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原因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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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1

韓國到新加坡：

一瀉千里的生育率

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都曾經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為了應對失業與住房兩大難題，當時為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有著強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政府實行“家庭計劃”，提倡“兩個就夠了”。1968年推行合法墮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1987年開始大幅度調整政策、鼓勵生育，但生育率始終無法回升，現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寬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臺灣地區也開始實行“家庭計劃”，提倡“一個不算少，兩個恰恰好”的政策。隨著經濟的起飛，生育率從1963年的5.47不斷下降，1984年開始低于更替水平。臺灣1992年將人口成長目標由過去的“緩和人口成長”改為“維持人口合理成長”。2006年再次提出“實施人口教育，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仍難阻生育率下降勢頭，2010年臺灣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韓國早在1962年開始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從5.5左右不斷下降，1983年開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人口學界就“是否繼續鼓勵少生的生育政策”展開辯論。結果開明派占了上風，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轉而實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沒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繼續下降，2005年甚至降低到1.08的極度危險水平。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勵生育需要的“動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說明傳統生育文化還沒有完全破壞，各項經濟設計也還沒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臺積極的人口發展戰略，生育率還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國、法國、英國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臺人口發展戰略，生育率都出現回升。

從1986年到1996年這10年，是中國臺灣、韓國鼓勵生育的最后時機，但是由于人口學家們的誤導，這兩個地區并沒有及時出臺鼓勵生育政策。新加坡也錯過鼓勵生育的最佳時機，但相對于韓國和臺灣來說還算干脆利落，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勢頭，讓生育率穩定在1.7的水平長達10年之久，而臺灣和韓國生育率卻很快就一瀉千里。

沒有民“生”，就沒有民生：難以持久的“殺雞取卵”

發達國家在20世紀40年代之后總撫養比一直穩定在50%左右（二戰后的嬰兒潮期間還稍有增加），總勞動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經濟一直保持上升勢頭。但是2010年之后，勞動力開始減少，總撫養比開始快速增加，意味著占全球經濟份額即將下降。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其實是人口危機，是西方經濟衰退的標志。

以2005年為拐點，美國的總撫養比開始上升，這可能是美國近年出現的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不過由于美國的15-64歲總勞動年齡人口在本世紀內一直是不斷增加的，因此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彈性調整之后，相對于其他發達國家來說，前景將更為光明。

中國臺灣、韓國在1970年總撫養比還高達80%（“不堪重負”者多），當時是威權政治；20世紀80年代后期，總撫養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轉型的人口結構），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熱情高漲，完成了政治轉型。

沒有民“生”，就沒有民生。2016年后，臺、韓勞動力將負增長，可能會走日本20世紀90年代經濟衰退的老路。韓國由于2001年以來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勞動力短缺程度將超過日本。韓國漢城大學社會學教授殷基洙說：“除非能把人口問題處理好，否則，韓國社會將會在20至30年內崩潰?！?/p>

從國際經驗看，自“二戰”以來，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少數國家和地區，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雖然人均GDP產量高于拉美和馬來西亞，育齡婦女人均生育率卻不到拉美和馬來西亞的一半，這種“殺雞取卵”的東亞發展模式注定無法持續。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2

關鍵詞：總和生育率； 累計生育率；數據質量

【作者簡介】王謙，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 引言

用以刻劃、描述生育水平時期狀況的指標――總和生育率近些年來的調查數據持續偏低，因而在判斷、討論我國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時，累計生育率的調查結果屢屢被采用。郭志剛教授近年來連續著文，在估計我國1990年代以來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變化規律的同時，多次指出“隊列平均子女數（累計生育率）不能作為當前TFR的估計”（郭志剛，2008）。受郭志剛教授觀點的啟發，本文試圖探討隊列累計生育率在分析我國生育水平下降趨勢中有哪些獨特的優勢，并通過隊列累計生育率的變化推斷近年來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變化趨勢和水平。

2 兩個用來計算生育率的指標

按照人口統計學對統計指標的定義，總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婦女各年齡別生育率之和，隊列累計生育率則是某個年齡（組）婦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數，超過49歲的婦女完全度過了育齡期，其累計生育率就是終身生育率。隊列累計生育率是該隊列婦女的實際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國的各種有關生育率的調查表明，我國婦女35歲以后生育的孩子數量極少，所以，我們常常用35歲（或35~39歲組）婦女的累計生育率當作這個年齡（組）的最終完成的生育率，這樣把婦女育齡期“縮短”一些，即將年齡上限由49歲降低到35歲（35~39歲），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既然沒有到49歲，就不是“終身”，所以本文使用“隊列累計生育率”）。不少人口統計專業書把總和生育率比作汽車在某一時刻的“瞬時速度”，而隊列累計生育率則是汽車行駛的“平均速度”。瞬時速度和平均速度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時間（比如一個小時）內瞬時速度保持不變，則瞬時速度所表現的數據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時間內瞬時速度不斷變化，那就要根據不同的瞬時速度累計距離后再根據

時間跨度計算平均速度。總和生育率是假設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婦女年度的生育狀況，當某一個年份的總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婦女的生育旺盛年齡從20歲到34歲為參照，至少要15年）不變，這個總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釋為，從這個年份開始，經歷了相應年度和相應年齡段后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隊列累計生育率是生育結果，某一年某一個隊列的累計生育率是這個隊列的婦女在這一年以前的各個年份經歷相應年齡生育率的綜合反映。如同瞬時速度和平均速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樣，總和生育率和隊列累計生育率是兩個不同的用來計算生育率的統計指標，自然不應混為一談。

3 兩個指標孰優孰劣

既然是兩個不同的人口統計指標，用來反映婦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狀態，直接比較二者的優劣似乎沒有必要、沒有意義，這里筆者僅僅把這兩個指標在統計調查時獲取的方便程度和調查結果的準確程度做一比較。

根據指標定義，要得到某年的總和生育率，必須調查到該年份處于育齡期每個年齡組的婦女人數和每個年齡組的婦女在該年份生育孩子的數量，如果計算生育旺盛期（20~34歲）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就要調查15個年齡組的婦女人數和相應年齡組婦女生育的孩子數。即使按5歲組計算，也要獲得20~24歲、25~29歲、30~34歲3個年齡組的婦女和她們生育的孩子一共6個數據。而要計算某個年齡組婦女的累計生育率，只需要獲得這個年齡組的婦女人數和她們生育的孩子數，一共2個數據。顯然，調查和計算隊列累計生育率比調查和計算總和生育率要簡單和容易。

注：① 前5列數據引自郭志剛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數據引自《中國人口統計年鑒》或根據年齡別生育率計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華（1996），第3、4列是郭志剛（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據相關的調查計算的。

② 第6列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變動抽樣調查公布的數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鑒》）計算。

③ 第7列數據引自國家人口計生委《2006年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抽樣調查數據集》。

