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員會議總結范例

一、作為組織委員我會做好如下工作：

1.組織生活，根據上級團組織意見結合本委的實際情況，提出組織生活的內容和形式的建議，做好各種會議（活動）的考勤、記錄工作，如實將團委活動情況填寫在《團委工作記錄簿》上。

2.了解和掌握團干部的思想學習、工作情況，向委員會提出對團員青年的表揚獎勵和批語教育的建議。

3.根據本委的實際情況提出組織建設意見，負責對所有學生干部進行考察，及時向委員會提出學生干部的任免議案。

4.負責檢查、評估支部工作。

5.經常檢查團紀情況，經常檢查各團支部執行決議情況，檢查全校團員履行義務、遵守團的紀律情況，對違紀團員進行必要的批語教育和提出處分意見。

6.抓好各團支部學習工作，并向團支部提出表彰獎勵優秀團員的建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共青團工作，把共青團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做出戰略謀劃和部署?！吨泄仓醒腙P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等綱領性文件的相繼印發，標志著共青團全面進入“改革時間”。深處改革洪流之中，企業共青團如何當好“弄潮兒”，為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注入生機活力，“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其提供了答案，指明了思路，明確了方向。

一、激勵企業青年職工在實現創新發展中引領風尚

青年工作要想堅持持續創新發展，就應該把創新點建立在提高企業核心競爭能力與鍛煉青年職工、提供發展平臺上，結合企業自身發展需要來精準開展工作。

1.運用“互聯網+”創新理念，探索生產調度中的“新思路”。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港務分公司團總支（以下簡稱“一公司團總支”）在帶領青年技術骨干進行創新的過程中，走進生產崗位，詳細了解職工生產需求，積極嘗試“互聯網+”新概念。公司青年職工以“互聯網+生產”為立項，展開創新攻關，打破“面對面開會、口對口傳達”的老舊形式，建立起以移動通訊工具為載體、以互聯網為依托、覆蓋整個公司的生產部署、調度、信息共享平臺，實現了生產信息上傳下達、合理調度的“零時差、零環節、零缺漏”，取得了有效安排時間、打破固定地點、實現全員覆蓋、規范會議內容、會議無紙化等五大方面的突破，為提高生產效率、探索“互聯網+”新思路打開了良好局面。

2.立足“青”字品牌創新建設，展現青年團體的“新作為”。作為團組織引導青年參與企業中心工作的有效渠道，一公司團總支各有側重地推進“青”字品牌項目。機關主打“知識”牌，在搭臺借臺上求“新”。團組織的“青年創新創效項目”與工會的“創新工作室”、技術部門的“輪流講課培訓”特色活動有機結合，帶動了青年職工素質的全面提升。（1）輸油隊主打“質量”牌，在服務方式上求“新”。“秦皇島市青年文明號”班組當班期間全部成員掛牌上崗，每個泊位公示服務承諾，每季度向船方征求意見建議，切實提高服務質量。（2）罐區隊主打“安全”牌，在細節管理上求“新”。“全國青年安全生產示范崗”在每班配備安全監督員的基礎上，在團員青年中設立監督員，由他們定期反映當前青年職工的思想動態，反饋青安崗創建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做到及時整改；每月結合隊內工作重點，組織主題實踐活動，不斷提升創建工作活力。（3）電工維修隊主打“技術”牌，在考核設置上求“新”。“導師帶徒”活動中，領導和活動小組通過分工明確的日常動態管理，在安全、技術、后勤等方面對師徒進行規范考核，以考促學，加快青年電工的成長速度。

3.依托“非正式”組織創新管理，彰顯青年職工的“新面貌”。一公司團總支在支持基層團支部和“號、崗”等正規青年組織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基礎上，鼓勵“非正式”青年團體在其引導下科學地建立壯大，以“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的創新模式，讓越來越多的青年職工參與到企業和團的組織管理及活動設計中來。2014年10月，“油港青年志愿者服務隊”成立，這支“非正式”青年組織在團總支的大力支持下，主動承擔起公司環境容貌整治、設備設施除銹刷漆和冬季消防泄水等日常工作，傳遞“正能量”。在立足港區、服務職工的基礎上，團總支還指導服務隊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活動，已經開展的“走進孤寡老人家庭暖冬行”、“溫暖六一微心愿”、“愛心流動電影院”等活動，收獲了港區和社會各界的好評，展現了港口青年職工向上向善的“新面貌”。

二、帶領企業青年在實現協調發展中積極作為

【提要】

如何加強共青團工作，促進高校附屬醫院文化的繁榮發展，已經成為共青團工作的一個重要方向。本文針對新時期醫院共青團在醫院文化建設中面臨的一些問題進行分析并找出原因，提出從借助黨建力量加強團建，加強與科室合作，加強對外交流，形成并傳承共青團的品牌特色幾個方面，促進醫院文化的繁榮發展。

