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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案例范文1
在經歷了之前一段時間市場對歐元區通貨膨脹問題的關注后，近期人們的視線又重新轉移到歐元區債務危機上。這次被關注的對象仍是希臘。希臘接受歐盟與IMF的1100億歐元救助已一年，仍面臨收入不足和深度衰退困境。在希臘將于6月面臨134億歐元融資缺口之際，各界關注其是否需要重組債務。不過，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和歐洲央行的多位高層官員表示希臘必須避免債務重組，并且要大力推進減赤和私有化進程從而克服該國的債務危機。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的希臘民眾反對采取進一步的緊縮財政政策并舉行全國性的罷工，這無疑是對希臘執政黨的又一次考驗。另外，希臘近期被標普調降3個信用等級，希臘3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攀升至27％。市場對于希臘債務重組的不可避免的憂慮又加深了一層。
這些有關希臘可能重組債務的跡象令投資人感到恐懼，但正如往次一樣，債務重組對歐元的信譽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如果希臘進行債務重組，那么重組可能擴散，損害整個歐元區的聲譽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無論將希臘債務重組說成重新“調整”、“安排”還是“自愿的債務交換”，都會被普遍理解為違約。希臘一旦違約，包括西班牙在內有債務危機的其他歐元區國家將立即被推到危機最前線。歐元區各國一定會盡力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否則他們此前所作的種種努力將功虧一簣。事實也是如此，5月末的歐盟財長會議堅決否認了希臘債務重組的可能性，德國態度軟化，歐元區開始討論第二輪援助方案。
在希臘問題鬧得沸沸揚揚之前，葡萄牙作為第三個獲得援助的國家，IMF和歐盟在2011年5月總計敲定了780億歐元的援助金額，使得葡萄牙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可以不必進入市場發售中長債。5月20日，IMF表示將立刻向葡萄牙先發放61億歐元的貸款，以緩解投資者的憂慮。但一切僅是個開始，施援條件據預測會導致葡萄牙今明兩年經濟均萎縮2％，該國必然要經歷一段艱難的調整期――要么直接面臨死亡，要么現在開始動一系列手術。
歐洲債務危機的成因：表面的與深屢次的
歐洲債務危機的產生，表面上看是由于歐盟成員國自身巨額債務引起的，但其更深層次的根源在于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和歐盟的結構性失衡以及難以為繼的高福利制度。
首先，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這就極大地限制了歐元區各國運用經濟政策發展本國經濟的空間與能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個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主要政策工具，由于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整個區域內沒有統一與嚴格的財政政策框架，因而各個國家都盡可能地把財政政策運用到極致。2008年，美國爆發大規模金融危機，歐洲各國為走出衰退泥潭，大都采取了大規模的擴張財政政策來刺激本國經濟，這就導致了債務風險的快速積累，并不斷演化成了可能危及全球經濟發展的債務危機。
其次，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結構不平衡。在歐元區成立之初，歐元區的各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距甚遠。根據《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要求，歐元區成員國必須達到下列標準：首先是控制政府開支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其次是國債必須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下或正在快速接近這一水平，最后是通貨膨脹率不能超過三個最佳成員國上年通貨膨脹率的1.5％。當時真正滿足這一系列標準的成員國并不多。包括希臘在內的許多國家在做出遵守有關財政赤字與債務等限制性規定的承諾后，才得以加入歐元區。另外，近幾年歐盟的過快擴大不僅末能緩解歐盟發展結構性失衡問題，反而更加劇了這種失衡。以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德洛爾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人就認為，現在出現諸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歐盟未徹底消化上次擴大的成果，便又急于吸納新成員國，這不僅破壞了其穩定基礎，還削弱了其向外投射影響力的能力。如果成員國間競爭力差距不縮小，債務問題無法根本解決，勢必成為影響貨幣聯盟穩定的“定時炸彈”。
最后，盡管歐元區成員國經濟實力差異較大，但隨著歐洲―體化進程的推進，各成員國均形成了以高福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希臘，遠遠脫離其自身經濟實力水平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希臘財政不堪重負，但為了維持民意支持率，政府又不得不延續這種高福利制度，并通過發行債券來獲取施政資金，致使債務風險不斷積累，最終釀成歐洲債務危機。
歐債危機將何去何從
歐洲債務危機的持續擴大，不僅威脅著歐元區甚至整個歐洲的穩定，而且也威脅著整個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已成為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最大誘因。
