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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論文范文1
一、無形資產評估傳統方法評析
在無形資產評估過程中，評估方法的選擇和運用處于核心地位。目前無形資產評估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場法，下面對這三種方法進行評析并對應用中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成本法。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歷史成本(即最開始購置或創造無形資產時所支付的完全成本)或簡單重置成本(即以重新購進或創造無形資產時所需的支出費用)作為推算無形資產價值的主要依據。無形資產的重置成本法，是指在評估無形資產時，按被估資產的現時完全重置成本(重置價)減去應扣減損耗及貶值，或乘以成新率來確定被估無形資產價值的一種方法。公式為：無形資產評估值=無形資產重置成本×成新率。在實際運用中，重置成本是根據歷史成本調整得到的。歷史成本體現了資產的原始形成過程，具有易獲得性和可驗證性，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容易被人們所接受。成本法的適用場合是以攤銷為目的的無形資產的評估，但相對于有形資產來說，無形資產有其特殊性，所以成本法的使用也有局限性。一是無形資產的歷史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對應性及虛擬性等特點，因此根據歷史成本調整得到的重置成本來評估無形資產現值是不合理的。二是無形資產的成新率很難確定。三是大多數無形資產常常存在著開發成本高而應用前景差或開發成本低而應用前景好的現象。對這樣的無形資產用成本法進行價值評估是不合適的。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未來預期資產未來收益并折算成現值，借以確定被評估資產價值的一種資產評估方法。采用適當的折現率折算成現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評估無形資產評估值。不論是收益現值法還是成本收益加法，其出發點均是將所預計的無形資產的未來收益、收益期限和收益率作為資產評估的主要依據。優點主要表現在：第一，運用此法時基本上不用考慮無形資產的歷史成本，克服了無形資產歷史成本的不完整性缺陷。第二，從理論上講，收益法以資產的預期獲利能力為基本依據決定資產現行公平市場價值，評估結果能夠比較真實、準確地反映出無形資產的獲利能力，有較強的說服力。第三，它克服了無形資產成本的弱對應性和虛擬性特點給成本法使用帶來的不便，對于成本和收益相關性差的無形資產也能評估。第四，采用這種方法會使評估者站在買者(或受讓方)的角度來確定各項指標，評估結果往往對無形資產的接受方比較有利。但是在使用這種方法時也存在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的問題。因為在收益法運用中評估者需要對收益額、折現率和收益年限等指標做出預測，預測帶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隨意性。評估者對這些參數預測的主觀態度都將會直接影響評估結果。
（三）市價法。市價法是指在市場上選擇若干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的無形資產作為參照物，并根據它們的交易條件，市場交易價格和價值影響因素的差異，以及使用權轉讓次數，綜合分析調整，來確定無形資產評估值的方法。市價法在使用時應注意其前提條件：(1)存在一個充分發育、活躍的市場；(2)參照物及其與被估無形資產相比較的指標、技術參數等資料是可搜集到的。從這個角度看，運用市場法進行資產評估是一種很直接的方法，得出的結果也很有說服力。但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不存在充分發育而且很活躍的市場。再者，由于無形資產壟斷性強、透明度不高，使取得相關信息資料十分困難，在市場上難以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評估參照物，有時甚至是不可操作的，現行市價法的局限性就顯得更為突出。這些因素限制了市場法在我國無形資產評估中的運用。
二、無形資產評估的新方法
傳統的方法在對無形資產進行評估時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在此介紹幾種新的無形資產的評估方法：復合成本法、生存曲線法、成本收益雙折現法、成本收益現值法。
（一）復合成本法在評估無形資產中的應用。所謂復合成本法，就是在評估一項無形資產時，不僅考慮其歷史成本或重置成本，還要考慮其稀缺性及其效用的大小。用公式表示為：
無形資產重置成本=（效用函數/稀缺系數）×100％
通過上面的公式，可知無形資產的價值是勞動量、效用性和稀缺度3個因素共同決定的。
（1）勞動量。無形資產具有存在唯一性，理論上講應當取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無形資產中包含的最小勞動量。未獲得成功的無形資產所耗費的勞動量則不能計入無形資產的價值。在研發成功的無形資產中，也只有包含最小勞動量的無形資產交易才最容易成功，價值得到認可。不過最小勞動量在確定時有一定的難度，在實務中應當盡評估師所能，多收集資料，篩選對比后選出最小勞動量使用。也可以用歷史成本或傳統成本法求得的重置成本替代之，因為勞動量在無形資產價值中的影響并不顯著。
（2）效用及效用系數。無形資產的效用可以劃分為生產資料效用和生活資料效用。生產資料效用的測量標準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推動社會生產力進步。效用對勞動量起著約定作用。效用系數通常用0，0.1，0.2，……1，1.1，1.2……表示。系數越大表明效用越大。無形資產效用系數的確定可參考專家和專有技術人員的建議按其作用的大小確定，專家如果認為使用一項無形資產可提高產量100倍，則可將效用系數定為100。
（3）稀缺度及稀缺系數。稀缺度指的是無形資產的稀缺狀況以及市場上無形資產的供求關系，通常用稀缺系數表示。在理論上稀缺系數存在0的值，但是當其為0時實際意義及不大，所以我們將稀缺系數定在0.01至1的范圍之內。而1則代表著供求平衡時的稀缺系數。系數越小表明越稀缺，反之亦然。
可以看出，復合成本法的優點是可以很好地解釋無形資產價格和成本背離的現象，在評估實務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而且，與傳統成本法不同的是，它考慮了無形資產的未來收益情況，因此是比較科學合理的。
（二）生存曲線法在無形資產評估中的應用。生存曲線法主要用來預測無形資產的剩余壽命。無形資產經濟壽命又叫有效期限，是指無形資產發揮作用，并具有超額獲利能力的時間。所有系統，都會隨使用年限而退化并最終失效。而失效的時間往往是一個隨機變量。生存模型就是以無形資產的生存和死亡狀態(生命狀態)為研究對象的，視無形資產的生存和死亡為隨機變量，用一個恰當的概率分布函數(生存分布)去描述，對生存分布函數進行統計處理從而預計無形資產的剩余壽命。
采用生存曲線法預計無形資產的受益期限一般需要經過以下六個主要步驟：第一，收集生存數據。我們可以選定一個樣本進行觀測，所有觀測點由存活的初始狀態轉變為死亡狀態后試驗終止。另外，我們還可以觀測市場上同類無形資產的生存、死亡情況來收集生存數據。第二，數據的初步分析，繪制數據圖以獲取模型選擇的一些信息。第三，模型選擇，即選擇一個恰當的模型去擬合生存數據。第四，參數估計。第五，模型檢驗。第六，求出無形資產的期望剩余壽命。
（三）成本收益雙折現法。成本收益雙折現法，即歷史成本雙折現及超額收益現值法，是指在無形資產評估時，按被評估無形資產的歷史成本折現值，加上其使用過程中的價值積累和超額預期收益現值，減去應扣損耗或貶值，來確定被評估無形資產價格的一種方法。該評估方法適用于一切易于獲取歷史數據的無形資產的評估，重置成本可以獲得的無形資產的評估。對于不可辨認的無形資產“商譽”的評估，該評估方法也是適合的。當涉及到無形資產的使用權的轉讓和許可權時，該評估方法是不適宜的，因為其評估的結果不易為交易雙方所接受。
成本收益雙折現法的計算公式為：
無形資產評估值=歷史成本折現值＋使用過程中的價值積累＋超額預期收益現值－實體性貶值－功能性貶值－經濟性貶值。
（1）歷史成本折現值，即無形資產的歷史折現至評估日的值。當評估該項無形資產的歷史成本數據資料易于獲取時，可根據該項無形資產的歷史成本，按照一定的復利率折現為評估日的數據；如果評估日該項無形資產的歷史成本數據資料不易或不能獲得時，可用其完全重置成本代替之。（2）使用過程中價值積累，即無形資產在使用過程中的投入積累。（3）實體性貶值，也稱有形磨損貶值，它是指資產在使用或閑置中因磨損、變形、老化等造成實體性陳舊而引起的貶值。（4）功能性貶值，也稱無形磨損貶值，它是由于技術進步出現性能優越的新的無形資產，使原有的無形資產部分或全部失去使用價值而造成的貶值。（5）經濟性貶值，指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與同性質資產相比活力能力下降而造成的損失。市場需求的減少、原材料供應的變化、成本的上升、通貨膨脹、利率的上升等因素都可能使原有無形資產不能發揮應有的效能而貶值。（6）預期超額收益現值。如果至評估日，無形資產才開始出現，則公式中除第一項和最后一項外其余各項均為零．這時該評估方法與現行的三種評估方法中的收益現值法等價。
（四）成本收益現值法。成本收益現值法，就是考查評估基準日以前評估對象所費成本，并通過一定的物價指數將此成本調整為評估基準日時的價值(現值)作為評估對象評估價值的一部分；評估價值的另一部分是在預測未來一定時期內企業各年銷售收入的基礎上確定合適的提成率，其提成額除稅后作為評估對象帶來各年收益，再通過折現求和計算所得的結果，以上兩部分之和即為該評估對象的評估值。由上述可見，該方法同時考慮重置成本標準和收益現值兩種標準，它比單一的重置成本或收益現值標準全面，該方法適用于商標所有權價值的評估。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V評估值；C評估對象成本現值；α企業各年的銷售額；β所得稅率；r折現率；m評估對象經濟壽命期分界段。
評估方法論文范文2
論文名稱：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模型及其應用研究
課題來源：單位自擬課題或省政府下達的研究課題