【關鍵詞】

醫院管理；文化；共青團；青年文化

醫院文化是醫院職工在長期醫療活動中逐漸形成的群體意識、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管理方法等。青年是醫院中最積極的力量，是醫院文化建設的活力源泉，是醫院文化的傳承者、推動者和倡導者。“寄宿”于醫院文化中的青年文化，以其獨特的方式影響著醫院文化，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及優勢。培育優秀青年文化，促進青年崗位成才，促進醫院文化建設，使青年認同、貫徹醫院先進文化，對醫院文化建設和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1]。共青團是團員的組織，是民主的集中地，也是精神生活的家園[2]。共青團要發揮這些優勢，就需要分析和解決共青團在醫院文化建設中面臨的問題。

1醫院文化概述

1．1概念

一、引導語文綜合性學習的基本原則

1、語文綜合性學習必須以興趣為主導

新課標強調：“綜合性學習應貼近現實生活。”而由教師所安排的活動內容往往仍局限于課堂教學內容，甚至成為補課的翻版，不但不適合學生的口味，而且增加了學生的負擔，傷害了學生的感情。因此，教師要以學生興趣為主導，尊重學生特殊的興趣愛好，和學生一起來決定安排什么內容的綜合性學習活動。“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對活動本身的濃厚興趣，是促使其用心、盡力參與的源動力，也是其積極完成學習任務的正能量。

2、語文綜合性學習必須以能力為主線

語文綜合性學習，既要是學生的能力所及，又要以提高能力為目標。部分學生，他們的語文綜合能力和素養較欠缺，也缺乏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在綜合性學習受挫時容易氣餒、放棄。所以針對這些學生的實際，教師務必要量體裁衣，以能力為主線來安排活動內容，指導他們參與能發揮自身特長、不斷提高自身能力的綜合性學習活動。這樣既利于調動學生的活動積極性，激發他們參與活動的興趣，又能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在實踐中不斷鍛煉自己，提高自身語文能力。

二、別樣引導語文綜合性學習活動的實踐案例及反思

新課標明確：“綜合性學習的設計應開放、多元。”語文綜合性學習的方式很多，筆者本著對癥下藥、激發潛能、尊重現實、聯系實際的宗旨，探索實踐了以下兩種別樣的綜合性學習方式。

