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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范文1
中圖分類號：G6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30-0034-02
高職院校要想獲得長遠發展，在服務區域經濟中發揮重要且獨特的作用，就必須培養出既掌握專業理論知識，又能與工作崗位職業能力要求相符合的應用型高素質高技能型人才，提高畢業生質量，那么校企合作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舉措。對建筑工程類高職院校來說，通過校企合作，讓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能與施工單位、工程咨詢單位、監理單位等用人單位進行不同程度的互相接觸，不同的專業與不同崗位的實踐盡可能地進行無縫對接實習實訓，一方面能讓學校和用人單位的硬件和軟件資源得以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一方面又將學生的實踐技能型方面的培養落到了實處，提高了培養質量，滿足了市場和用人單位的要求。
經過長期的摸索和發展，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如德國、美國、新加坡等國家均已找到和建立了符合本國實際情況和經濟發展的校企合作模式。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與行業企業有緊密聯系。我國《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強調“要依靠行業企業發展職業教育，推動職業院校與企業的密切結合”。《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中指出要“堅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堅持工學結合，知行合一”。從中可以看出國家歷來非常重視校企合作在高等職業教育中起到的作用。我國的高職院校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合作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模式進行中。
一、校企合作的程度劃分
1.淺層次的合作。高職院校按照不同的專業設置方向，同用人單位聯系確定，建立專業專家指導委員會和實習實訓指導委員會，聘請建筑工程類用人單位的專家、專業崗位上的技術能手、高級工程師等為指導委員會成員，與用人單位簽訂校企合作協議，比如，建立由學校與用人單位的有關領導、專家和高級工程師組成的高職專業指導委員會，定期召開專家委員會，共同審定人才培養方案、教學計劃、課程設置及實習實訓等實踐環節的內容及開設學期和學時安排；在企業或者施工單位的項目施工現場掛牌建立實習實訓基地，學生可以在合適的時間，迅速有效安全地進行實習實訓，提高W生的崗位實踐能力。這些都屬于基礎、常見的淺層合作層面。
2.中等程度的合作。高職院校利用自身的專業和教學優勢，為用人單位提供工程咨詢、專業培訓等業務，服務行業專業發展和區域經濟，擴大經濟服務的輻射能力。同時可以根據用人單位不同的崗位需求進行專業對口的人才培養，快速精確地為用人單位培養急需人才。另一方面，依托行業企業的職業技能鑒定與培訓中心，為高職學生參加職業技術資格或崗位培訓與考核創造條件；以學校與企業合作、公立與民辦結合等辦學形式和機制開展高職教育，為行業企業定向和委托培養、培訓，并到本行業企業對口實習、頂崗實習，為用人單位擇優選拔優秀學生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徑。這些都處于中等程度的合作層面，在經濟發達地區的高職院校和用人單位之間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推廣和發展。
3.更深層次的合作?！陡叩嚷殬I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中指出高等職業教育要“從由教學培訓為主向教學培訓與應用研發并重轉變”。因此，高職院校與用人單位以后的深度合作、相互滲透，應不僅僅局限于業務培訓和選拔用人，還會以企業的發展需要設定新技術、新材料、新設備、新工藝方面的研究方向，加大科研研發力度，通過和高職院校的科研相結合，最終能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能力并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整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使企業向現代化、信息化、科技化和新型化發展。企業也主動向學校投資實習實訓室，建立利益共享關系，真正實現“教學―科研―開發”三位一體的合作關系。目前，高職院校和用人單位之間科研方面的合作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深入。
二、校企合作存在問題
1.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法規體系中，專門針對高等職業院校和用人單位校企合作、聯合辦學的、可操作性強的法律法規還很缺乏，僅在《教育法》和《職業教育法》的部分條文中有一些指導性的規定，真正實施時產生的差異性和隨意性，導致在實際操作中產生很多紛爭，卻沒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來解決。同時由于政府在校企合作上的法律地位規定不明確，沒有規定政府需要履行的法律責任和承擔的法律義務，使得政府在校企合作辦學中的調控作用難以正常發揮，出現矛盾時糾紛難以解決的尷尬問題依然存在。
2.現行教育管理體制規定的不明確。目前我國的職業院校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門管理，這些教育管理部門同建筑行業、用人單位聯系不多，對校企合作以及職業教育缺乏有效的指導。因此，學校與企業的合作仍處于民間自愿自發的狀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由于對雙方的責任義務的不明確，缺乏契約精神，引發很多糾紛。雙方無法建立長期、穩定、互贏的合作機制，制約了企校聯合辦學的深入、持續、健康發展。