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是企業技術創新決策的前提和依據。通過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 可以使企業對未來的技術發展水平及其變化趨勢有正確的把握, 從而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以減少技術創新決策過程中的主觀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確把握技術創新發展方向的前提下, 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才能沿著正確方向開展,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才能得到不斷加強。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現代商業中, 企業的技術創新決定著企業生存和發展、前途與命運, 為了確保技術創新工作的正確性,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現有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可分為趨勢外推法、相關分析法和專家預測法三大類。
(1)趨勢外推法。指利用過去和現在的技術、經濟信息, 分析技術發展趨勢和規律, 在分析判斷這些趨勢和規律將繼續的前提下, 將過去和現在的趨勢向未來推演。生長曲線法是趨勢外推法中的一種應用較為廣泛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美國生物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Raymond Pearl提出的Pearl曲線(數學模型為: Y=L∕[1+A?exp(-B·t)] )及英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線(數學模型為: Y=L·exp(-B·t))皆屬于生長曲線, 其預測值Y為技術性能指標, t為時間自變量, L、A、B皆為常數。Ridenour模型也屬于生長曲線預測法, 但它假定新技術的成長速度與熟悉該項技術的人數成正比, 主要適用于新技術、新產品的擴散預測。
(2)相關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條件、參數、因果關系數據和其他信息, 建立預測對象與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模型, 預測技術的發展變化。相關分析法認為, 一種技術性能的改進或其應用的擴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關的, 這樣, 通過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對該項技術進行預測。相關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導前-滯后相關分析、技術進步與經驗積累的相關分析、技術信息與人員數等因素的相關分析及目標與手段的相關分析等方法。
(3)專家預測法。以專家意見作為信息來源, 通過系統的調查、征詢專家的意見, 分析和整理出預測結果。專家預測法主要有: 專家個人判斷法、專家會議法、頭腦風暴法及德爾菲法等, 其中, 德爾菲法吸收了前幾種專家預測法的長處, 避免了其缺點, 被認為是技術預測中最有效的專家預測法。
趨勢外推法的預測數據只能為縱向數據, 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時, 只能利用過去的產品技術性能這一個指標來預測它的隨時間的發展趨勢, 并不涉及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科技、經濟、產業、市場、社會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現代商業經濟中, 對于產品技術發展的預測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產品過去技術性能指標按時間的進展來類推, 而應系統綜合地考慮現代商業中其他因素對企業產品技術創新的深刻影響。相關分析法盡管可同時按橫向數據和縱向數據來進行預測, 但由于它是利用過去的歷史數據中的某些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因素求出的具體的回歸預測式, 而所得到的回歸預測模型往往只能考慮少數幾種主要影響因素, 略去了許多未考慮的因素, 所以, 所建模型對實際問題的表達能力也不夠準確, 預測結果與實際的符合程度也有較大偏差。專家預測法是一種定性預測方法,依靠的是預測者的知識和經驗, 往往帶有主觀性, 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預測準確度的要求。以上這些技術創新預測技術和方法為企業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為企業技術創新的預測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 但在新的經濟和市場環境下, 技術創新預測的方法和技術應有新的豐富和發展, 以克服自身的不足, 更進一步適應時展的需要, 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和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先進的基礎理論和技術方法。
目前,在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評估中, 一般只考慮如下四個方面的因素: (1) 技術的先進性、可行性、連續性; (2) 經濟效果; (3) 社會效果; (4) 風險性, 在對此四方面內容逐個分析后, 再作綜合評估。在綜合評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法(專家法)、AHP法(層次分析法)、模糊評估法、決策樹法、戰略方法及各種圖例法等, 但技術創新的評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 其中存在著廣泛的非線性、時變性和不確定性, 同時, 還涉及技術、經濟、管理、社會等諸多復雜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評估科學性的要求。關于技術創新評估的研究, 在我國的歷史還不長, 無論是指標體系還是評估方法, 均處于研究
之中, 我們認為目前在企業技術創新評估方面應做的工作是: (1) 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技術創新評估指標體系; (2) 建立一種適應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綜合評估方法。
這種情況下, 神經網絡技術就有其特有的優勢, 以其并行分布、自組織、自適應、自學習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 可以較好地適應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這類多因素、不確定性和非線性問題, 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項目以BP神經網絡作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構建的基礎, BP神經網絡由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構成, 各層的神經元數目不同, 由正向傳播和反向傳播組成, 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時, 從輸入層輸入影響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值和評估值的n個因素信息, 經隱含層處理后傳入輸出層, 其輸出值Y即為產品技術創新技術性能指標的預測值或產品技術創新的評估值。這種n個因素指標的設置, 考慮了概括性和動態性, 力求全面、客觀地反映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發展的主要因素和導致產品個體差異的主要因素, 盡管是黑匣子式的預測和評估, 但事實證明它自身的強大學習能力可將需考慮的多種因素的數據進行融合, 輸出一個經非線性變換后較為精確的預測值和評估值。
據文獻查閱, 雖然在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現有原理和方法的改進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獻[08]、[09]、[11]等, 但尚未發現將神經網絡應用于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方面的研究, 在當前產品的市場壽命周期不斷縮短、要求企業不斷推出新產品的經濟條件下, 以神經網絡為基礎來建立產品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模型, 是對技術創新定量預測和評估方法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三、論文預期成果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本項目研究的理論意義表現在: (1) 探索新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 豐富和完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體系; (2) 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 有利于推動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的發展。
本項目研究的應用價值體現在: (1) 提供一種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定量預測技術, 有利于提高預測的正確性; (2)提供一種基于BP神經網絡的綜合評估方法, 有利于提高評估的科學性; (3) 為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論和實用技術。
四、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
以BP神經網絡模型為基礎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并建立科學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及設計相應的模型計算方法, 結合企業的具體實際, 對指標和模型體系進行實證分析, 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實用價值。
1、影響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佑的相關指標體系確定及其量化和規范化。從企業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兩個方面入手, 密切結合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系統綜合地分析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各相關因素, 建立科學的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 并研究其量化和規范化的原則及方法。