從本質上來說，歐洲根本走出債務危機有賴于經濟的全面復蘇，如果歐洲經濟增速放緩，將令歐盟各國削減財赤的壓力陡增。另外，歐元區成員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差距也比較明顯，一方面是以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核心成員國正在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另一方面，是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家因緊縮措施而逐漸落后。經濟復蘇勢頭的不均衡不僅難以縮小歐洲內部發展的不平衡，反而會加劇歐洲內部失衡問題。此外，歐元區高福利社會制度下財政支出方式的不合理性仍將是擺在歐盟面前的棘手問題。為削減財赤，歐盟觸碰了社會福利這塊“奶酪”。目前，緊縮政策已導致多國官民對立加劇，激進勢力抬頭和政局不穩，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但歐盟也在積極尋求解決歐洲債務危機蔓延的方法，并陸續出臺了多項措施。歐盟委員會5月12日正式出臺改革建議，擬完善歐盟層面上的經濟治理，通過強化財政紀律和加強成員國間經濟政策協調等措施防范希臘債務危機重演。另外自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根據與歐盟及IMF的救助協議，希臘政府將削減300億歐元赤字，保證2014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至3％以內。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也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財政緊縮計劃。近期德國在提出一項建立中期的、全面的穩定計劃中，強調希望將歐盟成員國的財政鞏固措施納入其中，歐元區“財政聯盟”的議題也成為市場議論的熱點。
雖然歐盟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歐洲債務危機也將會是歐盟長期必須面對的問題。但總體而言，目前鬧出債務問題的歐洲國家的GDP僅占整個歐元區的5％，整個歐元區的預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約在6％，遠低于美國以及日本。未來我們需要更多關注歐元區經濟增長問題，這是解決歐洲債務問題的根本后盾。如果經濟增長出現大的問題，則是真正擔隴的開始。
債務危機案例范文2
德國財政部長表示，他將很快提交一個有關新的歐元區機構的方案，該機構將具備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相當的干預職能。該政部長還說，歐元區應該從希臘債務危機中吸取教訓，這一事件暴露出歐元區缺乏應對成員國債務違約風險的手段。
此前，3月1日，德國總理默克爾稱，希臘預算問題令歐元面臨挑戰，如果歐盟成員國沒有以穩健的財政政策度過此輪金融危機，那么歐元可能會再度陷入波動。
目前，歐盟正進入誕生以來的最危險階段――在歐元區國家中，除希臘外，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及愛爾蘭四國財政赤字，均遠遠超過歐元區規定的財赤在GDP中占比不超過3%的水平，并因此被戲稱為身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PIGS）”――“PIGS”是葡萄牙（PORTUGAL）、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和西班牙（SPAIN）4國英文名稱首個字母的縮寫。
隨著“歐豬五國（PIGS）” 財政危機持續惡化，受到威脅的不只是歐元，還有歐盟(EU)的總體框架。
債務危機如何形成
從目前來看，歐盟財政赤字危機似乎有向整個歐元區蔓延之勢――2009年希臘政府赤字占GDP比例超過13%，愛爾蘭2009年政府赤字占GDP比例約為10.75%，西班牙2009年政府赤字占GDP比例也超10%，位居歐元區赤字前三位。根據歐盟委員會的預測，到2011年，葡萄牙公共債務在該國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將從去年的77%上升至91%，希臘公共債務所占比例將從113%上升至135%，西班牙則將從54%上升至74%。
不僅如此，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德國和法國2009財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分別高達5.5%和8.2%，遠超《穩定與增長條約》規定的3%的上限，歐洲系統性債務危機恐一觸即發。
那么歐盟債務危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整個歐元區，私人部門的儲蓄率都不是很高，換句話說，因為老百姓沒有什么積蓄，政府向老百姓借錢并不容易。這意味著歐元區政府想要填補財政缺口，就必須向外國投資者借錢。從海外市場上借來的資金，一般來說是美元，由于歐元區使用的貨幣是歐元，即稅收是歐元收入，一旦歐元匯率出現大幅下滑，需要拿出更多的歐元來償還美元的債務。這也意味著債務的變相增加，如此一來，政府更加無力償還，那么信用評級和貨幣都要被繼續調降和貶值，又會造成債務的增加，這就是典型的債務危機的形成過程。歷史上，阿根廷、墨西哥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希臘就走在這樣一條危險的道路上。
在民主政體中，有些開支是很難從政府的預算中被剔除的，其中包括對失業人口的補助。歐元區的失業率很高，更要命的是，歐洲國家又以高福利著稱，基數大、補償高，這導致政府開始也長期受到失業救濟的拖累。
希臘的失業率常年在10%左右，在歐洲地區并不算最高，但對于一個底子相對較薄的國家來說，失業救濟卻是一個沉重的壓力。失業人口多，也限制了政府的稅收收入的增加，因為上班族才是納稅人。希臘的總體稅收一直維持在GDP的40%，多年沒有提高，而支出卻在逐年增加。而從更加廣泛的社會因素來看，希臘高企的老齡化人口，才是財政遭遇困難的根本原因。希臘的老齡化在全歐處于最高，老齡化負擔約占GDP的15.9%，是全歐洲最高。老齡化的沉重壓力意味著政府更高的養老金支出和更多的負擔。