3.高職院校自身實力的不足。目前高職院校同本科類院校相比，科研的硬件和軟件條件均不完備，教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高，有的高職院校過多注重解決學生的實習實訓，沒有更多地站在用人單位的角度去考慮校企合作互贏的問題，用人單位無法順暢地獲得預期的效益，因此使得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受到阻礙，影響了校企合作的長久開展。
4.市場未發揮真正的引導作用。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各區域、各行業和各企業之間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間很不相同，就業市場還不規范，許多用人單位對大專層次的高職畢業生存在學歷和能力偏見，導致高職畢業生就業時沒有本科生受歡迎，同時也造成了企業與學校合作的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對高等職業教育的投入和關注更多的是政府在主導，介入和投身于高職教育的發展還沒有成為各行業用人單位自身的迫切愿望。
三、校企合作的模式選擇
1.舉辦專業冠名班。冠名班是指用人單位與高職院校簽訂用人協議，按企業用工的崗位標準和能力要求，本著學生自愿的原則，通過一定的選拔程序，選拔若干學生組成一個班級，冠以企業名稱并掛牌成立。冠名班的教學與管理，由校企雙方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教學計劃、理論課程體系、實踐課程體系，考核評價方式以及上課的學期和學時安排，充分利用雙方的硬件和軟件優勢，共同參與人才培養過程，實現預定的人才培養目標，最后由用人單位按照協議約定安排學生就業。通過這種方式培養的學生針對性強，學習興趣高，學生既能在校期間對將來所就業的用人單位提前有所了解，又能提前熟悉企業的工作流程和過程，畢業前即具備較強的崗位職業能力，畢業后能迅速進入工作崗位要求的狀態，充分滿足用人單位的需求。
2.開辦校屬企業。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職業院校，根據有關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專業特點，創辦開設專業密切相關的校屬企業，建立開放性、企業化管理的、集教學生產科研為一體的實踐教學基地，實現校企合作。職業院校自辦企業的優點是能完全按要求配合教學的需要，極大地便利W校實習實訓需要，且校屬企業稅后利潤歸學校所有，增加了學校長遠發展的經濟儲備，對提升職業院校的內涵建設、培養雙師型教師等都大有裨益。
3.開展合作辦學。有時職業院校單獨辦企業會有一定的困難，職業院?？梢詰{借場地、教育培訓的優勢尋找相關的合作伙伴進行合作辦學，共建生產性校內實訓基地，模擬仿真用人單位工作現場的環境開展實踐培訓，選聘實踐經驗豐富的工程師為兼職指導教師，把他們在生產第一線掌握的新技術、新工藝充實到實踐教學中去。企業及時向校方提供用工信息，優先接收合作職業院校的學生進行工作現場的實習實訓。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招聘時首先考慮該合作院校的畢業生，優先安排學生就業，使校企達到雙贏的結果。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導向，校企雙方共同推進共建生產性實訓基地，更好地服務區域經濟，企業作為人才培養的主體，會越來越凸顯其重要作用。根據《2016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2016年有262家企業面向社會首次《企業參與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年度報告》，近兩成的企業與高職院校共建二級學院或教學與實訓機構，發揮辦學主體作用，超過85%的企業與學校合作開發專業課程與培訓課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在確保高職院校教學內容、培養規格、人才供給適應產業發展需求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合作模式范文2
“經銷商不聽話”就像是一個怎么也解決不了的難題，幾乎就是哪里有經銷商，哪里就陰魂不散的跟隨著“經銷商執行有問題”、“經銷商配合度不好”等等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一些企業不斷調整銷售政策，甚至調換經銷商，但努力過后，仍然是深陷其中，一些企業開始意識到僅僅通過管理，是沒辦法從根本上解決自己和經銷商這兩個不同利益體的合作矛盾的，要優化廠商關系就必須優化廠商合作模式，思考著如何通過合作機制及模式的改變提高經銷商配合度。這亦是本文要探討的話題。
優化廠商合作模式的三個方向
如下圖所示，筆者認為優化廠商合作模式有三個大的方向：
一、價值鏈模式。該模式重在改變渠道價值鏈的分配機制，將經銷商的利益更多的與經銷商所承擔及執行的事項掛起鉤來。這往往會牽涉到減少、增加、調整廠商之間的職能分工，提高或降低廠商間的結算價格與利益分配。
二、修補模式。該模式不會對廠商之間的舊有合作模式傷筋動骨，但廠家往往需要調整自己對經銷商的幫扶控模式。比如，之前廠家重在向經銷商壓指標、要銷量、催回款，現在轉變思想，更多的本著風險共擔、共同做市場的理念，切實承擔起更多指導、幫助、支持經銷商做市場的事務，幫助經銷商分銷鋪貨、培養銷售團隊、健全銷售管理等等。
三、強勢模式。該模式主要是那些品牌強、產品群豐富的強勢企業玩的游戲。比如經銷商要繼續與廠家合作，必須拿出錢來與廠家成立股份制銷售公司，必須由廠家派出業務骨干出任公司總經理或營銷總監，必須接受只能專營專賣廠方一家產品的要求。價值鏈模式：以職能價值驅動經銷商配合度
在藥品保健品領域，低價開票、底價大包模式盛行已久，這也為許多藥品保健品企業造成了騎虎難下的困局。
傳統模式之下，廠家自身對經銷商的控制力比較低，利潤也比較低，想做品牌化運營增加品牌推廣投入，想增加公關、促銷，加大對整體市場運作的支持，都可能苦于“錢都讓渠道商賺了”，拿不出多少預算做投入，只能空想。面對這種困局，廠家往往需要在兩者之間做艱難決策，其一以提高零售價抬高供貨價，但如果是做處方藥的，有招標等限制，如果是做零售終端市場的，又面臨價格難免頂到天花板，價格競爭力進一步喪失的局面；其二提高供貨價，可是經銷商的接受度又成了難題，即便經銷商接受了，由于終端供貨價也會牽涉到提高的問題，而在終端市場又可能陷入終端不配合甚至被終端“雪藏”與對手乘機擠占市場的風險。
事實上，不只是藥品保健品行業才面臨這樣的問題，快消品等其他行業的許多企業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怎么辦呢?梳理廠商之間的職責分工，依據廠商間在渠道營銷鏈上所做的事調整價值分配是必然出路。
