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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1
一、企業現狀
東北無線電廠、遼寧電子設備廠是國有企業，處于破產狀況。其中東北無線電廠始建于1960年，是原電子工業部直屬生產移動通訊設備的大二型軍工企業，1986年下放到地方管理，1996年破產。企業原有職工1836人，解除勞動關系1218人，離退休職工599人，并軌職工13人。資產總額4879.6萬元，其中房屋建筑折款2213.1萬元，機械設備271.5萬元，土地2395萬元。企業負債總額5603萬元，企業欠繳職工各類保險金131.4萬元，拖欠職工債務2809萬元，合計2940.4萬元。
遼寧電子設備廠，始建于1959年，是電子工業部直屬生產高中頻感應加熱設備的骨干企業，1996年企業破產，被遼寧電力電子集團整體接收，1999年遼寧電力電子集團解體，企業劃歸鐵嶺市管理。企業原有職工1652人，并軌人員939人，離退休457人，在冊職工83人。企業資產總額3298萬元，其中流動資產1145萬元，固定資產2153萬元。企業負債總額5075萬元，欠繳職工各類保險金542.8萬元，拖欠職工債務2637.3萬元，合計3129.9萬元。
二、債務的成因
1、經營管理性原因。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企業不能適應市場形勢變化的需要，對市場需求往往缺乏應變能力，盲目生產，有限資金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在銷售和定價方面還沒有利用現代促銷手段和價格政策，企業對生產經營，缺乏嚴格的管理，資金、設備、人力的利用率低下，浪費嚴重，勞動、物耗無定額，質量無檢驗，獎懲不嚴明，分配不合理等，造成企業在競爭中失利，效益下降，債務增多。
2、制度性原因。我國的國有企業在實施撥款改為貸款后，因缺乏宏觀制度的科學規范、保障和監督，又缺乏自身的更新。從政府財政方面考慮，因政府向企業的層層讓利導致財力日益分散，而將對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從主觀上講，是將無償投入，改為有償借貸，從而迫使企業走向市場，在客觀效果上，銀行貸款成為國有企業資金的唯一來源，因而也必然使企業走上負債的道路。
3、政策性原因。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按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方式，理應在改革初始階段讓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逐步退出競爭隊伍，但在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政策性口號下，硬要讓相當部分不能適應市場方式的國有企業生存下來，唯一的辦法也只能是主管政府要求當地銀行向虧損的國有企業貸款，而有些貸款是根本無望歸還的，使得國有企業有債難還。
4、財會制度漏洞原因。部分企業的領導不是想如何把企業搞好，把企業搞活，而是為了樹立個人"政績"，不顧企業長期發展需要，在任職期間，一方面虛擬各項收入，隱瞞各項成本費用，企業多頭開戶，私設"小金庫"，以截留資金用于非正常開支；另一方面，把企業的收益過多地向職工傾斜，為職工發獎金、實物，搞福利，把大量應當用于生產經營的資產轉變為各種形式的消費資金，從而不良債務加劇。
究其上述原因，根本在于經濟管理體制轉軌過程中缺少過渡環節，構成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斷層"和"真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產、供、銷完全由國家各級政府和部門安排，企業的生產經營也納入國家計劃，物資積累也由國家全部調撥，企業不對經營的資產負責，因此就無需考慮企業生存和發展。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企業要對其經營負責，要考慮今后的發展，因而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諸多問題，沒有成功地解決辦法，只有摸著石頭過河，邊探索、邊實踐，企業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思路和建議
一是推動企業改制，解決職工債務。通過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變職工債權為股權，解決職工債務。
二是搞好企業房改，利用政策償債。協調地方房產部門，給予寬松政策，盡快推動廠房房改后續工作和債務測算，解決職工債務。
三是進行資產保全，償還債務。東北無線電廠和遼寧電子設備廠通過出售資產、出售土地，獲得資金，用于償還債務。
四是分類指導，一廠一策。根據各企業債務總額、債務構成和困難程度的不同，本著一廠一策的原則，研究具體的辦法，為職工解決債務。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2
復蘇還是衰退？這是一個問題。
先不談這段時間一片愁云慘霧的股市，前不久，國內各省區市上半年經濟“成績單”悉數出爐，有九成省區市GDP增速同比回落，降幅從0.7%到9%不等。此外，CPI漲幅、中小企業“倒閉潮”……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
中國經濟能否依然風景這邊獨好？在我們已經用過了“最困難”、“最復雜”等等“之最”之后，也許有個詞可以準確形容當前我們的處境――“最微妙”。
歐美債務危機的三個微妙影響
8月4日，受標準普爾下調美國債務評級的影響，全球市場出現集體性大跌。8月8日，股市、債市、商品市場再次全面下挫。霎時間，恐慌情緒密布，人們對全球經濟前景的信心急劇下降。
事實上，歐美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早已波及到中國，中國經濟正在經受負面影響的微妙沖擊。
第一，美債危機或將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風險。
在世界經濟形勢如此惡劣的情況下，近段時間中國仍然增持了美國國債，從8000億美元增加到11598億美元。如果美國政府債務進一步惡化，進而引發美元貶值，美元指數將會跌破2008年危機時的歷史最低點。以中國持有的約1.16萬億美國國債為例，如果美元貶值10%，將導致我國外匯雖然賬面金額并未減少，但實際購買力損失高達1000多億美元。
同時，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場價格暴跌，而國際金價卻出現飆升，一度超過每盎司1800美元關口。受連帶影響，中國股市出現暴跌，引發外儲資產縮水擔憂，可能導致熱錢大肆壓境。
