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論文范例

一、后現代主義教學觀   20世紀70年代，后現代主義逐漸成為西方社會進入后工業時代的一種代表性哲學和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主張“向一切人類迄今為止所認為究竟至極的東西進行挑戰，志在摧毀傳統封閉、簡單、僵化的思維方式”。   后現代主義對于教學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教學觀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后現代主義教學觀的代表人物，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的William.E.Doll，Jr．推出了4R的后現代主義課程標準:豐富的(rich)、回歸性的(recursive)、關聯的(relational)和嚴密的(rigorous)。豐富性主要涉及課程要有一定的深度，以及對課程的多維解釋;回歸性指形成自我感受的方式，這種自我感受產生于和他人、環境、文化進行的反思性的相互作用之中;關聯性包括課程結構的內在關系，以及與外在文化、世界的相連;嚴密性指不確定性和解釋性的組合，對不確定性所具有的復雜性和解釋的詮釋學予以組合，學校既是批判性的又是支持性的。   Doll強調課程并不是一種包裹，而是一種過程，即對話和轉變的過程。會話是核心，會話引起反思，反思則使人轉變。因此，課程本身應是發展的、動態的。Doll的新的后現代主義課程觀包括:一是課程是發展的;二是課程的發展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課程目標是生成性的;三是課程的組織不再囿于學科界限，而是向跨學科和綜合化方向發展;四是從強調積累知識轉向發現和創造知識;五是尊重個性和價值多元。后現代主義教學觀認為教學過程是一種自我創生過程，是學習者對教育信息的有選擇性的吸收，然后將其內化為知識、感情、意志，并外化為行動的過程。因此，后現代主義教育觀中的師生關系也產生了變化。在傳統教學中，教師的權威性、主導性，學生的被動性受到了懷疑。Doll認為教師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從外在于學生情景轉化為與這一情景共存”。教師應成為學生學習的支持者、幫助者和咨詢者。學生應是學習的主體，其個性和差異性也應受到尊重。同時，學生也是學習過程的批判者，要批判性地思考教學內容。作為后工業時代的代表性思潮，后現代主義教學觀注定了要與先進的科學技術教育手段相互聯系。后現代主義教學觀將科學技術教育手段從輔助的、從屬的地位上升為與教師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   二、后現代主義與互文性   互文性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中的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概念?；ノ男宰畛跻猿叫问街髁x、結構主義為目標。1969年，法國學者Kristeva首次提出了互文性這一術語。Kristeva的互文性理論受到了Saussure和Bakhtin的理論影響。她發展了Bakhtin的對話性、復調、狂歡等概念，并增加了其心理維度。Kristeva將互文性定義為:一個語篇是對“一些語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種互文組合:在一個語篇的篇幅內，來自其他語篇的言論相互交叉和中和”。隨著互文性的理論發展，互文性發生了廣義互文性和狹義互文性的流變。Genette將互文性歸為五類跨文本性中的一類，即兩篇或幾篇文本共存所產生的關系，手法為引用、抄襲和暗示。在Genette的理論中，互文性被限定在非常狹窄的范圍內，其理論標志著狹義互文性的開始。   狹義的互文性用來研究文學手法，廣義的互文性則是Bakhtin對話性的廣義的外延?；ノ男缘牧硪惶攸c是對讀者地位的提升。其代表人物RolandBarthes宣揚的“作者之死”，標志著作者權威和文本唯一解釋性的飄散殆盡，取而代之的是讀者地位的上揚。Bloom的詩學誤讀進一步強調讀者對于作品的創造性閱讀。   互文性是后現代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Pfis-ter甚至認為，互文性是后現代主義的一個標志，如今，后現代主義與互文性是一對同義詞?；ノ男耘c后現代主義具有相同的哲學內涵。正如上文所說，互文性起源于Bakhtin的對話性、復調、狂歡等概念。Hassan曾指出:“狂歡，這個詞自然是巴赫金的創造，它豐富地涵蓋了不確定性、支離破碎性、非原則性、無我性、反諷和種類混雜等，狂歡在更深一層意味著‘一符多音’———語言的離心力，事物歡悅的相互依存性、透視和行為，參與生活的狂亂、笑的內在性，至少指游戲的、顛覆的包孕著更生的因素。”由此看來，互文性和后現代主義都是基于非中心的多元性特征。Hassan曾制作了一個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對比表，其中互文性是后現代主義區別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   Lash強調:“如果文化的現代化是一個分化的過程，那么，后現代化則是一個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過程。”互文性強調所有文本的相互交織和融合，因此互文性是去分化的一種典型標志。   上文提到的Genette的狹義的互文性概念，Barthes宣揚的“作者之死”，Bloom的詩學誤讀無不體現著后現代主義強調的游戲性、不確定性、反諷性、去分化、多元化和非中心化的特點。   三、大學英語閱讀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教學內容的制約   由于學生所具有的知識背景不同，喜好興趣也不同，因此對于課文內容的偏愛也不盡相同。   此外，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發現有些課文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和背景知識脫節，如果教師不能有效地組織教學活動，其教學效果令人擔憂。對于這些內容相對抽象的文章，很多教師容易將其變成傳統的“布道”性質的課程，其授課重點又回到詞句、語法分析之中。   (二)學習者錯誤的自我定位   很多學生將自己的學習角色定義為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非知識的積極構建者。從閱讀的角度來看，很多學生還在使用傳授性質的學習模式，他們在閱讀過程中傾向于選擇表面層次的閱讀策略，或根本不使用閱讀策略，而非深層次、積極的閱讀策略。傳授性閱讀模式與后現代主義教學觀背道而馳，前者忽略了文本的個性化以及閱讀者和文本之間的對話性，用同一的閱讀策略對待所有文本。 #p#分頁標題#e#   四、后現代主義互文性視角下的解決方案   Lenski描述了三種讀者可以建立互文聯系的方法:一是聯系(associating):過去的某一文本與現有文本相聯系。二是合并(integrating):過去的知識被應用于現有文本。三是評價(evaluating):讀者在比較過去文本與現有文本時所使用的個人評價、價值判斷、總結和概括。   Barthes曾經說過:“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Spivey將互文性定義為:“互文性是作者一方的暗示(implication)，讀者一方的推理(inferences)。”Hurrel和Sommer將互文性定義為:“文本、媒介和體裁之間的聯系、關聯和參照。”后現代主義互文性對大學英語閱讀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定的解決辦法，從教學內容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抽象的文本與學生熟知喜愛的流行文化文本相結合。由Barthes的理論可知，既然所有的文本都是先前文化和周圍文化的交織，那么流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著與先前文化或其他文化的互文。在實際操作中，教師可以針對某一主題為學生提供各種跨學科、跨體裁的文本。在教學方法上，教師應當幫助學生建構各文本之間的聯系，從而擴大學生的知識背景和視野，擴展思考的角度，學會批判辯證地看待問題?；ノ男赃€可以幫助學生將所學內容與先前所學內容建立聯系，從而鞏固學生的學習效果。此外，由于有效的閱讀基于讀者所具有的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背景知識，以及對作者暗示的有效推理，因此教師應當幫助學生掌握推理、思辨等較深層次的閱讀策略。   后現代主義的互文性不僅體現在文本上，也體現在其他文化表現形式上，如繪畫、影視等。閱讀教學應與現代媒介相融合，如流行電影、音樂、視頻等。Kasper曾指出，影視文本和紙質文本的相互交融可以幫助學生將紙質文本中的概念形象化。Wood認為:“電影提供了有趣和有意義的語境，使之易于記憶，并且由于其所掌控的有效和生動的語言驅使環境，從而能夠促進學生語言技能的發展。”   接下來，筆者將以《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第三冊第七單元第一篇課文為例，具體說明后現代主義互文性在閱讀教學中的應用。這篇課文介紹了美國玫瑰花傳統銷售行業與種植行業所面臨的問題及相應解決方法，學生對此主題的背景知識不多，對于為何選擇“ARoseIsaRose”作為標題更是不解其意。教師可以首先運用不同的預讀策略幫助學生喚起相關主題的背景信息，然后向學生提供各種跨體裁并與流行文化相結合的文本，從而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并使學生理解作者這樣定題的目的，以及在同一題目之下不同體裁如何開展自己的寫作任務。在閱讀過程中，教師要引導學生相互進行討論，從而互相幫助構建更為完整的知識體系。例如，教師可以先向學生介紹一下這個題目的出處，它源自GertrudeStein的詩歌《圣徒艾米莉》，借以表達僅僅使用事物的名稱就會引起人們對這一事物的想象和情感，這句話的意思逐漸演變為“事情本身就是這樣”。之后，人們將其應用于不同的文體之中。   比如，紐約大學的TeyMeadow將其作為學術論文的題目，來探討法律界所面臨的性別重新分類的問題。CNN將其作為2011年2月10日的一篇報道題目，從中對比了情人節當天，世界各國玫瑰花的價格，介紹了在中國不同玫瑰花支數的不同含義，探討了美國玫瑰花大量依靠進口的原因等。SusanAshton的同名流行歌曲將其演繹為即使身處困境也要相信自己，不要因為別人的評論而妄自菲薄，只有堅持到底的人才會成為最后的勝利者。后人對“一枝玫瑰是一枝玫瑰”的效仿也很多。比如，1981年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談到愛爾蘭共和軍時說到:“犯罪是犯罪還是犯罪”，借以表明“無論你怎么稱呼它，暴力犯罪就是違法的犯罪”。南非萊利銀行的廣告宣傳語:“銀行不是銀行不是銀行”(Abankisn’tabankisn’tabank．)來突顯現代銀行與傳統銀行的不同。在提供了以上諸多跨體裁的文本后，教師可以進一步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討論，從而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   五、結語后現代主義觀照下的互文性在大學英語閱讀教學中的應用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可以改變學生看待事物的方法。通過文本的互文性理解，使學生逐漸意識到他們所閱讀的某一文本只基于某一作者的某一方面的觀點，而不是事物的全部面貌，從而培養學生在互文性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思辨、質疑、創新的能力。互文性也為我們在教材編排上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現在很多教材中一個單元下有多篇課文，這些課文在內容和體裁上聯系不大。在實際教學中，往往只取其一，而將其他幾篇棄而不用，造成資源的浪費。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將每個單元下的文章都編排成同一主題的不同體裁，或不同觀點的文本。   通過讓學生自己閱讀、討論、思辨，掌握同一主題的不同表達方法和不同觀點，熟悉不同文體的不同詞匯選取方式、句子組織和文本組織結構，掌握思辨、推理、綜合等深層次文本閱讀策略。文本的編排可本著從易到難的原則，即從學生最熟悉的體裁到最為陌生的體裁，從而有利于知識框架的建構。文本的選取還應注意與流行文化相結合，以便更接近學生的背景知識。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一、人文通識教育課教法調研

