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早期蘇區的革命生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江西，它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的功成之所。但是江西蘇維埃運動是革命承轉的最重要一環。早期江西的革命活動，在人員構成、經費和組織紀律性方面與革命的需要也相距甚遠。但是，這些并不意味著早期江西社會缺乏革命因子。歷史事實表明，轉入贛南、閩西的革命活動，不但保存了革命的火種，而且中國蘇維埃運動得以轟轟烈烈的開展。通過對中共早期江西革命組織生態的分析，可以再現中共黨人在革命動員中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和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 一、鄉村未動:中央蘇區早期的革命情形 早在建黨之初，長江中游的贛鄱大地就顯示出不是革命的首選之地。中共意識到“南昌青年團麻木不仁的居多，我們現在除了設法使他們漸漸地發生覺悟和感覺到社會的缺陷引他到改造的途上外，別的什么重大的責任都不希望他們現在去擔負。”［1］(P14)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時，青年學生的斗爭激情也是很明顯的。如1925年成立的江西高校畢業考試委員會，當年未見實行，到1926年春，主管部門則通令各校，凡當年各校之舉行畢業者，須受該會嚴格之試驗，試題由該會代出，各校須將一年內所受之課程先行報去，試驗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畢業。這一舉措與贛地團員學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各地學生紛紛起來表示不滿，正所謂“南地學生素向沉寂，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都很難引起其加入，惟關于此種切身利益的考試問題，則甚為注意。”［1］(P415)總之，“江西是小農經濟社會，在北伐軍未入贛以前，黨的組織不過是一研究式的團體，純以感情結合，多系知識分子。”［2］(P158)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革命的積極性。 1926年10月17日，中共在上海召開江浙區各地代表會議，討論暴動計劃，陳獨秀致訓令于各省于1927年黨的五大之前增加黨員數計劃，最高的是兩廣10000人，其次為江浙和湖南為7000人，江西是2000人，而福建與安徽是500人，僅多于云貴(200人)［3］(P78－79)。由此可以看出，江西并不是革命的首選之地。有關江西的革命情形，1959年在接受江西省中共黨史研究人員的采訪時說:“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導，真是有些寂寞之感。……當時一般群眾不太愿意給我們帶路，我們也不敢隨便找人當向導。”［4］(P52)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5團緊躡其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對于農民運動也是遲遲不能走向正軌。革命分子趙醒儂在九江游廬山，附帶調查腳夫工會情形，旨在發動當地百姓起來革命，結果并不是所想的那樣，在報告中不得不說:“廬山腳夫大半是附近農夫，夏天抬轎和挑擔，其余的時間都是回家種田去了，并且生活費甚低，每日進款夏秋間很豐，他們并不想團結，勉強去組織他們是徒勞無益。”［1］(P16)農民的生活狀況與革命積極性可想而知。而對農民的散漫、很難組織起來的情形，時任吉安特支書記的郭化非則說:“(農民)住居散漫，工作時間太多，日間差不多沒有一時休息，夜間又睡眠得早，因之，宣傳與訓練很難接受。我們到他們的作業場中(菜園)去演說，聆者很少，每次至多不過10余人”［1］(P272)。 九江地處長江口岸多腳夫、搬運，被中共認為是搞工運的理想城市，但同樣是讓革命黨人一籌莫展。