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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會學論文范文1
作者：馬周坤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植根于我國傳統文化的“誠信”在現代轉型中其基礎也受到嚴重動搖，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漸分離并弱化，優秀的儒家誠信文化繼承受阻；違反誠信道德文化的剛性懲戒逐漸彈性化與輕度化以至于失范；傳統主流文化伴隨著近現代各種思想解放和社會運動以及采用的各種適宜和不適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轉變為亞文化甚至某些成為反文化，這樣誠信文化社會化與繼承被邊緣化；再加上轉型期間，教育主體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導機制、監督機制、制約機制無建構或不健全，則誠信因素失去了發揮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礎。我國社會的遲發展對誠信的影響我國工業化和市場經濟與歐美其他國家相比起步較遲，屬于遲發展之列，因此我國社會實際上是一種遲發展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遲發展效應的影響。1、我國的市場經濟脫胎于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本身也為誠信缺失埋下了潛在條件，特別對于企業、個人來說，“國家、政府以統購統銷的方式直接調配資源，政府是企業、個人信用的支撐，企業和個人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承擔起信用的責任”。再在后面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政企分開、權責明確，每個企業、每個個體都成為獨立的主體，他們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載者在從政府到企業、個人的置換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的空缺，這種空缺會導致不講信用的出現”。當市場經濟地位基本確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發展后，我國企業、個人、以及新產生的各種營利和非營利的組織都成為一個獨立主體，正如風險社會理論提到的“致使自己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媒介，對自己的生存、發展進行規劃與組織的行動者”。但市場經濟有其固有的弊端與缺陷，市場行動主體總是會在“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觀念沖擊下，規避誠信原則，這即使在較健全的市場制度環境下也會發生。2、遲發展中的轉型效應對誠信影響較深。所謂轉型效應，“主要指由社會體制、社會結構等轉換的不同步性而對社會運行產生的影響和制約”。在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剛剛確立，然而適應其發展和保障其發展的社會結構、制度、體制還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設問題凸出和法律引導懲罰倒逼機制不力。今天的社會改革發展進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設與執行效力至關重要，它不僅保證行政效率和質量的提高，關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權威和對群眾的密切聯系以及對市場經濟的調控，而且對整個社會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國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員卻嚴重破壞了政府誠信形象，給社會誠信氛圍造成很大負面影響。再就是我國法律還不健全，司法部門執法力度不夠，對違法懲罰不嚴，特別有些執法部門本身存在不忠實執行法律的信用問題。
重視和利用社會化途徑，培養社會各組織、群體和個人現代誠信理念通過社會化途徑，進行誠信教育。一方面要發揮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同輩群體、大眾傳媒等主體從各方面并以各種方式開展教育與培訓，加強和內化現代誠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構建現代誠信文化，培育良好誠信氛圍，抓住當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的良好機遇，調動各種文化資源，培育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二）加強政府誠信建設，為社會樹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強政府誠信建設，提高政府公信力并為社會誠信建設起強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門是整個社會的領導、管理與公共服務部門，良好的誠信形象將為整個社會誠信建設起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帶動作用。為此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建設：提高公務員誠信意識；加強政府誠信組織建設，提供組織保障；開展“廉潔、親民”活動和“樹標兵、做榜樣”活動；依法行政；政府選舉、決策透明化；建立強有力的獎勵與懲處機制等方式。積極培育和發展關于誠信建設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興起已成為現代社會重要的結構和功能組成部分。培養誠信建設方面的社會組織，有利于為誠信建設承擔載體作用；有利于誠信文化和誠信體系建設；有利于承擔政府轉移和無力承擔的誠信發揮的功能；有利于彌補政府、企業以及其它主體誠信失靈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為社會主體提供了“誠信測量與監督”的功能。實行誠信檔案建設，跟蹤誠信發展狀況，促進誠信建設實行誠信檔案建設，有利于了解社會各組織以及個人的誠信發展狀況，誠信檔案應與升學、就業、升職、提拔、企業經營管理、享受福利、評優等聯系在一起，使不守誠信之人或組織付出誠信代價，更好的督促社會中各組織以及個人的誠信建設。建立完善的誠信機制體系健全誠信機制體系，為解決誠信危機提供可靠路徑。一是建立誠信常態化的教育導向機制，為社會主體提供引領作用；二是建立誠信評估機制，測量社會主體誠信等級，以利于誠信危機警示和提高誠信系數；三是建立誠信激勵機制，有利于加強調動社會各主體積極性，促進誠信氛圍的培育和誠信理念的內化；四是建立強有力的誠信監督機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機制，加強引導，對違反有關誠信方面法律的組織與個人予以嚴厲懲處，倒逼誠信建設。總之，構建完善的誠信機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會秩序，構建和諧社會。
城市社會學論文范文2
