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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1
“人口紅利”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和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人口紅利消失有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會終結，這樣，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心。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s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如果從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國在2005 年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大約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時期，這意味著在“十一五”時期調整人口政策的條件就已經成熟?，F在已經進入了“十二五”時期，改變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條件應該說更加成熟。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2
一、人口數量的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人口增長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當前我國勞動力人數增長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動力人數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關系，我國的大部分生產部門對新勞動力投入的吸納度較小，有的部門甚至不需要新勞動力的投入。在此情況下，投入勞動力越多．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經濟增長。勞動力的供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現代產業結構轉軌，從而很難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至于制約經濟增長的質量。最后．閑置勞動力不僅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要別人來撫養．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負擔。更為甚之，一部分勞動力因沒有工作收入而淪為盲流．引發違法犯罪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從而破壞了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穩定的社會環境。
2.人口增長對就業的影響
面臨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我國現在存在的失業問題是由于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勞動力需求。勞動力的增長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關．人口迅速增長在經過15年左右的間隔之后，勞動力也隨之大規模增加，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從而引起了嚴重而持久的失業問題。我國人口到21世紀初已基本超過13億．近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達1500―2000萬人，其中城鎮新增勞動力600萬人，產業結構的變動還將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地區轉移。體制轉軌的深入又使傳統體制下包容的國有企業冗員顯現出來。但在勞動力需求方面，隨著經濟技術結構的推進，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不斷下降，因而當人口大幅度增長，導致就業壓力增大，這將是當前和未來半個世紀我國經濟生活中長期困擾的問題。
3.人口增長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規模及綜合實力派的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和提供的最終貨物和服務的總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凈增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導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隨著我國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實施。我國人口控制現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經步入慣性增長時期．加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經濟結構的日趨合理，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適度增長階段，這樣．人口因素對于各項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經沒有前幾次人口增長高峰時期的作用大，但影響還將持續下去。繼續控制好人口增長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較大提高；全國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有可能提前實現。
二、人口質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技術進步與人口數量并無必然的關系。特定人群的創新能力，主要取決于制度對創新的鼓勵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識水平。與技術進步緊密相關的是人口素質大過于人口數量。因此，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僅在于人口數量的龐大，更在于人口素質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質人口的增長，不僅不能促進技術進步，反而會成為社會進步的負擔。由于人口急速增長導致了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降低，勞動力素質的降低，對于經濟發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就現代的經濟發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必要的。這樣的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學技術素質及身體素質，特別是科學技術素質和文化素質對于高速的經濟成長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國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較明顯提高，人口的過快增長，加重了教育事業的負擔，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設施的不足，對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過低。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熟練工人和科學技術者在數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這些勞動力的素質低成為制約中國勞動生產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
三、老齡化人口的增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點人口規模大，發展速度快，文化素質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人口老齡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增加了社會負擔系數，還影響部分產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就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阻礙作用，被撫養人口負擔特別是老齡化負擔的增大對于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將來在中國隨著老齡化的發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長加重國家財政負擔，需要提供社會福利，老齡醫療，福利設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種社會服務。從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看，老齡者的家庭用品、消費品、醫療費及交際費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將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老齡者人均消費額減少，住宅建筑、電視機以及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部門的需求量減少，這樣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減退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發展。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于個人儲蓄也產生相當的減退效果，減少了資本積累。中國老齡者的實際收入一貫較低，他們的經濟來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這樣隨著今后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退休、退職的年齡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階層的儲蓄傾向將漸漸減弱，導致了今后老年階層的儲蓄進一步呈現降低趨勢量，同時還導致了供養這些老人的子女儲蓄也下降。
需要說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齡結構而言．老齡化問題目前不能通過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來解決。已有學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數完全是過去高生育率的結果，并未因現在推行計劃生育、降低出生率、減少出生人數而有所增加。如果現在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勢必會增加未來的老年人數?？傊?，雖然人口出生率不能無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決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樣只會讓我國的老齡化社會長期持續下去，根本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經濟增長。