同時，由于人口老齡化，生產產出由于勞動人口的減少而逐漸降低，而社會支出卻會不斷提高。換句話說，就是供應會逐漸小于需求，內需旺盛，而供應不足的希臘只能求助于進口，這就導致了私人部門的開支也出現了“赤字”。一般來說，私人部門的赤字會體現在銀行的負債表上，即個人通過銀行借貸完成消費；同時，風險被轉嫁到金融部門，從希臘整體的銀行負債表來看，其核心資本充足率已經出現了逐年下降的情況，這也成為希臘宏觀經濟的一個隱憂。
歐元的體制之詬
從根本上講，歐洲債務危機是自身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釋放，是由外部危機和長期內部失衡的累積、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矛盾引發的危機。
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的矛盾是歐元區特有的政策二元性矛盾，但若要建立更大規模的統一財政預算，勢必更進一步剝奪各成員國的財權，從國家的角度來說，財政政策的自對其管理和調節經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而統一的財權也無法滿足各成員國之間差異的需求。
所以，雖然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人口規?？矗瑲W元區都與美國旗鼓相當，而從財政狀況來看，目前美國財政赤字大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0%，遠高于歐元區6%的平均水平。然而，歐元區目前深陷債務危機，歐元匯率急跌，美國國債則繼續受到追捧，美元相對堅挺。
本次歐元區債務危機出現在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經濟薄弱地區，而美國同樣存在區域不平衡問題。希臘財政赤字纏身，卻比美國加州狀況相對樂觀，加州去年年中就已現金枯竭，幾近破產。而且加州在美國經濟總量中占比1/8，比例遠大于希臘在歐元區經濟中所占的1/14。
比較而言，歐元區此次深陷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統一的財政預算機構，無權調動各國財政，一國債務只能由本國財政作擔保。歐元區當前的債務危機彰顯了歐元與美元信用基礎的差異，暴露了歐元區財政體制的弱點。歐元設計存在的機制性缺陷今后將使歐元面臨更大難題――任何一種成熟貨幣均需中央銀行和財政部“護航”。當金融危機襲來時，央行能提供流動性，而財政部能處理債務。但由16國組成的歐元區只是一種貨幣聯盟，而非政治聯盟；機構設置上，只有歐洲央行，沒有單一的“歐洲財政部”。
而對創建“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歐洲官員表示，設立任何形式的歐洲貨幣基金都將耗時長久，因此無法在當前的希臘危機中派上用場。
盡管如此，上述方案依然是歐洲各國廣泛討論的議題之一，即在后希臘危機時代如何改善歐元區的機能。歐盟的內部條約不允許現有的歐盟機構對成員國提供救助，德國等國家因擔憂選民不滿而不敢將納稅人收入直接用來借助希臘等國。
與此同時，大多數歐元區政府都反對成員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盡管IMF擁有雄厚的財力，而且在與受困國商討經濟調整方面也擁有豐富的經驗。在歐盟看來，接受IMF的經濟援助就意味著承認歐元區國家無力自主解決內部的問題。但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稱，歐洲各國政府不愿提供援助將迫使該國向IMF求助。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IMF把自己視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應對機構，在1997年和1998年金融危機期間IMF為救助亞洲國家而強加了諸多苛刻條款后，以日本為首的一系列國家提議建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為此IMF擔憂地區性基金組織可能會削弱它的職能，而繼發展中的亞洲經濟體之后，歐元區成為不愿IMF插手的第二大地區。
歐元乃至歐盟的大考
西班牙或許是真正考驗歐元的案例。
如果西班牙深陷麻煩，歐元將難以堅持，西班牙規模1.6萬億美元的經濟幾乎是陷入困境的歐元區成員國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加在一起的兩倍，對西班牙展開任何救助都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價。據法國巴黎銀行估計，必要時候將采取的旨在重振對西班牙財務狀況信心的大規模注資將需要約2，700億美元。該行估計，為重振對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信心而進行的注資則分別需要680億美元、470億美元和410億美元。
而對于歐洲中央銀行來說，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歐洲央行既沒有義務而且也不能救助希臘。《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有一條被稱為“不救助條款”。該條款明確規定，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和成員國中央銀行向成員國或共同體的公共部門機構提供透支或者類似透支的貸款；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和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這些機構購買債券；禁止歐洲中央銀行接受或者尋求其他機構的救助指示等。
希臘能只有兩個結果。第一個結果就是“自救”成功，但毫無疑問希臘等國大力收縮財政的努力對于整個歐元區來說都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特別是高度依賴出口的德國，在美國需求遲遲不見復蘇的情況下，如果區內需求再遭打壓，勢必會對其本已艱難的經濟復蘇構成巨大打擊。第二個結果是“自救”失敗，希臘政府迫于國內壓力無法完成財赤削減目標，甚至可能通過公投退出歐元區，這對于整個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來說將是巨大的倒退。
