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管理范例

一、農村社會管理的困境與根源

20世紀80年代，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建立，村莊及農民出現了維護自身權益的行為，農村社會矛盾主要表現為村莊之間、農民之間爭奪土地、山林、水源等公共資源。進入90年代，隨著村莊之間及農民之間權益關系基本確定以及政治經濟體制的成型，基層政府(村委會)和涉村企業成為農民權益的基本相關者，農村主要社會矛盾逐漸轉換為農民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產生的與基層政府(村委會)及涉村企業之間的矛盾。當前，這兩類社會矛盾或者單獨存在，或者二者共同存在于同一社區，成為農村社會沖突的兩個基本類型。尼村位于我國西南沿江地區，村民以種植業為主要生計。近幾年來，約3000畝集體土地陸續被鄉政府、村委會轉讓給各種開發商，賣地款項達4億多元人民幣，但給村民的補助款每畝只有600元，其余全部被當地鄉政府、村委會的干部以各種理由使用或者占用。全村近5000人口，只剩下不足8000畝耕地。面對日益減少的耕地，村民與鄉政府、村委會之間爭議不斷，給村民的補助款未能增加，持續賣地的現象也未能得到阻止。于是，部分村民自2007年以來不斷上訪，反映村級財務、土地及選舉問題，但屢次上訪都無果而歸。2009年7月，300多名村民集體到當地市政府上訪，但未獲解決。8月，村民推選5位代表與當地市和鄉政府溝通并提出兩項要求:查清本村土地買賣情況，公開村務、財務，增加土地補助款;查清村委會換屆選舉情況，保障村民的選舉權利。市和鄉政府遂組成工作組進駐尼村，調查核實村民提出的問題并要求村民代表參與監督。9月，由于對政府解決事件的方法不滿，在工作組調查、解決訴求過程中，約300名尼村村民再次聚集到市政府非正常上訪，提出“還我耕地、補我損失”、“維護民主選舉權利、參與村務管理”等要求，但矛盾一直難以調解。溪村位于東北城市郊區，2009年前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處于當地平均線以下。JY礦業的進入，不僅帶來了征地補償款，也催生了采沙、汽車修理、餐飲等行業。然而，礦山作業、道路修建及土石堆放，導致局部植被的破壞和生態環境的改變，增加了在雨季引起局部坍塌和泥沙流的可能，對農田造成威脅。村民居住區附近的礦山作業道路與井下的爆破作業，也給村民帶來了噪音、灰塵的影響及人畜安全問題。盡管各項環境指標達標，但畢竟對村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干擾。同時，受土地征用及礦山生產影響，溪村失去耕地約1000畝，有約500畝田地減產或改變種植作物。