再比較一下兩個指標的數據質量。進入1990年代，無論是由國家統計局還是由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的調查，無論是普查還是抽樣調查，歷次調查所獲得的總和生育率數據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學者、計劃生育實際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總和生育率真正含義的關心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質疑，而且是一致質疑――數據偏低！嚴重偏低?。≡斐善偷脑蚴置黠@，道理也不難解釋：由于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那些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婦女不會坦白地說出自己實際的生育子女數，她們為了躲避處罰，一定要千方百計地隱瞞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調查的當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調查得到的孩子數量必定低于實際出生的孩子數量，由此計算的年齡別生育率必定偏低，總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僅“偏低”遭質疑，“偏高”也遭質疑。2006年國家人口計生委的調查公布2005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74，比近些年調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總和生育率數據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學家分析了調查的原始數據，發現20~29歲年齡組未婚婦女缺失較多，估計是人口流動外出打工所致。有的專家通過典型調查發現，流動在外的人口中相當一部分是回到戶籍地生孩子并且養育孩子一段時間。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動造成戶籍地未婚婦女缺失、“分母”減少；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應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齡組的生育率 “提高”了，影響到總和生育率也相應“提高”了！國家人口計生委的公報則指出總和生育率升高的一個原因：由初婚堆積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積――總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別為 1.23和1.16，一孩總和生育率在這兩個年份分別為 1.07和1.23。偏低不對，“偏高”也不對，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認可呢？也難怪，近20年來不同調查所計算的總和生育率總是不“一致”（見表1）。在對調查數據“偏低”的質疑下，不同機構和各方專家利用各種調查的資料對近年來的總和生育率進行了各種修正、估算、推斷，從1.3、1.4到1.8、1.9，可謂五花八門、林林總總，于是近年來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覺撲朔迷離了！官方的口徑則多年未變――“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號內的數據根據2006年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進行的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抽樣調查結果計算，其余的分別出自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資料集。

與對總和生育率的普遍質疑相比，近些年幾乎沒有看到、聽到對于隊列累計生育率質疑。把近些年來各種調查有關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據列在一張表中，我們發現，這些來自不同調查的數據竟然驚人地一致（見表2）！不僅是不同部門（國家統計局、人口計生委）組織的不同調查（普查、抽樣調查）數據一致，而且不同調查相關的年齡組，數據也都是一致的！ 比如，1995年35~39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為2.028，2000年40~44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為2.05，2005年45~49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為2.09。數據一致就能確定數據準確嗎？為了“證實”，我們不妨先“去偽”：第一，造成總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對調查、計算隊列累計生育率影響不大。因為計算35~39歲組隊列累計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為90％以上發生在調查前5年（即被調查對象30~34歲以前），甚至更“久遠”。在調查的時候，這些生育行為所涉及的孩子已經超過了5歲，很難再隱瞞下去；如果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已經接受了處罰，也就沒有必要隱瞞了。所以，被調查對象可以如實地報告自己已經生育的孩子數。而且，因為計算累計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婦女生育孩子的數量，與生育孩子的年齡無關，與生育行為發生的時間無關，也就是說，即使生育行為發生在距離調查時點比較近的年份，被調查對象也可以任意改變生育的時間，卻并不影響生育總量的調查結果。如果是計劃外生育，那么生育發生的時間越早，罰款的標準越低。因此，那些近年來有計劃外生育行為的被調查對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時間向前推的條件下，如實回答生育的數量。這樣不會影響隊列累計生育率的計算結果，但會造成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總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則幾乎不會影響35~39歲組的人數，因為35歲以上的婦女未婚比例極低。即使35歲以上的婦女中有一部分因為外出沒有接受調查，然而她們生育的孩子同時也沒有計算在內，因此，并不影響計算該隊列的累計生育率。去“偽”存“真”?，F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近些年調查得到的隊列累計生育率是相當準確的。

4 隊列累計生育率的變動說明了什么

既然隊列累計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個指標，而且多年來多次調查的數據質量都比較好，那么在總和生育率調查數據的準確性普遍遭到質疑的情況下，我們不妨通過隊列累計生育率觀察、分析一下我國近年來的生育率變化。

4.1 確實反映了實際生育水平

在國家人口計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根據2001年35~39歲組婦女的隊列累計生育率（1.88），結合對于總和生育率的估算，認為“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剛教授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在生育轉變中用這類隊列平均子女數（即隊列累計生育率）作為當前真實生育水平的估計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并將誤導我們對當前生育形勢的認識”。對于郭教授根據人口統計學原理明確指出的“隊列平均子女數不能作為當前TFR的估計”，筆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節所談就表明了這一點。其實，國家人口計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并沒有將“隊列累計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混為一談，而是根據調查得到的35~39歲這一批已經基本完成了終身生育的婦女隊列累計生育率強調實際生育水平是1.8。筆者是國家人口計生委分析報告的撰稿人之一，報告中這樣解釋實際生育水平既符合隊列累計生育率原本的含義，也是為了回避總和生育率“偏低”的尷尬。

但經郭教授批評，筆者現在感到，報告中表述確實不夠嚴謹，容易造成誤解和誤導。

4.2 主要反映了“過去”而不是“當前”的實際生育水平

35~39歲隊列婦女的累計生育率所包含的是這個隊列的婦女直到調查時的全部生育子女數，是她們在進入育齡期后各個年齡的生育率之和，與她們在30~34歲組的累計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計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歲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實際上，無論是總和生育率還是隊列累計生育率都表明，婦女的生育高峰年齡在20~29歲，因此，某一個隊列的婦女的累計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這個隊列的婦女在度過20~29歲時相應年份的生育狀況。按照時間推算，2000年35~39歲婦女的累計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這批婦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狀況，2005年35~39歲婦女的累計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這批婦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狀況。

4.3 生育率是“持續下降”而不是“保持穩定”

根據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個年份35~39歲年齡組的累計生育率從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實際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F在看來，在2000年，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應該是處于下降的過程中，而不是當時的形勢分析報告中所說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時做出“下降”判斷把握還不很大，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和國家人口計生委2006年的抽樣調查（兩個調查抽選不同人群），現在的結論應該是明確無誤的了。

累計生育率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怎樣變化呢？

隊列累計生育率不同于總和生育率（前面已經講明了），因此不能“用隊列累計生育率作為總和生育率的估計或替代”，郭志剛教授多次批評這種錯誤做法，筆者也認為這樣做是不妥的。不過，筆者以為，盡管隊列累計生育率不能直接用來替代總和生育率，但在總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不可靠”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考慮如何發揮隊列累計生育率的“特長”分析時期生育水平的變化趨勢，并進而根據隊列累計生育率的下降，間接判斷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說過，總和生育率相當于“瞬時速度”，隊列累計生育率相當于“平均速度”。從“瞬時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現的時間順序看，“瞬時速度”即總和生育率發生在“前”，是過程；而“平均速度”即隊列累計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結果。根據一輛車的“瞬時速度”，我們可以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它將行駛的“距離”，即使是“速度”不斷變化，我們也可以不斷地相應調整、計算“距離”，也可以相應地計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輛汽車在過去一段時間行駛的“距離”，我們可以計算經過這段的“平均速度”，卻無法確定這輛汽車在駛過這段距離的路程時每一時刻的“瞬時速度”。比如一輛車從天安門廣場開到首都機場航站樓，我們知道了汽車行駛的距離和所花費的時間，但我們并不能判斷這輛汽車在開往機場的路途中某一時刻的瞬時速度是多少（我們只能根據常識推測：這輛車在市內道路上行駛速度較慢，開上機場高速路后速度較快，經過高速路收費站時速度極慢，以后又加快速度開到機場航站樓）。

