為當年的現金流量，以當期時點為折現點，將各年預期的趕超成本折現。借用現代金融理論中“有效市場”的概念，本文認為這一折現值應該等于以目標國家勞動生產率（集中反映一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為評價指標的趕超國家與目標國家當期的經濟增長差距值，也就是說，趕超國家為了能夠達到目標國家的勞動生產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趕超成本應該等于以期望將來達到的勞動生產效率在當期進行生產所能達到的潛在的生產價值減去當期實際的生產價值的差值。其中，所謂的趕超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一國，所謂的目標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發達的一國。
（3）四個基本變量
①趕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國試圖從科學技術、生產條件、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社會制度、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達到或接近更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的過程中所必須支付的成本。
②趕超年限：趕超國家用于追趕目標國家所預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現率：即無風險利率。這里之所以使用無風險的折現率在于前提假設1中設定各國為風險中性的國家。
④發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進國家的生產效率核算出的本國潛在國民收入減去本國目前生產效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的差值。此處的發展增加值與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預期趕超成本折現值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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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經濟學理論范文6
關鍵詞：譬喻；置換；“破窗理論”；機會成本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05-0021-05
任何學過主流經濟學的人，都不僅接觸到基本的概念、曲線、公式和模型，還會接觸到大量的譬喻。這些譬喻往往使初學者產生教科書中的經濟學與現實經濟生活高度吻合的錯覺。而事實上，其中大部分譬喻都是以一定的語境為背景和前提的。
一、“破窗理論”及其著名批評概述
“破窗理論”作為一個譬喻和批評的靶子，早見于法國19世紀經濟學家巴斯夏的著名文章《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大意是一個頑童不小心打破了一家面包店的玻璃，鄰居和圍觀者以“裝玻璃的工人可以有活兒干了”來安慰這位不幸的店主，且說裝玻璃的人可以用這筆收入支付給其他的行業，而這些行業又可以繼續將所得收入再支付給更多的人。如此推論下去，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能使資金周轉并由此可以導致整個工業的發展。之后，美國著名經濟專欄作家亨利?黑茲利特在其經濟學科普讀物《一課之師》中明確地將這個譬喻稱為“破窗理論”。
當然，無論是巴斯夏還是亨利?黑茲利特，都否認頑童之舉是帶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巴斯夏認為圍觀者只看到了能看見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看不見的一面。而亨利?黑茲利特也將類似的故事稱為經濟學上機會成本的“一課”，反駁說，面包店店主本可以用那筆錢去買套西裝，但現在必須用來買玻璃，從而導致西裝業者少了一筆生意，以此類推，社會將減少許多的生意和就業機會。簡言之，他們認為頑童打破玻璃是破壞而不是建設，因為打破玻璃帶動的經濟效應是以另外一部分負效應為代價的，整個社會上的資源并沒有增加。
巴斯夏以及亨利?黑茲利特對“破窗理論”的批評，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層開的，即能看到的一面與不能看到的一面在價值上是對等的，并且人們的經濟行為不能偏離某種既定的邏輯和秩序。具體而言，面包店的店主如果不用這筆錢去買玻璃，就會去買西裝或皮鞋等其他商品，從而排除其成為守財奴的可能，并將其消費性格鎖定在經濟理性邏輯的“正常人”的范圍之內。