兩者約占社區耕地總數(約3135畝)的1/2，致使當地出現了大量少地、無地及減產的農戶，村民普遍憂慮未來生計的可持續性。至于土地補償金的使用，大多數村民除了修建房屋外則主要用于眼前的日常消費，只有少數人買車跑運輸或開店，務農仍然是村民的主業。而這零星的產業也以礦業為依托，由于礦業生命周期短也無可持續性，于是，村民一方面向JY礦業提出追加征地及環境補償，要求基層政府(村委會)予以調解;一方面指出現有體制下村務仍然由村委會控制，但應給予村民有效表達自身意見、參與村務的渠道以公平合理地解決問題。尼村與溪村的情況代表了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矛盾的基本狀況，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沖突的必然發生。因為這些衍生出的問題與矛盾，盡管在農村發展中不可避免，但只要能夠有效應對，就不會轉化為現實沖突，仍然能夠實現農村的和諧與發展。然而，對于這些問題與矛盾，目前無論基層政府、村委會，抑或是涉村企業，都難以應對和管控。就矛盾性質而言，村民與政府(村委會)、村民與駐村企業的矛盾具有自身的特征，即“無理有因、有責合法”。從發端上看，矛盾雙方既都悖于情理又都事出有因。尼村村委會及當地政府在出售土地及土地補償等方面損害了村民利益，溪村JY礦業在環境、安全等方面影響了村民的正常生產生活，但土地與礦山開發確是發展經濟所必須;村民對基層政府(村委會)、企業的沖擊并非完全合理合法，但村民保障或改善生計的訴求可以理解。從結果上看，矛盾雙方既都負有責任又都合乎法規。政府(村委會)、企業的正常工作與生產的確影響了村民的生計，但也的確為國家政策法規所允許;村民的對抗的確影響了政府(村委會)、企業的工作秩序，但也的確符合國家法律的規定。盡管政府(村委會)具有調節社區矛盾的功能，擁有行政制裁和思想教育兩方面的手段，但只能在法律責任明確的前提下，適用法令規章展開行政制裁。因而，對于“無理有因、有責合法”的矛盾，無法直接介入村民的生產生活予以引導，只能運用思想教育方面的手段，這顯然難以有效調節。而企業是與村民對等的民事權利主體，不具有調節自身與村民關系的權力，盡管不滿村民的不合理要求，但也無法干預村民的行為。就矛盾的根源而言，這兩類社會矛盾既來自村民的生計危機，也來自村民的政治權利危機。從起因看，尼村村民與鄉政府(村委會)的矛盾，起自收回賴以生存的土地及土地補償;溪村村民與駐村企業的矛盾，起自村民失地太多，加之田地受礦山作業影響，普遍憂慮未來生計的可持續性。從訴求看，尼村村民既提出“還我耕地、補我損失”，又提出“維護民主選舉權利、參與村務管理”;溪村村民既提出“追加征地經濟補償”，又提出“建立制度化的村務參與和利益表達渠道”。由于市場體制的確立，村民因分散的小農經濟及囿于自身觀念與素質的局限，難以在市場中維持、改善自身生計，而政府(村委會)也缺乏經濟及組織根基，難以動員、引領村民發展生計，無法消解社區矛盾的經濟起因。村民盡管被賦予參與村務、表達利益的權利，但正如尼村和溪村所反映的，村民作為個體在與政府(村委會)及企業的互動中顯然處于弱勢地位，難以保障自身民主權利的充分實現，無法消解社區矛盾的政治根源。于是，盡管尼村與溪村當地的政府(村委會)積極開展社會管理，通過法律政策規范村民行為，通過國家扶助政策發展村民生計，村民的情緒與行為仍然難以控制，村民生計發展問題仍然難以解決，社區矛盾仍然突出。

二、社會工作介入的實踐與實效

市場體制的確立與基層民主體制的健全，使政府(村委會)無法直接介入村民的生產與生活，村民也無法獲得來自政府(村委會)的有效支持。政府(村委會)及涉村企業難以化解“無理有因、有責合法”的矛盾，村民的生計發展需求與政治權利訴求也難以得到滿足，這就使農村社會矛盾陷入解決困境并演化為社會沖突成為可能。然而，村民、政府(村委會)、企業各自角色及相互關系的這種制度安排，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卻又無法被調整以超越困境。因而，只有通過引入外在力量，促成對“無理有因、有責合法”問題的管理，滿足村民的生計發展需求與政治權利訴求，才能超越困境而致社會和諧。社會工作正是這樣一種力量，它不是一種政府職能，而是一種由社會工作者在特定的機構以非營利的利他主義為指導，運用科學的方法和技巧進行的助人自助的服務活動。對于農村社區，社會工作以社區及其居民為對象，通過建立社會工作機構，能夠明確社區問題與需求，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動員和組織社區居民參與集體活動，培養社區居民民主參與、自我負責的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的能力，促進社區和諧與發展。由此，社會工作能夠動員社區內外各個主體及資源，介入“無理有因、有責合法”問題領域。既可提供社區內部的制度化參與和利益表達渠道，滿足村民的權利訴求與政府(村委會)的管理要求，又可培養自我負責、自主發展的意識與能力，帶動村民發展經濟，從而對農村實現有效的社會管理。社會工作一般由政府及非政府機構購買或提供，由專業性社會工作機構實施。它“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整合各方資源，實現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治理的制度框架……以及在社會分工原則下的政府與非政府之間合作互助的機制”。鑒于中國社會工作尚處于初級階段，我們以大學的社會管理科研團隊為基礎，組建社會工作隊伍，嘗試以社會工作的方式介入農村的社會管理。由于村民與政府(村委會)之間、村民與企業之間的矛盾關系，在解決社區問題時必將難以獲得足夠的資源。因此，社會工作需要的是能夠實現一體化行動的機構。鑒于尼村村民與政府(村委會)之間存在矛盾以及溪村村民與企業之間存在矛盾，便由大學科研團隊分別于2010年1月和4月與村民、政府(村委會)、企業簽署合作協議，組建社會工作委員會，設立社會工作辦公室，以大學科研團隊為主導，由各方安排專職人員常駐社會工作辦公室。

