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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價值范文1
[關鍵詞]電影產業 產業價值鏈 動態演進 持續競爭優勢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6-0106-06
引言
波特(1985)價值鏈理論是當今研究企業競爭優勢非常有效的工具之一，它蘊涵著企業競爭優勢從外顯成本和質量向內隱創新與知識轉變的遞增機制，可以幫助企業實現競爭優勢的轉變和升級。產業價值鏈是價值鏈在產業層面上的延伸，是多個企業價值鏈的整合，是特定產業不斷轉移、創造價值的通道，其核心在于價值創造。產業鏈的形成是以價值鏈為主導，以企業鏈為載體，通過企業鏈在空間的分布來實現供需鏈、企業鏈、空間鏈和價值鏈的對接。產業價值鏈的每個節點都是由若干同類企業組成的，他們彼此之間是競爭關系，與上下游企業則是交易關系。
電影產業價值鏈是一個包含制作、發行、放映、窗口擴展及其他版權交易過程的完整鏈環。各個鏈環之間的鏈接關系和價值創造能力決定電影產業的整體競爭態勢。價值鏈動態演變是美國電影產業構筑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
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動態演進路徑
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動態演變經歷了20世紀20―50年代的大制片廠時期、50―80年代的后好萊塢時期以及80年代以來的媒介集團化時期三個階段。大制片廠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是在相對封閉的自體系統中強化生產、發行與放映節點的控制，效率、產能、通道是評價產業價值鏈運行績效的主要指標；后好萊塢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是在與電視產業的對抗、較量和主動滲透過程中構建成熟，價值鏈向關聯產業拓展尋求新的增值點，規避產業風險；媒介集團化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通過交叉生產和交叉營銷以實現范圍經濟的目標而主動融入復合媒介集團，電影成為媒介帝國眾多價值鏈環中一個節點。
1 大制片廠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建構
大制片廠制度(the studio system)是美國電影產業在20世紀20―50年代構筑早期國際競爭優勢的基石。美國電影通過縱向一體化強化對上下游生產、發行、放映企業的控制以尋求行業壟斷地位?？v向一體化產業價值鏈建構的向度既有從制片行業向發行、放映領域滲透的前向控制(如環球、迪斯尼、米高梅)，也有從放映業向制片、發行行業的逆向兼容(如華納兄弟、派拉蒙)，還有以電影發行起家逐漸向制片和電影院兩極拓展模式(如哥倫比亞)。大制片廠時期電影產業價值鏈模型如圖1。
大制片廠時期電影產業價值鏈表現出如下幾方面特征：
(1)制片人控制下的生產制作鏈環。電影生產制作的鏈環是以制片人為中心的流水線產出控制系統。制片人實施控制的目標是保證電影產品按照預定的拍攝期限和精細的預算計劃制作完成；實施控制的手段是將編劇、導演、明星、其他演職人員等要素資源按費用最小化原則進行整合。電影藝術創造的動機被商業訴求所消解，成為由各種可識別元素有機組合而形成的產品，效率和風險控制是該生產系統鏈環的重心。
(2)尋求價值鏈前后向影響力的發行鏈環。電影發行是連接生產制作與放映的中間鏈：發行商通過向大制片廠本身擁有的首輪電影院提供電影產品，以及交叉發行其他大制片廠生產的超級電影實行對下游放映業的前項控制；通過市場反饋，預測觀眾需求訂購類型電影，實現對上游制片商的后向控制。在大制片系統之外的輔助市場，發行商通過捆綁銷售的發行策略向獨立電影院成批發行電影，使低成本電影獲得較為充分的發行市場和映出通道。
(3)電影壟斷租金集中的放映鏈環。大制片廠擁有的首輪和二輪電影院線是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中放映鏈環的主要增值節點，電影院級別按照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細分，通過“映輪”和“映區”的時間和空間間隔的放映模式實施二級價格歧視，對在豪華電影院首輪和二輪上映的超級電影收取高價，以保證獲得314以上的票房收入。獨立電影院作為輔助的放映鏈邊際利潤的增值節點，在后輪上映過程中盡可能提升觀眾上座率，以達到培育國內電影觀眾市場的目的。
2 后好萊塢時期電影產業價值鏈的演化
自從20世紀40年代末，派拉蒙判決將電影產業價值鏈中的生產、發行與放映業強行分離之后，電影產業對產品傳輸通道的控制失靈增加了其產品收益的不確定性，尤其是郊區化、嬰兒潮、替代性娛樂產品的增加，致使電影產品的觀眾人數降低，動搖了電影產業傳統的市場競爭優勢。圖2給出了后好萊塢時期電影產業價值鏈模型。
后好萊塢時期，美國對電影產業價值鏈進行了如下調整和拓展，以應對電影產業競爭空間受到的擠壓以及價值鏈穩態結構受到的沖擊。
(1)產業價值鏈的分化與整合。①生產制作節點尋求創新。青春片、史詩片等類型電影以豪華的明星陣容和高質量的制作水準提高銀幕競爭力，通過提供差別化產品以區別初期制作水平低、內容單一的電視直播節目。②發行營銷節點的風險控制與分解。大制片公司通過為獨立制片商注入資金以控制電影版權或發行權，成為獨立制片公司的包裝商、資金提供商和發行商。③影院放映節點的技術創新。電影在技術上的競爭策略改進主要是寬銀幕試驗：1953年，20世紀?？怂构驹谂臄z宗教史詩片《圣袍》時最先開發出寬銀幕技術的電影，將銀幕寬高比從原先1.33:1轉換為2.35:1；1955年，6聲道70mm電影(Todd―AO)技術在音樂劇《俄克拉荷馬》中成功應用；60年代，Super Panavision寬銀幕技術使用Ultra…Panavision70膠片投放出2.75:1寬高比的畫面吸引觀眾注意力。
(2)電影產業價值鏈向電視產業滲透。①制作電視節目，為電視提供內容。1960年，美國好萊塢大公司為電視網黃金時段生產了約80％的電視節目。②出售電影在電視頻道的播出權，創造新的產品增值節點。③購買電視網，延伸電影產業價值鏈。
3 媒介集團化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重構
20世紀80年代之后，媒介產業范圍經濟效應的凸現迫使電影產業融入多元化的媒介帝國。電影在娛樂產業中的重新定位以及與電視博弈累積的經驗，使得美國電影產業呈現出更加開放的視野和更加主動的姿態。媒介集團化時期電影產業的價值鏈模型如圖3所示。
電影企業主動融入媒介集團尋求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使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在大電影產業的背景下得以重構。大電影產業是指電影突破產業邊
界、成為媒介大產業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大電影產業是由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巴里?里特曼(Barry R.Litman，1998)提出來的，其價值鏈的特征主要表現為：
(1)“擴窗效應”與大電影產業價值鏈的聯動。電影產業價值鏈不斷向電視網、音像產業、動漫游戲、衍生產品等關聯產業延伸，形成放射狀的價值鏈聯動鏈環；通過“擴窗”增加產業節點，尋覓新的播出窗口和平臺，創造不斷延伸的邊際價值；同時，媒介產業價值鏈中上游產品供應“瓶頸”客觀上需要電影產業作為“內容”提供商，以滿足關聯產業的產品需求。當然，“擴窗”表面上是產業價值鏈向下游延伸，也有“下游”產業鏈向“上游”逆向伸展的情形(電影《古墓麗影》便是從英國EIDOS公司的同名電子游戲逆向開發的)。電影產業與電視網、音像業等產業價值鏈之間是一種雙向價值互動傳遞機制，技術上符合媒介載體傳輸標準和傳輸效果的內容產品均可進入關聯產業的傳輸通道，電影作為多元化內容產品的屬類，關聯產業價值鏈可以與電影產業價值鏈實現雙向對接和互動傳遞。
(2)電影產業價值鏈自體的適應性調節。尋求混合媒介的協同優勢和范圍經濟是大電影產業的驅動力，這一驅動力促使電影產業內部價值鏈進行如下調整：在生產制作節點上采取大制作和類型化策略，要求大制作電影的構成元素必須具有可分解的價值(如情節的游戲開發價值、明星的復合媒體開發價值、電影衍生產品開發價值等)；在發行與營銷節點上采取事件營銷策略，提高電影產品潛在觀眾的認知覆蓋率；在放映節點上采取全球同步上映策略增加前三周的票房收入(票房成敗直接關系到電影相關產業的盈利狀況)。
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動態
演進的需求驅動
美國電影產業能夠在漫長的生命周期中創造持續競爭優勢，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國電影產業具備了對電影產業外部生存與發展環境變化的內部應急反應能力。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動態演進的主要驅動因素是電影產業的外部需求環境。電影作為精神產品，需求彈性較高，經濟學家估算其需求彈性系數可以達到3.70。電影產品可以通過諸如上座率、票房收入等影響因子刺激電影產業價值鏈的鏈環，從而引起整個產業價值鏈的聯動反應。