2、影響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各相關指標的相對權重確定。影響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各相關因素在輸入預測和評估模型時, 需要一組決定其相對重要性的初始權重, 權重的確定需要基本的原則作支持。
3、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研究。 根據技術創新預測的特點, 以BP神經網絡為基礎, 構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4、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計算方法設計。根據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基本特點, 設計其相應的計算方法。
5、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學習樣本設計。根據相關的歷史資料, 構建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學習樣本, 對預測和評估模型進行自學習和訓練, 使模型適合實際情況。
6、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的實證研究。以一般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工作為背景, 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進行實證研究。
1、建立一套基于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目前,在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方面, 一種是采用傳統的指標體系, 另一種是采用國外先進國家的指標體系, 如何結合我國實際當前經濟形勢, 參考國外先進發達國家的研究工作, 建立一套適合于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 此為本研究要做的首要工作, 這是一項創新。
2、研究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及其計算方法。神經網絡技術具有并行分布處理、自學習、自組織、自適應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 能較好地處理基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預測和評估的現實問題, 本項目首次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 這也是一項創新。
五、課題研究的基本方法、技術路線的可行性論證
1、重視系統分析。以系統科學的思想為指導來分析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的宏觀因素和微觀因素, 并研究影響因素間的內在聯系, 確定其相互之間的重要度, 探討其量化和規范化的方法, 將國外先進國家的研究成果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建立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指標體系。
2、重視案例研究。從國內外技術創新預測與決策成功和失敗的案例中, 發現問題、分析問題, 歸納和總結出具有共性的東西, 探索技術創新預測與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
3、采用先簡單后復雜的研究方法。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研究, 先從某一行業出發, 定義模型的基本輸入因素, 然后, 逐步擴展, 逐步增加模型的復雜度。
4、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將研究工作與具體企業的技術創新實際相結合, 進行實證研究, 在實踐中豐富和完善, 研究出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的成果。
評估方法論文范文3
課題來源：單位自擬課題或省政府下達的研究課題
選題依據：
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是企業技術創新決策的前提和依據。通過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 可以使企業對未來的技術發展水平及其變化趨勢有正確的把握， 從而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以減少技術創新決策過程中的主觀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確把握技術創新發展方向的前提下， 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才能沿著正確方向開展，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才能得到不斷加強。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現代商業中， 企業的技術創新決定著企業生存和發展、前途與命運， 為了確保技術創新工作的正確性，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現有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可分為趨勢外推法、相關分析法和專家預測法三大類。
(1)趨勢外推法。指利用過去和現在的技術、經濟信息， 分析技術發展趨勢和規律， 在分析判斷這些趨勢和規律將繼續的前提下， 將過去和現在的趨勢向未來推演。生長曲線法是趨勢外推法中的一種應用較為廣泛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美國生物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raymond pearl提出的pearl曲線(數學模型為: y=l∕[1+a?exp(-b·t)] )及英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線(數學模型為: y=l·exp(-b·t))皆屬于生長曲線， 其預測值y為技術性能指標， t為時間自變量， l、a、b皆為常數。ridenour模型也屬于生長曲線預測法， 但它假定新技術的成長速度與熟悉該項技術的人數成正比， 主要適用于新技術、新產品的擴散預測。
(2)相關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條件、參數、因果關系數據和其他信息， 建立預測對象與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模型， 預測技術的發展變化。相關分析法認為， 一種技術性能的改進或其應用的擴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關的， 這樣， 通過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對該項技術進行預測。相關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導前-滯后相關分析、技術進步與經驗積累的相關分析、技術信息與人員數等因素的相關分析及目標與手段的相關分析等方法。
(3)專家預測法。以專家意見作為信息來源， 通過系統的調查、征詢專家的意見， 分析和整理出預測結果。專家預測法主要有: 專家個人判斷法、專家會議法、頭腦風暴法及德爾菲法等， 其中， 德爾菲法吸收了前幾種專家預測法的長處， 避免了其缺點， 被認為是技術預測中最有效的專家預測法。
趨勢外推法的預測數據只能為縱向數據， 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時， 只能利用過去的產品技術性能這一個指標來預測它的隨時間的發展趨勢， 并不涉及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科技、經濟、產業、市場、社會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現代商業經濟中， 對于產品技術發展的預測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產品過去技術性能指標按時間的進展來類推， 而應系統綜合地考慮現代商業中其他因素對企業產品技術創新的深刻影響。相關分析法盡管可同時按橫向數據和縱向數據來進行預測， 但由于它是利用過去的歷史數據中的某些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因素求出的具體的回歸預測式， 而所得到的回歸預測模型往往只能考慮少數幾種主要影響因素， 略去了許多未考慮的因素， 所以， 所建模型對實際問題的表達能力也不夠準確， 預測結果與實際的符合程度也有較大偏差。專家預測法是一種定性預測方法，依靠的是預測者的知識和經驗， 往往帶有主觀性， 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預測準確度的要求。以上這些技術創新預測技術和方法為企業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為企業技術創新的預測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 但在新的經濟和市場環境下， 技術創新預測的方法和技術應有新的豐富和發展， 以克服自身的不足， 更進一步適應時展的需要， 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和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先進的基礎理論和技術方法。
