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濟范例

【摘要】伴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進步，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正在逐步提高，我國也不例外。自我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國策以后，長時間的低生育率使得我國迅速的進入了典型的老齡化社會。本文正是通過闡述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以及經濟變化趨勢，從某些角度對于兩者的關系作出探討。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現狀；探究

1前言

提及典型的老齡化國家，我國當仁不讓的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個自上世紀后期就已經早早邁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老齡化現狀已經慢慢成為了我國的一個重要標簽；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老年人的人口比重也是十分龐大的。對于我國擁有著近40年的老齡化期，有些觀點指出：這種現象不利于我國的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可能還起到一些反作用力。然而，借用一下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實例來闡述不一樣的觀點。據該國國家科學院的調查研究結果可知，盡管美國也是出于老齡化現狀之下，但老齡化現象并不會影響甚至干擾到美國經濟的飛升。意外的是，人口老齡化不但不產生阻礙作用，其還會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激活相應的消費市場；進一步說，老齡化還使得有關私人財富得到長時間的有效積累。不可避免的是，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到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與相關的創新能力。但是，這些消極因素遠小于積極因素，所以總體上，老齡化現狀并為對美國社會的發展起到較大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老齡化對于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力之深[1]。從聯合國人口署所公布的相關數據可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世界各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都將有或多或少的加深趨勢。有關專家預測2015至2050年的老年撫養比的全球平均水平將大幅提高約1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又將世界上又將產生一大批待贍養的老年人。具體到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的老年撫養比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這意味著我國的老齡化程度正處于較為均衡的狀態。但是從我國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又可得知，目前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正在大幅度的被推動，均衡中又有著加劇的趨勢。根據聯合國專家預測，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將于2030年達到近24%，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為16.2%。這個兩個數據指標均高于其他發達國家的一般水平?；谶@樣一種社會大環境下，人口老齡已經逐漸成為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因素之一，并通過一定的傳導機制作用于我國經濟的各個方面。下面，本文將通過人口老齡化對于社會勞動供給、社會資本的形成以及社會經濟主體的儲蓄等主要方面產生的相關長期、持續的影響，從而得出相應的結論。

2人口老齡化對于社會勞動供給的影響

在開始探究人口老齡化與社會勞動供給之前，首先要引入一個全新的概念，即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其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較大，從而使得該國的撫養率較低，最終為該國的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口條件基礎。而人口老齡化現狀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結果就是社會勞動力的供給量大幅降低，并且現存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也趨于老化、弱化。作為目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人口的相關特征牽動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縱觀那些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它們在人口比例上都具有一定的共同點：人口結構較為年輕化、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高、社會生產力強。這些使得發達國家的人口質量較高，可以為經濟增長提優質的勞動力資源，也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人口紅利[2]。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勞動力總是被標以“廉價勞動力”的稱號。這樣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發展初期的勞動力基礎是十分良好的，人口紅利效應較大。這些均為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貢獻出了相應的力量。然而，老齡化現狀的出現以及加深使得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改變，進一步影響了我國人口紅利的大小，甚至有了逐漸消失的趨勢。老年人口結構比例不斷增長，使得有效勞動力在不斷減少，勞動力供給水平也在進一步下跌，勞動生產率水平也有所降低。而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可知，勞動生產率一定程度上與經濟增長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即一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將通過增加產出水平等一系列的作用機制使得該國的經濟水平整體上升。

3人口老齡化對社會資本形成的影響

摘要：我國面臨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就是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嚴重限制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本文針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建議以供參考，以最大程度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性穩定發展。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勞動力；影響

人口老齡化又稱“人口老化”，指的是中老年人口的占比越來越高。由于全球老齡化的發展越來越快，許多國家都面臨老齡化社會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對比其他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及社會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有普遍性還有特殊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是中國，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也是中國。最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出現時，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且社會保障程度也較低，給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1]。在我國經濟不發達的前提下，人口老齡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口年齡結構，還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勞動力生產率、社會養老保障及人力資源投資等。

1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1.1我國人口老齡化結構分析

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水平不斷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環境也在不斷改善，同時我國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預期的人均壽命。再加上我國實施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導致出現了老齡化問題。根據實際調查了解到，我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占比已經達到7%。2013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占比甚至突破了兩位數，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我國老齡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國0~14歲的人口占比從2000年的22.9%開始，一直都是負增長，甚至到2013年，0~14歲的人口占比已經到達最低點，只有16.5%。15~64歲的人口數量即使有所增長，增長的速度也遠遠沒有老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快[2]。

