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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1
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0000
[摘要] 在我國,臨床流行病學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它在臨床實踐(病因研究、診斷、治療和預后)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它是醫學教育的新學科。因此，本文從臨床流行病學的定義、內容、方法和未來發展方向展望四個方面詳細介紹了臨床流行病學。以拓寬臨床醫師的視野，使臨床流行病學得到更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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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臨床流行病學；定義；研究方法；未來展望
[中圖分類號] R18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06（a）-0193-02
臨床流行病學被認為是臨床醫學的一門基礎科學，是一門研究臨床醫學的方法學,也是臨床醫學與流行病學結合的產物。通過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學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將其應用于臨床實踐，從而發現和解決臨床問題。實踐證明，它的普及和發展, 將促進臨床醫療、科研和流行病學教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對醫學事業的發展，尤其是提高臨床科研水平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臨床流行病學定義
在臨床醫學的領域內，在臨床流行病學的基礎上引入了統計學及現代流行病學等有關理論，對臨床科研的嚴格設計、測量和評價進行創新的臨床科研方法學，研究范圍從患者的個體診治擴大到相應的患病群體，以對疾病的病因、診斷、治療和預后的整體性規律進行探討，力求研究結果的真實性，獲得研究的結論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和防病治病的重要實用價值[1]。
臨床流行病學的基礎為臨床醫學,而提供高質量的臨床科研證據是臨床醫學得以發展的基礎,而高質量的科研證據有賴于設計嚴謹的臨床試驗, 對結果通過方案的設計和實施而進行專業解析和統計分析,從而得出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的方法和結論[2]。臨床流行病學結合多門學科如衛生統計學、衛生經濟學、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及社會醫學等, 互相滲透, 進而逐漸形成其學科特點，解決了包括疾病自然史、病因和危險因素研究、診斷方法、療效分析以及疾病預后研究等臨床問題。其主要研究對象是病人而不是在動物或集體組織中研究，如組織培養、垂體激素等，所以除了生物因素外其他諸如社會、心理因素都會對臨床實踐工作產生影響，存在某些難以控制和預料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往往影響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3]。醫生不可能親自診斷治療每一位病人，因此，臨床流行病學將患者個體及患者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達到既認識個體患者的特征，又認識患者群體規律的目的，基于以上原因借鑒科學的方法來總結臨床規律尤為重要。
2臨床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
2.1探討病因及危險因素
應用臨床流行病學方法闡明疾病的病因，對于認識疾病的本質、準確地診斷疾病以及有效防治提供了科學的依據。運用臨床觀察、描述性研究、病例對照研究、隊列研究及實驗性研究等多種方法探索疾病的危險因素和病因, 為疾病的早期診斷、有效防治以及改善預后、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等方面提供真實可靠的科學證據。
2.2篩選診斷研究方法
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臨床檢驗項目五花八門，新的診斷方法的出現, 無疑給臨床診斷帶來了許多好處, 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有些新方法剛應用于臨床時, 其作用往往被夸大, 這就需對診斷方法進行科學的評價。多數診斷試驗的正確性并非是絕對的，只是提供患病與否的概率，這就要求臨床醫生應樹立診斷概率的觀念，為臨床研究提供科學的方法。
2.3評價臨床療效
在臨床流行病學中，臨床療效評價研究是一項重要研究內容。在正式推廣應用之前，任何一種新藥或治療方法必須經過正規、嚴格的臨床試驗研究與評價才能做出判斷。因此, 為檢驗其療效和不良反應，在臨床推廣應用之前任何一種新藥物或療法都應進行多次隨機對照試驗、隨機雙盲對照試驗,只有經過嚴密設計的臨床試驗, 才能獲得新藥物和新療法的真實可靠的結論。
2.4研究疾病預后
臨床實踐中必然會經常涉及疾病的預后問題。究疾病預后是指對疾病的各種結局進行概率預測。若要對預后做出客觀評價必須采取嚴格的臨床流行病學方法，尤其是針對目前還沒有特殊治療措施的疾?。ㄈ绮《拘约膊?，或新發現的疾?。@就涉及到疾病自然史的研究，即在不給任何治療或干預措施的情況下，疾病從發生、發展到結局的整個過程。醫生了解該病的預后，不僅有助于選擇恰當的治療方案，而且可以回答患者及其家屬提出的各種問題。
2.5制定臨床決策
臨床醫生在診斷和治療疾病的過程中，經常要做出簡單且重要的臨時決策。為了提高臨床決策的科學性必須以策略論和概率論的理論為指導以各種概率數量為依據，通過將復雜的臨床問題數量化，才有可能選出最佳的臨床決策方案。
3臨床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
臨床流行病學( Clinical Epidemiology)是一門臨床科研方法學, 曾經被簡稱為DM E, 即臨床研究的設計( Design)、測量(Measurement)與評價( Evaluation)[4]。
3.1設計
設計是指臨床研究方案和觀察方法的設計，是臨床科研實施前最重要的內容，直接決定科研的成敗。臨床科研設計應包括以下內容。
3.1.1確定研究目的和科研假設 研究目的和假設的來源可以是臨床實際所遇到的問題，也可以是從文獻資料獲得的思路，根據大量的信息提供具體、明確的研究假設，為達到研究目的進行論證。
3.1.2確定設計方案 設計方案應依據提出的臨床假設、內容、目的以及不同設計方案的科學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綜合考慮從而確定最終設計方案。表格1提供了在不同性質研究課題下不同研究方案的選擇，以及各種設計方案的論證強度。（表內的“+”數目表示論證強度及其可行性，“+” 數目越多越好），見表1。
3.1.3確定研究因素 研究因素的確定是一項研究臨床研究課題先進性的關鍵。研究因素一般包括生物性因素、化學系因素、物理性因素以及人口學特征、遺傳、心理、不良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等。在確定設計方案時應明確研究因素的重要性、創新性、實用性和科學價值等方面[5]。
3.1.4選擇研究對象 在流行病學研究設計中，應根據研究內容的不同來選擇研究對象。選擇研究對象時將經過以下四個層面：①確定目標人群。②確定源人群。③確定合格人群。④最終確定研究對象。在選定研究對象后，應該列出確切、可靠、準確無誤的診斷標準、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以降低研究數據的偏差，保證結論的可靠性。
3.1.5確定資料收集及數據處理方式 由于臨床研究對象是人，在收取資料數據時，主觀因素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可能會導致資料、數據等無法全部收集，這時我們可以使用盲法。由于臨床研究的復雜性也決定了資料的多樣性。因此，在設計中應根據預期結果正確選擇統計學分析方法。
3.1.6確定效應測量指標 臨床研究是指通過觀察研究因素在研究對象上產生的效應來驗證療效和因果關系，因此確定效應測量指標時，要力求客觀、定量和可操作性以及與研究的關聯性、特異性等，再確定指標的類型和數量。常用反映效應的指標有發病率、死亡率、治愈率、緩解率、復發率、毒副作用、體征的改變和實驗室測定結果等。