江西，它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的功成之所。但是江西蘇維埃運動是革命承轉的最重要一環。早期江西的革命活動，在人員構成、經費和組織紀律性方面與革命的需要也相距甚遠。但是，這些并不意味著早期江西社會缺乏革命因子。歷史事實表明，轉入贛南、閩西的革命活動，不但保存了革命的火種，而且中國蘇維埃運動得以轟轟烈烈的開展。通過對中共早期江西革命組織生態的分析，可以再現中共黨人在革命動員中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和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   一、鄉村未動:中央蘇區早期的革命情形   早在建黨之初，長江中游的贛鄱大地就顯示出不是革命的首選之地。中共意識到“南昌青年團麻木不仁的居多，我們現在除了設法使他們漸漸地發生覺悟和感覺到社會的缺陷引他到改造的途上外，別的什么重大的責任都不希望他們現在去擔負。”［1］(P14)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時，青年學生的斗爭激情也是很明顯的。如1925年成立的江西高校畢業考試委員會，當年未見實行，到1926年春，主管部門則通令各校，凡當年各校之舉行畢業者，須受該會嚴格之試驗，試題由該會代出，各校須將一年內所受之課程先行報去，試驗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畢業。這一舉措與贛地團員學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各地學生紛紛起來表示不滿，正所謂“南地學生素向沉寂，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都很難引起其加入，惟關于此種切身利益的考試問題，則甚為注意。”［1］(P415)總之，“江西是小農經濟社會，在北伐軍未入贛以前，黨的組織不過是一研究式的團體，純以感情結合，多系知識分子。”［2］(P158)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革命的積極性。   1926年10月17日，中共在上海召開江浙區各地代表會議，討論暴動計劃，陳獨秀致訓令于各省于1927年黨的五大之前增加黨員數計劃，最高的是兩廣10000人，其次為江浙和湖南為7000人，江西是2000人，而福建與安徽是500人，僅多于云貴(200人)［3］(P78－79)。由此可以看出，江西并不是革命的首選之地。有關江西的革命情形，1959年在接受江西省中共黨史研究人員的采訪時說:“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導，真是有些寂寞之感。……當時一般群眾不太愿意給我們帶路，我們也不敢隨便找人當向導。”［4］(P52)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5團緊躡其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對于農民運動也是遲遲不能走向正軌。革命分子趙醒儂在九江游廬山，附帶調查腳夫工會情形，旨在發動當地百姓起來革命，結果并不是所想的那樣，在報告中不得不說:“廬山腳夫大半是附近農夫，夏天抬轎和挑擔，其余的時間都是回家種田去了，并且生活費甚低，每日進款夏秋間很豐，他們并不想團結，勉強去組織他們是徒勞無益。”［1］(P16)農民的生活狀況與革命積極性可想而知。而對農民的散漫、很難組織起來的情形，時任吉安特支書記的郭化非則說:“(農民)住居散漫，工作時間太多，日間差不多沒有一時休息，夜間又睡眠得早，因之，宣傳與訓練很難接受。我們到他們的作業場中(菜園)去演說，聆者很少，每次至多不過10余人”［1］(P272)。   九江地處長江口岸多腳夫、搬運，被中共認為是搞工運的理想城市，但同樣是讓革命黨人一籌莫展。中共黨人道，“這次日清碼頭工人大罷工，辦理算是有點秩序，結果仍歸失敗，其中的缺點，不外乎沒有相當的訓練。九江這個碼頭，××稱通商的口岸。其實學界與商界，都頑固得很，你就叫破了喉嚨，想他們出來援助，也是不行的。他們抱定了宗旨，不問外面的是和非。”［1］(P100－101)這主要是因為在江西的很多地區，民眾的生活水平還是可以的。如在江西修水，中共所依靠的農村工人諸如“手工業工人如縫工、鐵匠、木匠，隋性特別比他處不同(如工作時間每天不過八小時，每人做衣一件還做不成，須要工錢五角吃主人的飯……)職工運動，殊毫無效。”［6］(P89)面對中共黨人的革命主張，市民們也只說:“他們的主張固然好，但是如何得成功。”［7］(P204)   江西這種“落后”的革命情形在黨的相關文件中也多次提到。1927年11月30日，在《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中提到:“中央負責同志大都認為目前江西革命是沒有多大辦法與希望的，因為江西民眾非常沉悶，這是在中央最近的通訊及其他決議中可以看得出來的，料想與中央對于江西工作亦未必重視。”［8］(P44)在1929年12月12日的《江西省委報告》中再次說到“江西過去為一般人所輕視，認為在革命戰線上是永久落伍的省份。”［8］(P56)特別是在“文化落后的贛南，一般人的政治意識都是異常淺薄，同時黨的工作，又只剛復開始，故黨的政治宣傳，不但未能深入群眾，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因此，我們要使贛南民眾有很明確的政治意識，很堅決的要求，非特別加緊目前的政治宣傳與煽動不可。”［8］(P32)贛南革命形勢的落后，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早期在江西革命的線路一再強調是“應注重從吉安經南昌至九江一線”［9］(P461)的北上線路。而且對朱毛紅軍“擅自”向贛南方向活動的行為一再提出嚴厲的批評。如在1928年10月2日的《中央致江西省信》和1928年11月6日的《中央巡視員賀昌給龔楚兄轉玉階潤之及四軍軍委信》中都先后重申:“關于四軍的活動范圍，中央歷次決定須在贛西和湘南，往贛南實為死路”［10］(P3)、“向贛南去的戰略，中央堅決反對，因為贛南群眾與黨的基礎都非常薄弱。”［10］(P394)   二、組織乏力:中央蘇區的早期革命生態   1．革命同志的數量、社會構成與活動情形   中共革命初期的經驗讓革命者認為，想求革命的信念能為多數農民所了解，除了在學生中努力制造宣傳人才外，沒有更好的方法。