大學通識課教育的建設到今天已走過了十多個年頭，在這十多年中，國人對通識課教育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諸多研究。查詢中國期刊網、博士論文數據庫以及優秀碩士論文數據庫，有關大學通識教育課的文章和碩士、博士論文共達600多篇，這說明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課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重視，并多有研究和討論。綜觀這些論文，主要涉及五個方面:(1)介紹國外經驗或對比國內外做法;(2)對通識教育課的歷史、現狀的概述和總結或對未來的展望;(3)通識教育課的課程設計和評價研究;(4)某門通識教育課程的個案研究;(5)某校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實踐經驗介紹和總結。

這些文章中還未見有一篇是研究通識教育課的教法的?？梢?，通識教育課的教法問題目前關注的人還比較少。誠然，每門課都應有符合本課實際的具體的教學方法，不必每門課程都統一用一種教法，這是不符合教學規律的。然而，通過對某校的人文通識課進行調研，對該校人文通識課的教學方法的特點或規律進行總結分析時，它們是否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的情況下。本文即是通過實證調研的方式探討人文通識教育課的教法，以期獲得啟迪。

本文通過對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年度第二學期全校人文通識教育課的調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實踐教學中，人文通識課有幾種教法;(2)這些教法各自的特點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這些教法其缺點是什么，怎樣改進?為使調研全面、深入，本課題成立了6人調查組，其中5人是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2010級在校本科生，他們有些選修了人文通識課程，作為學生的他們在進行聽課和在調查咨詢時，其視角更為合理、感受更為真實，其調研結果更符合客觀實際。

調研組員們分工負責，分別在大學城校區和五山校區進行調研，采取聽課和詢問選課學生的調研方式。調研成員每人負責聽某一類課程，如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外文化、歷史或哲學、藝術、繪畫、音樂、影視、考古、收藏、集郵等，平均每人要聽十多門課和咨詢選課的學生，調研內容包括教學內容、目的、方法、教學效果、學生反應等。

二、人文通識教育課兩種教法的分析

華南理工大學2012—2013學年度第二學期(2013年2月～7月)共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106門220個班;本調研組調研了其中的69個班共42門人文通識教育課，其中，中外文學或文化課17門，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17門，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8門。根據調研，發現人文通識課大致有兩種教法:(1)以教師在課堂展示的ppt為主要線索的口頭講述法;(2)以ppt為講述線索，輔以音頻或視頻，然后以此進行分析的綜合法，這類教法的課堂，學生注意力較為集中，在有視頻片段瀏覽的課堂里，師生互動較多。文學文化類課程以及哲學、美學、歷史類課程主要采取以ppt為講述線索的講課方式;影視、音樂、舞蹈藝術類課堂在ppt之外往往輔以音頻或視頻材料進行講授。

第一篇：中學英語教學學案導學運用

【摘要】

全球化并不單單是指經濟全球化，同時也是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各國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英語成為了我國校園中不可缺少的課程之一。學校校園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課堂教學是學校進行教學目的的主要方式，課堂教學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學校的教學質量，因此英語教學應遵循學案導學的模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

【關鍵詞】

英語教學；學案導學；模式

社會發展，企業進步，對人才的要求也隨之提升，英語的掌握程度，也成了企業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提升英語水平，要從基礎源頭說起，中學的英語教學起著關鍵作用。中學英語教學中，很多教師已經意識到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他們已逐漸接受了新課標的理念，啟用學案導模式，多元化教學，促進學生更好發展。