四、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1.經濟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
由于過去我國整個經濟水平很低時，農業占主導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參加勞動．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經濟狀況，同時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時提供保障。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孩子都能給父母帶來正的效應，子女的數量和質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獲得滿足。自1991年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顯著下降?？陀^地說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歸功于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增長，國民可支配收入也相應增加。具體到單個家庭．經濟的增長反映為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收入增加，則生育人口的邊際成本也相應增加：一方面，作為家庭收入來源的勞動收入增加，生育、撫養一個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顯然，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加，養育一個孩子的各種成本也相應增加。比如。給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資的費用會相應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越高．因此．隨著經濟增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應地下降。
2.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對農村人口出生率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國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低經濟發展水平導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將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負相關的。
五、結論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經濟增長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經濟是人口存在和增長的基礎．沒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長：人口是經濟行為的主體．沒有一定數量、質量、密度和結構的人口．社會經濟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長。但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中，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起著決定性影響。經濟增長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環節，滲透到人口增長的各個主要方面，決定人口數量增長的方向過程，及人口綜合素質的提高，為人口存在和增長提供物質保證。沒有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就失去了長期維持的基礎．不能長期維持。經濟增長使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就業機會發生變化。人作為社會的主體．是社會生產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會生產關系以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口為基礎，人口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承擔者，是人類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沒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經濟活動，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長對社會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它能促進或延緩經濟的增長。人口對經濟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經濟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實現的．主要表現在，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適應社會經濟增長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增長起促進作用：相反。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不適應社會經濟增長的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便起阻礙、延緩的作用。人口增長與經濟的發展相互之間是起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關鍵在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否相互協調，是否相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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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結構狀況 人口紅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制造了中國奇跡，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最近30年來，我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6.8%。隨著不斷降低的生育率，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關系已經發生了徹底的逆轉，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我國傳統的經濟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文化習俗等都將伴隨人口結構轉變發生劇烈沖擊，將會面臨巨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我們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面對的人口“負債”，我國必須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變化。
二、人口紅利的內涵
人口紅利的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美國學者大衛·布魯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禮物或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 。
國內學者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的一般特征，即“中間大，兩頭小”，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有利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的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即“人口紅利”或“人口機會窗口”。同時，陳友華等學者指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是交替出現的，“人口紅利”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期 。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機會窗口”，其實質意義落腳于人口的負擔系數，也稱撫養系數、撫養比，即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它表明，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一般研究中，將50%的人口負擔系數作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分界線。 。即人口負擔系數小于或等于50%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期，也可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負擔系數即是社會總撫養比，計算公式如下：
少兒人口指0-1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勞動人口有兩種算法：
一是按我國現在執行的退休制度， 15-59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59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0歲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歲的話，15-64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6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5歲及以上人口。按勞動年齡的兩種算法可以算出兩種撫養比，即社會總撫養比（一）和社會總撫養比（二）。
三、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和人口紅利分析
1.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
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變化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高速增長期，1949～1970年；快速放緩期，1971～1978年；平穩波動期，1979～1990年；穩步放緩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長期。建國初期，在“人多力量大”、“偉大母親”和“多生多光榮”等鼓勵多生多育口號的號召下，我國人口出現高速增長，從1949年的54167萬人增至1970年的82992萬人，年均增加人口數2620萬人，年均增長20.526‰。雖然這個階段死亡率由于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的不斷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帶動了我國人口的高自然增長率。
