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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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文1

關鍵詞 公共政策分析 案例教學法 學生主導 教學方法

0 引言

公共政策分析是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也是一門以行動為取向的學科,體現著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公共政策分析是對政策制定、篩選、實施和評價的全過程的研究,其核心問題是運用多種分析方法對備選政策的本質、產生原因及其實施效果進行分析,以達到改良政策系統,提高政策質量,獲取解決途徑的目的。教學方法是教師為實現教學目的所采用的各種方式、手段的總和,教師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和教學對象的特點,選擇并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才能促進學生的發展,提升教學效果。傳統教學中明顯存在著“重知識、輕能力,重理論、輕實踐”的弊端,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課程教學中,要摒棄傳統單一的“主體到客體”的灌輸式教學理念和模式,樹立“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導向”的教學理念,強調“以問題為中心”來開展教學活動。①與傳統教學法只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不同,案例教學關注復雜的社會現實,注重學生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對原理和規則的掌握。在公共政策分析課程中引入以學生為主導的案例教學法,可以引導學生對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見解,做出判斷和決策,目的是充分發揮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1 運用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的必要性

作為公共管理學科的基礎課程,公共政策分析課程的主要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初步掌握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從而增進學生對公共政策問題和現象的理解?;诠舱叩奶卣?,該課程天然具有實踐性導向,因此課程的教學必須結合社會現實,根據教學內容適當引入實際生活中的政策案例進行教學。由于學生對政策過程缺乏了解,很多知識尤其是一些技能難以通過單純的課堂教學來形成,例如怎樣發現與分析政策問題、如何提出政策建議、如何執行具體政策等。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把理論教學和案例教學以及實踐結合起來,讓學生根據所學知識,通過案例分析和社會實踐,對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政策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公共政策分析教學中運用案例教學法,相當于在政策理論和實踐之間架設一道橋梁,尋求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點,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增長學生分析政策問題的能力。②

公共政策分析案例教學法優勢明顯,它有利于通過理論結合實踐的方式提高課程的教學質量;有利于結合公共政策分析學科特點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有利于通過針對性探討政策分析過程來培養學生的政策素養。但是目前我國高校公共政策分析課程的案例教學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缺陷,一方面教學案例多從國外直接移植過來,本土化程度低,學生難以融入案例情景,不利于學生將公共政策理論與我國復雜的社會現實聯系。另一方面,“灌輸―接受”式案例教學法使學生缺乏課堂置疑和辯論的熱情,課堂氛圍和學生的學習興趣不夠濃厚,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處于被動接受地位,無法培養學生運用公共政策理論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要改變傳統的案例教學法,強調學生的主導作用,由灌輸式教學向啟發式教學轉變,教學的目的不再是讓教師向學生提供正確答案,而是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從而形成一套完整并適合自己的分析問題的思路。

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是指由學生根據案例自主選取和查閱相關學習資料、由學生分析案例和講解案例,并由學生對案例進行總結和匯報,學生在案例教學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一種教學方法。以往的案例教學法多為教師主導型,即教師搜集資料,在課堂上講解,與學生討論,再總結得出結論。而在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中,教師只負責布置任務,提供參考案例,組織討論與點評,將大量的資料篩選,案例分析與講解,分析報告的撰寫,分組課堂匯報等工作交給學生完成。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極大地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鍛煉學生搜集資料、整合信息、團隊合作、歸納總結以及當眾發表演講等能力。

2 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的實施方案

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的組織安排是否恰當,設計程序是否合理,既是案例教學的重點和難點,也是教學成敗的關鍵。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課堂活動中,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依照教學大綱以及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的一般流程,科學組織和實施案例教學。

2.1 前期準備階段

2.1.1 分組和評分方式

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的學習過程多以小組的形式進行,更加強化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因而分組是教學是否成功的首要環節??紤]到討論效果,分組方式最好由學生自由組合,但人數不宜過多或者過少,每組大約4至6人比較合適。組長由學生自薦然后共同推選出來,組長在小組中的作用較大,不僅要完成自身任務還要整體協調、安排其他組員的任務。教師除了要對小組共同完成的案例分析報告進行評分(滿分40分),還要按照個人對小組的貢獻給每名成員打分(滿分10分),這兩部分的分數總和就是學生的課程總結報告分數,占本課程最終成績的50%。這樣的評分方式讓每一名學生都肩負著提高小組成績的共同目標,在分析案例和撰寫報告的過程中,小組就會進行明確的分工,積極地討論和解決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同時,按照每個成員所承擔的角色和對小組的貢獻評分,不僅能增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還能有效避免小組合作中最易出現的“搭便車”現象。

2.1.2 公共政策案例選取

教學中選擇的案例是否恰當,是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成敗的關鍵,好的案例在教學中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選的案例既要與教學目標相吻合,又要是教師自己能把握的、學生易于接受和認同的。③這里要強調的是,教師在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需要從案例與特定政策分析基本知識點的關聯性、案例與社會實際生活的關系以及案例的總體難易程度來考察所選案例的適當性。一個好的教學案例通常是對課程教學有用處、與教師所要傳授的理論知識具有相關性、能引發爭論和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因此,考慮到教學目標和課堂效果,綜合以上因素,此次教學實踐選擇將怒江水電站開發建設問題作為一個案例方向,向學生提供了四篇閱讀材料,并要求學生以此方向為切入點,自主查閱相關案例,進行小組案例討論,撰寫分析總結報告。

2.2 教學實施階段

2.2.1 理論知識的學習

在具體實施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之前,教師應將學生應該掌握的相關政策分析基本理論與基本知識點詳細傳授給學生,使學生具備處理公共政策案例的充分理論知識儲備。④公共政策分析的教學目標是:系統了解公共政策學的框架和內容體系、熟悉公共政策學的基本原理和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能夠分析和解決現實中的公共政策問題。圍繞教學目標,教師應結合所選案例,對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知識進行詳細講解,并運用政策分析方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2.2.2 小組討論與報告撰寫

小組討論是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的核心環節,在分組討論之前應先確保每名學生都充分學習和理解案例,因此布置四篇閱讀材料的讀后感為課堂作業。然后選取“從怒江水電站開發看中國公共政策模式變化”、“中國政策網絡適用性考量――基于怒江水電站開發項目的案例研究”兩篇文獻進行小組討論,并結合所學理論撰寫案例分析小組報告。要求先簡述案例背景,再介紹所用的理論,然后結合理論與實踐展開具體分析,最后總結。學生根據案例討論的情況,在綜合分析各種觀點的基礎上,通過理性思考,可提煉出全面、深刻、見解獨到的分析報告。

2.2.3 小組展示與匯報發言

此次教學實踐活動共有四個班級,101名學生參與,按照自由組合原則分為19組,每組4~6人。由于各小組之間不存在競爭關系,最后的案例報告展示是學生相互學習、互動討論的一個平臺,因此小組陳述的順序也就不重要了,各組可以自由隨意發言,課堂氛圍比較民主、活躍。與以往每小組指派一名代表進行匯報不同,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要求每個小組成員都要發言,對自己在小組中所做的工作進行總結,發表對案例的個人見解,與其他學生分享完成小組合作任務的感悟。這種小組匯報方式調動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不僅提高了學生案例分析的能力,也培養了他們團隊合作、口頭表達、隨機應變及課件展示等其他能力。

3 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的效果分析

教學成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課程教學中的成效。統計結果顯示,參與此次教學活動的101名學生,課程及格率100%,其中成績優秀(90分及以上)的有17人,優秀率為16.83%;成績(下轉第138頁)(上接第135頁)良好(80~89分)的有53人,良好率達52.48%;成績中等(70~79分)的有29人,中等率為28.71%??偝煽冊?0分及以上的人數占總人數的69.3%,由此可以看出本次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的教學效果較為理想。

根據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觀察發現,通過運用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法,學生可以參與到公共政策分析課程教學的整個過程和每個步驟,極大的增強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經過材料閱讀、案例分析、小組討論、報告撰寫、課堂匯報等教學環節,學生對公共政策分析的相關理論和基本知識點都有了一個全面系統的掌握。此外,該教學方法對教師和學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師生相互配合完成教學任務,學生雖為主角,但離不開教師的引導和啟發。教師的積極傾聽、因勢利導和及時對有爭議觀點進行分析,是學生對案例問題達成共識的重要基礎。在這一模式中師生之間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充分體現了學生主導型案例教學中教學相長的特點,學生通過自主學習與實踐更易掌握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注釋

① 陶.公共政策分析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思考[J].改革與開放,2011(4):161-163.