如下表所示，將營銷鏈條中的主要成本環節和價值貢獻環節進行明晰羅列，將廠商之間的職責分工更加具體化，在清楚了廠家要做到多少，經銷商要做到多少，廠商之間又需要協同做到多少之后，結合每一個環節的重要度與成本支出設置扣點、返利等傭金體系，如果經銷商在其中做得多、做到位的多，得到的就多，對那些做得少、做到位的不多的經銷商而言則剛好相反。
顯然，以價值鏈模式優化廠商合作，有利于引導經銷商回歸銷售過程與那些影響銷售的關鍵績效環節，刺激它們積極配合廠家的計劃執行以實現銷售目標。但這對廠家兌現職責的能力和市場投入的決心也提出了要求。比如，如果我們承擔促銷執行，就意味著我們需要組織一支強大的市場推廣隊伍與促銷員隊伍，以應對市場的促銷需求。
修補模式：以強化幫扶控提升經銷商執行力
要提高經銷商的配合度與執行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提高自己對經銷商銷售團隊、分銷及終端網點等人、才、物諸多資源的掌控與調度能力，彌補現行廠商合作模式的不足。比如，如果我們能很好的滲透、控制經銷商的業務員，那么即使經銷商老板們有所懈怠，他們的銷售隊伍也能在網點拓展、生動化陳列、終端客情建設及維護等方面，做好執行。
那么如何才能強化我們對經銷商資源的掌控與調度能力呢?聯縱智達營銷執行力研究中心的經驗是單純的強調管理是個誤區，結合強化幫扶等服務反過來達成對經銷商的管控才是正途。下面重點介紹幾種方式。
一、經銷商內化
把經銷商內部的人、財、物資源轉化成可更大程度為我所用的資源，是開展經銷商內化的要義。其中的重點在如何內化經銷商的業務員隊伍上。這里面可從四個方面下手。
其一，給甜頭：為終端進行注冊認證，凡新增品規進入，給一定獎勵；為經銷商負責自己產品的員工給予特別提點返利作為獎金，或者是為其提供購買保險等福利。
其二，給想頭：在經銷商系統的業務員隊伍、促銷員隊伍中開展優秀團隊及個人銷售競賽評選活動，提供財、物、培訓、旅游以及榮譽等獎勵。
其三，給奔頭：為經銷商業務員及促銷員提供營銷及營銷管理技能培訓，提供向自己跳槽的通道，甚至是提供自己創業當經銷商乃至開店的創業支持，比如在信用額度及賬期上給予一定的放寬。
其四，給念頭：與經銷售業務員協同拜訪客戶開發終端，建立起“一起扛過槍”的認同感與感情；在聚會及相關活動上給予經銷商業務員及促銷員隊伍，和自己的銷售團隊一樣的機會與待遇。
二、嵌入式幫扶控
派遣區域經理、城市經理等中基層管理人員，到經銷商處出任主管營銷的副總、營銷總監、銷售經理等職務，主持業務，負責起相應的銷售及其管理工作，其中在工資、獎金、五險一金等方面予以相應的擔當，不僅是對經銷商的支持，同時也是以零距離的監控、管理，在提高經銷商的配合度。
三、經銷商顧問團
在建材企業與藥品保健品企業當中，都已經有一定的企業在通過會議聯席、定期走訪、固定聯絡咨詢等方式采取經銷商顧問團模式。它們通過在優秀經銷商中選拔一定的經銷商老板，與自己的總經理、營銷總監及優秀大區經理一起組成某某企業經銷商顧問團，讓經銷商能更多參與到自身產品研發、產品定價、包裝設計、宣促活動及競爭策略建議體系當中來，讓廠家的新品推廣、宣促活動能夠融進更多經銷商的思想，提高得到執行的可能性，同時該組織還承擔起為市場上的更多經銷商提供經營、管理指導，市場顧問等幫扶服務?？梢?，這種模式的利好作用是雙向的，對促進廠商溝通解決實際問題，統一廠商思想及認識，提高配合度有較大的作用。
強勢模式：以廠商關系一體化建設促進廠商行為趨同化
對擁有比較強大的品牌號召力的企業而言，它們有條件、有能力采取更為強勢的模式，來推進以廠家為主導的廠商關系一體化建設。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這么幾種模式。
一、細化招商與市場切分模式
這種模式的目的是通過具化以及提高門檻
細化招商，找到理念高度趨同、資源高度匹配的經銷商，而對原有的經銷商則是不斷的以區域切分、渠道切分、產品切分等方式，縮小其勢力范圍讓其回到它能高度勝任的角色。
比如作為中國醫藥工業二十強之一的山東某制藥企業，它都是按醫院按品規招商――哪家醫院需要什么品規，而自己又未進入的，就專門招募正在和這家醫院打交道的醫藥商業公司或個人商合作，對那些原本擁有多個品規資格多個醫院終端的商業公司，則采取切分的方式，讓得不到足夠重視、達不到一定終端滲透率的品規、醫院渠道，從原商中剝離出來。
二、專營專賣模式
這種模式就是要求經銷商以專門的公司專營自己的品牌及產品，或者是要求經銷商獨立專門的組織以專門的業務員團隊、促銷隊伍專賣自己的產品，再或者是直接以專賣門店等終端形態進行推進。在這種模式之下，經銷商就相當于自己的準辦事處、準分公司。除了寶潔公司是這種模式的典型運用者之外，國內一些行業的強勢企業也在采取類似的模式。
比如某功能食品企業，對所有有意加盟的經銷商，都將專營專賣作為自己的準入門檻，“不認同不接受就別來做我的經銷商”。對那些老的經銷商而言，則采取限時限速轉型、切分市場、終止合作等方式，多管齊下開展專營專賣的推進。
三、捆綁管控模式
該模式主要通過高額的保證金或者是共同成立股份制銷售公司的資產、股金等“股本”紐帶，實現自己與經銷商的高度捆綁，并以高代價捆綁約束經銷商提高自己的執行力，積極配合廠家。
娃哈哈和格力是其中的典型。前者要求經銷商打有息保證金的“聯銷體”，能讓娃哈哈新推出的任何一個新產品在短時間內鋪滿它全國市場的600萬個終端，而這對眾多的企業來講，即便在一個區域市場，要把當地市場的目標網點鋪貨率做到百分之六、七十，可能都需要三、四個月。后者是以與經銷商共同成立股份制銷售公司而聞名。對格力來講，當初采取這樣的方式促進廠商關系一體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區域內多家經銷商共存帶來的區域市場秩序保護及價格政策方面的執行不力。顯然這兩者都是成功的。
四、壓力升級模式
該模式意在給經銷商施以持續的壓力，讓其保持足夠的執行專注度和配合廠家的積極性。從2001年開始，格力股份制銷售公司的悄然轉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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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最優貨幣區東亞貨幣合作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級階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統一的貨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在當前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必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貨幣一體化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研究熱點，并已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發展
