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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概念范文1
[關鍵詞]旅游資源生態位；概念；選擇策略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02―0049―05
生態學起源于生物學，但已經超越了生物學的范圍。它不僅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更多的是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是自然科學通向社會科學的橋梁。而生態位理論是生態學學科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現已逐步滲透和廣泛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目前，生態位理論主要是在企業發展理論研究和城市發展理論研究兩個領域被重點關注和熱點探討。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把生態位理論引入旅游學的研究領域，如祁新華等在研究生態位概念基礎上，提出了旅游生態位的概念，闡述了旅游生態位的原則和規律。鄒仁愛等引人生態學中的生態位理論，闡述了旅游地生態位的競爭原理和演變規律，并對區域旅游在協調開發過程中應該采取的生態位策略進行了探討。本文將以旅游資源作為研究對象，借鑒生態學中生態位相關理論和方法，提出旅游資源生態位的概念，探索旅游資源生態位相關理論及其在旅游資源開發與旅游業發展中的應用問題。
一、生態位與旅游資源生態位
(一)生態位的內涵
生態位(Niche)是一個既抽象又含義十分豐富的生態學名詞。早在1894年密執安大學的斯居爾(streere)在解釋鳥類物種分離而居于菲律賓各島現象時就對“生態位”就很感興趣，但未作任何解釋。1917年，美國生態學家格里耶(J．Grinnel)第一次使用“生態位”(niche)一詞，并把它定義為生物在群落中所處的位置和所發揮的功能作用。目前被認為比較科學而且廣為接受的解釋是普特曼(Putman)等提出的：生態位是指每個物種在群落中的時間、空間位置及其機理關系，或者說群落內一個物種與其他物種的相對位置。
生態位概念的發展是與生態位理論研究工作同步進行的。盡管近百年來生態位概念未能達成很好共識，但把生態位理論應用在競爭系數估計、極限相似性、資源劃分、土地評價、群落穩定性討論、城市生態學、人類生態學等領域內已取得很好的成效。
生態位理論的基本內容包括：生態位態勢理論及分析方法、生態勢理論、生態位擴充與壓縮理論、生態位適宜度分析方法、生態位重疊和競爭排斥理論。生態位理論和方法不僅廣泛用于自然生態系統研究，而且對于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生態位理論對旅游資源開發的啟示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生態位的概念及其理論正日趨完善，已超越了生態學的范疇，滲透到了許多學科領域。在旅游學研究領域，應用生態位理論對指導旅游資源開發有幾點重要啟示：
第一，生態位理論強調趨異性進化。物種與其在同一區域相互爭奪有限資源，不如通過改變自身來開拓廣泛的資源空間，去利用尚未開發的資源。在生態位分化過程中，各物種在時間、空間、資源的利用以及相互關系方面，都傾向于用相互補充來代替直接競爭，從而使由多個物種組成的生物群落更有效地利用環境資源。同樣，在進行旅游資源開發時，也可以借用這一理念。一方面，旅游資源開發應強調個性化與獨特性，要求在旅游資源開發中，首先應該把挖掘當地特有的旅游資源作為出發點，盡可能地突出旅游資源的特色。另一方面，做到“同質化的資源，差異化的開發”。在開發理念、開發模式方面應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突出自己的特色和個性。
第二，生態位理論強調個體自身不斷進化，通過進化來提高自身生存能力。這對旅游資源開發來說非常重要，只有自身的生存能力增強，才能很好地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在進行旅游資源開發時，應在挖掘旅游資源的內涵、提升旅游產品的品位上下工夫，做到深度開發與創新開發結合，拓展旅游資源的生態空間，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生態位理論強調協同進化。共同進化作為一種全新的競爭戰略，不是簡單地消除或回避競爭，而是積極地更有策略地迎接日益激化的競爭，在“雙贏”和“多贏”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共同進化是相互依存的物種在無限循環的互惠環境中進化的過程。在區域間樹立“互惠互利”的觀念，通過區域協調，開展多方交流與合作，實現資源共享、信息共用、市場共建、利益共謀；在區域內樹立“一盤棋”的觀念，通過積極橫向聯動，資源共享，產品互補，客源互流，形成整體合力，實現整體開發。
(三)旅游資源生態位
1．旅游資源生態位的內涵
馬世駿指出，從基因到整個地球所有的生物組織層次具有一定生態學結構和功能的單元稱為生態元，所有的生態元均具有相應的生態位。生態位是指在生態因子變化范圍內，能夠被生態元實際和潛在占據利用或適應的部分[14]。應用到社會學領域，旅游資源作為區域旅游系統中的一個單元，與生態元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相類似，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系統中也具有一定的結構與功能，具有相應的生態位。
旅游資源生態位是指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系統中依據其特點、品位、市場開發潛力及需求狀況而確立的發展地位及由此而致的開發序位和市場定位。旅游資源生態位是旅游資源本體特征(包括旅游資源的價值、規模、豐度、知名度、美譽度及組合狀況等)與環境條件(包括旅游資源所處的生態環境條件、人文環境條件、資源開發條件、區位條件、客源條件等)互動匹配后所處的狀態，是旅游資源在特定時期、特定區域范圍內旅游業發展中所具有的功能與地位。旅游資源生態位與生物生態位最大的不同在于：生物的生態位是被動的自然選擇和適應的結果，相對來說比較穩定，而旅游資源生態位則是旅游資源本體特征與環境條件互動匹配的結果，可以通過改變環境條件和改變競爭策略而進行主動的選擇，同時，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時尚的變化，人們的審美標準、審美觀念會發生變化，進而影響旅游資源生態位的演化。
旅游資源生態位包括3個方面的含義，即，(1)旅游資源價值層位；(2)旅游資源開發序位；(3)旅游資源市場定位。其結構關系圖1。
(1)旅游資源價值層位――“營養生態位”
旅游資源價值層位是指從審美的角度和旅游資源自身特點、屬性、開發利用條件出發，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業發展中的地位。這個“區域”的范圍可以是指在國際范圍、國內范圍或地區范圍內。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旅游資源的“營養生態位”，也就是旅游資源本身能夠滿足旅游者需求的程度 及旅游者從中所能獲得的價值(營養)大小。旅游資源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形態，屬于“公共商品”或“環境商品”。它的價值構成不同于一般資源，其價值首先決定于它的效用性，其大小則決定于它的稀缺性和開發利用條件。當然旅游資源除了經濟價值外，還具有環境價值、存在價值等隱性價值，其價值構成如圖2。旅游資源價值層位是旅游資源開發序位和旅游資源市場定位的基礎。
影響旅游資源價值層位的主要因素包括：①藝術觀賞價值；娛樂康體價值評價，歷史文化與科學價值，資源規模、豐度、知名度與美譽度、組合狀況等。②旅游資源開發的外部性。③人們的審美標準與審美觀念的變化情況。
(2)旅游資源開發序位――“時間生態位”
旅游資源開發序位是根據旅游資源本身的價值品質、旅游資源所在地的區位環境條件、區域旅游資源相互關系等因素，確定的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開發中的時間順序和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功能系統中的地位。旅游資源開發序位包括開發時間先后秩序、開發建設規模和功能體系定位。旅游資源的價值層位是確定旅游資源開發序位的基礎，而旅游區位因素是確定旅游資源開發定位的重要條件。旅游資源生態位可以通過區位因素的變化引起旅游資源開發序位的改變而發生變動。
影響旅游資源開發序位的主要因素包括：旅游資源價值層位；區域旅游資源集散程度與類型結構狀況；旅游資源開發難易程度、投資規模、客源市場保證程度、開發后的綜合效益等。
(3)旅游資源市場定位――“空間生態位”
旅游資源市場定位是根據區域中旅游資源的價值層位現狀，分析旅游資源的輻射距離大小和吸引向性而確定的旅游資源的市場開發方向和預期規模大小，即同一資源在不同區域市場上所占據的位置與市場層次。旅游資源市場定位可以分為旅游資源的市場空間定位(空間生態位)和旅游資源的市場功能定位――目標細分市場定位(功能生態位)。
影響旅游資源市場定位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旅游資源價值層位，旅游資源的知名度、美譽度，旅游資源的定向吸引力等。
2．影響旅游資源生態位的環境因素
影響旅游資源生態位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5個方面：一是旅游資源本體條件，如資源的價值、資源的品位、組合狀況等；二是區域旅游資源的狀況，如區域旅游資源的數量、品位結構、類型結構等；三是旅游資源所處的地理環境條件，如環境承載力、環境舒適性、環境安全性、施工環境條件、地質地貌條件；四是旅游資源的客源環境條件，如客源地區位條件、區域人口出游水平與消費能力、與相鄰旅游地關系、資源對客源市場的吸引定向性、旅游目的地與客源地區位關系及可及性；五是旅游資源所處的區域社會經濟背景條件，如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區態度、開放程度、意識與社會承受力，基礎設施與旅游設施條件，資金條件，政治環境與投資環境等。
3．旅游資源生態位譜與生態位變遷
旅游資源生態位譜(TRNS，Tourist Resources Niche Spectrum)是指在一定區域范圍內，按照旅游資源的價值品位、開發序位和市場定位等相關評價指標，確定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業發展中所占據的位置譜系。它所表達的是區域內旅游資源在旅游業發展中的分工體系。
自然生態學中，隨著環境的變化，生物生態位存在著變遷。同樣，旅游資源生態位是由旅游資源本身特性與環境條件共同決定的，因此也會隨著環境因素的變化與改變。
二、建立旅游資源生態位理論的意義
生態位是普遍存在于生物界的一種自然現象。目前，這個概念已超越了生物學的范疇，滲透到了許多領域，如企業經營管理、城市發展研究等領域。把生態位的概念引入到旅游資源開發理論中，我們可以從中了解旅游資源的存在狀態現狀及開發方向，通過對這一狀態的認識，我們可以發現旅游資源的發展前景與開發方向，可以為區域旅游資源開發提供一種新視角與發展思路。
(一)為構建旅游生態學探索一種新的理論與方法
生態位理論是生態學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理論。隨著生態位理論的不斷完善和旅游資源生態位研究的不斷深入，它將為旅游生態學研究注入更多的新鮮血液，為構建旅游生態學的學科體系探索一種新的理論支撐和新的方法論。
(二)為區域旅游資源的合理開發提供理論支持
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根據旅游資源的自身條件與環境條件，慎重地選擇屬于自己的“生態位”，避免低水平重復開發與過度的惡性競爭，使自己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時間，在區域旅游系統中形成一個合理的旅游資源生態位譜，這對于協調、合理開發區域旅游資源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三)指導區域規劃，促進區域旅游協調發展
