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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對中國傳統文化表達形式的改造，可以從改造文字、摒棄文言文、運用修辭表達、改造文藝形式等方面入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表達形式進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改造：改造文字，化繁為簡；摒棄文言文，化疏離為親和；運用修辭表達，化抽象為形象；改造文藝形式，化舊為新；使改造的效果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發揮出巨大作用。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表達形式；改造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從改造文字、摒棄文言文、運用修辭表達、改造文藝形式等方面入手，對中國傳統文化表達形式進行了理論結合實際的多方位改造，在實踐中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和作用力。
一、改造文字，化繁為簡——“必須簡化漢字”
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字表達載體是傳統繁體漢字，不但字量多、字形多，而且讀音也多，導致群眾學習起來難認、難讀、難寫，更為糟糕的是難記、難檢排，這極大地降低了群眾識字的效率，給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巨大障礙。為此，對傳統文化的文字載體——繁體字進行了科學的改造。高瞻遠矚地提出文字改革的工作，并提出了改造文字的宗旨——“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應用”，并提出了實施改造的具體工作方法——“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在的推動下，1952年2月，國務院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6年1月，《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平均每個簡化字的筆畫數比相應的繁體字平均筆畫數減少了近一半。1964年5月，《簡化字總表》公布，全面梳理的簡化字達到2236個。為了使人民群眾更為快速地掌握簡體字，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較適宜”。在他的指導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拼音方案問世。1958年2月，《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不但在拼寫普通話上，而且在漢字注音上，都對人民群眾的學習和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字載體化繁為簡的改造，極大地推動了人民群眾更加迅速便捷地學習和掌握文化知識。根據中國教育年鑒的統計數據，1949年至1981年，我國共掃除文盲14144.8萬人，從一個文盲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成績巨大。
二、摒棄文言文，化疏離為親和——“言語必須接近民眾”
“接近”的第一步：文言文改造為白話文。文言文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表達形式，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中普及，而在民間百姓中的普及程度并不廣泛，因而影響有限。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雖首倡白話文，但其大眾化、通俗化的程度以及對民眾的影響力，都做得不夠。深刻地認識到這些問題，對傳統文化表達形式進行了改造，將文言文改造為白話文，不但團結了民眾，而且用文化武器塑造了革命文化，從而戰勝了敵人。身先示范，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文章中，即使引用文言文“之乎者也”時，也力求用接近民眾的大眾化言語來表達。當然，也并非一概排斥文言文，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運用方面，他極富靈活性，在行文形式上的變化、給朋友等寫信傾向于用文言文的形式；而向大眾作報告、演講、寫文章等用白話文的形式，這就使得改造的效果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和作用力。“接近”的第二步：白話文要改造得有親和力。對文化表達形式的改造，在白話文的親和力方面樹立了馬列主義的杰出典范。通讀《選集》《文集》以及各個時期的講話可以發現，在白話文方面的造詣是極高的，總能以深入淺出的白話文表達復雜的意思。例如對待敵人方面，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法，有理有節，剛柔并濟，有策略有方法，有尊嚴有正義，真正是增一字則長，減一字則短，精練到了極限，卻又非常通俗易懂。怎樣才能有親和力呢？就是要學習人民群眾的語言詞匯。他認為，人民群眾的語言詞匯是個大寶庫，能夠深刻表現實際生活，不但數量豐富，而且生動活潑；革命的文化人一定要向廣大人民群眾虛心學習，否則，脫離群眾、不向群眾學習，就會成為孤家寡人般的光桿司令，其文化武器的“火力”就不能夠擊敗敵人，所以“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為此，他對脫離群眾、生活空虛、“不熟悉人民的語言”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語句”的作品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提出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藝創造要大眾化，并以改造文藝形式為例指出改造的態度，一是不拒絕，二是要加以利用；對于改造的方法，就是：“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入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這里的新內容，自然就包括人民的語言，親和力由此而生。
三、運用修辭表達，化抽象為形象——“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
充分運用修辭表達，化抽象為形象，化僵硬為生動。1965年7月，給同志的信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他在杭州寫的八首詩詞，充分運用比、興兩法，語言生動活潑，以豐富的形象表達抽象的東西，體現了鮮明的形象思維，在現代中華詩詞花壇中展現出極高的語言造詣。在修辭表達上極富技巧。他不但注重大眾化、通俗化，而且注重表達技巧的運用，做到富于生動性、形象性、藝術性。如的詩詞，把革命的思想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統一起來，其語言形象極富夸張，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他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去其糟粕，并充分運用漢語修辭，使得作品“壯文勢，廣文義”的作用非常鮮明，使得作品通俗易懂，瑯瑯上口，有利于作品的傳播，并在傳播中發揮出教育作用，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統一。從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修辭的運用，可以說是集漢語修辭之大全。在修辭表達上極富靈活性。他擅長將古典名著中人物形象同現實問題相聯系，如善于斗爭的林沖、不準革命的王倫，并且不但簡單引用文學形象述事論理，還善于加以再造性的深刻想象。例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革命的需要，賦予孫悟空的形象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抗日戰爭中，運用比、興兩法，針對孫悟空具有可以變出很多小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本領，賦予孫悟空以正面形象，從而使得孫悟空成為發動廣大群眾抗日的英雄形象；針對孫悟空被大山壓住的事，又賦予孫悟空以負面形象，將其比喻為逃脫不了天羅地網的法西斯侵略者。值得贊嘆的是，針對孫悟空想辦法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事，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極其靈活地賦予孫悟空以不同的形象——在抗日戰爭中，為了鼓舞廣大人民群眾，賦予孫悟空以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的形象；在解放戰爭中，為了告誡革命者要對反動派保持清醒頭腦，又賦予孫悟空以鉆進革命陣營興妖作怪的反面形象。
四、改造文藝形式，化舊為新——“要有新秦腔、新秧歌”
非常注重對“舊”文藝形式的傳承和“新”文藝形式的創新。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形式開展文藝工作，使得廣大人民易學易懂，迅速深入人心。通過對秦腔等傳統文藝形式進行改造和創新，化舊為新，使之成為文藝新形式，對于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舊”文藝形式的傳承上，地方戲劇、民間說唱等中國傳統文化形式是非常深入民眾的東西，其中，特別看重秦腔、話劇、秧歌等，明確指出要利用這些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開展文藝工作。早在1938年，就指導建立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他指出，“舊”文藝形式是群眾非常歡迎的，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在“新”文藝形式的創新上，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創新出新文藝形式，創新出“新秦腔、新秧歌”。他還提出具體改造和創新的方法，一是要改造文藝隊伍，“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占百分之九十的舊秧歌隊，逐步地加以改造”；二是新瓶裝舊酒，以秦腔、眉戶等“舊”藝術形式，來反映紅軍將士和勞苦大眾生活等“新”內容。三是文藝要結合時局，進行政治宣傳。將傳統戲曲加進抗日內容，宣傳抗日救國，改造成為革命戲曲。四是不同文藝形式可以進行轉化。例如，反映我黨統戰政策、團結愛國知識分子的文藝節目《國魂》，就是指導馬健翎由話劇改成秦腔的，并且畫龍點睛地把此戲的名字改為《中國魂》?？傊?，深刻地認識到，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表達形式，才能去除艱難晦澀等弊端，使得廣大人民易學易懂。為此，對中國傳統文化表達形式的改造，非常注重“為群眾所喜聞樂見”，既有“中國作風”，又有“中國氣派”，這對我們今天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仍深有啟迪。
參考文獻：
[1]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2]《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著作選讀（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張孟 單位:東莞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