目前，在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評估中， 一般只考慮如下四個方面的因素: (1) 技術的先進性、可行性、連續性; (2) 經濟效果; (3) 社會效果; (4) 風險性， 在對此四方面內容逐個分析后， 再作綜合評估。在綜合評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法(專家法)、ahp法(層次分析法)、模糊評估法、決策樹法、戰略方法及各種圖例法等， 但技術創新的評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 其中存在著廣泛的非線性、時變性和不確定性， 同時， 還涉及技術、經濟、管理、社會等諸多復雜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評估科學性的要求。關于技術創新評估的研究， 在我國的歷史還不長， 無論是指標體系還是評估方法， 均處于研究之中， 我們認為目前在企業技術創新評估方面應做的工作是: (1) 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技術創新評估指標體系; (2) 建立一種適應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綜合評估方法。
這種情況下， 神經網絡技術就有其特有的優勢， 以其并行分布、自組織、自適應、自學習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 可以較好地適應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這類多因素、不確定性和非線性問題， 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項目以bp神經網絡作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構建的基礎， bp神經網絡由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構成， 各層的神經元數目不同， 由正向傳播和反向傳播組成， 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時， 從輸入層輸入影響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值和評估值的n個因素信息， 經隱含層處理后傳入輸出層， 其輸出值y即為產品技術創新技術性能指標的預測值或產品技術創新的評估值。這種n個因素指標的設置， 考慮了概括性和動態性， 力求全面、客觀地反映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發展的主要因素和導致產品個體差異的主要因素， 盡管是黑匣子式的預測和評估， 但事實證明它自身的強大學習能力可將需考慮的多種因素的數據進行融合， 輸出一個經非線性變換后較為精確的預測值和評估值。
據文獻查閱， 雖然在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現有原理和方法的改進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獻[08]、[09]、[11]等， 但尚未發現將神經網絡應用于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方面的研究， 在當前產品的市場壽命周期不斷縮短、要求企業不斷推出新產品的經濟條件下， 以神經網絡為基礎來建立產品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模型， 是對技術創新定量預測和評估方法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三、論文預期成果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本項目研究的理論意義表現在: (1) 探索新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 豐富和完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體系; (2) 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 有利于推動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的發展。
本項目研究的應用價值體現在: (1) 提供一種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定量預測技術， 有利于提高預測的正確性; (2)提供一種基于bp神經網絡的綜合評估方法， 有利于提高評估的科學性; (3) 為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論和實用技術。
四、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
研究目標：
以bp神經網絡模型為基礎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并建立科學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及設計相應的模型計算方法， 結合企業的具體實際， 對指標和模型體系進行實證分析， 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實用價值。
研究內容：
1、影響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佑的相關指標體系確定及其量化和規范化。從企業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兩個方面入手， 密切結合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系統綜合地分析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各相關因素， 建立科學的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 并研究其量化和規范化的原則及方法。
2、影響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各相關指標的相對權重確定。影響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各相關因素在輸入預測和評估模型時， 需要一組決定其相對重要性的初始權重， 權重的確定需要基本的原則作支持。
3、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研究。 根據技術創新預測的特點， 以bp神經網絡為基礎， 構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4、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計算方法設計。根據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基本特點， 設計其相應的計算方法。
5、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學習樣本設計。根據相關的歷史資料， 構建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學習樣本， 對預測和評估模型進行自學習和訓練， 使模型適合實際情況。
6、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的實證研究。以一般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工作為背景， 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進行實證研究。
創新點：
1、建立一套基于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目前，在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方面， 一種是采用傳統的指標體系， 另一種是采用國外先進國家的指標體系， 如何結合我國實際當前經濟形勢， 參考國外先進發達國家的研究工作， 建立一套適合于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 此為本研究要做的首要工作， 這是一項創新。
2、研究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及其計算方法。神經網絡技術具有并行分布處理、自學習、自組織、自適應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 能較好地處理基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預測和評估的現實問題， 本項目首次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 這也是一項創新。
五、課題研究的基本方法、技術路線的可行性論證
1、重視系統分析。以系統科學的思想為指導來分析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的宏觀因素和微觀因素， 并研究影響因素間的內在聯系， 確定其相互之間的重要度， 探討其量化和規范化的方法， 將國外先進國家的研究成果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建立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指標體系。
2、重視案例研究。從國內外技術創新預測與決策成功和失敗的案例中， 發現問題、分析問題， 歸納和總結出具有共性的東西， 探索技術創新預測與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
3、采用先簡單后復雜的研究方法。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研究， 先從某一行業出發， 定義模型的基本輸入因素， 然后， 逐步擴展， 逐步增加模型的復雜度。
4、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將研究工作與具體企業的技術創新實際相結合， 進行實證研究， 在實踐中豐富和完善， 研究出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的成果。
六、開展研究已具備的條件、可能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及解決措施
本人長期從事市場營銷和技術創新方面的研究工作， 編寫出版了《現代市場營銷學》和《現代企業管理學》等有關著作， 發表了“企業技術創新與營銷管理創新”、“企業技術創新與營銷組織創新”及“企業技術創新與營銷觀念創新”等與技術創新相關的學術研究論文， 對企業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有一定的理論基礎， 也從事過企業產品技術創新方面的策劃和研究工作， 具有一定的實踐經驗， 與許多企業有密切的合作關系， 同時， 對神經網絡技術也進行過專門的學習和研究， 所以， 本項目研究的理論基礎、技術基礎及實驗場所已基本具備， 能順利完成本課題的研究， 取得預期的研究成果。