生態位理論研究表明，在資源環境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多種物種生態位在多維生態位的某一維數上的分割可回避競爭，從而形成共存，即有限競爭還可存在合作或相依性。生態位的這種合作與相依性對區域旅游協調發展具有借鑒意義。在進行旅游區劃時，首先應考慮的是旅游區(旅游資源)的“定位”問題，它關系到旅游資源在區域旅游系統中的分工，關系到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應用旅游資源生態位的理論可以指導旅游區劃，促進區域旅游協調發展。
三、旅游資源生態位的選擇策略
俄羅斯微生物學家格烏司指出，生態位是可以選擇的。不同物種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選準自身的生態位，在生存的時間和空間上與其他物種錯開。旅游資源生態位的選擇是旅游資源開發面對競爭所采取的一種積極策略。旅游資源生態位的選擇必須考慮旅游資源自身稟賦特征與需求、時間、空間等因素的協調統一。選擇策略主要包括生態位拓展、生態位調整、生態位協調和生態位優化4個方面。
(一)開拓新空間――生態位拓展
生態位拓展是指由于生物單元無限增長的潛力所引起的態和勢的增加。任何生物都有無限擴充其生態位的潛力，試圖占據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發揮更大的生態作用，對環境產生更大的影響。
在區域旅游系統中，在已有的旅游資源生態序位基礎上，為了適應環境變化和競爭實力的提高，開發新旅游產品和特色旅游產品，通過不斷擴展自身的生態位空間，尋找新的發展空間，拓展旅游資源生態位的寬度，在區域旅游業發展中占據有利的生存位置，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二)旅游資源錯位開發――生態位調整
高斯(G．F．Gause，1934)原理說明，各生物單位都傾向于占據不同生態位，用相互補充來代替直接競爭，在競爭過程中通過生態位的分離來更有效地利用環境資源，實現共同生存的目的。在弱肉強食的生物界，許多處于弱勢地位的物種，并沒有因為殘酷的競爭而滅絕，反而與處于強勢地位的物種“共存 共榮”，其原因就是生態位規律在發揮著作用[2]。也就是生物選擇了生態位錯位的競爭策略。同樣，在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旅游資源生態位差異越大，彼此之間的競爭就越小，雙方甚至處于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反之，旅游資源生態位越接近，相互競爭就越激烈，生存壓力就越大。因此，為避免生態位重疊而導致的惡性競爭(價格戰、廣告戰和產品戰等)，尋求共同發展，可以選擇旅游資源錯位開發模式。旅游資源錯位開發可以分為時間錯位、空間錯位、產品錯位和市場錯位4種形式。
1．時間錯位
對某一旅游區應正確選擇旅游資源開發的序位，做到分期開發，滾動式發展，確立旅游資源開發的主次關系與次序。對一些具有良好市場前景與預期的旅游資源，應盡快進行開發，充分利用“時間差”，占據有利的市場地位，確立先發優勢。對于某一旅游區域，應正確選擇區域旅游開發的時間序位，確定區域旅游資源開發的時間層次結構，進行時間上的梯度開發。
2．空間錯位
尋找有利于自己發展的生存空間，避免區域內在資源開發模式上低水平重復開發。通過空間錯位開發，形成區域旅游系統的合理的空間梯度，在區域旅游系統內逐步形成具有強吸引力、輻射力的旅游節點。這些旅游節點對周圍地區的吸引、輻射效應，會促成區域旅游系統內部各地區之間進一步發生互動效應，形成彼此之間的旅游職能互補，并逐步形成層次有序的區域旅游系統的空間結構。
3．產品錯位
多元化的旅游市場需求要求旅游產品必須有鮮明的個性和明顯的差異性。旅游產品錯位開發主要包括：第一，產品特色錯位，找出旅游資源開發亮點，形成旅游特品；第二，產品開發規模錯位，通過規模建立自身的優勢與個性；第三，產品檔次錯位，在產品質量、服務水平上做文章，打造旅游精品。
4．市場錯位
沒有飽和的市場，只有飽和的思想。市場錯位開發就是尋找市場空位，找準自己具有相對優勢的旅游細分市場進行開發。
(三)帶動作用與輻射作用――生態位協調
生態位理論表明，盡管旅游資源開發競爭非常普遍，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存在合作或相依性，從而促進旅游資源生態位的獨特性和穩定性。通過政府主導，根據同一區域范圍內的旅游資源的生態位狀況，可以選擇旅游資源價值層位高的旅游資源進行優先開發與重點開發，同時利用其知名度與市場優勢，對周邊資源類型相異、資源價值層位低的旅游資源開發起到帶動作用與輻射作用，從而促進區域旅游業整體發展與提升，建立區域旅游系統的生態秩序，促進區域旅游業的協調發展，實現區域旅游系統旅游資源生態位的優化。
(四)改善“環境因子”――生態位優化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2
流動方式
個體勞動力變家庭化遷移
調查顯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全部核心家庭成員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這些80后的年輕人，選擇的流動方式正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進入城市不僅是為了掙錢，對未來發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流動形態由“鐘擺式”向在城市穩定生活、穩定工作轉變。超過六成的80后流動人口，最近3年沒換過工作。
《報告》分析，家庭化遷移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產生歸屬感，有利于增強其幸福感?！秷蟾妗方ㄗh，政府部門制定流動人口相關的政策要適應家庭化流動趨勢，滿足流動人口家庭而非個人的需求。
工資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國家衛生計生委調查顯示，今年4月就業流動人口的平均工資收入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9%。流動人口主要就業于私營部門或從事個體經營，就業集中在制造業等五大行業。
制造業一直是吸納流動人口就業最主要的行業，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制造業從業比例連續下降。2013年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制造業從業人員比例為33.3%，較2011年下降4.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例出現上升趨勢，2013年在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行業就業的比例分別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婚育狀況
已婚育齡婦女1/4“流動”
流動人口一直是衛生和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弱勢人群。國家衛生計生委推算，2012年流動已婚育齡婦女約6307萬人，占全國已婚育齡婦女的近1/4。流動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數量約占全國同期出生數量的1/3，已孕婦女選擇在現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謙說，在孕產期保健、兒童健康管理、預防接種等方面，流動孕產婦和兒童是衛生計生部門應關注的重點人群。同時，新生代流動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懷孕、生殖健康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對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管理是挑戰。
焦點
流動人口不是“超生大軍”
近年來，曾有大城市為控制人口增長，對流動人口的升學、就業、購房等，出臺諸多限制政策。還有人認為，現在各地計劃生育政策只限制本地城市戶籍居民，流動人口可以隨意“超生”，缺乏監管；而且，多生的孩子，還要占用城市的各種公共資源。昨天，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明確表示，流動人口家庭的生育率與總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無幾，他們不是所謂的“超生大軍”。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3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項目：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開招標課題（ADNY201415）
作者簡介：馬芒（1957-），男，安徽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口經濟學。
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廣泛實施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迅速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從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長速度和人口規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向現代型的轉變。然而，在該政策執行30多年后，中國人口結構失衡問題逐步顯現，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出生性別比高達117.95，且持續偏高態勢明顯；由于出生人口銳減，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3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輕人口虧損加重，人口的結構性矛盾已經嚴重威脅著國家的人口安全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強制“一孩化”政策帶來的人口后果引發了社會各界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思考，王金營等認為需放寬二胎政策，嚴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認為應當審慎、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剎車[2]。基于我國的人口發展現實和學者的理論觀點，國家將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作為國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繼通過“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調整方案，并逐步執行。