短期看，中國經濟增速仍會維持在9%以上，但長期，中國GDP有可能下滑至低于7%的經濟硬著陸底線。美國經濟學家、“末日博士”魯比尼認為，今明兩年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性很低，但在2013年后，風險將會增加。
第二，美債危機將使得大宗商品價格攀升，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增加，這將給正致力于抗擊通脹的中國帶來更大的打擊。
長期來看，年內歐美國家最終會尋找到解決債務危機的辦法。屆時一旦歐美經濟向好，再加上美元長期疲軟，將會再次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國際原油價格可能重返每桶100美元，黃金價格保持在每盎司1700美元的高水平。工業原材料價格上漲，自然會傳導到消費品價格上來，致使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可能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保持在5%以上水平。
第三，量化寬松政策可能成為常態，從而進一步逼壓中國經濟。
美國7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好于預期，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經濟在向好。如果美國經濟仍毫無起色，使寬松貨幣政策成為常態的可能性非常大的。而標普下調美國評級的目的，也可能是為美國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尋找更為切實的理由。其結果，將增加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被動性，特別是面臨經濟下滑和通脹高企雙重風險的夾擊。
三駕馬車：微妙調速的風險
受經濟利空影響，股市率先做出反應，上證指數和深證成指出現大幅下跌。8月8日，兩市超過九成個股下跌。
在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面較好的情形下，為什么國內股市還出現了重挫？這是否預示著中國經濟存在大幅下滑風險？拋開國外經濟下滑的影響，我們從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中來尋找根源。
首先，投資依賴癥仍揮之不去。以往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以投資為主要驅動力，始終未能有效建立起內需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2011年上半年，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為53.2%，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點數依然達到5.1個百分點。
過度依賴投資的危險就是投資的低效率，抑制消費增加，使經濟結構調整難度加大。經濟學界擔心，今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驟減，可能導致下半年經濟出現大幅下滑風險，出現所謂的“硬著陸”。
在出口方面，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面臨著外需萎縮和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雙重壓力，出口增速回落幅度較大。由于控制通脹的貨幣緊縮政策的實施，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境，甚至部分企業因此倒閉，嚴重阻礙出口的平穩增長。
據海關統計，我國出口的減速在5月份已經出現，其中中國的出口增速從4月的29.9%大幅下滑至5月的19.3%，6月份這一數字再度滑落至17.9%。從近期外需市場前景看，今年下半年我國出口下滑的態勢仍將延續。這意味著將會有大部分中小企業破產倒閉，經濟增速有可能下滑到7%以下。
另外，與美國經濟增長70%由消費拉動不同，中國消費需求對經濟的貢獻不足50%。多年來，雖然我國一直在想法設法提高內需，但是效果不佳，長期消費不足仍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偏低。
反觀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長。目前政府部門公布的“三公消費”金額表明，政府才是國內消費的主力，每年產生的消費支出數額非常大。據悉，日本每百萬美元GDP供養的財政支出人員為1.38人，而中國則為39人。再加上國內負利率狀況長期存在，即便居民收入有所增長，但實際購買力卻不斷下降。如果內需不能拉動經濟增長4個百分點以上，那么隨著投資增速的下滑，經濟增長的下滑將會相當嚴重，中國政府“保八”的目標將很難實現，我國將可能面臨比2009年金融危機時更為艱難的時刻。
同樣，對于企業來說，外需不振的情況下，內需若毫無起色，這將有可能造成新一輪“倒閉潮”，以及大批工人失業的情形。
宏觀調控的微妙變化
受內憂外患影響，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速面臨下滑的風險較大。如果負面影響趨于嚴重，中國宏觀調控將陷入迷局。由于上次刺激計劃遺留的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尚未消除，中國政府在政策選擇方面，也不能再次出臺一個4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只能在諸多兩難問題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
要看清中國經濟的下一步走向，以下四個宏觀政策的變動，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外匯政策面臨調整。在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美元轉向弱勢已是既成事實，加上近期美債風險加大，直接威脅我國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對此，我國應積極調整外匯儲備政策，及早解決外匯儲備損失風險問題。比如，積極推動中國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減少投資美元資產，增加投資其它貨幣的資產，包括歐元；在企業層面，鼓勵他們走向海外，并用美元進行投資收購等。
