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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1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迪拜債務危機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機不可同日而語，這不是發生在～個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統影響力的金融危機事件，而是局部發生在金融系統之外的一個大型企業資不抵債的危機，所以它不會帶來新一輪金融風暴。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為，迪拜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復蘇的影響比較小。與冰島當時發生的危機相比，迪拜此次危機發生的時間是世界經濟止跌反彈，國際金融環境改善，全球流動性增加之際，由于當前外部環境比較好，融資渠道比較多，處于危機中的迪拜世界公司成功重組的可能性較大，因此預計迪拜不會陷入冰島那樣的危機。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陳炳才指出，迪拜危機是因為房地產價格大幅度下跌，資金鏈條斷裂，工程項目太多而停工所造成，是實體經濟的危機。這一危機本應與歐美由金融衍生品價值縮水導致的房地產價格暴跌同步反映，但由于金融危機期間債務沒有到期，國際資本又大量流向迪拜，迪拜的債務問題在2008年才沒有顯現。因此，迪拜危機可以說是舊有危機的新反映，并非一場新的危機，不會對全球經濟復蘇產生實質影響?！＜艺J為，債務危機與金融衍生產品導致的危機不同，前者杠桿率較低，傳染性不強。目前，迪拜世界公司只是將償債日期推遲了六個月，是資金鏈臨時的斷裂，而其自身擁有的地產項目和港口資源都是優質資產。即便迪拜世界破產，西方國家銀行也會沿用處理墨西哥、韓國企業債務危機的方式，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政府提供救助資金，讓困難企業債務轉化為政府債務，避免企業破產，保障銀行的安全。
此外，由于迪拜是中東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其非石油貿易占阿聯酋國家的70％，依靠設立自由貿易區和免稅吸引外商，旅游業發達進而帶動了大量房地產投資。專家認為，迪拜的貿易，港口經濟和休閑，旅游等非石油經濟增長性比較穩定，債務危機有望在未來兩三年內得以解決。
但不可否認的是，迪拜債務危機的出現，使得近期投資者信心遭受打擊，美元，日元和各國國債成為資金避險的場所，新興市場，股票和商品市場則遭遇了資金的流出。危機的間接影響還是應引起高度警惕。
短期內，熱錢的流動速度可能會加快，全球資本對新興市場投資也可能會受到>中擊。長期研究迪拜經濟模式的中國安邦咨詢公司首席研究員陳功說，迪拜事件最大的問題是全球資本對新興市場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續，如果迪拜摧毀了全球資本的信任，那么毫無疑問將引發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巨大沖擊。
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2
關鍵詞：歐債危機；制度缺陷；經濟結構失衡；高福利制度；政治矛盾；次貸危機
2007年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隱藏在繁榮表面下的危機逐漸浮出水面。三大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等國的信用評級，歐洲債務問題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本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根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本文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進行梳理發現總的來講可以分為六類，外因方面：1.歐債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物；2.歐債危機是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不合時宜的調低信用評級的產物；內因方面：1.歐元區制度缺陷；2.危機解決機制的缺失；3.高福利制度與人口老齡化；4.政治矛盾和成員國忽視歐洲經濟治理。
一、外因研究
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將歐債危機的主要原因歸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以及三大評級機構不合時宜的降低歐元區各國的信用評級，這些系為外因。
2.1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我國學者周茂榮 楊繼梅（2010）認為2008年遭受金融危機之后，無論此前其財政狀況如何，各國的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都嚴重超出了趨同標準；C.Noyer（2010）也在文章中指出盡管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某些國家的結構性財政赤字已經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金融危機極大地惡化了公共財政狀況，從而導致了此次債務危機。
2.2評級機構的影響三大評級機構下調希臘等國的債務評級，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帷幕。周茂榮 楊繼梅（2010）。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JoséManuel González-Páramo（2011）也表明，市場震蕩的一大根源是評級機構。Manganelli&Wolswijk（2009）從政府債券利差與評級機構之間的關系得出，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引起政府債券利息顯著高于正常水平，導致市場籌資成本驟然升高。這違背了金融穩定。
從研究結果來看顯然次貸危機及下調評級確實推動了歐元區債務危機的發生，但是將歐債危機的深層次的原因歸結為這兩大外因顯然是不合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第二原因。因此將歐債危機的根源歸為金融危機或是三大評級機構似乎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其本質原因并未找到，有推卸責任之嫌，不利于債務危機的真正解決。筆者認為金融危機只是歐債危機的導火線、大評級機構只是放大了危機的效益，但并不影響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存在。要找到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必究其內因。
三、內因研究
外因的研究似乎不能充分說明歐元區債務危機的真正根源，國內外學者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歐元區的內部原因之上。
3.1歐元區制度缺陷
張健雄（1999）認為由于歐洲貨幣聯盟先天不足，啟動后存在著一些不確定因素，他在文章中指出歐元區的發展在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面前是脆弱的。宋瑋、楊偉國（2002）在其研究中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不對稱結構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會對歐元區經濟未來長遠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3.2經濟發展失衡論
李乾孫（2011）中指出債務危機爆發的原因首先在于經濟的結構性缺陷，如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發展相互依賴過重，房地產泡沫嚴重。孫玲姜榮（2012）就歐元區經濟內部不對稱性導致債務危機的演變過程和影響機理做了詳盡闡述；指出如果政府實際債務水平超過最大可維持債務水平，債務水平將呈現持續上漲趨勢。