一、學案導學的概念

一、大眾文化的轉向與大學生朋輩文化的特色

改革開放活躍了經濟、豐富了生活、解決了物質短缺的問題。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帶來了西方科學技術、管理模式、觀念文化。技術化、工業化和消費主義文化語境下，一方面傳統的精英文化、士紳文化、高雅文化迅速沒落，與傳統文化相適應的價值觀瀕臨崩潰。另一方面，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迅速崛起，新的以金錢為主導的功利性價值觀正在形成。在媒體與網絡時代，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主體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則成為娛樂甚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今中國文化正發生著“從審美的文化到消費的文化，從神圣的文化到世俗的文化、從批判的文化到娛樂的文化、從靈性的文化到技術的文化、從有根的文化到時尚的文化”的轉變。大學生站在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前沿，對新生事物好奇、標榜個性、緊跟時尚，他們的價值追求與行為模式不可避免的受到社會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影響，其價值認同在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覺的跟隨時尚潮流，形成了與大眾文化總體方向一致，與科學的高校校園主導文化錯位、偏差，但又與自己的年齡階段、心理發展相適應的特定的朋輩文化。莊子認為，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滿足是卑微的，人不應當“為物所累”。德國哲學家康德則說“鑒賞是憑借完全無利害觀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對某一對象或其表現方法的一種判斷力。”可見中西方思想家都將無功利性的愉悅感當作真正“美”的判斷標準與向度，追求不為物質所綁架的高尚人格和高雅情趣?，F實中，當大學生遇到物質的誘惑與脅迫時會怎么做呢？部分大學生身上所呈現的精神危機、精神貧困告訴我們：精神文化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物質發展。問題在于尚未真正投身社會的大學生何以會形成這樣的文化認同與價值認同？大學生朋輩文化在大學生的心理模式、行為選擇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要求全世界的市場，也要求把人們的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釋放到極致。以消費主義文化為特征的大眾文化通過品牌效應、符號標識詮釋成功、地位與能力，大學生所使用的物品、參與的活動與部分人際關系的建構無不以自己的方式悄悄開口說話———人們傾向于認為“成功就是掌握財富，財富賦予你所有期望的東西”。受這種文化影響，大學生對成功、能力的理解與物質、消費能力掛鉤，崇拜商人（金錢）、政客（權力），對科學、藝術、人文研究缺乏熱情。媒體面向市場之后，以報刊、雜志、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競爭壓力加大。為了占有市場、提高收視率與點擊率、獲取經濟效益，媒體推出的節目、欄目刻意迎合大眾，宣傳中的金錢色彩濃厚。身處信息時代前沿的一部分大學生跟著媒體走，自覺將金錢的光環放大，工具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還有一些大學校園則被部分大學生通過各種活動將大學儼然演繹成了名利場、生意圈、社交圈，大學生之間的關系除了親密的朋友關系之外往往還混雜有功利的色彩，以圖建立一個以后為我所用的關系圈。高校的主導文化如“修德、博學”成為了懸掛在學校宣傳欄里的標語，成為遠離學生現實生活的目標，抄襲之風、逃課之風悄然盛行。大學生年輕有活力，關心國家與政治，關心社會發展走向。他們深知國家的發展變化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期待體制改革與完善、期待國家進步與發展。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所不同的是，他們關心政治卻又以娛樂的心態談論政治、評價政治，對國家政策、學校教育的看待功利化、金錢化。一部分大學生將自我確立為價值評估的中心，評價指標以有形的物質為基準，以可估的、確定的報酬返還為目的，人際關系網絡化、情感功利化、政治態度娛樂化、審美情趣庸俗化、休閑消費時尚化，學習態度技術化。激烈的競爭、不可預知的風險、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大學生壓力倍增、焦慮、短視，為了在就業市場上能夠有主動權與比較優勢，他們不得不去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術、考取各種資格證。學習實用的技術原本無可厚非，它能促進社會的技術進步與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大學生過度重視技術而輕視人文素質、科學素養的培養。他們中一部分人將人文科學與“忽悠”、“吹水”劃等號，把綜合素質等于證件、成績單、參加社團活動、人際關系的簡單相加。這種朋輩文化一方面強化了大學生的技術意識與學習精神，提高了大學生的動手能力、觀察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短視、過于功利化、個人主義化弱化了大學生的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不利于大學生、高校、社會、國家與民族的長遠發展。消費主義文化讓他們在物質的狂歡中陷入精神的“囚牢”，迷茫、焦慮的大學生身上少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社會擔當，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短了教育“而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眼光。

二、科學的校園文化與現實朋輩文化的錯位

校園文化和朋輩文化同屬于社會亞文化，不同的是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群體而言是校園主導文化，而朋輩文化是在校園文化的影響下自主自發形成的文化，它包括宿舍文化、班級文化、社團文化、學院文化等。校園文化作為校園“應然文化”是“表達社會主體意志、國家意志、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化主流，是促進社會與人健康向上發展的精神動力。”是貫徹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馬克思主義及其最新成果為指導的文化，校園制度與管理更是與大學生的日常行為、學習生活緊密相聯的文化，這二者之間應該是緊密相聯、良性互動的關系。校園文化集中展現學校師生員工的精神面貌、生活作風、價值取向、行為選擇，是大學生及教師心理文化、行為文化的反映。它的建設承載著國家、社會、教育主管部門的辦學理念、教育理想、社會期望，在文化選擇上具有穩定性、系統性、傳承性與高層次性。然而，科學的校園文化與現實的大學生朋輩文化之間卻表現出了脫節與錯位，他們之間的互動性差、一致性低，主要表現如下：