關鍵詞：空間；空間生產；居住空間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經歷了一次“空間”導向的理論轉型。西方學術界在20世紀初期對“時間”的熱情，紛紛被對“空間”的關注所取代。20世紀70年代以后，歐美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后工業時代，城市也逐漸走入后現代都市的發展階段。空間文化理論正是對這一“后現代”轉向的回應。西方傳統理論認為空間是物質概念，將空間視為物質的容器，靜止的平臺，關注的是“空間內的生產”，而空間文化理論開始關注空間自身，將其視為社會關系與社會實踐的動態建構過程，強調空間本身既是社會的產物，又是社會生活的建構力量之一。在眾多空間文化理論中，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受的影響，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一個不斷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空間“自我生產”的過程。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生成新的空間和空間整合來不斷延續資本主義的框架體制。他提出以“空間生產”作為城市研究的新起點。在列斐伏爾的影響下，新城市社會學將城市空間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循環與積累等社會過程結合起來，成功的解釋了城市的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為認識現代城市社會變遷與城市社會問題，提供了獨特而有力的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處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體現為城市空間的擴張和資本的積累與增值。城郊的村落與農田不斷被納入城市的新版圖，城區面積不斷擴大，而傳統老城區則被不斷的改造與拆遷。在我國城市空間的變遷與生產中，居住空間的變化無疑是顯著的，最近10年房地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居住狀況。大城市的居住環境發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轉變。本文以沈陽為例，試從新城市社會學視角出發，通過對沈陽城市和居住空間變遷的分析，來理解和揭示社會轉型中中國大城市居住空間的逐漸生成與重構。
二、改革開放以來沈陽城市變遷的幾個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形成了現代城市體系。沈陽作為遼寧省省會、傳統老工業基地，城市演變呈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 由工業化為主向多種產業齊頭并進
我國由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在繼續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逐漸從生產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整體上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業化甚至后工業化過渡。沈陽作為傳統老工業基地在進入90年代后陷入了較明顯的發展低潮，大量工廠、企業倒閉破產。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國家振興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出臺，沈陽經濟社會發展有了顯著好轉。三次產業協調發展轉變趨勢明顯，第三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
2. 城市發展的主導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開放前，我國城市發展的唯一主導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項政策安排與規劃均由政府控制承擔。改革開放喚起了社會與市場的巨大能量與活力，國家資本不再是城市投資的唯一主導力量。從80年代起，沈陽市先后吸納了各種新興力量以發展改造新老城區。隨著渾南新區、鐵西新區和沈北新區等各種國家級、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金融開發區等新區的陸續誕生，一個多元的投資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產功能向消費功能轉變
在工業化初期，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生產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消費。城市就本質來說更是一個生產單元。但隨著工業化初步完成，我國經濟由產品短缺邁向了物質極大豐富。刺激消費日益成為當前重要的經濟建設理念之一。發展各類生產生活服務業成為城市的重要發展目標。近年來沈陽工業生產區域陸續向城市邊緣遷移，主城區逐漸被第三產業占據，在全市幾個中心區域，大型商業綜合體、步行街替代了原來的工廠與住宅。
4. 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斷增多，至2012年末，沈陽市常住人口達到822.8萬人，流動人口顯著增加。同時，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資金，城區面積不斷擴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環向現在的四環推進，一個連接城鄉、輻射周邊、便捷快速的立體化綜合交通網絡正在形成。沈陽已提出到2020年實現城市化率達到90%。在此基礎上，以沈陽為中心、覆蓋周邊七個城市的沈陽經濟區一體化建設有極大進步，帶動了大沈陽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時，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轉變，新型市民階層逐步壯大，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也在提升，各種社會組織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開始介入城市的發展。
三、居住空間的演變與重構
在這種情況下，沈陽市的居住空間開始發生重大變遷。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個新的結構正在重構中。主要特點為：
1. 居住范圍隨城區面積擴大而擴張
作為遼寧省省會和東北最大的城市，沈陽市城區面積在最近十年間有了長足擴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環周邊，二環已是城市邊緣地帶，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區。10年后，二環內外樓盤遍布，人口稠密，且多為高層建筑。沈陽市向北、西、南三個方向各建立了新區，開發商正隨著城市規劃者的雄心將商品房小區蓋向三環、四環。
2. 城市中心區居住空間被大幅壓縮，人口向城郊遷移