這首先是因為在革命群體中，學生、知識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如1923年南昌地方團員共21人，其中“學生團員12人:王立生、冰冰、丁潛、劉五郎、汪群、陳之琦、王朝瑾、汪偉、曾弘毅、何楨、、崔豪;小學教師2人:劉修竹、劉拜農;商伙5人:陳日光、周一塵、易虛、趙醒農、趙履和;工人1人:郭炳生;女子1人:許若蘭。”［1］(P6)這種知識分子團員的成分是越來越加大了，到1925年8月更是占了絕對優勢，南昌地委團員總數是52人(女3人)，其中“工一，學四(十)九，店員二。”［1］(P184)到1925年11月，總數55人，其中“工人一人，農人一人，婦女五人，店員一人，學生四十六人，教員一人。”［1］(P243)在近3個月的時間里，團員數增加了3人，但仍然是學生占了絕大部分。在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統計全國黨員是11257人左右，而江西只有區區105人［11］(P84)。到本年度底，直屬中央黨部的江西黨員人數也是在500人上下。#p#分頁標題#e#   從上面的粗略的統計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見江西黨部的組織現象之一斑，黨的基礎，是建筑在農民參與之上，各級指導機關還多是知識分子支撐著。同時，黨的同志與民眾之間的聯系非常的脆弱，從黨的同志來說，“江西地委原本很弱，不能了解當地政治狀況，不知如何計劃進行，黨與群眾幾乎尚無關系。”［11］(P86)1926年底，江西農運同志不下30余人，在北伐未到江西之前，有縣農會7個，區會28個，鄉會120個，會員6172人，但很少有黨員同志在內，完全是農民自動的起來［11］(P144)。而另一方面又是發展革命同志的窘迫，從當時的九江領導人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試探性的提出來:“從前我們吸收同志是很緊的，現在采取寬點的辦法，只要不怕的人就拉進來，不曉得有什么妨礙不?”［1］(P259)另外，這種黨組織在這些地方開展工作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到后來江西省委還是指出:“(九江)縣委要想辦法打入群眾中去，盡可能的找到職業，省委不是要你們放棄工作去自己找飯碗，而是要你們找得職業使工作更深入群眾，這自然不是一天二天做得到的，但是要你們堅決朝著這個方向走，至少要做到半數縣委不領黨的生活費，這自然不是單為著節省經濟起見。”［7］(P183)1927年2月23日，《在江西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會務總報告》中，江西省農民協會總共不下三十萬，所列的15個縣的農民協會會員數中，贛南僅興國有1500人［12］(P62)，是最少的一個。   鑒于以上情形，中央要求江西省委也是:“應毫不顧的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拿幾天的政權就拿幾天的政權。”［13］(P9)在贛南，黨組織狀況更是不如人意。1928年1月18日，中共江西省委王××作《關于江西組織的談話》，“報告1928年1月江西全省的黨員情況:共有黨員的4000人左右，……全省各縣黨組織和黨員的情況為:南康臨時縣委30人;崇義特支10人;信豐特支5人;于都臨時縣委30人;贛州臨時縣委68人;興國特支10人。”［13］(P31)贛南總共153人，僅占全省的3．8%，而贛西地區黨員在3000人左右。而且，贛南地區的黨組織還經常受到國民黨的破壞。如1928年3月，中共贛南特委和中共贛州縣委機關被國民黨駐贛州的獨立第七師破壞。包括贛南特委書記曾延生和前贛西南特委書記宛希儼在內的12人被捕犧牲。同年，尋烏暴動領導人劉維鍔、潘麗犧牲。1929年1月，贛南特委書記汪群被害于贛州城內衛府里。就是在1932年底，黨的同志還向中央提出:“此地動員工作在粉碎防御路線，情形異常差，黨團以及群眾完全太平保守，沒有特別緊張和以前不同……”［14］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之初，江西特別是贛南，革命同志中黨員數量之少，構成成分單一，革命能力非常有限，是其革命深入發展的主要困境所在。   2．黨的經費情況   當時革命經費的短缺，從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   一是連開會的旅費都沒有。在1924年中共文件中寫道:“代英先生:開會日期究定何時?祈速告知。此間代表已選定趙君與毅君2人，趙因事多不能出席，將由毅君補充。但毅君旅費無著，非中局鼎力接濟恐萬難如愿，此事務望中局設法，并祈早給一個答復。”［1］(P46)   二是宣傳費用的短缺。在1924年5月31日《易虛、曾憲明給團中央的報告》中，江西革命同志總結道:“我們預料這次工潮，可以擴大，因公司方面愈強硬，我們愈好宣傳。不過我們有一件很困難的事，就是那惡毒的金錢，沒有這東西，宣傳的工夫，實在的不大好做，因為口頭上的宣傳，是我們應盡的天職，重要的還是文字宣傳。”［1］(P92－93)1925年，“五•九游行，尤為困難，各校除給假一天別無表示，提議游行多說不可，且勢所不能，末了，我們組織講演團一隊各處講演，因經濟關系連傳單特刊等，都不能印發。”［1］(P155)   三是辦公費用緊缺，甚至加入組織的入校表也沒有。就拿“首舉義旗”的江西省萬安縣來說，“經濟又是一個困難問題，連紙筆的小需用辦公費都可說是沒有一文，一些小的費用都由個人負責借，那里借得到呢?區委要縣委津貼辦公費的信……大概沒有一信不加以討論，這個問題終是無法解決，黨費是收點，通告也不知寄了多少，除此之外，根本沒有別的辦法。”［7］(P212)本來是要自己印刷的傳單，由于沒有費用也只能指望上級郵寄二三十份來。   四是革命負責同志生活費用的缺乏。對此，九江當時的負責人坦言:“談起內部訓練，就要牽連錢的問題，因為教育工作做不好，固然有的地方可以說是負責同學缺乏指導，然而連開會也找不著地方，到購買新的出版物也沒有半個錢，同學———尤其負責同學，差不多天天在談生活問題，這樣，叫怎樣去教育他們?所以我在此地要附帶申明，要想潯校內部工作做得好，第一便要最少給養我們一個人的生活費，關于此點，還望總校有一個明確的答復!”［1］(P348)種種跡象表明，捉襟見肘的經費，嚴重地阻礙了革命的發展壯大。   此外是黨費收繳困難。