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險范例

21世紀影響人類健康的三大問題包括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和不孕不育?？觳臀幕⑶榫w壓力、環境污染等生活方式和環境因素正破壞著人體免疫力，并增加了原癌基因在體內變異的可能性。美國癌癥權威研究機構的報告指出，不良生活習慣占致癌因素的35％，通過消除或減少已知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因素風險可減少1／3～2／5的癌癥新發病例［1］。隨著篩查手段的進步和治療水平的提升，許多疾病被早期識別，兒童、青少年患者日益增多，惡性腫瘤發病年齡呈現年輕化趨勢。2018年全球癌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癌癥發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中國國家癌癥中心統計數據顯示，平均每天超過1萬人被確診為癌癥，每分鐘有7．5人被確診為癌癥［2］。同時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多數癌癥患者的預后得到明顯改善，生存率大大提高。數據顯示，2003—2015年間，我國大多數癌種的年齡標準化5年相對生存率均有所提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子宮體癌、甲狀腺癌、宮頸癌和骨腫瘤［2］。發病年齡年輕化，預后與生存率的改善，以及患者和家屬對生存質量和生育要求的提高，是惡性腫瘤治療面臨的全新挑戰。惡性腫瘤治療可采用手術治療、化學治療（簡稱化療）、放射治療（簡稱放療）和內分泌治療等綜合方案，但治療的同時可能會損害患者的性腺功能，導致女性月經紊亂、閉經甚至不孕。為關注患者身心狀況和治療后生存質量，保留女性生育力、器官功能和形態，腫瘤治療模式已從傳統的腫瘤治療模式（即手術治療和放、化療）向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化。人性化的治療已成為21世紀惡性腫瘤治療發展的趨勢。婦科惡性腫瘤治療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治療腫瘤、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而是逐步轉移到提高患者的生命質量、維護患者健康狀態的更高層次。保留生育力治療是婦科惡性腫瘤人性化治療中的重要內容，越來越受到臨床醫師的重視，并逐漸成為婦科惡性腫瘤領域研究的熱點和亮點。腫瘤生殖學（oncofertility）是一個將腫瘤學與生殖醫學交叉整合的新興學術領域，于2007年由美國著名婦產科學教授TeresaK．Woodruff提出。在保證疾病治療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保護惡性腫瘤放、化療患者的生育力，實現延長生命與保留生育力的平衡。腫瘤患者的生育力影響因素分為患者因素和治療因素兩大類，前者包括確診年齡、治療時限、性別、治療前生育力、惡性腫瘤部位和分期，后者包括化療、放療、手術治療。女性患者的生育風險評估和個體化治療策略，應由腫瘤學、生殖內分泌學、遺傳學、圍生醫學和心理學專家共同組成研究團隊來制定。在腫瘤治療前，醫務工作者要與患者和家屬進行充分的病情溝通，告知治療對患者生育功能的影響，并提出可行的保留生育力的措施。