中共黨人道，“這次日清碼頭工人大罷工，辦理算是有點秩序，結果仍歸失敗，其中的缺點，不外乎沒有相當的訓練。九江這個碼頭，××稱通商的口岸。其實學界與商界，都頑固得很，你就叫破了喉嚨，想他們出來援助，也是不行的。他們抱定了宗旨，不問外面的是和非。”［1］(P100－101)這主要是因為在江西的很多地區，民眾的生活水平還是可以的。如在江西修水，中共所依靠的農村工人諸如“手工業工人如縫工、鐵匠、木匠，隋性特別比他處不同(如工作時間每天不過八小時，每人做衣一件還做不成，須要工錢五角吃主人的飯……)職工運動，殊毫無效。”［6］(P89)面對中共黨人的革命主張，市民們也只說:“他們的主張固然好，但是如何得成功。”［7］(P204) 江西這種“落后”的革命情形在黨的相關文件中也多次提到。1927年11月30日，在《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中提到:“中央負責同志大都認為目前江西革命是沒有多大辦法與希望的，因為江西民眾非常沉悶，這是在中央最近的通訊及其他決議中可以看得出來的，料想與中央對于江西工作亦未必重視。”［8］(P44)在1929年12月12日的《江西省委報告》中再次說到“江西過去為一般人所輕視，認為在革命戰線上是永久落伍的省份。”［8］(P56)特別是在“文化落后的贛南，一般人的政治意識都是異常淺薄，同時黨的工作，又只剛復開始，故黨的政治宣傳，不但未能深入群眾，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因此，我們要使贛南民眾有很明確的政治意識，很堅決的要求，非特別加緊目前的政治宣傳與煽動不可。”［8］(P32)贛南革命形勢的落后，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早期在江西革命的線路一再強調是“應注重從吉安經南昌至九江一線”［9］(P461)的北上線路。而且對朱毛紅軍“擅自”向贛南方向活動的行為一再提出嚴厲的批評。如在1928年10月2日的《中央致江西省信》和1928年11月6日的《中央巡視員賀昌給龔楚兄轉玉階潤之及四軍軍委信》中都先后重申:“關于四軍的活動范圍，中央歷次決定須在贛西和湘南，往贛南實為死路”［10］(P3)、“向贛南去的戰略，中央堅決反對，因為贛南群眾與黨的基礎都非常薄弱。”［10］(P394) 二、組織乏力:中央蘇區的早期革命生態 1．革命同志的數量、社會構成與活動情形 中共革命初期的經驗讓革命者認為，想求革命的信念能為多數農民所了解，除了在學生中努力制造宣傳人才外，沒有更好的方法。這首先是因為在革命群體中，學生、知識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如1923年南昌地方團員共21人，其中“學生團員12人:王立生、冰冰、丁潛、劉五郎、汪群、陳之琦、王朝瑾、汪偉、曾弘毅、何楨、、崔豪;小學教師2人:劉修竹、劉拜農;商伙5人:陳日光、周一塵、易虛、趙醒農、趙履和;工人1人:郭炳生;女子1人:許若蘭。”［1］(P6)這種知識分子團員的成分是越來越加大了，到1925年8月更是占了絕對優勢，南昌地委團員總數是52人(女3人)，其中“工一，學四(十)九，店員二。”［1］(P184)到1925年11月，總數55人，其中“工人一人，農人一人，婦女五人，店員一人，學生四十六人，教員一人。”［1］(P243)在近3個月的時間里，團員數增加了3人，但仍然是學生占了絕大部分。在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統計全國黨員是11257人左右，而江西只有區區105人［11］(P84)。到本年度底，直屬中央黨部的江西黨員人數也是在500人上下。#p#分頁標題#e# 從上面的粗略的統計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見江西黨部的組織現象之一斑，黨的基礎，是建筑在農民參與之上，各級指導機關還多是知識分子支撐著。同時，黨的同志與民眾之間的聯系非常的脆弱，從黨的同志來說，“江西地委原本很弱，不能了解當地政治狀況，不知如何計劃進行，黨與群眾幾乎尚無關系。”［11］(P86)1926年底，江西農運同志不下30余人，在北伐未到江西之前，有縣農會7個，區會28個，鄉會120個，會員6172人，但很少有黨員同志在內，完全是農民自動的起來［11］(P144)。