如在九江“名義上有5個支部，同志有30余人，不能開會，繳費談不到，如要則以為剝削他們，他說:‘我不向你要已經好，你還要剝削我嗎?’”［7］(P75)   幾個月不繳納黨費，無故不到會的在不少的支部都是存在的。同志散漫，不肯到白色區域和紅軍中去工作，泄露秘密，討厭開會，不交黨費，就連支部書記也認為:“黨費只是財政上的關系，忘記收黨費的責任”［15］(P205)。以致組織決議案中特別強調:“今后須特別注重支部工作，經過支部起群眾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經常組織工作和按期開會等要嚴格的執行，這些都是樹立黨的基本組織的工作。再則全體黨員應嚴格的執行交納黨費的義務，黨費以有收入者為標準，各級黨部都要按月計算黨員的實數，要做到依黨費核算黨員的數目。”［16］(P271)舉步維艱的黨費收繳工作，不僅減少了黨的活動經費，而且充分體現了黨的組織、滲透能力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又是“出錢買同志××罷工之錯誤”［7］(P248)的不正確的發動群眾行為時有發生，這一切使得江西革命遲遲沒有走向正軌。#p#分頁標題#e#   3．組織生活、組織紀律與上下級聯系   當時的革命活動并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具有“鐵的紀律性”。一是表現為黨員的退出與加入并不是我們所想象中的那么嚴謹。比如吉安小學教師彭世璞在1925年8月，因“革命是一個危及生命、妨害生活的活動”而自請退出，而在1926年1月，梁舜花、郭化非又重新介紹其入校，美其名曰:“同學彭世璞前因課務甚繁，而無余力從事本校工作，自請退學，本支校即行準許，現已卸減課務，在可能的范圍內的本校工作已能相當的擔任，今梁舜花、郭化非二同志特介紹他復入本校，本支校干事會已經準許。特此報告總校，請即備案。”［1］(P338)據當時的中共黨人李一氓回憶:“脫黨的情況在武漢極為明顯。(1928年)8月初，武漢國民黨頒布了《清查共產黨員辦法四項》，其中第三項就規定:‘有共產黨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內登報聲明反對共產黨或發表文字反對共產黨。’因為登脫黨聲明的人多了，以致漢口《中央日報》還專門登一個啟事說:‘奉中央命令，關于黨報登載脫離共產黨或聲明非共產主義啟事，非經漢口特別市黨部改組委員會審查蓋章，不得登載。因此，本報自即日起，凡不合上項手續的啟事，一概不代刊登。’這種啟事報上天天都有，少則一兩人，多則10來人。啟事的格式大概是這樣:(一)我曾誤入CY，旋因該團不合國情，已于四月間脫離關系，特此聲明。(二)敝人曾經由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因政見不合，早已退出，特此聲明。(三)我以前被人引誘加入共產黨，我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共產主義。”［17］(P28)黨員的加入與退出的隨意性，表現了革命初期的組織紀律性并不如人意。   二是黨的凝聚力與執行力非常有限。一直到1928年，黨組織還是非常松散。在黨的綜合性報告中，更是指出“全江西的支部沒有一個是能戰斗的組織，是能在群眾中起核心作用的，這話并不過火，但看支部對黨的工作黨的政策執行結果，便可充分證明。每項工作執行的成績，結果不能實現原所規定的十分之一二，有時竟至完全不執行，此外如不能按時開會，每個黨員不能積極作工作，這種現象，也是江西工作嚴重的大缺點。”［18］(P5)甚至有些黨員則“紛紛請求特委調任地方黨部工作，甚至以不調則自由行動來要俠(挾)。”［19］(P182)   與此同時，黨、團組織的運作更多是靠私人的感情來維系。這種現象的出現在革命伊始也是在所難免的。如1928年派人去安福開展工作，“歷經9個月，但所派的是異地的同志，找不著本地人，因此，工作非常困難。”［18］(P78)而相比之下，在江西的另一個地方的民眾因有多數師老(當地人對文化人的一種稱呼)革命所以也跟革命，并且分配工作時，又是以某人在某地能取得民眾信仰，就分配他去某地活動，因此各地工農為著感情的關系，雖然對于革命的內容不明白，也就又(由)紳士說話加入農民協會。這種家長式的領導和親朋好友式的動員，既是一種必然，也顯示出革命得以深入的障礙所在。 事實上，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團體相同，早期中共內部亦呈現出“思想的復雜性”與“組織上的松散性”。一方面，早期的黨員多是出于一時的熱情而入黨，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由于早期的黨員多是富有浪漫性的年輕學生，因此，欲求當時的中共成為有紀律、有組織、能耐久的團體，顯然不易做到。民眾對黨的組織紀律、黨費收繳和上下級關系是非常粗放、感性而又各取所需的。 三、身份認同與革命動員:中共黨人的應對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下此定論:如此“糟糕”的革命生態條件根本不適合革命活動。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舴蚝Ｒ虼脑谄洹吨泄渤晒Φ纳鷳B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45》［20］一文中，用大量數據證明:一般人所著眼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的因素，如農村的土地制度，佃戶在農村中的比例，地方現代化的程度，農民民族主義的高漲，都不能單獨的解釋或者說從整體上說明共產黨在整個中國各個環境完全不同的地區的成功或失敗。也就是說，在結構性條件和中共成敗這兩種現象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他所得的結論是共產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人本身的行為。在這里，他所指的“行為”包含著一系列的概念，例如，革命運動本身的可行性和生命力，革命組織發展的內在過程，人員的素質構成，以及吸收新成員的嚴格程度。這一研究模式對我們如何分析贛南、閩西革命的興起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這種身份的認同就是來源于革命分子“消解”在民眾之中。