1婦科腫瘤的治療手段

1．1手術治療

以宮頸癌為例，至少有40％的患者在生育年齡期間發展為早期宮頸癌，ⅠA1期淋巴管癌栓陰性的患者發生淋巴轉移的概率非常低，但在手術時錐切標本切緣距離病變至少8mm且陰性才被認為是安全的；反之，若切緣陽性，則需進行重復錐切術和根治性宮頸切除術，但此類患者還可保有生育力。既往認為，出現腫瘤直徑＞2cm、宮旁受累或盆腔淋巴結轉移的ⅠB1期宮頸癌患者，在治療時無法實現保留生育力的目的；如今依托有效的先期治療，采用新輔助化療＋擴大宮頸錐切術可以最大程度地減輕腫瘤負荷，從而保留子宮，取代了傳統宮頸癌指南中的根治性宮頸切除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對ⅠA2至ⅠB1期宮頸癌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3］的結果顯示，經陰道宮頸冷刀錐切術＋腹腔鏡盆腔淋巴結清掃術或全腹腔鏡子宮頸廣泛切除術的患者與對照組患者相比，淋巴結清除率，子宮骶韌帶、主韌帶和陰道長度，以及術后隨訪復發率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然而，手術導致宮頸縮短會提高早產的發生率，孕中期宮頸環扎是其有效的預防性措施之一。在妊娠期間手術更易增加流產、早產和宮內感染的風險。從自然受孕率上看，陰式手術、腹式手術和腹腔鏡手術治療后的成功率分別是30％、15％、56％［4］，可能與術中盆腔神經受損有關。而腹膜外廣泛性宮頸切除術和盆腔淋巴結清掃術可以減少對腹膜內的損傷，保護子宮動脈、髂腹下神經和骨盆內臟神經，但其療效和保留生育力的效果仍有待考證。上皮性卵巢癌的高發年齡為50～60歲，但是目前卵巢癌的發生年齡逐漸趨向年輕化，因此仍有一部分患者有生育需求。手術治療是卵巢癌的首選治療方法，對于上皮性卵巢癌Ⅰ期患者，可采取保留生育功能的手術，即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單側附件切除或單／雙側卵巢腫物的剝除，同時切除腹主動脈旁淋巴結，并盡可能清除至腎動靜脈水平，在清掃盆腔內淋巴結時需將髂總血管、髂內和髂外血管、閉孔筋膜和神經上的淋巴結全部清掃干凈。術前必須評估保守治療后的生存和復發情況，包括以下要點：首先，評估進行保留生育力治療后的5年生存率能否達到95％；其次，評估保守治療的療效是否與根治手術相當；再次，評估腫瘤的復發模式，如有研究［5］結果顯示，僅在對側卵巢中復發的患者無病生存率更高。已知子宮內膜樣和透明細胞腺癌均由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發展而來，因此在實施保留生育力的手術時需確保對側卵巢內沒有子宮內膜異位病變殘留。目前對于Ⅱ或Ⅲ期卵巢癌，無論其組織學亞型如何，仍屬于保留生育力手術的禁忌證。

1．2放、化療

放療可使卵巢體積縮小，皮質萎縮，卵泡喪失，不能產生成熟卵泡，而且放療所導致的卵巢功能衰竭多為不可逆的。化療也是卵巢功能下降甚至衰竭的重要原因，可導致卵巢的細胞凋亡，造成結構與功能的損傷。化療造成的卵巢功能下降程度取決于個體的卵泡儲備量，年輕患者由于卵泡儲備較多，發生卵巢功能早衰、提前絕經和閉經的風險相對較低。不同的化療藥物對卵巢功能的影響程度不一，按照藥物生殖毒性高低可分為3類：①高危藥物，包括環磷酰胺、白消安、氮芥等；②中危藥物，包括順鉑、卡鉑、多柔比星、紫杉醇等；③低危藥物，包括博來霉素、放線菌素D、長春新堿、甲氨蝶呤、氟尿嘧啶等。因此，對于行保留生育力手術的患者應盡量避免使用生殖毒性高危的藥物。同時，為避免化療藥物的短期致畸性，建議化療藥物停用6～12個月再考慮妊娠?；煂ψ訉m是否有毒性影響尚不明確，但放療會引起明確的子宮損傷，導致早產、新生兒低出生體重和產后出血風險增加。

1．3藥物治療

三胎政策對女職工的影響篇1

從單獨二胎、全面二胎到2021年三胎政策的出臺，我國生育政策的逐步優化，彰顯著國家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決心。人口政策變化的影響是深層次、多維度的。女性在生育上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人口政策的調整對女性生活與工作的影響首當其沖。二胎政策下女職工勞動權益保護本就不易，三胎政策下其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有必要對三胎政策下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面臨的挑戰予以厘清，并基于女性主義法學的視角給予對策方面的建議。

一、三胎政策給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帶來的挑戰

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不僅包括女職工在勞動過程中所享有的與男性平等的權利以及機遇，還強調因女性特殊生理需求等因素而享受的特殊權利與利益。女職工在生育子女之時和之后，面臨的不僅是因生理變化而帶來的諸多問題，還會遭遇職場上的困境。三胎的生育勢必會加劇這些問題，給女職工勞動權益保護帶來挑戰。就業歧視或將加劇。平等就業權是勞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禁止各種形式的就業歧視為內容，而針對性別歧視更是通過多部法律法規予以規制。三胎政策的實施，或將加劇就業歧視的發生。這種歧視亦會涉及全部的女性求職者。首先，三胎政策的施行，意味著未生育的女職工有可能未來要休三次產假，用人單位的用工成本較之二胎政策之時可預見地增加。用人單位在招聘時，會更傾向于錄用男性職工，增加就業性別歧視發生的概率，而且多表現得更為隱性。其次，對于已生育一胎、二胎的已婚已育女性，她們不再是勞動市場上的“香餑餑”，因為隨著三胎時代的來臨，其競爭力已所剩無幾。第三，隨著政策的施行，已生育三胎的女職工，因傳統文化的桎梏及家庭與養育子女的牽絆，較之男職工在就業市場同樣不具優勢。