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必然會改變未來人口的發展趨勢，由于目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時間不長，學者們主要通過人口預測對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效應進行分析。孟令國等采用人口-發展-環境模型（PDE）在“六普”數據的基礎上對我國2015-2050年人口結構變化趨勢進行了預測[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軟件構建系統動力學模型進行仿真實驗，對“單獨二孩”和“完全放開”兩種政策下我國的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變化進行預測[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通過推算2012年獨生子女規模對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進行了分析[5]；易富賢等利用隊列組元方法對人口政策調整后中國2015-2080年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展望[6]；喬曉春利用“六普”數據和國家衛計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數據，采用隊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預測軟件進行未來人口預測[7]；袁磊等通過設定總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個方案來預測我國未來勞動力供給情況[8]。不難發現，人口預測研究已經較為成熟，涵蓋的人口預測方法主要有數學模型方法、數據統計推算方法和人口學方法，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借鑒。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時間較短，多數研究基本還只關注到“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對人口結構的影響，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進行人口預測時設定的參數并不完備，或設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調整的變化，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全國層面的人口預測居多，而關于生育政策調整對農村人口結構影響的研究則是寥寥無幾，也就沒有將人口遷移、人口城鎮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預測模型當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給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間，本文設定三種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方案，依據隊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農村人口預測模型，并測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遷移等參數，以對2014-2035年農村人口結構發展形勢進行預測?！皢为毝ⅰ薄叭娑ⅰ钡恼{整政策是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完善的重要步驟，在政策調整初期進行農村人口結構的初步預測，既能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初步評估，為未來繼續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論指導，也能為農村地區做好教育、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的準備提供一個參考，以規避未來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風險，保證生育政策調整后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及可持續發展。
一、生育政策調整方案
鑒于國家在2014年和2016年開始執行“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預測區間設定為2014―2035年，時間范圍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調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會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也能夠反映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結構效應。
生育政策的調整實質就是生育率的調整，本文將政策調整與婦女生育水平的波動聯系起來，以確定生育政策調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發展狀態。根據2000年的“五普”數據、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以及2010年的“六普”數據，2000年、2005年、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2、1.33和1.18，農村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3、1.64和1.44，農村的總和生育率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0.2～0.3個百分點。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7年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指出全國總和生育率應該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認為受“單獨二孩”政策的影響，我國總和生育率可能會回升到1.8，但不會超過2.0，且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帶來的婦女時期生育水平的波動也只是暫時的，在數年內將會回落穩定，維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國人口總量基數較大，受資源、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數量達到峰值前完全放開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過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調整后，全國的總和生育率會維持在1.8左右，而農村則為2.0～2.1。
結合近年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變動的實際，設定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三種方案及各方案下的總和生育率走勢。由于本文以2010年數據為基期數據，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總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變，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實行三種方案，總和生育率也依據生育政策調整而發生變動，具體設定如下：
方案一：假設在預測期內，保持2010年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繼續維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間生育率的變化幅度較小，并且遠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設定2035年農村的總和生育率為1.60。設定方案一主要考慮到目前政策調整的時間較短，可以作為參照方案來反映政策調整后農村未來的人口發展變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開二孩。生育率分為3個區間，2010-2013年維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變，2014-2020年農村總和生育率會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進一步升高，并逐步穩定。從而可以設定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開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穩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即當前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變，2014-2015保持“單獨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總和生育率迅速提升，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會逐步達到2.0，并在2035年達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種方案下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三、模型參數設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為15～49歲各年齡組婦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設在預測期內生育系數即15～49歲各年齡組育齡婦女生育率占總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穩定的，因此，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所引起的各年齡組育齡婦女生育率的變動趨勢是相同的。生育系數的具體公式可以表示為：
gi，t=bi，t TFRt i∈[15，49]（9）
將（9）式變形，則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資料中15～49歲各年齡的育齡婦女生育率為基準，根據（9）式測算出生育系數，進而根據已設定的總和生育率變動趨勢和（10）式來估算出2014-2035年農村15～49歲育齡婦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別比
與我國有相似歷史文化背景的韓國，在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別比開始超出107，1990年達到最高，為116.5。隨后，在1996年韓國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數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勵生育，但出生性別比仍然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復平衡，韓國用了27年的時間讓出生性別比從最高恢復到正常，降低10個比值左右[9]。根據經驗事實可以發現，即使全面放開二孩，甚至完全放開生育，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也無法很快消除，恢復性別結構平衡的關鍵在于綜合治理。