1.2快速放緩期。70年代初，我國人口專家預測：未來我國人口將暴增，我國將承受巨大的人口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開始提倡“只生一個好”，我國人口出生率開始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個千分點；雖然死亡率這個階段趨于平穩，但隨著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隨之迅速下降，從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個千分點。
1.3平穩波動期。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后，我國更加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趨于穩定，但由于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經進入生育年齡，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平穩波動狀態。
1.4穩步放緩期。從1991年起，我國出生率開始呈穩步下降態勢；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間繼續維持穩定，但從2004年開始隨著我國老年人口比重不斷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長率隨著出生率的穩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穩步下降。
2.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紅利狀況
隨著實行計劃生育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間）逐漸進入勞動年齡，我國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隨著我國計生政策的不斷深化，我國的育齡婦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國的少兒人口數也隨之迅速減少，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隨著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斷提高，老年人口數隨之不斷增加，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穩步提高。在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和少兒人口數迅速減少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的少兒撫養比迅速下降，雖然我國老年撫養比也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穩步提高而不斷提高，但抵不過我國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還是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趨勢。
2.1若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即國際慣用算法，也是我國六普以前的算法）。從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高達68.61%，其中少兒撫養比高達61.17%；到1964年，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提高，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提高，高達79.37%；到1982年，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后少兒撫養比的迅速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回落，為62.60%；之后隨著少兒撫養比的穩步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穩步回落，到1990年已經降為49.83%，剛好低于50%的臨界值；到2010年六普時，我國社會總撫養已降為34.28%，遠遠低于50%的臨界值。以上分析說明：若按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199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期，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勞動年齡按15～59歲來算，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時，我國少兒撫養比為34.36%，老年撫養比為15.70%，社會總撫養比為50.05%，比值剛好等于50%。2010年，我國少兒撫養比為23.70%，比五普時下降10.66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為19.02%，比五普時提高了3.32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比為42.72%，比五普時下降7.33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比為42.72%，比50%的臨界值低7.28個百分點。以上分析說明：若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則2000年我國剛進入人口紅利期，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下降，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四、未來我國人口紅利的預測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讓我國現階段獲得巨大的“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紅利”的對立面是“負債”，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和不斷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國“人口紅利”的耗盡，以下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我國建國后歷年1%人口抽樣數據對我國未來的“人口紅利”進行預測。
1.2011～2035年我國人口狀況的預測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測算。從圖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國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呈有序波動，波動較為平穩，在2000～2010年10年間，我國人口的出生率從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個千分點。根據2000～201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波動情況，我們可以推測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也將延續2000～2010年的波動規律，從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從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情況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降為負數，即我國人口總量開始停止增長（見表1）。
1.2人口總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從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長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時我國人口總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數（見表2）。
2. 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推算
2.1 0～64歲人口死亡率的預測
從表1可以看出：從1978～2005年27年間，我國死亡率波動較為平穩，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動，但從2005年開始呈逐年上升態勢，主要是由于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引起的，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緩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經高達8.92%，按照聯合國的定義， 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所以可以推斷2005～2010年我國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斷提高引起的，而0～64歲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較為穩定，從而可以假設2011～2035年我國0～64歲人口的死亡率將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歲人口數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據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為：
2.2.2第二步根據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數、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來推算2011～2035年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
如2011年推算公式為：
3. 2011～2035年我國人口紅利的推算及預測
根據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總量、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60歲及以上人口數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來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比（一）和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比（二），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我國社會總撫養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將達到50.16%，社會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即將在2017年消失。隨后逐年繼續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比將高達79.01%，其中老年撫養比將高達57.52%，到時我國將肩負著沉重的老年撫養負擔。
若我國把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話，則我國社會總撫養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將達到50.82%，社會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退。隨后每年以2個以上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比也將高達57.24%，老年撫養比將高達38.36%，我國的人口紅利也將很快耗盡。