盡管我們不能確定這輛汽車在駛過這段距離的路程時每一時刻的“瞬時速度”，但根據“平均速度”，我們還是可以大致判斷“瞬時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對象是甲、乙、丙三輛車，已知它們在相同的時間行駛了不同的距離，每輛車的 “平均速度”已經不同了，我們可以根據“平均速度”的快慢，相應地判斷：行駛距離較長（比如從北京南郊開到首都機場）的甲車“平均速度”較快，其在這段時間內的“瞬時速度”也應當較快，而同樣時間行駛距離較短（比如從東直門開到首都機場）的丙車“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時速度”也應該較慢（即使它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當然，不排除在某個時刻丙車的“瞬時速度”可能比甲車快。至于乙車，其行駛距離介于甲車和丙車的行駛距離之間（比如從天安門廣場開到首都機場），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車和丙車的“平均速度”之間，其“瞬時速度”應該大致介于甲車和丙車的“瞬時速度”之間。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總和生育率和隊列累計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結論，只是敘述要稍微復雜一點：已知三個隊列（分別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婦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處于35~39年齡組，她們經歷了相同的生育年齡段（從15~34歲，可視為“時間”），這三個隊列婦女的35~39歲累計生育率（可視為“平均速度”）分別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瞬時速度”）應該比較高，第三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應該比較低，而第二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應該介于中間。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計算任何一個年份的總和生育率要涉及35個單歲組年齡的生育率或7個5歲組年齡的生育率，所謂“某個隊列的婦女經歷的生育年齡所對應年份的總和生育率”絕不是由這個隊列的婦女的生育率計算的，筆者只是考慮到處于生育旺盛年齡的婦女5歲組的生育率對于年度的總和生育率影響較大，同時為了較為方便地闡釋隊列累計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總和生育率與隊列累計生育率“錯誤地”對應起來。

于是，根據這三個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持續下降，我們基本上可以推斷：過去的一、二十年間，總和生育率也是持續下降的（當然，不排除個別年份的總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彈”一點）。

4.4 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6以下

既然總和生育率在“前”，而隊列累計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樣是顯示生育水平長時間持續下降，兩個指標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數值上要呈現出“時間差”，即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值比總和生育率的相應數值要遲幾年才出現。郭志剛教授利用多個調查的數據，研究了二者變化的時差，發現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時間差就越大（比如在上個世紀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幾年，二者大約相差7年。由此筆者推斷，2005年隊列累計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總和生育率就已經降到了1.67左右。

根據表3，進一步分析2005年35~39歲組隊列（即1965~1969年出生隊列）的婦女過去5年的累計生育率（即計算2005年35~39歲組累計生育率1.672與其在2000年30~34歲組的累計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設下一個隊列（即1970~1974年出生隊列）未來5年增加的累計生育率保持同樣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這個隊列在2010年達到35~39歲時，其累計生育率應該是1.51（1.4＋0.11＝1.51）左右。以這個未來的累計生育率水平為參照，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經下降到了1.6以下。

5 小結

總和生育率與隊列累計生育率是反映婦女生育水平的兩個不同的指標，不應混為一談，也不能互相替代?？偤蜕实恼{查和計算出現誤差的可能性較大，而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據質量比較高。利用比較準確、一致性很好的隊列累計生育率的數據，既可以直接認定1990年代以來我國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持續下降的結果，也可以判斷這個時期的總和生育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并且基本可以推斷總和生育率在近幾年已經下降到1.6以下。

鳴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郭志剛教授、張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榮教授給予指導，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齊嘉楠、韓楓協助匯總數據，在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郭志剛. 對中國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與討論. 人口研究， 2004；2

2 郭志剛. 關于中國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討論. 人口研究， 2004；4

3 郭志剛. 再論隊列平均子女數不能作為當前TFR的估計.中國人口科學，2008；5

4 王謙，郭震威.200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No.3(200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 王謙，郭震威.2002年人口與計劃生育形勢分析報告，《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4(200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6 國家人口計生委.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公報――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2007年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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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務院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就業和社會科技司.

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Analyzing China’s Fertility Trends Using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nd discusses the utility of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in analyz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trend in China. Th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show sustained declining fertil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on which estimates are made that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dropped to below 1.6 births per woman.

Keywords: Total fertility rate;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quality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3

1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4

關鍵詞：初育年齡;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終身生育率;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訂日期：2015-01-0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人口變化，城鄉人口流動，和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71361140370）;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APD）。

作者簡介：鐘甫寧，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農業大學中國糧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亞楠，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變遷一般規律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進入9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并沒有帶來人口的迅速減少，2012年全國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長水平。這主要是由于過去高生育水平積累起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對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長在發揮顯著的促進作用，即人口年齡結構中育齡婦女占有較高比重，以及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帶來的結果。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會導致未來人口的減少，一旦人口正增長慣性的作用消失殆盡，負增長慣性取而代之發揮作用，便會加劇人口減少的速度。為避免因到時再來提高生育水平而無法有效及時地抑制人口負增長以及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政府已經頒布并開始實施適當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例如允許“雙獨”、“單獨”家庭生育二胎?？梢姡骄垦谏w于人口年齡結構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長水平以及蘊藏在人口年齡結構內部的人口增長慣性，對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長期發展趨勢，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內已有學者關注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以及人口增長慣性問題，研究發現，早在1990年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就已由正變負，人口負增長慣性正在逐漸積累起來[1-2]?？傮w而言，這類研究基本是針對不同時期人口增長趨勢的分析與模擬，盡管能夠直觀地給出具體一段時間內或某個時間點上的人口總量，但卻需要建立在穩定人口的假設之上，即年齡別生育率與死亡率保持長期穩定不變^[3]，也就是要求同一時期各年齡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顯然這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尤其是在社會變遷比較明顯的時期。

從本質上講，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實際測度的是代際間的年均更替率。婦女終身生育率、出生嬰兒性別比、婦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間隔是構成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主要參數。但是，平常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未結束生育期的年齡組（隊列）婦女的終身生育率，而能夠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齡組（隊列）婦女當年生育率并加總得到

總和生育率。這是很多研究會直接應用總和生育率分析時期角度的人口內在增長水平，而非應用終身生育率分析隊列角度的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對于前者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方面，應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結果無法代表任一真實人口隊列的增長水平;另一方面，總和生育率的較強波動性將難以對長期人口發展趨勢進行穩定的預測。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問題，雖然無法直接刻畫出不同時期的人口規模，但至少能夠作為時期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的一個有益補充，根據各年齡人口的真實變化趨勢分析具有不同年齡結構的人口的長期發展規律，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未來人口的變化方向及增減速度。然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縮短甚至消除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強的實際意義？