（一）大學行政化傾向將大學生引向權力崇拜，科學的吸引力不足

大學是一個小社會，沒有行政事務、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學校健康發展的方向。大學的行政組織與管理應當服從于真正的大學精神，也就是“純粹為了研究對象而研究的精神”。各個大學更應該根據自己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國家需要培育自己獨立的大學精神，教師當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與思想。事實卻是中國的公立大學都被賦予官級，管理人員的職級、教職人員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與政府官員級別一一對應，級別不同則話語權不同、擁有的社會資源不同，學術受到行政的左右。科層制管理模式在政府內是一種相對比較科學、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是對學術教育則具有一定的弊端。相當院校的管理模式都是學本位讓位于官本位，部分教授為行政事務纏身，偏離科學研究的道路，學術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當一個學校的教授們爭當官員，為了行政職務、職稱的晉級而學術造假、上課敷衍學生時，學生們將準確無誤地收到信號———做科學研究是沒有地位的，科學研究得服從于行政權力的安排。自由、公平、競爭的科研環境被破壞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喪失了，國家的科研發展受到阻滯，大學的科研精神失落。大學生看到這些又當如何？他們將根據自己看到的聽到的對大學、對教師、對社會予以評價，也重新建構自己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他們也將選擇遠離科學而深究權術，將權力與金錢奉為宗教。如此，學生便會重視關系圈的建立與官員素質的培養，而輕視人文素養、科學知識的學習。