3.3高福利制度與人口老齡化
Zhang Houqi（2011）認為歐債危機根植于高水平的退休福利以及醫療保健制度，是國家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現收現付制的養老金制度加重了歐元區的債務危機（D.Bruninger，2011）。我國學者鄭秉文（2011）分析“老齡化成本”的含義和構成，認為歐洲尤其是希臘的養老金體系存在的替代率過高、待遇率嚴重失衡、養老金財富總值超出支付能力等問題提升了老齡化的財務成本。
3.4成員國忽視歐洲經濟治理以及政治矛盾重重。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托馬斯.薩金特（2011）表示，歐洲債務需要的是經濟方案，但問題所在主要是政治。Giancitietal（2010）指出，面對當前的危機。歐元區國家在救助機制上遲遲達不成協議，錯過了最佳的救助時機，加劇了危機的破壞程度。歐元區盡管是一個貨幣聯盟，使用共同的貨幣，卻只是一個松散的政治聯盟，區內政治矛盾重重。
四、小結
現有的文獻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宏觀的分析了歐債危機的起源。從本次歐元債務危機的發生原因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啟示：
（1）為實現歐元區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相統一，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扶持經濟發展相對較弱的國家，以共同進步為前提制定相關的財政和經濟政策。
（2）區內中的成員必須致力于本國的經濟建設、提高核心競爭力，實現本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并減少與其他國家的差距，減輕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
（3）高福利制度使民眾享受到了經濟繁榮帶來的成果，但高福利制度增加了政府的負擔，為債務危機埋下伏筆。因此，一國的福利政策需要與其經濟發展相適應，以防陷入福利陷阱。（作者單位：南昌理工學院）
參考文獻：
[1]蔣俊賢.歐洲債務危機的反思及其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啟示.東南亞縱橫.2010.12
[2]鄭秉文.《歐債危機下的養老金制度改革---從福利國家到高債國家的教訓》，《中國人口科學》第5期。2011
[3]周茂榮.楊繼梅.“歐豬五國”債務危機及歐元發展前景.世界經濟研究2010年第11期
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3
【關鍵詞】 歐債危機 中國 影響 啟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其次闡述了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最后提出中國應從歐債危機中得到哪些啟示。
1 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1992年2月7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標志著歐盟的成立。歐元區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以歐元為唯一法定貨幣，統一的利率政策等，但歐元區各國實行獨立的財政政策。在這種機制下，歐元區各國為推動本國經濟而大量發行歐元債券，但各國央行卻根本沒有發行歐元貨幣的能力。一旦有些國家在財政上不能自我約束，其債務規模就會失控，超出該國經濟所能承受的程度，為此《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設立了兩條戒備線，一個是赤字率，請求每個成員國控制在3%以下，另外一個就是債務率，這個債務占GDP的比重或者相對數要依照60%以下控制。初步數據顯示，2011年歐元區和歐盟的政府財政赤字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赤字率）分別為4.1%和4.5%。而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負債率）為87.2%和82.5%，均超出了兩條戒備線，證明歐債危機正在歐元區內部擴大和發展。
歐債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歐洲各國政府大量借債，而財政收入增加有限，導致嚴重的財政赤字。歐洲各國債務危機的發生，具體來講，有如下幾個主要的原因：
1.1 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是歐元區國家債務問題的主要外部原因。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各國普遍實施了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了危機各國的公共債務規模和財政赤字，埋下了債務危機的隱患。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無法通過公共財政盈余來支撐過度的舉債消費，因此歐債危機首先從希臘爆發。
1.2 危機國家產業結構不合理
在歐元區國家中，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國屬于歐元區中經濟結構相對不合理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和旅游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制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沒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1.3 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二戰結束后，很多歐洲國家進入經濟高增長階段，國家大幅降低軍隊支出，從而有更多資金滿足人們對國家的福利訴求。盡管各國的福利模式和水平不盡相同，但在一般福利社會下，公民均被賦予包括免費醫療保健、長期失業救濟、悠長的假期以及堅實的產婦和兒童保健等的各種社會和經濟權利。在自身經濟增長動力有限的情況下，增稅將進一步打壓經濟，增加未來風險，而削減赤字必須降低本國福利水平，這對長期以來被高福利保障的國家來說，可能導致政治危機。
1.4 歐元區獨特的財政貨幣政策
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政策而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這就使其經濟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歐元區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以歐元為唯一法定貨幣，統一的利率政策等，但歐元區各國實行獨立的財政政策。在這種機制下，歐元區各國為推動本國經濟而大量發行歐元債券，但各國央行卻根本沒有發行歐元貨幣的能力。一旦有些國家在財政上不能自我約束，其債務規模就會失控，超出該國經濟所能承受的程度。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正常運轉、流動性充裕的時候，借債消費還能持續下去，當金融危機出現之后，危機便立刻暴露。
1.5 歐盟救助機制的缺位
歐元區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但在某些國家經濟遇到困難時，歐洲央行卻不許對單一國家實施救助，只能靠成員國之間的相互救助，這就使得歐元區內的救助機制難以建立。而當危機出現時，各歐元區國家也不愿意為其他國家背負債務負擔，因此各成員國在出臺希臘救助機制過程中表現出種種分歧和矛盾，暴露出危機處理能力的不足。
從表面看，歐債危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從私人部門向公共部門的延伸，其本質原因是西方國家普遍奉行的高福利與財政能力不足之間的長期矛盾。
2 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的影響將會通過歐洲經濟、歐債、歐元對中國產生影響。歐債危機如果進一步惡化，歐洲經濟必然會大受影響，歐洲國家的消費信心和實際的消費都會大為減少，這將對歐洲的需求造成直接沖擊，并通過貿易渠道影響中國。