3月5日，希臘公共債務管理局負責人表示，政府拍賣的10年期國債獲得大約145億歐元（合198.6億美元）認購額，目前認購已經結束。該局局長赫里斯托祖盧表示對認購情況非常滿意，
作為負債最重的歐盟成員國，希臘在4月份和5月份將面臨最大挑戰。屆時將有200多億歐元的債務到期。公共債務管理局表示，截至目前，希臘已通過出售短期國庫券和一次80億歐元的債券融資籌得136億歐元。希臘計劃在今年共計發行債券540億歐元。雖然能夠從公開市場融資令希臘受到鼓舞，但新債的發行成本仍然很高。
債務危機案例范文3
吉巖先生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成因做了很好的總結，在此值得補充的一個要點是，歐元區乃至歐盟勞動力市場的不統一。雖然在歐盟內部實現了貨物和貿易的自由化、在歐元區實現了貨幣一體化，但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元素卻是相對封閉的。這主要是由于各國語言和文化的差別。勞動力市場的不流動和資金、貿易的自由流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同時在商業競爭加劇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歐盟和歐元區內部的不平衡。
和救治一個久病纏身的病人一樣，要解決歐債危機就需考慮哪些是快效藥，哪些是中效藥，哪些是長效藥，而且要考慮如何把它們結合起來應對危機。
短效藥的特征是暫時鎮痛和警報。在這方面，或許讓希臘暫時退出歐元區不失為一個好的策略?？赡芟ＥD退出歐元區會對希臘本國造成很大傷害，但對于歐元區整體而言，其受到的創痛會較小，可以讓歐元區國家先去掉這個規模不大卻一直引發陣痛的小瘤子。當然在讓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過程中，政府和市場需要達成共識，實現希臘政府的有序破產，避免出現美國金融危機因雷曼兄弟破產而置全球金融體系處于崩潰邊緣這樣的案例。
中效藥是在度過危難期之后，為解決歐元區乃至歐盟金融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缺陷而開出的藥方，包括設立歐元債券、讓歐洲央行充當“最后貸款人”以及銀行業聯盟的問題。這些制度性的建設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花費時間和大力氣，而且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如何為這些社會和學界達成普遍共識的“藥方”設計出一個完整的“路線圖”，將是歐元區和歐盟國家的政治家們在度過這場危機后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債務危機案例范文4
關鍵詞：金融危機傳染；機制；歐債危機
引言
“龍舌蘭效應”、“亞洲流感”、“俄羅斯病毒”……熟悉金融危機史的人對這樣的詞匯一定不會陌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化，可以說，近代全球金融的發展史亦可稱之為一部金融危機史。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在危機肆意傳染和蔓延之前，就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其對本國經濟的破壞力將是毀滅性的，甚至可能影響政局的穩定。因此，如果可以對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有一個理論上的準確把握，將對我們在實踐中減緩危機的傳遞甚至是有效隔離和防范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以盡可能減少危機所帶來的損失。
一、金融危機傳染的理論依據
對于金融危機傳染性的系統性研究最初始于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早期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者寥寥可數并且研究的焦點也主要集中于討論傳染性是否存在的問題上。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間經濟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在此大背景下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這一問題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經過二十年左右時間的發展，現在對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性已經很少有人懷疑了，目前學術界對于金融危機傳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探討金融危機傳染的原因或是傳染渠道，二是對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研究，三是在金融危機已經發生的前提下進行相關的實證研究。
所謂“金融危機傳染”，即A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而導致B國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這里需要強調的重點是B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或者前提是A國的金融危機。至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渠道，理論界普遍認可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渠道——貿易傳染渠道、金融傳染渠道和預期傳染渠道。
（一）貿易傳染渠道