大制片廠時期，構成電影產業內部運行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不斷完善(如電影產品的藝術與技術表現、穩定的企業組織結構、多級化的電影院類型與映輪、映區的上映機制等)，為該時期美國電影培育了大量的消費群體。以1945年為例，美國全國的電影院總量為19013家，座位數1100萬個，每周觀眾人次接近7000萬，平均12個人擁有1個電影院座位，年發行電影250部左右。產業的生存環境要求電影產業構建高效、穩固的價值鏈以增加有效供給，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形成與該時期相對穩態的、線性遞增的需求結構相吻合。后好萊塢時期，電視居家娛樂的消費特征與城市郊區化運動和嬰兒潮結合在一起，“蠶食”了大量原本參與電影院共同消費的觀眾群。電視產品的競爭優勢惡化了電影的需求環境，動搖了電影產業發展的根基。在后好萊塢時期，三大電視網(NBC、CBS、ABC)禁止在黃金時間播放膠片節目。美國電影周觀眾需求規模從1929年的9500萬人銳減至1953年的4600萬人，60年代更是降至2000萬人左右。產業價值鏈以內部優化和外部滲透的形式進行動態演化調整，以應對需求銳減和電視產業咄咄逼人的競爭態勢。媒介集團化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重構顯現出它在應對娛樂需求結構多元化時的主動調整能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票房收入在電影產業利潤鏈中的比重日趨下降(目前電影產品票房收入僅占營業收入20％左右)，替代性娛樂產品所負載的新媒介傳輸技術、新娛樂體驗、角色的主體參與等特征，相對于電影產品封閉式的集體消費來說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因此，美國電影產業的競爭策略是通過向其他娛樂產品提供內容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將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各個鏈接點拓展到關聯產業中去。
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持續
競爭優勢的構建
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動態演化的過程是產業價值從不同部門間的分割轉變為在不同產業鏈節點上分割的過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鏈長也隨著產業動態演進、滲透、拓展能力的強化而增加，單一節點的增值可引致價值鏈中的其他關聯節點產生倍增效應，創造持續競爭優勢。
(1)大制片廠時期美國電影產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①大制片廠巨額資本投入和產出構筑其規模經濟壁壘和行業進入壁壘，而作為固定存量資本的電影院的規模更是決定了電影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上游生產制作節點上的資金獲取能力。30年代后期，派拉蒙、20世紀福克斯、華納兄弟、米高梅、雷電華等五大電影公司擁有電影院2724家，其中首輪電影院126家，占全國首輪影院總量163家中的3/4。②多級控制體系下的行業風險規避策略。大制片時期縱向一體化產業鏈是上下游企業以產權為紐帶、風險共擔、利益共存的控制型結構模式，價值鏈內部價值傳導與增值節點受制于一個相對封閉的多極控制系統。銀行、財團形成價值鏈的控制層，董事會監督下的電影企業總經理管理層處于價值鏈中間控制層，電影產品(項目)制片人、發行商、放映商是產業價值鏈核心層。多層控制將電影產品的成本預算、風險評估、產出水平、發行范圍、上映輪次等關鍵指標分布到產業價值鏈各個相關節點之中，由此可以提高該產業風險預期水平和競爭能力。
(2)后好萊塢時期以價值鏈自組織系統的優化和價值鏈的下游拓展，構筑產業競爭優勢。產業價值鏈自組織系統優化以發行控制為核心，并對產業價值鏈各個節點的功能進行內部優化設計：發行商通過資金注入控制電影項目的篩選與制作形式，如“解構”大制片廠組織結構為各個獨立的制片單元以分解企業風險；壓縮產量以提高單部電影產品制作水平；運用“重磅炸彈”的發行策略嘗試市場盈利能力；控制獨立電影的版權和發行權拓展發行空間，降低企業風險等。其次，電影產業價值鏈延伸至電視產業以維持產業的競爭優勢和壟斷地位：50年代電視消費市場覆蓋率的迅速擴大從技術上和內容上為電影提供了新的價值增值空間。1952年聯邦通訊委員會解除限制電視臺發展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地方電視臺，頻道細分更加加劇了電視播出內容的匱乏，電影片庫和好萊塢一流的節目策劃與制作能力滿足了電視的需求。電影與電視產業的內排斥力小于外吸引力，電影產業價值鏈向電視產業的延伸所經歷的排斥與吸引的戲劇化動態過程為美國電影產業應對媒介帝國主義的到來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進一步增強了電影產業應激反應能力。
(3)媒介集團化時期以顧客價值為核心的電影產業價值鏈“催生”出電影產業新的競爭優勢。顧客價值是指顧客從購買的產品中所獲得的價值與所付出的成本之間的凈收益，是顧客在消費產
品過程中的感知利得(perceived benefits)與產品消費結束之后的感知利失(perceived sacrifices)之差。在媒介帝國時代，“電影觀眾”的概念外延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從傳統的電影院觀眾到電影頻道付費電視的消費者，從電影錄像帶觀眾到網絡視頻點播的消費者，甚至網絡游戲玩家都被納入到電影產業的觀眾之中。美國電影產業及時抓住新媒介技術的兼容性和精神產品內容傳輸平臺的多元化機遇，以媒介集團具備的壟斷發行權為樞紐，將電影產業價值鏈向新媒介放射延伸，與之形成協同效應并漸進凸現范圍經濟效應，從而構建起新的競爭優勢。該時期電影產業價值鏈的核心節點是顧客價值創造的觀眾消費點。觀眾消費節點既是順向價值創造價值實現的終點，又是逆向信息反饋的起點(為企業提供成功或失敗的信息回流)。美國電影產業正是通過增加觀眾價值鏈的節點數量彌補電影院線消費群的流失，并通過利用電影產品在各個價值增值節點的時滯性延伸利潤創造的空間。
在媒介帝國時期，美國電影產業并沒有忽視傳統電影院觀眾的價值創造能力。票房是一部電影產品制作水平、故事結構、明星陣容、觀眾口碑的顯性反映，票房收入的轟動效應能夠降低錄像帶、付費電視、網絡潛在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增加下游關聯產業觀眾群體的消費數量，帶來電影產業價值的倍增。媒介集團時期發行商對電影院控制的目的已經不再局限于大制片廠時期的垂直整合帶來的行業壟斷，而是渴求在后好萊塢傳媒帝國架構下橫向整合形成的“娛樂－產業統一體”(Entertainment Industry Consolidation)的輔助機制，把影片快捷而經濟地送到每個家庭。
美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動態演化路徑、動態演化的需求驅動以及競爭優勢的作用機理三者之間呈現的是一個價值傳遞的蛛網模型，如圖4：
如圖4所示，需求驅動因素A1要求B1的價值鏈與它對接，B1的價值鏈保持電影產業在相對穩態時間段內的競爭優勢狀態C1。競爭優勢C1一旦因為產業內部或外部因素的干擾出現消散趨勢時，新的需求驅動因素A2將出現，并使產業價值鏈向B2向度演進，到達新的競爭優勢狀態c2，依此類推。C1、C2、C3的運動軌跡正是美國電影產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動態演變過程。
結語
持續經營價值范文2
一、起源
會計主體假設。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四條：“會計核算應當以企業發生的各項經濟業務為對象，記錄和反映企業本身的各項生產經營活動”。它規定了會計對象和報表內容的空間范圍，要求會計各要素在主體與主體之間、主體與業主之間區分。
會計主體假設起源于經營主體的概念，其形成與經濟組織的獨立發展有直接聯系。在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出現了大量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組織－獨資或合伙企業，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康美達合營公司，15世紀英國從事海外貿易的冒險性公司都是合伙組織，它們客觀上要求會計將企業視為獨立于業主之外的經濟實體，將業主個人的經濟活動與企業分開。因為在法律上，獨資和合伙企業不獨立法人，它們的資產和負債仍被視為業主或合伙人的財產和債務，業主、合伙人對此承擔無限責任。所以，會計上必須假設企業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會計關注的中心是企業而不是業主、合伙人。
持續經營假設。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五條：“會計核算應當以企業持續、正常的經營活動為前提”。即假定每一個企業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會面臨破產和清算，因而它所擁有的資產將在正常的經營過程中被耗用或出售，它所承擔的債務，也將在同樣的過程中被償還。若企業不能持續經營，就需放棄這一假設，在清算假設下形成破產或重組的會計程序。