五、計生政策調整迫在眉捷
30多年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國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嚴峻的人口暴增形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隨著人口紅利的即將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從擁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年輕型人口類型逐漸轉向老齡化結構，再加上現有的計生政策給我國帶來了男女比例失調、貧富差距加大和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諸多社會問題等，我國的計生政策已經到了必須及時調整的時候，必須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1.我國現行的計生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薄稇椃ā?9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蓖瑫r《婚姻法》也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生育政策：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況之一者，由夫妻雙方共同申請，經縣級（含縣級市、區，下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審批，可按人口計劃及間隔期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
1.1經市（不含縣級市）以上病殘兒醫學鑒定組織鑒定，獨生子女患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過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的；或再婚前雙方各生育過一個子女，離婚時依法判決或離婚協議確定子女隨前配偶，新組合家庭無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經縣級以上醫療保健機構鑒定患不孕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1.4獨生子與獨生女結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礦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崗位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的；
1.6夫妻雙方均屬農業人口，第一個子女是女孩的。
2.計生政策調整必要性和緊迫性
2.1人口總量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據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測算：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億內，并將在2028年停止增長，隨后將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為1.18，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學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為2.1，意味著下一代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
2.3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3.32%，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2%。隨后將逐年提高，根據推算：到2035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高達32.13%，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將高達24.40%。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2.4人口紅利即將消退。以我國現行的勞動制度，即以15～59歲為勞動年齡來算，我國人口紅利將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齡延至到65歲的話，則我國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失。而我國的大部分行業還是處于勞動密集型，距現代化還有一段很長的路。依靠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據有關數據顯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總撫養比穩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年輕勞動人口比重的不斷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提高，老年撫養比開始不斷攀升，成為日本經濟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現有的計生政策已經漸漸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漸失調：現有的計生政策讓我國傳統的觀念承受巨大考驗，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催生了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讓我國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日漸失調（見表3），將給今后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貧富差距加大：現有的計生政策讓獨生子女擁有較大的財產繼承，而農村的二胎特別是越窮越生的子女長大后面臨與獨生子女較大的經濟差距，產生尖銳的社會矛盾。三是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著一些社會問題：部分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溺愛，以至于長大后對挫折的承受能力較差，又將肩負沉重的養老負擔；隨著新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婚育年齡，男婚女嫁、傳宗接代和姓氏傳承等中國傳統觀念嚴重困惑著獨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失獨家庭在經歷了“老來喪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獨自承擔養老壓力和精神空虛，帶來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有些機構已做了樣本統計：目前中國15歲至30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有1.9億人，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因此每年約產生7.6萬個失獨家庭，按此統計，目前中國的失獨家庭至少已超百萬。
2.6生育需要一個周期。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律，從出生人口變成勞動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紅利已經消退了再來調整計生政策。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個周期，并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并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的。”我國人口生育政策是時候進行必要的調整了，必須及時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六、計生政策調整的幾點建議
1.首先建議馬上放開單獨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買賣商品那么簡單，無法也不能提前設定條件，所以雙獨家庭比重相當低，其實更多的是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雖然我國已經放開了雙獨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絕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現，但我們不能忽視了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們面臨的社會問題也不容小視：獨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養老問題、中國人傳統的姓氏傳承和回誰家過年過節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單獨婚姻家庭。建議馬上放開一方為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盡可能緩解現有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
2.其次建議有條件地放開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開雙方都不是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適當加大生育間隔期，以緩解由此帶來的人口增長。選擇在我國人口紅利開始發生轉折時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又適當地加大生育間隔期，有利于進一步緩解我國即將到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不會帶來人口總量的劇增。因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對人口總量不會太大影響。
3.再次建議全國實行統一的計生政策
對現有的計生政策進行微調，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戶籍在全國實行統一的計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總體素質和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因為從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來，其實真正全面實行嚴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戶籍人口，而我國城市戶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時僅為29.14%，而占總人口比重高達70.86%的大部分人口實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窮越生，最后影響孩子的戶籍上報和教育，很多失學兒童特別是失學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當前我國大部分農村除戶籍以外其他幾乎與城市沒什么區別，實施城鄉無差別的人口計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最后建議嚴格執行和落實婚育政策