據此，本文設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別比達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別比為108，方案三則為109。而根據2000、2005、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或抽查數據，全國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17.79、118.88、117.96，農村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別比下降速度較緩，尤其是農村地區，并且按照出生性別比的發展趨勢，農村出生性別比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個比值左右。據此，設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09、109.5、110，中間年份按逐步下降趨勢進行線性插值（見表1）。
（三）死亡參數
1.平均預期壽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1歲一組的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數和死亡人口數，編制出2010年農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農村地區0歲人口的預期壽命為75.84歲，其中男性人口預期壽命73.18歲，女性人口預期壽命78.50歲。以此為基礎，結合聯合國期望壽命增加值預測方案，對我國農村地區分性別0歲預期壽命的變動趨勢進行推測，但由于其給出的是每5年的增長值，其他年份的預期壽命則通過線性內插法獲得（見表2）。由于人口預期壽命與計劃生政策調整的聯系甚微，最終假設三種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預期壽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來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會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齡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變化趨勢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這就形成了一個地區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學家通過大量的人口數據發現相鄰年齡組的死亡概率之間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齡組的死亡概率之間存在著規律的聯系，據此編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聯合國模型生命表、科爾和德曼區域模型生命表、萊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國比較適用于聯合國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據聯合國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齡性別死亡概率與預期壽命之間的經驗關系，測算出上述相應預期壽命下的年齡性別死亡概率，一般來講，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越高，則其各年齡的死亡概率會隨之下降。
（四）遷移參數
1.遷移水平。陳彥光研究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過程呈“S”型曲線，可以運用Logistic模型對城鎮化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索[1]。為此，本文基于《中國統計年鑒》的2000-2013年城鎮化數據，利用Logistic模型預測未來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趨勢。Logistic模型的表達式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鎮化水平；A表示城鎮化發展極限值；a表示積分常數；b表示增長參數；t表示時間。為便于確定模型回歸參數，令a=lnA?c，b=lnd，其中c為模型回歸結果中的常數，d為系數。
則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參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城鎮化-前景戰略與政策（2010）》的預測數據，設定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極限值A為80%。借助SPSS軟件中的Logistic曲線估計方法，進行參數c和d的估計以及未來人口城鎮化水平的預測。模型估計結果為：
U=801+222.4?eln0.933?t （13）
據此，可計算得2014-2035年城鎮化率變化趨勢，見表3。
2.遷移模式。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會直接影響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也會對農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帶來一定的影響，從而在對農村人口的預測時需要對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鎮化模式即分性別、年齡的人口遷移率進行測算。
本文以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鄉、分性別、分年齡的人口數據為基礎，參照王金營提出的“鄉-城”人口轉移率的概念和計算方法[11]對分性別“鄉-城”轉移人口年齡別轉移率進行了測算，結果如圖2所示。鑒于預測時間較短，本文假定各年齡組鄉城遷移人數占鄉城遷移總數的比例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在預測期內保持2010年的分性別年齡別鄉城人口轉移率不變。
四、人口預測結果及分析
（一）人口總量預測結果分析
不論是“單獨二孩”還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調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婦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積釋放，從而增加出生人口數量和人口總量。根據上述預測模型和參數值，可以測算出三種方案下2014-2035年農村出生人口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
結果顯示：在預測期內，方案一中農村的出生人口規模會持續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數會出現階段性增加，然后平緩下降。在2021年，三種方案的出生人口數出現最大差值，分別為658.89萬人、790.40萬人和879.22萬人，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要比政策不變多出生220.33萬人。但是由于育齡婦女人數的下降和農村居民生育意愿的變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實施并不會帶來農村出生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在2021年達到生育峰值后，預測期內農村的出生人口規模開始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因此不會給農村地區造成人口壓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長期的，能使人口發展更加符合人口發展自身的規律，有利于農村人口結構的長期均衡。
出生人口規模的變化必然會導致人口總量的變化，在維持2010年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方案一中，農村人口總量在2027年達到最高值，為67 384.97萬人，之后便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在2035年為66 913.06萬人。而生育政策調整后，農村人口總量在預測期內均呈現出平穩增長的態勢，且因生育政策調整時間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方案二的預測結果顯示，農村人口總量在2035年將增至69 304.49萬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農村人口總量為70 371.10萬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萬人（見表4）?？梢姡叩恼{整能夠在預測期內扭轉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下農村人口日益衰減的趨勢，促進農村人口總量的增加。
（二）人口結構演變趨勢分析
方案一中，農村0～14歲的少年兒童比重從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變化率為-4.53%，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迅速上升，2035年達到24.08%，變化率為-12.26%，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態勢嚴重，且進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變化幅度稍小，變化率為-2.08%，2035年為15.9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上升至23.24%，變化率為-11.42%，人口的老齡化進程有所緩解，但依舊嚴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歲少兒人口比重的變化率為-1.02%，2035年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變化率為-11.07%，人口結構較方案一、二又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見表5）。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4
It was like a college 1)mixer, a classroom full of young men and women seeking a recipe for
romance. They had assembled for the first class of “Love Relations for Life: A Journey of Romance, Love and Sexuality.” There was giggling and 2)banter among the students, but that was all part of the course as their teacher, Suki Tong, led them into the basics of dating, falling in love and staying together.