持續經營假設產生股份公司的創建。17世紀英國的海外貿易逐漸發展成為連續不斷的過程，需要永久性資本，把企業視為持續經營。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起初每次航行都作為一次獨立的冒險活動，發行有限期的股票，結束后進行清算。但是船舶、貿易站和其它長期資產從一次冒險活動結轉到下一次非常麻煩。1613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出售為期四年的認股單，并逐步發展為擁有永久性資本的持續經營公司?？梢哉f，股份公司的出現使持續經營觀念具有法律效力。18世紀產業革命的工業生產使這一觀念得到發展，到19世紀被制造商們廣泛采用后，持續性就以現代的形式出現了，成為構建會計理論的一大假設。
會計分期假設。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六條：“會計核算應當劃分會計期間，分期結算帳目和編制會計報表”。這一假設規定了會計對象的時間界限，將企業連續不斷的經營活動分割為若干較短時期，以及時提供會計信息，是正確計算收入、費用和損益的前提。
會計分期假設是由持續經營假設產生的。15世紀商業是一系列不相關的冒險活動，會計報表只在一個主要項目結束后才加以編制，一般不需要會計報告期間，當企業的生命經過多次冒險活動而連續存在下來時，到清算期再編制報表就不實際了。特別是18世紀產業革命帶來的會計信息及時性要求，企業出現了趨勢：在較短的間隔期內編制報表，最后形成了一種編制年度報表的基礎。18世紀70年代就開始采用在每年業務經營的淡期結束的會計年度。因此說，公司的持續經營導致了會計報告的定期性。
貨幣計量假設。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七條：“會計核算以人民幣為記帳本位幣。業務收支以外幣為主的企業，也可以選定某種外幣作為記帳本位幣，但編制的報告應當折算為人民幣反映”。這一假設規定了會計的計量手段，指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及其成果可以通過貨幣反映。它暗含了兩層意思，即幣種的唯一性和幣值的不變性。
盡管會計產生于貨幣之前，但自貨幣出現之后，它就成為會計記錄資產和債務的計量工具。古代會計只反映商品的變動，公元前630年，希臘人發明了鑄幣，開始采用貨幣作為通用的計算單位，但以實物數量反映實物資產，以貨幣單位反映貨幣財產，而且不同城市的貨幣混記在同一會計帳簿中。11～14世紀隨著西歐經濟的發展、貿易量的不斷增加，商業交易開始按貨幣單位來記帳，并延續到今天。
二、影響
會計假設的設立是為了引申出相應的會計原則，如：
持續經營假設可說是最重要的假設，它是資產計價的最重要基準，衍生了歷史成本、折舊、資本保持等會計原則。它使會計的重心轉向了未來，資產計價應依據公司的長期收益能力，除非資產價值的變化對持續經營價值產生影響，否則就沒有必要對資產進行再估價。加上幣值穩定假設，歷史成本就成為資產價值的一種重要形式；固定資產的購置是為了長期使用，應采用折舊的形式，按使用期限將固定資產的價值分期轉為費用；由于股份公司必須保持資本完整，才能確保經營的連續性，而為保全資本，企業只能從累計利潤支付股利，又導致了精確區分資產和費用的必要。
會計分期假設首先為持續經營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其次產生了本期與非本期的區別，會計信息是否可比、會計方法是否一致等問題。會計分期以計算定期收益，使成本需要與收入配比；又由于企業在某一較短時期，各項資產和權益的變動與現金的收入和支出是不相吻合的，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會計處理基礎，即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而企業在持續經營假設下，需要采取權責發生制確認收入，考慮應計和遞延費用，以精確計量利潤。
三、不足
上述四項會計假設的觀念早在19世紀就已經形成，而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又不斷豐富了它們的內涵，或者證明了它們的局限性。并且有的假設其局限性是自身造成的，如會計分期假設，因為會計期是人為劃分的，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使會計信息有明顯的估計性和不確定性。
會計主體假設一般指企業本身，隨著集團公司的出現，母公司和子公司各為獨立法人，為了合并編制財務報表反映整個集團的財務狀況，會計主體假設發展為合并個體，再擴展又可以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政府的國民帳戶核算體系。而今信息時代造就的網上公司更突破了會計主體原有的空間范圍，因為網上公司屬于虛擬公司，并以人力資源和知識產權為其主要資產，會計主體假設由此擴展為企業實主體和虛主體，并引出虛主體如何建立會計程序，提供會計信息的新課題。
現行的持續經營假設其運用一直是不充分的。20世紀初，迪克西就指出資產按持續經營假設估價時，對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不嚴加區分會引起原則性錯誤，流動資產應按可變現凈值計價；后來，哈特菲爾德也對持續經營進行了全面剖析，得出：如果持續經營是資產估價的關鍵，由于固定資產不是為銷售而購進，其售價是不相關的，可以按歷史成本計價；存貨的存在是為了銷售，則應在資產負債表上反映其售價；1981年佩頓更發展了持續經營的含義，主張按資產的市價而不是成本記錄?？傊?，理論上的持續經營假設僅僅排斥了清算價格，要求按使用目的對資產計價，即對固定資產按歷史成本計價，對流動資產按變現凈值計價。而現行的持續經營假設強調對所有的資產按歷史成本計價，這種觀念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國家通貨膨脹已很明顯，穩健主義阻止了對流動資產按變現凈值計價的做法，那時開始占支配地位的收益實現原則又為歷史成本提供了理論依據：任何較高的計價會產生未實現的收益。最后，政府的所得稅法等強化了保守的資產計價觀點，使得持續經營假設被不完整地運用于會計實務中。
而過去被持續經營排斥的清算前提，在今天則被頻頻運用。一浪又一浪地公司合并、重組，使任何環境下的企業必須具有資產迅速變現的能力，才能迅速改變其產品和業務經營，不僅流動資產應按變現價值反映，固定資產變現價值也決非不相關的。尤其是20世紀后期以來，全球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電子商務產生了網上虛擬公司，由于知識以思維的速度更新、擴散，網上公司的經營活動面臨著空前的風險，并呈現短暫性，而不是永久經營。因此，以持續經營為假設的傳統會計的主流地位漸漸受到了以非持續經營為假設的清算會計的挑戰。
貨幣計量假設引起的爭議最大。首先，以貨幣計量不能表現諸如企業員工素質、產品質量、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等信息，使會計信息局限于貨幣性和定量性的。而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里，知識和企業員工越來越成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因此早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人力資源會計，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雖然人力資源會計將會計信息擴大到定性的信息，但它是以人力資產的成本可以和實物資產一樣用貨幣計量為假設的。事實上，電子貨幣的出現強化了貨幣計量這一假設，會計信息本質就是數字化的貨幣性信息；其次，由于20世紀初通貨膨脹的出現，特別是二戰后，持續的通貨膨脹遍及全球，動搖了作為歷史成本前提的“幣值穩定”假設。因為會計報表上以現時價格計量收入，卻以歷史成本計量費用，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則不能正確地計量收益，由此產生了物價變動會計和現時成本會計。它們與傳統的歷史成本會計之爭在于幣值變動引起資產價值的變動是否會產生收益，歷史成本會計的維護者如利特爾頓認為物價變動自身是不能產生收益的。而且近十年來，西方國家的物價上漲指數普遍回落到50％以下，已可不必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同時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各國放松了對利率、匯率的管制后，面對隨時變動的貨幣市場，企業采用衍生金融工具，如遠期、期貨、期權等回避貨幣變動的風險，這使幣值穩定的假設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新晨
四、總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會計假設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它們本身是會計人員在有限的事實和觀察的基礎上作出的判斷，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會計假設也需要不斷修正。在通貨膨脹時代，對幣值穩定假設的否定產生了物價變動會計或現時成本會計；在信息時代，會計主體假設的外延被擴展。持續經營假設不再適用所有企業，對清算會計的運用漸增。當貨幣計量假設不足以滿足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人力資源會計應運而生。衍生金融工具顯示人們為保持幣值穩定而作出的努力。
參考文獻：
持續經營價值范文3
【關鍵詞】 會計假設； 持續經營； 會計分期
一、引言