3.1.7確定質量控制措施 在進行任何一項臨床研究時都將面臨各種偏倚的干擾，可能出現影響結果真實性的三大偏移分別為選擇偏移、信息偏移和混雜偏倚。研究者可以根據臨床流行病學設計的三大原則，即設置對照、隨機分組和盲法來對偏移進行分析和控制，并用統計學原理計算從而減少誤差。
3.2測量
測量時指應用定量方法來衡量和比較各種臨床研究結果。需要利用頻率測量指標和效率測量指標進行定量分析。為了準確測量，應注意試驗的措施要有反應性和可度量性及測量的方法要有敏感性和特異性，良好的敏感性才能發現措施的效應，而良好的特異性才能確認這種效應。最后，測量指標的判斷標準和臨床意義要明確。
3.3評價
評價研究成果應考慮成果的真實可靠性、臨床價值、患者是否愿意承擔治療費用等方面。評價是指運用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的理論和方法，結合臨床實踐，科學地制定出標準，在運用標準來評價各種臨床數據、實驗數據、臨床研究結論、建立并因聯系及勻后估計及臨床不一致性等，并評價其真實性和實用性。
臨床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從設計、測量和評價三大方面入手。通過排除各種主客觀偏倚的影響，有助于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6]。
4臨床流行病學的展望和未來
臨床流行病學引入我國只有20余年，現已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臨床流行病學促進了臨床科研水平的提高，從只關注患者個體到患病群體及其相應正常人群體的轉變，促使臨床醫學從經驗醫學轉向循證醫學。
我國現在臨床流行病學面臨著部分診斷性試驗設計不合理、缺乏標準評價、無靈敏度、特異度等問題，而臨床流行病學的核心-DME正是從這三個方面入手，提供系統而科學的方法學，提高我國整體臨床科研水平和醫療服務質量[7]。臨床流行病學能夠促使臨床醫生從患者個體走向群體，同時，將眼光放在疾病的預防上。不但有利于臨床醫生更加深刻的認識疾病的全貌、分布概率及致病因素，而且有助于提高臨床決策的正確性，促進臨床醫學的整體進步和保證人類的健康[8]。循證醫學作為臨床流行病學的新范例，提供給病人的醫療服務是建立在目前所能提供證據的基礎上，以獲得最可靠的信息，然后依據這些證據對所接待病人的診斷、治療和預后做出正確的決策[9]。
5結語
臨床流行病學在近些年中蓬勃發展，并且逐步完善。在我國，越來越多的臨床醫師認識到臨床流行病行對疾病控制及治療的重要性。臨床流行病學是臨床醫師在醫療實踐和教學中重要的方法。未來，隨著臨床流行病學的更加完善，勢必將會帶給醫學界不可預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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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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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預防醫學 分子流行病學 教學 問卷調查
中圖分類號：R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5）09（a）-0154-03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study situation in preventive medicine undergraduate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reforming Molecular Epidemiology teaching. Methods 28 preventive medicine undergraduate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Molecular Epidemiology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Results 60.7% of the students like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ourse， 78.6%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e course of their study of molecular epidemiology helpful， 75.0% of student believe that the teaching results satisfactory， 85.7% of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very difficult， 82.1%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polymorphism detection was the most difficult in practice course， 93.0% of the students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of teachers’ ability， and 96.4% of the students satisfied with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we recommend that teachers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basic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open the corresponding experimental course content for the difficulties.
Key Words：Preventive medicine；Molecular Epidemiology；Teaching；Questionnaires
“分子流行病學”是傳統流行病學與新興的生物學技術，特別是分子生物學技術相結合而產生的一個新的流行病學分支，主要從分子水平闡明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及其影響因素，有效地解決傳統流行病學遇到的一系列困難，使得疾病的預防及干預手段更加先進、有效[1]。目前，在我國高等醫學院?！读餍胁W》的教學過程中“分子流行病學”部分一般僅安排2～4個學時來介紹，通常不會安排相應的實習內容。筆者對廣東某高校近五屆預防醫學專業學生的調查發現，學生對“分子流行病學”的認識僅限于對其基本概念的了解，難于真正理解及掌握分子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同時也制約了分子流行病學方法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應用。因此，我們在2009級預防專業的部分學生中實施了《流行病學》的教學改革，在完成傳統教學任務的基礎上，將“分子流行病學”作為一門課來單獨講授。該文就開展“分子流行病學”課程教學的實踐過程及相關思考做一總結。
1 對象與方法
1.1 教學對象
選擇某醫學院2009級預防醫學專業“生物統計方向”的學生為研究對象，該方向學生除了完成預防醫學的其他專業課之外，還要學習“分子流行病學”課程。該方向共有學生28名。
1.2 教學內容安排及成績考核
目前并沒有適合本科教學的“分子流行病學”教材，我們采用由任課教師撰寫的自編教材進行教學，共安排理論課24學時，實習課12學時，具體課程安排及學時分配見表1。
該門課的總評成績由出勤情況、實驗報告和卷面成績三部分組成，其中出勤情況、實驗報告占30%，卷面成績占70%。
1.3 問卷調查
課程教學結束后，自行設計調查問卷，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對《分子流行病學》課程的總體印象調查；對教學內容及教學效果調查；對任課教師的評價。由于調查開始時，學生都已經到各實習單位實習，所以我們依托“天會調研寶”在線問卷調查平臺，通過網絡調查來完成，調查網址為：http：///answer/load/mol-epi。
2 結果
2.1 學生對《分子流行病學》課程的總體印象