1.2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分析

經濟增長長期看供給，潛在經濟增長率由供給要素的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所決定。供給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和資本。人口是重要的供給要素，自2012年以來，江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比重持續下降。若發生趨勢性變化，將影響江蘇經濟未來走勢，導致江蘇潛在經濟增長率進一步降低，進而引起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人普”）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六人普”）數據，江蘇人口增量608.8萬人，位居全國第三，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江蘇人口形勢面臨兩大挑戰：一是人口吸引力相對較弱。與浙粵相比，江蘇人口增量和增速存在較大差距。二是人口結構老化。江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浙江和廣東不減反增。江蘇應通過優化環境，吸引外來人口，以在短期內增加人口規模、改善人口結構，并通過深度開發人力資本，有效減緩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速度。

一、“七人普”數據顯示：江蘇人口要素面臨新的挑戰

江蘇人口吸引力相對較弱。從省級人口增長看，2020年江蘇常住人口8474.8萬人，與“六人普”相比，常住人口增加608.8萬人，年均增長0.75%；同期浙江人口增加1014.1萬人，年均增長1.72%，高于江蘇0.97個百分點；廣東人口增加2170.9萬人，年均增長1.91%，高于江蘇1.16個百分點（見表1）。江蘇全省人口增量不及深圳一市人口增量（713.7萬人）。從主要城市人口增長看，分別選取三省人口增量排前五的城市，并按人口增量由大到小排序：蘇州（228.2萬人）位列第5，與前三名的深圳（713.7萬人）、廣州（597.6萬人）、杭州（323.3萬人）存在差距，甚至不及佛山（230.5萬人）；南京（131.0萬人）位列第10，落后于東莞（224.6萬人）、寧波（180.1萬人）、金華（169.0萬人）和惠州（144.6萬人）；無錫（109.0萬人）、常州（68.6萬人）、徐州（50.3萬人）各居第11、13和15位（見圖1）。同在長三角地區，江蘇城市對人口集聚效應弱于浙江。一方面，人口正增長城市數量少于浙江。10年間，江蘇10個地市人口實現正增長，3個地市人口負增長，鹽城、淮安和泰州的常住人口分別減少55.1萬人、24.4萬人、10.6萬人；同期浙江11個地市全部實現人口正增長。另一方面，核心城市人口增量小于浙江。江蘇和浙江各有3個地市人口增量超百萬，杭州以增加323.3萬人領先，蘇州以增加228.2萬人緊隨其后；南京增加131.0萬人，無錫增加109.0萬人，與寧波（180.1萬人）存在差距，甚至不及金華（169.0萬人）。作為浙江的核心城市，杭州和寧波吸引外來人口規模在“十三五”期間突飛猛進，杭州2019年人口增量高達55.4萬人，超越深圳位居全國第一，同年寧波人口增量達到34.0萬人（見圖2）。江蘇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從年齡人口看，10年間，江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250.0萬人，浙江、廣東卻呈增長態勢，勞動年齡人口分別增加413.6萬人、1014.9萬人。10年來，浙江和廣東的人口變動量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而江蘇人口變動量以老年人口為主，老年人口增加593.1萬人。2020年江蘇勞動年齡人口5334.9萬人，比重63.0%；浙江勞動年齡人口雖比江蘇少953.3萬人，但比重高出4.9個百分點；廣東比江蘇多3334.8萬人，且比重高出5.9個百分點（見表2）。從老齡化水平看，2020年江蘇人口老齡化水平21.8%，在31個省市區中排第6。浙江人口老齡化水平18.7%，在全國排第18。廣東未來的發展優勢凸顯，是“人口吸引力最強”與“中國最年輕”的東部大省。2020年廣東人口老齡化水平僅12.4%，低于全國6.4個百分點，在全國排第28，僅高于青海、新疆和西藏。從人口撫養比看，2020年江蘇傳統人口紅利衰減，進入人口負擔期，人口撫養比高達58.9%，分別高于浙江和廣東11.5個、13.5個百分點，浙粵仍處于人口紅利期。10年間，江蘇人口撫養比上升18.0個百分點，浙江（上升10.2%）和廣東（上升9.1%）的增長速度更慢。由于人口撫養比由0—14歲少兒人口、60歲以上老年人口兩部分構成，前者是對未來生產力的投資，后者主要是消費人口，故需分析人口撫養比結構。江蘇老年撫養比在2017年首次超過少兒撫養比，2020年分別為34.7%和24.2%，廣東則以少兒撫養比為主，未來仍將成為“人口紅利最大贏家”（見圖3）。