會計假設（accounting postulates）又稱會計假定（accounting assumptions）①。1922年，佩頓在其著作《會計理論》中最先提出會計假設的概念：“現代會計不但需要在許多場合運用估計和判斷，而且整個結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一般假設的基礎上，換句話說，要有一些基本前提和假定支持會計人員對價值、成本、收益等作出特定結論。否則，這些結論將難以成立。”②并在此書中提出了7項會計假設。在這以后，1961年，莫里斯?穆尼茨完成了第1號會計研究文集《會計的基本假設》（ARS NO.1），其中提出3類14條基本假設。雖然學者的研究結果不同，但是，認為財務會計必須受到4條基本假設的約束，則是比較普遍的。即：會計主體、持續經營、貨幣單位、會計期間（會計分期）。其中，持續經營是指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企業將會按當前的規模和狀態繼續經營下去，不會停業，也不會大規模削減業務③。而會計分期，是指將一個企業持續經營的生產經營活動劃分為一個個連續的、長短相同的期間③。從定義中可以看出，會計分期是建立在持續經營的基礎之上的，是對持續經營進行的人為“等分”。葛家澍、林志軍（2005）也認為“由于持續經營假設已把會計主體當作一個長期存在的經營單位看待，而信息使用者為了短期決策卻經常需要有關一個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種種信息?？紤]到信息使用者的這種客觀需要，必須提出會計期間即會計分期的假設?！背掷m經營和會計分期的關系是否真的如此？葛家澍、杜興強（2009）認為“這一點是‘后此謬論’”。
本文將從歷史發展脈絡、邏輯關系及知識經濟環境下的新證據三個方面來重新思考會計分期與持續經營之間的關系。
二、從歷史發展脈絡的重新思考
會計的歷史源遠流長，按照郭道揚教授（1998）的研究，“它的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然而，古代會計技術相對簡陋，與現在的會計理論和體系相差甚遠，所以，一般認為，西方國家的現代會計起源于中世紀的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以伴隨當時的商業貿易活動而誕生的復式簿記為標志。因此，起源于14世紀左右的復式簿記就成為研究會計思想發展的適宜起點。而1908年斯普拉格（Sprague）出版了《賬戶原理》，因此在會計理論發展史上享有開創者的盛譽（葛家澍、杜興強，2009）。
我們從會計的發展脈絡中截取14世紀到1908年這一時期來看會計分期與持續經營之間的關系。中世紀的意大利城市貿易的興起，為會計的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這一時期在組織形式上，以合伙企業為主。貿易興起的開始階段，屬于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大部分組織屬于暫時合伙，即合伙人為了某次海上投機活動（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而組織在一起。經過海上冒險返回，并且根據記錄的報告分享收益后，如果沒有更好的投機機會，該暫時合伙組織就解散。隨著貿易的不斷發展，財富逐漸積累于意大利城市，取而代之的是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合伙形式。這樣使得漫長的海運風險可以分擔，使得資本家的財務和青年商人的膽略相結合④。這種合伙方式的特點就是長期專門從事海上貿易活動，并于每次返航時向其合伙人報告收益情況，使得合伙人計算其實際擁有的財富量。從上述可以看出，暫時合伙組織形式顯然不符合持續經營的條件，但是會計的分期核算（即返航時核算）已經出現了，當然，這里的會計分期并不是人為“等分”，而是按每次航海結束的時間核算。核算期具有不確定性，可能是一年，但大部分情況下不是。長期合伙組織形式具備了一些持續經營的特點（當時的合伙一般都約定合伙期限），但是會計核算分期仍然不是按照人為的“等分”來進行。
此外，根據記載⑤，威尼斯的簿記在15世紀以前，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巴爾巴戈里家族的賬簿最具有代表性（1443―1482）。該賬簿在結賬的基礎上，在1482年編成了試算表（即余額賬戶），并且進行了不定期的年度利潤計算。也從不同側面說明了會計分期不是對持續經營的人為“等分”。會計理論發展到17至18世紀，這一時期的一個重大發現是：“實行在每年年終而不是在每次短期合伙終了來結算損益。……這一發展主要是這一事實的結果，即單獨的一次交易或短期的合伙已日見其少，而更多的企業則是以長期持續經營、制造和買賣業務為目的而組織的”⑥。可見，會計分期出現在持續經營之前，并且會計分期不是對持續經營的人為“等分”。
三、從邏輯關系的重新思考
從持續經營假設的產生來看，“企業持續性的概念在股份有限公司產生以前就出現于合伙和股份公司的組織形式中”，“但是，股份有限公司為無限期的資本投資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⑥。這一假設產生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推導出其他的會計概念。首先，企業持續經營假設帶來了資本保值的需要，以及確定收益中計提折舊的需要。一個股份有限公司通過收益來用資本當作股利支付給股東，而要無限期的保持其壽命是不可能的，正如早期美國和英國鐵道業所做的那樣。所以就要求企業區分資本和收益，固定資產的價值才有必要分期的、逐步的計入成本，從而導致了折舊的概念和會計處理。其次，持續經營假設要求資產的計價不應考慮清算。由于清算價值不適合于持續經營條件下的資產的計價，所以歷史成本就成為普遍認可的計價基礎。
另一方面，會計分期假設產生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對持續經營進行人為“等分”。由于存在著會計分期的假設，為了分清各個期間的經營成果和經營責任，在會計產生了“應計”、“遞延”、“分配”和“攤銷”等特殊的程序，來處理一些應付費用和應付收入、預收項目、預付費用以及折舊和攤銷項目等。也就是說，會計分期是權責發生制的基礎，而權責發生制又是現在財務報表體系的基礎（當然現金流量表是按照收付實現制來編制）?？梢?，從邏輯關系上講，會計分期和持續經營分別推導出不同的會計概念，從邏輯關系上屬于平行關系，并不是從屬關系，把會計分期當成持續經營的人為“等分”有“后此謬誤”之嫌。
四、知識經濟環境下的新證據
一方面，隨著全球化和競爭的不斷加劇，經營風險日益加大，企業隨時都有被并購、清算、終止的可能。據統計，美國高技術企業技術項目成功率只有10%―20%，某些高技術項目成功率甚至在3%以下，而這些項目的開支費用一般數目巨大。如此高的風險率，企業面臨倒閉、清算的威脅可想而知，持續經營假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無論如何，企業的資本資產仍要定期計價，收入利潤也要定期核算，以保證資本保值和股利發放，而且經營者和外部各利益相關者也需要及時了解企業的信息，因而，會計分期依然存在。而那些認為會計分期依賴于持續經營，是持續經營的附帶假設的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另一方面，新經濟已初現端倪，在新經濟下，由于人力資源和知識基礎對財富與經濟創造的貢獻越來越大，無形資產將逐步取代有形資產而成為今后企業的最重要的資源，當前競爭、技術和全球化正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ヂ摼W則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向前發展。知識經濟與網絡經濟的匯合促成了企業結構的空前變化。某些所謂企業或一連串企業或稱主體串（clusters of entities），它們未來完成某種產品或作業的生產，將把全國甚至全世界某一些生產者、經營者、供應商、銷售商通過互聯網聯結在一起，分工協作，共同分擔利潤和風險。一旦任務完成，該企業或企業串也就解散了，于是再捕捉其他機遇、資本、技術與人才，進行新的組合與分工，新的企業又誕生了，這些虛擬的企業投資不多，創辦和停業都比較容易，它們能快速地創造無比巨大的財富。這就是Steven M.H. Wallman為我們描述的，今后可能大量出現的所謂“虛擬企業”（virtual firms）或所謂主體串（Wallman，1996）⑦。虛擬企業的出現不僅對會計主體假設提出了挑戰，也加大了人們對持續經營假設的質疑。而虛擬企業卻完全可以以其目標活動為核算期間，來核算資本資產的投入運用和收益分配，為各個投資合作團體提供必要的信息，即會計分期假設仍然適用。
五、結論
包括教材在內的很多圖書關于會計分期與持續經營假設的認識都存在一定的誤區，他們認為會計分期是對持續經營的人為“等分”的觀點，正如上述葛家澍、杜興強（2009）所說，屬于“后此謬誤”，即如果我們僅僅認為因為一件事發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當然地認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我們就犯下了這里所說的后此謬誤。之所以這么說的原因有三點：一是通過對歷史脈絡的重新思考，會計分期出現在持續經營之前，并不是持續分期出現以后對期間的人為“等分”。二是通過對兩者邏輯關系的思考，兩個假設分別推導出會計理論的不同內容，各自為會計理論服務，屬于平行關系而不是附屬關系。三是知識經濟環境下出現的高風險以及虛擬企業，使一部分會計主體的持續經營受到挑戰或者不存在持續經營的條件，但是會計分期依然存在。
【參考文獻】
［1］ 亨得里克森著.會計理論［M］. 王譫如，陳今池譯.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1987.