1.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簡稱OCA）起源于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對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用什么標準判斷貨幣區的最優性，滿足何種條件可以加入貨幣區，以及加入貨幣聯盟、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利與弊。最后貨幣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爾（1961）、麥金農（1963）、英格拉姆（1962）、凱南（1969）等。
蒙代爾（1961）最早明確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主張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在當時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一些國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貨幣，在本地區范圍內實現共同貨幣。這一設想的優點是降低了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匯率風險，缺點是容易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影響就業，因此他強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認為地區內高度的生產要素流動性是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1963）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經濟開放程度是指一國生產消費中的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率。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中，如果為了解決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采用本幣貶值政策勢必引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以至于帶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為了控制物價，又會引發國內需求下降和失業人口增加。同時由于“貨幣幻覺”的作用，還可能造成工資成本的上升，從而抵消貨幣貶值的效果。因此，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應該組成相對封閉的貨幣區，這將有利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此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關于最優貨幣區選擇的參照標準，如：凱南（1969）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英格拉姆（1969）以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通貨膨脹率的相似程度、愛德華·托爾和托馬斯·威萊特（1970）以政策一體化程度等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在19世紀80年代幾乎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末，這一理論又重新復活起來，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有關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90年代以來，歐洲經貨聯盟（EMU）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加強了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羅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羅和恩格爾（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早期的OCA理論建立模型分析，并運用大量歷史數據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評估和實證分析，主要包括測定地區間實物沖擊、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OCA標準的內生性分析、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的關系、匯率工具的效應、貨幣聯盟中最優幣種數目以及其他相關的貨幣調節機制，主要包括財政轉移、信貸及資本市場在最優貨幣區的作用等問題。90年代克魯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爾和麥金農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最佳貨幣區理論，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釋加入固定匯率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應比較接近并且經濟聯系緊密，這樣發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貨幣區經濟發展趨于穩定。