二、人口形勢將帶來潛在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風險

人口要素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作用路徑。經濟增長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一個經濟體長期的經濟增長潛力取決于潛在經濟增長率。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經濟增長所需的所有供給要素被充分利用的條件下，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根據生產函數法，潛在經濟增長率由供給要素的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決定，供給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如果供給要素發生了趨勢性變化，將直接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進而在長期使實際經濟增長率受到影響。人口要素主要通過三個路徑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第一，潛在就業。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減小將導致潛在就業量減少，當其他因素不變時，將引起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另一方面，勞動參與率和自然失業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函數，勞動參與率和自然失業率的變化會引起潛在就業的變化，最終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第二，資本存量。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將引起儲蓄率下降，資本形成率降低，進而導致資本存量下降。第三，人力資本。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是影響人力資本的關鍵變量。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帶來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風險。在國家層面，由于人口要素面臨趨勢性變化，在其他變量未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中國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會繼續下降，調整人口生育政策能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遞減程度有所減緩。在省級層面，依靠外來人口流入，提升本省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從而增加人口規模并改善人口結構。浙江、廣東通過外來人口流入，顯著改善人口要素，在其他變量未發生顯著變化的前提下，實現潛在經濟增長率上升，從而減緩了GDP增速過快下降勢頭。江蘇對外來人口吸引不足，1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為負值，導致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GDP增速下降幅度相對更大。根據“七人普”和“六人普”數據，2020年江蘇勞動年齡人口比2010年減少250.0萬人，若其他因素不變，根據測算，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下降導致2020年潛在經濟增長率較2010年下降0.6個百分點。改善江蘇吸引外來勞動年齡人口狀況：一方面，若10年間江蘇勞動年齡人口以浙江的增量水平增長，則需從省外多吸引663.6萬勞動年齡人口，全省老齡化水平將下降至20.3%（下降1.5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將下降至52.3%（下降6.6個百分點）；由此，在其他供給要素不變的條件下，江蘇潛在經濟增長率可以較2010年提升1.0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若10年間江蘇勞動年齡人口以浙江的增速水平增長，則需從省外多吸引832.2萬勞動年齡人口，全省老齡化水平將下降至19.9%（下降1.9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將下降至50.9%（下降8.0個百分點）；由此，在其他供給要素不變的條件下，江蘇潛在增長率可以較2010年提升1.4個百分點。對“十四五”期間，江蘇全省勞動年齡人口變動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初步測算。方案一：如果未來五年勞動年齡人口維持2010—2020年間的年均下降速度，規模將減少120.8萬人，2025年將降至5214.1萬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預計2025年潛在經濟增長率較2020年下降0.3個百分點。方案二：如果未來五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維持不變，2025年為5334.9萬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預計潛在經濟增長率保持不變。方案三：如果未來五年補齊2010—2020年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量，即規模增加250萬人，2025年將升至5584.9萬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預計2025年潛在經濟增長率較2020年上升0.6個百分點。