而另一方面又是發展革命同志的窘迫，從當時的九江領導人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試探性的提出來:“從前我們吸收同志是很緊的，現在采取寬點的辦法，只要不怕的人就拉進來，不曉得有什么妨礙不?”［1］(P259)另外，這種黨組織在這些地方開展工作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到后來江西省委還是指出:“(九江)縣委要想辦法打入群眾中去，盡可能的找到職業，省委不是要你們放棄工作去自己找飯碗，而是要你們找得職業使工作更深入群眾，這自然不是一天二天做得到的，但是要你們堅決朝著這個方向走，至少要做到半數縣委不領黨的生活費，這自然不是單為著節省經濟起見。”［7］(P183)1927年2月23日，《在江西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會務總報告》中，江西省農民協會總共不下三十萬，所列的15個縣的農民協會會員數中，贛南僅興國有1500人［12］(P62)，是最少的一個。 鑒于以上情形，中央要求江西省委也是:“應毫不顧的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拿幾天的政權就拿幾天的政權。”［13］(P9)在贛南，黨組織狀況更是不如人意。1928年1月18日，中共江西省委王××作《關于江西組織的談話》，“報告1928年1月江西全省的黨員情況:共有黨員的4000人左右，……全省各縣黨組織和黨員的情況為:南康臨時縣委30人;崇義特支10人;信豐特支5人;于都臨時縣委30人;贛州臨時縣委68人;興國特支10人。”［13］(P31)贛南總共153人，僅占全省的3．8%，而贛西地區黨員在3000人左右。而且，贛南地區的黨組織還經常受到國民黨的破壞。如1928年3月，中共贛南特委和中共贛州縣委機關被國民黨駐贛州的獨立第七師破壞。包括贛南特委書記曾延生和前贛西南特委書記宛希儼在內的12人被捕犧牲。同年，尋烏暴動領導人劉維鍔、潘麗犧牲。1929年1月，贛南特委書記汪群被害于贛州城內衛府里。就是在1932年底，黨的同志還向中央提出:“此地動員工作在粉碎防御路線，情形異常差，黨團以及群眾完全太平保守，沒有特別緊張和以前不同……”［14］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之初，江西特別是贛南，革命同志中黨員數量之少，構成成分單一，革命能力非常有限，是其革命深入發展的主要困境所在。 2．黨的經費情況 當時革命經費的短缺，從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 一是連開會的旅費都沒有。在1924年中共文件中寫道:“代英先生:開會日期究定何時?祈速告知。此間代表已選定趙君與毅君2人，趙因事多不能出席，將由毅君補充。但毅君旅費無著，非中局鼎力接濟恐萬難如愿，此事務望中局設法，并祈早給一個答復。”［1］(P46) 二是宣傳費用的短缺。在1924年5月31日《易虛、曾憲明給團中央的報告》中，江西革命同志總結道:“我們預料這次工潮，可以擴大，因公司方面愈強硬，我們愈好宣傳。不過我們有一件很困難的事，就是那惡毒的金錢，沒有這東西，宣傳的工夫，實在的不大好做，因為口頭上的宣傳，是我們應盡的天職，重要的還是文字宣傳。”［1］(P92－93)1925年，“五•九游行，尤為困難，各校除給假一天別無表示，提議游行多說不可，且勢所不能，末了，我們組織講演團一隊各處講演，因經濟關系連傳單特刊等，都不能印發。”［1］(P155) 三是辦公費用緊缺，甚至加入組織的入校表也沒有。就拿“首舉義旗”的江西省萬安縣來說，“經濟又是一個困難問題，連紙筆的小需用辦公費都可說是沒有一文，一些小的費用都由個人負責借，那里借得到呢?區委要縣委津貼辦公費的信……大概沒有一信不加以討論，這個問題終是無法解決，黨費是收點，通告也不知寄了多少，除此之外，根本沒有別的辦法。”［7］(P212)本來是要自己印刷的傳單，由于沒有費用也只能指望上級郵寄二三十份來。 四是革命負責同志生活費用的缺乏。對此，九江當時的負責人坦言:“談起內部訓練，就要牽連錢的問題，因為教育工作做不好，固然有的地方可以說是負責同學缺乏指導，然而連開會也找不著地方，到購買新的出版物也沒有半個錢，同學———尤其負責同學，差不多天天在談生活問題，這樣，叫怎樣去教育他們?