最優貨幣區理論自19世紀60年代初產生以來，對國際貨幣一體化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一理論的開創者蒙代爾由此獲得了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8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又得到了極大拓展，克魯格曼（1993）甚至認為“最優貨幣區問題應當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的中心”。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三種模式
1.單一貨幣聯盟模式
單一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區域內成員國承諾放棄本國貨幣發行權，在區域內創立和使用全新的統一貨幣模式。目前最為成功的典型實例即歐元區統一貨幣模式。從歐洲貨幣聯盟內部來看，由于使用共同貨幣，形成統一大市場，歐元區各國之間能真正實現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的自由轉移，使各國資源能夠更好地優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時，按照《馬約》的四個趨同標準，加入歐元的國家應自覺維護財政紀律，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以維護統一貨幣的穩定，促成成員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歐元啟動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的結算量已經上升到24%，從中期來看，世界金融資產的30%～40%將以歐元計價，歐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也將增加，這有利于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和國際貨幣體系。
2.多重貨幣聯盟模式
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先通過地區內次區域貨幣合作，然后再過渡到單一貨幣聯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近期，建立危機救助機制；中期，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遠期，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
3.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
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種別國貨幣，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門的事實選擇下，最終直接取代本國乃至本地區的貨幣，發揮區域貨幣的職能或作用。這種貨幣一體化方式又被稱為美元化路徑。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許多國家目前仍選擇顯性或隱性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名義錨”。同時，貨幣替代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實行“雙軌貨幣制”，即本幣和美元都是國內的法定通貨，有的拉美國家甚至取消本國貨幣直接使用美元作為其本位貨幣。在東亞，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在東亞次區域采取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只要各國愿意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在該區域采用它作為次區域的共同貨幣。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1.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原因是“亞洲傳統”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漸進性。這種獨特的“亞洲傳統”是指東亞合作的靈活性、漸進性、協商性和非政治性。靈活性是指東亞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統一市場進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貨幣體系等方面不強求一致；漸進性是指東亞各國經濟差異較大，可以分批加入貨幣一體化組織；協商性是指目前東亞經濟合作尚處于對話機制階段，遠未完成制度化建設的進程；非政治性是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和國家統一等問題，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應多講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不講或少講政治，不謀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以上這些“亞洲傳統”極大地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貨幣合作，使這一進程變得十分緩慢和漸進，充滿艱辛，這也是東亞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別。
轉貼于中國論2.東亞貨幣合作的路徑
筆者認為，東亞貨幣合作可選擇如下路徑，并分為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
(1)初級階段——建立危機救助機制