（二）考試制度不科學致學風懶散，社團活動組織過多、管理欠科學致學生于活動中迷失求學方向

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原版引進了《文學：閱讀、反應、寫作（小說卷）》（Literature:Reading,React-ing,Writing,5thedition）一書，該書從寫作方式到體例編排對于我國現階段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反省意義。書中以傳統講授文學的方式，引導學生從小說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以及小說敘事的語氣、主題、象征和寓言手法等方面來考察文本，讓學生在充分了解小說主要故事情節和脈絡的基礎上，切實從實際出發來操作文學文本，進而引出相關的閱讀參考文獻與理論資源。該書的最大特色在于沒有在“理論大爆炸”的時代一味玩弄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符號學、原型批評等理論工具來解讀文本，而是強調了從文本入手并回歸文本的重要性，突出了以讀懂和體會作品為核心的分析和解讀方式，從中揭示出當今歐洲和美國在文學教學與研究方面始終堅持的一條基本共識與原則：無論文學如何發展，無論理論如何翻新，最基本、最有效的文學研究手段和教學方法仍是一板一眼地從文本基本內容入手的“文本細讀”（closereading）方法。書中曾以夏洛特•P•吉爾曼的小說《黃色的壁紙》為例，來集中說明“文本細讀”的重要性，尤其是文本解讀之后選登的學生課程論文，不僅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而且讓讀者看到了與當今學術研究大方向截然不同的文學品讀方式。例如，在題為“夏洛特•P•吉爾曼的小說《黃色的壁紙》中的囚禁與逃逸”（“ConfinementandEscapeinCharlottePerkinsGilman’sTheYellowWallpaper”）的文章中，作者并沒有用各種文藝理論來取代或淹沒文本自身，也沒有試圖通過文本分析來顯示文本背后究竟隱藏著何等“深度模式”和理論高度，而是從文本的意象、人物之間的關系和作者自身經歷的影響等方面對作品進行了相關的主題分析，不僅很好地顯示出了文章作者對已有的分析和結論的把握，而且還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獨立思考結論和對小說文本的基本看法。盡管在某些情況下看來這種分析顯得過于簡單而平實，但實則這是最接近文本意義的方式。   一、“文本細讀”的理論內涵及其影響   “文本細讀”是英美新批評貫穿始終的重要精神和批評方法。所謂“細讀”，實為“細評”，主要是指對文學作品進行仔細的閱讀和全面的評價，評論者在作品的結構、反諷、比喻和夸張等方面顯示文本的語義。美國權威文學批評家M.H.艾伯拉姆斯曾這樣概括與總結“文本細讀”的特征：“新批評理論家與眾不同的步驟是對作品的詳細解釋，或者仔細的閱讀，即詳盡而精妙地分析一部作品中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含混意義。”[1]   盡管新批評所強調的“文本細讀”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意義的，其主要指向也在于論述詞義、詞的相互作用、修辭和象征等內容，但與精神分析等注重作家批評的文論建構方式和讀者反應批評等注重接受者的文論建構方式相比，其最大的意義和價值在于強調和突出了回歸文本和文本語義的重要性。換句話來說，新批評主張認真、審慎、反復地研讀原文，從詞、詞組、詞義及其相互關系的把握中來解讀文本及其意義，反對以先驗的經驗和理論的方式首先介入文本，提倡一種典型的“就事論事”或“就文論文”的純文學批評方式。作為文學批評方式，新批評的“文本細讀”影響深遠，不僅是新批評的核心方法之一，而且對新形式主義和敘事學等相關理論的建構與發展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比如敘事學中以深入挖掘文本深層次意義為主要目標，強調文本各個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考察、文本與語境之間的關系考察以及對一個文本與相關文本進行相似和對照的互文性考察的“整體———擴展性細讀”（overall-extendedclosereading）[2]的方法就是在新批評“文本細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作為一種理論建構方式，新批評“文本細讀”的方法不僅具有理論意義和價值，而且在教學科研實踐中也極具實用性和現實可操作性。尤其是針對目前我國高校中文專業外國文學課程教學實踐中所面臨的困難和窘境，“文本細讀”在很大程度上不失為一種解決現存問題可供參考的策略之一。   二、“文本細讀”教學研究的實踐意義與價值   作為高校中文專業必修基礎課之一的外國文學，在教學實踐中有著迥異于中國文學等其它基礎課的獨特之處。   其一，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屬于典型的異質文化范疇，中國學生和學者是從中國文化的視角來加以理解和品讀的，這必然涉及到跨文化、跨語言的問題。而在教學研究實踐過程中，外國文學的跨文化性給學生理解外國文學作品帶來了現實的巨大困難。   大多數學生對外國文學作品背景不夠熟識，對相關作品中談及的文化現象也十分陌生，這使得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普遍感覺外國文學作品索然無味，不像中國文學作品那么貼近他們的認知領域。也就是說，文化的差異性和不可通約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學研究實踐中學生對外國文學作品認同感下降，有的學生干脆放棄外國文學的學習，這種情形對外國文學課堂教學實踐本身無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外國文學教師的教學自信心和教學熱情。   其二，近些年來，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中長時期存在一個“重理論、輕文本”的誤區。接受美學代表人物、德國學者沃爾夫岡•伊瑟爾曾明確指出“理論并沒有詳細闡明藝術最重要的定義是什么”的功能，相反其主要是為了“展現出藝術的方方面面”，并通過外延的拓展來使“作品的本體性整體被多元化”。   [3]理論在本質上是以文藝文本為基礎、并為文藝文本服務的，文本才是真正意義上體現理論存在價值的土壤。近三十年以來，隨著我國對外文化開放的日益深入，全球化時代后現代主義的各種文化理論相繼到來，文學研究者接觸到了大量的以往從未接觸過的國外最新文化理論，并產生了將這些理論運用于文學作品分析的強烈愿望。當特里•伊格爾頓談美國和歐洲理論“大爆炸”和理論泛化現象時，國內文學教學研究實踐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經歷著相似的境遇。盲目追求理論深度，甚至拋開文學文本空談各種理論成為外國文學教學研究的普遍傾向。這不僅嚴重誤導了教學實踐環節，而且讓學生產生了“唯理論”的錯覺，在潛意識中樹立了理論框架先行的思維模式，生吞活剝國外各種文化理論來解讀文本，進而造成教學研究實踐中理論與文本脫節的“兩張皮”現象。有的學生甚至根本沒有閱讀文本，僅僅依據道聽途說的故事情節或各種文學名著縮寫本來進行文學研究，嚴重偏離了文學研究的初衷和原意。#p#分頁標題#e#   其三，隨著后現代各種文化觀念的更迭，無論歐美還是中國都出現了經典衰落的傾向。這在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研究實踐中的反映主要表現在學生對教師所講述的傳統作家作品日益冷漠和淡化。學生不再認同莎士比亞等經典作家，也不愿再接近和閱讀諸如《哈姆雷特》這樣的傳統經典作品，相反卻不加選擇地沉溺于當今最流行的文本之中。而最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經典文化價值認同感的缺失在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中已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   面對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中一系列新的問題，急需一種穩妥的現實性策略來重新召喚學生的學習興趣。