在贛西南的東固，“這兒沒有蘇區那種熱鬧場面，看不到蘇維埃的名義，也沒有農民協會招牌，尤其明顯的是沒有燒房子的現象，第二天到東固所見亦如此。在此之前，紅四軍所到之處，總是打土豪，要燒掉舊的衙門，警察所等等國民黨行政機關，在東固地區卻沒有這種事。然而紅四軍三千余人一到就有軍需供給，不僅有飯吃，還有蔬菜、豬肉吃，經常有人送東西來，我們住了六七天，沒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較好。”［21］(P133)在寧都，蘇區老革命同志張元標回憶:“1927年這里就開始了革命，當時有一個叫郭庭遠的同志受湖南省委的派遣，來到寧都。后來由寧都縣中學校長賴奎軒(高田人)介紹，到我們這里來。名義上是教書，實際上是開展革命工作的。郭庭遠同志不僅會教書，而且會做郎中(醫生)，又會種田，很受老百姓的尊敬。”［22］(P284)1928年2月，以教書為名到寧都進行革命活動的中共黨員賴金聲，“原姓鄒，因賴姓為當地大姓，為工作方便改姓賴”［23］(P25)。1928年春，“閩西特委派李天富、羅化成兩同志來到才溪組織秘密農會。他們以算命測字的職業作掩護，秘密地作黨的地下組織活動。他們白天穿長袍子裝做算命的人，到處去給人算命測字，晚上就聚集工農群眾在祠堂、廟宇內，有時也在山崗上的森林內或沒人住的房屋里開會，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組織秘密農會，吸收個別先進可靠的工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24］(P4)1929年的龍巖縣各鄉小學教員，一般都是共產黨員，白天教小孩，晚上辦夜校教成年農民，夜學又設拳術館練武，夜校學生差不多都是秘密農會的會員［25］(P64)。1929年，“賴振標同志以做裁縫為掩護，從信豐縣進入全南的社逕、爐逕、白石下一帶，組織過農民武裝暴動”［26］(P2)，旨在把革命的火種帶到廣東接壤的“三南”地區。1930年，安遠的茶梓暴動之后，以賣布為掩護的陳林和“信豐暴動失敗后，到曉龍教書的共產黨員曹天谷，”相繼在信豐的曉龍，進行革命活動［27］(P2)。#p#分頁標題#e#   革命分子以一種農民可以接受的職業方式走進了農民的生活，同時革命的理念也就潛移默化滲透至農民的心田。中共黨人教唱的山歌是“不怕強盜不怕偷，不怕鬼子來燒樓;舊樓燒掉不要緊，革命成功蓋新樓。”［28］(P26)龍巖后田暴動的第一個春節，夜校的學員主動地為貧苦農民寫革命春聯:“欠租久債用刀還盡，有槍有炮快樂過年。”［28］(P38)   總之，走向鄉村的中共黨人首先贏得農民的認同，有耐心、有步驟地進行其革命活動。據回憶，農民運動的先驅———彭湃“個頭不高，身著普通農民的衣服，腳穿草鞋，不論走到那里，都能和群眾談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農民家里吃飯，飯碗上沾著雞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來就吃。這一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很佩服他。”［29］(P46)任《紅色中華》主編的王觀瀾，經常到附近農村去調查情況。有一天，他和一位鄉蘇維埃主席通過一條田間小道到另一個村莊去，迎面走來一位挑擔子的老?。田埂太窄，無法相讓。他一邊和老?打招呼，一邊毫不猶豫走下田埂邊的水田里，腳上的鞋沒有脫，褲腳也沒有挽。年輕的鄉蘇維埃主席不解地問他，為什么鞋也不脫就下了水?他認真地回答:“你看他的擔子多沉重，不能叫他等著，更不能叫他讓。舊社會當官的出來要鳴鑼開道，老百姓得規規矩矩讓他們。我們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在群眾中間工作，不讓他，不就變成官僚主義了嘛!”［30］(P302－303)從中可以看出，適應農民生活，從民眾角度考慮事情，讓他們獲得了身份認同。而職業的俗化與多樣化，更為增進了其與民眾的交流。   從生活處境來說，貧窮不是革命惟一要素或者說貧窮不是就必然導致革命。贛南、閩西的民眾相比其它地區并不是更為困苦，甚至有的地方還較為安逸，但這并不意味著這里不存在革命動力，關鍵是，這種潛在的力量能否被調動、激起與發揮。四一二國共分途之后，中共別無選擇地走向贛南、閩西的鄉村，不多時日，形勢有所改觀:“1930年3月1日，紅軍在江西發展強大，魯滌平等向叫苦，江西貴溪縣長電稱:‘屬縣匪共猖獗，靖衛隊迭次失利。’……3月14日，魯滌平電，謂:‘興國失陷，贛城危在旦夕’。3月15日，紅軍圍攻贛州。劉峙電，謂‘查贛西各縣，十陷五六，遷延時日，中毒益深，舍今不救，后將不治，以全局言，閻馮勾結，暗謀不軌，固有燃眉之急，而贛省匪共日加蔓延，權衡援急，擬懇并愿兼籌，增調得力部隊，統一指揮，責成認真痛剿，以安內外。’”［31］(P77－78)   毫無疑問，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央蘇區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尤其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之力、堅忍不拔之志和腳踏實地之功。憑借著中共的這些特質，可以說無論是“三年兩不收，還有余糧下贛州”［32］(P2)的江西瑞金，還是在“商賈樂于市，耕者有其田”［33］(P128)的龍巖附城，革命之火終究在蘇區熊熊燃燒?？傊?，沒有廣大農民的參與，中共黨人的革命也只能是一場“書齋里的革命”;而沒有革命者那種堅韌不撥、愈挫愈強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深入、不怕犧牲、靈活多樣的革命策略與行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農民也難以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摘要］高校要引導大學生緊密團結在黨組織周圍，可以將朋輩教育理念應用到大學生黨員教育管理中，由大學生黨員對家庭經濟、學業困難學生進行志向、學業和心理幫扶。通過“獎學•先鋒育人”幫扶計劃的具體實踐，探索大學生黨員作為朋輩的教育與自我教育機制及效果，對于促進學風建設、加強黨員教育管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具有現實指導價值和理論意義。