東亞貨幣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新的金融危機，在東亞建立某種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是近期東亞貨幣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14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財政部與央行主要官員在馬尼拉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新機制的設想，又稱“馬尼拉框架協議”，在APEC范圍內建立了“馬尼拉框架”集團，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及IMF協作進行經濟信息交流與經濟形勢監控，并確定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此外，東盟（ASEAN）10國強化彼此的監督機制，10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這一監督機制后被擴展到“10+3”監督進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財長會議上提出了設立“10+3”早期預警系統。2000年5月6日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又稱“清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將達到200億至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只要東亞外匯儲備中的10%至20%被用來作為地區基金，參加的國家就能夠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償危機，而不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任何幫助。一旦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將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同時還將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同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2002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和日本銀行總裁速水優在東京簽訂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顯示旨在穩定亞洲地區貨幣的合作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2)中級階段——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能在短期內解決外部沖擊與金融危機問題，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亞地區的金融不穩定，也難以保證東亞經濟在長期內的穩定增長，因此建立一整套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現階段東亞匯率合作的合理選擇既非歐洲單一貨幣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應當選擇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組建一個貨幣籃子，亞洲各國貨幣釘住一籃子貨幣。應當承認，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匯率制度，容易誘發投機沖擊，但由于東亞目前尚不具備高層次的區域貨幣一體化條件，只能開展低層次的區域匯率合作制度。當前東亞各經濟體實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隱蔽的較金融危機前寬松的釘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它雖然具備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承諾，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東亞各國應在匯率制度安排方面進行協調與改革，建立起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階段：加強東亞各經濟體匯率政策協調，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建立次區域的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促進次區域匯率穩定；在東盟經濟圈、中華經濟圈和日韓經濟圈的三個次區域之間建立固定匯率制，實現次區域貨幣一體化；建立整個東亞區域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制，構建東亞固定匯率區。
合作模式范文4
中國社會改革逐步推進和深入，文化體制改革漸進式發展，中國期刊也在積極謀求新的傳播環境下的生存發展模式。國際化趨勢導致本土期刊紛紛“走出去”，尋求海外合作。隨著傳媒公司逐漸跨越世界拓展經營活動，雜志產業國際化發展趨勢已經形成。一國的雜志在多個國家出版不同的版本，不僅成為一種可能，而且成為一種時尚。
一、海外合作是必然選擇
2004年，中國外文局開始實施外宣期刊“本土化”戰略性創舉。今日中國雜志社先后在埃及和墨西哥建立了中東分社和拉美分社，實現了秘魯版和土耳其文版的海外發行，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期刊海外合作發展模式。
10年來，“本土化”工作取得了不少值得分享的成功經驗。對象國政府高層、主要媒體的關注程度，讀者對中國信息渴求的強度，我駐外使領館的支持力度，都遠遠超出了想象。期刊發行量不斷提高，并以幾個海外駐點為中心向周邊國家輻射。
10年的本土化發展實踐證明，外宣期刊“本土化”的決策，符合外宣期刊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境外讀者的實際需求，不僅為外宣期刊在國外的出版發行探索了新的途徑，而且為中央大外宣戰略部署開辟了新的陣地，為提高對外宣傳的影響力和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做出了貢獻。
二、外刊成功登陸的啟示
中國是國外著名品牌極力搶灘的主力市場之一，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一方面享受著來自西方的大量奢侈品，另一方面希望通過時尚前衛的雜志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傳媒行業依托其成熟的海外發展模式，順利打入其他國家市場?？偨Y他們的海外發展模式，存在以下成功經驗：