七、論文研究的進展計劃
xx.07-xx.09：完成論文開題。
xx.09-xx.11：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發展的指標體系研究及其量化和規范化。
xx.11-xx.01：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構建。
xx.01-xx.03：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計算方法研究。
xx.03-xx.04：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體系的實證研究。
xx.04-xx.06：完成論文寫作、修改定稿，準備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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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論文范文4
關鍵詞：社會計算；創新能力；培養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5-0043-03
一、研究背景
作為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提高研究生創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終極目標，是高等院校知識創新水平的綜合體現，是國家未來整體創新能力提高的根基和源頭。
盡管國家十分重視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問題，但各個高等學?；蜓芯可囵B單位的培養模式，與西方先進國家的研究生培養模式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在教學方式上，美國教授采用多樣化的開放式教學方式；而我國則以老師講授學生被動接受為主，遏制了學生大膽想象和創新的能力。不難發現，我國的研究生培養模式還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因此，要從多方面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養機制，切實抓好研究生培養質量問題，提高研究生創新能力。
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以研究生的培養機制為切入口，研究影響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的深層次的體制因素，總結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過程中存在的體制困境，將有助于研究生培養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有助于構建科學、合理的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體系，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創新能力及研究生教育質量。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關于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問題，許多學者從多維度對其進行了探討。
1.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的制約因素。張應春等認為應通過消除：文化中的保守、謙虛、禮讓等心理負面作用；高度集中與僵化的教育體制；人事制度所產生的束縛作用；高校藏書、儀器設備等辦學條件的限制等消極影響來促進我國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1]。錢存陽認為我國研究生生源質量不高，研究生教育近親繁殖現象嚴重，管理松散，導師隊伍建設不太合理等問題嚴重影響了我國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2]。張優智等認為傳統教育觀念、滯后的教學體系、師資問題、僵化的人才管理模式和研究生待遇低等因素影響著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3]。
2.課程教學、師資隊伍建設與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關系。丁毓峰提出建立基于UGSPLM的創新能力培養平臺，來提高研究生的創新能力[4]。吳巨慧等認為應通過對課程教學、研究實踐、學位論文撰寫等形成過程要素的優化和整合，探索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新模式[5]。楊春梅等認為應通過課程設置的基礎化和綜合化，實行學生自主學習和教師重點講授相結合的方式來促進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6]。王友仁等以研究生“DSP技術應用”課程介紹為例，提出了進行現場示范式教學、師生探討交流的授課方式，并結合學位論文課題或科研項目完成的課程教學模式，促進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7]。段輝等認為應通過調整課程設置，開展多種形式教學，創造活躍的學術環境等方法來提高研究生的創新能力[8]。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王偉提出應打破導師聘任終身制，實行研究生導師課題組制度，建立研究生導師上崗培訓制，吸納國內外優秀學術資源等建議，發揮導師在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過程中的積極引導作用[9]；姜友芬等從導師遴選和評估制度、導師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導師的客觀制約因素三方面分析了導師在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過程中的作用[10]。黃學認為導師應利用自身的科研思維和科研成果來提高研究生的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11]。
3.開展學術活動對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的作用。楊立敏等認為應構建層次性、互動性、系統性相結合的研究生學術交流平臺來培養創新型人才[12]。陳亮等認為應通過組織各種學術活動，培養研究生的創新人格和創新思維[13]。辛英認為開展學術活動是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的一種有效方式[14]。宋曉平等認為應通過創新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構建良好的學科生態環境，追蹤學術前沿，發展探索問題的能力等來培養研究生的創新能力[15]。
4.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模式。程智勇認為應樹立廣泛的適應觀念，重視學生的獨立和創造性培養，重視學生創新思維和綜合素質的培養[16]。王靜等從提出了課程設置以專業為主、多學科滲透，教學方法不拘一格，充分發揮研究生的主觀能動性、鼓勵其標新立異，創造條件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緊跟學科研究前沿四結合的研究生創新培養模式[17]。程萍提出了基于校企合作培養研究生的模式；鄭浩等認為提出研究生創新教育模式有宏觀、中觀、微觀之別，并嘗試構建我國研究生創新模式系統[18]。
5.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的途徑與對策。李剛等認為應加強導師隊伍建設，改革招生制度和培養方式，嚴格論文管理，為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創造有利的條件[19]。葛亞宇認為應從教育主管部門、培養單位和指導教師等三個層面入手，分析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深化改革、推進創新的具體建議[20]。王少文等認為應更新教育觀念，營造創新氛圍；優化導師隊伍，提高導師素質；調整課程體系，改革教學內容；倡導自主學習，靈活選用資料；重視研究方法論教育，提高研究生文獻檢索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等來培養軍校研究生的創新能力[21]。宋瑞平指出應通過德育教育來加強和完善創新能力培養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和措施[22]。王偉認為應通過改進教學、建立并實施評優機制、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的成長環境、提高導師素質等措施來提高研究生的創新能力[23]。王蘭珍認為應通過設立研究生培訓基金，實驗課教學方式的改革，鼓勵研究生參加研究興趣小組，加強導師對研究工作的指導，采用靈活的注冊學習方式等途徑來達到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的目的[24]。譚迎新等認為應從產學研合作，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等方面來培養研究生的創新能力[25]。
縱觀國內外研究現狀及成果，發現其中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理論多數集中于教育學的理論，而用社會學理論研究研究生創新教育的很少；二是研究的層面上大多只對創新教育方法進行討論，沒有能夠從社會層面探究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缺乏的深層次原因；三是在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對研究生創新能力的自身主體因素分析較多，而很少去關注研究生所置身的體制環境和機會環境；四是研究方法問題，它們大多只局限于定性研究方法上的討論，而將定量研究方法運用于其中的十分罕見。因此，基于社會計算方法來探索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優化問題，從“研究生培養機制”的角度來分析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問題，尚是一個亟待開拓的學術領域。
三、基于社會計算的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構想