“生物統計方向”的學生全部完成了本次調查，其中認為有必要開設這門課程的學生占67.9%（19/28），認為一般的有25.0%（7/28），沒有必要者占7.1%（2/28）；認為《分子流行病學》課程對自己學習專業有幫助的占78.6%（22/28），選擇一般的占21.4%（6/28），認為這門課對自己學習專業無幫助的為0；對這門課程有興趣的學生占60.7%（17/28），認為一般的占35.7%（10/28），有1位同學選擇無興趣；通過這門課的學習，認為有收獲的比例達78.6%（22/28），感覺一般的占21.4% （6/28），沒有收獲的為0。
2.2 教學效果滿意度調查
對理論課及實習課的教學效果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對教學效果滿意的學生占75.0%（21/28），認為教學效果一般的占21.4%（6/28），對教學效果不滿意的僅有1人（3.6%）。對教學效果滿意者平均成績為73.8分，略高于選擇教學效果一般或不滿意者的平均成績（68.6分）。
2.3 理論課教學內容難易程度調查
對“分子流行病學”課程各章節教學內容難易程度的調查結果見表2。在授課的6個章節中認為授課內容比較難的是“分子流行病學研究中的統計分析方法”部分，占85.7%（24/28），其次是“分子流行病學研究設計”67.8%（19/28）、“慢性病分子流行病學”57.2%（16/28）、“傳染病分子流行病學”53.6%（15/28），而“分子生物學基礎”與“分子流行病學概論”所占比例較低，分別僅占39.2%和28.6%。
2.4 實習課教學內容難易程度調查
對“分子流行病學”課程的實習教學內容難易程度的調查結果見表3。有82.1%（23/28）的學生認為“實習三：基因多態性檢測”的內容比較難，其次是“實：DNA提取”53.6%（15/28）和“實習一：PCR擴增”35.7%（10/28）。
2.5 對任課教師的評價
調查學生對任課教師的教學能力和學術水平的看法，結果發現絕大多數同學對任課教師教學能力和學術水平是肯定的93.0%（26/28），其中選擇非常好的占39.1%（11/28），選擇較好的占53.6%（15/28），只有2人選擇一般；調查學生對任課教師的敬業精神是否滿意，結果發現幾乎所有同學對任課教師的敬業精神是滿意的96.4%（27/28），選擇非常滿意的占67.9%%（19/28），僅有1人認為一般，沒有不滿意的選擇。
3 討論及教學改革建議
為了培養新公共衛生形勢下符合社會需求的公衛人才，我們將“分子流行病學”從《流行病學》中分離出來，作為一門獨立課程來講授，本身也是對預防醫學專業課程進行教學改革的嘗試，這一舉措在預防醫學專業本科生教學安排上尚屬首次。由于目前沒有適合本科生教學的“分子流行病學”教材，我們組織任課教師精心制定教學計劃、編寫教學大綱和安排教學內容。盡管我們前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并且按計劃完成了既定教學任務，但是學生對這門課的印象如何？教學安排是否合適、學習效果怎樣？對任課教師的評價如何等問題我們并不清楚，這也正是本次調查的目的所在。
該次調查發現，雖然大部分學生對“分子流行病學”課程教學的總體認識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對學習專業有幫助、有收獲的占78.6%，認為有必要開設這門課的學生占67.9%，但是這一結果比我們預想的要低，而選擇對這門課有興趣的學生比例更低僅占60.7%，可見在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這也是將來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之一。
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3
一個以生命科學為主導的新世紀已經到來。20世紀中葉DNA雙螺旋結構及遺傳機制的闡明，蛋白質、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導致基因工程、單克隆抗體、聚合酶鏈反應(PCR)等技術的應用以及基因芯片的研制成功等，促進了醫學科技飛速發展。當代科技發展的重大項目是人類基因組計劃這一偉大科學工程，它不僅改變了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而且也改變了各國醫學和生物學研究的格局。今天，生物醫學已經歷了從整體水平到器官水平，細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從個體水平到群體水平，到生態水平以至宇宙水平的發展歷程。在微觀研究不斷深入的基礎上向宏觀研究不斷拓展，而出現了社會、心理、生物學全方位的研究，多學科的融合。
完成基因組測序，這只是對自身基因認識的第一步，從基因組與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高度開展功能基因組學研究將是今后重要的任務。人體好比是字典，而人類基因組計劃將告訴我們字典中的單詞組成，今后流行病學的任務之一將是參與揭示每個單詞的意義及與疾病的關系以及制定預防對策。日本分子生物化學家利根川進發現人類疾病都與基因受損有關，提出了基因病-人類疾病的新概念。其中遺傳因素是內因，環境因素是外因，人類疾病是遺傳因素(基因組信息)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的概念已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主要分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單基因病。在這類疾病中，遺傳因素的作用非常強，僅由單個基因DNA序列某個堿基對的改變就造成疾病，還可以把這樣的改變傳遞給后代。單基因病其發生率一般都較低，如早老癥、多指癥、白化病等。
第二類是多基因病。這類疾病的發生涉及兩個以上基因的結構或表達調控的改變，主要是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如癌癥、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哮喘病、骨質疏松癥、神經性疾病、原發性癲癇等。目前國際上已掀起了多基因疾病研究的熱潮。人類是一個具有多態性的群體，不同群體和個體在對疾病的易感性、抵抗性以及其他生物學性狀(如對藥物的反應性等)方面的差別，其遺傳學基礎是人類基因組DNA序列的變異性，而這些變異中最常見的是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約在500～1 000個堿基對中就有一個SNP。已知多基因疾病是由多個基因的累加作用和某些環境因子作用所致，這些基因的SNP及其特定組合可能是造成疾病易感性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對疾病相關調節通路的候選基因進行SNP的關聯研究，可能是多基因疾病研究取得突破的希望所在。
第三類為獲得性基因病。主要是傳染病由病原微生物通過感染將其基因入侵到宿主基因引起。在與傳染病斗爭中，雖然我們已經取得顯著成績，但是，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遠遠沒有結束。由于原有微生物的不斷變異和新病原體的不斷出現，傳染病仍是世界上對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傳染病仍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新病原菌的不斷出現和舊傳染病的重新流行，其因素很多，概括起來大致上有三個方面：一是生態因素，二是傳染宿主遺傳背景，三是微生物基因組的變異，或逃逸機體的免疫(如艾滋病、慢性病毒性肝炎、皰疹性病毒感染)，或增加了致病性(如流行性感冒病毒的變異、O139霍亂弧菌、O157∶H7大腸桿菌)，或產生抗藥性(如淋球菌、瘧原蟲、結核菌、霍亂弧菌)。
近年來，病原微生物的基因組研究取得了飛速的進展。所謂基因組研究即對微生物的全基因組進行核苷酸測序，在了解全基因的結構基礎上，研究各個基因單獨或數個基因間相互作用的功能。目前對病毒的基因組研究已進入了后基因組階段，即從全基因組水平研究病原體的生物學功能，同時發現新的基因功能，這一研究將使人類從更高層次上掌握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機制及其規律，從而得以發展新的診斷、預防及治療微生物感染的制劑、疫苗及藥品。
1997年美國提出了環境基因組學計劃，其目的是要了解環境因素對人類疾病的影響和意義。由于人類遺傳的多態性，不同個體對環境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也有差異。針對與環境中物理、化學或生物因素發生相互作用蛋白的編碼基因(如DNA修復機制、氧化-還原反應及病毒受體蛋白等)，識別其基因組多樣性和結構-功能關系。這將有助于發現特定環境因子致病的風險人群，并制定相應的預防措施和環境保護策略。 轉貼于