② 楊芳.多種教學方法組合運用的實踐與反思――基于《公共政策學》教學實例的分析[J].教育教學論壇,2016(3):147-148.

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文2

公共教育政策關系到政府部門、政策專家(包括學術精英)、利益相關者群體,是一個政治過程,推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需要政府、學校、社會及學習者本人的共同參與。對教育政策進行研究,首先要關注政策過程,把握政府管理、社會治理的制度結構。其次要關注政府教育政策關注點的遞進與遷移變化情況。對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應該有多個維度和多個角度,對比分析繼承延續與推陳出新、漸進路徑與激進策略、一般號召與剛性要求、頂層設計與預留空間、利益分享與內生驅動、底線思維與長遠發展等。

影響教育政策過程的群體及語言

影響教育政策過程的群體包括政府、政府內設政策研究機構、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者、社會其他人員。政府是要解決實際問題,所制定的法規、規范體現了政治思維和政策語言特點。政府內設的政策研究機構體現了兼通領域的特點和一定的政治價值取向,偏重于政策語言。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者偏向于特定角度,體現了學科分工和專業化特點,側重于學術語言。社會其他人員可能會用平面、立體、混合的媒體語言,也可能運用公眾語言,在不同環境和條件下側重不同。

教育政策研究可從三個維度展開:教育還是非教育研究,政策抑或非政策研究,可行性或者不可行性研究

角度上可以從政策制定層與管理執行層的關系、從制定政策解決問題的性質、從制定政策依托的方法手段、從教育政策內容范圍、從教育政策之間的關系、從后續政策與先前政策一致性程度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诓煌恼哳愋?,出于不同的決策需要及研究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差別很大。

有質量的教育政策研究,首先要把握研究人員結構、研究選題確定、研究規范遵守、研究成果傳播等基本環節,其次再根據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表達形式。如果是反映教育政策問題的分析報告,應包括問題由來、程度判斷、原因分析、后果判斷、建議對策;應該先說明問題是什么、程度怎么樣,然后建議怎么解決;事實陳述簡略,論據論點間可跳躍;引文注釋基本上不用,最多在正文中點到即可。如果是教育政策的系統性研究報告,應包括問題由來、選取的方法、過程和情況概述、因果系統分析、對策可行性、傾向性建議;應該先說明問題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得出判斷,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方案;做到概念基本清晰,論據論點描述準確,論據論點之間層次遞進、有彈性;引文注釋重點夾注,重要參考文獻附后。如果是與教育政策相關的學術性研究報告,應該明了研究目的、基本假設、方法選取、數據收集與分析、若干結論;先說明問題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性質,用什么方法調研,發現哪些基本因素,驗證假設情況如何;做到概念定義確切,論據論點描述精確,之間絕對不能跳躍;并嚴格引文注釋,區別與所附參考文獻的關系。

中國的高等教育要堅持走內涵式發展之路

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文3

一、社會評議是民意表達的直通渠道

評議滿意和不滿意單位是由社會各界代表組成的,包括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派人士、領導干部、離退休老干部及專家學者、企業代表、市民代表等七個層面的評議人,被評對象涵蓋了市直機關、依照公務員管理的市直事業單位和省(部)屬在溫單位,由七個層面組成的評議人對被評單位給出一個滿意度的直觀評價,在各評議人獨立評價的基礎上,綜合計算出被評單位的滿意度。評議人的組成非常廣泛,共一萬多人。在評議中不僅僅是對被評單位一個滿意度的測評,更重要的是評議人可以對各部門的工作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在前兩年的評議中,共收集到3289份意見表,意見和建議共計7100余條。

從對所提意見建議內容分析來看,社會各界突出對以下四大問題的關注:一是突出對社會公平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生產資源分配、教育資源分配、一次分配公平等問題上。如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是否做到平公賦稅;一些壟斷行業部門工資獎金過高,一次分配顯失公平;教育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各學校收取高額捐資費、擇校費等教育亂收費的關心。二是突出對社會發展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設、企業后續發展上。如城市規劃滯后,前瞻性差,隨意性大;城鄉違法用地與違章建設的現象多;工業用地批撥不規范,對被征土地缺乏跟蹤管理;全民健身活動的設施和場所少,市民健身活動場所設施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三是突出對生存環境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環境保護、城市管理、平安*建設方面的意見。如批評固體廢物泛濫成災、垃圾圍城現象嚴重;對油煙排污、噪聲擾民等現象治理力度不大;對重污染企業處罰不及時,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市容市貌較差,占道經營、無證小販太多;交通管理重罰輕管;對外來人口、出租房管理不嚴,街頭行乞人員較多。四是突出對民生民計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安置房建設、醫療衛生、食品質量、社會保障、關心弱勢群體等方面。舊城危房改造力度不夠,城市拆遷范圍大,但拆遷安置建房的進度十分緩慢,房價節節攀升,加大了居民和企業生活生產成本的壓力;看病難、看病煩、看病貴,對醫療單位監管不嚴,對某些醫生收受紅包、拿藥品回扣的違規行為處罰不嚴,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淡化,醫托、虛假醫療廣告泛濫;對百姓密切關注的食品質量問題不能及時公告,在生活中經常發生食品質量問題;醫保普及面不廣,看不起病仍是低收入群眾的心頭大患,各項優惠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

可以說,評議中收集到的意見建議是全方位的,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意見的表達是直觀的,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客觀現狀和人民群眾的真實需求。而且市民代表和中小企業代表非常積極地提出意見建議并獻計獻策,市民代表與企業代表分別是評議活動中回收意見表數和提意見率最高的,這充分說明了廣大市民和中小企業主是很重視和珍惜在評議中表達自己意志與利益的機會的,社會評議為市民和企業開通了表達意見建議的又一個很好的平臺,成為民意表達的直通渠道。

二、社會評議是民主監督的有效途徑

在民主監督方面我們過去曾采取過多種措施,如設立各種投訴信箱、投訴電話、意見征求信等,這些措施也曾取得過一定的作用,但相比于社會評議,它的范圍、力度和作用等都不及社會評議這么廣泛和深刻?!皩Ω刹繉嵭斜O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边@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干部監督所作的一段重要論述。作為文明古國堯舜之治,曾有如此之說:“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這欲諫之鼓、誹謗之木類似于現在的意見簿、投訴箱之類。投訴也好,意見箱也好,總之是廣開言路的一種方式。相比于舉報、投訴之類,社會評議要光明正大得多、廣泛得多、深刻得多。評議不僅具有廣開言路、下情上達的功效,而且在目前民主制度正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評議活動起到了民主監督的作用。在民主制度還不完備的體制下,行政主管往往樂于接受歌功頌德之辭,難于接受批評意見,甚至于拒諫飾非,往往因個別意見的不太準確而成了詆毀的口實,扣上誹謗污蔑的帽子。在社會評議中各界群眾所提的意見建議就無此顧慮,真正做到暢所欲言,言之所想,想之由衷。意見只有在充分的寬松環境下表達,才是最真實最可靠的信息,也才談得上真正的民主監督。