1.基本目標。本文基于社會計算方法來探索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優化問題。具體來講，基本目標主要體現在：①建立基于多主體技術的能有效模擬研究生培養過程的人工（仿真）系統。②提出一套評價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效果的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③構建人工系統與真實系統互動演化的平行執行系統，在對人工系統進行不斷優化的基礎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實系統的策略和措施。④設計并實現基于社會計算的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優化的原型系統。
2.主要內容。①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過程的建模研究。對研究生的培養現狀進行調研，總結研究生培養過程中涉及到的各個主體，基于多主體技術構建能有效模擬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過程的人工系統。②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效果的評估方法。在對研究生、研究生導師及教學管理人員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構建能有效反映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效果的一套指標體系，提出一種能合理評估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效果的評估方法。③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的評估、調整和優化。構建人工系統與真實系統互動演化的平行執行系統，在人工系統中對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進行“沖擊”實驗，完成對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的評估、調整和優化；在對人工系統進行不斷優化的基礎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實系統的策略和措施。④應用實例和原型系統。以國防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培養為研究對象，采用本項目構建的基本模型和主要方法，重點研究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的評估、調整和優化，制作一個比較完善的應用實例和原型系統。
3.研究方法。針對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和工程系統的社會化復雜性特征，王飛躍提出了基于人工社會（Artificial Societies）―計算實驗（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平行執行（Parallel Execution）的ACP社會計算方法。本項目將依據ACP方法建立一套基于多主體技術的能有效模擬研究生培養過程的人工（仿真）系統，構建人工系統與真實系統互動演化的平行執行系統。在對人工系統進行不斷優化的基礎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實系統的策略和措施，為解決動態性、宏觀性、復雜性的社會問題提供實時有效的方案。
4.特色與創新之處。①基于多主體技術構建能有效模擬研究生培養過程的人工（仿真）系統。該人工系統能實時展現研究生培養的整個過程，快速地反映出當前機制下的研究生培養效果。②提出一套評價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效果的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采用該評估方法在人工系統中對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進行“沖擊”實驗，完成對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的評估、調整和優化。③基于社會計算方法，構建人工系統與真實系統互動演化的平行執行系統。在對人工系統進行不斷優化的基礎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實系統的策略和措施，為解決動態性、宏觀性、復雜性的社會問題提供實時有效的方案。
四、結語
提高研究生創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國家未來整體創新能力提高的根基和源頭。本文基于社會計算方法提出了一套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機制的構想。本構想有助于構建科學、合理的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體系，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創新能力及研究生教育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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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論文范文5
【關鍵詞】民族生態學；美國；蘇聯/俄羅斯；學科比較
【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悼肆滞ㄟ^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偟膩碚f，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保?］（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保?］（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保?］（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霸搶W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保?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破澛宸蛟谶@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保?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蔡夭祭砜咸卮髮W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奔词乖谝恍┑胤椒ò傅慕ㄗh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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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論文范文6
關鍵詞：中國；循證矯正；循證教育；推進策略
中圖分類號：DF613
文章編號：1008-4355（2016）05-0046-07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06
循證來源于西方英文詞匯“Evidence-based”，最初它被翻譯成 “求證”或“實證”，1996年復旦大學王吉耀教授正式把它譯為“循證”，得到了學界廣泛的認同，此后，循證作為一個中文詞匯誕生了。循是指遵循，而證是證據的意思，循證就是遵循相關的證據，主要指根據或者遵循最佳的證據來處理事情、制定方案。它是一種理念和方法論。
循證最初被應用于醫學領域，1970年代初期，英國流行病學家科克倫最先提出“循證”，后來加拿大學者戴維?薩克特對循證在醫學的應用做了進一步的拓展和研究。1992年，蓋亞特博士以及他的團隊發表了《循證醫學：醫學實踐教學的一種新方法》，首次提出了循證醫學的概念。循證醫學基本宗旨：謹慎、科學地選取適用當前己有的最佳研究證據，結合資深醫師的工作技術與臨床實踐，充分顧及患者的期望，并確定治療方案。隨著循證醫學影響的擴大，循證理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在人文科學領域。循證教育、循證心理學、循證管理、循證培訓等廣泛興起，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循證運動。20世紀末，循證實踐在司法界得以引入和應用，西方國家嘗試、推廣、運用循證矯正。在20世紀中期，西方社會面臨犯罪率及再犯率雙高、監獄人滿為患的局面，有人批評保障就業為基礎的假釋制度，認為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后來，引入康復模式，該模式把罪犯當成需要治療的病人，認為只要對他進行治療、矯正，就能夠康復，但是，在矯正實踐中發現，矯正成本高、收入甚微、高耗低效、投入高于產出，矯正工作效果飽受質疑。1999年，謝爾曼等人提出“循證警務“概念， 2000年，達拉斯?馬肯澤提出“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即以證據為本的矯正，被美國、瑞典、加拿大等國實證認為有效的囚犯矯正模式。美國有研究表明，自19世紀80、90年代采用循證矯正后，刑滿釋放人員再犯罪率比原先未采用循證矯正的再犯率明顯降低，后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循證矯正是指矯正工作者在矯正罪犯時，針對罪犯的具體問題，尋找并按照現有的最佳證據（方法、措施等），結合罪犯的特點和意愿實施矯正活動的總稱。
循證矯正作為一個新概念，從2012年下半年起，已逐漸成為了中國犯罪學、監獄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循證矯正在中國正式推廣是以江蘇省宜興市“循證矯正方法及實踐與我國罪犯矯正工作研討班”的召開為標志的。此后，中國司法部確定全國九所條件較好、理論研究基礎相對扎實、罪犯改造經驗較豐富的監獄為循證矯正試點機構。
一、循證矯正在中國實踐與推廣的困境