相關部門應制定嚴密的措施，確保婚育政策落實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國的人口總量控制在預期范圍內，還能夠彰顯公平。當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層落實不到位，還存在較嚴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據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15-64歲的育齡婦女中：存活子女數達3個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數為3個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數為4個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數達5個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間一年內有生育的育齡婦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齡婦女年齡分，其中15-19歲的育齡婦女占了2.35%。
參考文獻
[1]王穎，佟健，蔣正華.人口紅利、經濟增長與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4
關鍵詞：河南農村 出生人口性別比 現狀 成因 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4-0056-02
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表明，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江西、廣東、海南、安徽、河南等5個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高達130以上。2005年河南省1％人口抽樣調查總結會上，有關負責人表示，對此次調查的初步分析表明，自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后五年間，河南省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勢頭雖有所減弱，但仍在繼續。而且農村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大大高于城市。此種現狀持續下去，將對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1]，必須受到足夠重視。
一、河南省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現狀描述
河南省“五普”資料分市、鎮、鄉村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情況為（見表1）[2]，市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含鎮）為115.8，鎮為129.75，鄉村為128.04。可以看出，鎮和鄉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均明顯高于城市，鎮與鄉村比較沒有顯著差別?？梢姾幽鲜〕錾丝谛詣e比偏高主要表現在農村。河南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簡報第48期透出的數據表明，河南農村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仍在125以上。
表1河南省分區域（省、市、鎮、鄉村）出生人口性別比
表2 溫縣、孟津二縣分區域總人口性別比和出生人口性別比
對各縣出生人口性別比進行比較可知，河南溫縣為129，是眾多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中等偏上縣域中的一個縣，有一定代表性。河南孟津為109，屬于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程度較低縣域中較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縣。溫縣、孟津二縣分區域總人口性別比和出生人口性別比情況（見表2） [2]。表2中可見，溫縣、孟津二縣總的人口性別比相差不大，但出生人口性別比無論全縣、鎮還是鄉村相比較都具有明顯差異。溫縣的鎮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45，鄉村為125，鎮遠遠高于鄉村20個百分點；孟津的鎮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9，等于全縣的平均水平，鄉村為110，與全縣及鎮相比無較明顯差別，僅僅高1個百分點。
二、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實證分析
為了探求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原因，以便對癥下藥，有效防止和綜合施治，我們課題組的同志采取問卷調查與個別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對溫縣、孟津二地特定地方的特定人群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調查地點：河南省溫縣城關鎮和個別鄉及作為對照組的河南省洛陽市孟津縣城關鎮和一些鄉村；調查群體：20~50歲的育齡人群。
1.人們的生育意愿以及對性別的認識。調查表明：溫縣67.2%的被調查居民表現出顯著的男孩兒偏好，21.3%的人認為生男生女都一樣，只有11.5%人表現出偏好女孩兒，孟津縣這三個方面的比例分別為65.4%、20.9%、13.7%；男性的男孩兒偏好傾向顯著高于女性。有趣的是，女性更偏好于女孩兒，男性更偏向于男孩兒。應該說，婦女的性別偏好反映了一種觀念上的進步，說明她們在生育活動中已經有了發表意見的權利，而不是向傳統社會那樣僅僅是“生育的工具”。從長遠看，婦女的女孩兒偏好也是婦女意識覺醒的一種表現，對最終消除偏男的性別偏好是有利的。在“你選擇生男孩兒的理由”一項中，選擇“傳宗接代”這種傳統觀念的男性居多，占選擇總人數的比例溫、孟二縣分別為79.3%、60.1%，在“你選擇生女孩兒的理由”題項中，選擇“養女也可防老、女兒也是傳后人”此種反傳統觀念的女性居多，選擇生男孩兒是基于諸如能干重活、能自衛等客觀現實的也占有較大比例，同樣，選擇生女孩兒則是基于當今重活不多、女兒更具有體貼、孝順長輩的優勢這樣的客觀現實的也占有較大比例。
2.人們對當地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認識。河南省的計劃生育政策與全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樣，但各地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又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調查結果表明：在溫縣，80%以上的居民認為當地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可以生兩個孩子，但必須間隔六年才可再生第二胎，符合了這個條件再交納2 000元~3 000元的社會撫養費（當地農民叫做罰款）就可購買第二胎指標，另有15%的人認為只要交錢就可多生。只有5%的人選擇了“只許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選項。根據前面描述的河南省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的現狀說明，在城鎮存在著更大比率的性別選擇傾向。有資料表明，河南省在1986年之前的生育狀況是高總和生育率與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別比，20世紀8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下降了，出生人口性別比卻有了顯著的提高，出生的男嬰數目顯著高于正常水平，即造成男女比例失調。盡管政府明令禁止利用B超進行胎兒性別鑒定，然而計劃生育政策的寬松，為有男孩兒偏好的人們悄然進行性別選擇提供了較為便利的條件。
3.在計劃生育社會養老保障方面?？偟膩碇v，溫縣、孟津縣兩地的社會養老保障措施都很薄弱。在“據你所知當地有無養老機構”選項中，回答無或不知道的比例溫縣高達77.4%，孟津縣高達75.9%；參加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比例在溫縣分別是15.8%、10.8%，孟津縣的這一比例分別是16.2%、11.8%；沒有表現出顯著性差異。但從城鄉比較來看，兩地的城鎮比例均明顯高于鄉村。社會養老保障問題尤其是計劃生育戶的養老保障問題仍然是制約河南省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問題解決得怎樣關系到能否為廣大城鄉居民解除后顧之憂，能否使他們將來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的問題。
三、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成因分析
1.性別偏好是導致高出生性別比的根本原因。第一，性別偏好在河南農村表現得比較突出。主要原因在于傳統的“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生育觀念根深蒂固。傳統生育觀念中宣揚“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人多家旺”、“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這些落后的性別文化理念，對女性的出生、成長、受教育、就業等方面都將帶來很大的影響。第二，政策因素對人們的生育決策有著重要的影響。河南省一孩出生性別比均低于或接近正常，二孩及三孩以上出生性別比大幅上升，很明顯這是受到性別偏好的影響。出生性別比在第二胎超出常態，并呈隨孩次攀升的強勢，這說明政策因素對人們的生育決策有著直接而重要的影響。第三，性別偏好在不同年齡層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居民中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別。比如，農民的婚育觀念中，普遍認為男婚女嫁的婚姻模式才是正常的。在河南農村此種模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做上門女婿被人們瞧不起，也是造成男孩性別偏好的重要因素。
2.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不力為部分人性別選擇打開了缺口。目前穩定低生育水平和降低出生人口性別比必須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心理學專家研究認為，絕大多數育齡夫婦在生育第一胎時一般不會進行人為的性別選擇，第二胎以上進行性別選擇的可能性很大。海外有輿論把近年來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衡漸趨嚴重現象歸咎于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而我們的調查結果恰恰說明了沒有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只會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的進一步上升。有關資料表明，現在在一些計劃生育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并沒有出現性別比失衡的現象。如陜西省略陽縣近年來一直保持較低的生育率，但是，其男女出生人口性別比并沒有升高，有關專家認為是因為那里沒有重男輕女的文化。在略陽約有1/3家庭招了上門女婿，沒有人以此為恥，純女戶的老人養老問題就此解決 [3]。