三、應對人口變化對江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對策

江蘇對省際人口的集聚能力，包括“引得來”與“留得下”兩方面。從“引得來”分析，產業結構、就業機會、收入水平、城市能級等是影響省際人口流入目的地選擇的重要因素。從“留得下”分析，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居住條件、公共服務、戶籍可獲得性等是影響流動人口居留本地的重要因素。江蘇可以創造更好的環境以吸引更多的省際人口“流入”并且“留下”，發揮人口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推動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以產業轉型升級創造優質就業機會，找準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與江蘇實體經濟的結合點，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推動生活性服務業向高品質和多樣化升級，拓展行業邊界以催生新就業崗位。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的保障制度。健全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營造公平的就業環境。實現高質量公共服務均衡供給。關注新市民和農業轉移人口，更高水平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聚焦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民生問題，圍繞公共服務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領域，促進教育、醫療、托育、養老等領域提供價格可負擔、質量有保障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并順應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趨勢，做大做優健康、養老、文化、旅游和家政等生活性服務業。推進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城鎮常住人口，不斷擴大居住證的基本公共服務“含金量”。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支持企業通過提質增效拓展從業人員增收空間。優化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完善創新要素參與分配機制，保障知識、技術、數據、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拓寬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居民要素收入。降低人民居住成本。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南京、蘇州可探索閑置的工業、商服用地轉化為住宅用地，增加建設用地供應，適度放松容積率管治，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房。土地供應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加快完善長租房政策，探索租購同權。落實租房補貼、住房補貼等政策。建設人口友好型城市。南京、蘇州優化差別化積分落戶制度，放寬落戶限制，加快長期穩定居住和就業人群的落戶進程。探索在城市群之間建立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計互認。進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品質，增強區域集聚輻射能力、人口承載能力。推動各地建設人口友好型城市，創建最佳就業創業環境、最優宜居生活環境。注重多渠道多方式宣傳，增強城市知名度，發揮中心城市的品牌效應。

摘要：人口老齡化是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然的問題，會給一個國家或地區帶來許多方面的影響。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社會五大基本保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本文探討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分析了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一些問題，并針對性提出改進措施以期可以對我國養老保險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從而提升對養老保險重要性的認知。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效應；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研究

進入21世紀后，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多方面因素綜合使得人均壽命得以延長，我國于200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會帶來許多方面的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

一、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

人口老齡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持續增加的現象，這種現象是由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導致的青少年數量下降且人均壽命延長導致的老年人數量增加而造成的。毋庸置疑的是，人口老齡化一定會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等多個方面帶來影響。本文涉及的是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給經濟方面帶來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人口老齡化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給經濟帶來積極影響：

1我國農業人口轉移的現狀

1.1我國農業人口轉移后的收入狀況。

由于我國經濟長期內呈現出穩定增長的態勢，所以我國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后平均收入也保持著持續增長的趨勢，并且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異也在逐年降低。2004年我國農民工平均收入達到了2380元，與上一年相比增長了12%。農業人口轉移后收入逐漸提高，帶動了農村平均收入的增加，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1.2我國農業人口轉移后的行業分布。

建筑與制造行業目前依然是吸納農業人口轉移的主要行業。同時，隨著工業現代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制造業容納的就業人口逐漸減少，農業剩余勞動力則大量進入餐飲、家政、娛樂等服務行業。由于服務業的多元化與多樣性特性，使其將在未來逐漸取代制造業與建筑業成為吸收農業人口轉移的主要行業。

2我國農業人口轉移的特征

2.1我國農業人口轉移的總量逐漸增加，同時增長速度逐漸加快，并且青壯年人口所占比重較大。

摘要：安徽省是中國中部一個人口大省，改革開放至今經濟發展取得巨大進步，同時與發達省份相比也存在巨大差異。通過數據搜集分析得出安徽省處于“人口暴利”時期，但是也存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少兒比例逐年降低等人口問題?；诖?，提出了優化產業結構、加大教育事業和人才創業投入、大力推進“二孩政策”、積極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和老齡產業等對策。

關鍵詞：安徽省;經濟增長;人口結構

中國歷來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人口數量以及質量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經濟取得了迅猛的發展，其中人口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顯著。但是，目前中國正面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等人口不利因素。長期以來，安徽省作為中國中部的一個農業和人口大省，同時也是勞務輸出大省，廣大的勞動力為安徽省以及全國經濟發展貢獻了源源不斷的力量。對安徽省經濟發展狀況和人口結構的分析可以作為中部省份發展的參考。針對安徽省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人口相關的問題，一些專家學者給予了對策和建議。汪靜(2017)通過對比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研究了1953—2015年安徽省人口年齡結構的時間特征和空間特征，得出安徽省人口結構對安徽省經濟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人口老齡化加重了社會養老和醫療的負擔進而造成經濟增速變緩、少兒人口的減少影響教育資源配置、人口結構的區域差異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并提出了利用“人口紅利”機遇期、加強引導，因地施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大力發展養老產業等對策。王勝鵬(2017)對安徽省1998—2015年縣域經濟和人口進行空間分析，發現安徽省縣域經濟和人口分布呈現出明顯的區域非均衡性，總體上呈現出負相關的空間態勢，具體為“人口紅利”在皖中地區表現較為明顯，皖北和皖南地區表現不顯著。袁珍(2013)結合人口紅利期的判斷標準分析了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到來，證實過去及幾十年人口紅利對安徽省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并指出安徽省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提出了促進安徽省經濟增長在勞動力方面的政策建議：擴大就業、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加強員工在培訓。