社會工作機構的議事制度是每月的聯席會議制度，由社會工作辦公室召集，社會工作委員會成員單位負責人參加，特殊情況下即時召開聯席會議。社會工作辦公室的日常工作是根據社會工作委員會的決策，在沖突管控與生計發展兩個方面開展社會管理工作。一方面建立社區沖突管控系統，從社區沖突的預警、防范、化解等各個環節直接應對矛盾與問題;一方面建立社區生計發展系統，合理引導社區村民的發展愿望，對社區進行生計項目資助、生計技能培訓及基礎設施幫扶。從社區沖突管控的實踐看，社會工作的介入使村民與政府(村委會)、村民與企業間的各種“無理有因、有責合法”問題逐漸得以協調和化解。尼村社會工作機構成立后，立即著手處理多年來的土地問題。社會工作辦公室一方面接待來訪群眾，了解群眾訴求，一方面召集大學科研團隊、村委會、村民代表、鄉政府負責人員參加社區聯席會議，使村民得以參與社區內部事務，鄉政府也與村民有了平等的溝通。經過近3個月的共同工作，終于達成了令村民與企業都理解和認同的糾紛解決方案。溪村社會工作機構成立后，社會工作辦公室一方面積極接待村民上訪，聯合司法、信訪等部門組成調查小組，逐戶進行走訪;一方面撰寫情況說明并提交聯席會議商議。由于聯席會議成員的平等性，村民與其他各方一起發表意見，一起設計解決方案，使村民與企業都獲得了滿意的結果。在社區生計發展領域，社會工作的介入也使村民生計發展問題逐漸得以破解。一直以來，尼村與溪村村民過的是粗放的農耕生活，生產上被動應付，生活上不思進取。與此傳統保守的小農經濟習慣相對應，農民也只愿意與自己的血親交往。由于社會網絡成員之間的同質性強，“呈現一種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社會網絡狀態，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的大小要依著中心勢力的厚薄而定。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致使成員缺失獲得有效信息的機會，社會資本較為匱乏。

盡管政府提供資金及農業技術培訓，但既沒有改變村民的生產生活習慣，也沒有改善他們的社會資本。外界提供的資源一旦耗盡，便又回到原來的貧困狀態，致使生計項目失敗。社會工作辦公室成立后，在尼村與溪村動員、組織村民組成種植專業合作社，確定了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豬羊養殖基地等項目。在此過程中，社會工作辦公室一方面引導村民養成與現代生產相匹配的資本積累、擴大化再生產的觀念以及與產業化生產相匹配的組織化、紀律化習慣，努力使村民轉變為適應現代社會的自主自強的新型農民;另一方面引導村民與技術部門、市場部門、信息部門建立業務聯系，讓村民逐漸與這些部門進行業務合作，為村民營造社會網絡，積累社會資本。事實表明通過社會工作開展社會管理的有效性。在尼村，2010年以來社會工作站共接待上訪群眾1270余人次，反映事項70多項，解決率達95%，群眾滿意度達85%以上，社區再未出現惡性群體性事件及越級上訪事件。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09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至2012年的9000元。在溪村，2010年以來社會工作站共接待上訪群眾1360余人次，反映事項80多項，解決率達90%，群眾滿意度達80%以上，社區也再未出現惡性群體性事件及越級上訪事件，僅有個別單體糾紛。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09年的2000元增加至2012年底的8000元。各級政府也對尼村與溪村的社會工作介入實踐予以認可，尼村被市委、市政府評為新農村建設“先進村”，被區委、區政府評為“平安創建先進村”，溪村更是作為“全國和諧礦區”典型，為國土資源部及國內各大媒體所廣泛宣傳。

公共危機管理體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亟需建立更加常態化的治理體制，將更加多元的主體納入其中。社會工作作為一門關注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專業和職業，立足社區，在理論和專業倫理的指導下提供社會服務，從而達到完善社會功能。提高社會福利。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社會工作與國家治理體系有著天然的聯系。中國的社會工作具有行政性和半專業化的特點，被納入了行政管理的范疇，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模式，符合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上的運作邏輯。