在這方面，形成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原則的教學研究模式既十分必要，也大有可為。   “文本細讀”有利于在課堂教學實踐中引導學生正確認知外國文學以及外國文學研究的性質和意義。學習外國文學的目的是什么，這是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環節必須首先明確的一個關鍵問題。學習文學不是為了掌握知識，更不是為了考試，其真正目的在于領略世界各國文學之美。這就直接涉及到文學的審美本質問題。閱讀文學作品首要是為了精神愉悅，通過閱讀能夠更好的重溫人生與人性的美好，可以管窺人性的復雜與深刻，進而使得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達到的人生境界在文學的世界中得到呈現與滿足。閱讀文學作品的第二功用在于自我情感認同。   文學與一般文字文件的重要區別之一在于情感性，全身心投入文學閱讀，為文學的語言和境界所吸引、感動，甚至舞之蹈之、廢寢忘食，達于忘我之境，這是一個典型的認同并宣泄自我情感的過程。最后，文學是人學，每一個讀者在閱讀文學的過程中都會產生屬于自我的個人經驗和生命價值意義。文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能使生命變得更加豐富、更加富于哲理和個性感悟。這一切才是包括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在內的一切文學教學研究的根本目的，而達成文學審美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很顯然非“文本細讀”莫屬。“文本細讀”突出強調的文學性問題，提倡的逐字逐句“沉入文本”的方式以及從語義關系角度來體會文學作品的內涵等“向心”性力量使文學真正回歸到文學自身之中，并在本質上樹立起文本主體性觀念，從而使包括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在內的一切文學教學研究實踐實現了提升人對自身觀照與探索的美育功能。   “文本細讀”有利于在課堂教學實踐環節中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外國文學學習和研究方法。當代學者陳思和曾有感而發地這樣描述他的研究生復試感受：“我每年主持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時候，都會發現一些相同的現象：許多考生對幾本流行的文學史著作準備得相當充分，對一些流行的學術話題和讀物也相當熟悉，但是當你抽樣地選一些文學作品作為問題的話，立刻就會發現破綻，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量不僅相當少，而且幾乎不具備解讀作品的能力。   曾有一位考生真誠地告訴我：他的導師對他說，做學問要首先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然后把符合框架的作品往里面填。”[4]這完全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學習方式。如果在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中這種現象已經很普遍了，那么在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中這種“理論先行”、拋棄文本的現象就更為突出了。學生在課堂上似乎已經習慣了老師講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榮格原型批評還有符號學等宏大理論，而完全忽視了一切理論的產生都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現象的歸納與提升的基礎之上這一事實。也就是說，沒有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根本不會有文學理論的產生，二者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只有充分認知這一點，才能更好地學習外國文學與文化，也才能更好地解決理論與文本有機融合的關系問題，而不是像現在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中所表現的那樣：言必稱某某理論，無理論框架就意味著無深刻性而言。   “文本細讀”有利于在課堂教學研究實踐中引導學生全方位理解具體作品，進而樹立“文化詩學”的整體觀念和文本觀照方式。“文本細讀”在強調“擁抱細節”的同時，也注重文學文本的整體性評價與考察，這有利于將文學教學研究實踐引向新歷史主義所謂的關注文學和藝術與其它社會實踐之間的整體聯系，從而在一種復雜的結合中形成區域的整體文化觀念的“文化詩學”之路。這方面美國作家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LecturesonLiterature）一書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在書中，納博科夫不僅成功運用“文本細讀”的方法解讀了包括卡夫卡的《變形記》、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內的七部文學經典，而且其體會和結論新見迭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納博科夫將細節與整體之間的關系處理得十分恰當，尤其是微觀閱讀與宏觀審視相結合的建構方式既明晰了作品的意義和價值，也充分發掘了作品產生的時代與文化背景。在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實踐中如能充分借鑒納博科夫式的文本解讀方式來講解和研究文本，必將取得獨特的效果。如講述司湯達的《紅與黑》，只有充分注意小說的副標題、上下卷題詞以及目錄下的題詞等細節問題，并將之與法國社會現實進行文化意義上的勾連，才能更好地體會小說的歷史政治主題定位以及這種定位與人物形象塑造和愛情主題之間的關系。對夏洛蒂•勃朗特《簡•愛》的理解更是如此。如何理解小說的女權思想這一宏大敘事話語，根本上應立足于小說男女主人公身份、社會地位、相貌等細節方面前后變化的對比以及小說暗示出的男主人公羅切斯特品行不可靠的細微故事情節。   “文本細讀”還有利于在課堂教學研究實踐中樹立學生對文學經典的信心。文學經典的衰落，有其復雜的原因，但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學生本身對經典缺乏了解。從某種角度來說學生不是不喜歡莎士比亞，而是由于各種原因沒有機會接觸莎士比亞。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和信心相信莎士比亞等經典作家憑借其藝術作品自身的永恒魅力足以引發學生閱讀、研習的興趣。而引導學生接觸經典的現實途徑之一就在于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研究實踐中應更多介紹和講述文本和文本細節，而不是把更多時間浪費在作家生平、時代環境、文學理論和思想等外圍性內容上。只有充分理解了文本，外圍性內容才有意義，才能更自然地被接受和消化。“文本細讀”強大的整合功能在這一點上被凸顯了出來。#p#分頁標題#e#   總之，“文本細讀”擁有強大的與時俱進的生命力。將“文本細讀”廣泛應用于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研究實踐，不僅可以使外國文學教學研究過程中面臨的許多困境和尷尬迎刃而解，而且還會促使學生敞開閱讀的心靈，深入作品之中展開與文本和作家的對話，從而為培養學生成為既有心靈感悟和獨立認知文本能力、又具備一定程度的探討和批評意識的專業閱讀者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冬F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吨型馕膶W》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吨型馕膶W》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吨型馕膶W》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上古神明與信仰研究