1安徽省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演化態勢

1.1安徽省經濟發展差距顯著

反映的是1978—2017年40年間安徽省和江蘇省經濟發展對比，不僅可以體現出安徽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所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能夠看出安徽省與發達省份的差距被逐漸拉大。1978年安徽省的地區生產總值為114.10億元，2017年達到27518.7億元(數據來源：安徽省統計局，增加了241.2倍，實現了省內經濟總量跨越式的發展。安徽省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總體來看在3%上下浮動，從1978—1990年大體上呈現上升的趨勢，一度接近4%，之后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處于3%以下，直至2010年才重新回到3%并保持上升的勢頭。反觀鄰省江蘇，1978年的地區生產總值為249.24億元，經過40年發展，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5900.9億元(數據來源：江蘇省統計局，增加了344.65倍，不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增長倍數都要遠遠高于安徽省相應指標。一個省份經濟總量占全國經濟總量比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該省份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江蘇省1978年該比例為6.84%，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至2017年已經達到10.39%，在全國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反映一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人均GDP來看，2017年安徽省和江蘇省分別為44206元和107189元，差距明顯。

1.2安徽省人口結構變動分析

摘要：

分析了當前城市規劃編制過程中人口城鎮化統計、計算工作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并針對人口城鎮化統計的目的分別提出了修正思路。

關鍵詞：

城市規劃；人口城鎮化；流動人口

一、引言

城鎮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城鎮發展過程中，人口城鎮化是其關鍵環節，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象征，也是城市規劃中確定用地規模、空間布局以及基礎設施的重要依據。人口城鎮化（又稱城市化率、城市化度、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指標），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因此，科學合理地確定城鎮人口和人口城鎮化水平尤為重要。人口城鎮化統計是城市規劃編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多用市（縣、鎮）區建成區范圍內常住人口除以市（縣、鎮）域的總人口來計算人口城鎮化水平，即城鎮人口除以總人口。其中，建成區范圍內常住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和暫住人口（指居住一年以上的外來人口）。人口城鎮化計算雖然只是簡單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但由于人口數據的復雜性、人口流動性以及人口統計的困難性等客觀因素影響，導致目前人口城鎮化計算中仍存在計算口徑不一致等不夠嚴謹的地方。本文結合城市規劃編制中的實際問題和困境，對人口城鎮化統計存在問題進行歸納，并提出了初步解決思路。

二、問題分析

［摘要］采用2000~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建立模型，實證檢驗中國東中西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村人口老齡化促進東中部地區農業經濟發展，但制約西部地區農業經濟增長。農業物質資本的投入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教育質量的提高和高端農業人才的引進是農業轉型至關重要的條件，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融合，科技創新成為農業經濟發展新動能。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農業經濟增長；面板模型；三大區域

1引言

農業是國民經濟重要的基礎性生產部門，同時也是勞動力資源的需求部門。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吸引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鎮，老人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在經濟水平不同的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也有差異，值得我們重視。針對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及其影響，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毛雪峰(2009)分析表明：農業生產主體逐漸向年齡大的層次偏重，老齡勞動力在中國農業生產中占相對重要的位置。李旻(2010)利用遼寧省2003~2008年的固定農戶連續跟蹤調查數據，分析得出遼寧省農業勞動力已明顯出現老齡化現象，并有持續加劇的趨勢。陳錫文(2011)在計算農業勞動力投入對農業產出的貢獻度和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勞動力投入增長的影響的基礎上，得出2002年以后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對農業產出產生負作用的結論。郭曉鳴(2014)根據四川省501個農戶的問卷調查發現，傳統農業區的人口老齡化現狀遠遠高于城鎮，60歲以上老人成為農村家庭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本文在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試圖探討東中西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議。

2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2.1模型設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兼顧勞動力、人力資本、城鎮化和產業結構的變動影響農業經濟發展，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為：其中：Y為人均第一產業總值，K為人均農業物質資本，H為人均農業人力資本水平，age為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UR為城鎮化程度，IS為產業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