但實際上，任何單個人的經濟行為都受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真實的經濟生活中，多樣化的個人消費性格所決定的個人消費行為，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可能。因此，在迥然不同的語境中，頑童的行為對社會經濟到底是具有還是不具有激活的作用，答案并不惟一。如果再加上對“社會資源”外延的理解可能出現的偏差，情況就會更加復雜。當然，巴斯夏和亨利?黑茲利特之所以沒有糾纏于個體層面的細節而只是選取全部故事中的一種可能，是因為他們從根本上并不是要探討微觀層面的問題。他們雖然不無可貴地發現了需求在微觀層面的某種替代關系，但他們也不加區分和界定地將這種關系嫁接和置換到宏觀層面。說到底，“破窗理論”的故事只是巴斯夏和亨利?黑茲利特所借助的譬喻。實質上，巴斯夏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亨利?黑茲利特從機會成本的角度對“破窗理論”的批評，則在于徹底否定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政策。
二、“破窗理論”及其著名批評的其他“遺忘”
巴斯夏以及亨利?黑茲利特把破窗故事作為批評的靶子，是從剖析它所遺忘的方面著手的。巴斯夏說，破窗故事的當事方并非只有兩個，除了代表消費者的面包店店主和代表生產者的玻璃工外，還有作為第三方的鞋匠(或別的行業的商人)隱藏在幕后。亨利?黑茲利特也重申大概相同的意思，指出圍觀者過兩天就會看到一扇嶄新的玻璃窗，但他們可能永遠也見不到那套新的西裝了。亨利?黑茲利特對“破窗理論”的批評，其實已經涉及到戰爭、稅收、政府信貸、固定價格、節儉等大量宏觀層面的社會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捌拼袄碚摗奔纫蜒由斓綄暧^經濟層面的解釋，則探討“破窗理論”，特別是在離開原初語境的條件下一以貫之地將其作為經濟學入門的必不可少的“一課”，并借以說明種種當下的經濟現象，就需要將視野范圍再拓寬一些，關注和考慮到更多的看不到的“遺忘”。
1．被遺忘的傳導機制
不論是破窗故事本身，還是巴斯夏和亨利?黑茲利特對它的批評，實際上都承認這樣一種傳導機制：不同行業之間收入的連鎖傳遞能給社會帶來許多的生意和就業機會。惟一不同的是，前者以破窗的花費為初始啟動，而后者則以西裝的花費為初始啟動。雖然故事的原創者和批評者都沒有如凱恩斯及其追隨者那樣，以“乘數理論”表明初始消費與投資的增加能夠帶來國民收入總量若干倍的增加，但其敘述過程中已經可以看出，連鎖過程存在某種遞增的雪球效應。
實際上，“破窗理論”還存在另一個被原創者和批評者都忽略的傳導機制。具體而言，“破窗理論”的故事起始于頑童打破了玻璃，假如這種破壞行為確實給某一方帶來收益，而破壞行為不僅未受任何責怪，還被給予充分理解甚至大加贊賞，那么整個事件實際就傳遞了另外的某種信息，頑童的無心之舉，就可能演變為成人的故意所為，即人們有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破更多的窗戶玻璃。久而久之，在這種無序和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和蔓延。倘若這又與經濟增長的“大善”下不存在任何“惡”的邏輯不期而遇，那么，頑童破窗的故事必然蘊含著另一種傳導機制。在這種傳導機制中，頑童的行為不僅可能在成人世界被模仿和復制，而且可能被放大和產生變異。
對于這被遺忘的可能的另一種傳導機制，巴斯夏的一般性闡釋似乎仍然有效，即一個行動、一種習慣、一項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后果，其中有些是當時就能看見的，它在原因發生之后立刻就出現了，人們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則往往不被人注意到，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
2．被遺忘的外在動力
整個破窗故事的原動力是頑童的破壞行為，但它并不是更換玻璃所帶來的連鎖效應的惟一動力源。事實上，除了無心之舉和強制性指令這兩種外在動力之外，還存在另一種既非源于意外也非源于政府的外在動力。
熊皮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作了如下闡述：“開動和保持資本主義發動機運動的根本推動力，來自資本主義企業創造的新消費品、新生產方式或運輸方法、新市場、新產業組織的形式……它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
斷地創造新結構。這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币虼?，這種被遺忘的外在動力不僅可能表現為熊彼特稱為“創造性破壞”的技術創新，也可能表現為價值觀念和消費觀念的某種牽引的力量。盡管這樣的外在動力并不是直接地強加給消費者，卻終因可以間接地轉化為消費者的自愿行為而不容忽視。
任何一個生產者都會想盡一切辦法維持和擴展自己產品的需求規模以增加收益，圍繞這個目標所進行的技術創新和市場營銷觀念的變革實際上從未間斷過。在這種產能和需求規模的互動的雙重膨脹過程中，許多產品的更換頻率已悄然加快，產品生命周期大大縮短。這樣的做法，往往不違反任何既定的法律、規則和標準，并且因其一方面確實讓一部分人享受到豐富的物質世界所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符合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資本擴張的基本邏輯，因而一直以來獲得了強力支持而暢行無阻。然而，從破窗故事的意義上說，這種被遺忘的外在動力，不僅可能取得與頑童打破玻璃同樣的效果，而且還可能具有更強的力度，取得更大的效果。因而，它同樣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的場景和參照系下顯現正面的效應，而在另外的場景和參照系下則正相反。