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發展最快、最活躍的學科之一。當前其研究對象不斷擴大，已從傳染病發展到非傳染病以至各項衛生事業(健康、行為、心理、傷害、藥物代謝等等)；研究內容已從定性描述發展為定量測量，從單變量分析到多變量分析，即由一因一果發展到多因多果的研究；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新，從傳統流行病學發展到血清流行病學以至分子流行病學，生物學標致物檢測方法更特異、更精確、更精密。也是研究各種生物學標致物包括易感因素的效應修正過程；流行病學涉及的學科也更為廣泛，逐步形成許多分支，如腫瘤流行病學、藥物流行病學、代謝流行病學、臨床流行病學、遺傳流行病學等等。流行病學的發展和廣泛應用，除在防治傳染病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外，對非傳染病、原因不明疾病及事件研究中也解開不少難解之謎，顯出她非凡的魅力。
近年來，分子生物學技術有了突破性進展，并已滲透到醫學科學各個領域，即采用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新理論、新技術來研究醫藥衛生各個領域，現已碩果累累并正飛速發展。分子流行病學是在人群現場流行病學研究中應用分子生物學理論與技術，研究和應用各種生物學標志物，從分子基因水平研究病因、流行因素及防治措施。當前分子流行病學標志物可反映出外來因素(理化、生物)、遺傳因素與集體細胞特別是大分子(核酸、蛋白質)相互作用引起的一些分子改變，分子生物學標志物與傳統的生物檢測指標(病原分離、抗體測定、細胞病變等)相比，已發展到更特異、更敏感、更精確、更精密。例如既可以識別成千上萬個DNA堿基中一個堿基的改變，又可以將微量的核酸擴增數萬倍，以便用來分析病因、正確評估各種因素對人類的危險度和評價預防措施等。我國用于分子流行病學的生物學標志物主要有：暴露標志物(烷基化嘌呤、黃曲霉素-鳥苷加合物等)，效應標志物(染色體損傷、癌基因激活或失活等)，易感性標志物(DNA修復、原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異常表達等)。目前，國內正在搜尋與疾病相關或特異的分子生物學標志物，并應用于分子流行病學研究中。
我國分子流行病學在傳染病的研究中，主要應用于快速診斷、基因分型、群體遺傳結構分布、主要基因克隆、序列分析以及基因工程疫苗等方面。即綜合多種分子生物學標志物，深入研究傳染性疾病的分布特征、流行規律、揭示疾病流行方式，暴發事件中病例與病例間、病例與接觸者間、病例與對照間的內在聯系，在分子或基因水平直接闡述傳染源、傳播途徑、流行規律和預防措施。在非傳染病方面，隨著多種癌基因、抑癌基因和大量生物學標志物的發現，改變了從病因或危險因素的暴露出發來研究發病、死亡，或出現其他事件結局的狀況，已由對缺乏暴露與發病結局之間系列過程或系列事件的研究，深入到現今研究癌基因、抑癌基因的分布與變異、效應生物標志、暴露生物標志、易感性生物標志的研究與應用。已把傳統的流行病學群體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促進了非傳染病的病因、流行規律以及預防措施的研究。
遺傳流行病學調查主要是對有遺傳性疾病的家庭或封閉地區來找致病因素及致病基因，但當前對人們危害較大的癌癥、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是由多因素、多基因的缺陷而造成，為了搞清這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必須對大量人群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4
【關鍵詞】 創傷和損傷;流行病學;參考標準;對比研究;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8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10)05-0589-03
Comparison of Two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Among Studen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 Guangzhou/LIU Wei-jia, ZHANG Wei-wei, LIU Wei, et al. Gua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uangzhou(510080)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in Guangzhou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two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proposed in 1996 and 2004. MethodsBased on the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city from a survey of injury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2008,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24 168 subjects. The incidence of injury, different component and its influence were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reference, 1996) and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revised version, 2004).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reference, 1996), the incidence of injury was 21.63%, the incidence of person-time injury was 35.30%. As for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revised version, 2004), the incidence of injury was 14.49%, the incidence of person-time injury was 20.80%. In accordance to the component that injuries were only cared or treated by their parents, teachers or companions, the incidence of injury was 6.16%, the incidence of person-time injury was 13.16%. The component that students suffered from injuries only needed rest more than half day but less than one day, the incidence of injury was 0.59%, the incidence of person-time injury was 0.72%. Conclusions For further perfecting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it is suggested that both of the component that injuries are cared or treated by their parents, teachers or companions and the component that students suffered from injuries needed to rest more than half day but less than one day be canceled.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adopt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revised version, 2004) as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jury.