目前對縣以上領導干部民主選舉還處于間接選舉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讓社會各界來評議機關部門與機關干部的好與差,說說好在哪里,差在哪里,與群眾的要求有哪些距離,最需要從哪些方面開始做起,未嘗不是民主監督的有力舉措。因為有了下一年度再次評議的監督機制,評議過后市直機關各參評單位都非常重視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針對評議活動中提出的意見建議,制定整改措施,狠抓突出問題的整改落實,并著力從解決事關群眾利益的民生問題做起,提升群眾滿意度,這充分反映了民主監督的力量和作用。那些群眾意見相對較多、滿意度相對較低、評議排位比較靠后的單位,更加重視對存在問題的整改,通過整改取得實效,以實際成效取信于民。正因為群眾切切實實看到了整改的成效,這些單位在第二年社會評議中群眾滿意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如果沒有下一年度再次評議的壓力,整改的力度不可能這么大,整改的成效也不可能這么明顯,這正是社會評議發揮民主監督的威力之所在。

那么整改又從哪里開始入手呢?從分析前兩年評議中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來看,既與群眾更加注重民生問題解決有關,也與主管部門的工作業績有關,既有歷史累積的原因,也有主管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疊難以協調的原因。為此,各被評單位更加重視對民計民生問題的解決。為了尋找對這些問題解決的方案,一些職能交叉的相關部門主動地加強了聯系、協調與溝通,變部門外部運轉為部門內部運轉。對反映在我市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滯后于我市的經濟發展,政府在運用公共資源為社會群眾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不足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引導職能部門集中大量的公共資源注入到公共服務事業的發展中去,變生產投資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這也是因為有了社會評議的民主監督制約機制,加強了對意見建議回應的有效性。

三、社會評議是民主決策的有利依據

黨的十七大報告高度概括了民主決策的基本要求:“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睆娬{決策過程要增強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雖然作為個體的評議人所提的意見是個例和個案,但是由七千多條意見匯集起來的建議,就不是只解決個別的問題了,而是要解決帶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了。因此,對評議中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建議,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視,責成社會評議的組織牽頭單位對群眾提出的意見建議進行全方位地梳理、歸類和分析,既要忠實于原意見,又要有所提練和歸納。對整理出我市在經濟發展、城市建設、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組織人事和平安*等七個方面存在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難點問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提出參考對策和建議,并形成書面報告呈市四套班子領導和有關單位,為市委、市政府決策提供依據。

首先,建立解決民生熱、難點問題協調機制。在當前政府機構職能劃分過細的情況下,部門之間的協調比較困難,在繼續優化組織機構、減少管理層級、理順職責分工、提高行政效率的前提下,積極探索由市政府分管領導牽頭、一個部門主管、相關部門配合、部門職責明確的解決群眾反映突出問題新機制,為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探索新的路子。

其次,提出以“結果倒逼過程”的理念,要求各職能部門由過程導向的管理方式向結果導向、顧客導向、績效導向的管理方式轉變。對民眾所提的意見建議要求列出解決問題時間表,曝光那些不實際解決民眾意見的部門,對沒有解決民眾意見問題的部門要給出具體原因的解釋和交待,并督促其再次解決,促使部門為解決群眾意見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計劃。為此,各單位圍繞民聲認真研究,尋找癥結所在,采取對癥下藥,制訂制度實措。對一些熱、難點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紛紛重拳出擊,狠抓工作落實,取得良好的社會反響。

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文4

關鍵詞:監管理論;評估;成本;收益

中圖分類號:F133;C93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21-06

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組織化市場的出現推動了交易過程的擴張,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由于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等原因造成的市場失靈,導致了作為一種外部干預的政府監管(Regulation)理論的出現和發展。這種監管是基于規則的監管,是政府按照合法的程序和透明的規則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干預。這種基于規則的干預,使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各種交易得以正常進行。隨著技術進步、信息傳輸成本的降低和社會經濟活動透明度的增強,監管范圍已經從那些市場失靈最為明顯的領域,例如具有自然壟斷性的網絡型產業的簡單經濟性監管中取得突破,擴展到廣泛的社會性監管,成為政府有效干預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手段。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在關于工業化發達國家監管體系改革的報告中所述:“本世紀監管型國家的出現是發展現代工業文明必不可少的一步。監管幫助政府在保護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保∣ECD,2002),這是十分中肯的評價。但是,在監管作為政府干預市場交易和公共行為的方式的百年歷史中,一直存在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即監管機構始終沒有制定評估監管(監管政策)績效的原則、程序和方法。監管機構行使監管權利,制定監管政策,對各類經濟實體、環境客體、社會因素產生何種程度上的影響等,沒有任何衡量的指標。針對這一監管實踐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歐盟和OECD為代表,總結歷史經驗和理論發展,引入新比較經濟學分析框架,創造性地提出成本―收益分析績效評估標準。

一、成本收益分析標準的經濟邏輯起點

政府監管作為監管機構依據法律對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與規范的一種制度安排,以權利和義務的方式確定了市場主體行為和關系界限。為了保證權利和界限的明晰與安全,任何權利的享受都必須同時支付成本。因此,幾乎所有的監管活動,包括監管立法、監管執行和監管效果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成本。作為對市場的替代,政府在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同時也耗費并產生著額外的成本。政府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在不花任何代價的情況下抽象地解決糾紛和提供市場秩序。同時,一項好的政府監管政策,通過對權利、義務、責任和程序的有效安排,可能產生各種各樣的收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增加社會凈福利。但是,由于有關約束條件的作用,使得好的政府監管政策本身又是一種稀缺資源。類似,一項監管政策是利益集團博弈和規則沖突的產物,當環境發生變化時,也要求監管政策能進行相應的改變。然而,監管改革的成本和條件會限制監管政策的適應空間,以至于一項既有監管政策的實施不可能達到最優水平和取得預期的成果。這樣,由稀缺性引發的成本節約問題,便轉化為對最優監管政策的慎重選擇和效益最大化設計問題。這可能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標準的經濟邏輯起點。

二、成本收益分析標準的基本內容

成本收益分析標準運用經濟學中成本與收益的基本概念,對監管政策或建議可能對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產生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實證分析和評估,實質上是預期政策或建議實施后可能產生的社會總成本、總收益和凈收益,并以政策的收益要超過成本為基本原則,通過以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帶來的社會凈福利最大化衡量監管政策的績效。歸納美國、歐盟和OECD的有關成本收益分析的主要規定,可以發現,該標準的基本內涵清晰地表達了政府監管理念順應市場變化,并以效率為基礎的哲學基礎和原則:

(1)在該標準中,成本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第一是直接成本,既包括政府撥給監管機構管理與運行的行政經費和撥給地方政府執行監管政策的經費,還包括各級監管機構的管理運行經費;第二是間接成本,指各級政府、企業和個人執行監管政策的有關支出,包括消費者和生產者損失、給生產或消費帶來的麻煩或阻礙,以及時間成本(也應該包括對經濟和私人市場中生產率、就業和競爭有效地運行的消極作用,對健康、安全和自然資源有效機制產生的不利效果)(Clinton,1993)?;蛘吡硪环N分類:第一是預算成本,包括監管政策預算以及其他公共資金中的直接財政支出;第二是交易成本,包括監管機構的政策措施的實施、監督、強制執行的成本;第三是遵守成本,包括被監管者為遵守政策而產生的直接成本(注: 這里的直接成本來自于被監管者必須向有關政府機構或社會組織提供其行為或者產品信息的義務。),又分為管理成本和機會成本(注:這里的機會成本是指,為達到相關政策的要求所必須放棄的預期最大收益。為了更有效評估一項監管政策的實際成本,必須考慮到如果將上述資源投入到最佳、最安全的項目中所獲得的收益。);第四是調整成本,包括為適應政策實施導致的變化(涉及生產、消費的變化)而產生的成本或重新配置資源的費用(European Commission SEC(2005)791,2006)。這兩種對監管政策成本構成的劃分方式,是政府層級上比較有代表性和概括性的。另外,美國獨立政策研究機構,如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圖研究所和美國企業研究中心等,對聯邦政府監管理論的數十年研究形成的成本收益的指標設計也對政府監管機構有很大的借鑒價值。(注:美國獨立政策研究機構將監管成本分為三類:社會管制、經濟管制和文牘管制。社會管制成本設計了12個指標:空氣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固體廢物處理、有害物質處理、噪音控制、道路光滑度指標、疾病和事故預防、退休和養老管理、家庭遷入和遷出管理、就業和培訓計劃、健康衛生安全標準、工作環境設施標準;經濟管制設計了7個指標:農產品價格和銷售的控制、運輸價格和進入控制、能源價格和進入控制、銀行證券基金和保險的進入控制、通訊的聯邦與地方的分割經營、服務業的登記資格認證與許可證、工資和工作時間標準的障礙;而文牘管制的成本是把聯邦監管機構參與管制的工作時間折合成總小時數,評估出每小時工作的貨幣值,然后用總小時數乘以每小時貨幣值,乘積就是文牘管制的總成本。)實踐中,各國政府還會在上述分類項下細化各種相關成本,并且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借鑒以往監管報告的經驗和學術研究機構的分析報告,不斷調整成本的范圍,以期準確反映監管政策的影響。

(2)監管機構在計算成本的同時,也要量化執行監管政策后可能產生的收益。收益會根據監管政策的不同而在不同的時間段上產生,即可能“立竿見影”,短期內就產生收益,或者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體現收益。以美國聯邦監管機構的評估做法為代表,監管機構一般會堅持評估市場直接貿易收益和社會間接效益的原則,對短期內產生的收益進行直接評估,對在較長時期產生的收益,通過貼現的方法將未來收益折算成現值,評估未來各年度的收益。收益一般表現為:促進經濟和私人市場更為有效地運行,增進健康和安全,保護自然資源及消除、減少歧視或偏見。收益的種類一般包括:經濟收益、安全收益、健康收益和環境收益。凈收益是總收益減去總成本,只有總收益大于總成本才會產生凈收益(見表1)。

奇怪的是,量化收益的方法在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應用頻率,遠少于在美國聯邦監管機構的應用,造成這種情況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和美國不同,歐盟負責監督監管程序的機構通常對規章及其分析沒有審核權。(注:根據歐盟文件和某些成員國做法,協調機構經常無權對分析做實質性改變。)例如荷蘭的經濟事務部是一個組織其他機構來產生影響評估報告的協調機構。第二,在歐盟,影響評估報告常常成為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的工具,而不是被直接用于制定決策。(注:美國的監管影響分析是形成監管決定的主要基礎,這樣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監管影響分析確實傳達決策制定,但是如同歐盟一樣,法律和規章通常是為適應利益集團的需要而設計的。)第三,假定收益一定為正,而從不考慮是否可能沒有收益。

(3)監管機構在分析評估成本和收益時,除了按照上述分類項目外,會使用機會成本和支付意愿等概念,以細化和提高評估程度。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在社會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們選擇將一種資源用于某種用途時,而放棄用于其他用途的一種取舍關系。即人們考慮將一種資源用于某種用途時,應該考慮可供選擇的次優用途。這種次優用途就是機會成本的正式度量(斯蒂格利茨 等,2005)。一般而言,經濟學家傾向于將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視為機會成本的最合適的測量指標,(注:美國監管機構主要利用兩種方法估計人們的支付意愿:一種方法是快樂定價,是指從可觀察的市場行為中推導出人們的估價;另一種方法是隨機性估值定價,這種方法通常在無法獲得市場行為實證數據的情況下使用。)它是指在個人偏好和收入預算約束下,消費者通過選擇分配收入,獲得效用最大化,即支付意愿取決于市場價格。因此,利用支付意愿這個衡量工具,市場價格就可以為評估成本收益提供豐富的數據。如果個人沒有獲得某方面的福利改進而通過調查意愿獲得,此時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就可以作為支付意愿的補充,提供一個關于機會成本的有效衡量指標(注: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Regulatory Analysis”, September 17,2003。)。

在這里,筆者必須指出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歸納美國、歐盟和OECD的做法,各個國家的監督機構沒有對監管機構的成本收益分析進行標準化。也就是說,對成本收益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計量數值,不同的監管機構和不同的監管政策會有不同的假定。監督機構應該試圖統一這些概念數值,以便于跨政策和跨機構的比較。

(4)當政府監管政策涉及的成本收益不能被貨幣量化時,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指標,在既定的政策目標約束下,選擇成本投入最小的方案,以最有效利用資源的標準衡量監管政策,這種方法就是成本有效性標準。一定程度上,成本有效性標準是一種在收益方面較為寬松的衡量標準,是成本收益標準在某些監管政策評估上的替代方法。例如,社會性監管(注:根據監管對象的不同,西方監管理論主要將政府監管分為經濟監管和社會監管,有時各國還會依據國情增加程序性監管(政府對所有企業的公文的要求和約束)或間接監管(對壟斷等不公平競爭行為進行間接制約的監管))?;趯】?、安全和環境的保護,為消費者、工作者和大眾提供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工作環境和自然環境,其涉及的事故、風險和污染等情況,都不是一種具體有形的商品,不可能在市場上交易,沒有對應的市場價格。這種情況下,監管機構會使用基于顯示性偏好和表示性偏好的分析方法來評估成本收益。顯示性偏好方法,以消費者、工人和其他市場參與主體的實際市場決策為基礎,對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或者這些商品和服務某些特性的價值進行估計。如果市場參與主體信息完全并且面臨真實的選擇,確定監管政策制定所需的(收益與成本的)貨幣化價值還是可行的。表示性偏好方法通過向調查對象提出關于使用或非使用的價值的假設問題,以獲得與收益或成本估計相關的支付意愿估計值,具體例子包括隨機價值定價(contingent valuation)、結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和風險權衡分析(risktradeoff analysis)等(注: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Regulatory Analysis”, September 17,2003。)。