隨著研究者們對總和生育率的深入認識和分析方法的不斷改進，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實現總和生育率對終身生育率的估計。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規的總和生育率會因為時期生育年齡的變動（所謂的進度效應）而產生顯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簡稱BF方法^[4]，該方法一經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學界的廣泛熱議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一些研究對于這一指標到底在測量什么提出了質疑[5-7]，因為它既不是對時期生育水平的估計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終身生育率^[8]。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對該指標進一步改進的方法，并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比較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和終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隊列生育率變化很慢，沒有顯著波動，而時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狀變化也很小的當代歐洲人口^[9]。顯然，這種轉換方法也并不適用于任何一類人口群體。

筆者在一項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齡對終身生育率進行測度的嘗試，并驗證了該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10]。作為后續研究，本文將進一步以預測效率和穩定性為標準，比較初育年齡測度法與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討上述兩種方法在預測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方面的差異。以此為依據，本文將從隊列視角揭示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潛力，并結合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征探討未來中國人口可能的發展趨勢。目的在于與時期性質的人口變動水平進行對比，從另一個側面為長期人口預測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合理的理論依據。

二、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1.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及其對終身生育率的估計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就已研究發現總和生育率無法準確反映生育數量的變化：受生育時間變化的影響，即使實際隊列的終身生育水平不發生改變，年度間的總和生育率也會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應用一個人口中每個隊列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化量對這一扭曲進行調整的思想^[11]，在此基礎上，邦戈茨和菲尼進行了進一步的提煉，將這種扭曲稱之為生育進度效應，并運用某一時期前后兩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齡差異作為調整系數，試圖用來消除該效應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數量水平^[4]。具體的調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數學表達形式做出解釋：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從上述公式可知，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僅根據不同胎次年齡別生育率數據進行調整，并不需要額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齡，ri是調整系數，公式（2）是經過整理后的簡便表達形式，其計算依據是以當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齡的平均數作為平均生育年齡年初值，以當年與下一年的均值作為年末值，最終用年末與年初的差值表示當年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動。如果當期的總體生育時間表現為向后推遲的狀態，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將大于TFR，也就是說實際的生育勢能并沒有在當期完全釋放出來，而是向后累積，觀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實的生育水平。當然，可能會出現ri>1、TFR*為負的異常現象，即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動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長溶運用中國的經驗數據證實的確會存在這種可能性^[12]。雖然這與數據的質量有一定關系，但主要應是由于該方法要求年齡別生育率曲線形狀不變、各年齡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齡的年變化幅度相等，一旦現實與這一強假設條件相差較遠，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的穩定性會變得很差^[13]。

隨著對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斷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礎上將生育率替換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種綜合考慮孩次結構與進度效應的調整指標TFRp*，并用歐洲多國的數據驗證了其較TFR*具有更強的穩定性^[9]。一般來說，新指標的穩定性如何是多數研究探討的焦點，因為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標準而難以對其效度進行評價。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備計算所需的數據，因此，暫時難以將TFRp*應用于中國生育研究中^[14]。

不過，邦戈茨認為，在特殊條件下，調整的總和生育率與那些在同時期內已達平均生育年齡婦女隊列滯后取得的終身生育率值還是可以比較的。例如，1965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平均生育年齡為25歲，那么該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對應的是1975年調整的總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總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動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終身生育率。盡管該方法較為粗糙，而且中國生育水平變化的實情確實很難滿足二者的可比條件，但這卻是目前為止最能夠簡單有效地將總和生育率轉換為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將其簡稱為總和生育率轉換法。

2.利用初育年齡對終身生育率的模擬

筆者在另一項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后一生育事件的發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礎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規律，另一方面根據初次生育時間選擇和終身生育數量的決策機制，推斷屬于前期生育行為的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數量高度相關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而且在統計學上得到了強力支持^[10]。該方法的具體思路是根據可獲得的時期跨度較大的15-49歲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分別計算出不同隊列的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率，采用雙對數模型進行模擬，另外需加入時間變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對終身生育率的影響，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過去高生育水平時期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率的擬合結果并不意味著可以簡單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時期的預測，關鍵在于人們對二胎生育的改變情況。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數人的最少生育數量為兩個孩子，那么當終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時，很難再按照過去的水平隨著初育年齡繼續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夠接受1個孩子的最少生育數量，那么二胎會同多胎一樣與初育年齡的變化高度相關，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緩下降速度。在中國，農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鎮，同時計劃生育政策也相對寬松，并且其生育觀念也較為傳統，2個孩子仍可能是多數農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數量需求。而在城鎮，僅生育一胎的家庭則會更多。當然，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地向城鎮遷移，以及城鄉間人口流動的加速，農村人口的生育行為會與城鎮人口逐漸趨同。因此，可以模擬當社會總體的終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時，未來人口全部遵循城鎮和農村人口兩種極端情況下的生育水平變化趨勢，并且根據農村和城鎮人口比重對其進行加權平均，從而得到更可靠的預測結果。

3.兩種估計方法的結果比較

既然初育年齡測度法和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均可以得到終身生育率的估計值，那么就能夠以真實值為標準對不同方法的結果進行穩定性和有效性的檢驗。根據1950-2012年中國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可以計算得到1950-1978年開始進入生育期的29個完整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從數據上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實際終身生育率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而1977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數值則出現了略微上升的現象，為考察這一變化是新的趨勢還是數據的異常情況，我們進一步估計了1979年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假設其相應的缺失49歲生育率數據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實際上是應用1950-1979年30個完整隊列的終身生育率真實值對上述兩種方法的結果進行評價，比較結果如圖1所示。

圖1初育年齡測度法與總和生育率轉換法估計值與真實值的比較

注：根據總和生育率轉換法計算1951-1991年15歲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需要對應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剛.時期水平指標的回顧與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據歷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年齡別生育率數據整理計算而得。

其中，CFR是30個育齡婦女隊列終身生育水平的真實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齡測度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別表示去進度效應和常規總和生育率修勻值對應的隊列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從穩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顯CFR*呈現出穩定的下降趨勢，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動性較高，且偏離CFR。調整過的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規總和生育率，體現為更加平穩的變化趨勢，但仍然明顯不如CFR*。從效度方面看，CFR*與真實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規和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在1951-1967年15歲的17個育齡婦女隊列中與真實值的偏差較大，而這些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恰好對應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總和生育率的修勻值，相對于其他時期而言，該時期總和生育率變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開始進入生育年齡的女性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與真實值之間的誤差有所縮小，并且變化相對穩定，這與中國進入8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變動幅度小相關。反向預測表明，應用總和生育率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歲一胎年齡別生育率數據計算初育年齡，則可以預測出1980-1991年進入生育期的12個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從圖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歲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水平繼續平緩下降。雖然對于這部分預測值而言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終身生育率以驗證預測的準確性，但可以與meanTFR*和meanTFR進行對比，結果顯示由初育年齡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介于兩者之間， 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變化趨勢，說明其預測結果至少不會與總和生育率估計法產生較大偏差。