一、治理與公共危機

治理是相對于傳統的統治而言的一種新的公共權力配置模式，是個人和機構、公共和私人共同管理事務的多種方式的總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通過這一進程可以采取合作行動，容納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治理具有四個特征:（1）它不是一套規則或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2）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3）治理包括公私營兩方面;（4）治理不是一個正式的系統，而是持續的交互作用。我國學者陳振明認為治理就是對合作網絡的管理，是為了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可見，治理意味著協同合作，強調參與主體的多元性和協調性，并關注主體間互動的過程和互動的靈活性。對于“危機”的理解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將危機看成是一種非常規的過程，強調“過程”；另一種是將危機看成是一種或者一系列的突發事件，強調“事件”。對于前者的理解而言，危機有完整的生命周期，這代表可以對危機進行預防、防治和預警。奧古斯丁提出了危機管理的六個階段：避免危機，準備管理危機，認識危機，控制危機，解決危機，從危機中獲利。希思提出了4R模型：減少、準備、響應和恢復。公共危機是危機的一種特殊形式。公共危機事件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既要管理導致危機事件的社會環境，又需要管理事件所帶來的社會后果，是一種綜合管理和全程管理，需要多方的參與和協調合作才能實現，不僅需要保障非政府主體參與和表達的機會，還要在強調政府責任的同時，明確其他參與主體的責任，使他們能夠主動參與到危機管理中。突發事件的結束并不意味著公共危機的結束，突發事件之后的“次生災害”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需要加強政府的公共關系，減輕“次生災害”。治理的特征和內涵正好適用于公共危機管理。在治理視角下，公共危機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加強政府的領導作用，而是注重政府、社會組織、個人等多元主體之間協調合作關系的建立，發揮除政府外其他主體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政府管理和市場運行的共生系統，社會工作具有專業化的知識與理論指導，社區化的工作模式、“助人自助”式的工作方法和社會工作理應成為公共危機管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社會工作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的角色定位

在危機的不同階段，社會工作者可以扮演多樣的角色發揮作用。研究發現，社會工作者具有相當強的可轉換的能力，其專業實踐技能使他們能扮演提倡者、支持者、教育者等多樣的角色，面向不同的人群提供服務，在危機管理的所有階段中都能發揮重要作用。

（一）預防者預防是社會工作職業使命的一部分。

社會工作在危機管理中發揮預防的作用體現在危機發展的整個生命周期之中。社區社會工作立足于社區，群眾基礎堅實，可以及時發現潛在的危機，為公共危機預警系統提供數據。危機發生之前的預防是減輕危害的最有效方法，所以在危機發生前，社會工作者可以在社區內開展危機應急反應的教育。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教育可以提高參與者對緊急情況下活動、政策和程序的認識，提高整體的能力和信心，且這一效果長期有效。在公共危機發生之后，群眾會產生非理性的情緒，且這種情緒會相互傳染，不僅不利于個人身體健康，而且可能會引發部分群眾的非理性行為，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影響。社會工作者具有專業的知識和實踐經驗，可以緩解服務對象的非理性情緒。同時，社會工作者的基層工作經驗使他們可以用更加平民化的語言說明危機應對措施和政策，更有利于群眾的理解和實施，避免危機的進一步擴大，群眾也能在熟悉的服務者那里獲得更多應對危機的信心和勇氣。此外，在公共危機發生之后，社會的大部分資源和關注點都會轉移到危機的直接受害人群，而常規的弱勢群體被忽視，基本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影響社會的公平，易滋生“次生災害”。社會工作者因長期與服務對象保持專業關系，可以在危機發生之后仍給予這類人群足夠的關注，并及時提供他們所需的幫助，減少“次生災害”的可能性。公共危機事件的結束并不代表危機的結束，危機之后的重建是危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關注危機之后受影響群眾的社會適應與再融入問題。災害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個領域，目的是預防災后的社會和心理問題，對個人和群體的社會網絡和物質環境進行干預。首先，公共危機會給社會經濟帶來不同程度的沖擊，造成失業和貧困問題，對弱勢群體的影響更加明顯。社區社會工作者扎根社區，可以幫助他們更快、更準地了解社區居民受危機影響的情況，為有經濟困難的人群申請經濟補助，給因危機而失業的人員提供就業信息和機會。其次，重大的公共危機之后，應對受影響群眾進行心理疏導和社會關系的重建。災害社會工作不僅可以提供專業的服務，還可以協調公共危機管理體系中主體間的實踐，有助于解決個人、家庭和社區長期的心理和社會問題。