歐美經濟的減速或衰退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通過貿易、大宗商品價格和投資信心三個渠道。根據德意志銀行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的研究，歐美經濟增長每下跌1%，中國出口增長就要下跌6%；而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會直接沖擊中國能源和原材料企業的利潤、生產和投資，而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又將會增加經濟下行的預期，打擊國內投資者信心。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歐債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必將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對中歐雙邊貿易造成沉重打擊。
歐債危機如果進一步惡化，在匯率方面也會對中國出口企業形成較大的沖擊。這里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歐元持續疲弱，人民幣匯率相對升值，這將對中國的對歐出口造成壓力，匯率升值會吃掉本來就不多的出口利潤。如果今后中國繼續調減出口退稅政策，估計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可能做不下去了。對于中國目前在產業結構調整壓力之下的眾多出口加工業來說，這無異于雪上加霜。
此外，歐債危機的進一步惡化還會導致歐債以及歐元資產的大幅度貶值。到目前為止，中國持有的歐洲資產在持續增加，預計歐元資產規模大概在5000億美元左右。如果歐元資產大幅貶值，中國對歐增加投資將會迎頭遇到歐債危機的冷水。
3 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歐債危機已成為可能引發全球經濟再次探底的重要因素。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任何國家都會受到影響，但總體來說對中國影響可控和有限。
面對歐洲債務危機，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應該引起高度警惕和反思，特別要重點關注財政政策的規則建設。中國的國情雖然和歐洲各國有很大差別，但其中也有許多可供借鑒之處。從前面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3.1 應高度重視政府債務問題
目前，中國的債務規模相對來說并不太大，2012年我國的國債余額總量約為12萬億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60%的安全標準。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卻要嚴重得多，據有關數據，目前我國地方債務的總規模大約為12萬億，如果加上國債余額，那么中國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就將翻一番，達到約50%，接近警戒線水平。因此，中國在控制債務規模的同時，現階段應將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上，積極做好地方債務規模的摸底和排查，并據此制定針對性的政策，及時化解風險。
3.2 積極穩妥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
目前中國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提前到來的老齡化浪潮，再加上各項勞動法律法規的完備，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與此相適應，財政收入中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據統計，早在2006年，我國財政支出中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過10%，呈現逐年增加的態勢。從歐洲危機國家可以得到教訓：社會保障的改革應在考慮自身財政承受能力的基礎上，秉承循序漸進的策略，注重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標準的不公平現象。
3.3 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經濟發展是解決包括債務危機在內的各種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歐洲各國的債務危機，究其根源還在于經濟增長乏力甚至倒退，造成財政赤字擴大。
中國經濟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尋找未來的發展動力和增長點是當前的一項緊迫任務。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國家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增強經濟的內生增長能力，不能完全走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我國從2007年的財政盈余變成近幾年的財政赤字。因此，如何降低經濟發展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即降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未來的基建投資應該適度壓縮，有限的財政資金應用在刀刃上，重點投在改善民生的項目上，從而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
3.4 擴大政府融資渠道，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將政府負債控制在合理水平
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債務負擔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范圍而引起的違約風險。目前雖然我國國債規模不大，但地方債規模是一筆糊涂賬，因此還是存在很大的風險。因此我國應盡快以立法形式加強對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增強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債務規模，加強風險管理，及時對全國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對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進行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切實從財政和金融兩方面防范償債違約風險。
參考文獻：
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4
關鍵詞：歐債危機；福利制度；養老金；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4-0057-03
債務危機，是指國家代表本國向國際或區域金融組織、外國金融機構或其他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借貸或為他人的借貸提供擔保而形成的，并以國家信用保證償付本金和利息的特殊類型債務，而一旦該國家不能按照約定期限歸還本金和利息，就會發生債務違約，爆發債務危機。
一、歐債危機的發展歷程及誘因
（一）歐債危機的爆發及演變