城市日益呈現多中心分化，無論是傳統中心區還是近年來形成的新中心區域，都逐漸由生產和居住空間被置換成商業空間。以鐵西區為例，為了提高土地交換價值，當年在鐵西區的西邊建立新的工業開發區，實現老城區企業用地和工人村的整體搬遷。而原有地塊被用于大規模的商業和房地產業開發，中心區域已被各種大型商業物業和中高檔住宅區占領。生產和居住不斷讓位于消費。
3. 城市居住空間分化與隔離趨勢加強
隨著房地產產業的快速發展與產品細分，目前沈陽市居住空間主要分化為這樣幾個層次：
（1）上層社會居住的豪華社區。主要是別墅區、城市豪宅、花園洋房等高端社區。如二環內清昭陵附近的龍璽壹號樓盤、金廊景觀路沿線的少量高端大戶型豪宅，渾河景觀帶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東陵與棋盤山風景區之間主干道旁的別墅洋房區。這類住宅數量不多，單套房價在300萬至500之間，為城市頂層群體擁有。
（2）中產階層居住的高尚社區。主要是品牌開發商的中高檔社區或少部分實力較強的單位開發的單位型社區。其特點是地段優越，占據主要交通干道沿線，臨近城市中心，周邊市政建設良好，配套設施齊全，園區建設優美，物業管理規范，人文環境較好。如皇姑區環昭陵區域的多個社區和渾河南岸沿河居住帶。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經濟型社區。主要是各開發商建設的大量經濟適用型社區，以及年頭較遠不能經常維修的老住宅區。其共同特點是，房屋建筑質量、園區環境與管理水平、配套設施服務一般，位置離主城區中心點或交通干道較遠。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遠郊社區。在城市遠郊區，近年來也開發了一些以小戶型、單身公寓為主的低端樓盤，與城郊拆遷農民的回遷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區北部、渾南新區南部、鐵西區西部的住宅，這里距主城區通常車程一個小時以上，周邊配套設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視此地為城市生活的起點或中轉站，并為有朝一日搬進二環附近而努力奮斗。
（5）城中村。目前沈陽市主城區還有個別城中村殘留，居住條件惡劣，環境糟糕，成為城市的傷疤。留在這里的少部分是無力搬遷的最貧困群體，大部分是低收入外來打工者。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為城市最底層的容身之所。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場化資本是如何一步步改變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產并重構了新的居住空間。在城市的高速發展所取得的各項成績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間整體被不斷壓縮，剝奪，向城市和遠郊遷移的事實卻是不應忽視的。此外，資本主導形成了居住空間不斷的分化、隔離，居住分化強化了不同階層居民在社會資源擁有上的差異，而居住的隔離帶來了社會交往的隔離，社會各階層之間疏離趨勢日增。因此，政府應從城市整體規劃管理與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遏制因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擴大趨勢，真正提高城市化質量與人民生活水平，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與促進社會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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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會學論文范文3
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產生了成千上萬的下崗、失地失業人口,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為了生存,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原因,除了設點擺攤,很難進入其他就業領域。街道成了他們養家糊口的最佳場所。由于流動攤販的經營產生外部不經濟性如環境污染、影響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門實施反復取締的政策。由于這些街頭流動攤販屬于于弱勢群體,他們無資金、無技術、無社會關系,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完全取締攤販等于是斷了這些人的生活來源,所以取締受到來自流動攤販們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國絕大數城市街頭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攤販們與城管人員“沖突”大戰。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已經關乎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
1些國外城市征對流動攤販管理辦法
1.1法國的依法管理與便捷服務
法國對于市政管理中類似的問題,通常先是由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社會調查統計部門通過調查,核實、了解相關問題,然后提出解決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關建議,政府在經過與專家的磋商并聽證之后,提出相關法案交由立法機構討論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礎上進行補充與修改。因此可以說,依法管理與服務是法國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國沒有城管這個部門,城市管理由警察和憲警依照法律進行。流動攤販必須依法辦理營業執照,而且還受到其它相關法律的約束,法國對于無照又無身份證的外國偷渡客亂擺攤也比較嚴格,一般情況是將人帶走,但不沒收財物。另一方面,在法國,流動攤販攤經營證照的辦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辦理、郵寄或者網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條件的經營者,還可以依據相同的渠道申請補助、貸款和減免稅,只要滿足法規要求的條件,經營者足不出戶,便可辦好一切減免手續。
1.2泰國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來,曼谷對流動攤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動攤販們看似隨心所欲。其實,市政當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專門的部門負責登記、管理。按規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區擺攤。整個曼谷市指定的設攤街道有268條,合法登記的小攤有1萬多個?？赡苁枪芾聿粔驀栏?以至于全市還有另外1.5萬個小攤沒有登記,它們占據了466個街區,非法的比合法的還多。泰國政府對流動攤販管理的理念是:這些弱勢群眾的生存權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讓他們擺攤,可能很多人就會被逼去偷去搶,影響整個社會安定。對于沒有得到許可的流動攤販,也有管理人員去查,但一般以轟跑為準則。有時真抓住了,處罰相對較少,但不沒收小推車之類的工具。政府規勸流動攤販:最好給行人留出1米寬的過道。曼谷市政府還制定了一個10年計劃,通過提供其它的就業途徑,讓非法流動攤販主動退出市場。