職業發展之路將多受掣肘。女性生育之后，尤其是在生育二胎、三胎之后，會因在照顧子女與家庭上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而產生工作時間難以保障、工作狀態時常不能保持在最佳、工作效率會有所降低等問題，因而被用人單位邊緣化，人為構建了女職工的“職業天花板”，從而在職業晉升、待遇提升等方面多有阻礙，并常常伴隨著用人單位侵犯女職工因生育而享有的合法權益的行為，如安排工作壓力較大或頻繁出差的工作崗位、在工作中刻意刁難等。雖有實體法上勞動權利的賦予，以及程序法上的救濟，但二胎政策具體實施的這幾年，女職工遭遇職場發展瓶頸或是導致女性生育意愿持續走低的重要因素，從而對國家生育政策的落實產生負面影響。與此現實相對應的則是生育三胎后，養育子女成本的激增會促使女性尋求職業發展的前景，以期獲得更為豐厚的勞動報酬。目前的特殊勞動保護體系或將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針對女職工的“四期”，即“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從規定女職工禁止從事的勞動范圍、生育保險待遇、勞動合同的解除等方面對女職工給予了特殊保護，但要注意的是這些關于女職工的特殊保護都是基于之前人口政策及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予以設計的，隨著女性自身素質提升及社會科技飛速發展、技術對產業的賦能，對女性禁止性勞動范圍的規定是保護還是限制？需要重新予以審思。此外，生育三胎時女職工的年齡普遍較大，而且要同時撫養三名子女，家庭負擔較之一胎、二胎時更為繁重，無論是身體狀況還是心理狀態都需要更多關注。

二、三胎政策下優化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的理論基礎

自從人類社會開始提出并倡導男女平等的理念，人們對女性在職場上的期待開始與男性漸漸趨同。人們對于女性的認知開始豐滿起來，既期待她們能夠適應作為獨立社會人的角色，又期待她們保有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既期待她們在職場上能夠獨當一面，又期待她們保有賢惠溫柔的女性特征。這是性別刻板印象在勞動場域對女性的禁錮。因此在構建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法律制度時，要深挖性別因素在其中的顯性或隱性關聯，真正幫助女性擺脫因性別差異而導致的劣勢處境，從制度上保障女職工的勞動權益。女性主義法學自產生以來，雖經歷不同流派之間的理論爭論，但其始終以探討兩性差異與平等、豐富平等的內涵與外延為主要內容，關注到了現有理論與制度中所忽視的性別盲點，是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問題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女性主義法學歷經多個學派，雖受限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各學派的學說觀點具有不可忽視的局限性，但在三胎政策下，基于女性主義法學的視角來討論女性勞動權益保護尤具有價值。最早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法學追求的是兩性在法律上的機會均等和選擇自由，并提倡通過法律制度來消除那些妨礙女性獲得平等機遇的歧視性法律制度。盡管其強調的僅是兩性形式上的平等，但結合當時的社會狀況具有時代意義的進步。因其對性別差異的回避，導致女職工得到的平等僅僅停留在法律條文層面，實踐中亦有可能將女職工置于更為被動的境地，對此我們要予以警惕。接踵而來的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則認識到了自由主義法學存在的問題，開始強調兩性差異，并提出立法者應對女職工采取特殊保護的規定，但其忽略女性自身能力的充分發揮在勞動過程中所能起到的能動作用，有矯枉過正之嫌。此問題仍是目前我國在建構女職工勞動權益保障制度時須妥善解決的。盛行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女性主義法學開始挖掘女性基于母性本能來撫育后代所體現的社會價值，承認職場母親遭遇的歧視，提出只有針對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殊經歷給予特殊的法律對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后現代女性主義法學則在反思先前學說的基礎上，駁斥了兩性平等與差異二元對立的觀點，以女性之間的內部差異為切入點來思考女性權益保護，反對統一的標準，反對性別刻板印象，這為在三胎政策下優化女職工勞動權益保護，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一、農村人口規模萎縮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作者：張培江 付強 李霞紅 孫如銀 李福軍 占新春 鄭樂婭 王玉軍 陳學英 單位：安徽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 安徽省天長市農業科技推廣中心