摘要：城市化進程的深入發展，社區的規模與數量在不斷擴大，社區在承擔各種職能時，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高。但現階段我國當前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結構中都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了原有的社區服務模式無法滿足當前社區居民的需求。文中簡要地論述了社會工作融入社區網格化管理可行性，并且從不同的層面深入性地探索了社會工作介入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有效途徑，以供相關從業人員參考、借鑒。

關鍵詞：社會工作；社區；網格化管理

和傳統的社區管理模式相比，網格化管理所帶來的社會價值與經濟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社區網格化管理理念推行的過程中，其內部隱藏的問題和矛盾也逐漸地顯露出來，如果沒有及時地解決將會給我國社會建設與發展工作造成嚴重的阻礙。而把社會工作模式的融入引入社區網格化管理中后，社區的服務質量和問題回饋速度得到了顯著提升，在管理成本投入上也有明顯的優勢。因此探究社區網格化管理與社會工作相結合，對于優化社區管理工作結構，提升社區服務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一、在社區網格化中融入社會工作管理的可行性

（一）解決社區居民的各種生活問題。社會工作與社區網格化管理系統相結合，可以在短時間內把問題上報到系統中，實現多部門的聯動反應。此外，在面對各種社區問題與社會服務需求方面，社會工作可以發揮出自身的優勢和相關部門進行良性溝通，既能夠解決了政府部門以及社區管理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可以為廣大社區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在面對社區范圍內發生的家庭暴力、外來人員突發、流動兒童教育生活問題、老年人養老服務等等，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的無法采取針對性的方式予以解決。而社會工作可以利用專業化的工作理念為社區內的居民提供政府部門以及國家行政機構無法做到的服務內容。此外，社會工作在進入社區網格化管理系統內，可以有效地降低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人員的工作壓力，并且為社區居民的問題處理給予更多幫助[1]。

（二）為網格化社區管理提供更多便利。要想在社區范圍內開展社會工作服務，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社區分析工作。社區的背景、問題以及社區內所需要的服務等內容都需要由社會工作者進行系統化收集、分析。社會工作者會按照社區人員的不同年齡比例、社區居民的經濟水平、社區范圍內的各種機構以及組織等等。在了解這些信息資訊之后，社會工作人員會與社區網格管理層進行數據對接，這樣既可以為社區網格化管理提供便利，而且還可以通過數據分析掌握該社區所需要的社會服務內容。在掌握社區背景以及社區的基礎內容之后，社會工作人員和社區網格管理部門就要構建一個合作與聯動的關系。把社會工作與社區網格管理進行結合，在保障雙方共同價值觀的同時，還可以用相互協作的方式為社區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務。

二、社會工作視域下社區網絡化管理工作的基本情況

摘要：

社會工作者又稱之為“社會治療師”，其興起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的迫切需求。開展社會工作者職業心理素質教育在社會工作者完善自我、塑造健康人格、增強適應能力、調節性情和人際交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社會工作者職業心理素質開展存在以下幾個問題：對職業心理素質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職業心理素質教育目標認識不清、職業心理素質教育內容體系不完整、職業心理素質教育體系不健全；職業心理素質教育形式單一。為此，社會工作者職業心理素質教育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明確教育目標，加強教育內容體系的研究，完善教育體系，促進教育形式多樣化發展。

關鍵詞：

社會工作者；職業心理素質教育；職業心理健康發展

社會工作者又稱之為“社會治療師”，其興起是為了滿足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的迫切需求。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的特殊時期，社會工作者職業應運而生。社會工作者職業也將會迎來發展的關鍵時期，不僅人數規模迅速擴大，其專業化和職業化道路將會越走越遠，它將會成為一個蘊藏著巨大生機的職業。

一、開展社會工作者職業心理素質教育的重要意義

（一）開展社會工作者職業心理素質教育有助于社會工作者完善自我

作者：陸士楨 徐選國 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社會管理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社會管理創新是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手段，加強社會建設，關鍵在于創新社會管理。所謂社會管理，從狹義上是指社會管理作為政府的一項職能，與政治管理、經濟管理相對，指的是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中除政治統治事務和經濟管理事務的那部分事務的管理與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圍一般也就是社會政策所作用的領域（李偉程，2005）。廣義的社會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會組織對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事業和社會觀念等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服務、監督和控制的過程（鄭杭生，2006）。何增科（2007）綜合分析了不同學者的定義，將社會管理定義為政府和民間組織運用多種資源和手段，對社會生活、社會事務、社會組織進行規范、協調、服務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會生活質量。（2011）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班上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做了精辟的論斷，他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能力建設，維護人民群眾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良好秩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