(5)成本與收益通常不在同一時間發生。當成本和收益不在同一時間發生時,不考慮實際發生的時間而簡單地將成本或收益加總的做法是不正確和不切實際的。如果監管政策的成本與收益的發生被推遲或相互之間在時間上相隔,那么這種時機上的差別就應該在監管分析中得以反映,于是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時必須考慮貼現率(discount rates)。為了決定現在的支付是否值得,就要對未來收益進行貼現,確定它們的現值。一般來說,在一個監管政策實施的周期中,成本會在前期迅速增加,而收益往往是在以后逐步產生的,提高貼現率會趨于減少這一監管政策所具有的吸引力,即貼現率會對那些實施周期長的政策措施產生重大的影響(席濤,2006)。因此,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合適的貼現率是十分重要的。

(6)監管機構在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時,還要考慮機動性、分配影響和平等性。另外,監管決策應該在科學和充分的信息基礎上做出,行政機關應該詳細說明監管方案的合理性,而不是詳細說明監管實體必須遵守的守法行為和方式。在制定監管政策之前,監管機關應該切實可行地探尋不同利益主體的意見,評估監管將對不同利益主體造成的影響,努力尋求與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協調。每個監管機關應該避免不同監管政策之間的不一致、矛盾和重疊。另外,監管政策應該簡潔和容易理解,使潛在的不確定性及由此引發的訴訟最小化。

三、成本收益分析標準的意義和局限

“分析優于定義”(經濟消息報編輯部,1995),這句經濟學家科斯先生的名言,在成本收益分析標準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成本收益分析標準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中主要的分析手段,它的產生及其應用,使得對抽象的制度、產權等對象進行研究時能有一個有力的、具體的分析工具,且把這一過程中的諸多問題歸結為可測量、比較,并能進行數量分析的成本與收益問題。它使得制度分析和傳統經濟學分析在方法上能夠融合,使得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作用領域大大拓展。實踐中,該標準運用統計分析等方法驗證監管政策是否以法律手段促進資源的最佳配置、促使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從而實現帕累托改進,提高監管績效,降低社會成本,同時,借用成本收益分析,實行監管政策的信息披露,增加透明度,代表公共利益執法,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監管中“囚徒困境”的難題,有效地避免了監管者成為被監管者的“俘虜”(Sunstein,1996)。但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至目前為止還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它還存在著機械性運用的缺陷,即其假定成本與收益是緊密關聯、互相對立的。然而在實際過程中,成本與收益間的模糊關系,兩者間不規范的、不合理的相互轉化是很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在成本約束松懈的體制內,情況更是如此。忽視成本與收益間的某些現實狀況,將使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及其結論失真,或與實際狀況有很大的差距。其次,如美國布魯金斯管制研究中心向國會提交的《2002年聯邦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報告》中所述:“(注:OMB和OIRAOMB(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和OIRA(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信息和管制事務辦公室)作為監管機構的監管者,直接負責審核監管機構的規章。)以各個監管機構的成本收益分析報告為基礎建立的總報告,內容不全面,而且有過分突出和不切實際的收益評估。OMB和OIRA低評管制成本,高估管制收益,一方面,給政府首腦總統有個管制績效的滿意結果,另一方面,給國會一個滿意的答案,其結論有待歷史檢驗?!背杀臼找娣治鲈谀撤N程度上和某些情況下,成為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監督機關之間妥協的工具,或是達成某種默契的“合理合法外衣”。再次,現實中有許多東西的成本和收益是難以量化的,如某些非交易性的社會物品和人身屬性的物品,除非依賴一定的假設條件,但難免產生自圓其說的感覺。最后,成本收益分析標準沒有涉及分配領域的問題,不能解決提高福利水平后的收入分配問題。于是,OECD通過對包括美國在內的18個國家的監管政策進行評估,結果發現,“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分析一般只是對政策制定做一個‘邊際效應’的分析”(OECD,1997)。盡管如此,至少在形式上越來越重視對監管政策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趨勢,仍將會在各級政府中繼續發展(Hahn,1998.),并在實質上繼續推進成本收益分析標準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大化和縱深化。

四、成本收益標準對中國監管績效評估實踐的借鑒意義

研究分析和比較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監管績效改革上的一些做法,參考和借鑒他們成功經驗基礎上總結的一些原則、程序和方法,作為中國改革的參照,是有著重要意義的,但是制度的選擇依賴一國的歷史現實環境,決不能照搬照抄。中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監管的實踐和經驗積累比較少,尚未形成明確的監管績效評估觀念,對監管績效評估的對象、內容和方法的理解缺乏統一、規范的認識,總體上更未形成一套系統的監管績效評估體系,也沒有成立中央一級的推動監管改革的常設機構,更沒有將其提到法律要求的層次。中國建立系統的監管績效評估制度任重道遠。面對嚴峻的實踐發展形勢,國務院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成本收益經濟分析開始被引入國家決策和立法制定領域。除了《行政許可法》中要求對行政許可事項進行成本效益評估之外,國務院2004年3月17日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第17條更加明確地鼓勵運用成本效益方法,即“積極探索對政府立法項目尤其是經濟立法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僅要考慮立法過程成本,還要研究其實施后的執法成本和社會成本”。隨后,國務院辦公廳再次強調:“改進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擴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眾參與程度,實行立法工作者、實際工作者和專家學者三結合。建立健全專家咨詢論證制度、立法征求意見制度。研究建立有關聽取和采納意見情況的說明制度。探索建立有關政府立法項目尤其是經濟立法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辈⑶遥瑖鴦赵阂髧鴦赵悍ㄖ妻k公室來具體落實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國務院辦公廳,2004)。自2004年至今,全國各省市積極開展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探索立法后的績效評估制度。(注:海南省2007年底出臺《關于開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實施意見》;杭州市政府法制辦公室決定從2008年1月1日起,全面有序推進政府規章定性定量分析,進行成本效益評估;青島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在2008年工作要點中也明確指出,要“探索開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提高政府立法水平”;山東省在依法行政五年規劃中這樣指出,“選擇一些重要的政府立法項目特別是經濟立法項目,嘗試進行立法成本效益分析,著手建立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

第一,積極推動成本收益分析機制的組織化和程序化。監管績效評估的貫徹需要政府高層的強力支持,特別是在監管績效評估基礎薄弱的國家。嘗試借鑒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與信息和管制事務辦公室的組織設計,堅持組織機構的常設性、權力性、適度中立性和高層協調性,可以擴展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職能,賦予其依法收集監管信息和進行監管評估以及撰寫相關的成本收益分析報告的任務。

第二,提高監管績效評估技術水平。監管績效評估對數據資料和專家的可獲得性要求很高,數據質量是監管績效評估的關鍵,這就要求評估機構具有很強的技術支持能力?,F階段,不僅在中國,包括美國、歐盟各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缺乏有效高質的評估數據的難題。因此,加快提高數據搜集甄別能力,明確數據相關標準,應該是中國監管績效評估改革在短期內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努力建立起對監管績效評估的長期承諾。市場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監管績效評估機制,將政府監管建立在科學量化的基礎上,不僅符合市場經濟下政府的管理職能,還節省了社會成本,帶來了監管效率的提高。這種有效的監管改革應該通過完善監督機制、保證監管績效評估各環節作用的充分發揮而被長期堅持和適用下來。切忌決策的高度政治化和政府行為的不規范化而導致監管績效評估被精英集團所俘獲(Posner,2001)。因此,應該努力加強防范監管績效評估中的尋租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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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Western Regulatory Theory:

Taking the Practice of USA, EU and OECD as an Example

[WT4”BZ]LIU Dongzhou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文5

關鍵詞:醫療保險;制度設計;政府責任

一、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的背景

改革開放特別是1990年以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成為公共政策與社會政策議程的核心議題 [1]。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報告中“改革不成功”的結論引發空前未有的社會反響,醫療體制改革問題引發整個體制改革與發展模式的爭論。令人欣慰的是,社會各界包括衛生系統從業人員對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面臨的體制性與結構性問題已有廣泛的社會認同。