首先，國際傳媒公司普遍重視品牌經營。為拓寬市場，國外期刊在品牌拓展的策略中注重國際化發展，積極向海外輸出版權，發行多個國際化的“本地文版”。著名的《德國國家地理雜志》自1946年創刊以來，秉承“將政治、科技、地理集于一體”的理念和決心，經過近70年的錘煉，借助旗艦雜志的品牌影響力，首創全球第一家全彩印刷地理雜志，《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更是其品牌延伸的典范。目前，雜志將自身品牌向圖書、圖片庫、教育產品、地圖、電視節目、網站等方面推廣，充分發揮了品牌強大的影響力。
其次，重視國際化人才培養。世界大型的跨國傳媒集團無一例外擁有全球最頂尖的人力資源，他們以一流的學識和能力為集團的發展貢獻力量。直接在海外組稿、編輯、印刷和發行雜志，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源，選聘熟悉國際期刊業游戲規則的人，達到進入海外主流媒體市場的目的。
再次，產業化經營模式比較成熟。期刊的產業化是在規模經營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外刊注重組建專業化的期刊策劃、發行、廣告公司，進行專業的期刊市場調研、定位及營銷策劃、期刊的發行、廣告業務等。業務的分工與獨立不但為期刊內容質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而且使得廣告、營銷更為專業，提高了整體效益。比如美國《財富》雜志，專門設有以總編輯為首的編輯系統和以總裁為首的經營系統，以確保編輯質量和經營收益。
三、海外合作模式探索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發展，中國的一批期刊雜志也已經成功登陸海外，與國際傳媒集團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合作。2003年8月，《讀者》授權美國大路文化傳播公司，組織其在北美地區的分印發行，這一舉措突破了僅僅依靠經銷商或國家出口公司的發行模式，標志著《讀者》成功登陸北美市場，創國內期刊之先。《中國國家地理》走出國門也取得不俗戰績，2002年，日文版的《中國國家地理》（又名《中國地理紀行》）在日本東京創刊發行。《女友》、《瑞麗》等女性時尚雜志也紛紛出版海外版，深入到海外華人社區。中國的IT、科普、時尚類品牌期刊與國際同類品牌的質量已經相當接近，既出現了《世界服裝之苑》這樣的與國際大刊同步的品牌，也出現了《時尚》、《中國國家地理》這樣中西融匯，本土與國際結合的品牌。
針對自身特點，今日中國雜志社也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海外合作模式，進行了大膽的嘗試：
第一，組建本土化策劃團隊。實現文版主編和本土顧問團隊密切合作，邀請境外媒體人撰稿，與當地通訊社保持良好交流，做到期期有重點，形成了各文版獨特的“本土化”特色。
第二，積極嘗試與海外期刊出版集團合作辦刊。2010年9月，《今日中國》土耳其文版首發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中國駐土耳其大使宮小生、土耳其外貿部長、土耳其數碼集團首席執行官參加首發式并發表講話。、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國外文局有關領導專程赴土耳其參加此次活動。該文版由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與土耳其當地傳媒集團合作出版，每期發行10，000份。以經濟報道為主體，為土耳其讀者提供實用信息。是目前中國唯一的土耳其文版期刊。
第三，與海外新聞媒體合作，借力網絡新媒體促成鏈接。2010年，墨西哥分社促成了墨西哥和秘魯國家通訊社墨通社和安第斯訊社與局屬中國網的合作，大幅度提升了外宣媒體在對象國的有效傳播。墨西哥坎昆國際氣候大會期間，網絡合作平臺及時準確地為中國媒體發出了中國聲音。
第四，多渠道合作拓展發行網絡。雜志不僅在墨西哥建立了完善的發行網絡，還批量打入中美、加勒比海附近全部未建交國家，形成了“北墨南秘”格局。近十年的發展，雜志發行覆蓋墨西哥境內全部32個州及主要公共場所，在墨西哥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讀者群。2009年10月，《今日中國》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了首發儀式，這是中國雜志首次正式進入秘魯主要發行渠道，也是中國的文化產品首次在秘魯全境同時發行，受到當地政府、媒體和各界的高度重視。為期刊日后向周邊的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等安第斯國家擴展構筑了平臺，也為期刊西文版“本土化”戰略在拉美地區發展的機構設置搭建了“北墨南秘”布局的框架。
四、海外合作的大有可為
從策劃、編輯和印刷、發行“兩頭在外”的格局，到當地媒體精英參與選題策劃和內容報道；從吸納海外力量設立辦刊分設機構，到與海外期刊出版集團合作辦刊。 如今，期刊“本土化”工作面臨的不再是如何走出去，而是思考如何走進去、走下去、走得更寬、走得更遠。
2010年10月，由《今日中國》雜志社出資修復的墨西哥城中國鐘舉行了竣工儀式。修復工程紀念牌匾上鐫刻著“適逢墨西哥獨立200周年，今日中國雜志社捐資修復”大字，還刻有雜志社社標和墨西哥城市徽。墨西哥城市政府網站、墨西哥新聞報、太陽報、方程式電臺、電視11臺等官方網站和主流媒體進行了報道。千年電視臺、34電視臺和墨西哥國家通訊社電視臺還進行過專訪。中國的中國網、新華網、人民網、人民日報、國際臺國際在線、英文中國日報、新民網、新浪網、科技日報電子版以及其他地方網站都對此進行了報道。為中國期刊的海外發展樹立了積極的國際品牌形象。
事實上，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海外華文媒體對祖國的媒體有著強烈的合作熱情，其中不乏在海外有著相當影響力的主流華文媒體。與此同時，國際傳媒集團也迫切需要在中國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開展雙方合作。 “走出去”應該是一個互利互惠的合作，而不是單純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成功的合作是雙方共贏的。對于引進方，引入國際上同類期刊中適合本地市場的內容，既可以彌補本地組稿的局限性，又能夠刺激雜志向國際化水準看齊；對于輸出方，既可以使自己的資源得到再次利用，獲得一筆額外的版稅收入，又可以擴大自己品牌的海外影響力和知名度。而最大的獲益者最終還是廣大的讀者，引進內容加強了期刊話題的深度和廣度，使讀者能夠接觸到更多更好的文化成果。這也是國內外媒體人合作的初衷和達成共識的根源。