所謂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是指以社會工作者為主體，堅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會工作專業倫理規范，綜合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方法和技能，開展困難救助、矛盾調處、權益維護、心理疏導、行為矯治、關系調適等服務工作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民政部，2009）。

一、民辦社工服務機構在社會管理創新進程中的戰略意義

民辦社會工作機構是社會工作服務提供與實施的主要載體，是社會工作人才施展才能和履行使命的重要平臺，是有效整合社會工作服務資源的重要渠道，是開展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重要陣地。在我國社會管理創新戰略進程中發揮社會工作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推進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發展，是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迫切需要，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戰略選擇。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不同于政府組織的強制性和剛性特征，它具有典型的自愿性和柔性特征，是連結政府與民眾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是緩和黨群關系的“柔和劑”，對于當前急劇變遷的社會，以及隨之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一方面承擔起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的艱巨責任，另一方面為社會工作專業有效發揮社會功能與優勢提供了空間。四川地震災后，大量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積極介入災區，與當地政府達成不同程度的合作關系，對解決當地社會問題，加強社會穩定，恢復和推進社會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探索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的服務領域和內容，是完善現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重要途徑。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而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直接目的在于，為有需要的社會成員提供困難救助、矛盾調處、權益維護、心理疏導、行為矯治、關系調試等個性化、多樣化的社會服務；其根本目的在于促進社會成員的健康發展，實現社會和諧與社會公正等。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的根本目的與社會管理創新目的具有一致性，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的服務領域與內容構成了社會管理創新和社會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摘要］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整體水平的不斷提升，當前社會工作作為實現社會力量發展以及強化社會管理協同作用的主要途徑，其在學術界的研究也變得越來越深入和廣泛。立足于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協同作用的研究現狀，本文首先對社會管理與社會工作的相關理論、定義進行了介紹，進而分析了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制度的制度協調性，最后對社會工作與社會管理功能的協同性、整體的協同性進行了分析與闡述，希望能夠為社會管理的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思路，為闡明整體性協同視角、提升社會管理的價值創設條件。

［關鍵詞］社會工作；社會管理；協同作用

0引言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當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快速轉型發展階段，其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發展機遇，同時也給社會管理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隨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利益格局逐漸出現新的變化，這不但使民眾的思想產生了變化，而且使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的形式發生了轉變。立足于我國社會工作開展現狀以及社會化管理的發展情況，本文也試著從社會工作對于社會管理制度的制度協同、功能協同以及整體協同三個主要方向進行了分析。

1社會管理與社會工作理論概述

1.1社會管理

一直以來，社會管理都是政府工作中一個不成文的俗語，屬于社會化管理的一般范疇。盡管社會管理概念由來已久，但是其并不是嚴格意義上學術范疇的詞匯，更不是一個專用概念。從學術討論價值與分析現狀來看，社會管理作為實際工作的重要概念以及學術問題在我國進行深入討論也不過是近幾年才興起的事情，但是其影響范圍十分廣泛且深刻，所以一經出現就得到了學術界甚至整個社會管理界的廣泛重視。從客觀上來看，社會管理最早是1987年王思斌等人通過翻譯俄語版《社會管理學》并將其出版后才傳入中國的。該理論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學術思潮，學者們對于社會管理學的最初認知也基本都是源于此書。后來，王思斌還撰寫了《社會管理初論》一書，系統分析了我國當時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情況以及社會矛盾，盡管最初對于社會管理的研究較為分散，但是經歷數十年的發展該理論的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其影響力也變得更為深遠了。