新形勢下，社會對監獄的教育矯正與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僅要求控制初犯率，而且刑滿釋放人員的再犯罪率也日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指標。對罪犯的矯正從最初的重視監禁與懲罰為主轉變到教育與改造為主的人道主義服務。循證矯正正是適應這種變化的新理念與新模式，它成為了現代科學精神在矯正領域的鮮明體現，也是人本主義思想的生動展現，能夠為罪犯的矯正與改造帶來巨大變革，同時是一種被發達國家通過實踐證明的矯正技術與矯正方法，獲得了世界范圍的廣泛認同，把循證矯正相關的理念與矯正方法引入到中國罪犯矯正的實踐中，具有較大的理論創新以及實踐意義，它能夠幫助我們提高罪犯矯正與改造的科學性，增強矯正效益，提高改造質量，幫助降低社會犯罪率。
循證矯正是2012年引入中國的，隨后全國多個監獄開始了循證矯正的試點工作，關于循證矯正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雖然中國已實施循證矯正的試點項目，但是就目前的實踐經驗來看，還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可供推廣的實踐模式，在中國當前復雜的社會背景下，循證矯正在實踐中面臨種種困難，顯露出不少技術以及觀念上的缺陷。
（一）循證矯正專業力量如何發揮，矯正研究與實踐如何進一步結合
循證矯正涉及四個主體，研究者、實踐者、管理者及矯正對象，這四大主體彼此之間是相互配合、共同合作的統一整體。在循證矯正中，研究者代表專業力量，研究者致力于開展實驗研究、準試驗研究、相關研究、個案研究等，通過對案例的研究、實驗為循證矯正提供相關的行動指南、標準或手冊。
循證矯正在中國的推行是一個行政主導的過程，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而非專業主導的過程。循證矯正是通過司法部的整體部署，各級司法部門的高度配合而開展起來的。從2012年之后，中國出現九個行政作用下的循證矯正監獄試點，這些試點項目離不開相關政策的支持以及整個司法體制的力量，特別是司法工作人員、行政人員的貢獻。在循證矯正推行的過程中，專業性的力量沒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罪犯矯正與改造的相關研究人員、專家學者沒能最大限度地參與到循證矯正實踐中來。雖然，以行政力量進行循證矯正的推動具有一定的效率，我們不能否認行政的巨大作用，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長此以往，專業共同體很難形成，專業的認同以及專業自覺等將逐漸弱化，從而使循證矯正失去發展的活力。
（二）循證矯正最優證據如何形成，支持性的資源與技術平臺如何建立
關鍵點和難點在于證據的形成。因此，如何形成證據，特別是最優證據如何形成，成為了循證矯正實踐中需要首先攻克的關鍵性問題。循證矯正在中國的推動還停留在形式上，沒有真正落實到實質方面。雖然循證矯正試點項目以循證為基本理念，進行了循證矯正具體操作程序的設計，但是從實質方面來看，過度強調形式方面的科學標準，而相對忽略了證據的信度和效度。追逐循證矯正評估工具的開發和利用、矯正流程的設計，忽略了對實踐的反思，矯正實踐的結果沒能再回到理論中去進一步修正循證矯正的研究，存在實踐與理論研究的脫節。
循證矯正支持性的資源與技術平臺如何建立，直接影響到證據的形成以及最優證據的獲取。由于中國在循證矯正研究及實踐方面起步較晚，前期的專業知識儲備、理論研究、實踐水平尚有許多不成熟之處，配備的技術支撐比如數據庫、資源共享平臺等也十分匱乏。此外，罪犯教育矯正工作者的自身素質和能力、專業知識和技術等方面遠遠落后于矯正實踐對其提出的要求。缺乏一支專業化的隊伍，中國循證矯正很有可能在實踐中浮于表面，淺嘗輒止，注重形式，缺乏內涵。
罪犯的改造質量與監獄行刑效益受多種因素影響，罪犯文化素質的高低影響到循證矯正的實質內涵，對罪犯的思想改造以及行為矯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分為不同的階段，從一個階段跨到另一個階段的節奏和步調要根據罪犯的認知水平，文化知識素質，心理與情緒狀態等。只有考慮到這些因素，才能真正地提高循證矯正的實質內涵，而不是搞形式主義，真正提高矯正的成效。
（三）合作的體制機制如何建立，多方聯動如何實現
循證矯正的基本點和核心要素在于證據，矯正遵循證據，以證據為基準，最重要的四大要素分別是，研究者、實踐者、實踐對象、管理者。首先，循證矯正研究者必須開展大量案例的探究，從研究中為循證矯正的實踐提供實施準則，矯正指南、手冊、標準等有賴于研究者開展大量的實證研究；其次，循證矯正實踐者根據研究者設計的行動方案，根據個人經驗，結合矯正對象的具體情況開展相應的矯正實踐；再次，循證矯正管理者需要做好矯正規劃，統籌協調，發揮各要素的作用，為循證矯正提供服務。因此，循證矯正是一個由多要素構成的整體系統，一個涉及研究者、實踐者、實踐對象與相關管理者四個方面的理念體系。
循證矯正需要處理好各方面關系，使系統結構更加合理，發揮出系統的整體效應。
循證矯正主體四方“各懷鬼胎”。矯正管理部門關注的是管理，重視矯正法律法規的執行，看重上級命令、科層制管理、工作績效；循證專家團隊則關注研究工作的開展、研究成果的呈現，理想化色彩明顯，很多時候還往往把矯正中的簡單問題復雜化；矯正實踐人員關注的是個人本職工作能否順利完成，他們已習慣于固有的、簡單的罪犯矯正和管理的方式，不希望增加工作負擔，對新的矯正方法和模式進行嘗試和改革的積極性不高；矯正對象關注的是個人切身利益，更多考慮的是勞動效益、個人減刑、出獄后的就業問題等，希望受到的打擾越少越好。在這樣的情形下，循證矯正的多方聯動如何實現，是擺在面前的一個棘手的問題。
（四）循證矯正實踐模式如何本土化
循證矯正在中國的實踐實質是一種矯正方式和手段的摸索，還不是一套成熟模式的運用，作為一個舶來品，它需要經過借鑒與創新的過程，不可能照抄照搬，不管是證據的搜集和建立還是評估方法的開發與設計，都進行了適應本土的創新和改良。中國循證矯正還需要不斷地進行摸索和嘗試，開發新的矯正方式方法，并且在實踐中進行相應的檢驗。
在矯正過程中，對罪犯的再犯率預測不夠精確，矯正出現偏差，在實踐中缺乏一套完善的循證評估預測機制，對罪犯的一些心理癥結認識和評估不到位，再犯風險沒能得到預警，對罪犯的各方面情況掌握不足，對罪犯的了解停留在人口學的資料以及日常的談話了解，甄別與分類不科學。不少罪犯在服刑期間，迫于法律與制度的震懾作用，從行為上表現出服從，配合改造的狀態，但是對罪犯心理的變化、思想的轉化這些隱蔽性的狀態卻很難進行監控和了解，缺乏科學的評估標準，部分罪犯出獄后，遇到特定情境可能再次走向違法犯罪之路。
二、循證矯正在中國實踐與推廣的策略
循證矯正當前還處于摸索階段，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對循證矯正相關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借鑒國外循證矯正的先進經驗，并且更加密切地關注中國罪犯教育矯正的實踐，把矯正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創建符合中國國情的循證矯正的成熟模式，不斷地反思循證矯正實踐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提煉與升華，上升為理論，從而為之后的矯正實踐提供科學的指導。
（一）樹立循證矯正的科學、人本、服務理念
應該來說，循證矯正從引入中國開始，相關的理論研究以及實踐探索仍處于起步階段，關于循證矯正的理論探討還較為淺薄，實踐方面也缺乏成熟的經驗，尚有許多需要探索的地方。循證矯正的實施者還遠遠不能達到循證矯正對其提出的要求，從矯正理念到自身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等方面均需要進一步提高，循證矯正的相關保障不到位，工作難以開展。循證矯正在中國監獄矯正的適用性以及有效性仍需進一步驗證，如何促進循證矯正的本土化問題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課題。
循證矯正需要具備科學精神，只有樹立矯正的人本位理念、增強服務觀念，注重矯正立足于相關證據以及評估等，才能進一步地完善循證矯正，促進其實踐的發展。矯正的目的是對罪犯的教育，罪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個體，有其基本的需求、個性特征、人格特質，對罪犯的矯正懲罰不是目的，而教育與改造才是根本的目標。此外，要堅持矯正服務理念。循證矯正包含四個主題，分別是研究者、實踐者、消費者、相關管理方。研究者以及管理者要為實踐者與消費者服務，實踐者為消費者服務。把服務的理念落實到實處，真正地以消費者的利益為基準。最后，要重視證據在矯正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循證矯正要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以證據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對罪犯進行的教育矯正與改造要通過科學的評估，把握矯正的科學標準，搜集科學有效的證據，從而為教育矯正實踐服務，使之更加科學化，提高矯正的效益。
只有堅守循證矯正的科學、人本、服務理念，才能營造出循證矯正的文化氛圍。當前我們的矯正實踐還處于經驗氛圍下，而基于證據進行實踐的文化氛圍還較為薄弱。傳統氛圍下矯正者基于自身的經驗，崇尚權威，忽視證據的矯正實踐發展存在諸多弊端，只有堅守好了科學、人本、服務理念，構造一個良好的適合循證矯正發展的氛圍，才能更好地落實循證矯正。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促進良好循證文化的形成。
（二）注重評估，遵循證據，確保矯正過程科學化
循證，顧名思義是循證證據，因此，循證矯正要以證據為基礎，研究者、實踐者、對象、管理者為一定目標按照一定證據而進行實踐，最終達到最佳的矯正效果。循證矯正要注重評估，而評估首要的是對循證矯正科學性和有效性的評估研究，特別是對于罪犯教育與改造質量的評估研究，力求使評估更加嚴謹和科學。傳統的矯正不太注重對證據的搜集以及使用，而循證矯正作為一種新模式，非常強調證據的收集以及利用，遵循證據，確保矯正的科學性，根據客觀真實的證據，來選擇最佳的矯正方案，確保矯正實施的有效性[1]。
在罪犯矯正時，對罪犯進行綜合評估必不可少，特別對罪犯的心理、職業技能、文化素養等方面的教育與改造的效果進行評估。但是，當前中國這方面的專業評估技術相對落后，改造的效果很難評定，我們必須對罪犯教育矯正進行科學評估，為循證矯正的進一步進行提供科學的依據。第一，對于參與矯正評估的工作人員要對矯正措施、矯正對象的發展變化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不帶任何主觀色彩。第二，對于評估的方式方法要符合科學標準，采取科學合理的統計工具，運用科學評估方法從而為矯正實踐過程的評估尋找評估證據。第三，矯正評估工作人員要積極與一線的矯正人員進行溝通與合作，通過對矯正實踐的真實接觸，了解矯正的實施情況，搜集關于矯正對象的第一手證據，然后根據矯正對象不同階段的不同情況，設計出科學合理的矯正方案。
開展罪犯教育與改造有效性的評估，加強對評估的研究工作，有助于為循證矯正提供科學依據。循證矯正的首要步驟就是對罪犯進行全方位的評估，搜集相關證據，對罪犯的心理狀況、個人成長背景、再犯罪風險、回歸社會的能力等進行測量和評估，獲得初始證據，從而為矯正實踐的開展提供科學、準確的根據。對罪犯的初始評估要包含這幾個要素，首先是罪犯的心理健康狀況評估，對罪犯的心理狀態、精神情況進行檢查，以此作為心理干預與矯正的依據；其次，罪犯再犯罪風險評估，對罪犯的再犯罪概率進行綜合測量，作為分類教育和管理的依據；再次，回歸社會能力的評估，對罪犯的社會適應能力進行評估，作為其社會化教育與引導罪犯回歸社會的依據。這幾大要素的評估和測量可以通過相關的調查問卷、心理量表、深度訪談等手段實現[2]。