持續經營價值范文4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持股；持續經營；大股東控制；國有控股
中圖分類號：F239.1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李傳憲（1972-），男，四川南江人，西南政法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資本市場財務與會計、審計；黃雅寧（1992-），女，湖北洪湖人，西南政法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會計與審計。
一、引言
伴隨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企業的經營環境面臨極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出現持續經營能力方面的問題，我國滬深交易所累計已有78家公司退市。《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324號――持續經營》中明確規定了注冊會計師的責任是就管理層在編制財務報表時運用持續經營假設的適當性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并得出結論，同時要根據獲取的審計證據就是否存在與可能導致對被審計單位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得出結論。如果注冊會計師根據職業判斷認為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并在審計意見中披露了該不確定性的性質和影響，則此類審計意見即為持續經營審計意見（Going-concern opinion，以下簡稱GCO）。
機構投資者作為一種有效的外部公司治理機制，獨立于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之間，比個人投資者具有更強的資金籌集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自2000年“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的戰略提出以來，我國證券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QFII、證券投資基金、社?；稹⒆C券公司等各類機構投資者的多元化格局，機構投資者已經成為我國證券市場上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規模的擴大，機構投資者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將更加積極地參與上市公司的治理，機構投資者持股可能會對上市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積極的作用，使得上市公司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降低。
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特殊制度背景，我國上市公司“一股獨大”、“國有控股”的現象較為嚴重，大股東控制和國有控股可能會影響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大股東持股比例過高不利于上市公司內部的股權制衡，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又有賴于均衡的股權結構，股權結構也會影響機構投資者的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
（一）持續經營審計意見與公司特征
我國注冊會計師出具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按嚴重程度不同可以分成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保留意見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無法表示意見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和否定意見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我國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具有負面的信息含量，胡大力和王新h（2014）[1]在剔除了財務困境類上市公司后，發現在公布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當天和后一天，市場對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具有顯著的負反應。張曉嵐和宋敏（2007）[2]發現市場能夠區分不同類型的非標審計意見的信息含量，并且非持續經營非標審計意見的負面信息含量顯著小于持續經營非標審計意見的信息含量，但是市場未能區分出帶強調事項段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和無法表示意見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間的差異，這兩種類型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對于股價的影響并沒有顯著區別。我國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信息含量可以為投資者的決策提供相關依據，厲國威等人（2010）[3]以財務困境類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投資者認為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其公司價值和盈余價值相關性更低。
廖義剛（2015）[4]選取財務困境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分析，發現在非國有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面臨的環境越具有不確定性，其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越大，而內部控制質量高的上市公司由于風險評估機制良好，將會緩解環境不確定性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間的正相關性，而在國有上市公司中則不存在這種關系。周冬華等人（2015）[5]以財務困境類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有內部人交易的財務困境類公司，會與注冊會計師合謀，導致其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降低，并且在有內部人賣出交易的上市公司中，事務所在經濟上對該上市公司越依賴，其被事務所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越小，而股權制衡、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分析師跟進等公司治理機制能夠有效地遏制這種合謀行為。張俊瑞和劉彬（2014）[6]發現上市公司擔保規模越大，則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就越大，并且相比于為子公司提供擔保，上市公司為非子公司提供擔保后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更大。此外，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的風險與持續經營意見之間顯著正相關。
國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了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具有負面的信息含量（Chen等，2013）[7]，并且相比于非持續經營非標審計意見，資本市場對于持續經營非標審計意見的負向反應更強烈（Menon和Willianms，2010）[8]。由于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具有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在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前，公司可能沒有明顯的持續經營問題，但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出具之后會令投資者對公司喪失信心，導致公司出現明顯的持續經營問題（Tucker等，2003）[9]。Taffler（2004）[10]也發現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因為當公司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后，市場對公司的經營狀況有了一定的心里預期，公司申請破產時對市場產生的影響也較小。
（二）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
機構投資者具有信息優勢和規模優勢，使得其在上市公司中發揮著重要的治理作用。機構投資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既改善了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也參與了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相比于個人投資者，Utama等（1997）[11]發現機構投資者更專業，具有更強的解讀信息的能力。Allen等（2000）[12]發現機構投資者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參與上市公司的監督，Shleifer和Vishny（1997）[13]發現機構投資者有能力和動機對公司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管，從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Chung（2002）[14]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其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小。Lily X.（2008）[15]從被收購風險的角度發現了機構投資者有效地監督了上市公司的行為。
國內學者的研究也表明了機構投資者能夠積極地參與到公司治理的環節中，并對其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善。范海峰和胡玉明（2013）[16]發現上市公司會通過減少研發支出來進行盈余管理，而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使這種行為得到遏制，并且這種抑制作用在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顯著。通過對不同自由現金存量的上市公司的研究，唐松蓮等人（2015）[17]發現在機構投資者持股規模大的公司中，機構投資者會抑制現金富余的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也會緩解現金短缺的上市公司的投資不足。錢露（2010）[18]發現證券投資基金能夠有效地緩解上市公司的沖突，對上市公司的治理起到積極的監管作用，并顯著提高公司績效。李維安和李濱（2008）[19]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使得上市公司的成本降低，并且機構投資者持股規模越大，公司績效越好，市場價值也越大。陸瑤等人（2012）[20]發現上市公司中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規模越大，其違規的可能性越低，而其違規被查處的概率就越高，這充分反映了機構投資者能夠有效地監督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