計算終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測度相對穩定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從穩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個區間都遠遠優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與去進度效應和常規總和生育率修勻值相比，初育年齡法能提供對婦女終身生育率更穩定的預測值，因而更接近穩定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過去的經驗表明，由初育年齡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具有更高的準確性，但是，我們不僅無法觀察到婦女未來的實際終身生育率，甚至無法統計1980年以后年滿15歲的婦女的終身生育率，因而無法用實際觀察值來驗證預測值。然而，正因為無法得到觀察值而又需要預測，我們才需要相對準確的方法。如果解釋過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預測未來，則初育年齡測度法不失為一種相對較好的方法。

三、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盡管已有不少研究對時期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行了分析，并將其與常規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進行比較，說明隱藏在背后的人口內在增長勢能[1，3]。但從長期來講，應用終身生育率等隊列指標計算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人口增長潛力的表達。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齡測度法相比總和生育率估計法能夠有效、穩定地對終身生育率進行預測，這一結果能否繼續在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分析中得以體現，隊列角度的潛在人口增長水平究竟如何，這是進一步將要探討的內容。

1.涵義及計算方法

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r與凈再生產率NRR的計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齡的女嬰生育函數m（a）和存活函數p（a）。嚴格來說，有一點明顯不同的是，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是穩定人口假設下測量人口增長潛力的時期性質的指標;而人口的凈再生產率則表示育齡婦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數，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婦女能否在數量上“復制她們自己”，似乎作為隊列指標更為合理一些。若要將二者聯系起來進行分析，首先必須統一研究對象為真實隊列還是假設隊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討真實人口隊列的潛在增長水平，因此，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涵義將被解釋為兩代人之間的年增長率，具體的計算參數也均應用相應的隊列指標。

洛特卡將r與NRR的關系表示為如公式（6）所示，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等同于凈再生產率的對數與平均世代間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凈再生產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終身生育率CFR、出生嬰兒中女嬰所占比例S，以及育齡婦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齡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積^[15]，見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計算過程前面已有討論;假定年齡別性別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為一個不隨年齡變化的常數，這種近似也較為合理;而p（Am）的計算要相對復雜一些，需要通過構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為凈再生產率與粗再生產率GRR（不考慮婦女死亡情況）之比，引用王豐等測算的中國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1]，便可以得到歷年的p（Am）值。由于缺乏關于早期全國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統調查，因而無法轉換得到隊列性質的p（Am）指標。鑒于死亡水平的變化幅度不大，暫且以p（Am）的五年移動平均值代替在對應年份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隊列的p（Am）值。

科爾（Coale）證明平均世代間隔近似等于穩定人口和靜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兒年齡的均值，同時也證明了當死亡率曲線不是異常時（如戰爭、瘟疫），可以由年齡別生育率近似求得^[16]，具體表達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綜合公式（6）-（8），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可以表示為：

r=lnCFR+lnS+lnp（Am）T（9）

根據基礎的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出生嬰兒性別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凈再生產率數據得到的用于計算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各參數指標值如表1所示。

2.隊列角度的中國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由表1中的各參數值計算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即1950-1991年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間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據終身生育率真實值、利用初育年齡和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預測得到的估計值計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傮w而言，圖2中所顯示的不同增長率曲線形狀與各自對應的終身生育率曲線形狀類似，說明與人們的預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內在增長潛力的最主要的指標。然而，隨著生育數量逐漸穩定維持在較低水平，平均世代間隔的延長會成為促進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

圖21950-1991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同表1。

從圖2中可以看出，隊列角度的人口潛在增長水平始終保持穩定下降的趨勢，20世紀50年代15歲的育齡婦女從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間，這兩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進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現負增長現象，也就是說從1970年15歲的育齡婦女這一代人開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規模小于母親這一代的規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進入負增長時對應的女性終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間，高于普遍應用的2.1的更替水平，這主要與中國偏高的男女性別比有關，女嬰比例過低會造成人口提前進入負增長時期，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樣指出考慮高性別比在內的更替水平也應提高^[17]。

對于整個20世紀70年代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隊列而言，真實的以及由初育年齡測度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均為負值，代際之間的人口迅速減少;而由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得到的數值則體現為接近零增長水平的長期波動，直至80年代初期才開始出現負增長，明顯這與在其他參數指標變化不顯著時生育水平持續下降的事實相違背。雖然預測部分兩種方法的估計值水平較為接近，但仍可以從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變化態勢中看出，初育年齡測度法比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具有更強的穩定性。由初育年齡預測的20世紀90年代初15歲的育齡婦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數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減少。由于鼓勵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開始實施，而且最多也僅放寬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據過去的發展趨勢粗略外推，對于本文無法預測到的更年輕的育齡婦女隊列而言，其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將會繼續下降。

四、未來中國人口變化趨勢的簡要分析

結合前面對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齡婦女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估計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嘗試對中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進行簡要的分析。

圖32010年全國人口年齡結構

數據來源：《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2011》。

注：為方便結合隊列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行分析，這里的縱坐標解釋為對應年份15歲的人口隊列。

如圖3所示，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繪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形狀并不規則，有幾處明顯的缺口，從上至下的第一個缺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導致出生人口減少，然而隨后便出現生育的反彈，經過周期性重復，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減少，并且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展，第二個缺口有所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經過一輪世代更替，第三個缺口已經并不明顯，人口數量的變化趨于穩定。在這樣一個人口結構中，2010年處于生育期的育齡婦女（2010年15歲至1975年15歲）占有較高比重，對應類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過圖2可知，從1970年15歲的隊列開始，真實的人口增長就已進入負增長狀態，但從傳統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水平來看，中國人口至今仍表現為正增長。可見，父母一代的龐大基數掩蓋了子女規模不斷縮小的事實，從而保持總人口數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也是引起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人群逐漸進入老齡階段，這一因素對人口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會更為明顯。

然而，由過去高生育水平積累起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正在慢慢消失，總人口中比重較高的人群逐漸退出生育期，比重較低的隊列進入生育期，同時人口內在增長水平處于負增長階段，因此，中國人口逐步減少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現階段較低的生育水平又進一步為未來積累負的增長慣性，在兩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規?？s小的態勢將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例如，從2010年開始推測15年后的情況，也就是位于圖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個隊列整體進入生育期，即使終身生育率能夠恢復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難通過新生人口實現總人數的增長。正如前面所述，人們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會對人口增長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時也難以抵消負增長的勢頭，并且會加重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初實行的以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為目的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數的增加，但卻無法及時地抑制人口正增長慣性所產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實施的40多年間中國人口規模仍在不斷擴大。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關注的重點，但由其帶來的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會長期影響人口金字塔底部數量，更是不容忽視的。

運用初育年齡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將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縮短十幾年，也就是說在2010年的人口結構中，終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能夠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進入生育期的隊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進一步依據初育年齡的估計值預測更年輕的育齡婦女隊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而再結合生育模式便能夠模擬不同年齡結構下的人口變化情況。這樣既可以對過去人口增長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也能夠為預測未來人口變化提供一種較為科學的思路。