3．被遺忘的貧困狀態
面包店店主應該屬于普通民眾階層，即使撇開極端富有的階層只論及普通民眾，破窗故事也遺漏了普通民眾中存在的貧困狀態。如果破窗發生在這樣的貧困家庭中，大概會有兩種結果：一是這個家庭沒有任何可用以購買糧食之外的余錢來安裝玻璃，只能在減少食物和忍受破窗兩者中作選擇；二是這個家庭不僅沒有節余還負債累累，在生存瓶頸下喪失了任何的選擇安裝玻璃的可能性。總之，上述兩種情況下，需求能夠隨意替代和可供選擇的條件消失了。
由于經濟學早已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在各種可供選擇的用途中間進行配置的科學，所以破窗故事的貧困狀態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范疇下被邊緣化。然而，貧困狀態之所以不能省略而需要給予關注，是因為它始終與繁華和富足如影相隨。盡管這種狀態在發達國家似乎已趨于稀有，但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卻并不鮮見。并且，廣義的破窗不僅可以是指有形物品的損失，也可以是醫療費和教育開支等各種服務費用的突然出現或不斷上漲。這樣說來，貧困狀態可以被排除在破窗故事和著名的批評之外，卻在目前沒有可能被排除在這個現實世界之外。
三、機會成本的不對等
機會成本實際上是―對孿生的概念，它在經濟學課本中的定義，是指把―定的資源用于生產某種產品時所放棄的生產另一種產品的產量的價值，例如，―塊土地本來可以種小麥，結果種了大豆，那么，種大豆的機會成本就是本來可以種小麥而得的收益；反之，種小麥的機會成本就是本來可以種大豆而得的收益。當然，亨利?黑茲利特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用以批評政府的某些干預政策，以及其他的―些經濟學者在面向大眾層面作相關探討時，對破窗故事的批評已被習慣地作為機會成本的通俗的例子，從而使得孿生的機會成本概念的實際內涵已經可以概括為這樣的一般性描述：機會成本是互為看不見的、被放棄的選擇。
亨利?黑茲利特強調，機會成本可以看不到卻不能沒有想到，他提醒人們應注意，當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支出時需要想到稅負的相應增加，當要求政府獎勵某個產業時需要想到另一個產業可能會相應萎縮等等。但他并沒有進一步回答如下幾個問題：(1)在什么樣的思維空間“想到”?是多維地考量日常經濟活動，還是僅僅局限于經濟學理性選擇的單維的邏輯?(2)從人們的認知規律來講，能夠“想到”的最切實的經驗來源，主要是自身的實踐還是他人的勸說?(3)人們通過實踐和對既有知識的揚棄，在更大的參照系和更多的維度下“想到”其他后果之后，為什么選擇A而放棄B?
1．在時間維度下的考量
對于在選擇與放棄之間如何權衡的問題，中國傳統智慧早有回答――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于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難道通俗例子中的機會成本不是在一定貨幣金額下兩廂對等的嗎?因西裝業者錯失機會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不是剛好抵消頑童破窗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嗎?看來，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實際上，機會成本按照經濟學課本的定義，是有別于通常的成本概念的，它不是指初端的實際成本花費，而是指其對照物的終端收益。這樣的定義并未排除種大豆和種小麥收益不等的可能性。而當這種單項的選擇和放棄在亨利?黑茲利特那里被置換為序列的選擇和放棄時，其間的不確定性因素和變量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因此，無論是單項的還是序列的選擇與放棄，能夠相互對等和抵消應該只是多種可能中的一種。否則，機會成本若總是相互對等，選擇與放棄之間也總是那么整齊對應的話，則人們的選擇在更多的情況下就會要么采用擲骰子的方法，要么聽任意外和偶然之力。顯然，事實并非如此。熊彼特在闡釋“創造性破壞”時指出，創新在加進時間維度后可以引致“特別利潤”。這實際上揭示了實業家或投資者在決定一筆資金的去向之前就已經明了選擇與放棄之間所存在的潛在差異，他們投資于A而不投資于B，是因為受到A的超額利潤的吸引所做出的有意識的選擇。
2．在價值判斷維度下的考量