國內也有少量文獻從機構投資者的角度，研究了審計收費、審計獨立性、事務所選擇等問題。如張敏等人（2011）[21]以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是一種能夠替代法制等外部治理環境的重要治理機制，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規模越大，上市公司越傾向于選擇“大所”進行審計，并且在這種情況下，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概率也越低。通過對民營上市公司的研究，金友良和徐文婷（2015）[22]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規模越大，越有動力獲取高質量的審計，相應的審計收費也會增加。王曉妍和劉國常（2013）[23]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識別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并且能夠監督審計師的行為，使得審計師能夠準確傳遞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從而保護債權人和投資者的利益不受侵害。王曉妍（2012）[24]通過對國有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抑制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問題，使得外部審計的獨立性增強，從而提高上市公司的審計質量。
綜上所述，機構投資者能夠對公司治理起到積極的監管作用，并對其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善，從而使得上市公司的企業價值得到提升。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規模的擴大，機構投資者在上市公司中的話語權也相應增加，其短視行為的成本也會相應提高，參與公司治理會使得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大大減少，同時帶來更大的長遠收益，因此機構投資者持股規模越大，越有動力和能力對上市公司的治理進行監管，從而改善上市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使得其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降低。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
（三）大股東控制下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
股權制衡理論表明當公司由幾個大股東控制時，這些大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使得公司不會被任何一個大股東所掌控，大股東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合作，能夠有效抑制內部人掠奪，形成最優的股權結構，從而促進公司價值最大化。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股東起到制衡作用，完善公司的股權結構，但是當大股東處于絕對控制狀態時，機構投資者難以約束大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其治理作用也難以得到發揮。當大股東處于絕對控制狀態時，控股股東有強烈的動機通過非效率投資以獲取控制權私人收益，使得中小股東的利益受到侵害（La Port等，2002）[25]；控股大股東獲得的控制性資源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投資行為（Dyck和Zingale，2004）[26]。在所有權集中的上市公司，控股大股東將無視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轉而以控制權收益最大化為其決策目標（Aggarwal和Samwick，2006）[27]。
我國學者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國企業股權集中度普遍較高，大股東控制已是常態，這種股權結構使得上市公司大股東能夠通過非效率投資獲取控制性資源和控制權收益（竇煒等，2011）[28]。為了獲取控制權收益，控股大股東在做出決策時不會以公司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劉星等，2011）[29]。當大股東處于絕對控制狀態時，機構投資者無法與其抗衡，也無法影響控股股東的行為決策，機構投資者難以發揮其公司治理作用。例如孫光國等人（2015）[30]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但是這種抑制作用只在大股東非絕對控制的情況下存在，在大股東絕對控制的情況下則不存在。
綜上所述，大股東控制能夠抑制機構投資者的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使得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的治理作用減弱，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2：當大股東處于絕對控制地位時，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間的負相關性將會減弱。
（四）國有控股下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
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國上市公司中國有控股的現象較為突出。出于政治或經濟的目的，作為國有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著監督和控制，并顯著地影響這些企業的治理和決策，機構投資者難以對這些企業進行監督。因此，在這些國有企業中，機構投資者的治理作用受到抑制。我國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治理結構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所有者缺位”的情況，這不利于大股東監管公司的經營活動。目前，較多研究都認為國有控股具有績效劣勢，會影響上市公司的治理效應，相應地也會抑制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例如Wei和Varela（2003）[31]基于對中國企業的研究，發現在國有控股公司中，機構投資者無法左右公司的經營管理，也無法提升其公司業績。我國學者薄仙慧和吳聯生（2009）[32]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降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從而使得公司的治理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這種現象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則不存在。李增福等人（2013）[33]也發現相比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更嚴重；機構投資者能夠使得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并且在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真實盈余管理行為的抑制程度顯著大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
[11]Utama，S.，Cready，W.M.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Differential Predisclosure Precision and Trading Volume at Announcement Date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24（2）：129-150.
[12]Allen，F.，Bernardo， E and Welch，I. A Theory of Dividends Based on Tax Clienteles [J]. Journal of Finance，2000，55（6）：2499-2536.
[13]Shleifer， A. and Vishny，R.W. The Limits of Arbitrage[J].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1）：35-55.
[14]Chung R. 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and Opportunistic Earnings Management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2，8（1）：29-48.
[15]Lily X.，Qiu. Selection or Influence？ Institution Investors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s [J].Working Paper，2008，Brown University.
[16]范海峰，胡玉明. R&D支出、機構投資者與公司盈余管理[J].科研管理，2013（7）：24-30.
[17]唐松蓮，林圣越，高亮亮. 機構投資者持股情景、自由現金與投資效率[J].管理評論，2015（1）：24-35.
[18]錢露. 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公司績效關系研究――基于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學動態，2010（1）：60-63.
[19]李維安，李濱.機構投資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實證研究――基于CCGINK的經驗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08（1）：4-14.
[20]陸瑤，朱玉杰，胡曉元. 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2（1）：13-23.
[21]張敏，馮虹茜，張雯. 機構持股、審計師選擇與審計意見[J].審計研究，2011（6）：82-88.
[22]金友良，徐文婷. 機構投資者持股、政治聯系與審計定價――基于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2015（4）：67-73.
[23]王曉妍，劉國常. 機構投資者、審計意見與違約風險[J].現代管理科學，2013（4）：30-45.
[24]王曉妍. 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上市公司審計質量――來自中國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現代管理科學，2012（6）：88-94.