3.計劃生育戶社會保障普遍較弱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原因。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仍不健全，養兒仍然是防老的重要手段。近年來，國家和河南省政府相關部門都在采取多種措施遏制性別比失衡的現狀，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2004年的試點工作從處罰多生到獎勵少生，強化了利益導向，彰顯了“民本”理念，體現了一種政府公共管理的“善治”。但這只屬于一種扶助獎勵性質的錢而并非保障措施。假若一個老人只有一個孩子或兩個女兒，他一年的基本養老費用是多少？與上面計算的600元的差距有多大？這個差距能否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而逐步補上？建議有關部門進行測算，為逐漸實行完善的農村保障制度提供依據。2007年在中國普遍推行的獎勵扶助制度也只能是計劃生育的一種“扶助”之策，我們看重這個制度將要發揮的重要作用，但更期待一個根本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早日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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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5
今年3月底，美國人口調查局了一份名為《老齡化世界2015》的報告。報告指出，2020年之前，5歲及以下兒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將少于65歲以上的老年人，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將是首次出現。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將攀升至15.6%，而5歲及以下兒童人口的占比會降至7.2%。很遺憾，這份報告的受關注度并不太高。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菲利普?泰特羅克，曾在其著作《專業政治判斷：我們如何知道有多準確》中，諷刺專家們在預測未來趨勢時，準確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問題是個例外。從羅馬帝國的衰亡、瑪雅文明的終結到西方殖民擴張，以及20世紀的動蕩乃至21世紀初的阿拉伯變奏，都可以從人口變遷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釋。
撇開人口變遷趨勢，去預測大國崛起或談論權力轉移，不會有太強的說服力。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這樣一個觀點：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如果不考慮人口趨勢問題，就像不帶地圖或指南針航行在大海上一樣，那可能是命運多舛的航海。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因素就是21世紀的地緣政治“地圖”。 不均衡的“衰老” 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如果不考慮人口趨勢問題，就像不帶地圖或指南針航行在大海上一樣。
上述報告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國家幾乎是“一夜蒼老”，有的則“衰老”得相對緩慢。20世紀初，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超過30歲。1950年，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中位數超過36歲。2015年，人口年齡中位數世界排名前十的國家，都超過了43歲。2050年，這一數值將超過51歲。
這波世界人口老齡化浪潮，首先發端于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歐和日本。1980年，西歐、日本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4歲和33歲。到2030年，這個數據將增至47歲和52歲，遠超那時的世界人口年齡中位數33歲。
從另一個角度說，老齡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國“引領”。如今稱得上世界大國的8個國家（中國、美國、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齡化。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數據，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個國家除了印度，全部在這個比例以上。而且，這些國家“衰老”的步調也不一致（見圖1）。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目前處于不太穩定或動蕩區域的國家，老齡化程度普遍都較低（見圖2）。60歲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輕人占比高。在人口學中有個叫“青年膨脹”的術語，指的就是年輕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高的現象。根據美國威爾遜中心學者伊麗薩白?麥德森的研究，30歲以下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超過60%的國家，出現內亂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齡較為成熟的國家，會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發生“造反”的，幾乎都是較為“年輕”的國家。
影響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較高的國家老齡化相對較慢。從數據來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所謂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國家，生育率都相對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國家的生育率分別是1.89、1.92、1.92、2.05、1.61。美國的其他傳統盟國，除了法國（2.00），德國（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韓國（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從趨勢上看，這些國家的總人口規?；径继幱谖s狀態。但有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國家，人口總數將增長10%。
世界大國中，在人口問題上最具優勢的是美國。還以上述8個世界大國為例，根據聯合國預測的數據，2000年至2050年，美國的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將增長31%，增幅僅次于印度（71%）。其他國家中除了英國（6%）是正增長，中國（-3%）、法國（-6%）、德國（-20%）、日本（-34%）和俄羅斯（-34%），均是負增長。但印度的劣勢在于“衰老”得太快。這一時段，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從23.4歲增至38.7歲，增長15.3歲，是上述八國中增幅最大的國家，而美國是從35.3歲增至41.1歲，僅增長5.8歲，增幅僅高于英國（5.2歲）。 如何影響權力版圖
無論西方還是東方歷史，人口的變化往往與帝國的興衰有著直接的關系?？鬃拥摹敖邜偅h者來”，點出了人口增長對增強國家實力的重要性。17世紀法國軍事學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數量作為衡量國王是否偉大的標準。如果簡單地將這些視為農耕文明時代的過時理念，未免有失輕率。
從1700年到1900年，歐洲列強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比例從20%猛增至40%。那個歷史時段，也是歐洲的帝國巔峰時期。如今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人口數量從工業革命時開始快速增長。1820年，這些國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例17%，1930年達到歷史最高點25%。此后這一比例長期保持相對穩定;1980年小幅降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趨勢上，發達國家人口變化曲線與其在世界經濟、政治中的分量變遷基本吻合。
在后工業時代，人口因素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影響絲毫未減弱。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政治學者杰克?戈爾斯通認為，無論我們看待美國或歐盟的治理問題，還是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事務上的影響，或者非洲、中東、拉美以及亞洲的治理和穩定問題，弄清人口因素帶來的政治影響，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戰。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變遷對經濟和地緣政治權力的影響，比作流水擊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時日卻能開山劈石。
經濟和軍事實力，被視為國家權力的雙引擎，而人口則是這兩個引擎的動力來源。人口的老齡化，將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的規模，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從這個角度看，未來數十年勞動人口規模呈增長趨勢的美國和印度，毫無疑問占有明顯的優勢。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中國，前景則不那么樂觀。
不僅如此，老齡化還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從而對政府在發展經濟和軍事方面造成擠出效應。財政上養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預算上的騰挪空間就會縮小。美國杜肯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克?哈斯認為，人口老齡化對國際安全的主要影響，在于國家將面臨巨大的壓力，會盡可能放棄與養老項目無關的大額支出，包括在科技和軍事方面的投入。
根據人口老齡化趨勢，有學者對部分發達國家的養老金支出做過預測。如果要維持現有養老體系，2040年，日本、德國、法國、美國和英國的養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將會分別增長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見，在軍費增長方面，日本、德國和法國，回旋余地比美國和英國明顯要小。
人口老齡化對軍費的構成也會產生直接影響。盡管1998年以來俄羅斯的軍費都保持增長態勢，但俄軍費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軍隊養老金上。目前俄軍養老金在軍費中占比高達12%，而美軍這一比例僅為8%。從軍隊人員支出成本與武器采購和研發經費的比例來看，現階段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分別是3.9：1、2.7：1、2.7：1、2.4：1。