泰國的這種管理方法的顯示:人性化的服務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護了流動攤販的基本生存權利。
1.3韓國的區域管理
韓國的流動攤販已經從過去的比較單一的小吃攤,發展到花店、壽司店、服裝店、日用品店,可謂種類繁多難以計數,而這些店又大多裝飾得很有個性的移動商店,人們甚至稱之為“道路文化”。在韓國,流動攤販一般是不用繳納稅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攤業主協會”,獲得批準后就可以擺攤了。
政府在允許擺攤的區域和時間上劃分清楚,不僅有利于執法,城管執法部門區別對待,同時也有利于流動攤販自覺遵守。
2對我國城市流動攤販管理的啟示
社會是個多元化的生活空間,優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應有之義。由于制度環境、國情和國民素質等情況的不同,我國應該辨證地去借鑒國外相對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結合實際情況,逐步探索符合我國流動攤販實際情況的管理對策。
第一,樹立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標。流動攤販的存在,涉及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生存權與工作權等公民基本權利。流動攤販大多屬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層的窮人、弱勢者。盡管如此,他們有一項權利與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樣、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權利。設攤做小買賣對他們來說既是一種謀生手段,也是他們生存的一種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帕克告訴我們,城市最根本的內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與發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見,如果將市容環境整潔視為城市居民人權的組成部分,那么當生存權與享受環境整潔的權利產生緊張關系時,行政權作出的選擇只能是維護生存權,克減環境整潔享受之權利。
第二,不斷完善城管執法的法律法規,提高城管執法權威。城管執法人員與流動攤販之間的“貓鼠游戲”,甚至發生暴力抗法等極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沖突的問題。因此,針對城管執法部門法律地位不明確和在執法過程中缺乏執法具體標準的現狀,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完善現有的法律支撐體系。按照國家《立法法》的規定及執法實踐的需要,制定出一部專門的有關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的法律,使城管執法部門能夠得到流動攤販更大的認同,在與其他部門協調的過程中能有足夠的權威和獨立性,解決其合法性不足的問題。
城市社會學論文范文4
【關鍵詞】文化生態學；地方文化資源；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態學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態”一詞就被德國生物學家?？藸柺褂?，當時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文化地理學之父卡爾?蘇爾從景觀出發，研究文化景觀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并對文化生態學的方法論進行了探索，創立了“伯克利學派”，又稱“文化生態學派”。1921年，美國學者卜歐克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這一學術術語，他和伯杰斯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帶領研究生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被稱作是城市科學的“芝加哥派”。[1]同時，美國人類學家弗蘭茲?博厄斯和克羅伯提出了文化的“環境決定論”和“環境可能論”，為文化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生態方向。目前學界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文化生態學誕生于美國，由美國人類學家J. 斯圖爾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專著《文化變遷理論》中完整地闡述了文化生態適應理論。在該書中，斯圖爾德認為文化變遷就是文化適應，這是一個重要的創造過程，稱為文化生態學。[2]這一觀點的出現也被認為是文化生態學學科正式誕生的標志。文化生態學比較重要的觀點是“文化生態適應”理論、“文化核心”與“文化余留物”理論。
二、文化生態學的發展
斯圖爾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整個50年代，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主要局限于人類學領域，并且沒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論和學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問世，即R?內廷的《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和J?貝內特的《北方平原居民》。這些著作豐富了文化生態學的內容，界定了研究范圍。
70 年代，霍利對贊比亞的多加人繼承模式的變化進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這些文化生態問題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圖爾德的研究。[3]在這段時期，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擴寬，如加拿大心理學家伯里認為，生態背景與社會政治背景通過人類的生物適應與文化適應發揮作用，人類個體接受生態影響、遺傳傳遞、文化傳遞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產生可觀察的行為和可推測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國學者哈里斯創立了文化唯物主義，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義》，這標志著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主要強調“基礎決定論”，即基礎結構決定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構成文化體系。[5]