所以我在此地要附帶申明，要想潯校內部工作做得好，第一便要最少給養我們一個人的生活費，關于此點，還望總校有一個明確的答復!”［1］(P348)種種跡象表明，捉襟見肘的經費，嚴重地阻礙了革命的發展壯大。 此外是黨費收繳困難。如在九江“名義上有5個支部，同志有30余人，不能開會，繳費談不到，如要則以為剝削他們，他說:‘我不向你要已經好，你還要剝削我嗎?’”［7］(P75) 幾個月不繳納黨費，無故不到會的在不少的支部都是存在的。同志散漫，不肯到白色區域和紅軍中去工作，泄露秘密，討厭開會，不交黨費，就連支部書記也認為:“黨費只是財政上的關系，忘記收黨費的責任”［15］(P205)。以致組織決議案中特別強調:“今后須特別注重支部工作，經過支部起群眾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經常組織工作和按期開會等要嚴格的執行，這些都是樹立黨的基本組織的工作。再則全體黨員應嚴格的執行交納黨費的義務，黨費以有收入者為標準，各級黨部都要按月計算黨員的實數，要做到依黨費核算黨員的數目。”［16］(P271)舉步維艱的黨費收繳工作，不僅減少了黨的活動經費，而且充分體現了黨的組織、滲透能力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又是“出錢買同志××罷工之錯誤”［7］(P248)的不正確的發動群眾行為時有發生，這一切使得江西革命遲遲沒有走向正軌。#p#分頁標題#e# 3．組織生活、組織紀律與上下級聯系 當時的革命活動并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具有“鐵的紀律性”。一是表現為黨員的退出與加入并不是我們所想象中的那么嚴謹。比如吉安小學教師彭世璞在1925年8月，因“革命是一個危及生命、妨害生活的活動”而自請退出，而在1926年1月，梁舜花、郭化非又重新介紹其入校，美其名曰:“同學彭世璞前因課務甚繁，而無余力從事本校工作，自請退學，本支校即行準許，現已卸減課務，在可能的范圍內的本校工作已能相當的擔任，今梁舜花、郭化非二同志特介紹他復入本校，本支校干事會已經準許。特此報告總校，請即備案。”［1］(P338)據當時的中共黨人李一氓回憶:“脫黨的情況在武漢極為明顯。(1928年)8月初，武漢國民黨頒布了《清查共產黨員辦法四項》，其中第三項就規定:‘有共產黨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內登報聲明反對共產黨或發表文字反對共產黨。’因為登脫黨聲明的人多了，以致漢口《中央日報》還專門登一個啟事說:‘奉中央命令，關于黨報登載脫離共產黨或聲明非共產主義啟事，非經漢口特別市黨部改組委員會審查蓋章，不得登載。因此，本報自即日起，凡不合上項手續的啟事，一概不代刊登。’這種啟事報上天天都有，少則一兩人，多則10來人。啟事的格式大概是這樣:(一)我曾誤入CY，旋因該團不合國情，已于四月間脫離關系，特此聲明。(二)敝人曾經由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因政見不合，早已退出，特此聲明。(三)我以前被人引誘加入共產黨，我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共產主義。”［17］(P28)黨員的加入與退出的隨意性，表現了革命初期的組織紀律性并不如人意。 二是黨的凝聚力與執行力非常有限。一直到1928年，黨組織還是非常松散。在黨的綜合性報告中，更是指出“全江西的支部沒有一個是能戰斗的組織，是能在群眾中起核心作用的，這話并不過火，但看支部對黨的工作黨的政策執行結果，便可充分證明。每項工作執行的成績，結果不能實現原所規定的十分之一二，有時竟至完全不執行，此外如不能按時開會，每個黨員不能積極作工作，這種現象，也是江西工作嚴重的大缺點。”［18］(P5)甚至有些黨員則“紛紛請求特委調任地方黨部工作，甚至以不調則自由行動來要俠(挾)。”［19］(P182) 與此同時，黨、團組織的運作更多是靠私人的感情來維系。這種現象的出現在革命伊始也是在所難免的。如1928年派人去安福開展工作，“歷經9個月，但所派的是異地的同志，找不著本地人，因此，工作非常困難。”