歐債危機簡單來說就是歐洲債務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希臘出現債務危機，持續到2009年10月，疲軟的經濟發展和高額的財政支出終于將希臘拖入了債務危機的深淵；2010年11月愛爾蘭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3月，葡萄牙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6月和10月，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先后被卷進了債務危機的漩渦。這場發端于希臘，最終席卷PIIGS五國并引發市場巨大恐慌的債務危機終于演變成了轟轟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面對如此嚴重的債務危機，歐盟（EU）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先后啟動救援機制，分別出臺了1100億歐元和7500億歐元的貸款支持；歐洲中央銀行（ECB）也在二級市場上出手釋放市場流動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規模擴容至約1萬億歐元后更是擔當了危機處理的主角；各危機國家也不同程度的進行了“自救”并按照外部救援要求相應調整國內政策。對歐債危機的救助曾一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綜觀歐債危機持續兩年多以來的表現，期間出現了向核心國蔓延的趨勢，發生危機的各國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經濟社會矛盾全面爆發。2012年底，德國總理默克爾還公開直言歐債危機“至少還要再持續5年”。歐債危機還遠沒有結束。
（二）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是歐債危機的深層制度原因
對于此次歐債危機的原因，市場上有多種說辭：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長期過度負債行為，是造成這場危機的直接原因；PIIGS五國政府面對如此嚴重的危機，動作遲緩、不作為甚至在大選中的“愚民政策”等失職行為助推了歐債危機[1]；“歐洲貨幣聯盟的建立使得各成員國失去了采取靈活措施來應對經濟衰退和財政赤字等問題的能力”[2]；日益膨脹的財政支出對歐元區經濟實力較弱國家的財政收入的壓力；國際金融主導力量竭力“唱空”歐元以及對歐元區實力薄弱成員的狙擊；某些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惡意降低歐元區成員國的債務等級。
上述各種，固然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其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深層制度原因，那就是危機前備受青睞危機后卻廣受詬病地在歐洲各國盛行的社會生活方式――福利國家制度。
20世紀二戰以后，隨著很多歐洲國家經濟快速增長、軍費支出大幅下降和社會福利觀念的發展，社會福利制度日益完善。歐洲國家的經濟經過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速增長，到70年代中期進入穩定發展時期。經濟發展的豐碩成果使得歐洲國家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為高額的福利支出提供了強大的財力支持。最終歐洲國家普遍建立了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其最大特點就是制度完備、涵蓋面廣、福利優厚。幾十年來，歐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級大國”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歐洲社會的顯要標志。
歐洲國家的福利水平到底有多高？從宏觀的福利負擔水平來看，歐盟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9%，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生產總值的25%，而福利開支卻占到了世界福利總開支的50%。過去20年，歐洲的良好發展使得歐洲各國過度自信，過度消費，高消費的格局必須由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來支撐，歐洲國家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都用于轉移支付，維持社會福利制度。
從橫向比較來看，截至歐債危機爆發前夕，歐盟27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達26.4%，歐元區國家的這一比重則高達27.5%[3]。另外，根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統計，全球薪酬最高的三個國家都在歐洲，幾乎全覆蓋的免費醫療、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總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國甚至高達70%[4]。縱向地看，以2003―2005的三年為例，歐盟成員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分別占據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7.4%、27.3%和27.2%，多年來居高不下的社會保障支出一直持續到歐債危機爆發。
高福利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導致了歐洲債務危機的形成。
1.高福利制度拖累了經濟發展，減少了財政收入
從本質上來說，福利制度屬于二次分配的范疇，它是對國民經濟初次分配的修正。但是，高福利制度忽視市場配置機制，過度地扭曲了個人的消費行為，片面地強調提高社會成員的保障水平，加重了歐洲企業的社會稅費負擔，提升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使其無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勝出。高福利致使不少歐洲企業不得不將實業轉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導致了歐洲產業空心化，經濟增長乏力。而財政收入歸根結底來源于經濟發展，經濟不振直接導致財政收入減少。
2.高福利對失業者形成經濟激勵，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高失業率反過來又增加了福利開支
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高福利制度對放棄較低工資的工作而選擇福利產生了強有力的經濟激勵，并對那些離開福利進入勞動市場者產生了強有力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對于許多工作技能有限和即將進入勞動者行列的年輕人來說，每周工作32～40小時讓他們感覺單調沉悶，并且這部分工作者的報酬一般相對較低，而因為工作又會失去健康保險以及承擔交通費用。但是，高福利卻能保證人們即使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到并不算差的生活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或者家庭工作時的經濟狀況還不如工作以前，工作就失去了意義。因此，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歐洲平均失業率為11%，即使是經濟比較穩定的法國失業率也達到10%。政府要為那些本可以進入勞動者行列卻因為高福利而放棄找工作的人支付較高的社會福利費，保障這些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高福利使失業者失去尋找工作的動力，失業人口數量上升；失業人口數量上升又反過來要求更多的福利開支。如此惡性循環，其結果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福利支出節節攀升。
3.養老金過度慷慨使得社會保障支出一再攀升，福利國家不堪重負
歐洲國家的退休和養老制度為現收現付制，即工作的一代繳費來支付已退休一代的養老金。該模式的優勢是具有較好的再分配功能，福利水平較高，覆蓋面比較廣；劣勢則是難以應付老齡化趨勢。在世界各地區中，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歐洲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自然增長率最高的地區，經過二十多年的低出生率，歐洲老齡化問題嚴重。2010年，歐洲老年贍養率（65歲及以上占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高達23.7%，是全球最高的地區，而美國僅為19.5%；到2060年歐洲贍養率將達49.0%，而美國僅為36.8%。人口壽命不斷提高，意大利在2003年平均人口壽命就達到了76歲，而美國在2008年才達到這一水平。退休年齡寬松，一些國家最早52歲就可以享受到養老金福利。2010年，歐洲65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6.5%，遠遠超出了7%的老齡化社會國際警戒線。老年人口多、平均壽命長以及退休年齡寬松使得養老金支出不斷攀升，在歐洲社會保障支出中，養老金支出占到了40%之高。