1.國際背景。當前,全球化發展進程加快,尤其是全球衛生服務體系發展的普遍趨勢,探索世界各國衛生服務發展的共同規律,參考借鑒工業化國家衛生政策框架設計的歷史經驗,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已成當務之急。19世紀末期,德國俾斯麥政府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社會保險與醫療保險制度,二戰以后歐美“福利國家”體制形成,英國為代表的國民健康服務制度(NHS),德國為代表的醫療保險制度,加拿大為代表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北歐各國為代表的福利性、普及性和綜合性全民健康保障,美國為代表的分散化管理和市場取向的健康保險制度,各種各樣制度模式并存共生[2]。1956年,日本石橋湛三內閣提出普及性國民健康保險制度框架,并于1958年頒布國民健康法,經過四年國民健康保險普及運動,1961年日本建立覆蓋全國100%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3]。1989年,韓國政府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幾乎100%的公民都享受不同類型的保險。需要強調的是,韓國政府既將“健康和醫藥衛生服務”包括在社會福利制度范圍內,又將就業服務、住房、社會保障(主要為老年人、殘疾人、兒童服務)、婦女發展界定為社會福利 [4]。1983年,新加坡政府建立全民保健儲蓄計劃,為全體國民提供強制性、儲蓄性健康保險計劃,全民保健儲蓄計劃與健保雙全計劃、保健基金計劃三足鼎立,構成全民性健康保障制度 [5]。1995年,中國臺灣地區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大大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改善公民健康狀況,臺灣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實施經驗證明,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是解決健康不公平的最好方法 [6]。2001年,剛剛經歷亞洲金融危機的泰國政府實施著名的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又稱“30銖計劃”,最終實現醫療保障覆蓋95%以上人口的政策目標,標志泰國進入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時期 [7]。實踐證明:全民醫療保險和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人類社會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發展的共同規律。這種普遍性發展規律同樣適用于中國,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是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

2.國內背景。改革開放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政府建立公費醫療、勞動保險醫療、合作醫療制度,某種程度上建立覆蓋城鄉所有居民的醫療保障制度,盡管這種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是低水平,但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普及性醫療保障制度,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健康狀況,提高了生活質量[8]。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結構轉型、全球化浪潮與人們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轉變交相呼應,社會矛盾沖突加劇,當代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仍然是落后生產力與不斷滿足人民不斷提高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特別是人們迅速覺醒的身心健康需要與落后醫療服務體系的沖突[9]。社會現代化風險、社會結構轉型、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社會利益關系調整、價值觀念沖突等都集中體現在醫患關系中,醫患關系結構性緊張狀況呈現明顯的上升、加劇、惡化趨勢 [10]。

目前,在中國衛生服務總費用的構成來源和籌資渠道之中,來自家庭和個人自費的比例過高,嚴重抑制個人的醫療消費,“有病不就醫、應就診未就診、小病拖、大病扛”的現象普遍[11]。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不僅可有效降低健康不公平問題的產生,極大提高公民利用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又可以提高公民的疾病預防、維護健康的綜合素質意識,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培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健康的危險因素,改變不文明的行為習慣,改善生活狀況??傊?,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不僅需要宏觀整體戰略思考,更迫切需要衛生改革的政治意愿、政治承諾和政治智慧,迫切需要醫學哲學與公共政策視角,因為無論是改變疾病性質、及時回應變遷的社會需要、改善全體公民的生活質量與健康狀況,還是將衛生政策提高到“國策”地位,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政府的政治承諾和政治智慧[12]。

二、對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幾點思考

1.政府定位和責任。首先做一個比較,印度政府對醫療的投入雖然有限,但大多傾向于窮人,而中國政府投入雖然并不少,但是并沒有平衡地區差異。近年來,中國的醫療支出持續增長,總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從1998年的4.7%上漲到2003年的5.6%;而印度的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卻逐年下降,從1998年占GDP的5.2%下降到2003年的4.8%。在政府醫療支出方面,中國的政府醫療支出占總醫療支出的比例要高于印度,而中國的下降趨勢要大一些。在個人醫療支出方面,中國的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支出的比例要比印度低,但是上升趨勢比印度明顯。

中國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投入相對印度而言是較高的,然而,印度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績效排名中,在資金籌資公正性方面能夠排四十二至四十四位,原因是印度政府將有限的政府投入公平地補給最需要醫療服務的需方,衛生補貼和社會保障的主要受益人是貧困及弱勢群體。而中國的政府投入和社會保險的對象主要是城鎮居民,沒有像印度那樣的免費醫療系統。中國政府衛生支出的一半以上都投入城鎮醫療保險,對醫院的補貼也大多流入城市醫院,越富裕的省份得到的有關醫療的財政轉移支付越多,這些現象都造成高收入、城市居民、富裕地區在醫療衛生體制中受益越多。

筆者認為,建立中國全民醫保的同時,政府還應該積極引導私人部門的合理介入,使其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政府還可以委托社會自治機構進行合法化管理,政府依法進行監督與管理。這些都是我們在理性分析國情和國際經驗的基礎上,今后制度設計中十分必要的參考依據。

2.各主管部門權限。目前,中國衛生、勞動保障等幾個部門對醫保都有相當權限的管理權,中間扯皮的現象在所難免。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和職工醫保能否“三保合一”已經成為很多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城鎮退休職工異地無法使用醫保等問題普遍存在,給群眾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特別是參保者在看病和報銷時,會遇到相關部門中間扯皮現象,讓一個部門來管理,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如果成立了統一的管理機構,衛生部門、勞動保障部門就不會出現交叉管理情況,醫院里的醫保信息化管理設備也不需要重復建設。這樣,就理順了醫療參保機制,保證了居民順利就醫[13]。

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國家醫療保險由衛生行政部門主管,聯邦政府衛生部及各省政府衛生部對衛生事業和醫療保險事業實行一體化管理。一方面,聯邦政府承擔的費用并不通過中央下撥預算,而是把個人聯邦所得稅的醫療保險基金按比例直接由省政府截留。另一方面,省衛生管理機構按規定對各省衛生事業進行調控與管理,省級衛生行政部門掌握著加拿大大部分衛生保健資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衛生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省級部門每年都與省醫生協會進行談判,制定醫生所提供衛生服務的價格、固定資產支出水平及醫院年度總額預算[14]。此外,加拿大醫療機構主要有大學醫院和各省綜合醫院,地區醫院以及社區醫院這三種基本類型。盡管聯邦政府所管理的醫院也為政府所有,但被各地方政府單獨列為一類[15]。針對中國的實際,界定各主管部門的權限對發展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意義重大。

3.制度設計公平性。公平就是講個人和團體之間的差異盡可能地小,對每個人一視同仁,對待人們是無歧視和無差異的,這是筆者對公平的理解。2000年6月19日,世界衛生組織53屆衛生大會發表了《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衛生系統:改善績效》,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做出量化評估后,對這些國家的衛生績效進行了排名,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爾、越南之后,排名一百八十八位,倒數第四,與巴西,緬甸和塞拉利昂等國一起排在最后,被列為衛生系統“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不管這個統計結果用的是何種口徑,我們都不難看出,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公平。