【Key words】 Wounds and injuries;Epidemiology;Reference standards;Comparative study;Students
目前國內外對傷害界定標準尚無統一標準,導致各地傷害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中報道的中小學生傷害發生率相差較大,最高達81.66%,最低為6.87%[1-5]。我國在1996年提出的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作為比較各地傷害發生率及評價干預措施效果指標,受到普遍使用。2004年第三次全國傷害預防控制會議在反復征求專家的基礎上,考慮標準的準確性和可操作性,提出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修改意見)[6-7],但標準的修改仍缺乏科學數據作支撐。為進一步探討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的合理性、實用性,筆者利用廣州市中小學生傷害流行病學調查數據,對2種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進行比較分析。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將廣州市12個行政區分為市區、郊區、郊縣區,分別在市區、郊區和郊縣區隨機抽取1個區。在抽中代表市區的越秀區中,采用隨機抽樣方法,隨機抽取小學4所,中學2所;在代表郊區的白云區中隨機抽取小學3所,中學4所;代表郊縣區的增城市隨機抽取小學3所,中學4所;再在全市隨機抽取職業中學2所,共22所學校。以被抽中學校的所有在校學生作為本次調查的研究對象。
1.2 方法
1.2.1 調查內容和方法 傷害發生現況包括過去1 a來傷害發生頻率、原因、發生部位、傷害發生地點及傷害性質等;患者的一般情況,如性別、年齡、戶口所在地等;家庭情況,如家庭經濟情況、父母年齡、父母職業等;患者的傷害危險行為,如去無安全措施場所游泳、步行違規、與動物玩耍等。
四年級及以下學生問卷由家長填寫,五、六年級及初中生問卷,高中及職中學生問卷由學生自填,校園安全問卷由調查員現場勘察結合校醫咨詢完成。調查員均為預防醫學專業在校學生,經培訓、考核合格后指導學生獨立完成問卷。現場調查得到廣州市教育行政部門認可,調查問卷得到家長及學生的知情同意,調查于2008年4-6月完成。
1.2.2 傷害病例界定標準
1.2.2.1 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 符合下列3種情況之一即可判斷為傷害[6]:(1)到醫療單位就診,診斷為某一類損傷(本次研究將校醫室歸類為醫療單位);(2)由家長、教師或同伴對受傷做緊急處理或看護;(3)因傷請假(休工、休學、休息)0.5 d以上。
1.2.2.2 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修改意見)[7] 醫療單位診斷為某一種傷害;或因損傷請假(休工、休學、休息)1 d以上。
1.2.3 質量控制 為保證調查順利開展和調查質量,本次研究對每個環節進行了嚴格的質量控制,包括調查方案的設計和論證、調查員的選擇和培訓、調查過程中采用統一的指導用語、進行匿名調查、資料錄入過程中加以質量控制等。
1.3 統計分析 采用EpiData 3.0軟件建立數據庫,雙錄入控制錄入質量。對2種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及其組份進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5 204份,回收有效問卷24 168份,有效回收率為95.89%。在有效問卷中,男生11 609人(48.03%),女生12 559人(51.97%);小學7 847人(32.47%),初中5 068人(20.97%),高中9 174人(37.96%),職業中學2 079人(8.60%);廣州市戶籍19 334人(80.00%),非廣州市戶籍3 806人(15.75%),戶籍不明1 028(4.25%);獨生子女8 030人(33.23%),非獨生子女16 000人(66.20%),身份未明138人(0.57%)。
2.2 不同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評定結果 根據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中小學生傷害發生人數為5 227人,傷害人數發生率為21.63%;傷害人次數為8 532人次,傷害次數發生率為35.30%。根據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修改意見),中小學生傷害發生人數為3 501人,傷害人數發生率為14.49%;傷害人次數為5 028人次,傷害次數發生率為20.80%。2種情況的傷害人數和傷害人次數,以及不同組分的傷害人數發生率和次數發生率見表1。
2.3 由家人、教師或同伴做緊急處理或看護的傷害學生休息及恢復情況 見表2。
由家人、教師或同伴做緊急處理或看護的傷害學生未休息占75.40%,休息0.5 d占7.69%,小于0.5 d占5.95%;傷害學生的恢復情況,完全恢復占84.91%,活動不如往常占5.23%,功能受限占1.31%。
2.4 因傷請假0.5～1 d的處理方式及恢復情況 因傷學生請假到門診/急診就診的人次數為335人次,比例為35.15%;校醫室就診的人次數為125人次,比例為13.12%;住院的人次數為24人次,比例為2.52%;家長/教師進行處理的人次數為288人次,比例為30.22%;沒有處理的人次數為117人次,比例為12.28%,處理情況不詳人次數為64人次,比例為6.71%。學生傷后完全恢復的人次數為674人次,占70.72%;活動不如往常的人次數為95人次,占9.97%;功能受限的人次數為33人次,占3.46%;正在恢復中的人次數為136人次,占14.27%;恢復情況不明的人次數為15人次,占1.57%。
3 討論
傷害是由于能量(機械能、電能、化學能、熱能、電離輻射等)突然或短暫地作用于人體,超過機體的耐受能力而導致的機體損傷,或由于窒息而引起的缺氧。在實際的傷害研究中,不同來源的傷害流行病學的調查資料難于進行直接比較,限制了傷害流行病學發展;《國際疾病分類》中各類傷害的臨床診斷標準對傷害的流行病學調查分析,尤其是對“傷害發生”的界定并不適應[8]。因此,根據傷害的定義和實際的情況來制訂可操作性強的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對傷害資料的比較(平行)和分析(縱向)具有重要意義。筆者擬通過對大樣本的中小學生傷害流行病學調查資料進行分析,評價2種傷害界定標準優缺點,為提出更科學和實用的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提供科學依據。
通過分析發現,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可以診斷出更多的傷害病例,收集到更多信息。按照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學生傷害發生率為21.63%和35.30%,而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修改意見)統計的傷害發生率為14.49%,人次數發生率為20.80%。主要原因是:(1)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界定傷害病例包括了“由家人、教師或同伴作緊急處置或看護”這一部分,明顯增加了傷害人數(或人次數);(2)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界定傷害病例為受傷請假(休學、休息)天數為0.5 d以上,而非1 d以上,也增加了傷害人數(或人次數)。在我國,一般認為“小傷不是病”,因此“由家人、教師或同伴作緊急處置或看護”這一情形的傷害信息收集較符合中國國情,但這部分傷害學生傷后大部分未休息(75.40%),而且完全恢復占大多數(84.91%),因此可以推斷這一部分傷害給學生、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危害性及負擔較少,而且在實際操作上靈活性較大。例如,某學生在家削水果時不小心把手割傷,由母親幫其包扎。按照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則認為其受到傷害;但是如果該學生一個人在家,只能自己包扎,按照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參考),則不能界定為傷害。這也可能是導致不同地區用相同的傷害判斷標準,而統計出的傷害發生率差異較大的原因之一。