種子處理不到位，播種比較粗放。根據2009年在鳳臺縣調查，干籽播種面積占55．0%，清水浸種處理的占20．8%，大多數種子均未經藥劑處理，只有24．2%是經過藥劑浸種處理后播種的。播種方式更加粗放，播種深度有深有淺，播種質量較差。調查中發現，有的農戶就是因播種深度過深，而造成出苗不全，秧苗長勢較弱，成苗率低。播種量差異較大，少的不足52．5kg/hm2，多的在120．0kg/hm2。

草(稻)的威脅大。直播稻田雜草與水稻同生期長(比移栽稻長30多d)，直播水稻前期群體小，無水層或水層較淺，對雜草的控制作用較弱，雜草生長旺盛，“草欺苗”嚴重，防控難度大，從而導致水稻稀疏，長勢不好。近幾年，直播稻田“雜稻”大量發生，引起雜稻多的原因是上年秋收時遺落在田間的稻谷發芽長出的自生稻，影響稻谷純度和賣相。由于直播稻直接播在麥茬地里，稻種只是被1層薄土所覆蓋，落谷后一旦遇到強降雨將會直接導致農田的用藥、用工成本增加，而且還會污染環境。連續直播田塊雜稻防除目前仍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只能人工拔除，如果拔除不徹底，雜草(稻)比例會連年增加，給防治和環境污染帶來長遠的壓力。

抗災能力與氣象風險威脅。在沿江早稻，3月底至4月初，氣溫較低而且不穩定，直播早稻出苗慢，易爛谷爛秧造成出苗不齊。沿淮地區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正處于梅雨季節，易出現澇災，此時移栽稻、機插秧、拋秧稻已經處于分蘗期，耐澇能力較強，受洪澇影響不大，而直播稻正處于幼苗期，每年都有部分直播稻因澇毀苗嚴重。常規栽培粳稻抽穗期一般于8月中下旬，而直播稻抽穗期早的于9月上旬，遲的推遲到9月中旬，因而降低了水稻生產的安全性。據氣象部門分析，今后在結實灌漿期發生低溫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一旦低溫來得早或灌漿期遇到低溫寡照連陰雨天氣，必將引起大面積直播稻灌漿不足，結實率下降，造成減產甚至絕收，對水稻生產造成重大危害，氣象風險明顯大于其他播栽方式。

根系入土淺，倒伏風險大。直播稻由于種子入土淺，根系在表土層橫向發展，因此抗倒伏能力不強。安徽省沿淮地區2009年直播水稻生育后期未遭遇強風襲擊，但仍有部分倒伏。如生長后期遭遇強風，倒伏面積將大幅度增加。一旦出現倒伏，產量將明顯降低，甚至絕收。另外，直播水稻往往采取機械淺旋播種或人工免耕撒播的方式，土壤耕翻少、耕層淺，長期種植直播稻勢必造成土壤耕作層越來越淺。同時由于種植直播稻難以進行草還田，大量使用化學肥料，造成土壤板結，養分流失嚴重，土壤環境惡化，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種傳病害重，蟲害增多。水稻種傳病害主要有惡苗病和干尖線蟲病，傳統的防治方法是藥劑浸種，而旱直播稻多為干籽下種，浸種播種技術要求高，農戶很難掌握。有的農戶藥劑浸種一天，有的用浸種藥劑拌種，起不到防治作用。人工撒播水稻田，由于沒有株行，加上播種密度不均，造成秧苗疏密不均，通風透光條件差，蟲害發生較重，同時稻瘟病、紋枯病也偏重發生，灌漿中后期由于溫度較低，濕度大，稻曲病也常常偏重發生。

稻米品質下降。由于直播水稻生育時間縮短，而且抽穗期推遲，后期生長期間氣溫偏低，就會導致籽粒灌漿不足，粒重低，加工品質變劣，死米多，外觀質量低，口感也不好。

年10月以來，我市藥具工作在省藥具站的精心指導和市人口計生委黨組的領導下，具體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督促檢查，夯實基礎，不斷加強藥具工作規范化管理

市站督促各縣區藥具站不斷完善機構、人員、陣地建設。目前，全市十二個縣區（管理區），絕大多數都改善了辦公條件，新建了高規格的藥具倉庫，配強了人員、配齊了設備，確保了藥具工作的正常開展和健康發展。