貿易傳染機制常常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主要傳染渠道之一，是指一國在發生危機之后通過貿易渠道將其傳染給與之有密切貿易往來的國家，進而導致該國爆發危機。若發生危機的兩國為貿易伙伴，則傳染的機制表現為：A國因爆發危機而引起本國貨幣貶值，這一方面會引起其伙伴國B價格水平下降，進而引發對本國貨幣需求減少而對外匯需求增大，引發貨幣危機；另一方面則會引起B國的貿易赤字，進而使其成為投機者攻擊的對象，遭受危機的毒害。若兩國在貿易上為競爭對手，則A國由于貨幣的貶值而提升了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導致B國出口下降，B國被迫承擔危機帶來的損失。比如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一傳染過程的典型案例。
（二）金融傳染渠道
這一傳染渠道可以從直接金融聯系和外國投資者流動性需求兩個角度來解釋金融危機的傳染性，其中，直接金融聯系通過不同國家股票、匯率和債務之間的聯系來解釋金融危機的傳染性，而外國投資者流動性需求則是用貨幣需求變化來解釋的。
1、股票和匯率傳染渠道的作用機理：當一國經濟情況惡化而導致其股票市場價格下跌甚至崩潰時，將會導致投資該國市場的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這必然導致資本大量逃離該國市場。與此同時，投資者也會一方面大量拋售其在其他市場上的證券以便快速贖回，另一方面逐步調整自己的投資組合范圍，往往減少甚至暫時完全不將與危機國情況類似國家的資產證券組合納入自己的投資范圍。這樣，由于股票市場的一個“彈回效應”，危機便在不同國家傳染開來。
2、債務傳染渠道的作用機理：不斷弱化的通貨誘導了大量資金涌向安全的地方，從而導致即使原本合理的借款者也走向了破產。進而導致市場失去信心，投資增長放緩甚至終止，債務不斷緊縮。危機就這樣不斷傳播開來。
3、投資者流動性需求傳染途徑：金融市場的國際化使得許多投資者將資金投向于不同國家，當一國發生危機后，投資者面臨資金短缺，為了收回資金，不得不出售其在其他國家的資產，這將導致危機從一國蔓延至另一國。此外，當一個國家發生通貨危機時，金融中介機構為了向投資者提供本國通貨而不得不調整對其他市場的形勢預期，這將導致整個市場的信心發生變化，轉而使這些國家發生危機。
（三）預期傳染渠道
預期傳染是指由于對市場形勢的預期、信心發生變化所引發的危機蔓延。由于這類傳染與經濟基本面因素無關，因而也被稱為純傳染（pure contagion），主要包括羊群效應、政治預期傳染和文化相似預期傳染等。純傳染作用機制的關鍵是：市場上的投資者由于某國發生金融危機，而導致對與之情況相類似國家的形式判斷和心理預期發生變化，進而造成投資者信心危機以及投資者情緒改變。這種“類似”可以是宏觀經濟基礎或經濟政策相似，可以是文化背景及發展史相似，甚至可以是地理位置或文化背景相似。這些相似之處都會被投資者視為是具有共同特征的某一類國家，并認為這將導致它們在經濟政策上趨于一致，從而形成危機傳染的影響因素。
除此之外，外部中介組織對危機的評級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外部中介組織對危機發生國的信用評級的下調，不僅會影響投資者對該國本身經濟形勢的判斷，甚至會影響其對類似國家的經濟預期，從而引起市場恐慌，進一步加劇危機的傳播蔓延。
二、金融危機傳染在歐債危機中的作用
通過對上述相關理論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貫穿此次歐債危機的始終——從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蔓延導致歐洲國家經濟疲軟，進而引發希臘債務危機；再到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所帶來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紛紛“倒下”，危機從歐元區國家（希臘、葡萄牙、愛爾蘭）傳染至核心國家（意大利、西班牙）；不僅如此，歐債危機還有進一步向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以及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傳染的趨勢。那么，此次危機的傳染機理具體是怎樣的呢？下面將分別從危機傳染的三個渠道進行分析。
（一）貿易渠道
美國是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重要貿易伙伴國，其經濟衰退將會直接降低對別國的進口需求，進而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另外，美元貶值也會損害其他國家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因而，發生歐債危機的這些國家必然難以幸免，進而產生一系列誘發其爆發債務危機的因素。
接著，就發生債務危機的五國來講，由于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幾國都屬于經濟外向程度較低的“南方國家”，國民經濟主要依賴一些周期性過強的行業，如旅游業、航運業，產業結構過于單一。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較大，普遍都在60%以上，工業和農業比重較小。由于勞動生產率偏低，基本上都是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家的傳統出口國，而且，由于它們同屬統一貨幣區，不存在由于某國爆發危機而引起的匯率惡化問題，因而在貿易渠道中無論是作為“貿易伙伴國”還是“貿易競爭國”，其傳染效應都較弱。
然而，歐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仍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重要貿易出口國。因而，歐債危機以后，整個歐洲市場的對外貿易需求迅速萎縮，大大增加了危機通過貿易渠道傳染到歐元區以外國家的風險。
（二）金融渠道