同時,通過分析也發現,按照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修改意見)會丟失部分有價值信息,即學生因傷請假(0.5～1 d)的信息。這一情形學生傷害的人數為142人,人次數為175人次,發生率為0.59%,人次數發生率為0.72%。但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一部分丟失信息所占的比例微小,并且這部分學生傷后完全恢復的比例占70.72%,活動不如往常的比例占9.97%,功能受限的比例占3.46%?？梢酝茢噙@一部分傷害主要為輕傷,給學生、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危害性及負擔也較少,因此可以忽略這一組分影響。
鑒于上述分析,對傷害流行病學診斷標準的修訂,建議取消“由家人、教師或同伴作緊急處置或看護”及因傷請假(0.5～1 d)組份影響,即采用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修改意見)作為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較為合適。
制定傷害流行病學界定標準,不但要考慮其能否收集到準確的傷害信息,而且要考慮傷害的危害性及疾病負擔,同時也必須考慮不同國家及地區的醫療體制[9-13]。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于1997年對全國性健康調查所擬定的傷害定義(傷害必須導致傷者尋求醫療幫助),對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地區,顯然會低估傷害的發生情況[14-15]。由于本次調查信息收集有限,未能對傷害導致的疾病負擔作深入分析,有待進一步探討;同時對不同人群傷害定義一致性評估也是未來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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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5
關 鍵 詞：運動醫學；流行病學；身體活動；劑量效應；活動干預；述評
中圖分類號：G804.5；R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3）03-0139-06
20世紀50年代，英美的社會醫學研究人員發現身體活動與冠心病患病率之間有著積極的病源學聯系，并由此開創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新紀元。在西方發達國家，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已經成為公共衛生與運動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并發展為一個新興的交叉學科，在人口與社會健康發展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而早在1990年李力研[1]就提出，2000年及以后的中國健身體育必須接受“流行病學”的指導。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發展與轉型的關鍵期，國民體質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若我國的體育學界及早開展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不僅有助于提高人們對身體不活動行為危害性的認識，還有利于拓展體育學的交叉研究領域，并為國民體質健康的干預實踐提供理論與科學依據。
1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范式
身體活動是指由骨骼肌肉運動產生并伴有消耗能量的任何身體動作[2]。身體活動流行病學（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是與健康相關的交叉學科，包括相互聯系的不同研究分支領域[3]。20世紀50年代，英國的Morris教授與美國的Paffenbarger教授幾乎同時對身體活動與冠心病的關系進行了病源學調查研究，在現代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顯著特征：1）應用流行病學的方法手段研究身體活動與可逆的身體不活動行為和疾病之間的關系；2）研究影響某一人群身體活動的假設因素與活動分布情況[4]。
由于身體活動的減少帶來了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患病率急劇增加，引起學界與政府的持續關注與重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歐美發達國家的運動與健康專家逐漸開始了思維與實踐范式的轉變，即由“exercise training to physical fitness”（運動鍛煉增進體適能）向“physical activity to health”（身體活動增進健康）轉變[5]。
所謂“范式”是指科學研究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也是從事某一科學活動的研究者所共同遵從的基本價值判斷和行為方式[6]。每一學科或者科學研究領域都有自己的范式，身體活動與健康的研究領域里也有過對其范式進行激烈的爭論。在1985―1995年的10年間，對身體活動與健康研究的目的和價值展開了一系列的學術討論。有學者就認為，運動或者鍛煉（Exercise or Training）更多的是為了提高身體素質或者機體能力（Physical Fitness），如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等，這些素質或者能力的提高不等同于健康狀態的提高[7]。而且從概念的范疇也不難發現，所有的運動或者鍛煉都是身體活動，但并非所有的身體活動都是運動或者鍛煉行為[2]。因此，盡管身體素質或者機能能力和健康有重要的相互關系，但身體素質或者機能能力與健康并不是一個概念。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身體活動與健康間的因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涵蓋了運動或者鍛煉科學研究的范疇，但并不僅限于此?；谏眢w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證據，人們開始跳出傳統的運動鍛煉與身體素質提高的思維和范式，轉向身體活動與促進公共健康的廣闊領域。隨著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的發展與進步，久坐與身體不活動行為已經成為一種社會行為習慣（模式）[8-9]。非競技運動性的生活式身體活動同樣可以產生健康的益處而且便于堅持[10]，再單一地追求余暇時間的體育健身增進體質健康非常不現實。因此，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USCDC）和運動醫學學會（ACSM）在1995年聯合推出了全球首個身體活動指南，又在第2年關于身體活動與健康的科學詢證報告（《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4，11]。這并不意味日常身體活動干預就能完全替代運動健身手段，而是從健康的視角解決現階段人類行為存在的問題。體育運動只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不足以承擔維護健康促進的全部重擔。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重要之處在于，其涉及到心理學、藥理學、流行病學、人類學、生態學等多學科知識，已打破了體質健康的體育思維模式，開始傾向于非醫療手段的多管齊下促進健康模式。因此，我國的全民健身指導思路應當借鑒國外的經驗并及早做出調整，關注包括工作、交通、家務、健身娛樂等相關的身體活動干預策略和手段。
2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熱點
2.1 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劑量效應關系