二是貨幣政策從緊縮到綜合優化。2011年以來，國內CPI屢次突破5%警戒線，7月更是創下6.5%的新高，這表明通脹壓力仍然較大。但是，緊縮貨幣政策并不僅僅是控制物價上漲那么簡單，隨著貨幣政策繼續緊縮，卻沒能阻止資產價格上漲，實現產業結構優化?？梢钥闯?，數量型的貨幣政策調控達不到綜合優化的效果。究竟如何對貨幣政策進行微調，考驗著貨幣當局的智慧。而任何貨幣政策的變動，也將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三是保障房亂象將刺激房地產調控政策?，F在保障房建設又成為某些政府部門尋租的黑洞。一些地方有錢修高速公路、建設高爾夫球場，但說到建設保障房，土地和資金就萬般緊張。這說明，在非市場化領域，依靠保障房建設雖能拉動投資，但確實很難達到保障的目的。種種亂象下，房地產調控的政策步驟與方法或將發生重要變化。
四是財稅分制的利益平衡。當歐美因為債務問題而撓頭時，我國卻并沒有政府債務的擔憂。但近年來，由于存在投資沖動，地方政府打破了慣例，形成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不良局面。另一方面，因為財政支出不透明，很難說服納稅人。在此背景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稅制度建設將會有所進展，同時控制政府支出，實施減稅計劃，促進政府收支公開透明化也呼之欲出。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3
【關鍵詞】歐債危機；出口企業；影響；機會
中國入世的十年后，歐盟已替代美國成為了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如今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額占據了中國貿易總額的16%。然而，持續發酵蔓延的歐債危機，卻給這一亮點投下了一片不該有的陰影。中國的眾多外貿出口企業面臨這次挑戰，有的倒下、有的崛起。如何積極開展海外業務，防范和化解出口業務風險，提升國際市場份額，提高國外市場的競爭力，并成功融入世界經濟主流顯得至關重要。
一、歐債危機下，中國企業外貿出口企業受到的影響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歐債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使中國的出口貿易面臨嚴峻考驗
2012年以來源于歐債危機的影響，歐盟作為中國的首席貿易伙伴，出口下降明顯。據中國海關總署最近公布數據顯示，2012年3月，中國對主要國家的出口同比增速出現普遍下降，其中對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出口再現負增長，整個一季度中國對歐盟的出口下降了1.8%。拿國內家電巨頭康佳集團來說，今年第一季度該公司整體出口銷售額雖然同比略有上升，但增長的主要業務來源于中東及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份額，而一直占據該公司海外市場前列的歐洲市場確成交額下滑超過10%，該集團在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國的市場更是正日漸萎縮。部分主要面向歐盟的中國中小出口企業則受影響程度更深，有些企業的對歐業務量大幅下降，歐洲產品訂單額同比去年減少了30%至40%，甚至更多。其主要原因是歐洲的民眾購買力下降導致的市場需求的減少。
（二）歐盟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對華設置貿易新壁壘
隨著歐債危機的蔓延和深化，歐盟已經逐步取代美國，成為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從2009年至今，歐盟發起多起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舉措，其針對進口企業的繁瑣手續、新的食品標準、對工業的危機補貼、農業補助金和保護性貿易壁壘使得中國企業深受貿易保護主義之害。歐盟對中國的機電、金屬、化工、家電、食品、文具、玩具、服裝、紡織品等各類出口產品加強“雙反”措施的頻率，涉及多個行業眾多企業。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通過限制其他國家的進口來轉嫁國內的危機，也是政府為了在特殊時期保護其本國民眾的自身利益的措施之一。
（三）歐元貶值使出口企業的利潤大幅縮水
近幾年在歐美諸國的強力打壓下，人民幣匯率上升越來越多，這就導致以外幣結算的出口企業利潤縮水嚴重。一方面，債務危機導致歐洲市場出現疲軟，消費能力下降，歐盟國家的訂單在減少，外貿訂單下滑，利潤降低；另一方面有些企業確出現了有單也不敢接的現象，這種非常規現象源于人民幣升值過快，一些加工型外貿企業甚至出現人民幣對歐元每升值1%，企業的利潤就會縮水2%甚至更多的局面。這對于以加工或代加工模式為主的企業來說意味著，當客戶壓價嚴重、生產成本增加、利潤過低時，企業便會選擇會放棄一些大訂單。匯率波動成為了出口型企業最關心也最擔憂的問題。
（四）債務危機的連鎖反應導致出口企業的經營風險加大
由于歐盟國家的失業率的上升和貿易政策的多變，出口企業的經營風險也會增加。這其中主要包括歐盟國家政局不穩定，政權更迭等給境外企業帶來的政治風險；東道國與投資貿易相關的稅收、公司監管、外匯管理和資本流動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或政策變動帶來的政策風險；知識產權保護及技術標準壁壘形成的法律風險；原材料的供給、同業的競爭、消費者消費習慣和偏好等條件變化帶來的市場風險；融資出現問題、匯率波動、合作企業的信用風險等金融風險；流動資金和應收賬款控制不力原因帶來的財務風險；人員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環境風險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風險等等。
由此可見目前中國的外貿環境比較嚴峻，然而危機也同時意味著“?！敝杏小皺C”，歐債危機也給中國企業帶來一些不同以往的機會。
二、歐債危機下，中國外貿出口企業面臨的特殊機遇：
（一）抓住歐盟國家的剛性需求，充分運用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保有并開拓歐洲市場