在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時,要確立“建立和完善制度,制度覆蓋人人;加快擴面,絕大多數人能夠參?!钡幕驹瓌t。確保制度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社會化服務的有效實施。對于公平性而言,這里說的基本醫療保險的公平,不是繳費水平的公平,不是基本醫療服務的公平,也不是解除用人單位和個人責任的公平。

筆者認為,全民醫保制度的公平性問題至少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追求給付水平的公平;二是追求服務可及性的公平。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本身不僅可有效降低健康不公平問題的產生,極大提高公民利用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又可以提高公民的疾病預防、維護健康的綜合素質意識,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念,培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健康的危險因素,改變不文明的行為習慣,改善生活狀況;反過來,健康狀況的改善和公民綜合素質的提高又會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奠定社會基礎。

4.全民醫保保險對象。曾經有學者設想,可以將人口劃分為具有共同特點的三個群體:一是學齡前兒童及處于不同受教育階段的在校學生(不含在職受教育者);二是城鎮居民(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靈活就業人員、城鎮未就業人員);三是農村居民[16]。

第一,在校學生和學齡前兒童。筆者認為,應該先考慮設立住院醫療保障制度。對于這部分人群,可采取家庭和政府分別繳費的方法。地方政府也應該本著公平原則給予一定補貼。對城市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貧困家庭的本項支出,則可考慮另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采取財政補貼等措施予以解決。

第二,城鎮居民。中國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已經覆蓋大多數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實現城鎮居民醫療保障最大的難點是靈活就業人員、困難企業退休職工以及無工作單位、無固定收入的城鎮居民。這部分人群參保意愿強烈,但個人繳費能力有限??上驳氖牵瑒趧颖U喜恳言?006年出臺了有關繼續推進混合所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靈活就業人員及農民工參保的政策,并將困難企業和國有關閉、破產、改制企業的退休人員納入醫療保險。大多數省市在貫徹此項政策的同時,將醫保覆蓋面繼續擴大至更多社會群體,如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困難企業退休人員以及低保戶、殘疾人等。對城鎮無繳費單位的老人和個人無支付能力的群體,則應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另行安排資金。

第三,農村居民。2004年1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衛生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從制度本身來看,它應該能夠減少農民自身負擔的醫療費用,提高他們抵御疾病風險的能力。由于中國現階段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之間的財政能力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較大。有學者認為,可在現有模式的基礎上,按農村所處的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建立具有不同保障水平的、可逐漸發展至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模式。這一做法的好處在于體現了公平性、差異性和可持續性,有利于實現城鄉醫療保險制度一體化。

5.全民醫保體系架構。在充分考慮到國情因素的情況下,筆者認為,盡快建立起“全民醫?!钡幕緲嫾?,即“醫療救助—基本醫療保障—大病醫療補助—補充醫療保險(商業醫療保險)”四個層次,盡管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內部結構參差不齊,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醫療保險待遇也有所差異,但卻可以在現有條件下,做到使每一個社會成員在發生疾病時有制度保障,尤其是身患重病時有所依靠。因此,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是中國一定時期內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最佳選擇。在“基本醫療保障”問題上,應確立政府是醫保支出的主要的承擔方地位;而對于超出基本醫療保障范圍的項目與開支,由參保人員自行承擔,或者通過補充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解決,參保人員自愿選擇[16]。筆者認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在總結、調研的基礎上,組織專家對“全民醫?!狈桨高M行研究和論證,盡早出臺,加快實施。當“全民醫保”成功實施之日,“公平、正義、共享”的理念才可能真正意義地實現,這無疑將有利于盡快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最終目標。

三、結論

全民醫療保險制度能夠有效地預防疾病,抵御疾病風險,降低公民的疾病負擔,醫療保障制度能夠順利發揮社會穩定的“社會安全閥”重要作用,這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歷史貢獻。統籌城鄉衛生事業發展,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是政府職能轉變和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確定衛生政策的“國策”地位和明確界定醫療服務在國家宏觀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使全民醫療保險成為構建和諧社會和全民福利制度的基本途徑,最大化發揮政治智慧的作用[17]。

總之,我們的戰略目標就是: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制度安排,實現醫療保障的社會公平,滿足國民多樣化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需求,向全國統一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不斷提高保障程度,增加保障項目的多樣化,切實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建立公平、普惠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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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報告范文6

【關鍵詞】環境景觀 教學模式 公共虛擬實踐 評價體系

環境景觀設計課程是一門實踐性與創新性兼具的課程,但在目前傳統的課程教學中,理論與實踐教學仍存在嚴重脫節問題,與社會實踐、環境背景無緊密聯系;學生完成作業還只是解決基本的繪圖、平面布局、小品細節造型等簡單的設計層面問題;傳統的授課教學、統一標準的考試、單一的評價無法突破傳統的教師、學生二元對立的狀態,設計的評價與社會實際評價相脫離,這些都造成了環境景觀設計課程教學呆板、滯后,學生設計實踐中能力不足等情況,難以適應社會實踐及社會需求。

為進一步完善和革新環境景觀設計教學理念及內涵,教學研究采用公共虛擬實踐評價的方法,具體教學模式為在環境景觀設計課程中,由教師或學生共同選擇特定地段,布置相應的設計任務指導書,學生對特定地段進行全方位調查分析,依據使用者與環境背景的條件進行多方位嘗試設計,并對設計結果的使用預期進行系統性問卷、訪談反饋,最終根據學生、教師、被調查者三方面綜合評定,給予學生成績的教學實踐方法。這種研究方法來源于國外公共政策的制定策略,將調研、設計與評價三要素相結合,對于觀察、記錄、問卷、訪談所得的信息和數據進行整理,最后得到設計實施評價分析報告。對于環境景觀設計教學來說,這是一種具有突破意義的教學模式及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方法下的環境景觀設計教學模式革新的意義

將該方法引入環境景觀設計課程中,旨在突破傳統的教育教學背景,并將帶來重要的教學理念與教學實際應用意義:

(一)突破學生單獨設計作業形式――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培養學生設計團隊合作意識與組織效率。在傳統的景觀設計課程中都是由學生自己完成設計題目。往往學生個體設計中沒有交叉、交流,大多也只停留在繪圖技能上,沒有形成設計的合力。在基于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方法的景觀設計教學中,學生以小組合作的形式完成作業,相互研究調查、評價與修改,這樣可以真正促進學生之間的思想交流,使得學習團隊的組織更加深入,更加富有效率。

(二)轉變象牙塔式的設計學習,實現教學與社會現實接軌。在環境景觀設計課程中,我們的傳統教學也始終提倡設計作業與實際項目相結合,但采用實際項目作為課程設計題目并不代表設計教學與社會現實相結合。很多時候,學生在進行實際項目實踐時,其設計思想、設計目標與創作方法與平時課程設計并沒有太大區別,也沒有更多深入實際環境進行真實的調研認知工作,設計內容目標受制于甲方的意愿及項目任務書,設計過程中還有以個人自我審美、自我欣賞的成分滲透。針對這些狀況,在教學中導入基于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的方法模式,更多引入實際地段、實際項目或者競賽項目時,注重題目的選擇,如一些提倡舊城改造項目、大型環境景觀場地等具有公共性的項目,并引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了解使用者,尤其是生活在其間的普通大眾對環境景觀設計的認知和要求,加深學生對環境景觀設計的社會性、工程性、復雜性的理解,轉變學生在設計學習過程中假、大、空的思維觀念,真正把關注民生、社會和諧的理念融入景觀設計課程教學中。