The course, in its second year at two polytechnic institutes, is the latest of many, mostly 3)futile, campaigns by Singapore’s government to get its citizens to 4)mate and multiply. Its popularity last year has led to talk of its expansion through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e want to tell students, ‘Don’t wait until you have built up your career,’ ” said Yu-Foo Yee Shoon,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March. “Sometimes, it is too late, especially for girls.”
The courses are an extension of government matchmaking programs that try to 5)address the twin challenges embodied in a falling birthrate: too few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and too few of those who are belong to what Singapore considers the genetically desirable educated elite.
Last year Singapore’s fertility rate fell to a record low of 1.24 children per woman of childbearing age, one of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It was the 28th year in a row Singapore had stayed below the rate of 2.5 children needed to maintain the population.
But even a replacement-level rate would not be enough for today’s planners.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as aiming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by more than 40 percent over the next half-century, to 6.5 million from the current 4.5 million.
“Teaching our youth in school how to fall in love” is a good solution, wrote Andy Ho, a
senior writer at 6)The Straits Times, a government-friendly newspaper that does its best to help out in Singapore’s many campaigns. In 1991, for
example, when the government began offering cash bonuses to couples with more than two children, the newspaper printed tips for having sex in the back seat of a car, including directions to some of the “darkest, most secluded and most romantic spots” for parking. It suggested covering the windows with newspapers for privacy.
In 1984, the country’s master plann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declared that too few of the country’s most 7)eligible women, those with college degrees, were marrying and having children. He set up the Social Development Uni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nd since then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he country’s principal matchmaker.
In addition to its tea dances and moonlight cruises, the agency acts as a lonely hearts adviser, with an online counselor named Dr. Love and a menu of boy-meets-girl suggestions on its Web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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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sg. “Guys, girls notice everything!” the Web site offers in one of its dating tips. “Comb your hair differently and they notice. Change your watch and they notice! Skipped your morning shower and sprayed on 8)deodorant to cover the smell―they notice! What does this mean? Well, bathe regularly, chang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be observant, and compliment the lady.”
In other words, said Annie Chan, director of a matchmaking agency, “Our government wants smart ladies to meet smart guys to get smart children.”
But in Singapore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very far from thoughts of money and the workplace. These guys may have other things on their minds besides romance and babies. Singaporeans quite seriously describe their society as being driven by a local concept called kiasu, a desire not so much to get ahead as to not lose out. That concept might be applied, for example, to a person who pushes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to get into an elevator. This single-mindedness, in life as in elevators, seems to leave little room for social graces or for romance or procreation.
“The E.Q. here,” said Ms. Chan, “can be 9)appalling.”
But even while working on the solution, Ms. Chan seems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 She is 39 and has been married for four years, but said she did not have the time or energy to have children.
It is a lot to ask of a college course to break attitudes like this. Three 20-year-old graduates of last year’s 10)inaugural course at Singapore
Polytechnic still seemed 11)imbued more with kiasu than romance. Despite everything their teachers had told them about multitasking work and love, none was in a relationship. And nothing they had heard in class seemed to have 12)dented their stereotypes about the opposite sex.
“I’m not open to relationships in school,” said Wei Shan Koh, a former student who works as a teacher’s aide. “Boys in school are not my 13)cup of tea. They are 14)male chauvinist pigs. They’re annoying and childish. And they won’t give in to you. They’re just not mature.”
Another former student, Tian Xi Tang, was quick to respond. “I think girls’ ideas are a bit childish, or you might say 15)girlie,” said Mr. Tang, who hopes to become an engineer. “It’s a matter of pride. Guys are more outspoken. We don’t like a girl to be more outspoken.”
Kamal Prakash, who hopes to be a lecturer in mathematics, gave voice to what appears to be the common theme here, among both young people and their elders. “I am not interested now in love relations because I want to continue my studies,” he said. “If I concentrate on love relations, I won’t b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my studies.”