歷來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產品的性價比相對較高，中國出口的生活用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受歐債危機沖擊也相對較小，歐盟國家在調整國內市場庫存和生產能力之后仍需從中國進口，這說明中國出口產品具有抗跌性。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歐美市場疲軟、需求不足之下，歐美零售商、進口商為降低成本、迎合市場需求，會多選擇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加大訂單投放量。歐盟生產商難以在短期內開辟和擴大新產能代替中國產品的巨大供應量，導致其對中國產品剛性需求短期仍將持續。另外我們的產品價格水平相對于其他國家是非常低的，出口企業可以抓住時機運用價格優勢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二）在歐債危機中取得更多的戰略利益
歐洲的工業生產發展水平很高，中國很多主要技術仍然依賴進口，企業可以趁這個機會通過購買或參股有強大技術背景的當地企業從而把技術引入中國。有實力的出口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時機以區域合作方式建立我國海外經濟基地，積極開展綜合性國際合作，發展中國的海外經濟。另一方面，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如稀有資源市場仍由中國掌握話語權并保持著強勁的國際影響力。政府也可以以貿易大國為背景，參與制定世界貿易規則，建立和維護新的世界貿易秩序，確立世界貿易大國地位。在最近召開的歐盟峰會和金磚之國貿易峰會等國際大舞臺上，我們也看到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國家影響力產生的效應。
（三）抓住時機建立轉移市場
歐盟各成員國已經清楚中國產品價廉物美，對繁榮市場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重要。有實力有資金的的中國出口企業可以與歐盟成員國加強聯系，共同合作，采用符合歐盟發展思想的措施，借鑒歐美國家國外資源整合的戰略在消費國就地生產加工產品，讓銷售地變為生產地，例如發展外向型聯合企業將是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
（四）增加與歐盟國家企業的良性溝通多渠道保利潤
外貿企業也可以借此機會通過和歐洲國家的高端產品企業加強合作，提高管理水平、加強技術革新和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開發，提高出口產品的品質和附加值，實現貿易轉型。例如溫州的某出口企業為和意大利的創意設計專家、企業進行了技術和品牌的對接，出口產品檔次的明顯提高，直接使意方企業逆勢獲利，實現了出口進口雙贏的局面。
中國經濟盡管仍然受歐債危機的影響很深，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這些負面影響，歐盟許多國家同以往一樣對中國的產品持有歡迎和寬松的態度。中國的出口企業應積極主動尋求貿易新策略，面臨新挑戰抓住新機遇，變不利為有利，同進口方歐洲國家或企業多溝通交流，加快產品結構的轉型升級，使危機真正變為時機。參考文獻
[1].歐洲聯盟法[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2.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4
日本公債積累的四個階段及深層原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債務形成今日之局面，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時，也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現象，而是一個涉及日本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綜合現象?；仡櫲毡竟矀鶆盏姆e累，要從財政赤字著眼。戰后，日本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財政赤字?？傮w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債務的積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這一時期，戰后重建、經濟高速增長等因素是導致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一時期的財政赤字占GDP比相對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過4.0%，最高的時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了“列島改造計劃”。雖然這一計劃由于田中角榮下臺以及通貨膨脹等原因沒有得到執行，但該計劃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榮個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現實需要。在經歷高速增長之后，日本的基礎設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國范圍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很落后?！傲袓u改造計劃”雖然沒有得到執行，但其核心思想卻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視為是日本積極財政政策的開端。整個20世紀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設施投資只有4.8萬億日元，而到1970年已經達到25.1萬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別達到113.0萬億日元和185.7萬億日元。在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前，公共設施投資一直保持快速增長。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到金融危機之前。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日本政府錯誤判斷宏觀經濟的趨勢，認為房地產泡沫破滅只是短期現象，日本經濟會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因此大規模加大財政投入，期待經濟渡過“短暫”的難關，但事與愿違，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低迷。