[25]La Port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Vishny 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3）：1147-1170.
[26]Dyck， A. and Zingales，L.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Journal of Finance，2002，63（25）：537-600.
[27]Aggarwal R. and Samwick A. Empirebuilders and Shirkers：Investment， Firm performance，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2006，12（3）：489-515.
[28]竇煒，劉星，安靈. 股權集中、控制權配置與公司非效率投資行為――兼論大股東的監督抑或合謀？[J].管理科學學報，2011（11）：81-96.
[29]劉星，冉戎，郝穎. 大股東控制下公司成長期權對投資時機影響研究[J].系統工程學報，2011（3）：306-313.
[30]孫光國，劉爽，趙健宇. 大股東控制、機構投資者持股與盈余管理[J].南開管理評論，2015（5）：75-84.
[31]Weia，Z.，Varela，O. State Equity Ownership and Firm Market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China’s Newly Privatized Firms.Global Finance Journal，2003，14（1）：65-82（18）.
[32]薄仙慧，吳聯生. 國有控股與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盈余管理視角[J].經濟研究，2009（2）：81-91.
[33]李增福，林盛天，連玉君.國有控股、機構投資者與真實活動的盈余管理[J].管理工程學報，2013（3）：35-44.
持續經營價值范文5
關鍵字： 下推會計 公允價值 持續經營
“下推會計”隨著企業并購而生。從性質上分，企業并購有購買性質和股權聯合性質兩類。在用購買法處理的合并業務中，母公司的投資成本與賬面價值的差異形成了合并價差。由于子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需要提供其個別的會計報表。這樣子公司在陳報資產和負債、核算成本和利潤的計價基礎上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母公司在收購時要對所收購的公司的可辨認資產按公允價值進行調整，確認并購商譽，子公司還應當按照合并前的賬面價值報告資產負債、核算成本利潤。母公司在以后的合并報表中，要按照收購日確認的商譽和子公司資產、負債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之差，按一定的方法轉銷。另一種觀點便提出下推會計的解決方法，即在合并會計報表分攤到被并購子公司凈資產的價值，應當下推到子公司所編制的個別會計報表，因為企業合并足以說明子公司在編制其報表時應采用公允價值來反映其凈資產。
用購買法處理企業控股合并業務,被并企業的會計基礎是否要改變的問題在國際上還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不改變子公司的會計基礎,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見,即提出所謂的下推會計。鑒于國內外對下推會計的爭論，本文就下推會計是否具有可行性及我國相關情況談一些看法。
1 下推會計（push-down accounting 或 pushing-down）
下推會計源于美國，產生于注冊公司的會計實務。1979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在一份報告中建議,當一個公司的所有權發生重大變化時,應采用下推會計。這里的“重大變化”是指其90%或更多的股份被母公司所控制。此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從1983年起也要求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在某些情況下采用下推會計。SEC提出當一個公司幾乎全部被另一公司擁有時,其資產和負債的新會計基礎就產生了。但是,若此公司存在重要的債券、優先股或少數股權時,SEC并不要求其必須采用下推會計。1987年,SEC又在第73號業務公告中要求:母公司因收購子公司而產生的負債或必須贖回的優先股,要下推到子公司的財務報告中。1979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將下推會計定義為:“一個會計主體在其單獨的財務報表中,根據購買該主體有投票表決權股份的交易,重新確立會計和報告的基礎。這一交易導致該主體發行在外有投票表決權股份的所有權發生重大變更。”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下推會計的核心思想是:企業控股合并而成母子關系并且采用購買法處理合并業務時,將母公司的購買成本分配到子公司的資產和負債上,并確定子公司的固有商譽,即將母公司的購買成本下推到子公司的會計報表上。
2 下推會計在國內外的應用狀況
目前，下推會計在國際上是很少使用的會計方法。國際會計準則中與企業合并有關的有兩個:第22號《企業合并會計》、第27號《合并財務報表和對子公司投資的會計》，而在這兩個文件中均未允許被并子公司使用下推會計。綜觀IASC的其他準則，也沒有這樣的規定。
在美國，無論是APB還是FASB都未對下推會計給出明確的要求。公認的會計原則認為，被并子公司是作為一單獨的企業繼續存在的，對繼續經營的會計主體不能認可其資產的賬面價值提高，因此，在合并日，被并子公司不作任何合并業務的會計處理，而保持原有的會計記錄。例外的是，在有些情況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要求被并子公司的資產和負債在其個別報表中按公允價值反映。新的控股股東所花的代價與所取得的賬面價值的差額也應確認為商譽。具體的情形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當一家公司的股權幾乎全部為另一公司所擁有(通常97%或以上)，且沒有大量發行在外的債券或優先股時，該子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報送的財務報表應采用下推會計，即必須按被控股時凈資產的公允價值作為此后編制單獨財務報表的依據。
我國對于下推會計的規定，在1997年8月財政部制定的《企業兼并有關會計處理問題暫行規定》提到，凡是被兼并企業(包括所有的控股合并，而不論股權比例的高低)都要進行資產重估，然后按照評估價調帳，即采用下推會計的辦法。但財政部財會字1998年16號在《關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關會計問題解答》卻規定公司購買其他企業的全部股權時，被購買企業保留法人資格的，被購買企業應當按照評估確認的價值調賬，即要求采用下推會計。公司購買其他企業的部分股權時，被購買企業的賬面價值應當保持不變—即不允許采用下推會計。兩個規定有明顯的矛盾。在2006年3月財政部公布的最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中關于‘企業合并’和‘合并會計報表’中，對于下推會計也沒有進行明確的規定。
3 對下推會計的理性思考
下推會計使得合并程序得到簡化，并且引入了公允價值的計量觀，更客觀的反映了子公司的實際財務狀況和經營能力，順應了會計計量的發展潮流。同時，這種母子公司計量的一致性幫助信息使用者理解集團企業的財務信息。這諸多的優越性也使得國內對下推會計的呼聲很高。然而,筆者認為,下推會計的推行還值得進一步商榷，下推會計本身的局限和不足應該對其有深入的認識。更重要的一點是，對于此方法的適用性分析要比方法本身的優劣判斷要更有現實意義。
3.1 下推會計與會計假設之間的矛盾
由于子公司作為獨立的主體存在，下推會計變更了企業合并前后的會計計量基礎（由歷史成本改變位公允價值），這顯然否認了持續經營假設，同時也動搖了會計主體假設。
3.1.1 下推會計與會計主體
從會計主體假設看，會計主體假設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過程中,應以企業為主體,以企業的經營活動為對象,不能與企業所有者的經濟業務相混淆。企業經營者是受企業所有者(企業主或股票持有者) 的委托而向其承擔受托責任的。按照這個假設,我們可以推論子公司所有權的變動,并不包含在子公司經營者的受托責任范圍內,當然也就更沒有理由因所有權的變動而改變子公司資產和負債的計量基礎。并且在下推會計下，公允價值的分配是以母公司的特定觀點、按母公司認為的價值進行計算的，這與子公司會計報表的的其他使用者沒有多大的關系。
而且，企業間的收購作為一項交易應是股東之間的交易，而不是主體之間的交易，因此，按傳統的會計模式，應在收購方作會計處理，而不應影響被收購方的會計記錄。此外，子公司會因資產增值和商譽存在而產生較高的銷售成本、折舊費攤銷費等，使得凈收益下降，這對少數股東收益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3.1.2 下推會計與持續經營
應否采用下推會計，理論上的一個重要分歧在于被并子公司是否處于繼續經營狀態。1989 年7 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對“ 持續經營”的表述是:“ 財務報表的編制, 通常是根據企業是一個經營中的實體并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持續經營的假設,即假設企業既不打算也沒有必要實行清算或大大裁減經營規模。如果有這種打算或必要,會計報表就可能必須按照不同的基礎編制,然而要是那樣做,就應當說明所采用的基礎?！睆囊陨媳硎隹梢钥吹?企業處于正常經營狀態,就要堅持“持續經營”假設;若處于非常經營狀態,則會計報表須改變計價基礎,按當時的市場價格而不是歷史成本進行反映。經營假設下，承擔的債務，會計個體所持有的資產，將在正常的經營過程中被耗用、出售或轉換，在持續而其所也將在正常的經營過程中被清償。根據持續經營假設，會計原則就得以建立在所謂的非清算基礎之上，資產、負債的計算基本上按照歷史成本，對其賬面價值的調整是嚴格控制的。
反對采用下推會計的觀點是控股股權轉讓后，被并子公司的法人地位未變，仍在繼續經營中，應保持持續經營假設。支持下推會計的觀點是，控股股權轉讓后，被并子公司會發生一系列變化，包括主營業務會發生根本變化:資產結構會采取大幅度調整:管理層人事會進行全面變更。因此，盡管法律上的法人地位仍在繼續，但實質上老企業已經終結，合并日后運行的是一家全新的企業。此時，這家企業當然不再適用持續經營假設。
本文的觀點，因為是控股股權發生變化，就否定企業持續經營狀態，這與這種交易的經濟實質并不相符。如上所述控股股東改變，使被并子公司發生的一系列變化，而這種變化在持續經營中的其他企業也會發生。比如，因外部的激烈競爭迫使企業或改變主營業務方向:或大幅度調整資產結構:或變更管理層人事安排。雖然總的講，被并子公司的變化會強烈，甚至有時會是全方位的。但具體每次控股合并情況各異，有的僅某一方面變化，也有的變化程度不大。而且有一點是必然的，就是比起清算后新建的企業，公司的經營不會間斷.公司的變化也會是漸進的，是比較平緩的。因此，被并子公司不僅在法律形式上，而且在經濟實質上，都仍處于持續經營中。例如我國1993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發生的深圳寶安集團收購上海延中公司事件，股價從收購初的10元左右上升到20多元，以后又跌至10余元，很典型的說明了股價的讓渡價與公司的凈資產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在子公司股權交易完成以后，母公司以其買價（交易價格）記錄長期投資，這是恰當的，遵循的歷史成本原則；同樣子公司也不股權的交易價格改變資產的賬面價值，因為該交易并未影響到子公司的資產，并未給企業帶來任何現金流入，也未使企業發生任何的現金流出，因此，子公司不作任何調整資產價值的會計處理也是恰當的。