此外，注重對罪犯的社會跟蹤回訪。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之后，并不意味著循證矯正的終結，要堅持有計劃、分批次、多形式開展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回訪工作，了解這些人出獄后的真實生活狀態，進一步檢驗循證矯正效果，為其更好地融入社會提供支持，包括就業幫助和指導、家庭生活的輔導、職業技能培訓、心理的咨詢與輔導，通過跟蹤幫扶和延伸教育，幫助刑滿釋放人員較好較快地成為一名自食其力、不再危害社會的公民。
（三）循證矯正理論研究與矯正實踐
傳統矯正教育模式是矯正實踐與矯正研究相互分割的舊模式，理論研究與實踐很難進行結合，各行其道。當前中國矯正工作還是以實踐者為重，研究者在矯正實踐中的作用沒能得到應有的發揮，矯正研究與矯正實踐實質上出現了斷裂。一方面，當前罪犯矯正實踐還缺少一大批經驗豐富、專業技術能力過硬的工作者，實踐者通常對矯正理論和矯正研究興趣不大；另一方面，研究者進行矯正理論研究脫離了矯正的實際，關注宏觀的理論架構。循證矯正強調矯正研究與矯正實踐的相互配合，二者相互促進，緊密相連。研究者需要接地氣，進一步地立足矯正實踐，研究證據。而矯正實踐者需要利用矯正理論研究成果，進行證據的實踐以及檢驗。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關聯，共同促進。矯正實踐能夠成為應用矯正理論研究的平臺，促進理論研究的深入開展，而矯正理論研究能夠為矯正實踐提供有效指導，通過研究證據推進矯正實踐的發展?？傊覀冃枰K結矯正實踐與矯正研究之間二元對立、分離割裂的局面，架起理論研究與實踐的橋梁，實現研究與實踐之間的權重平衡，實現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的雙贏。
監獄、未管所、戒毒所等矯正機構要進行相關的改革，特別是進一步改革體制機制，為循證矯正的順利推行提供研究與實踐專家。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要注重對矯正人員的招聘考核，吸收專業能力強、矯正理念先進、矯正經驗豐富的專家進入矯正人員的隊伍中；同時，加強對矯正人員的業務培訓，加強對循證矯正方法和技能的訓練；另外，在人員考核、晉升等方面向循證矯正傾斜，出臺相關的政策性文件。通過人力資源方面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為循證矯正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激發一線的矯正工作人員積極地嘗試新方法，接受、學習、創新循證矯正模式[1]。
加強矯正研究機構以及高等學校、司法行政部門的聯系，發揮各方面力量，構建循證矯正服務的平臺，加強循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循證矯正方案設計中，將面臨如何獲得最佳的矯正研究證據這一核心問題。
（四）加強國外循證矯正先進經驗的借鑒
中國目前缺乏循證矯正的成熟模式，許多評估與教育改造方案尚不完善，而循證矯正在國外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循證矯正的摸索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引入和參考國外先進做法對當前中國循證矯正的推進是一種有益的途徑。循證矯正在美國、瑞典等國家的罪犯矯正領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相關的理論研究較為成熟。英國的循證矯正實踐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逐漸走向成熟，在緩刑假釋以及監獄矯正中均有廣泛的運用。英國循證的評估系統相對完善，引入同行評審制度，英格蘭和威爾士采用“何者發揮作用”認證系統方法。美國關于循證矯正的理論研究較為豐富，并且有很多司法實踐。例如，美國俄亥俄州以中途之家和社區為基礎對罪犯實施循證矯正，矯正項目要求使用評估工具對風險進行嚴格的測量和評估，建立一套基于個人需要的服務模式。澳大利亞循證矯正遵循“能發揮作用”基本原則，注重方法的運用，從矯正研究以及評估中獲得證據，關注罪犯的越軌行為背后的復雜動機，確立了矯正系統范圍內的認證程序。新西蘭刑事司法實踐部門全面接受和實施循證矯正，有關的法律、政策文件都有所體現。循證政策在新西蘭被描述為“一種制定政策的技術方法，它能確保政府官員通過運用研究中得出的最佳證據制定明智的政策、方案和項目”[3]。
而循證矯正對中國來說，仍是一個新鮮的事物，2012年起，才開始了理論與實踐的探索。中國司法部副部長張蘇軍在循證矯正方法及實踐與我國罪犯矯正工作研討班開班儀式上講話，指出中國循證矯正要積極吸收借鑒國外犯罪矯正的成功經驗。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國外循證矯正相關理論的學習以及矯正經驗的借鑒，翻譯國外循證矯正的相關著作和論文，國外研究成果對我們的矯正實踐具有較大的實際應用價值。選派專業人員到國外進行實地考察，聘請國外專家到中國進行講學，介紹其循證矯正的經驗和教訓。當然，由于不同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我們在借鑒國外循證矯正的相關經驗時，要避免對國外矯正理論或實踐的照抄照搬，需要根據本土國情，促進循證矯正的本土化，罪犯矯正與改造需要根植于本國的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契合本土實際，體現本土特色。
（五）多方聯動，為循證矯正的推進提供支持
多方聯動，相互合作是各方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相互配合的一種聯合行動方式，教育矯正的最終目標是幫助罪犯能夠順利回歸社會。傳統的單兵作戰式的罪犯矯正模式顯示出弊端，僅僅依靠監獄這一支力量幫助罪犯回歸到復雜的社會，困難重重，因此，監獄對罪犯進行矯正的過程中，要調動以及組織社會不同力量的參與，發揮多方的作用對罪犯進行教育、矯正、改造，把社會資源有機整合，支持監獄的教育矯正工作，幫助矯正對象更好地進行思想的轉化，更加順利地回歸社會，自力更生。同時，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到矯正實踐中，有助于監獄更好地利用多方資源，推進罪犯矯正從封閉模式走向開放，此外，使社會了解監獄，無形中滲透普法教育，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循證矯正是系統論指導下的新型矯正方法，是一個由矯正研究者、矯正實施者、矯正實施對象、矯正管理者組合而成的一個整體系統。循證矯正效益的好與壞往往取決于這幾個方面：第一，循證矯正過程中是否聯合了四大主體的力量，發揮四方聯動作用，矯正實施者按照循證矯正的方案和手段對矯正對象進行教育與改造，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證據，而循證矯正的實施對象也非被動接受，他們也是循證矯正的專題，要發揮其應有的能動作用，在與矯正實施者共同協商和探討中選擇最適合的方案，矯正管理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要整體調配矯正資源，使最有效的矯正方案能夠獲得相應的支持。第二，循證矯正的效益還與循證的整個過程息息相關，考察矯正對象的需求以及實際情況、矯正效果的好壞，每一個項目都需要通過證據來進行驗證，同時循證矯正效果本身也可以成為下一步矯正工作的證據，因此，循證矯正是一個連續不間斷的過程，由多個主體、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這個過程如同螺旋，循環上升。
循證矯正的框架結構不僅僅是由矯正者與矯正對象構成，而是一個由研究者、矯正者、矯正對象、管理者組成的統一整體。傳統的矯正模式中，管理者與受教育者容易受忽視，而循證矯正模式把這兩者納入了體系中，這四大主體在整個系統中的地位、作用、職責需要進一步厘清。
第一，研究者提供最佳證據，循證矯正從教育矯正理論中分離出類似臨床證據的應用理論，為實踐者提供直接指導實踐的證據。研究者對證與循進行深入研究。所謂“證”指的是證據，在循證矯正實踐中，要制定矯正的相關標準以及矯正方案，從而能夠為矯正實踐提供最佳的證據，利用好證據，建立證據數據庫以及利用其他網絡共享平臺，為矯正提供證據的查詢檢索服務，提供充分的咨詢。所謂“循”是遵循，把遵循落實到矯正的整個過程，從確定循證矯正的問題到搜集矯正的相關證據，對證據進行篩選和鑒定，選出最佳證據，并把這些證據落實到實踐中，這些環節無一可以離開對證據的遵循。
第二，矯正教育者應該基于證據進行教學。在循證矯正看來，任何矯正教育活動或方案，均不能單純地基于矯正實踐者的某種哲學或信念，而必須基于矯正的科學證據。矯正教育者要改變傳統單兵作戰的矯正模式，與系統中的其他主體相互配合，特別是矯正教育的研究者，與其結成同盟，采取集團作戰方式。
第三，矯正教育對象有權參與矯正教育實踐的決策。傳統矯正模式由矯正者決定，矯正者主導了矯正過程，但是在循證矯正中，矯正者要考慮到矯正對象的刑期、心理、認知、個性、文化素質等多方面因素，注重對證據的利用，矯正方案也應更加人性化、個性化，遵從矯正對象的實際，最大限度地調動其改造的積極性，提高罪犯矯正的效果。
第四，管理者協調整個矯正教育與改造的過程。有了矯正證據作為支撐，管理者可以循證進行管理，把矯正的相關證據作為對罪犯減刑的依據之一，并且根據研究者、矯正者提供的矯正證據進一步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診斷監獄行刑以及罪犯改造的問題，制定出相關的干預政策，進行相應的矯正制度的改革。管理者可以通過一定的資金資助矯正改造的課題研究，注重矯正研究人員進行應用研究，此外，組織好矯正專家進行循證矯正的研究和方案設計，在循證矯正實踐中，保障矯正人員以及矯正對象的合法權利，規范矯正的相關秩序，創造條件保證矯正實踐的順利開展[4]。
結語
如何提高矯正的有效性和效率，需要我們建立科學、可行、有效的矯正模式，尋求矯正的相關證據，這就需要引入循證矯正。在對犯罪人進行教育矯正的實踐過程中，循證矯正能夠幫助犯罪人積極主動地向矯正目標靠近，其根本目標是幫助犯罪人進行改造，幫助其回歸社會，使其成為對社會有用的公民。當前，中國循證矯正仍然處于理論建構以及實踐模式之中，作為矯正制度的一種新模式、新方法，其有效性、系統性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探索。
參考文獻：
[1] 張崇脈.當代美國循證矯正及其啟示[J]. 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6）：115-122.
[2] 彭少峰.循證社會工作的本土模式、實踐限度與可能價值[J].學習與實踐， 2015（2）：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