（作者單位：今日中國雜志社）
合作模式范文5
2014年12月15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一頓看似尋常的早餐正在進行。
只不過，坐在餐桌上的是中國總理和時任哈薩克斯坦總理的馬西莫夫。
兩位總理吃的早餐雖然簡單，但彼此商定的內容卻相當“豐盛”。他們圍繞“中哈產能合作框架協議”達成了初步共識，這是一份總價值達180億美元的大單。
這頓被媒體稱為的“天價早餐”，不僅是中哈產能合作計劃的起點，也是總理一年間不斷豐富的“國際產能合作”的起點。
“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將中國制造業的性價比優勢同發達經濟體的高端技術相結合，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優質優價’的裝備，幫助他們加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以供給創新推動強勁增長?！笨偫碓谟督洕鷮W人》雜志上發表的署名文章里寫道。
從冰天雪地的阿斯塔納到驕陽似火的吉隆坡，國際產能合作正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
2015年5月，總理在巴西首次提出中拉產能合作“3×3”新模式。
一個月后，總理出訪歐洲，國際產能合作的成績單進一步豐富：中國與比利時簽署12項雙邊合作文件，金額超過180億歐元；中法兩國政府共同發表了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聯合聲明和中法核能合作聯合聲明。
截至2016年7月，中國已經同20多個國家簽訂了產能合作協議，還同非盟、東盟、歐盟、拉共體等區域組織對接，借助多種平臺為國際產能合作創造條件。
與此同時，國內各地也使出渾身解數，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其中，不乏一些優秀案例，值得學習借鑒。
比如，中馬欽州產業園和馬中關丹產業園的“兩國雙園”合作模式，在互利共贏方面，成效有目共睹。
再比如，新疆的特變電工公司，把握住世界能源互聯網建設的機遇，成功轉型為國際產能合作的制造業先行軍。
對致力于打造開放型經濟的重慶來說，國際產能合作的勢頭也相當不錯。2016年1―6月，重慶新增國際產能合作投資項目23個，投資合同額5.2億美元，占同期全市對外投資合同總額的42.7%，增長7.7倍。
合作模式范文6
目前，全球已有多家運營商推出了IPTV業務，并憑借豐富的服務內容和多樣的服務方式打破了傳統有線電視運營商的壟斷。如法國電信的M aligneTV設立了80個頻道的IPTV節目，并提供視頻點播、時移等更具有自主性的收視體驗。
在國內，固網運營商也將IPTV作為了一種重要的轉型業務，并從2005年開始在上海、杭州、哈爾濱和廣東等地開始進行IPTV的試驗和商業試用。與此同時，廣電部門也調整了電視的發展思路，電視的發展正從傳統的電視向多媒體電視方向發展。
合作是根基
目前我國IPTV產業鏈各環節基本齊全，相關企業紛紛產生，相互之間的合作也越來越頻繁，因而探索不同企業的合作模式，創新有市場前景的新業務模式已成為發展IPTV產業的根本問題。
IPTV是網絡融合、業務融合的產物，需要企業間的合作。IPTV產業鏈是一條固網與廣電交叉在一起的產業鏈。涉及的角色主體包括內容提供商、內容運營商、網絡運營商、終端商和最終用戶。固網廣電原產業鏈中的各個環節在新產業鏈中被賦予新的內涵，固網與廣電共同占據主導地位，形成IPTV產業鏈的雙核心模式。IPTV的發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強大的技術力量，僅依靠固網業或廣電業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順利達到目標，合作是IPTV價值鏈的根本。
合作各方需明確定位與目標
實際上，當前固網運營商最缺乏的資源是內容，所以其需要與政府、內容提供商(廣電)、內容運營商(SP/CP)加強合作。但由于三類合作伙伴實體在IPTV業務合作中所投入的資源和關注的要素不同，導致他們在IPTV業務合作中的定位與目標也具有差異性。
地方廣電系統是IPTV業務運營中影視內容資源的重要提供者和整合者，也是IPTV與數字電視協調發展的關鍵推動者。
地方政府部門對IPTV有期待，希望以IPTV業務平臺和基礎網絡資源為依托，推廣行業或者領域信息化建設，提高社會與經濟效益，提升部門工作政績。
SP/CP是IPTV業務運營中內容資源的提供者，相關固網增值服務的開發者和運營者。他們專注于某幾項業務領域的內容集成、產品開發和業務運營，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企業盈利為根本，不斷提升企業經營業績。
IPTV業務合作方能夠投入的資源
在IPTV業務合作中，涉及的主要資源投入包括內容、牌照、品牌、業務平臺、營銷渠道、客戶資源、基礎網絡、人員、政策及資金等共十項。在三類合作伙伴中地方廣電系統能夠投入上述列舉的全部資源；地方政府部門則以內容、客戶資源、人員、政策和資金作為主要的投入資源；SP/CP則能夠投入除了牌照、基礎網絡、政策之外的其他七項資源。
在IPTV業務合作中關注的關鍵要素
在IPTV業務合作中，合作伙伴通常應考慮的關鍵要素包括內容提供、內容管理、品牌建設、業務平臺、定價模式、計費模式、營銷方式、客戶管理、分成比例及客戶服務等共十項。其中，內容提供、定價模式是三類合作伙伴都共同關注的要素；內容管理則主要是地方廣電系統、地方政府部門所關注的要素；品牌建設和分成比例則是地方廣電系統和SP/CP所共同關注的要素。除去上述比較共性的關注要素外，SP/CP經過多年在互聯網經濟的洗禮與錘煉，他們對業務平臺、計費模式、客戶管理也都格外關注。
探索IPTV商業模式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廣電、政府、SP/CP擁有不同的資源，固網公司探索IPTV新的商業模式必須以合作為基礎，以創新為目標。在合作階段，IPTV的核心問題是產業資源整合與價值鏈合作，包括不同行業資源的整合，不同企業的合作和通過合作與合資創新的企業；在創新階段，IPTV的核心問題是商業模式探索與業務創新，包括探索不同企業的合作模式，創新具有市場前景的業務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