9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6]同時期，文化生態學也成為了美國人類學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課程。1994年，芬蘭總統M?阿赫蒂薩里在國際傳播研究年會的致辭中首次用“文化生態”來表現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的嚴重問題以及在“信息有產者”與“信息無產者”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學者發起了關于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討會，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態學：文化中的傳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開了“文化生態學國際討論會”，來自亞洲和歐美等國的學者分別對本國的研究情況進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態學在中國
我國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文化生態，如、馮友蘭、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機制時，就試圖從生態環境角度說明文化的差異性和民族性，進而進行優劣比較與選擇。[8]盡管這些屬于靜態研究，但是啟發了我國人民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反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調查的興起與發展，我國文化生態研究也呈現出一片熱潮。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關于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迅速增多，學者們不斷對斯圖爾德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現代文化生態學理論應包含進化論、人地關系論、文化時空耦合論、系統結構論、生態功能論、景觀感知與映射理論等。[9]尤其是21世紀，文化生態學在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與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生態學、教育學、傳播學交叉的新興學科，文化學是其研究對象，生態學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態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意義
（一）有助于深刻認識地方文化資源的本質與特征
一個地區的文化資源由于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在長期的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地理位置有關的文化特征。如燕趙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環境下產生的文化資源。在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延續性和發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保護的意識，使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態學主要側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會等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等內容。將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理論融入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文化生態保護理論是一種系統的、整體的保護，在保護過程中既要保護文化資源本身，也要注意環境對文化資源的作用，使文化資源與環境處于和諧狀態。
（三）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現庸俗化開發
縱觀我國現在的文化資源開發現狀，無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資源，以地方文化資源為主體。這種資源依托型開發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對資源無節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資源的重復浪費。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庸俗化開發，如對古鎮的開發，全國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轍，毫無新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提倡文化生態學中對文化的尊重和認可，讓文化資源體現出它的生命特征與價值。提高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證了文化資源在時間上的傳承和在空間上的擴布，文化資源也會因此而更多元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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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城市社會學論文范文5
論文摘要：在參考廣泛的城市社會學資料文獻的基礎上，聯系貴陽實際，系統地介紹了在城市中的流動人口—農民工的社會現實，流動人口的歷史、發展，農民工群體的城市社會保障、法律遭遇狀況，目的在于披露城市流動人口的生活現實，引起社會重視，制定政策措施，改善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地位、生活現狀，促進城市流動（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
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的進步，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城市人口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快，城市人口流動與城市化聯系起來，城市社會結構變遷，人口分層的產生，導致城市流動人口的形成，經濟體制不合理，分配機制、保障機制不完善，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社會保障薄弱，社會分化加重。