3.2 下推會計與信息質量間的悖論
呼吁下推會計的學者都認為，因為下推會計使用了公允價值而使得新的計量有利于企業的資本保全并且能合理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從而提高財務信息的相關性，認為這是下推會計實行的最大的優點。
但筆者認為，公允價值的取得在現實中難以達到真正所謂的‘公允’，且在操作層次上更是個難以實現的。其實在整個會計計量界上，歷史成本也難以如實的反映過去，但目前而言卻并不能找到能代替它的方法。而對于會計‘求真’與‘求用’上，筆者認為，會計作為一門管理學科的一個分支，應是以求用為主要原則。所以對于下推會計的相關性上應從財務報表的目標及質量特征看。財務報表的基本目標在于為企業外部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決策提供有用的財務信息。而企業所編制的財務報表及其所提供的財務信息是否對信息使用者的決策有用,能否符合決策的需要,則是財務報表所提供財務信息的質量問題。從這個角度去看下推會計,就會發現按下推會計處理的子公司財務報表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無法完成其提供有用財務信息的基本目標。
首先,除現有的最大投資者母公司以外,使用子公司財務報表的還有政府機構、企業職工、債權人、少數股權股東和優先股股東等,這些重要的信息需求者不會接受一個經營中的企業僅僅因所有者的更換而違背歷史成本原則,提供難以理解的會計報表,甚至可能危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母公司所需要的子公司公允價值信息,在合并會計報表中完全可以得到,根本沒有必要將其下推到子公司單獨的會計報表。其次,計量基礎的改變不僅使子公司前后期的會計報表失去可比性,降低信息的可靠性,而且與母公司仍按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礎不一致。
最后,下推會計對自創商譽登記入賬,也一反只確認外購商譽的傳統慣例,不僅加大了子公司所提供信息的不可靠性和不可比性,而且為原本已困難重重的商譽理論又增加了難題。子公司因為資產的增值和商譽存在，產生較高的成本費用，對少數股東收益有不利影響。
3.3 下推會計與我國經濟環境的矛盾
下推會計能夠實行的基本條件是公允價值的計量，公允價值計量一般的方法，通常包括市價法、類似項目法和估價技術法。但在我國現階段，從企業的外部環境講，金融市場與資本市場尚在培育中，金融市場中的利率不能反映資金的市場價格，從而影響資產現值的計量。資本市場對猖縱利潤的行為更是屢見不鮮，資本的市場價格又有多少的真實性？而對于產品市場的價格，一方面我國地域間價格本身存在一定差別，難以又統一的市場價格，另一方面對于企業合并過程中的監督我國并沒有嚴格有效的體制，所以存在較大的機會主義風險（合并方與被合并方，或者合并方與評估單位等）。而對于類似項目法和估價技術法，更使得合并過程中人為操縱的風險加大。
環顧現實情況，我國尚不具備計量公允價值的基本條件，所以，下推會計所依托的基礎也尚未牢靠。很可能出現利用內部人控制，尋租等行為來損害小股東的利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下推會計控股比例的適用范圍限定在97%以上，這看起來似乎簡單，且不說這種幾乎完全擁有的比例在我國目前的企業并購中難以達到，即便如此，由于我國目前會計理論尚待完善，有些問題還需進一步探索：倘若參與并購的企業間相互持有普通股時，如何確認從參與并購的企業收到普通股的相當數量；如果子公司有發行在外的債券或優先股時，或者存在重要的少數股權時，下推會計又怎樣運用等等。這些都限制了目前下推會計在我國的應用。
持續經營價值范文6
關鍵詞：森林可持續經營；空間尺度；時間尺度
收稿日期：20130528
作者簡介：王厚祥（1962―），男，貴州黔西人，工程師，主要從事營林及森林可持續經營項目工作。中圖分類號：S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3）07003002
1 引言
人類對森林資源的開采和經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單元上的，森林資源的經營由最原始的單純采伐利用發展到永續的利用到現在的可持續經營幾個階段，在每個不同的階段對尺度的選擇和要求也是不一樣的。在永續利用階段的時候是以林分單元進行經營，這是由當時人們對森林的看法和用途產生的，永續的利用階段的重心在于森林資源所帶來的物資價值上，直到如今發展為可持續經營的階段，人們才真正將森林資源的環境服務功能加以重視，將其放在全球的自然生態環境管理的開放性的系統中去進行有效的管理，讓人和森林得到和諧的發展。
面對森林經營在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下，很多海內外的學者都從多方面的角度對森林經營管理的尺度選擇和整體性上加以研究和探討。如1993年許慧等學者指出，森林環境的變化對景觀上的河流、動植物、沉積物等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認為森林的管理要和景觀尺度緊密的結合起來，如果延長林地的輪伐期可以使景觀的結構更加的多樣化，這樣在森林可持續經營的基礎上促進景觀的發展；國外也有很多的學者呼吁人類在森林資源經營管理中要將時間和空間尺度放的更長更寬一些。近年來我國對林業進行了系統科學的改革和規劃，逐漸地增加生態公益林經營區的空間范圍，對如何將時空尺度觀念讓人們所接受并利用到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管理體系中去，對林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本文就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時空尺度進行系統的分析和論證，以期促進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發展。
2 森林永續利用階段的時空尺度
在森林永續利用的階段，在空間上來說是采用林分或者林分組合為單元的經營方法，它的多少是由森林經營的水平、林地的生產力決定的，當森林經營的水平、林地的生產力較高的時候，永續利用的林分就會比較小。在實際的林業生產中，森林的區劃是森林經營管理活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森林永續利用階段的森林經營都是以經營單元的實際利益為發展目標的，對森林的可持續經營根本沒有考慮到，沒有生態持續發展的理念。
在森林永續利用階段都是根據樹木或者林分的平均生長的數量來作為砍伐的依據的，但是普遍的規定的時期都比較短，一般20～30年，從森林可持續發展的時間尺度來看，這個時間太短，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的時間，有的經營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在實際的經營中縮短輪伐的時間，從時間的尺度上不利于森林的可持續經營。
總之，森林永續利用的階段不論是從時間還是空間的尺度上來說，經營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從眼前考慮，這不利于森林的可持續的發展和物種多樣化。
3 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時間尺度
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時間尺度就是森林資源可以砍伐的時期限度，通過輪伐期的限制和規劃，可以為森林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時間，使森林資源達到最佳的利用價值。
森林可持續經營的時間尺度的確定并不是一味的以經營者的利益為前提，要遵循森林生態系統發展和演變的規律來進行確定。一般的輪伐期都是根據偏生態系的成熟點來確定的，但是在實踐的利用中又要考慮森林成熟期比較長，有的甚至要跨越幾個輪伐期，這不利于經營者的發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在遵循生物發展的規律的前提下按照實際情況重新確定時間尺度，來保證森林可持續發展。
4 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空間尺度
景觀是一個由自然環境的時間演變發展而成的面積范圍廣大的生態區域，其范圍內存在大量的森林資源和生態生物資源。
（1）空間尺度是森林可持續經營最理想的基本空間管理單元。為了實現森林的可持續發展，必然會影響到區域森林系統內的其他資源發生變化，這是由于這些變化使得整個區域內的生態呈現出持續的形態，但是如果區域過小就很難向可持續發展改變，但是如果區域過大，受技術等外部條件的限制，會影響調節的有效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承受劇烈變化，但范圍又不是很大的單元就成為了一個最佳的選擇對象，它的范圍是最理想的基本空間管理單元。
（2）生物、生態多樣化的的保護和森林可持續發展的融合。將生物、生態多樣化的保護工作和森林經營有機的融合起來能夠促進森林的可持續經營，因為在景觀生態的研究過程中，生物占據了大量重要的部分，同時生物和森林的生存和生長都有著必然的聯系，為了促進森林的可持續經營就必須對生物進行研究和保護，保護生態的平衡發展，這樣才不會導致因為局部的物種和生物的滅絕影響到破壞整個景觀的可持續發展。
（3）一區域內的景觀尺度要和其他的景觀尺度共同的管理?，F在由于人類對森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使得森林的分布出現了破碎化的趨勢，林地和其他的土地都出現交相使用的情況，為了全面的提高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就必須將其他的景觀尺度一起納入管理的范圍內，將林地的管理和其他的土地可持續的管理和利用有機的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促進全面的可持續發展。
（4）森林經營活動對景觀尺度的影響。由于受到森林營造、采伐等森林經營活動對景觀資質中斑塊的大小、形狀都有一定的影響從而影響到整個景觀的格局，所以在采伐的過程中要更多的依賴于生態性的采伐，從景觀的具體格局和長遠發展的角度出發來選擇采伐的方法。
5 以流域生態區來作為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空間尺度
森林的采伐無論以何種方法和方式進行都會對當地的生態產生影響，但是如果采用一定的保護措施的話，可以保證采伐流域外的生態不受到影響，這也是一種可持續。在森林經營中引進流域生態區，可以促進森林的可持續發展，流域是一個地形比較封閉的區域，對流域生態系統的自然資源的管理和整治可以促進流域內的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在實際中一個流域可能只具有一種景觀或者跨越不同的自然區域，所以不能片面地將流域生態區作為所有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空間尺度，只能在那些低于景觀尺度的小流域或者景觀和流域的空間范圍比較一致的時候才能加以確定。
在景觀管理和流域管理每個都具有一定的特點和優勢，同時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不足，所以在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空間尺度上要將兩者結合起來，實現多空間尺度的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
6 結語
森林可持續經營單元的時空尺度對林業的改革和發展有著指導性的作用，要想達到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目標就必須在更大更寬的時空尺度上去發展和改進，在空間尺度上要采用多尺度的管理體系將景觀尺度和流域尺度結合起來實現尺度的擴大化，在時間尺度上要以遵循森林生態系統發展和演變的規律為規律。只有好好地把握了時間和空間的尺度，才能真正地促進森林的可持續經營。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