［18］(P78)而相比之下，在江西的另一個地方的民眾因有多數師老(當地人對文化人的一種稱呼)革命所以也跟革命，并且分配工作時，又是以某人在某地能取得民眾信仰，就分配他去某地活動，因此各地工農為著感情的關系，雖然對于革命的內容不明白，也就又(由)紳士說話加入農民協會。這種家長式的領導和親朋好友式的動員，既是一種必然，也顯示出革命得以深入的障礙所在。 事實上，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團體相同，早期中共內部亦呈現出“思想的復雜性”與“組織上的松散性”。一方面，早期的黨員多是出于一時的熱情而入黨，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由于早期的黨員多是富有浪漫性的年輕學生，因此，欲求當時的中共成為有紀律、有組織、能耐久的團體，顯然不易做到。民眾對黨的組織紀律、黨費收繳和上下級關系是非常粗放、感性而又各取所需的。 三、身份認同與革命動員:中共黨人的應對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下此定論:如此“糟糕”的革命生態條件根本不適合革命活動。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舴蚝Ｒ虼脑谄洹吨泄渤晒Φ纳鷳B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45》［20］一文中，用大量數據證明:一般人所著眼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的因素，如農村的土地制度，佃戶在農村中的比例，地方現代化的程度，農民民族主義的高漲，都不能單獨的解釋或者說從整體上說明共產黨在整個中國各個環境完全不同的地區的成功或失敗。也就是說，在結構性條件和中共成敗這兩種現象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他所得的結論是共產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人本身的行為。在這里，他所指的“行為”包含著一系列的概念，例如，革命運動本身的可行性和生命力，革命組織發展的內在過程，人員的素質構成，以及吸收新成員的嚴格程度。這一研究模式對我們如何分析贛南、閩西革命的興起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這種身份的認同就是來源于革命分子“消解”在民眾之中。在贛西南的東固，“這兒沒有蘇區那種熱鬧場面，看不到蘇維埃的名義，也沒有農民協會招牌，尤其明顯的是沒有燒房子的現象，第二天到東固所見亦如此。在此之前，紅四軍所到之處，總是打土豪，要燒掉舊的衙門，警察所等等國民黨行政機關，在東固地區卻沒有這種事。然而紅四軍三千余人一到就有軍需供給，不僅有飯吃，還有蔬菜、豬肉吃，經常有人送東西來，我們住了六七天，沒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較好。”［21］(P133)在寧都，蘇區老革命同志張元標回憶:“1927年這里就開始了革命，當時有一個叫郭庭遠的同志受湖南省委的派遣，來到寧都。后來由寧都縣中學校長賴奎軒(高田人)介紹，到我們這里來。名義上是教書，實際上是開展革命工作的。郭庭遠同志不僅會教書，而且會做郎中(醫生)，又會種田，很受老百姓的尊敬。”［22］(P284)1928年2月，以教書為名到寧都進行革命活動的中共黨員賴金聲，“原姓鄒，因賴姓為當地大姓，為工作方便改姓賴”［23］(P25)。1928年春，“閩西特委派李天富、羅化成兩同志來到才溪組織秘密農會。他們以算命測字的職業作掩護，秘密地作黨的地下組織活動。他們白天穿長袍子裝做算命的人，到處去給人算命測字，晚上就聚集工農群眾在祠堂、廟宇內，有時也在山崗上的森林內或沒人住的房屋里開會，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組織秘密農會，吸收個別先進可靠的工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24］(P4)1929年的龍巖縣各鄉小學教員，一般都是共產黨員，白天教小孩，晚上辦夜校教成年農民，夜學又設拳術館練武，夜校學生差不多都是秘密農會的會員［25］(P64)。