高福利拖累了經濟的增長水平，歐洲疲軟的增長一直持續到歐債危機爆發前夕。與此同時，由于高失業率和老齡化問題使得福利開支卻不斷上升。舉例來說，2001―2010年間，PIIGS五國中的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的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只有5.6%、3.5%和5.3%。社會保障年平均增長速度卻分別為9.4%、7.8%和11.1%之高。相對緩慢累積而來的經濟成果難以支撐快速膨脹的支出要求，高額的福利開支不斷地侵蝕經濟發展的果實。最終，財政無力滿足巨大的福利支出，政府不得不舉債，財政赤字日益嚴重。
如果能夠成功的削減赤字，問題尚不至發展成為債務危機。但遺憾的是，習慣了優厚福利的歐洲國家民眾難以忍受削減福利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任何試圖縮減民眾福利的做法都要在政治上冒極大的風險，且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為了能拉倒足夠的選票和維持社會的穩定，歷屆政府不斷地通過提高福利待遇來討好選民。于是，官僚的政治考量和民眾的剛性需求共同推高了福利水平，最終使得國家債務積重難返。2010年，希臘和意大利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16.7%。而這一比重的歐洲平均水平為84%，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警戒水平為60%。如此大的反差下，PIIGS五國終于成為債務危機中最薄弱的一環。
此外，盲目攀比也是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之一。近年來，歐洲各國福利水平盲目向德國和法國等老牌強國看齊，企圖以低投資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較高增長，最終適得其反，債臺高筑。隨著歐元區區域一體化的日趨深入，以希臘和葡萄牙為代表的歐元區內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不顧本國的實際情況，盲目的在工資、社會福利和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方面逐漸全力追趕核心國德法，由此導致了支出水平遠遠超過國內產出。支出超過國內生產的部分越來越大，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然而，由于這些國家過去大多是長期的高負債，其進一步借貸的能力已不能令市場信服了，即使是以政府信譽擔保的國債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當這些國家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長期遠高于警戒水平時，危機的爆發便可想而知了。
二、高福利下的歐債危機對中國福利制度的啟示
福利制度作為調節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矯正初次分配帶來的問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發展進步有著重要意義。但是，福利制度的優越性并不能掩蓋高福利的弊端，歐債危機是對高福利制度的一次示警。福利制度是把雙刃劍。福利制度一旦設立便再也難以降低或者廢除；起初只是針對某一社會階層和群體而設立的福利制度通常會引起其他社會階層和群體也要求享受該福利，最終政府不得不將該福利的受益對象擴至后者。如此，福利水平會越來越高，福利覆蓋面會越來越大，直至建立起覆蓋全社會和社會需要的所有問題，發展成為歐洲式的應保盡保無所不包的“從搖籃到墳墓”式的福利制度，無形中加大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風險。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積極建設福利型社會，高福利制度所帶來的歐債危機可以給中國什么樣的啟示？中國與歐洲的福利制度有著巨大的差別，可以肯定目前尚不存在類似于歐洲式福利的問題，但社會保障建設切不可掉以輕心，應認真研究并吸取歐洲在建設社會福利方面的經驗教訓，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福利制度。
（一）福利水平建設要考慮社會經濟承受能力，建立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的福利制度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取得了豐碩的物質成果，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為建立全面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城鄉結構具有二元性，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對于社會保障的期望不同，社會福利建設面臨很大的困難[5]。我國應在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積極作用的同時，充分考慮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既不能急功冒進的實行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偏廢福利保障的建設。要做到經濟發展和福利建設協調進行，沒有經濟增長的福利制度是無本之木無法長久，片面追求高福利而不注重經濟發展的做法更不可取。要依據我國現實的經濟基礎，我國現階段進行社會保障建設就是要將覆蓋面由城市擴大到農村、在保障層次上由基本保險擴大展到商業保險以及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的社會福利制度。
（二）著重建設好退休和養老金福利制度，防止養老金過多占用福利開支
人口老齡化是歐洲社會保障支出不斷增長的最重要原因和最大壓力。歐洲央行（EC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希臘的救助條件中就包括對法定退休年齡的限制和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工齡年限要求。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已邁入老齡化社會，并呈現出老齡化人口發展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最大和高齡老年人口最多的特點。老齡人口、人口壽命和退休年齡這三個因素共同影響養老金支出和針對老年人福利的開支，其中前兩項人類社會無法進行技術控制，唯有退休年齡可以人為調節。根據我國老齡化的特點，可以借鑒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采取彈性退休制，鼓勵延長工作時間。根據日本的有關法律規定，日本人可以選擇最早到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也可以選擇推遲到65歲之后70歲之前開始領取養老金。如果提早領取，養老金將打折給付；如果推遲領取，則增加領取金額以資獎勵。根據法律規定，正常情況下我國目前退休年齡普遍為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按照目前的狀況，如果實行彈性退休制度，有相當大的可操作空間，是可行的。
（三）社會保障建設要堅持因地制宜原則，杜絕攀比，注重實效