像大學在搞聯誼會似的，教室里擠滿了青年男女，在探尋獲得浪漫愛情的秘訣。這是他們聚在一起上的第一堂課――《愛之于人生：戀、愛、性之旅》。其間學生們嬉笑、打趣，那也都是課程的一部分。他們的老師童素琪（音譯）在教授他們學習約會、相戀以及維系感情的基本技巧。
在新加坡兩間理工學院開設的這門課已經進入第二個年頭，是繼新加坡政府開展的許多旨在促進國民結婚生育的運動后又一最新舉措，先前的大部分舉措都收效甚微。而去年開設的這門課程則廣受歡迎，并引發熱論希望其能在高校系統內進一步推廣。
“我們想告訴學生們，‘別等到事業有成才談戀愛’。有時候，那太晚了，尤其對于女孩子來說。”新加坡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政務部長符喜泉在今年三月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說道。
這類課程是新加坡政府眾多“紅娘”舉措之外的擴展，旨在設法對抗低生育率包含的兩大挑戰：愿意生孩子的人太少；愿意生的，極少是新加坡公認的基因優良且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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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去年適齡婦女的生育率跌至記錄最低點，為1.24個孩子，排名世界倒數。要維持新加坡現有人口數量，適齡婦女的生育率需達2.5個孩子，但新加坡的生育率已連續28年低于這一水平。
然而，新加坡今日的規劃者對用于維持現有人口數量的這樣一個生育率甚至還不滿意。新加坡政府最近宣布，其目標是在未來50年內實現人口數量超過40％的增長，從目前的450萬增至650萬。
“‘教在校青年如何墜入愛河’是個好辦法?！毙录悠隆逗{時報》資深作者何安迪在報上寫道。《海峽時報》是政府的喉舌，在新加坡眾多運動中竭盡所能為政府搖旗吶喊。例如在1991年，新加坡政府開始向生育兩個孩子以上的夫婦頒發獎金，《海峽時報》那時就曾刊登小貼士，指導大家如何在汽車后座上，包括如何把車停到一些“最隱蔽，最僻靜而又最浪漫的地點”，還建議用報紙擋住車窗，避免受干擾。
早在1984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時任總理李光耀就說過，本國那些擁有大學學歷的適婚女青年中結婚且生育孩子的人太少。他隨即成立了社交發展署來處理這個問題，從此，政府就開始擔當起國民的首要“紅娘”。
除了舉辦茶舞會、月光游船活動之外，社交發展署還扮演“孤單人士”的心靈顧問，在其網站省略.sg上推出“愛情博士”在線咨詢，還提供了一份男女約會指導手冊。網站上有這樣一條約會小貼士：“小伙子們，姑娘們注意所有細節！你換個發型，對方會留意到；你換塊手表，對方會留意到；你早上不洗澡，只噴些香體露掩蓋異味，對方也會留意到！那得怎么做？嘿，常洗澡，適時改變一下自己，注意細節，多贊美女性?！?/p>
某婚姻介紹所主管陳安妮（音譯）說道，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政府希望聰明的女性約會聰明的男性，生下聰明的
孩子。”
但在新加坡，要撇開金錢和工作不考慮是不可能的。這些在校青年的腦子里除了浪漫愛情和孩子以外，還有別的東西要考慮。新加坡人嚴肅地描繪道，他們的社會正在被這樣一種本國人稱為“kiasu”的概念所驅動，即一種不需要排頭也不能落后的愿望。那種概念可能適用于，比如，一個人推擠前面的每個人，只為擠進電梯。在生活中，就如在電梯中，這種一根筋的專注心態似乎把社交禮儀、談情說愛、生兒育女都擠到一邊去了。
“這里的人情商可真是（低得）令人震驚！”陳安妮說。
然而，正探尋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陳小姐，她自己似乎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今年39歲的她已經結婚4年，但她說她一直沒時間和精力生育孩子。
想要憑借大學里的戀愛課程來改變類似這樣的觀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年新加坡理工學院第一屆戀愛課程的3名20歲畢業生，他們腦子里的kiasu思想就似乎仍重于對浪漫愛情的渴求。盡管在課堂上，他們的老師已告訴過他們，工作和愛情可以兩不誤，但他們三人沒有一個在談戀愛，而他們在戀愛課程中聽到的東西似乎都無法削弱他們對異性的固有看法。
“我不贊成在校學生談戀愛。”孔薇珊（音譯）說道，她已畢業，現任教學助理?！拔也幌矚g學校里的男生。他們大男子主義、討人厭、幼稚、不懂讓步、不成熟！”
另一名往屆畢業生唐天西（音譯）則迅速回應道：“我覺得女生的想法有點幼稚，或者可以說是太‘小女孩’了。”希望成為一名工程師的唐先生說道，“男生說話比較直接，我們不喜歡女孩說話太直接，這可事關自尊心。”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5
2016年是供給側改革元年。中國現有問題并非周期性經濟失調，而是生產能力尤其是創新性、高端生產能力不足，伴隨低端產能過剩、資源過度流入低效傳統部門的結構性問題。一味從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刺激，無法從本質上解決該問題，反而會使問題積累越來越大，風險也隨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邊際效果遞減，需求管理已趨強弩之末。
此番中國提出供給側改革之前，整個社會和大眾媒體都深陷于總需求管理迷霧中：提到經濟增長，滿篇不是談論投資拉動、消費拉動，就是談論降息、降準，很大程度上造成經濟增長概念混亂。實則，即便以凱恩斯主義視角觀之，也只有在總需求不足，即總需要小于長期總供給時，進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內，長期總供給線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動，那即便將短期總需求提到高于長期總供給，實際產出最終會回落到潛在產出水平，保持經濟增速就無從談起。
什么是經濟增長？從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詞的字面意義，可以認為，經濟增長關注的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生產能力的增長。法國古典經濟學家薩伊有句名言：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薩伊定律）。生產能力即潛在產出提高了，長期總供給曲線能夠不斷向右移動，那么總需求和國民收入自然就隨之而增長。反之，如果潛在產出不變，則長期來看國民收入也無法增長，即使短期內進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實際產出，最終可能只是轉變為產能過剩和物價上升而已。
由此可見，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在于潛在產出增長乏力。借鑒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f（K， L），至少能看出這樣幾個問題：（1）中國目前雖然經濟體量很大，但由于各種體制原因，無論是科技進步還是商業創新都顯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困難;（2）雖然目前中國處于資本相對充裕的階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在獲得資本方面擁有絕對優勢，而相對靈活的中小企業卻融資困難，使得資本的投資回報率不高。加之目前較低的利率水平進一步刺激了國有企業進行低效率資本擴張的沖動，這會不會進一步加劇國企債務高企的問題？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過進一步增加杠桿以形成資本積累的方式不可持續;（3）中國的人口紅利早已耗盡，而目前的生育率已遠遠低于人口代際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勞動力供給，中國的快速老齡化問題，將對潛在產出增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由此帶來巨大挑戰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中國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無法通過大規模貨幣政策刺激加以解決。開啟另一個思路，進行供給側改革更合理和應時。汲取美國80年代里根經濟學的經驗教訓，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可著重關注以下方面：（1）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從而提升經濟效率和減少市場運行的體制成本;（2）國企市場化改革，提升國有企業經營效率。放開非必要的政府壟斷行業，為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市場化競爭營造公平環境;（3）進行結構性減稅，增強企業活力以促進商業創新;同時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以促進消費持續增長;（4）放開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勵生育，從而將人口生育率盡量提升至代際更替率的水平。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6