中國2015年養老金支出約占GDP的7%，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15%。不容忽視的是，中國養老體系的涵蓋范圍和完善程度，還遠不及發達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軍費未來的增長，自由度不會比美國大。如果考慮到軍費基數與美國的巨大差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幾個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實質性縮小與美國軍事實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戰爭學院學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萊希特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面臨的嚴峻的人口挑戰，使它們與美國發生軍事沖突越來越不太可能。 美國世紀第二春？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1993年在談及“美國例外主義”時曾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如果說當初她這句話是攜冷戰勝利余威表現出的傲慢的話，那么在人口問題上，美國的“例外主義”卻是真實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這一百年里，美國人口規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國人口將在2025年減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也將讓給印度。但無論中國還是印度，在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上，都沒有美國那樣的優勢。
近兩百年來，美國人口在發達國家人口中的占比，從1820年的6%，增長到2005年的34%，2050年將進一步升至54%。這一人口變化曲線，與美國經濟總量在發達國家經濟中的占比可謂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國與西歐經濟總量基本相當，在發達國家經濟中占比均為約37%。2050年，美國占比將上升到54%，人口萎縮的西歐與日本，將分別降至23%和8%。有美國學者注意到，21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將重新在發達國家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正好是二戰結束之初1950年的歷史重現。
正是基于這一趨勢，有美國學者認為未來百年依然是美國世紀。在馬克?哈斯看來，全球人口老齡化不僅可能延續美國的霸權，因為其他主要大國都缺乏超越美國經濟和軍事優勢的資源。由于其他大國與美國的差距可能繼續拉大，這一趨勢還會得到加深。他認為，盡管國際學術界與決策圈有諸多關于未來數十年中國將平衡美國權力的討論，但社會老齡化及其對經濟和軍事的影響，使這種結果不可能出現。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6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探求自我發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7%，年齡中位數超過35歲，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造成了整個國家處于“未富先老”的狀況下，即人口年齡的老化程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醫療條件的改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經濟的轉型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經歷了從相對年輕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轉變。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鄉消費差距也還十分明顯。
如圖1所示，200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逐年下滑，雖然這一趨勢在2010年之后有所緩解，但是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50%以下的水平，這與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65%的居民消費率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圖1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為16674元，而農村居民僅為5908元。在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城鄉居民在消費觀念、家庭年齡結構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的進行，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落后的農村地區反而出現的更高的老齡化水平，并且我國城鎮和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倒置情況還很嚴重，這對于居民的養老與城鄉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么，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城鄉老齡化水平的不同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呢？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莫迪利亞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一假說，消費者會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該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探討，力求得出老齡化與消費或儲蓄之間的關系。Leff（1969）對1964年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作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存在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則對leff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撫養比和儲蓄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國1953-2000年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研究結果認為老齡化是我國出現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舒爾茨（2005）使用16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952-1992年間的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回歸的方法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老齡化會對儲蓄率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是很微弱的。國內學者方面，王金營、付秀彬（2006）對我國自1978年以來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并證明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均有一定影響，并且老齡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2008）利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對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考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發現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于瀟、孫猛（2012）通過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路徑主要是通過改變社會總體消費傾向來實現的，但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會對總消費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毛中根、孫武福、洪濤（2013）通過對1996-2010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測算，認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是導致居民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則不顯著。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至今并無定論，而在進行城鄉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分析時，以住的文獻也是假設同一省份或地區的城鄉老齡化水平相同。但事實上，城鄉老齡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現象。因此，本文分別對2000年至2012年的城鎮和農村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重點考察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怎樣的影響，并從城鄉不同年齡階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等角度分析上述結論。
城鄉二元經濟下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由于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且抽樣數據的波動性很大，個別年份還存在數據缺失的情況，這嚴重影響整體數據的穩定性，因此筆者剔除了該地區的數據。
在這里，模型的建立相對簡單，只考慮消費與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的關系，沒有考慮財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該模型的重點在于研究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選取的數據包括城鄉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以及城鄉居民的人均消費和支出。數據處理上，為了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這兩個變量相匹配，筆者將各地區城市及鎮兩個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鎮老年撫養比和城鎮少年撫養比。該模型的居民收入與消費已扣除價格因素。
（二）計量模型設定
為體現城鄉之間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兩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诿姘鍞祿奶攸c，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述為：