部分歐元實力薄弱的國家盲目與核心國德、法等攀比，試圖在脆弱的經濟發展基礎上實行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使得財政入不敷出借債度日。歐債危機證明了，福利制度要量力而行，針對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度的社會保障才是可行之計。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各異，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歐元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非常類似，我國應該吸取歐債危機的教訓，切不可搞一刀切式地社會保障建設。各地區宜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參考全國和本地區的平均福利水平，因地制宜地進行社會保障規劃。具體地講，各地在制定養老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和對兒童保障等制度時，要與本地區的經濟水平相適應。總體來說，社會保障水平要有寬覆蓋、可持續，但是也只能是低水平的。我國的國情決定了現階段的社會保障的性質只能是保持在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上的名副其實的“基本保障”。當然，在此基礎上，可以借鑒西方成功經驗，以第三方保險支付做補充，更能體現各地區的差別?？傊袊纳鐣Ｕ腺Y源仍然相對緊張，要爭取使得社會保障體系既不排除任何一個應享受社會保障的個人和家庭，也絕不養懶漢，盡力做到應保盡保、不應保不予保。
（四）充分考慮地方政府的負債能力，避免GDP的低效率增長
歐洲債務危機就是由于政府的債務負擔大大超過了自身可承受的范圍而引起的違約風險。據統計數字來看，中國目前的債務占GDP的比重低于20%，遠低于國際警戒線水平的60%。表面上，中國的債務不存在債務危機的問題，短期內不會爆發債務危機。但是，這一統計只包含了中央債務，而未將地方債務考量在內。但中國真正的債務危機恰恰是在地方，自2009年國家放松了地方融資平臺的管制后，地方政府瘋狂發債，目前地方債務融資平臺超過3000個，地方債務總額已超過十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82%[6]。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借貸資金大多被投資于償還能力比較低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建設項目上。一方面面對巨額債務的不斷膨脹，另一方面卻是收入在不斷地萎縮，一旦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地方政府將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國家應制定法律法規，從根源上控制發債權利的過分下移，公債發行權應嚴格掌握在省一級政府；在投資方向上，防止債務收入過多流向低效率的項目?？傊?，地方政府債務唯一正確的發展方向是透明化、法紀化的“陽光融資”。為了單純的提高GDP的數字，盲目舉債投入效率低下、沒有科技含量和發展前景的產業只能帶來無發展的增長。我們必須量力而行，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要注重科技的進步、效率的提高和生態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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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5
迪拜一度被稱為中東石油經濟轉型的成功范例，此次債務風波引發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其發展模式的重新考量。對于正處在經濟轉型中的中國來說，來自這場危機的啟示尤其值得關注。
吹大的地產泡沫終將破裂
地處沙漠的奢華之都迪拜，早年因石油資源瀕臨枯竭而探索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其選擇的高端地產開發路線，5年來推進了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吸引了石油國資金和全世界熱錢的追捧。借助房地產業、金融服務業和旅游業，迪拜迅速崛起，已經成為海灣地區和中東地區最活躍的商業中心。
然而，“迪拜世界”債務風波使其代表的地產神話遭遇破滅的危險。從此次“迪拜世界”債務風波，到尚未結束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乃至上世紀90年代日本直接受累于房地產泡沫破裂“失去的10年”，房地產泡沫過大就終將會破裂。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紛紛出臺經濟刺激政策，造就了利率極低、資金豐沛的金融環境。危機中情況相對較好的新興市場普遍獲得資金追捧，國際資金和熱錢紛紛涌入，股市、房市價格不斷飆升。
數據顯示，韓國、新加坡等地房地產市場普遍上漲，巴西首都巴西利亞樓市均價一年漲幅超過120%。曾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房價急劇下跌的香港，住宅價格最近半年急速攀升，基本已回升至前高點附近。而京、滬、穗等城市現房價格平均漲幅已超過三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馮飛表示，在當前國際經濟體系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應尤為關注在我國股市、房市出現的資產泡沫。
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方明認為，迪拜危機暴露出其增長模式中的資產泡沫風險，“而排查和擠壓境內存在的資產泡沫，則是中國應從迪拜債務危機中吸取的教訓?！?/p>
但是，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并不完全認同這一觀點。他說，引發迪拜債務風波的房地產問題與我國的情況不同，“我國房地產面臨的問題是價格上漲過快，房地產成為投資產品，超出了百姓的支付能力，但商業地產并沒有透支。”
據了解，目前我國部分地方融資平臺存在債務比率過高的問題。這種情況若遇到經濟大幅下滑，其所蘊藏的風險可能會集中爆發。
李稻葵強調，迪拜發展模式對于我國資源性城市和地區仍有重要借鑒作用，從目前的情況看，尚不能因迪拜此次出現短期融資問題而完全否定其發展模式。
國際游資可能沖擊
中國資本市場
長期研究迪拜經濟模式的中國安邦咨詢公司首席研究員陳功說，此次債務風波最大的問題是全球資本對新興市場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續，“如果這種信任被摧毀，那么毫無疑問會引發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沉重打擊。”
專家認為，石油美元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涌入，近些年支撐著迪拜房地產價格的快速提高。這次債務危機的發生，將使迪拜這些年吸引熱錢的磁鐵效應消失。再考慮到最近越南盾貶值，市場普遍擔心游資對新興市場的判斷有可能發生改變。
方明認為，國際資本可能會在恐慌中面臨著流向的重新抉擇：一方面，國際資本將重新考量新興市場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無處釋放的熱錢或將加速流入中國這樣一個新興的、安全的、經濟發展速度較高的國家。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則表示，迪拜危機爆發后，熱錢流向可能重新調整。目前我國資產的虛擬化程度較低，財富有實體經濟作為基礎，因此無論是短期投機還是戰略投資，中國對國際資本吸引力都很強。
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6
關鍵詞：凱恩斯主義 國際金融危機 經濟發展政策 啟示
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嚴峻的國際性金融危機，人們在不斷探究此次危機爆發原因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求應對措施。除實施大規模的金融救助外，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依據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出臺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政策，意圖扼制住金融危機的蔓延。