巨額的財政投入導致了日本債務余額在這一時期快速增長，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個階段是金融危機之后。在金融危機之前，日本政府已經開始反思巨額債務的問題，并開始減少公債的發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受到了較大的沖擊，因為日本是“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因此受到的沖擊更為嚴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連出臺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債的發行。
需要強調的是，如果單純從上述幾個階段來看日本的公共債務，離問題的實質還相距甚遠。從深層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債務之所以積重難返，有其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首先，從社會層面來看，日本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結構有“高齡少子”的特點。受此影響，各種公共支出不斷增長，而財政收入卻是不斷下滑的。其次，從經濟層面來看――這與日本的社會結構也是密切相關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極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導致日本的勞動力供應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高速經濟增長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這個問題，根據國際經驗，移民可以說是緩解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但日本政府和國民都極其避諱談論這一問題，在移民政策上也相當保守。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斷逼迫國內的制造產能外移，導致日本國內的產業空洞化，也是導致稅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從政治層面來看，這也有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是日本大產業的代表，向來重視保護大產業的利益，新近上臺的雖然重視底層民眾利益，但執政能力卻不盡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歷來有世襲的傳統，導致了日本政府對產業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護重于對財政安全的重視，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盤而忽視財政安全狀況，任由事態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對于穆迪的調降，市場反應緣何冷淡
各大評級機構有許多的理由調低日本的信用評級，而無需更多的解釋。2010年，日本的公共債務余額占GDP比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維斯高出40.8個百分點，同時，比已經出現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如希臘）高出81.8個百分點。
對于穆迪的調降，市場反應相當冷淡，日經指數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復所有失地。這主要是因為：
第一，市場已經形成了預期。市場對于日本的債務狀況早已熟悉，而且對評級下調有所準備。穆迪很早就了可能下調日本信用評級的預告，而且，在穆迪下調日本的評級之前，穆迪對日本的評級本身就比標普和惠譽高一個級別，因此，下調一級并保持與標普和惠譽一致也是相當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對日本的評級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在金融市場上，AAA和非AAA的區別是質的，投資級和非投資級的區別也是質的，如果評級了“質”的變化，受投資策略的約束，有些投資機構（如養老基金）將隨評級進行調整，從而對金融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從Aa2調到Aa3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日本的評級仍然處于“優良”一檔，因此，金融市場不可能出現過多的反應。
第三，日本公共債務持有者結構。和美國不同，日本公共債務的主要持有者是國內投資者，國外投資者僅占4.8%，大部分國債都為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持有，這四個部門持有的國債占所有國債的87.4%。因此，調低日本的信用評級，對于海外投資者影響比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決心、經濟景氣和財政結構改革
對于日本公共債務問題的解決，相信市場和日本民眾所抱有的信心已經消失殆盡，由于其復雜的成因，該問題要得到解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如果舉措得當，在短期內緩解日本的債務狀況，卻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決心、經濟景氣和財政結構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給日本政府更大的壓力。只有在更大壓力的情況下，才能改變日本國內脫離民眾利益追求集團利益的政治風氣，才能改變日本目前“溫水煮青蛙”的現狀。最好是出現個別地方政府破產或者其他與債務相關的狀況，在媒體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斷處理債務問題的氣候。不過這很難實現――因為中央政府的債務狀況要比地方政府嚴重，在地方政府破產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產了，同時，日本的大眾媒體也受政治派別的影響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過G20等機制給予更多的外部約束，限制日本債務問題繼續惡化。