一、城市流動人口概述
農村人口或農業人口通過就業，升學，聯姻等方式遷徙流入城市，形成非城市人的流動人口。比如貴陽的背篼軍，重慶的棒棒軍群體，大部分是為了就業謀生。
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城市發展和城市社會的分層(分化)變動?，F在，農村與城鎮之間的邊界壁壘已經遭到嚴重的削弱.其原因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轉變，導致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出現，這些剩余勞動力為了謀生，離開依賴的土地，涌入城市尋求勞動的機會，這樣就形成了我國獨特的城市化發展道路；農村的勞動力通過進城就業謀生，形成了特殊的農民工群體.農民工進城已不再更大地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政府反而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勵，推動了農民工的發展壯大，農村人口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為城市的現代化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農村人口的流動，體現了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從世界城市發展經驗來看，城市人口的增長僅靠城市人口的再生產是遠遠不夠的，主要還靠農村人口的分化流動，對于農村人口而言，城市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都叫農村優越，城市發展，城市中心的吸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農村人口的加入，城市發展為農村人口發展，勞動就業提供了機遇和平臺，從而拉動農村人口的分化流動，同時也是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條件。
根據調查資料顯示，農民工的流動呈地域性趨勢，即同一個地區的人口會流向另一個相同的地區或相鄰的地區(比如貴州人多向廣東江浙一帶流動)，形成一個地區的人口向另一個地區的整體流動現象。
農民工的流動過程中，男性(特別是中青壯年男性)多于女性，這是因為男性在外地的生存適應能力較強，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農民工出賣的是廉價的體力，在這方面男性強于女性，女性流動則多是因為聯姻，升學等方式流入到城市，通過婚姻，升學，參軍等方式的人口流動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終存在于社會，并將持續下去。
二、城市社會保障論述
農民工受教育水平低，基本上沒有技術，其工資收入水平低于城市人口，農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非常艱難，他們甚至不能糊口。城市社區保障功能薄弱，尤其是社區城市人對外來人歧視、社區政策對農民工的歧視，農民工的生活更加悲慘。我們經常能夠看到，一些蓬頭垢面的小孩在垃圾桶邊翻撿垃圾，他們甚至就是吃垃圾堆里的剩飯，令人傷感！
城市社區社會保障對農民工的保障功能薄弱，農民工自身保障小，使農民工的生活遭遇悲慘。對此，加強社會保障功能，對于解決城市流動人口的生活貧困問題是刻不容緩的。
城市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的體制的重要內容。城市社區保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社會成員的公平公正原則。職工收入差距擴大，偏離社會公平目標，易造成社會的動亂，破壞市場經濟秩序。針對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保證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同時還涉及到勞動者對自己在年老或喪失勞動能力以后的社會生活、地位的預期，影響到個人對老年社會地位狀況的預期、評價職業地位聲望的重要標準。
城市社會中的農民工階層，是被排除于城市社會保障體制之外，享受不到社會保障待遇。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和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認知不足，城市社會中的農民工群體對社會保障的依賴程度小。在以往的觀念中，城市是知識分子、干部、非農人口的社會單元，戶籍的劃分使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邊界更加強化，非農業人口排斥農業人口于城市之外?？梢?，城市社會中，獲得政治權力的農民工階層很少，農民工階層是政治邊緣群體，難以融入到政治體系之中。
三、社會意義
農民工進城在現實中，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簡單的空間位置移動，更深層次的是人社會角色的垂直流動，城鄉分割強化了空間地域分層。但同時也使得農民工階層融入到城市社會，加快城市經濟的開發建設進程。農民工流入城市有三大社會意義：
一、在社會的分層體制中，城市社會空間地位高于農村。
二、社會發展需要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補充，在城市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加快了整個社會的發展進程。
三、在城鄉分層體制下，逐步優化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增強農民工階層的社會地位，加深成員公平、消除社會歧視。
四、農民工的法律境遇
（一）法律對農民工遭遇侵害的無奈:
農民工對法律意識不到位，對合法與違法的界限不明，維權意識不深，在遭遇不法侵害時，不知道運用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往往是采取消極逃避的思想，試圖“破財消災”。法律制度不夠健全，法律打擊非法侵犯行為的力度不大，對侵害行為無能為力。比如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社會是屢禁不止，是法律的空子太大，鞭長莫及，還是受害人的不作為態度？難以解釋清楚。
從城市社會的不同群體來看，法律似乎是遠離社會的邊緣、弱勢群體，而這些群體在城市的生活中是最需法律的保護，但偏偏是這些最需法律的群體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游離于法律的空白社會。
在農民工群體遭受非法侵害時，法律往往是采取不作為的行為，這也許是農民工處在社會的邊緣，社會地位低，不能引起社會、法律的重視。
（二）法律的尷尬：
法律本質上是為維護社會正義，宣揚社會公正，但在法律的運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違法執法”的現象，“違法執法”是執法者違背法律宗旨的行為，破壞法律的社會功能。在城市中，執法者的素質高低，直接反映執法效果，很多執法者將個人利益凌駕于法律之上，對符合自己的利益的違法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對違反個人利益的合法行為采取超出法律范圍的打擊。