(三)從實踐出發運用專業理論知識。在教學中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優勢建構理論課程的縱向體系框架,確立理論課與設計課的交叉點,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使理論課的學習與設計實踐緊密銜接,整合各單元內“理論課程”與“設計課程”之間的關聯互動以及有機協調性,在講授理論的同時指導設計實踐,要求學生將理論學習的知識應用到設計實踐當中去,并在設計中反思自己的理論運用,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同時解決理論課程學習枯燥、脫離實際的問題,同時對設計課程的教學模式給予有益的拓展,開發學生的創造性,促進其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力轉化,掌握理性設計的景觀設計教學工作方法。

傳統的景觀設計課程中,學生往往留意總平面布局、造型、構圖等,通常教學中所學習的大量設計理論、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理論、環境心理學理論、生態建筑理論等內容,在平時大量知識積累的過程中,沒有融入實際的設計創作中去。其重要的原因是教師與學生都將作業評定標準大部分局限于方案的形式問題,制圖與圖面效果的問題,而忽視理論課程。因此,本教學研究在基于公共虛擬實踐評價方式的課程教學方法,設計強化,最終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設計課程分為調研與策劃、參與型設計、反饋與評價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根據設計題目,教師可以進行理論的傳授,通過分時段理論教學提高學生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理論聯系實際。

(四)利用對現實背景的調查研究,構建學生在不同文化語境下設計中價值體系與設計思維的培養。文化類型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由科學、藝術、倫理、宗教和哲學等系統的和其他非系統的如風俗、習慣等文化形式、因素所形成的具有復合性、整體性、動態特征的文化有機結構的感性表現。其與人構成某種互動關系,從而成為其特定的“文化――精神”空間。文化類型是在環境空間設計中創造的基礎,通過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對創造性進行控制和導向。文化類型以其具體的存在形式,由各種思想、觀念、觀點和方法凝聚成無形的綜合體,對空間設計者產生重要影響,具體表現在:1.不同的文化類型給不同的設計思維提供不同的精神補給。2.不同類型的文化對設計者設計思維活動的內容、方法有具體的制約。3.文化環境對設計者有隱形的引導作用。4.文化環境為設計思維的評價體系提供參照系。因此,在研究現實環境因素時,還要從文化精神層面的分析調研,進而影響到設計創作的價值評判。

(五)考核評價體系突破教師――學生的單向模式。傳統的環境景觀設計教學主要是學生繪圖,教師根據學校的評分標準、教學與工程經驗等,聯合對學生的成果評分。在這樣的評價模式中,教師的個人偏好以及對學生的印象等等主觀因素將極大地影響學生的成果評定,甚至于影響學生對環境景觀設計課程的興趣。而基于公共虛擬實踐評價的方法的設計課程教學中,評價的結果來自于教師、學生、項目預期使用者,他們對設計的評定綜合分數才是學生作業的最終成績。這樣可以激發學生對設計的社會綜合認識,而不是僅僅以一個人的評判為準則,體現出了設計的社會性問題。

二、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在景觀設計教學中的教學問題

(一)教學中學生由被動改為主動,從設計任務書開始進行有效的調研與策劃。在環境景觀設計課程中,教師提出設計任務指導,提供實際項目或設計競賽供學生選擇,題目一般為大型公共場地、綠地、歷史街區保護、舊城更新等具有公共性與社會性的題目,這個選題很重要。例如,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2009級在大四的環境景觀設計中,選擇以城市中心廣場、街心花園或社區活動中心等為題目進行調研,這類題目都屬于公共性及社會參與性極強的空間。同時教師向學生建議不同的設計主題方向與設計場地,讓其根據自身興趣與要求選擇設計方向與地點,并進行調研工作,根據調研結果,學生完成調研報告,并自己擬定設計任務書,經教師批準后開始進行設計。

(二)讓參與型設計成為主導。設計選題及設計任務確定以后,教師開始分專題進行理論授課,學生開始設計。導入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模式教學,設計階段演變為公共參與型設計,學生設計不能僅僅憑自己的出發點想象,設計工作成為一種設計協調工作,將教師意見、同學觀點以及公眾意見引入設計內容。在公共參與的設計階段,組織小型研討會、現場展示等多種交流環節,在設計者表述自己觀點后,讓使用者、學生及教師充分發表意見,通過這種方式形成一種良性促進,鼓勵學生對主題挖掘得更深、思維更開闊,設計更能體現其公共價值本質。

(三)多元評價與反饋系統的建立。在設計階段結束后,教學進入評價階段,進行成績綜合評定?;诠蔡摂M實踐評價體系的模式下,評定分數的構成分三個部分。首先是教師評分,依據設計作業的創意理念、功能使用、技術制圖等綜合方面進行測評。其次是學生交叉打分,學生依據自己的審美標準或關注點,從作品的原創性、設計表達的準確性及所依托的設計理念等方面來評定設計作業的等級。最后,要依據預期使用者的意見,一般可以通過問卷、訪談的方式,了解他們對于設計的意圖是否合理、設計是否可行、是否解決了所存在的社會問題、設計是否有需要改進及如何改進等等,諸多因素最終形成一個評價等級,與前兩個評價因素綜合起來進行綜合評估,最終得到一個分數。

三、采用的教學方法及特色

在實施新教學模式時也要改變相應的授課方式,以促使教學有效地展開。

(一)倡導有效性分階段針對性理論授課。傳統的環境景觀理論教學授課時間多集中于開課前期,時間相對較短,內容大多屬于方案技法等基礎性單一內容?;诠蔡摂M實踐評價體系的教學模式下,根據課程的不同階段,安排不同的理論課時,在布置任務書時,根據功能類型進行授課;在調研的時候安排環境社會學、環境調查學等類型的理論知識;在設計階段安排生態、節能、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知識講座;包括在評價階段講授環境心理學及環境評價學知識等內容。

(二)多手法模擬真實場景。圖示思維方式的根本點是形象化的思考和分析,設計者把大腦中的思維活動延伸到外部來,通過圖形使之外向化、具體化?,F代模型制作偏向于運用軟件制圖,但在方案討論階段容易變形,尺度失真,因此在教學中,盡量采用真實的草模、粗模進行方案的推敲及修改。在設計早期,可與預期使用者及評價者進行直觀溝通交流。在設計過程中對模型進行不斷完善,到評價時最終完善,模型既是設計過程的表達也是設計結果的展示。

(三)封閉單一轉向開放多維的課程探討。在設計過程中,組織研討、對話等,把設計納入公共評價體系當中去,引導學生帶圖紙或模型到現場,與預期使用者進行設計交流,將使用者意見融入設計之中,甚至在互聯網上展示自己的設計方案、設計理念、設計過程,獲得網評,收獲更多的設計意見。通過展示、講解、評價設計,可以鍛煉學生良好的構思能力、表達能力與交流能力。

結語

在導入基于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教學方法后,環境景觀教學過程由傳統的“任務設置――設計――評價”轉變為“任務調研――總結策劃――集體參與型設計――綜合評價”教學模式。在教學中使學生由被動改為主動進行有效的調研與策劃,教學設計過程中參與型設計成為主導及建立多元評價與反饋系統。授課方式及內容也進行了相應的對應調整??傊?,在該課程教學模式革新的過程中要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同時使課堂的理論知識與現實狀況結合這一貫的空口號具體地付諸實踐,并提出具體結合的方式。由傳統的封閉模式轉為新的開放模式,使當代環境景觀設計課程呈現出更多的可能性。

(注:本文為陜西師范大學2014年度校級重點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原標題為《基于公共虛擬實踐評價體系方法下的環境景觀設計教學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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