1929年，“賴振標同志以做裁縫為掩護，從信豐縣進入全南的社逕、爐逕、白石下一帶，組織過農民武裝暴動”［26］(P2)，旨在把革命的火種帶到廣東接壤的“三南”地區。1930年，安遠的茶梓暴動之后，以賣布為掩護的陳林和“信豐暴動失敗后，到曉龍教書的共產黨員曹天谷，”相繼在信豐的曉龍，進行革命活動［27］(P2)。#p#分頁標題#e# 革命分子以一種農民可以接受的職業方式走進了農民的生活，同時革命的理念也就潛移默化滲透至農民的心田。中共黨人教唱的山歌是“不怕強盜不怕偷，不怕鬼子來燒樓;舊樓燒掉不要緊，革命成功蓋新樓。”［28］(P26)龍巖后田暴動的第一個春節，夜校的學員主動地為貧苦農民寫革命春聯:“欠租久債用刀還盡，有槍有炮快樂過年。”［28］(P38) 總之，走向鄉村的中共黨人首先贏得農民的認同，有耐心、有步驟地進行其革命活動。據回憶，農民運動的先驅———彭湃“個頭不高，身著普通農民的衣服，腳穿草鞋，不論走到那里，都能和群眾談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農民家里吃飯，飯碗上沾著雞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來就吃。這一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很佩服他。”［29］(P46)任《紅色中華》主編的王觀瀾，經常到附近農村去調查情況。有一天，他和一位鄉蘇維埃主席通過一條田間小道到另一個村莊去，迎面走來一位挑擔子的老?。田埂太窄，無法相讓。他一邊和老?打招呼，一邊毫不猶豫走下田埂邊的水田里，腳上的鞋沒有脫，褲腳也沒有挽。年輕的鄉蘇維埃主席不解地問他，為什么鞋也不脫就下了水?他認真地回答:“你看他的擔子多沉重，不能叫他等著，更不能叫他讓。舊社會當官的出來要鳴鑼開道，老百姓得規規矩矩讓他們。我們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在群眾中間工作，不讓他，不就變成官僚主義了嘛!”［30］(P302－303)從中可以看出，適應農民生活，從民眾角度考慮事情，讓他們獲得了身份認同。而職業的俗化與多樣化，更為增進了其與民眾的交流。 從生活處境來說，貧窮不是革命惟一要素或者說貧窮不是就必然導致革命。贛南、閩西的民眾相比其它地區并不是更為困苦，甚至有的地方還較為安逸，但這并不意味著這里不存在革命動力，關鍵是，這種潛在的力量能否被調動、激起與發揮。四一二國共分途之后，中共別無選擇地走向贛南、閩西的鄉村，不多時日，形勢有所改觀:“1930年3月1日，紅軍在江西發展強大，魯滌平等向叫苦，江西貴溪縣長電稱:‘屬縣匪共猖獗，靖衛隊迭次失利。’……3月14日，魯滌平電，謂:‘興國失陷，贛城危在旦夕’。3月15日，紅軍圍攻贛州。劉峙電，謂‘查贛西各縣，十陷五六，遷延時日，中毒益深，舍今不救，后將不治，以全局言，閻馮勾結，暗謀不軌，固有燃眉之急，而贛省匪共日加蔓延，權衡援急，擬懇并愿兼籌，增調得力部隊，統一指揮，責成認真痛剿，以安內外。’”［31］(P77－78) 毫無疑問，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央蘇區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尤其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之力、堅忍不拔之志和腳踏實地之功。憑借著中共的這些特質，可以說無論是“三年兩不收，還有余糧下贛州”［32］(P2)的江西瑞金，還是在“商賈樂于市，耕者有其田”［33］(P128)的龍巖附城，革命之火終究在蘇區熊熊燃燒。總之，沒有廣大農民的參與，中共黨人的革命也只能是一場“書齋里的革命”;而沒有革命者那種堅韌不撥、愈挫愈強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深入、不怕犧牲、靈活多樣的革命策略與行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農民也難以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