全市進一步建立健全了各級崗位責任制和各項工作制度，制定了《市計劃生育藥具管理業務工作流程》，并對外公示《市、縣藥具管理發放工作流程圖》，接受社會監督，使各級藥管員職責明確、任務清楚、程序規范，確保了避孕藥具計劃發放和隨訪服務工作落實到位。同時，我們堅持計劃生育藥具工作監督檢查和通報制度，今年以來，分管科技藥具工作的副主任卿民華帶領藥具站的同志們深入到十二個縣（區、管理區）及鄉（鎮）、村督查、指導藥具工作并通報了督查情況。督查中我們堅持耐心細致、嚴格要求的原則，把檢查、指導、培訓融為一體，對在督查中發現的一些情況和問題，面對面幫助，手把手培訓，以增強基層藥管員的業務能力。通過這些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進一步強化了各級領導對藥具工作的重視，加大了工作力度，提高了藥管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工作水平，同時，摸清了基層真實的工作現狀，明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夯實了基層基礎，促進了藥具工作規范化管理的進一步落實。

二、深入宣傳，服務于民，不斷提高群眾對避孕藥具知識的知曉率

市站認真組織了各縣區開展“三下鄉”服務活動。元月15日，市“三下鄉”活動在冷水灘區普利橋鎮啟動之后，迅即在全市十二個縣（區）、管理區全面鋪開，各縣區藥具站借“三下鄉”活動的東風，大力開展了避孕藥具宣傳及免費發放活動。如寧遠縣印發了《避孕藥具知識手冊》；零陵區、金洞管理區開展了一系列“三下鄉”送溫暖活動，為群眾送資料、送掛歷、送避孕藥具；道縣在“三下鄉”宣傳服務中為群眾發放避孕藥具的同時，為五保老人、貧困老人及計生獎扶對象發放慰問金，并將避孕藥具知識和藥具送進瑤寨；新田縣在縣城文化廣場設立電子顯示屏，長期向群眾宣傳計劃生育政策法規、避孕藥具及生殖健康等知識；藍山縣人口計生委在縣市政廣場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元宵佳節計生藥具知識進廣場”的文化活動。江華、江永縣將避孕藥具宣傳及免費發放活動融入到“學雷鋒計生宣傳服務活動”之中等等。全市“三下鄉”活動紅紅火火，情暖人心。

同時，我們在創新宣傳形式、強化宣傳力度上下功夫，一是做好入戶宣傳。全市印制各種藥具知識宣傳單50余萬份送到育齡群眾手中。二是做實網絡宣傳。在各級人口與計劃生育網站中設立藥具知識專欄，通過互聯網傳播避孕藥具知識。三是做好陣地宣傳。各鄉（鎮）、村充分利用人口學校和人口宣傳專欄，對避孕藥具知識進行專題講座和宣傳，并制作宣傳版面進村入戶巡回宣傳。四是在大單位、大中專院校舉辦避孕知識講座，宣傳避孕節育知識。

一、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險權益保護的問題

（一）農民工的工傷保險難維權，醫療保險待遇低

其一，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維權難，主要表現為患職業病后維權難，工傷保險被變相攤派到職工個人身上。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農民工由于從事的職業最終導致患上職業病，可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用人單位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農民工可同時獲得民事侵權賠償和工傷保險待遇。然而實際處理這類事件過程中，走司法程序的很少，而是各個政府部門進行協調，從信訪維穩渠道解決。此外，根據我國的法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在繳費上實行用人單位單方繳費的制度。工傷是由于職業風險造成的，用人單位應當履行保障職工基本權利的義務，確保農民工在遭遇工傷事故后享有生活、就醫等方面有保障。我國規定用人單位負責繳納農民工工傷保險費，對于遭遇工傷事故傷害的農民工，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相關工傷保險待遇。然而，由于執法不利，許多同人單位沒有為農民工繳納個人工傷保險，或者變相將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分攤到個人身上而進行繳納。其二，農民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與否遵循的是個人自愿原則，但各地通用的做法是農民工只可參加大病醫保，不可參與綜合醫保。農民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繳費率從原則上按照當地繳費率進行確定，繳費基數則參照當地上一年的職工年平均工資計算，醫保待遇相當于新農村合作醫療，無法享受城鎮職工的綜合醫療保險。

（二）農民工的失業保險參保難，生育保險法律有待完善

我國并沒有將農民工納入到事業保險的覆蓋范圍內，使得農民工在參加失業保險上存在困難。農民工多數不在戶籍所在地打工，從事的職業具有的流動性和短期性特點。但國家仍強制用人單位以及農民工進行失業保險繳納，增加了二者的經濟負擔。同時，現有的法律未明確農民工在生育保險的覆蓋范圍內，使得農民工的無法獲得應有的生育保險保障，在生育期間沒能獲得物質幫助和生活保障。