到目前為止，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已經證實，增加身體活動有助于改善或者預防二型糖尿病、心血管類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抑郁癥、癌癥、肥胖癥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美國公布的《身體活動與健康醫生報告》和《身體活動指導委員會報告》也提供了全面且具有權威性的科學證據[12-13]。其中重要結論是身體活動量與多種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為居民身體活動推薦量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各國政府或者組織機構相繼推出針對性的身體活動指南，有利于居民實施有益于健康的生活式常態化、規律性的身體活動行為習慣。但是，目前仍然缺乏特殊人群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劑量效應關系研究，對人們日趨增加的久坐行為與健康風險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實驗研究認為在身體活動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每天按1×30 min、3×10 min或者2×15 min等方式鍛煉，對提高心肺功能與健康水平具有類似的效應結果[14-15]。因此，要獲得維持和增進健康的良好效果，每天進行多次不連續活動的單次持續時間不能少于10 min[16-17]?？茖W研究為多次較短活動時間的健康累積效應提供了證據支持，練習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生活實際安排相應的身體活動計劃。目前，身體活動總量與健康的劑量-效應關系論證表現有兩種情況，一類是有較充分證據支持二者的積極關系；一類是基于觀察的非實驗研究的證據呈現較弱的支持[18]。在ACSM推薦的有氧運動處方中，明確表達了類似的觀點[17]。
2.2 身體活動測量方法與手段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已經證明了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劑量與效應關系，如何準確測量身體活動量或者能量消耗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研究人員研制出多種身體活動測量方法。盡管還很難用統一標準劃分這些測量手段與方法，但Vanhees等[19]的分類具有建設性，即標準測量方法、客觀測量方法、主觀測量方法3大類。其中標準方法包括雙標水法（DLW）、測熱法，主要用于標定研究手段與方法；客觀方法主要包括機械與電子傳感器方法與觀察記錄方法，包括加速度計、計步器監測、心率監測、直接觀察、活動記錄等；主觀方法主要是身體活動問卷，身體活動調查問卷包括回顧性問卷、身體活動歷史問卷、活動日志等。但是，每種類型的身體活動測量方法各有優勢與不足，但大規模的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還是較多地采用主觀測量方法。
1）標準測量方法的應用與發展。
在測量自由狀態下的身體活動能量消耗總量最精確的方法就是雙標水法與測熱法。兩種方法都是利用人體能量代謝的原理，即能量物質的氧化分解產生水、二氧化碳和熱量。即：身體活動能量消耗=總能量消耗-食物熱量消耗-基礎代謝率[3]。雙標水法是身體活動測量評價研究領域公認的“黃金標準”，雖然該方法具有無創傷、精度高、不影響身體活動等優點，但是試劑與測試費用昂貴，實驗條件對人員與設備要求較高。而且單獨使用只能測量人體的能量消耗總量，不能反映身體活動的相關信息，所以很難在大規模人群的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中使用。測熱法也具有相似的特點，一般情況下常作為客觀訓練方法與主觀方法的標準效度驗證手段來使用。此外，在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中，這些能準確測量身體活動能量消耗的技術手段也受限于多種因素，如測試對象的人數、受試者的身體負擔、文化與社會環境、測量的持續時間以及經費等因素[20-21]。所以，該類型測量方法的應用受到極大限制，以至于近年來這些測量方法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發展。
2）客觀測量方法的應用與發展。
（1）加速度計的應用。
加速度計由最初的單軸、雙軸發展到現在的3軸，一般是在實驗室條件下測試各種運動參數與人體能量消耗數據，然后進行線性擬合推導出人體運動能量消耗的算法方程。最終借助電子化集成與程序編制處理，為不同年齡人群提供方便、實用、有效的人體運動能量消耗測量工具。
但是，研究人員通過3種加速度計（Actigraph、Actical與AMP-331）與間接測熱法的比較發現，沒有一種加速度計能夠很好地測量多種類型的身體活動[22]。加速度計與DLW法測量身體活動能量消耗的比較也有類似情況發生[23]。也就是說，基于不同類型身體活動建立起來的加速度計算法方程，如果測量日常生活式的活動時，可能存在低估或者高估的現象[24-26]。例如基于運動平板上步行方式建立的算法方程會低估高爾夫與家務活動的代謝值30%～60%[27]。此外，加速度計存在一個上限效應需要注意，當運動強度超過10梅脫（每公斤體質量1分鐘消耗3.5 mL氧氣的運動量稱為1梅脫（MET））時，SenseWear Armband（某款加速度計產品）明顯地低估身體活動的能量消耗值[28]。Koehler等[29]對有訓練的男子耐力項目運動員進行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
于是，使用加速度計進行身體活動測量研究時，需要考慮研究的人群特征與測量目標，可能不同的加速度計型號或者不同算法方程會存在適用性問題。隨著加速度計的算法方程不斷改進，會提供越來越準確有效的身體活動測量與評價，也將會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中應用前景廣闊的客觀測量工具。
（2）心率監測與計步器測量方法。
心率也是身體活動測量評價常用的檢測指標，而且電子化的心率表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功能和優勢。Livingstone等[30]通過確定安靜狀態到運動狀態的拐點心率（Flex HR），即日?；顒拥钠骄罡咝穆屎湾憻捇顒拥淖畹托穆?，監測平均每天總能量消耗，認為單獨使用拐點心率也可以作為一個反映身體活動方式與心肺功能的客觀指數。Livingstone等[31]的研究認為，心率監測鍛煉強度是更容易且可行的手段[32]。在鍛煉中使心率監測練習強度比自我報告要準確得多，是一種簡易的評估指標[33]，但容易受到非身體活動以外因素的干擾，預測身體活動能量消耗誤差可能較大。此外，對于電子計步器而言，對走、跑類身體活動的步數具有高的測試精度[34]。
3）主觀測量工具的應用與發展。
身體活動問卷（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最常用的測量方法之一。其優勢在于：（1）有效性，能夠實現研究的測量目的；（2）可靠性，重復測量的結果不受影響；（3）實用性，能夠被廣泛地接受；（4）非應激性，測量不影響受試者的行為[35]。
對39個常用身體活動問卷研制特征的比較，發現20世紀80年代是研制數量的集中爆發期，20世紀90年代后又開始逐漸減少。可能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與身體活動問卷研制特點有密切聯系，即趨向于國際化與標準化；二是與加速度計、計步器、心率表等新型客觀測量評價手段的研發和應用有很大關系。目前，仍缺乏適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甚至不同職業人群的標準化身體活動問卷。在2000年，多個國家的研究人員合作研制了標準化的國際性身體活動問卷，即國際身體活動問卷[36]（分長卷與短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WHO在此基礎上修改為全球身體活動問卷[37]（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GPAQ）。這是新世紀以來，身體活動問卷研制方面最為重要的成果，具有較好信度與效度，適合跨國人口群體間的研究與橫向比較，不失為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國際化與標準化身體活動問卷。
但對任何一種身體活動問卷來說，沒有一個具有“黃金標準”的優勢。身體活動問卷的主觀性、題目語言的清晰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等都影響測量的精確性。Conway等[38]還認為，社會期望的心理因素也是身體活動測量問卷使用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由此可見，使用身體活動問卷進行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時，要注意一定的的方法技巧。采用自我管理式填寫身體活動問卷較好，應盡量避免心理效應因素對數據結果的影響。就目前而言，國際上使用最廣泛的身體活動問卷是IPAQ和GPAQ，但問卷測量與其他客觀檢測方法聯合應用也是身體活動測量評價的重要方法學特征與趨勢。