（1）
（2）
這里，式（1）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式（2）表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經濟區域，t表示時間，cons表示實際人均消費，old表示老年撫養比，young 表示少年撫養比，ln（income） 表示實際收入的對數值，對實際收入取對數的意義在于表示實際收入對實際消費支出的彈性，即衡量實際收入變化百分之一的情況下，實際消費量將會變化百分之幾，從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對城鄉消費影響的差異。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滯后一期和兩期的消費水平，用來衡量棘輪效應的大小，ε表示隨機誤差項。城鎮和農村的方程構造和經濟學意義相同。
對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的估計選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在文獻中，一般將他們二人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稱為標準一階差分GMM估計。本文利用STATA12進行具體估計。
（三）實證結果
2000-2012年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相同，老齡化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負相關，并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同時，老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收入會減少21.49元。而老齡化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關系不顯著。少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城鎮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城鎮居民消費提高22.09元，農村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加15.11元。城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也很顯著，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加27.78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長10.49元。此外，城鎮和農村居民都會受到上一期和上兩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上一期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明顯的棘輪效應。
城鄉老齡化與居民消費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城鎮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負相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鎮居民退休之后，收入減少，老人們需要動用之前的儲蓄來養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較節儉，這會減少他們對自身的消費支出。第二，城鎮地區生活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送動機。在我國，老人們的代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消費比較克制，但是對后代則比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購買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上，老一輩的財富積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老年人們會自覺減少自己的消費，而主動將儲蓄贈予后代。第三，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少子化成為我國家庭目前面臨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1.15，農村為1.44，這與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對于城鎮地區的老年來說，少子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為老年時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種投資。但子女數量的減少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得不為預防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與城鎮居民消費的負相關關系僅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是由于一方面受傳統的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會一部分地補償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來到生命的最后階段，補償消費心理比較強，一些年輕時沒有體驗和享受到的事物，他們希望可以在夕陽階段得到補償。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老年消費水平的提高。
其次，與城鎮不同，農村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居民收入來源與城鎮不同，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并且一些身體強健的老年還可以繼續勞動。表2顯示了2012年城鎮和農村老年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農村地區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再勞動，收入減少，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農村地區超過半數的老年人還要依靠家庭成員的供養，這也會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支出。且家庭成員對老年人不同的贍養方式也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農村家庭規模相對更大，子女相對較多，這對老人的贍養也更為有利。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城市平均家庭規模為2.73人/戶，這一指標，鎮為3.09人/戶，而農村則為3.19人/戶。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的消費物資相對城市較為匱乏，尤其在醫療保健、老年文化娛樂等方面，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傊?，這些方面綜合起來使得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的正負關系不明顯。
再次，實證結果中還可以看出，城鄉的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都呈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家庭消費支出的增長。但是，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孩子數量的減少，加上預防性動機的增強，這些都會減少居民消費水平。結論中還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對人均消費影響的絕數值并不相同，城鎮是農村的近三倍，并且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城鄉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另外，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棘輪效應比較明顯。因此，消費水平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還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以及全社會的消費預期。在我國，家庭養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養老支出。而目前，我國老齡化還表現為老齡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以及高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三大特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200萬，這將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以及行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顧，這更會增加年輕子女的家庭負擔。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老人的消費水平，但是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同時，由于老齡化、高齡化已成為一種趨勢，我國城鄉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4.83歲，10年間增加了3.43歲。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長遠的打算。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居民也會自覺增加儲蓄，從而減少當期消費。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老齡化與消費水平的計量檢驗以及對實證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城鎮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老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但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水平無顯著關聯性。
第二，城鄉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并且城鄉居民都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要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應當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繼續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城鄉養老金的并軌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做法。
第二，應該促進城鄉在基礎公共服務上的均等化，這包括基礎醫療保健、社區養老設施、老年文娛活動等方面，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