關鍵詞糧食需求；人口轉變；標準人消費權數；需求預測
中圖分類號F322；F063.2；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6-0117-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7
我國人口總量居世界之首，約為世界總人口的1/5。制定準確、高效的糧食安全策略是穩定中國社會的重中之重。糧食需求預測是我國制定糧食安全戰略的重要基礎。雖然，伴隨著我國“獨生子女”政策的貫徹實施，我國人口總量增長對糧食安全的壓力有所緩解；但是，我國未來人口總量仍會進一步提高，因此對我國未來的糧食需求預測的研究也從未斷過。雖然，目前國內外很多學者都開始注意到人口年齡結構和勞動強度的變化導致人均糧食需求調整的問題[1-2]。但是，在現有的糧食消費分析和預測，仍主要關注人均的收入水平、糧食價格、食品消費結構以及城鎮化水平等變化的方向和作用的大小，鮮有有關人口結構和職業構成等對糧食需求的影響放入到糧食需求的預測之中。在充分理解不同年齡人群的生理需求導致的糧食消費能力的差異[3-4]之后，采用傳統的糧食估計方法獲得的糧食需求預測結果很可能會因為忽略人口構成的調整而出現巨大誤差。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首先獲得分配給各年齡人口一個等標準人的消費權數，再將這些權數與對應的年齡人口數量進行加權求和，最后獲得一個國家或地區按照標準人計算出來的人口總量，并乘上一個標準人的糧食需求量進而估計得到該國家或地區的糧食總量需求水平。通過這種方法我們與傳統的人均糧食消費和人口總量的乘積進行對比，分析考慮與不考慮人口構成的調整對我國未來糧食需求預測的誤差范圍有多大，進而對我國糧食安全預警系統的修正與改進提供有意義的參考。
1人口結構對人均糧食需求的影響
1.1人口結構與糧食需求的關系
無論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和增長快慢，其糧食消費量總要受到自然和生理條件的限制。從社會各成員生理需求來看，個體間的性別和年齡差異決定其所需的能量和食物攝入量。如年輕人、勞動強度大的人其消耗的熱量大，對應的糧食消費也高，而老人或兒童的熱量攝入需求量相應較小，對應的糧食需求也低。為了將人口結構變量引入到糧食需求預測中，需要一個衡量人口結構的定量測度指標。綜合現有人口結構對消費影響的研究來看，較為合適的是采用標準人消費權數或等成人消費權數（Adult Male Equivalent Scale）這一概念，其基本思路是通過測度各年齡性別人口的需求，來分配其不同的消費權數，即標準消費系數，從而可以計算與標準人對等的個人需求。目前標準人消費權數這一概念在消費、儲蓄、兒童福利測度以及其他特殊的商品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1，5-11]。
對不同的人群而言，其糧食需求不僅僅取決于年齡構成，同時個人的飲食習慣以及食物的消費結構差異也會對最終的糧食需求產生影響。簡單地采用分年齡人口實際消費糧食的做法，可能會因不同年齡人口的食物消費構成差異（如，素食主義者消費的肉類少，其最終的糧食需求量很可能低于以肉食為主的人群）造成更多的問題和混亂。加上，我國未來人口結構本身也會發生巨大的調整。這就使得以現有的膳食構成來分析未來人口構成對糧食需求的影響，變得難以理解。這里，我們以一個標準成年人需要的熱量為基礎，根據我國居民標準膳食結構表，來測量一個標準成年人在既定的熱量需求下的最終糧食需求。這樣做不僅僅消除了因收入以及飲食習慣的改變帶來的膳食結構調整對我國需求的影響，同時也能夠專注于考慮人口年齡構成對我國未來糧食需求的影響，而不受膳食結構調整帶來的預測干擾。
通常，糧食消費總量是單個個體消費量的加總。用公式可以表達為：
Ct=∑p[]1ckt=Ptct（1）
其中，Ct表示糧食消費總量，ckt表示第k個人的糧食消費水平，Pt表示人口數，ct表示人均糧食消費水平。
根據FAO（2001）提供的分年齡性別人口的日熱量需求量表，我們以17-18歲男性作為標準成人，確定其標準消費系數為1，并計算出其其中AMESt（=∑90[]i=1βi·[SX（]nit[]Pt[SX）]）表示的是一個國家或是地區全部轉化為標準消費人的有效消費總指數，這一指標直觀的展示了人口年齡性別構成對糧食總需求的影響幅度。
1.2標準人糧食消費的確定
從公式（3）可以看到，糧食需求總量的變化幅度取決于標準人消費水平和按標準消費權數計算的有效消費總人口增長的幅度。由于不論人們的收入水平增長多高，其食品消費總量是生理條件限制的，因此本文擬根據中國營養學會（2008）制定的《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07）》[12]（以下簡稱《指南》）的最新營養標準，作為一個標準成人的食物用糧數量。
《指南》提供了每日每天攝入的食物品種和攝入量，并以膳食寶塔的形式分為5層。本文主要考慮糧食消費的變化，因此只考察與食用糧食消費有關的食物品種。其中將畜產品等的消費量根據各自的料肉比轉化為糧食消費量。則對應一個標準人的糧食消費總量計算公式為：
sct=∑αjfj
其中，sct表示一個標準人的糧食消費總量，αj表示第j種食品的料肉比，fj表示第j種食品的建議攝入量。
《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07）》膳食寶塔中建議的食物攝入量有上下限之分。如建議谷物每日攝入量取值范圍為250-400 g，相差150 g。如果以14億人口計算的話，則谷物作為口糧消費的總量預測將相差0.77億t。根據一個標準人的定義，以最高消費量作為標準攝入水平，因此本文取各食物建議攝入值的上限作為一個標準人消費量。即一個標準人日谷物消費為400 g，豆類消費50 g，肉類消費75 g，蛋類消費50 g，奶類消費300 g，水產品消費100 g。根據各類食品的料肉比[13]，最后計算的一個標準人的日糧食需求總量為1 053 g，約384.35 kg/a。
本研究主要從人口結構的角度對中國未來的糧食需求做分析，故在未來糧食消費估計時，假定標準人消費情況不變（雖然地區、季節性導致食品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但本文暫不考慮這些因素變化的影響），通過對未來中國人口結構進行模擬，觀察未來中國糧食需求的波動趨勢，以期對未來的糧食安全政策提供指導。
向晶等：人口結構變動對未來糧食需求的影響：2010-2050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6期
22010-2050年人口預測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對比有無人口結構變量的情況下，我國未來糧食需求預測分析。因此，在對未來的人口分析預測當中，我們采用的是年齡推移法進行估算。
2.1人口預測的數理模型
為建立預測模型，給出假設：①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穩定，在無較大的戰爭、流行病等情況下，生育率不會出現大的波動；②假定國內遷出和遷入的人口數相等；③生育和死亡結構不會發生顯著變化；④人口的年齡上限為90歲。
以各年齡性別人口數為基礎，年齡從0到90歲的男性人口數表示為：
其中，Sit和Xit分別表示男性和女性t年時i歲人口的存活概率。Sbt和Xbt分別表示男性和女性的新生人口。
存活概率是根據對應人口的死亡概率求得，新生人口用處于育齡女性的人口和平均生育率計算的。一年的新生人口為zt=∑49[]i=15wi（t）·git
，其中wi（t）和git分別表示年齡i婦女的生育率和婦女人口數。新生兒男女比根據以往的性別比進行推算。
2.2模擬結果