［關鍵詞］朋輩教育；黨員教育管理；幫扶計劃；“獎學•先鋒育人”

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高校黨委對學校工作實行全面領導，承擔管黨治黨、辦學治校主體責任，把方向、管大局、作決策、保落實。要加強高校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創新體制機制，改進工作方式，提高黨的基層組織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1]在高校創新機制，增強黨的基層黨組織建設，以新的工作方式探索加強黨員的教育管理，增強黨員身份意識及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顯得尤為重要。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中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則中也指出，要“堅持教育與自我教育相結合”[2]。以往單向的教育與灌輸，已經不能很好地發揮黨組織在青年學生中的作用。如何吸引青年學生，引導其緊密團結在黨組織周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將朋輩教育理念運用到大學生黨員教育管理中，創新黨員教育管理模式，通過“獎學•先鋒育人”幫扶計劃的三年具體實踐，以黨員與困難學生一對一結對幫扶的形式，讓大學生黨員在朋輩教育過程中增強思想覺悟、服務意識和綜合能力，實現朋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向教育，以大學生黨員先進性帶領廣大團員青年共同進步，教學相長，推進學風建設，加強黨員教育和基層黨組織建設，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一、朋輩教育及其在黨建工作中的應用

從國外研究現狀看，朋輩教育具有多種相似的名稱和形式，如朋輩輔導、朋輩助長、朋輩幫助、朋輩咨詢、朋輩調解等。這些概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國內對朋輩教育的概念定義相對寬泛，朋輩教育與朋輩輔導、朋輩咨詢等概念基本一致，可概括為教育者有目的、計劃地組織大學生發揮伙伴作用，相互傳授學習、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經驗，進行思想的溝通，引導伙伴，給予對方精神上的鼓勵和學習上的幫助，讓彼此充分體驗身邊伙伴的關愛，借以見賢思齊、激發上進，實現互相促進、優勢互補、共同成長的教育方式[3]。朋輩教育理論主要以社會學習理論、人本主義心理學和發展的社會群體化理論為基礎。也有學者認為朋輩教育等同于群體教育，是大學生自我教育的一種重要方式。朋輩教育模式在國內高校得到了較多運用，已覆蓋到日常教育管理、黨建、團學、就業等工作中[4]。將朋輩教育理念運用到大學生教育管理中，主要是通過選拔、培訓優秀中共黨員作為朋輩，充分發揮其影響力，以黨員的思想覺悟、知識、經驗和助人自助的熱情對學生產生正向影響，以體驗式教育的方式，實現對黨員、積極分子和入黨申請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成長。主要采取的方法有高年級黨員帶班、帶團支部、黨員聯系宿舍、結對幫扶和自律監督等。目前對于朋輩教育理念下的大學生黨員教育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不夠深入，實證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鮮見。