城管人員的粗暴執法，是違法執法的典型。城市的城市管理往往針對農民工，農民工在街上擺攤設點，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但是城管人員對這種行為橫加干涉，對農民工大打出手。這樣的執法效果只會激起更強烈的反抗，并沒有達到執法的效果。
通過對城市的流動人口，主要是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法律問題的剖析，更深刻的認識了解城市的農民工群體的客觀現狀，希望引起社會、政府的重視，為緩解城市流動人口的矛盾、提高城市流動人口的生活水平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以期早日達到整個社會的全面小康。
參考文獻
城市社會學論文范文6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對城市空間格局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城市形態研究、實證主義分析和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多元研究范式，基本走向是轉向對深層制度性因素的關注。
早期的城市形態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出現了歐文的“新協和村”，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假說。20世紀20-40年代，形成了芝加哥學派有關城市形態的三種經典的城市發展模式，即同心圓、扇形和多核心。20世紀50年代以后，實證主義分析興起，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引入了大量的計量手段，試圖通過對統計數據的歸納和抽象再現城市結構。這一方法在今天伴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和GIS（地理信息系統）手段的繁榮仍然得以延續。特別是克魯格曼等一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延續了阿隆索、克里斯塔勒等學者演繹分析的傳統，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將城市空間視為自組織的系統，通過數學模型論證了城市發展的多中心模式。代表性的理論如克魯格曼（1996）的多中心城市結構空間自組織模型。麥克唐納（1987）對次中心的識別方法進行了評述，?；龋?989）提出了多中心都市區人口密度分布的三種理論模型。此外，一些學者通過對洛杉磯等城市的實證分析，支持了城市空間布局正在向多中心發展的趨勢（比如，朱利亞諾、肯尼思，1991）。
與城市經濟學不同，在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和城市規劃學的范疇內，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由于對經濟停滯、貧富不均等現實問題的內在機制缺乏解釋，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主流開始轉向行為主義、人文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多元范式。特別是結構主義方法影響最為深遠，代表作有哈維（1973）的《社會公正與城市》等，這一流派主張決定城市空間結構的是隱藏在表面世界背后的深層社會經濟結構。他們將“社會-空間”視為辯證統一的整體，對于城市空間格局與社會公正的關系給予了莫大關注，從這一學說出發，優化城市空間格局與改善社會公平是一體的，給予城市貧民同等的公共服務是優化城市空間格局的核心問題。21世紀初，后現代主義等思潮興起，形成了所謂的洛杉磯學派和紐約學派。他們以各自城市為模板，對于傳統的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三種城市發展的經典模式發起了挑戰。洛杉磯學派認為在全球化和后工業化的背景下，城市發展具有低密度和隨機性，特別是迪爾（2002）的《城市與社區》一書提出了相應的主張；紐約學派（代表人物哈勒，2003）則主張城市空間的集中性，將緊湊集中的紐約城市發展模式視為最理想的城市空間格局?？傊?，國外對于城市空間格局的探討仍處于爭鳴狀態，并沒有一個公認的理想的現代城市空間格局。但是，關注社會公平公正、經濟發展及生態環境建設是各流派對于城市空間格局探討的基本出發點。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城市空間格局的研究同樣給予了高度重視。在中國知網以“城市空間格局”為篇名搜索到文獻286條，以城市空間結構為篇名達到1242條。這些研究從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全球化、區域協調發展等角度對城市空間格局進行了較全面的分析。
生態視角主要有俞孔堅（2009）、汪勁柏（2006）等，他們認為需要從空間上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實現精明增長與精明保護的雙贏。俞孔堅等應用景觀安全格局理論和方法，提出保障北京生態長遠安全的土地利用格局與實施戰略，主張進行生態環境保護并不在于必須犧牲很多或更多的建設用地，可以通過科學合理的空間格局設計，用盡可能少的土地來獲得盡量好的生態效益。
經濟視角的研究最多，譚遂、楊開忠等（2002、2003）基于自組織假設探討了城市空間結構的數學模型。王錚等（2001）以上海為案例，嘗試進行了城市空間結構的復雜性研究，指出不僅存在人們認識到的多中心，還有可能存在產業帶動的多重結構（比如多個伯吉斯環相間出現），呈現混沌特征。張蕓、梁進社等（2009）認為在專業化和外來投資雙重推動的產業功能郊區化進程中，北京呈現出具有多個亞中心的網絡化空間結構。馮健、周一星（2003）利用五普數據研究1982-2000年北京都市區人口增長與分布規律，發現1990年北京都市區雙中心結構剛剛發育，2000年多中心結構比較明顯但并不成熟。吳文玨、馬西亞（2006）用多中心模型研究上海都市區，結論是上海人口空間結構已經由1990年的單中心結構演變為2000年的多中心結構。隨著GIS技術的成熟，很多學者應用這一手段研究城市產業的布局，比如，張景秋等（2010）通過對北京城市寫字樓2009年調研數據的空間統計，研究北京市辦公業的空間格局演變及其模式。張曉平、孫磊（2012）指出北京市的制造業在中心城區的集聚度明顯減弱，呈顯著的郊區化集聚，總體空間格局呈現出大都市區尺度上的擴散及產業園區尺度的再集聚特征。
社會視角的學者主要關注了城市內部的不均衡發展，特別是北京南北城發展不協調的問題。顧朝林、克斯特洛德（1997）描繪了在流動人口涌入之后，北京社會極化和空間分異現象。于濤方、吳泓（2009）認為在全球化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具有全球控制和命令職能的城市功能，如金融保險業、商務服務業、科研等方面在各種積極要素（如國際航空樞紐、大事件、戰略空間）推動下不斷集聚在北城區，從而直接導致了北城區的經濟運行本質上領先于南城地區的事實。
文化視角的城市空間格局研究最少，包書月、張寶秀（2011）闡述了北京城中軸線發展歷程及其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提出依托這一傳統文化軸線，打破現有的單中心發展空間形態，發展多中心，進而也使交通打破多層次環狀結構，發展網絡新格局。周尚意、趙繼敏等（2006）通過對西城區地上不可移動文物價值的評價，指出文物保護對于城市文化空間格局具有重要影響。此外，高宏存（2010）指出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重塑著城市空間結構，趙繼敏（2010）對藝術區的分析，部分印證了這一說法。