五、結論及建議

年度間的人口增長水平實際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內在增長潛力和由年齡結構決定的人口增長慣性兩方面的作用。為充分認識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本文以真實的人口隊列為研究對象，運用兩種不同方法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對中國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進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通過與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對終身生育率估計的方法相比較，證明初育年齡測度法在反向“預測”過去時具有明顯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現在和正向預測未來時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因而更有利于進行長期人口預測。初育年齡測度法的最大優勢在于有效縮短了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增強了運用終身生育率分析隊列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的實際可能性。

研究同時證明，在估計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方面，初育年齡測度法同樣要優于總和生育率估計法。研究表明，以隊列為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已經下降：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所生育女孩的規模已經小于其本身的規模，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進入負增長時期。根據我們的預測，90年代初期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其生育的女兒數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減少。另外，研究還發現，對應正增長到負增長轉換臨界年份的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為2.28，高于普遍認為的2.1的更替水平。這與中國偏高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相關，因為新生嬰兒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婦女更高的終身生育率才能維持整個人口的替代率。

有關人口的決策一方面需要對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年齡結構作用的人口慣性增長。結合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繪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中國總人數仍呈增加態勢的原因主要是處于育齡期的人口占有較高比重，以及人們預期壽命的延長，在未來后者可能會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不僅需要充分認清其對現有人口增長水平的作用，還要考慮到對未來年齡結構的影響。

人口再生產達到并穩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發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國人口政策的目標。面對低生育水平的現實，過去人口政策中對生育數量的限制在現在被適當放寬。然而，本

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數量具有顯著的負向關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應注意對生育時間的控制，如果人們的意愿生育時間越來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許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難以達到預期的理想目標。一些歐洲人口的經驗研究也同樣主張尤其要阻止越來越晚的生育趨勢來影響人口發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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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5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钡膫鹘y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鄙^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傲铡睌祿@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傲铡苯y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吨袊擎偸I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6

朝鮮戰爭前的1950年，韓國人口為2000萬。戰爭結束后，韓國政府推行獎勵生育政策，加之深受“多子多?！钡娜褰虃惱碛绊懀陧n國人特有的“生下來反正餓不死”觀念驅使下，韓國出現了嬰兒潮，人口暴漲。1960年韓國人口達到2500萬人。這10年韓國人口年增加率為3%，每個家庭平均6.3名子女。

韓國人口密度比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還高。1961年，樸正熙軍政府認為人口暴漲會制約經濟增長，采取控制人口政策，提出“不節制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的口號；1966年，開展“3?3?35運動”，即一個婦女“生育三胎”，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歲；1973年，變成了“不分男女，優育標準兩個”；到了80年代提出獨生子女政策，口號是“兩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滿足”，“我們就生一胎吧！”甚至出現“即使生一個，三千里江山也滿員”的鼓勵不育口號。鼓勵一胎政策導致“好男胎”風氣，乃至出現溺女嬰的現象，只好又提出“優育一個女兒比10個兒子更好”，“父母一代盼望兒子，我們一代沒有伴侶”，“以愛孕育，不分男胎女胎”的口號。韓國政府的人口政策從三個到兩個再到一個，生育控制不是個人權利，而是“國民的義務”。由于上述強制措施，韓國的人口自1970年以來增長緩慢，到1988年，年增長率降至1%，2000年為0.84%，2005年為0.48%，2010年為0.46%?？偤蜕剩ê喎QTFR）即國家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20世紀60年代為6.3，70年代降到4.53，80年代降到2.83；90年代降到1.59，1998年降到1.47，成為低生育率國家。2001年降到1.30以下，進入了超低生育率國家。2005年創下1.08的最低紀錄。聯合國人口基金《2005年世界人口現狀》顯示，該年世界TFR平均為2.6，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國家的TFR分別為：1.57、2.82和4.86。韓國比發達國家的1.57還低。

2006年是“雙春年”，2007年是“金豬年”，這兩年在韓國都是喜慶年份，TFR分別反彈至1.13和1.19。2008年為1.2，2013年為1.25，在全球22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19。排在最后的是：臺灣1.17，香港1.11，新加坡0.80。

從2001年至2012年，韓國TFR持續12年低于1.3。低生育率是發達國家共同的社會問題，韓國更嚴重。韓國人口學家悲觀地預測，韓國現有人口5000萬，按照日前趨勢，2018年將是韓國人口的頂峰年，從此人口絕對數下降，到2050年總人口將縮減至4200萬人，到2100年將減少到現在的1/3，最后會導致韓國人在地球上消失。

人口不斷縮減，導致了以下現實結果。

首先是各級學校將出現招生困難。韓國小學生數量持續減少。2009年的小學生數量勉強超過70年代的一半。2009年尚有732.8萬名小學、初中、高中生，到2018年將會減少至545.7萬名，而2030年的學生數將減少至451.5萬名。2030年的中小學校學生數達不到2007年學生數的60%。這意味著每10所學校中有4所是多余的，將有四成的老師失業。0～4歲的幼兒期人口每年遞減4%，今后銷售幼兒用品的商店和幼兒園可能陸續關門。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每年新生兒出生超過100萬，韓國興建了大批大學。但是，目前每年新生兒不足45萬，當這些嬰兒進入大學的時候，50%的學校招生困難。在未來的15年里，很多大學要么倒閉，要么合并。

其次兵源嚴重不足。在韓國，男子必須服兵役。照此下去，到2020年，韓國的適齡男性將非常缺乏，不能夠滿足部隊所需的人數，有人擔憂將來參軍的男丁不夠，會發生征集女性從軍的事情。

最后是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勞動力短缺。目前韓國的大部分工人，都是1955―1963年嬰兒潮時代的產物，約有1600萬人，占韓國人口的34%。這個群體退休，韓國將經歷勞動力短缺的階段，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目前，平均每8名勞動人口贍養1名老人，到2025年，這一比率將達3∶1。由于領錢的人比交錢的人多，養老金赤字將會擴大，養老基金嚴重不足，會導致經濟的長期衰退。社會福利會收不抵支，年輕一代的稅負也會加重，惡性循環，動搖國家根本。

二、人口老齡化加速

與生育率下降緊密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韓國國家統計廳2013年12月9日公布，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7歲，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則為83.8歲。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1970年為3.1%，2000年7%，2005年9.3%，2011年11.4%。2014年初已達到12.2%。40年來，韓國老齡人口增加3倍，速度位于世界經合組織（OECD）之首！如果將1970年各國老齡人口的比重定為1，2013年韓國老齡人口規模增加到1970年的4倍，不但遠高于OECD平均水平（1.6倍），甚至高于日本（3.6倍）、芬蘭（2.1倍）、葡萄牙、意大利（2.0倍）、捷克、加拿大、西班牙（1.9倍）等人口老齡化嚴重的國家。

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1980年是21.8歲，1995年是29.7歲，2000年是32歲，2005年是35歲，2010年是38.1歲，預計2040年將達52.6歲。