美國CDO市場的崩潰導致美國國內金融機構大量倒閉，而歐洲很多銀行都持有美國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的相關證券，由此也遭受了巨大打擊，蒙受了巨額的損失。這些虧損將導致整個歐洲的金融業在短期內出現大幅資金缺口，為了達到《巴塞爾協議》關于最低資本金充足率和保證金的要求，這些機構必將大幅收縮對其他國家的貸款，由此而產生的連帶效應會造成全球銀行業資金的緊縮，從而將危機進一步傳導到其他國家。
（三）預期傳染渠道
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可以說是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最為重要的支撐因素。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以及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也大大加劇了金融系統的風險。據統計，外匯市場日交易為2萬億美元，投機性資本占總資本97%以上，這更加劇了心理預期的風險。金融市場變得情緒化，一旦出現某種誘發因素，就可能造成整個市場的恐慌。
而由于歐元區在地理、政治以及經濟政策上的相似性，一旦區域內的某一國發生危機，市場上的投資者出于經驗判斷，就會認為與該國經濟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投資風險大大增加，從而作出減少在這些地區投資的決策，最終導致危機在區域內的蔓延。除此之外，歐債危機催生的投資者風險偏好轉移、避險情緒加重等，也會傳染到各國的國內資本市場。
同時，外部評級機構在此次歐債危機中的“推動”作用也不容小覷。回顧一下歐債危機蔓延的整個歷程，不難發現正是由于評級機構對希臘信用評級的下調觸發了此次危機。緊隨其后，外部中介機構對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等國信用評級的紛紛下調，又進一步“推動”了債務危機的傳播蔓延。由此可見，外部評級機構在危機的傳染過程中可謂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催化了市場上的恐慌情緒進一步擴大和蔓延。
三、總結
通過本文的分析研究可知，金融危機傳染問題是由多個矛盾不斷交織擴散的呈“螺旋交互式”的動態演變過程。因此，通過對其傳染機制以及渠道進行深入研究，對我們在實踐中減緩危機的傳遞甚至是有效隔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可以針對危機傳染的不同渠道，有針對的采取措施，以便使危機所帶來的損失最小化，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比如，我國可以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減輕對對外出口的依賴程度，從而降低通過貿易渠道被傳染的風險。
參考文獻
[1]黃飛鳴.金融危機跨國傳染的實證檢驗——以美國金融危機為例[J].投資研究，2012（5）
債務危機案例范文5
[關鍵詞] 金融危機；杠桿化；公共債務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79
[中圖分類號] F83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6）13- 0140- 03
1 發達國家去杠桿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離不開金融的穩定發展，所以金融在當前經濟發展進程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主要職能不僅僅有助推的作用，其更杠桿功能更是可以使經濟的飛速的發展，在這前提下，金融還可以更好組織和配置各項資金的應用，是國家的經濟合理的快速的發展。但是，過度使用高杠桿會對經濟穩定與增長造成威脅，杠桿過度被認為是此次由次貸危機蔓延成的國際經濟危機的根源，從而引發世界范圍內特別是發達國家對去杠桿化問題的思考。全球經濟在高杠桿的支撐下已經發展近二十年，金融衍生品的快速生長及各種金融產品的發展是整個高杠桿金融發展的實質基礎。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去杠桿是必經路徑，只有將去杠桿完成徹底，各國經濟才會徹底企穩，世界經濟才會重新起航，也就是說走出危機的本質就是去杠桿的過程。
一方面，去杠桿化會影響全球投資與貿易，在去杠桿化過程中，會限制場外衍生產品交易，使得各國利率、匯率等基礎資產價格波動幅度擴大，從而限制各國之間的貿易與投資行為。并且，去杠杠化使得金融機構急于出售其所持有的金融資產，整個市場同時出售會使資產價格陷入下跌一出售一再下跌的惡性循環。上述過量的去杠桿將是經濟的流動性過于收窄，將迫使銀行為了保持資本的充足，將不斷的降低向金融機構、居民等有貸款需求的群體的意愿，這樣國家居民消費率將會不斷降低，企業的經濟行為也會不斷的減少，這樣的縮減流動性將會不斷的傳導，最后會影響實體經濟發展，進而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許多潛在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去杠桿化對全球經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從短期看，庫存削減速度的減慢和財政刺激方案能夠提振經濟活動；從長期看，投資支出增長和來自新興市場的強勁出口需求也將有助于支持經濟增長。在上述抵消因素的基礎上，如果各國政府再輔以適當宏觀經濟政策來維持總需求，去杠桿化過程不但不會對全球產出增長造成損害，甚至可以提高產出并增強經濟活力。去杠桿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使過分虛擬化的經濟回歸理性，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繁榮發展的軌道上來。能否有效控制去杠桿化的負面影響，將決定去杠桿化能否真正起到擠出經濟泡沫并促使經濟盡快回復活力的作用，這是后危機時達國家實現經濟恢復和持續增長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2 發達國家去杠桿化的進程與前景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普遍進入了去杠桿化進程。