二、農民工社會保險權益保護的建議

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后國家允許廣大農村農民脫離土地，到城市當中謀生，原本被固定于土地中的農民從農村向城市進軍。根據統計局的報告，我國農民工的數量超過2.3億且呈不斷增長的勢頭，農民工是我國餐飲、建筑等行業的主要力量。大量農民工的存在，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問題，增加了農民收入，也推動了國民經濟和城市的快速發展，對于現代化建設進程起到重要的一個作用。在各個行業，農民工運用勤勞的雙手推動我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但農民工的處于權利的缺失和剝奪狀態，不利于社會公平和和諧社會的建設，亟需采取相應的策略保護民工的社會保險權益。

第一篇：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研究

一、引言

行政事業單位占用的各項資產均歸國家所有，其中包含了國家下撥的各項相關資產。行政事業單位資產是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同時也是實現其自身職能的重要物質保證。資產管理貫穿于各單位整個經營過程之中，但由于人們長時間將注意力集中于企業中的資產管理而忽視了行政事業單位的資產管理。行政事業單位在國有資產的配置、使用、處置等環節還存在不少問題，導致各單位資產利用率較低、國有資產管理成本過高的問題。因此，加強對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管理、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及浪費、有效提高國有資產利用率也就顯得頗為重要，同時也是建設低成本高質量服務型政府的有效途徑。

二、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未建立資產管理意識導致管理混亂

行政事業單位的資產購置主要來自于政府撥款，因此各單位本可能僅僅對財政預算以及資產追加予以重視，而忽略了對現有資產的管理及有效配置。且由于許多單位的資產均是由財政安排資金統一購置，同時也并沒有對這部分資產的使用及獲得劃定明確的責任，因此造成了管理混亂的情況，相關責任人對國有資產管理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一直以來，其國有資產均為按照部門進行分割管理，各單位的使用及占用均是無償的。由于是國家統一所有，并沒有個人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及增值等負有一定的責任，形成了產權分布不清、責任劃分不明、部門對固有資產管理意識淡薄的情況。

（二）部門預算形式導致重視購置而忽略管理

一、主要工作目標

根據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施意見等目標要求，2013年，“五險”擴面新增10萬人，基金征繳23.5億元。其中，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45萬人（含退休人員8萬人），新增參保2萬人，基金征繳14.8億元，覆蓋率97.7%；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50萬人（含退休人員12萬人），新增參保3.6萬人，基金征繳6.8億元，覆蓋率97.6%；工傷保險參保人數達到34萬人，新增參保1萬人，基金征繳6000萬元；生育保險參保人數達到24萬人，新增參保1萬人，基金征繳4800萬元。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覆蓋率達到90%以上；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240萬人，覆蓋率98%以上；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社會化發放率100%。

二、重點工作

1、擴大社會保險覆蓋范圍。繼續以社會保險擴面“幸福行動”為載體，堅持行政推動、宣傳引導、法律約束三管齊下，由市政府牽頭，多部門配合，縣區聯動，共同推進開發區企業擴面征繳工作，同時，做好新興經濟組織、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續保，解決農民工、建筑施工企業從業人員、被征地農民等特殊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對拒不依法參保繳費的用人單位予以處罰，并責令改正。

2、提升社會保險待遇水平。確保企業參保退休職工、機關事業單位參保退休職工、城鄉居民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提高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水平;統一全市醫療、生育保險政策，調整統一待遇水平;根據《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精神，推進我市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研究實施與商業保險公司的合作，開展大病委托經辦業務；解決機關事業單位女職工生育費用落實難問題。

3、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研究探索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鄉、區域社會保障統籌協調。實現老農保和新農保制度間的政策銜接，將老農保資金納入新農保信息系統管理;將經濟開發區、市湖濱新城、市洋河新城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業務由宿豫區經辦機構經辦，劃入市中心直接經辦，為下一步市區統籌打基礎。

4、推進社會保險信息化建設。加快“金保工程”建設，推行應用社會保險管理信息系統核心平臺三版功能，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系統并入全市統一應用系統;加強社會保險基層平臺標準化建設，實現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四不五有”和企業職工參保、查詢、待遇領取資格認證、退休人員社區管理、居民醫?；I資等服務功能；開展醫保異地就醫聯網結算信息系統建設，實現聯網結算功能;提高社會保險數據質量，為發行“社會保障卡”做好相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