一、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政策措施比較
總體來看，這些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主要偏重于依據凱恩斯主義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方面的經濟理論，部分涉及了凱恩斯主義關于收入分配方面的稅收理論。關于這些政策措施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進行了具體論述,這里不作過多的論述。但是基于不同的發展模式, 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都沒有幸免，但所受沖擊還是存在顯著差別的。例如此次金融危機中，以高端制造產品出口為主的日本受到的沖擊就不同于美英等高度依賴金融業和消費支出帶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國家。因此，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寬松貨幣政策實施的著力點不同
此次危機中，美國、英國和部分西歐國家央行采取了多次向銀行系統注入流動性、政府直接接管金融機構、為居民存款提供一定額度或者無上限擔保等措施， 其目的就在于穩定飽受流動性困擾的金融市場，防止金融機構大規模倒閉和居民擠兌行為。例如，2008 年10 月，美國政府通過的緊急經濟穩定法案中就包括高達7000 億美元的不良問題資產救助方案，用于購買金融機構問題資產以及幫助金融機構注資。為了向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的流動性，美聯儲還推出了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創新。與英美相比，日本雖然也采取了降息、收購不良資產、注資等方式幫助出問題的金融機構，但規模相對較小。比如，日本用于收購金融機構問題資產的資金僅為約10 萬億日元。其救市舉措的著力點從一開始就放在擴大出口等方面，目的在于通過大規模的財政支出，阻止金融危機中實體經濟的下滑。日本還采取了收購股票刺激經濟的獨特政策，2009 年1 月27 日，通過收購股份，向中小企業提供1.5萬億日元資金；2009 年2 月4 日，宣布將從地方銀行收購1萬億日元的企業股份。日本政府和央行購買股票刺激經濟的好處是低買高賣，從長遠看，是成本較低的刺激經濟方式。
（二）不同債務水平的經濟體應對危機的能力和力度存在明顯的差異
此次危機中，金融膨脹與消費主導模式的經濟體債務水平雖然也處于高位，但由于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的金融和消費在此次危機中遭受重大打擊，因此這些國家亟需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提振經濟，因而財政刺激計劃力度最大，政府債務急劇膨脹。以美英為例，此次金融危機前美國的政府債務占GDP63.1%，英國的占44.1%，到2010 年美國的政府債務水平將幾乎與GDP 總量相當，英國的這一比例也大幅上升至2010 年的82.2%。而高端制造業產品生產模式的經濟體盡管其財政收入來源相對多樣化，可以保證一定的財政刺激力度，但由于其本身債務水平已經處于高位，增長空間相對有限。例如，此次金融危機前日本的政府債務占GDP已高達187.7%。雖然從2008 年8 月到2009 年4 月日本共出臺了四個經濟刺激計劃，計劃支出規模達75 萬億日元，僅占GDP的5%左右，其規模與美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二、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效果評述
總體來說，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依據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制定的政策措施雖然使其經濟逐漸走出了危機狀態，但是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仍未徹底清除，全球經濟復蘇的基礎依然脆弱。
（一）政策措施產生的效果
數據來源：2008年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2009年GDP增長率數據來自IMF,2009年度失業率數據及2010年一季度所有數據來自各國官方公布數據。①②③為2009年12月份折合為年率的數據，此外2010年一季度的CPI數據除英國外均為3月份折合為年率的數據，日本的CPI數據為核心CPI。
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復市場信心，加速了經濟回暖。相對于2008年和2009年，2010年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和就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見表1和表2）。這表明，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依據凱恩斯主義制定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有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對此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的解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二）政策措施帶來的風險
然而，自危機爆發迄今，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見表1），這種無就業的經濟復蘇影響了回升力度。經濟回升如果沒有帶動就業增長，將制約消費需求的增長，從而增加市場對經濟復蘇前景的擔憂，對未來經濟復蘇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世界主要經濟體依據凱恩斯主義應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指定的政策措施的風險正在逐漸凸現。
首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了政府債務急劇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經濟刺激方案中的“猛藥”，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方案實施后，2009年底歐洲爆發了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從希臘迅速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歐元區國家（2009年歐盟部分國家債務情況見表3）。另外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 6月2日美國的國債已經達到13.0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90%。截至2010年4月，美國持續19個月出現財政赤字，赤字數額達到1.3萬億美元，創出歷史記錄。此外到2009年底，日本公共債務規模是所有工業化國家中比例最高的。
備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盟國家債務與GDP比值值60%，2009年歐盟平均水平為84%。
其次，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抬頭。雖然2009年以來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CPI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見表一），但是從長期來看，數量寬松政策特別是美聯儲QE2的推出將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其潛在的破壞力非常巨大。
（三）凱恩斯主義應對此次危機效果的理論解釋