70年代每年韓國出生嬰兒100萬名，現在每年僅44萬名，不到45年前的一半。韓國18歲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在20世紀60年代為50%，2004年僅為25.1%，現在更低了。

更嚴重的是勞動者老齡化。韓國勞動者的平均年齡從1980年的28.8歲增至2013年的35歲左右。從不同年齡段勞動者所占比例看，1980年29歲以下的占60.6%，2013年減少到25%以下。而同期40歲以上勞動者所占比例則從15.8%上升為40%以上！

2013年，韓國年齡超過60歲的高齡人口的就業人數首次領先20～30歲的青年人的就業人數。

世界經合組織將15～64歲的人口定義為勞動人口，而核心勞動人口為25～49歲，這個年齡段的人口經濟活動最為頻繁。2010年的人口調查顯示，韓國核心勞動人口所占總人口比例從20世紀末的 50%以上下降至2010年的40.7%。

核心勞動人口減少意味著韓國經濟增長率將會下降，并給國內的消費力帶來巨大影響。韓國年輕人口減少將會導致消費力下降，市場萎縮，并逐漸改變消費模式。這意味著將有更多的消費人群，導致社會成本不斷增加，福利成本也將不斷增加，并最終影響韓國政府的財政穩定。

韓國目前的適齡勞動力（15～64歲）比重為73.1%，高于OECD的平均值（66.6%），排名第一。分析認為，這是因為韓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后的1950年代和越南戰爭后的1970年代出現了嬰兒潮，當時出生的大部分人口目前仍屬于適齡勞動力。

世界經合組織最新數據顯示，韓國國民贍養一名老人的勞動年齡人口數1950年為15.79人，1997年降至10人以下，2014年5.26人。到2036年，韓國贍養一名老人的勞動年齡人口數將為1.96人，低于世界經合組織的平均值2.38人。韓國社會老齡化速度已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根據世界經合組織預測，2030年韓國老年人比率會達到24.3%，成為繼日本、德國、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齡化國家。而韓國的退休金制度等養老金政策遠不如其他發達國家完善，退休老人生活艱難得多。據統計，2012年.韓國老年人的貧困率為45%，遠高于OECD的平均值13.3%。

在韓國，人們很難期待悠閑的退休生活，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點也將越來越延后。2012年韓國65～69歲高齡人口參加經濟活動的比率，男女分別為53.7%和32.3%，比世界經合組織的平均比率幾乎高一倍。

三、低生育率的原因

晚婚，回避婚姻，生育意愿低，是超低生育率的三大原因。

結婚年齡大大延后。20～29歲女性的未婚者1970年是34.6%，到了2010年，已經超過70%；30～34歲女性也有15%未婚。2000年，韓國女性初婚的年齡是26.5歲，2010年超過了28歲。據近幾年韓國媒體公布的數字，韓國人初婚年齡，男的在31歲、32歲，女的在28歲、29歲。隨著婦女學歷提高，就業率的上升，30歲以上的成功女性高不成低不就，越來越多地成為“剩女”，女鉆石王老五屢見不鮮。

生育年齡隨著結婚年齡提高而提高。目前，韓國30多歲的產婦比20多歲產婦多。由于養育孩子身心負擔重，職業女性往往要放棄工作。所以30多歲女性就業率遠低于20多歲女性的就業率。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已經普遍化。

韓國保健福祉家庭部于2005年和2009年對1.211萬戶家庭進行了兩次調查。調查顯示，未婚者結婚和生孩子的意愿明顯降低。有1/4的20歲以上的未婚受訪者表示“不想結婚”。10名未婚者中想要結婚的只有7名，認為一定要孩子的只有2名。2005年想要結婚的男性占男性總數的82.5%，而女性只有75.7%。2009年男性和女性比率接近，分別是75.7%和73.5%。2010年4月調查，近六成未婚受訪者認為，“結不結婚都無所謂”。男女兩性準備結婚的年齡都推遲到了30歲以后。

對于子女問題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耙欢ㄒ⒆印钡脑谖椿檎咧兄挥?4%。2005年調查中，有一半的調查對象認為子女是必需的。已婚女性對于子女的態度很積極。2000年10名已婚女性中有9名認為要孩子，但2005年的調查中只有65.2%的人認為要孩子。想要孩子懷不上的比率也在增加。2005年接受不孕診斷的已婚女性比率為7.5%，2009年已高達26.2%。初婚年齡越高，不孕的可能性越大。

據2005年調查，生育率明顯下降的主要是中產階層。韓國年輕人實際生育率比意愿生育率更低。韓國人口保健福利協會2014年初針對1843名全國已婚男女進行了一次低生育率問題問卷調查，結果44%的受訪者表示，最理想的子女數為3名，38.2%的人表示2名最為理想。但統計廳2013年公布的2012年平均生育率僅為1.3名。

韓國專家將導致低生育率的現象歸因于生育環境差、年輕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就業率的提高、韓國國民的婚育觀念改變。

2005年，日本某媒體對韓國、美國、日本、法國、瑞典5國各1000名20～49歲的男女進行各自國家生育環境的調查。在回答諸如“你是否認為自己國家的子女養育環境良好”“是否還想要孩子”“夫妻對養育孩子的責任分擔”等問題時，韓國被訪者的回答都是最負面的。韓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朝鮮日報》針對此結果，發表了“在韓國養育子女難于上青天”的社論。其中提到養育孩子成本過高、男女不平等多種因素。

盡管韓國婦女整體就業率提高并不多，1980年為42.8%，2004年為49.8%，但從就業女性年齡結構看，25～29歲的女性就業率卻從1980年的32%上升到2005年的63.7%。女性的大學升學率從1990年的30.8%上升到2013年的80%。達到了與男性80.4%持平的水平。韓國未婚女性越來越重事業輕家庭。在20～39歲女性中，“反性族”越來越多。這類女性認為，在社會上取得成功，擁有高收入比結婚生子更重要。

養兒成本高，特別是私人教育費用高，是韓國低生育率的又一重要原因。韓國是深受儒教倫理影響的東方國家，極為重視孩子的教育，“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韓國家庭除了對孩子的學校教育投入，還為子女教育投入了巨額的“私教育費”，比例之高舉世無雙。

以2007年為例，“私教育費”占家庭教育總支出的47%，占家庭總支出的12%。韓國“私教育費”占這個國家對教育總投入的41%。據韓國教育部門的抽樣問卷調查，這年韓國77%的小學、初高中學生到課外補習班補課，每周平均10.2小時。韓聯社2011年2月6日刊發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韓國3歲以上學前兒童的99.8%接受各種方式的私人教育。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最近發表的“韓國人子女養育費支出情況”報告顯示，2009年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父母需投入的養育費用達到約2.62044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50萬～160萬元），養育兩名子女共需要5.2408億韓元，3名則需要7.8613億韓元。對于養育子女，韓國父母給自己設定了過高的責任標準，自行提高了養育負擔，也因此拉低了生育率。