其次，日本經濟景氣不可或缺。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成長戰略”并出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可以說是在正確的路上走了一小步。不幸的是，東日本大地震完全轉移了日本政治的視線，而且對旅游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旅游業原本是日本“新成長戰略”中提振日本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5
【正文】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后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略：增加制造業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F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特別是威脅欠發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靶畔r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剩”。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持續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性產業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生的經濟活動發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定。主要和“二戰”開支聯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的重大領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p>
美國公司包括金融機構債務的大規模擴大顯然是和這種廣泛而日益增長的投機活動相關聯的。安然只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放大的例子。結果是，如果作為基礎的經濟變衰，或推遲結算日子到來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沒有經常地引進，那么金融結構就越來越搖搖欲墜，越來越易于釀成災難。
無人知曉這將導向哪種結果。最好的情形是，債務堆積和債務結構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將限制經濟從周期性的下滑中擺脫出來。最壞的情形是，一個嚴重的金融崩潰可能進一步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生產能力過剩和金融不穩定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幾乎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督洕鷮W家》雜志2001年8月25日載文說，“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個世紀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這次衰退面更廣。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國經濟下降，但是日本、德國和新興的東亞繼續繁榮，從而緩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這次衰退還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多國家同步發生的衰退。這中間有很大的風險。近些年，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越來越連為一體……由于美國和日本投資崩潰，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從東亞的進口。但是東亞國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導致它們相應地削減不僅從美日而且從歐洲的進口。一個更長時期的美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p>
處于體系邊緣的窮國在世界經濟的普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將最嚴重。如前所示，不發達國家在過去20多年中人均經濟增長率停滯了（除極少幾個例外），這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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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6
【關鍵詞】跨境貿易 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結算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指經國家允許指定的、有條件的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以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的結算，商業銀行在人民銀行規定的政策范圍內，可直接為企業提供跨境貿易人民幣相關結算服務。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規避匯率風險與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出口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自2009年7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啟動跨進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至今，已取得快速的發展與重大的成就，試點已經由一開始的5個城市擴大到全國范圍內20個省，收付總額也在成倍增長，2010年增長12倍的基礎上，2011年進一步增長約4倍。