2.3 身體活動的監測與干預
美國政府過去一直鼓勵民眾有計劃地增加余暇時間的運動健身，而近年來，開始強調各種身體活動對健康的增益作用。美國已建立了以行為風險因素監測系統（BRFSS）、全國健康入戶調查（NHIS）、青少年危險行為監測系統（YRBSS）、學校健康政策與計劃調查（SHPPS）、全國個人家庭行為調查（NPTS）等為主的身體活動監測體系，都有不同的監測重點[11]。為政府全面了解居民的身體活動情況提供可靠數據，有助于制定相應的身體活動干預政策、措施與目標，促進了美國健康公民計劃的落實。
身體活動干預研究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為身體活動干預計劃與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用的參考。Sallis[39]發現13～18歲青少年的身體活動呈現快速下降趨勢，此后下降速度放緩，但是下降的身體活動方式類型上，主要是劇烈活動與非組織形式的體育活動。而對18～30歲人群的長期跟蹤研究發現，在青年初期階段的身體活動下降是一個長期趨勢，但年輕人應該成為身體活動促進工程的重要目標人群，以便在中年之前改變個體的或者群體的身體活動下降趨勢[40]。行為變化階段理論認為，規律的體育鍛煉行為階段與年齡和性別都沒有關系，而是應該采取行為變化階段相適應的干預措施才行[41]。此外，成功的身體活動干預需要充分考慮其體質水平、自身的控制力以及來自家庭、同伴、社區的支持[42]。因此，運動科學已不能單獨實施有效干預身體活動，需要公共政策、心理學、行為學、社會生態學等科學知識與手段的綜合應用?？萍寂c社會發展使人類生物功能異化也許已不可逆轉，但立體化的身體活動干預策略是必須的，如交通優化、建筑設計、健身娛樂設施、運動指導等，這正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預測的人們未來必須生活、工作、娛樂的行為方式。
3 結論
1）身體活動流行病學作為新興起的交叉學科，已經建立了明確研究內容與目標體系。人們身體不活動行為的日益加劇，使得劑量效應關系、身體活動監測、干預研究等逐漸成為該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但是，對特殊群體的身體活動研究與干預關注不夠，今后應引起學者與相關部門的注意。
2）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劑量效應關系已得到流行病學研究的科學論證，多次較短持續時間活動的累積效應有同樣的健康增益作用。在保證身體活動總量的條件下，單次不少于10 min，每周多數天里進行至少30 min的中等強度以上活動，可以獲得有益健康效果。
3）身體活動的測量方法基本上劃分為標準測量方法、客觀測量方法與主觀測量方法3類。標準測量方法的發展停滯不前，而客觀測量方法的缺陷具有一定的隱蔽性，需要進一步改進其算法方程的精確性，研究者必須根據研究需要合理選擇。盡管主觀測量方法有明顯的不足，但身體活動問卷仍然是大規模群體性身體活動研究的首選，應用時需要注意方法學問題。
4）身體活動監測與干預研究已成為研究的熱點之一，宏觀監測的系統性與計劃性越來越強。人們的生活、工作、娛樂、交通等日常行為方式對健康增益作用影響甚大，這對我國全民健身指導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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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6
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是近年來國際臨床醫學界倡導的學科發展方向之一,代表著21實際醫學發展的方向,循證醫學的出現使醫學研究及醫學實踐的概念正在發生巨大的轉變[1～2]。循證醫學,即遵循最佳證據的醫學,認為任何醫療決策都應根據客觀的醫學科學依據進行,而這些最佳證據是將醫學領域的研究結果進行科學、系統、全面的綜合評價而得來的[3]。為順應傳統的經驗醫學向循證醫學成功轉變這一醫學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衛生部目前正在致力于更進一步推進循證醫學的發展與應用。本教研室早在2006年就在臨床醫學本科、七年制和預防醫學本科專業中開設了循證醫學課程并結合流行病學的特點,有針對性地系統地進行循證醫學相關訓練,包括循證醫學基本理論、循證醫學實踐、文獻檢索、文獻閱讀、文獻評價等技能,以及各種循證醫學分析方法如meta-分析等,指導學生充分利用有限的精力和時間在浩如煙海的醫學文獻資源中及時得到經過實證的醫學成果。我們在循證醫學的授課過程中,強調醫學生應在醫學實踐中不斷地自我學習并尋找最佳證據,充分開展循證實踐,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當前最佳證據基礎上制定相應的醫學決策。
1對象方法
1.1教學對象
在本教研室進行畢業實習的哈爾濱醫科大學2005級和2006級預防醫學本科生,共23名同學。
1.2教學方法
我們在流行病學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有4學時的循證醫學課程;然后對進入畢業實習階段的預防醫學生,通過提出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系統檢索相關證據或文獻、評估現有證據或文獻的質量、分析文獻、提取數據、綜合整理分析等一系列的過程,進行更進一步的詳細指導,結合循證醫學實踐,學生們將能夠更快地掌握循證醫學實踐的關鍵方法和技術。
2教學效果
循證醫學在預防醫學本科生的教學過程中同樣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實踐指導作用,循證醫學有助于預防醫學生建立良好的辯證思維方式,提高實際動手工作能力,提高醫學綜合素質,培養他們在未來從事疾病預防控制工作的生涯中形成良好的職業行為能力,形成不斷地自我學習、充分利用最佳證據的良好習慣。目前,國內外循證醫學主要在臨床醫學專業開展,而且也僅限于理論教學方面。本教學團隊在循證醫學的理論授課和實踐課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課程體系。目前,指導本科生發表科研論文10余篇,其中在CancerEpidemiologyBiomarker&prevention.,BreastCancerResearchTreat,JournalofToxicologyandEnvironmentalHealth等雜志發表SCI收錄科研論文4篇,累計影響因子達14.90。
3討論
流行病學與循證醫學息息相關,流行病學是一種研究方法論,循證醫學則是關于如何利用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進行醫學實踐和決策的學問[3]。循證醫學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由于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醫學知識的不斷更新和代替,現有醫學知識在迅速的積累中,這就要求當代醫學生必須時刻緊盯科學前沿,不斷地從中學習新的知識,掌握新的技能,充分利用現有科技資源,正確地評價現有證據,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目前,我們已在預防醫學及臨床各專業本科生的流行病學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有4～8學時的循證醫學課程,使醫學本科生對循證醫學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對進入畢業實習階段的醫學生進行進一步的實踐指導,在醫學基礎專業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將理論知識與實際相結合,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中心,以“授之以漁”為目標,切實培養他們的醫學實踐能力。循證醫學是一種提倡“授人以漁”新型醫學實踐模式的興起,而不是“授人以魚”的傳統醫學實踐教育模式[4]。預防醫學本科生在今后的學習和工作中將會遇到這樣那樣非常復雜的問題,如果正確利用循證醫學這個工具,將會給他們帶來無窮的益處[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