二、朋輩教育運用到大學生黨員教育管理的有效嘗試

“獎學•先鋒育人”幫扶計劃通過選拔、培訓優秀中共黨員作為朋輩幫扶導師，經過三年實踐，共有180名學生黨員加入朋輩幫扶隊伍，對家庭經濟、學業困難生實行一對一幫扶，共結成180對幫扶導師和學員，給予其思想、學業和心理上的幫扶。此計劃設立“獎學•先鋒育人”辦公室，實施幫扶計劃，統籌策劃各項工作，建立困難生數據庫，科學地指導黨員分析學員思想狀態、學習愿望、學習能力及狀態，制定及監督實行幫扶計劃，并對黨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先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朋輩輔導技巧、學業指導及心理疏導技能培訓指導。通過每月的幫扶情況報告、座談會、經驗交流分享會、調查問卷、互評等方式，更好地掌握朋輩幫扶動態，對存在的問題及困難采取實際措施改進及解決。制定及完善考核評優細則，對表現積極的優秀朋輩導師及進步明顯的學員進行表彰，對表現突出的幫扶典型事跡通過新媒體、訪談等形式進行宣傳。由此一系列措施形成朋輩幫扶反饋機制。

一、組的劃分及各級組長的確立

1.采用“組間同質”，即每個小組總體綜合能力和學習水平是平衡一致的，便于合理評價，公平競爭。

2.四個大組長起著中心領導地位，他們既要品學兼優，又要能夠擔負起管理全組的重擔。

所以，在劃分組時我先把四個大組長的名字排除在外。然后按照成績把其他學生進行分組，像分平行班一樣對學生進行排序，標上序號1、2、3、4、4、3、2、1為一循環，篩選1就為一組，2為二組，3為三組，4為四組。這樣分出來的組成績比較均勻，但分完組后班主任應對組內的男女比例，待優生的數量，以及住校人員數量進行合理調整，在調整過程中應注意不能使組內成績失去平衡。待分完組后，大組長進行抓鬮確立自己的組員，班主任可在抓完鬮后悄悄告訴大組長本組內的待優生人員。大組長可在周末針對本組人員進行細致分析，找出能夠扶持自己工作的，品學兼優的，能夠管理組員的確立為本組的四個小組長，然后進行排座位；在排位過程中應注意組內的待優生，確立一對一的幫扶對象，其中包括他的學習、紀律、衛生等；并根據自己組情況確立本組的責任組長，其中包括紀律組長、衛生組長、學。待一切準備就緒，周一送到班主任手中，匯報本組的一切安排，班主任要針對四個大組的具體情況了解組與組之間是否有待優生排在了一塊。如果出現了問題，班主任進行合理協調，但班主任沒有權利改變學生座位的前后。周一班會課上，可以讓大組長公布本組內的一切決定。并在黑板上列出表格，寫上大組長的姓名，進行公開評比每組每周得分情況。

二、四級分層管理制度

一級管理，小組長負責管理三個組員并記錄組員個人成長考核表，其中包括紀律、衛生、學習等各個方面，其中組員的成績會連帶組長的成績，以便激起小組長能夠積極主動的管理組里的每個組員。二級管理，責任組長負責管理大組內每個組員并記錄一周大組內的大事記，為大組長周一的總結提供真實情況，當組員出現某方面的問題時，相應負責人應受連帶責任。三級管理，大組長負責總管整個大組的情況并記錄四個小組長的個人考核表，出現問題應找相應人員進行處理。這樣，每個人手里的成長記錄表都不會有自己的，能夠真實記錄每天情況。大組長還應制定出符合自己組的規章制度，規定好每組的例會時間，并能如期召開，對于組內待優生情況應及時掌握，對不負責任的小組長、幫扶者應及時批評指正，對于屢教不改者應及時更換，以免影響組內成績。四級管理，班主任管理整個班級情況，協助每個大組長做出各種決策，在班級中樹立大組長的威信，永遠做大組長的堅強后盾。對于出現問題的組，只需大組長、小組長、責任組長解決就可以，大組長認為需要班主任參與時再參與。班主任應確定每周大組長會議時間，定期召開，對一周的班級情況做及時了解，對不好的苗頭及時處理在萌芽之中，對本周的工作做出詳細的規劃，并能協助大組長解決組內比較復雜問題，提出合理化建議。對于大組長比較棘手的問題，需要班主任出面解決。

三、大組評價制度

第一篇：高校黨建大學生就業機制研究

摘要

高校培養學生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通過在校的學習和實踐，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大學生黨建工作可培養提升大學生黨員的綜合素質，故高校黨建工作與學生就業指導工作有密切的聯系。因此，高校學生黨建與就業工作的共促機制建設十分重要。本文首先探討黨建與就業共促進機制建設的基礎，分析當前黨建工作與學生就業工作的雙促進作用，并通過學生黨建與就業工作的共促機制建設，讓黨建和就業工作再上新臺階。

關鍵詞

學生黨建;就業工作;共促機制

高校學生黨員建設的重要作用是學生可通過黨的建設、歷史、理論等方面知識的學習，提升思想政治水平，最終為黨的建設事業做出貢獻。當前各大企業在招人方面出現了“黨員優先熱”，黨建工作在學生就業工作上的重要作用越加明顯。因此在學校的日常管理中將黨建工作與學生就業工作有效地聯系起來，已成為當前高校學生黨員發展和有效面對錯綜復雜的就業環境的重要措施。

1學生黨建與就業工作共促機制建設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