20世紀80年代，饒宗頤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輟，以下數篇關于上古神明與信仰之論文，即為饒先生退休后至20世紀90年代陸續撰寫而成。饒先生在中國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貢獻的一位學者。他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發表了中國古代宗教、民間信仰等一系列論文，2000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饒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一書，收入13篇演講論文。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為該書作序時，高度評價此書是一部開拓性、創新性的學術論著，具有四個特點：（一）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無涯?之感；（二）論文引用材料范圍極廣；（三）重視考古發掘的地下新資料；（四）讀書得閑，論文時有新的創獲。季老在〈序〉中推崇饒先生的論著是“創而中”，并認為是一個時代學術的典范，足見其稱譽之高。

饒先生此書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談古代神明的性別──東母西母說》一文，論述中國古代從東母、西母信仰，轉移過渡到東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說：“關于古代神明的性別（gender）區分問題，是極有趣味而值得去詳細討論。”文中從殷商時期的卜辭祭祀東母開始，結合其他文獻材料，論述戰國時期的東皇與西皇，從而論證信仰漸從女性神過度和轉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還論述了地母的問題，得出「母」一名在古代運用十分廣泛，大凡氣、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稱謂，得出時代愈后，神性的演變更為復雜的結論。

此書還收錄饒先生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的研究論文四篇，分別從楚文化、出土數據、中西文化比較以及文獻等進行考證論述?！兜澜膛c楚俗關系新證———楚文化的新認識》一文，主要從道教與楚俗的關系，進行新的論述觀點，先生在文中說：西方學人喜歡采用Chamanisme（薩滿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辭》。雖然，它和巫術結上不可避免的宿緣，但從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識，和巫醫關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黃神，使用禹步祝咒之術用以治病。寧鄉出土人面方鼎應該是象征黃帝四面，如果這說可信的話，楚國黃（老）之學根深蒂固……說明東漢三張之設鬼道，為人治病請禱等等活動，實際上秦漢之際，在楚國地區已是司空見慣。……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與楚國巫醫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此文從楚人的宗教意識，結合漢末西蜀鶴鳴山張氏“五斗米教”為人治病請禱等活動，分別從“四面先君與黃宗四面、黃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輔”、“天師”、“五斗米與五斗粥”等一一進行論述，考證出許多現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語，早已在楚人的有關文獻中出現，從而論證楚俗與最初期道教之間的密切關系?！稄某鐾临Y料談古代養生與服食之道》一文，主要從地下出土的簡帛文獻，論證古代方仙道的由來與養生服食之道。饒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數據，略有張家山漢簡《脈書》與《引書》、《陵陽子明經》、《馬王堆養生方》、陶宏景《登真隱訣》等等，分別從永命、延年思想來源，不死觀念的追求，玄府玄門，以人合天，嬰兒與胎息等九個方面參證論述。先生在文末總結說：楚地諸佚書之發現，令古代方術之采日月精英，還精補腦，及《內經》、《靈樞》之天道與人體相關諸說，取得確實根據，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遠在戰國時期已極度流行，對《易》、《老》、《莊》三玄中重要語句提供了合理與進一步的解釋，證明嵇康《養生論》言之綽有理據，對于現代人仍有極大之裨益。

此段結語不但指陳古代天道人體之說的源流，還以古證今，闡釋出土文獻的重現，不但具有文獻研究上的重要，還對現代人的養生有所裨益。《論道教創世紀及其與緯書之關系》一文，主要考證論述道教的“創世紀”的宇宙開辟說，源自佛經（《摩伽登經》）。文中從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創世紀》傳說開始，逐次論及中國道教對于宇宙論的關心，并引述文獻論證道教徒每每剽竊釋氏之書，自西晉王浮作《化胡經》以后，后世變本加厲，舉例論證詳盡。而其中所論及的道教創世紀思想和所涉及的讖緯信仰，固或可歸屬我國古代的民間信仰范疇，先生未作明言而已?！段撞健⑽揍t、胡巫與“巫教”問題》一文，分別考述巫步與巫醫、胡巫、巫教等問題，可以說是巫學三個短篇考證文章。綜觀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種名辭之外，主要還是強調巫與薩滿教是本質上不同的兩種文化，以及批評巫與制度在中國上古史的問題。先生在文末說：對于“巫”字在古代中國的真相，和使用巫術遺存在民間宗教的陳跡，泛濫而毫不加以思索地來比附古代歷史，這一方法是否正確？我認為很值得歷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說三代的政治權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術和自稱能夠與神靈溝通的手段來建立，而把古人所記錄下來的典章制度，一筆抹殺，把整個中國古代史看成巫術世界，以“巫術宗教”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斷出現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實證，去說明古代“禮制”的可靠性……從制度史觀點來整理古史，或者比較合理，或許可以避免誤入歧途……。饒先生此處提出的批評與呼吁，正是針對學術界對于巫研究的泛濫和過度重視等現象，作出語重心長的勸導。先生所論，發人深思。

初期天師道經典《老子想爾注》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