全球化視角，伴隨著北京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國內很多學者關注了城市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響，致使空間格局產生的發展變化。比如，顧朝林（2012）針對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提出了北京城市功能區調整的建議。龐晶、葉裕民（2012）認為全球化和產業鏈垂直分離將推動城市的擴張和多中心城市形態的形成。
區域協調發展視角，由于北京的城市發展與周邊地域是不可分割的，一些學者探討了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與京津冀協調發展問題。比如，趙堅（2008）指出北京應當形成從中心大團出發以軌道交通為主軸向東向南發展的城市形態，這不僅為北京的長期發展打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且有利于形成產業集群，推動京津冀區域的協調共同發展。
除了以上幾方面外，還有大量的研究對北京為代表的城市空間的演變進行綜合分析，它們或基于歷史資料，或運用GIS、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對北京的城市空間格局演變進行預測，比如，柴彥威、塔娜（2009）分析了北京市64年來在人口、居住、產業、社會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相應空間格局的演變；龍瀛、毛其智等（2010）開發了基于元胞自動機（CA）的北京城市空間發展分析模型（BUDEM），用于對北京的城市空間發展進行綜合分析及預測。王靜文、毛其智、黨安榮（2008）利用1982、1993、2003年北京城市地圖，通過句法分析建立了解釋北京城市空間演變的模型。
由于城市空間格局內在成因的復雜性，對于如何優化北京城市空間格局，學界有多種建議。比如，俞孔堅等（2009）基于生態安全視角的滿意城市空間格局；趙弘（2009）基于經濟全球化視角提出的北京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間落差過大，需要學習東京等城市的經驗，建設三個副中心；于濤方、吳泓（2009）基于全球化背景和區域公平發展的目標，提出對北京南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和重要節事安排等。這些建議具有重要價值，但這些往往基于以上提到的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等某些角度，而綜合考慮各種視角，并提出明確優化方案的研究較少。
與西方城市空間研究相比較，國內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對于空間結構的內在機制探討較少（殷潔、張京祥等，2005），僅有的一些研究，比如胡軍、孫莉（2005）、石崧（2004）等，指出推動中國城市空間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呈現多種力量博弈的態勢。因而，我國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也應當綜合考慮政府、企業和居民三方面的作用。由于政府、企業和居民對于生態、經濟、社會等方面利益關注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比如企業更關注經濟利益，居民更關注生態環境），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綜合考慮各種視角尤為必要。
三、當前城市空間研究的啟示
由于自然、社會、經濟條件不同，紐約、洛杉磯、東京等世界城市形成了不盡相同的空間結構。因而，我國大城市空間布局不能簡單模仿，需要從城市發展的基本原則進行推導。
城市社會經濟與空間結構是辯證統一的整體。無論國內外，城市空間格局有著共同的推動主體（政府、企業和居民）和相似的目標導向（追求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生態安全和文化繁榮等）。因而，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需要分析各利益主體的訴求，從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多維視角綜合考慮，在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確立城市空間格局優化的原則和標準，在統計資料的支持下，測算適宜城市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發展的空間區域，提出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方案，并對其進行綜合集成，得到最終結果。
四、北京城市空間格局研究的基本思路
在我國城市中，北京城市空間布局出現的問題非常復雜，城市交通更是被冠以“首堵”之稱。如前文所述，城市空間格局的研究應從自身特色出發，分析城市空間布局的核心問題。比如，《2004-2020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確立了北京“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格局。北京規劃委網站曾指出這一規劃是科學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北京的人口規模等指標已經超過了預期，PM2.5等生態環境問題凸顯。針對這一現實問題，在綜合國內外對城市空間格局的各研究流派觀點的基礎上，通過綜合集成的方法和實地調研的手段，面向2020年，對優化北京城市空間格局的探索性研究，筆者認為其思路應該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通過訪談、問卷等手段深入調研北京典型的產業集聚區、大型社區、文化功能區和生態保護區，綜合考慮政府、企業、居民（包括非政府組織）等利益主體對城市空間的訴求。從生態、經濟、社會和文化幾個方面分別提問，匯總調查結果，發現各方最關注的核心問題。確立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在整體空間格局優化中的地位和價值。
2.運用GIS和空間分析技術，判別出維護生態安全、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文化繁榮的關鍵性空間格局，進而綜合、疊加各單一過程的格局，構建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空間格局優化方案。
3.綜合集成多目標導向下的空間格局優化方案。在步驟1調研結果的指導下，綜合步驟2的各種優化方案，得到多目標下的空間格局優化方案。
4.在不調整空間政策和調整空間政策兩種前提下，預測2020年北京城市空間格局。這里，空間格局變化的預測可以利用相關分析和知識模型與空間分析相結合來實現（知識模型是用數學方法和知識表示方法相結合共同完成的對系統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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