一、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開展過程中的問題
（一）跨境貿易結算中進口和出口結算失衡
目前人民幣在境外仍比較少，境外出口企業獲得人民幣的途徑比較有限，難以用人民幣結算支付。與此同時，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境外企業愿意接受人民幣，但不愿意支付人民幣。而中國出口企業議價能力相對較弱，和對方就人民幣結算在合同中很難達成一致。因此目前跨境貿易結算中進口和出口結算失衡。
（二）外商對于人民幣信心不足
我國進出口企業在與外商談判中基本處于劣勢，結算幣種的選擇權大多在對方手中。在雙邊貿易中，外部需求不旺嚴重制約了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從更廣的層面講，多邊貿易中，目前人民幣也很難成為結算貨幣，中國在國際市場分工中的弱勢地位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使用規模。嚴重阻礙了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三）缺乏制度支持
現階段我國推行人民幣結算試點，并沒有獲得外國政府和企業以及銀行的認同。只是單方面推進人民幣國際結算業務，沒有得到交易對方的制度認可。所以，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將境外商業銀行的人民幣業務國內化不符合當前國際貿易結算的通用方式。目前與我國簽訂雙邊貿易本幣結算協議的國家不多，大多外國銀行沒有經營人民幣的權利，如果選擇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就只能依靠中國境內商業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這使得人民幣結算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二、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政策與措施
（一）充分利用人民幣升值的機遇
從1994年至今，由于雙順差使人民幣價格上升，即外匯匯率下降，人民幣升值。另外，美國經濟仍然低迷，失業率持續維持高水平，同時美國國債上限的調整影響美元的信譽；與此同時，歐元區受債務危機影響仍未擺脫困境；并且日本自危機后經濟一直乏力，基本面并不支持日元走高。以上國際貨幣走勢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另外，由于目前人民幣存在升值收益，所以目前在國際主要離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的總體成本相對較低，對于來自高利率、高通脹的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而言，進行人民幣債券融資還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
（二）加快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
充分發揮香港這一離岸市場的重要作用，推進提升金融機構在清算等方面的配套服務，提升海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愿。并且可以考慮在將來建立更多的離岸中心，例如在新加坡、倫敦、紐約等地，實現與國際上主要金融市場的銜接。目前境外個人和企業接受人民幣后只能拿到香港的金融市場進行投資。但如果將來有更多的離岸中心則可以進行投資和分散風險，那人民幣結算的市場定價能力也會加強。
（三）鼓勵企業采用人民幣結算
第一，進出口企業應加強在國際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從而回避風險的意識，充分認識到采用人民幣結算可以提高企業收益并且規避風險，從而更加積極更加主動地參與到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樹立起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風險意識。第二，我國企業要始終堅持先進技術引進、吸收，并結合自我創新能力，加強建設自有品牌，提高自有技術的創新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樹立品牌和市場營銷等方面不斷提升企業價值，增強競爭力，生產差異性強、品質度高的出口產品，從而確立自身外貿交往中的議價權，增強外貿結算幣種的選擇權和話語權。第三，在與港澳、東盟貿易中積極使用人民幣結算。東盟和港澳地區是我國目前最重要的貿易對象，可將其作為重點突破口和重要戰略目標，大力推進對東盟以及港澳的人民幣結算業務，并以此提高港澳、東盟接受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意愿，逐步打開境外人民幣結算之路。
（四）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安全性
首先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貫性。只有當政策相對穩定和連貫時，境內外的結算主體才能把握國家的發展方向和戰略目標，從而降低對成本的預期并提高風險的認識控制，積極參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二是繼續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一國的綜合國力，即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是影響一國貨幣國際化最關鍵的因素。要使他國放心將一國的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必須有該國的國家實力和信用作擔保。人民幣的國際化最終需要有中國強大的綜合實力作后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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