包括金融部門和家庭部門在內的美國私人部門的去杠桿化進程幾乎接近尾聲，在當前超低利率政策環境下，國內消費等力量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2008年之前，美國私人部門的債務比例上升得非常快，超出了正常的趨勢，使得債務達到無法支撐的程度，隨后出現了去杠桿化，到2013年私人部門的去杠桿化大部分已完成。私人部門的負債比率大幅下降。美國的去杠桿化的主要措施是將債務從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部門，具體說，就是由政府出面，購買大量的有毒資產，同時采取化量寬松的經濟措施，進行扭轉操作。政府大量出售債券，壓低利率。結果導致私人部門的杠桿大幅度降低，但政府部門的杠桿卻大幅度上升，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一旦私人部門的債務下調到位之后，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就能承接經濟增長的任務，而此時又是政府部門削減赤字和債務的好時機。
2000年前后，日本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以及居民部門的債務占比均出現大幅降低的趨勢。當中，企業去杠桿化的進程不斷推進，以企業凈債務與所有者權益之比衡量企業的杠桿率為標準第13年該比例才維持到相對穩定的區間，直到1980-1990年，日本的總債務占GDP的比重由243%增長到387%， 1989年泡沫破滅，并經歷了長時間衰退，但政府債務卻繼續增加。日本作為世界經濟體中的重要國家，其國內政府重債務的企業，占GDP的比重超過200%，不過日本內部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占有社會資產量很大，但從總資產的角度來分析，將政府資產隔離出去，2013年日本政府凈債務占GDP的比重只有超過130%。日本政府的債務市場大部分有本國居民持有，國內大型企業持有，僅有不到5%的債務有外資占有，所有在這樣債務情況下，不會出現因國債而引起的經濟危機。日本非金融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的結束，為其投資擴張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在超級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支持下，日本經濟有望實現穩步增長。盡管去杠桿化的進程有所不同，但發達國家依靠政府和央行的加杠桿來對抗私人部門去杠桿的沖擊的事實卻是一致的。在去杠杠化的過程中，家庭和金融機構的債務被轉移至政府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隨著國家對去杠桿的不斷重視，金融部門和家庭部門不斷推進去杠桿的速度，其進程中出現的矛盾也不斷凸顯，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也不斷加大，所面臨挑戰也越來越大。
3 發達國家公共債務的削減分析
發達國家債務的高速持續增長，已成為其突出特征。發達國家近年來的快速發展與其對債務融資的高度依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國家內部種種經濟活動和民眾福利都由此獲得，財政赤字的情況日益嚴重，占GDP的比重也不斷的升高。多數發達經濟體承受著社會保障、養老金、醫療制度保障等支出所帶來的長期財政壓力，使得政府難以平衡財政收支。政府舉債式的經濟增長模式是發達國家一直無法改變的促進經濟增長方法，財政結構性調整不完全，高杠桿的模式不改變，大幅度下殺的情況還會發生。自次貸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在本國GDP的比重中不斷升高。如果這種高比重的情形抓緊實施有效措施，其國家的債務陷阱將越發嚴重，雖然金融危機已有8年的沉淀期，但是如果這種高成本的融資方式不盡快改變，第二次的危機將再次重演。
當前，筆者從國家政府的角度分析解決債務問題可以財政緊縮，稅收增加，貨幣政策等方面進行實施措施。財政緊縮方面可以減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在高福利的發達國家這種財政緊縮情況往往會影響到居民的種種社會福利也會有相應的減少，所以這種財政緊縮帶來的政治成本將會很高。加大稅收的力度的方法也會出現較高政治成本。通過加大財政寬松政策，也就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通貨膨脹來減小債務負擔。通過不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方法來提高本國各部門的償還能力，來加快經濟增長的模式是最為理想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往往難以實現，因為存在債務危機的國家其經濟內在增長力量本就不足，所以加快發展更是阻力重重。債務違約的方法，成功案例數不勝數，大部分成功方法是隱性的債務違約，相比顯性的債務違約方法，更能避免政府信譽嚴重受損的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通貨膨脹、金融抑制以及隱性違約的代價最小，成本最低，符合發達國家以較小的經濟和社會政治成本擺脫債務重擔的訴求，因而成為發達國家緩解債務壓力的有效手段，然而，這三種方式無法徹底削減政府債務，只是通過債務轉移或財富幻覺等方式變相違約。近年來，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危機并沒有根本性白好轉，主要根源在于政府部門支出持續高于政務收入，若要從根本上削減政府債務，重建財政平穩仍然需要依靠緊縮財政與增加稅收的方式。與次同時，必須清楚認識到，削減公共債務、去杠桿化絕非僅僅依靠財政緊縮就能達成的，而須從根本上改變高度依賴政府舉債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財政收支結構、重估福利制度等多方面相互協調，才能維持發達國家債務經濟的可持續性，并最終實現其順利過渡。
主要參考文獻
[1]高曉紅，王靜.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沖突與變革[J].南方金融，2002（6）：4-6.