最后，韓國國民對晚年生活的擔心也降低了生育意愿。人們不愿意生孩子，除了孩子撫養費用高外，還有對自身養老金的擔心。如前所述，一對夫婦生兩名以上子女就要將收入的一大半用于供養孩子上學，父母基本上就要兩手空空迎接退休后的人生。這種擔心使人們對生孩子猶豫不決。20世紀80年代，韓國60歲以上老年人中有72.4%接受子女贍養，但2003年這一比例降至31.1%，等現在的年輕人成為老年人以后，希望孩子贍養自己恐怕已經不現實了。

韓國媒體評論道，發達國家多是高福利國家，養老福利系統完善。國家既提供子女撫養費，還保障退休后的生活。韓國普通勞動者的情況大相徑庭，工作期間隨時可能被解雇，中途領取退休金，養老保險等養老系統才剛剛起步。人們都陷入一種強迫意識，為了對不穩定的老年做準備，少生孩子來減輕撫養費和課外輔導費負擔，以準備老年生活。

四、韓國政府的對策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成了韓國政府面臨的最棘手問題。從金大中到盧武鉉，從李明博到樸槿惠，各屆韓國政府都為提高生育率使出渾身解數。他們采取了下列措施：

1.調整人口生育政策。1994年韓國政府放棄了限制生育政策，2004年，更實行獎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相應地，韓國出現了許多鼓勵生育的口號。如2004年，韓國家庭保健福利協會向國民征集相關口號，并請專家評頒獎。獲特等獎的口號是“爸爸，我一個人很孤獨，我想要弟妹”；金獎口號是“兩個子女比一個子女幸福，三個子女比兩個子女幸?！?；銀獎口號是“多個蠟燭的光當然比一個蠟燭更明亮”；銅獎口號是“留給子女的最大遺產是兄弟姐妹”。

2.設立強有力的領導機構。2005年韓國TFR降至1.08人后，盧武鉉總統成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齡化社會委員會，由總統任委員長。2008年，李明博政府設立了由保健福祉家庭部長官任委員長、10個部門長官參與的低出生率及老齡化社會委員會。為呼吁和獎勵生育，民間成立了泛國民性的“生育創造美好世界運動本部”的團體，李明博總統參加了這個市民團體的成立儀式，并現身說法，鼓勵年輕人多生孩子。他說，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正控制生育，流行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嫌多的生育口號?？伤吞饾櫽衽繀s在那個年代生有4個子女。當時人們都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這個時候怎么可以生那么多孩子呢？”他們生第三個孩子時，甚至連醫療保險都上不了。時過境遷，今天他作為總統參加這個會議，表示“我有充分的底氣說這些話”，即動員和鼓勵韓國年輕人多生育孩子。他還開玩笑地說：“我有先見之明，我覺得未來韓國可能會面臨嚴重的低生育率的問題，所以我特意多生了幾個孩子?！崩羁偨y親自上陣鼓勵國民生育的現身說法，引起了韓國輿論的高度關注，并獲得一致喝彩。

3.出臺鼓勵生育的綜合對策。2005年盧武鉉執政時，出臺了《應對低生育綜合對策》，政府為向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宣戰，投入30.5萬億韓元（約合3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是到2010年，使韓國TFR達到1.6。具體措施有：為不孕不育夫婦支援治療費；獎勵生育，給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不同的獎勵；對多子女家庭提供購買或租賃住宅的優先權，如購房低息貸款；產婦90天產前產后休假工資全額由國家負擔；上調育兒休職工資；為有工作的父母親提供夜間保育服務；將80%以上的幼兒園改為全天制；政府甚至派“托兒幫手”，幫助照顧有新生嬰兒的家庭。

2010年李明博執政期間，出臺了《應對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社會的第二次基本計劃》，計劃在5年時間里累計投入78.5萬億韓元解決人口總數減少的問題。比起第一次基本計劃，預算總額增長了一倍多，尤其是針對低生育率的預算投入增長了一倍。根據這一計劃，政府逐步取消對新婚夫妻購房貸款的限制性規定，將購房貸款的受惠人群從當時的年收入3000萬韓元以下擴大到年收入3500萬韓元以下。還規定，為了保護女性員工的權益，將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并將臨時工納入失業保險的受惠范圍。計劃要求，簽約女員工使用產假時，用人單位不得把員工休產假的這段時間計入合同時間內，應順延與女員工簽訂的合同期限。

政府制定的生育獎勵里還包括不孕夫婦體外受精手術費用增額、保育費用增額等。

《應對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社會的第二次基本計劃》還包括向65歲以上老年人發放基礎養老金，將從2010年的2.47萬億韓元增至2030年的30.3萬億韓元。醫保財政將從2008年的34萬億韓元增至2030年的81萬億韓元，其中30%用于老年人。

4.減輕家長養兒經濟負擔。針對花在孩子身上的“私教育費”過重，學費昂貴的課外輔導班是侵害民生經濟的“毒瘤”，是韓國社會的“陳年疾患”的抱怨，韓國歷屆政府都將提高及改善公共教育作為降低私“教育費用”，進而減少養兒成本的重要手段。

李明博執政期間，制定了一項方案。其中包括：將小學入學年齡從6周歲提前至5周歲，因為如果能夠提早一年將子女送入小學，那么父母的養育負擔就將減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低生育率的問題；對多子女家庭，政府對從第三個孩子起的高考及畢業后到公共機構就業提供優惠政策；并對三名子女以上家庭的家長延長退休年齡等。

5.禁止墮胎。從2004年起，韓國政府將執行了半個世紀的“勸告墮胎”政策轉變為“杜絕墮胎”。當時韓國每年的墮胎35萬件，接近新生兒出生43萬的人數。政府認為，對這種“高妊娠，低生育”現象不能放任不管。韓國宗教界也出面倡導反對墮胎、反對自殺、尊重生命的運動。呼吁不得歧視非婚生育媽媽，創造不墮胎的社會環境。

6.鼓勵跨國婚姻，積極引進外勞。在歐美發達國家，通常會通過鼓勵跨國婚姻，積極引進外勞來緩解人口出生率下降問題。韓國是一個強調民族單一性，講究血統純潔性的國家，以前根本不可能沿用此招緩解同樣難題。然而形勢比人強，自90年代以來，韓國進入人口低生育率階段，老齡化問題嚴重，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力人口短缺。韓國政府因勢利導，鼓勵跨國通婚，這些年，韓國社會變化最大的是跨國婚姻家庭的大量出現。

在韓國每年30多萬件結婚登記中，有11%是跨國婚姻。在經濟較落后的農業、漁業村落，有1/3的男人娶的是外籍新娘。韓國企業則大量引進外勞。

在2005年之前韓國是人口純流出國，但從2006年開始轉變為人口純流入國，之后流入韓國的外國人數量每年都在增加。韓國國家統計廳的一位官員指出：“韓國人口能進入5000萬時代，外國人的流入居功至偉?！逼渲兄饕翘钛a生產人力不足的外國勞動者和為了結婚進入韓國的結婚移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