從根本上說，有意識的選擇應該是外延更廣的概念，即它還涵蓋那些不能單純依從經濟學理性選擇尺度進行計算和權衡的范圍。因此，同樣需要提醒并有必要看到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觀及倫理觀的價值判斷的維度下，存在著在選擇與放棄之間注定無法對等因而無須權衡而答案惟一的領域。換言之，對經濟生活和實踐中的許多細致層面的篩選，以價值判斷的維度往往不能說是衡量尺度和標準的精細與進步，而只能說是計算和權衡的越界。盡管試圖將更多的社會現象納入經濟學的理性邏輯已經成為部分經濟學家努力的方向，但遺憾的是，經濟學單維邏輯下的解釋力是有邊界的，超出之后就難免凸顯蒼白和充滿矛盾。由此，對一些正在發生的社會經濟現象，需要在更高的層面、更大的參照系下給出更具有現實說服力的解釋。
例一，張掖市放棄黑河上游來水的60％。隨著流入下游的黑河水逐年減少，位于內蒙古額濟納旗的曾經水草豐美的黑河尾湖――東、西居延海，到20世紀末已成荒漠。為了遏止生態惡化，國務院早在2001年就決定實行黑河全流域統一調水，位于黑河中游的張掖市每年要將黑河上游來水的60％分給下游。于是，從2002年開始，張掖市對水資源實行了總量控制和定額管理，創辦了水市場并發展了節水農業，使過去習慣于采用大水漫灌方式的農民開始自覺實施分壟分塊的節水灌溉方式?，F在，居延海的生態環境正在逐步恢復，額濟納旗的東居延海湖域面積已達到20多平方公里。如果按照經濟學機會成本的視角，張掖市放棄60％上游來水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實際上，無論是多少，張掖市都不能拘泥于那個機會成本，否則不僅生態無法恢復，還會鎖定了節
水型社會管理的水平和節約用水運行機制的建立。
例二，內蒙古渾善達克自然封育4萬畝退化草地。內蒙古渾善達克是京津地區的風沙源之一。在過去5年中，中科院的科學家與當地政府，在幫助牧民維持生計的前提下，將渾善達克腹地正籃旗的4萬畝退化草地封育起來，放棄原來人工造林的做法，調整為人退、自然還草從而護士的措施，結果取得成功，青草現已長到1米高。實際上，造林工程成本很高且往往收效不大，但如果人們專注于放棄過度放牧和放棄造林的巨大的機會成本、受控于局部的利益驅動而忘記了改善土地沙漠化這個真正的目標，就不會找到、采取渾善達克的自然封育的簡單而有效的方法，甚至會迷失于利益鏈的惡性循環中。
例三，國家強制推行空調節能標準。來自深圳國美、蘇寧、茂業百貨和易好家華強店的數據表明，2005年7月份的空調銷量大增。但在空調銷量激增的市場上，高效節能空調的銷售在電力緊張的背景下卻遭遇尷尬局面，越節能高效的空調賣得越少，最高效節能的變頻空調只占銷售總量的10％左右。究其原因，高效節能比不過低價誘人。假如這樣計算：一款一級節能空調標價2 999元，功率680W；另一款五級的售價為1388元，功率910W，二者差價1 611元，功率相差230W。按照居民用電每度0．68元計算，高效節能空調每小時可節約0．16元，抵消1 611元的差價需要運行近10070小時，若每天使用5小時，一年使用6個月(在深圳)，將近11年才可以把1611元收回，即在空調使用壽命只有8--10年的情況下，用到空調報廢仍無法抵消差價。當消費者在既定的市場價格體系下的選擇與放棄的理性并不能產生與節約能源的理性相一致的自覺行為時，或者是價格體系出了問題，或者是消費者的理性出了問題，或者是存在尚未引起關注和考量的方面，總之不能說這個社會在某種看似穩定的秩序中健康發展，因此勢必催生另外的動力以求矯正――2005年9月1日起，國家強制推行空調節能標準，不符合標準的空調不能上市銷售。
上述實例，既不符合從機會成本角度的經濟學理性選擇的邏輯，也包含了亨利?黑茲利特所反對的政府干預。然而，這些實例中的相關方面的最終選擇之所以無可辯駁，是因為這種選擇植根于實踐。無論是全流域統一調水、封育退化草地還是禁售非節能空調，都是人們通過真切的付出而做出的現實抉擇。
四、譬喻置換中的局限
經濟學譬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經濟學知識的通俗表述和大眾化傳播，但它也和所有譬喻的使用一樣是有局限的。一方面，譬喻往往很難與所要表述的理論甚至理念在邏輯上嚴謹地保持一致，像亨利?黑茲利特對破窗故事的批評中，就出現了把微觀層面置換為宏觀層面、把單項的選擇置換為序列的選擇的過程中所導致的初端實際成本和終端收益的模糊處理的偏差；另一方面，譬喻一旦脫離了當時的語境，也不能恰當地說明新的現實條件下引發的新的問題。
被譽為經濟學大師的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其著名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也有一個用以說明“貿易的好處”的經典的譬喻――“邁克爾?喬丹應該自己修剪草坪嗎?”曼昆以機會成本和比較優勢的概念，說喬丹用2個小時，可以修剪完草坪，也可以拍一部運動鞋的電視商業廣告賺到1萬美元；而住在喬丹隔壁的小姑娘杰尼弗用4個小時，可以修剪完喬丹家的草坪，或在麥當勞店工作賺20美元。那么，喬丹修剪草坪的機會成本是1萬美元，而杰尼弗的機會成本是20美元。盡管喬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絕對優勢，但杰尼弗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較優勢，因為她的機會成本低。結論是，喬丹不應修剪草坪而應去拍廣告，他應該雇傭杰尼弗去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給杰尼弗的錢大于20美元而低于1萬美元，雙方的狀況都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