債務危機案例范文6
但是，無論是監管者還是金融機構，都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在更加有效地發揮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發現價格功能的同時，我們應如何更加及時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其關鍵性的背景在于，當今全球經濟、貿易、資本流動，以及金融交易活動的復雜程度和關聯程度，已遠超既有的理解水平和把握能力。
認識還在初始階段
經濟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領域關聯性的顯著提高。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40多年里，全球GDP增長了4倍，貿易增長了10倍，銀行業資產增長了14倍，廣義貨幣供應增長了40倍。金融交易總量的增長速度遠超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
同時，傳統意義上距離非常遙遠、相互影響很小的各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關性明顯增強。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交易活動將各個經濟體的生產、消費和進出動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通過金融交易活動，特別是衍生產品的期限轉換、幣種轉換和風險轉換功能，各個國家經濟、貿易和資金流之間的緊密程度大大提升，同時，其風險特征也更趨復雜化。
這種全球范圍內經濟金融關聯度的提高，會帶來正負兩個方面的效應。
其正面效應是各個經濟體能在全球產業布局中，以其自身的比較競爭優勢參與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產業鏈和供應鏈通過資本的高效運作，在全球各地得以組織起來，并帶動當地經濟增長。例如，一部蘋果手機的供應鏈中，零部件的技術開發、制造和分銷等，都涉及跨境的商品、人力和金融服務的流動，其成本和利潤得以在全球分布，這種配置始終以效率為優先。
這種關聯性的負面效應，則體現在某一個環節的變化所帶來的負外部性更加容易傳遞，而且影響的范圍更廣。例如日本東京大地震、泰國洪水等自然災害給全球某些產業供應鏈造成的影響。這種負面效應一旦加上金融活動的參與，便令所謂的“合成型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單體理性防范風險的行為引發體系的不理性結果）現象更為嚴重。
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活動的共振一旦形成，系統性風險的防范難度就會進一步增大。此次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演變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的政府、實體經濟、家庭等部門與金融部門之間的債務與風險的相互影響和傳遞，為我們提供了最為真實的負面效應案例。
然而，我們對這種新形勢下的經濟金融的關聯性、波動性的認識還處于初始階段，對其導致的經濟金融環境的脆弱性的認識也很膚淺。同時，對于這種關聯度的發展趨勢及其長遠影響，也還沒有答案。
尾部風險是重大難點
尾部風險，即所謂的小概率事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在新的高關聯度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其展現出了難以識別和管理的特點。比如說，歐洲債務危機下產生的 “歐元解體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個典型的尾部風險。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時，以及隨后歐洲爆發債務危機之初，“歐元解體”的問題并沒有進入到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模型當中，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人員甚至可能認為，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小到連尾部風險都算不上。目前的現實卻是，許多銀行已經實質性地通過安排在歐洲不同國家的資產和負債總量相匹配的方式，來管理歐元解體將導致的資產負債雙方貨幣不匹配風險。
另一個管理尾部事件的方式就是通過購買新的金融避險工具，如CDS或合成的避險頭寸（synthetic hedging instruments）。但希臘國債的CDS無法有效交割，摩根大通最新投資組合避險失敗等現實，再一次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管理尾部事件的有效性。
這次危機以后，越來越多的新的金融風險管理難題如“太大不能倒”“太復雜不能管理”“太大不能轉身”等，其實都是經濟金融活動的高關聯性所帶來的新問題。
重審國際金融監管改革
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許多政策措施正處于高密度實施階段，但在高關聯度的經濟金融環境中，有些措施可能需要重新審視，特別是全球同步問題的難度不可輕視。
本輪國際金融監管改革，主要在資本和流動性兩個方面提升了監管的基本要求，但在高關聯度的經濟金融環境中，這兩個指標都受到多方質疑，政治家的游說、銀行家的抵觸和公眾情緒的波動，都對其實施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比如，相比于巴塞爾協議二，巴塞爾協議三的實施難度之所以大幅上升，原因之一便是經濟與金融的同向共振和親周期性問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與各國經濟金融關聯度的提升不無關系，全球實施一套簡單明了的統一資本和流動性要求，或各國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來確定各自的資本和流動性的要求，哪一種做法更有利于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目前還處于激烈的爭論之中。
也正是由于各國經濟金融關聯度的提升，對于新的監管標準實施可能給實體經濟的增長率和就業率帶來的影響、對金融機構成本效益產生的影響，以及對金融市場結構和功能產生的影響等，全球各相關主體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