2.2.1模擬的可信度
本預測以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涵蓋分別年齡的人口性別結構、分年齡的婦女生育率以及分年齡的死亡率。先通過預測2000年到2009年人口情況，然后將2009年全國的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進行調整，再以2009年往后推算預測2010-2050年人口。
2000年我國男性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9.84歲，女性為73.40歲。根據2009年的人口抽樣調查，計算出我國男性的預期壽命為76.95，女性為81.59，以此保持不變至2050年。雖然，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22，但大量的學者研究表明這一數值被低估了[14-16]。于此，在人口模擬進行調整，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設定為1.60。隨著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進入生育年齡，考慮到夫妻兩人均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因此預計2009年以后的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因此預測方案假定總和生育率將從2000年的1.60上升到2009年的1.8，此后保持不變。根據2009年0-8歲男女生的性別比，2001年的性別比為119∶100，到2009年為120.21，此后保持不變。
據此，以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推測了2009年的人口情況，模擬的人口總數為133 739萬人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33 747萬人接近，誤差范圍為0059 9‰；且各年齡人口的模擬情況見圖1，可見人口模擬情況良好。
圖12009年全國人口抽樣數據與模型模擬值的比較
Fig.1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values and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data， 2009
2.2.2模擬結果
根據模擬結果可以看到，我國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為14.57億。其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從2009年的9.71%上升到2050年的26.75%。對一個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有決定性貢獻的經濟活動人口，將出現大幅度下降。據估計，15-65歲人口的比重將從2009年的7365%下降到2050年的59.20%。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醫療服務的改善，中國的社會總撫養比（（老年人+少兒）/經濟活動人口）將增長近1倍，且在2025年以后的增長幅度會大于2010-2025的水平（見圖2）。
圖22010-2050年總人口和撫養比情況
Fig.2Population and dependency ratio， 2010-2050
3我國未來糧食消費估計
根據人口預測，未來中國人口總量最高將達到14.57億，且老齡化程度將進一步加深。從表1中可以看到，我國糧食消費總量在2010-2050年間整體上呈現先上升然后持續下降的趨勢。如果不考慮人口結構變化，我國人口總量增幅于2030年達到峰值，增長幅度為7.87%（見表1）。然而，如果按照將所有人都轉化為可計算的標準人之后，標準消費人口總量將于2030年之前達到峰值，增長幅度略小于實際人口增長率，增幅最高約為6.26%。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僅僅表現在按標準人計算的總人口增長速度的放緩，還表現在其對未來的糧食總量消費預測估計上。從表1中可以看到，如果沒有人口結構的變化及其影響，我國未來糧食消費量將在2030年達到65 872.90萬t的最高峰；如果考慮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我國未來糧食消費量最高峰將出現在2025年，且最高消費量為64 82292萬t。
從這里可以看到兩種差異：一個是消費高峰時間上的差異，即加入人口結構變化的因素以后糧食消費高峰出現較早；另一個是最高消費量之間的差額，即加入人口結構變化因素以后糧食消費總量減少1 050萬t，相當于我國進口大豆總量的1/5。
注：糧食消費總量=人均食用糧食消費量×總人口/0.85。除0.85的理由在于：糧食消費總量包括食物用糧和非食物用糧，假定食物用糧占總糧食消費的85%。而人均食用糧食消費總量是根據《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07）》有關糧食產品建議攝入量獲得的。
進一步觀察兩種方法計算的糧食消費總量的差額可以看到，2040-2050年預測值相差最高達2 834.43萬t，最少的為2 493.43萬t。這個數額約占我國現在糧食消費總量水平的5%。也就是說，未來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減少5%的實際糧食總需求。
4結論
在過去的糧食需求預測中，人們往往關注收入、價格等經濟因素，忽略了因人口構成（年齡和性別）下的生理需求對糧食需求的影響。如果一個國家正在進行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也發生著快速的人口結構調整，則兩項正向作用很可能迅速推高該國家糧食的需求總量。因此，本研究對目前現有的糧食預警系統做了進一步地完善，同時對我國未來的糧食需求分析進行了嘗試。本研究通過引進標準人消費的概念，將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糧食需求變動引入到實際測量模型之中。研究結果顯示：
（1）從人口預測的結果來看，未來2010-2050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約為14.57億人，隨后出現下降，同時我國的老齡化程度會進一步加強。社會總的撫養比會從2009年的36.68%上升到2050年的6892%。總人口的增長幅度在2030年達到峰值，同2010年相比增長787%。如果不考慮不同年齡性別人口消費差異的話，我國2030年的糧食消費總量將比2010年增加787%，隨后出現下降，并于2050年恢復到2010年左右的消費水平。
（2）如果考慮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我國糧食消費總量將提前5年左右達到峰值，2025年的需求量最高，但峰值的絕對量低于沒有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即比2010年的消費總量只高6.26%，但比沒有人口結構變化時的峰值低1 050萬t。2040年以后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更為顯著，每年糧食消費總量大體減少2 500萬t。
（3）無論采用何種計算方法我國未來的糧食消費總量最高都可能達到6.5億t左右。如果沒有人口結構變化的作用，中國未來的糧食消費總量最高將達到65 872.9萬 t；但如果人口結構變化發生影響，最高消費量將只有64 82292萬t，兩者的差額接近1 050萬t。
總結來看：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未來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幅度很可能要小于人口的增長幅度；相應地，糧食總需求量的預測值不僅較低，而且差距逐漸加大。雖然從總量上看，我國未來的糧食安全壓力仍然很大，但是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未來世界糧食安全更應該關注那些人口增長速度快，且人口構成向中青年型轉變的國家，而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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