一、挑戰：當代社會變遷脈絡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臨的困境

（一）思政教育工作理念滯后于時代的發展

近年來，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增多，全球化使得資本、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等要素的流動穿越了國界。這種多元的文化要素、信息資源、意識形態觀念等隨著全球化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注入到生活于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人們的思想和生活。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根據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開展工作，是以社會為本位的同化教育，往往片面重視灌輸和說教，沒有充分了解大學生的心理和情感需要，也沒有尊重大學生的自主意識，對大學生高度關注和深感困惑的“熱點”“疑點”“難點”問題涉及甚少，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到影響。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多為“85后”“90后”青少年，在他們身上體現著兩種非常鮮明的個性化群體特征：其一，強烈的自我意識、競爭意識、民主意識、求新意識；其二，一定程度的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和消極偏激。因此，原有的強調傳統、單一、剛性、權威理念和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已難以適應作為思維活躍、思想開放、好奇心強、追求多元價值的大學生群體的需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忽視青年學生的個體價值取向

市場經濟強調經濟理性、利益最大化、競爭等理念，區別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屬性。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進程給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和水平。但是，與之相伴的是，原有的以單位制為核心的共同體生活結構逐漸解體，“國家—單位—個體”三位一體的結構變成“國家—個體”二元結構，中間力量或組織的缺位，導致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傾向成為現實。同時，市場化導向的經濟發展格局，又催生出了明顯的個體化社會，即一方面鼓勵社會大眾創造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又將市場的經濟理性、物化、功利主義等思想滲透到個體之中。原則上，這種個體化傾向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關注和重視青年大學生的個性發展。但是，現行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相對忽視青年學生的個體價值取向。因此，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現追求學生個性發展與受集體主義思維約制的矛盾，個體化、個性自由、主體性、自主性與集體主義原則未能得到整合與超越。

（三）消費社會帶來的生活方式變革和挑戰

國際上先發現代化國家和地區在上世紀已進入消費型社會狀態，體現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日益受到這股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把獲取物質消費當作生活的目標，而這些物品的獲取未必是出于他們對生活的必需，而是為了獲取他們的某種身份認同。由于大學生群體正處于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形塑與生成的重要階段，他們對這種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追求和模仿，極大地彰顯了其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獨特特征。但是，現行的高校思政工作并沒有有效回應消費主義體現的對于通過消費所追求和獲取的身份認同、群體認同等。

摘要：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社會福利服務轉變為政府購買服務，社會工作機構成為了政府購買的支柱，在這種新方式下與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研究社會工作機構績效評價應與機構發展同步?？冃гu價不僅可以展示社會工作機構的成就，而且可以揭示機構存在的問題，提供的依據也有益于機構未來的發展，并使政府能夠引起重視，改進績效評價制度建設，從外部為社會工作機構發展提供幫助，以此促進社會福利制度發展。

關鍵詞：社會工作機構；績效評價；層次分析法

我國的社會工作機構起步較西方國家起步晚，但近年來發展迅猛。社會工作機構推動了政府在社會福利體系中的職能改革，成為了政府服務公眾的雙手。社會工作機構的使命是服務社會群眾，因此機構的長遠健康發展和機構的服務質量都是很重要的。探討怎樣構建一套社會工作機構績效評價體系，一方面可以確定機構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可以起到鼓勵機構的發展、監督機構服務質量的作用，對社會工作機構績效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新疆社會工作機構發展基本情況

新疆民政廳針對新疆實際情況，順應國家的號召，堅守社會工作地方化方向，制定政策文件，加強了政策層面上對社會工作機構的支持。新疆地區社會工作機構業務活動的開展基本上都很簡單，都是圍繞項目和崗位運作的模式去開展業務活動，內部組織結構也很簡單，規模普遍偏小。從新疆民政局等部門公布的數據信息來看，目前有登記的社會工作機構，專職工作的人員數量普遍在4-10人，只有極少數擁有援疆資金支持的社會工作機構，其規模大且專職人數較多。政府購買服務是社會工作機構的主要資金來源，因此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往往與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密切相關。新疆社會工作機構由北向南分布不均也是因為新疆南北發展水平的差異。通過調查分析資料文獻和實地的考察，在北疆地區經濟較發達，社會工作機構數量較多，南疆地區的社會工作機構的數量相較北疆少。并且通過調查發現，在阿勒泰、伊利和經濟發展較好的克拉瑪依地區社會工作機構數量遠高于其他地區。而擁有援疆資金的社會工作機構，雖然擁有援疆資金可以使其機構自身規模大，但援疆資金只能注入本機構內，不能從本質上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所以擁有援疆資金的社會工作機構自身發展較好，但不能使當地社會工作機構的數量增幅。

二、新疆社會工作機構績效評價現狀及問題

（一）新疆社會工作機構績效評價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