以上這些情況似乎表明，世界主要經濟體依據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制定的應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政策措施只能治標的而不能治本，凱恩斯主義應對此次危機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每一種經濟學的理論都有它應用的條件，如果不能根據現實情況靈活地依據理論的思想精神來應用理論，任何理論都可以被批判，被顛覆。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依據凱恩斯主義應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制定的政策措施產生的效果之所以不夠好，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解釋：
第一，主要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符合凱恩斯經濟理論的運用條件。此次危機前各主要主要發達經濟體原本就債臺高筑，因此其依據凱恩斯主義制定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繼續刺激經濟的空間就比較小，難以有效減輕衰退壓力。大量發行國債導致各國政府陷入了財政危機并將帶動長期利息上升，進一步削弱企業投資，反而影響經濟復蘇。致使政府債務水平不斷升高，最終導致危機的進一步擴大。
第二，依照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解釋，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貧富差距會使有效需求不足進一步加劇。然而此次危機中美國卻自2010年1月1日起暫停一年征收遺產稅，這使得本已很大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對經濟的長期增長也構成了威脅。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應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效果不夠理想。但是盡管凱恩斯主義不斷受到經濟學家們的批判，每到危機時期各國的政府還是最推崇凱恩斯主義，用凱恩斯的《通論》所闡述的觀點來說就是：在經濟蕭條時，要等待經濟自己回復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發生經濟衰退時，再一味強調平衡預算不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險。依據凱恩斯主義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夠真的消除經濟危機還需要實踐的檢驗，不論如何尋找完善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要比完全否定更有現實意義。
三、對我國經濟發展政策的啟示
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不同，盡管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很快，但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國經濟還屬于低端制造業產品生產模式。雖然在此次危機中受到很大沖擊，但與高端制造業模式的經濟體不同，我國有十三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可以作為緩沖。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債務水平總體不高，政府擴大支出應對危機力度較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較為符合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應用條件。因此，我國應對危機的措施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有所不同。我國應對危機政策措施的著力點從一開始就放在擴大出口、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工業生產等方面，我國政府以四萬億投資計劃為主，配合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了經濟較快地復蘇，經濟增長率從2009年一季度的6.1%上升為2010年一季度的11.9%，進入二、三季度后經濟增速也一直保持在高位運行。
盡管從目前來看我國采取的政策效果是良好的，但總體來看，我國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并未發生根本變化，結構調整尚未實現。長期來看，我國應關注的是如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問題，加快產業的升級換代，最終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結合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實踐來看，我國有大量的經驗教訓可以吸取，相關的政策措施還需要進一步改善。
首先，我國政府投資雖然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取得積極效果，但是在刺激居民消費需求方面效果不佳，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居民收入比重相對不高以及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進入2010年，中國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勞資糾紛，也標志著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終結。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在收入高度不均等的社會，對財政再分配的需求也會超乎尋常，并因而會導致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因此要增加消費拉動內需就必須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其次，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強調政府干預的前提是是市場化的經濟環境?；贗S-LM模型分析，我國IS曲線和LM曲線過于陡峭，導致民間投資需求和投機性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彈性不敏感，使得貨幣政策的乘數效應達不到宏觀調控初始設計的水平，這也是我國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我國政府應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繼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環境。在此談一下我對我國就業問題的看法，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強制企業進行招聘，這也不符合經濟的效率原則，出路的關鍵在于進一步放松經濟管制，加大對新創業企業的扶持力度，這一點可以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中得到印證。
最后，結合此次金融危機中歐洲爆發債務危機的教訓，我國要合理控制政府債務水平，進而提高實施宏觀調控的能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一個影響我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極大不穩定因素。2009年以來我國已成功發行了一定數額的地方政府債券，這種通過允許地方政府公開、規范地發行地方債，規范地方政府的發債行為的方式，有利于及時滿足地方政府資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水平，進而促進積極財政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的有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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