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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范文1
關鍵詞：農民工； 現狀；再就業
一、農民工問題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黨的十提出，要深化體制改革，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黨的奮斗綱領。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三者之間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則是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有9.2億農民，占全國人口總數的70%多；有5億多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50%。 “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問題的解決，農村的穩定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發展與穩定。農民工大約2億分布在國民經濟各個行業，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帶回資金、技術和市場經濟觀念，直接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一步做好農民工工作，對于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和順利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農民工對社會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農民工問題的解決直接關系三農問題的解決，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穩定。
二、三農問題――農民工的現狀
我國農業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人均收入相對較低，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且根據國際經驗，進入目前我國的發展時期也就意味著進入社會問題多發期、社會結構最不穩定時期，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產生不和諧現象。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距離整體性解決的目標，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作為農村勞動力生力軍的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資偏低，被拖欠現象嚴重；勞動時間長，安全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職業病和工傷事故多；培訓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困難，經濟、政治、文化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我們從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的調查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以及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2005年的調查數據進行比較，分析農民工的生存狀況。
（1）農民工年齡青壯年占據一半以上，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低，初中文化及以下占絕大多數。又根據2012年全國勞動統計年鑒，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或者說未完成9年義務教育人數比的統計結果是，云貴川渝藏比率分別是53.4%，50.6% ，40.6%，38.6%，75.2%，均高于全國27.3%的平均數。
（2）農民工技術單一，所在行業集中在制造業和建筑業，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局限性是他們就業的最大阻礙。
（3）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農民工受到拖欠工資的困擾。他們自身的角色意識上希望成為城里人，但是與現實中自身的社會地位不高形成強烈的反差。這些問題引發了不少社會矛盾和糾紛，成為了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解決好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三、農民工問題根源探究
（1）經濟結構方面的原因。國家經濟結構布局不合理，中西部經濟發展部平衡，沿海內地差距大?？陀^上造成農民工就業難度加大，無法實現本地就業。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政策加大城鄉差距。長期以來農業現代化水平低下，農業內部結構不科學，區域發展及其不平衡，尤其是在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狀況仍然相當落后。農民收入難以提高，生活物資價格上漲，醫療，教育費用提高，農民生活生存成本提高，壓力增大。無奈之下只能背井離鄉謀求生計。然而農民工并沒有輕松的在異地他鄉找到合適的收入可觀的工作。
（2）相關的職能服務不力。首先，國家在城鄉就業服務方面，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制度化的，效率化的服務機制。宣傳力度不夠，導致很多農民工基本不知道有這樣的途徑，再就是監督機制缺乏，導致不法機構和個人趁虛而入，騙取農民工的錢財。據調查顯示，75.6%的農民工在尋找工作時，沒有使用過政府組織和職業介紹機構，85.4%的農民工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使用過親戚、熟人和老鄉等個人關系，82.3%的農民工獲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親朋好友等個人關系，只有4.2%的農民工獲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過職業介紹機構和政府組織， 而5.8%的農民工則是通過街上張貼的招工廣告作為尋找工作的主要渠道。
（3）社會缺乏對農民工的關心和幫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組織，集團以追逐利益為本，形成各種利益集團。例如：地方利益集團，行業性利益集團、等級利益集團、特權性利益集團和暴發性利益集團； 交通，鐵路、建筑業，電信、石化等都已形成了各自的行業利益集團。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積聚財富，然而對于社會中下層的利益卻不予扶持。
（4）農民工本身的原因。農民工本身的知識結構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無法滿足更高層次工作崗位的要求，就業領域狹窄，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年少的男子在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負擔學業的情況下，無法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教育不先行，經濟能力則不可能提升。這樣勢必形成惡性循環：窮不思教，不教愈窮。
四、農民工再就業渠道探索
（1）嚴格監督制度，落實扶農助農政策。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真正掌握市場動態，了解農民需求的服務機構。逐步調整城鄉的一系列關于養老，醫療，戶籍，教育制度。讓農民工變城市人不再只是夢想。調整優化地區經濟結構，因時因地制宜，讓農民工能不出本地就能找到滿意的工作。例如，在工業區，可在規范區域內設置服務業，讓工業區的生活便利的同時也落實了一批人的就業問題實現雙贏。
（2）利用社會輿論的強大引導力量，可適當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國家扶持傾斜政策等鼓勵為農民工就業起到積極作用的企業。鼓勵正能量關注農民工就業問題。引導社會各界關注農民工的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3）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農民工就業困難，通過中職學習或就業培訓等提高農民工的技能和知識。
三農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范文2
現階段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實質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勞動生產率問題和城鎮化問題.20世紀40年代末，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僅從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得到較大幅度增長，其中的﹁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的數量不能隨著農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應減少，從而嚴重地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人都擔心我國農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農民脫離農業的速度跟不上，使農民蒙受難以預料的損失。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國農業結構的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我國農業領域里沉淀了過量的勞動力，這是農民依靠農業增收困難的深層原因。與此相聯系，由于我國農業的就業份額過高，導致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從1990年的4倍，擴大到2002年的5.3倍。這表明這段時間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應當如何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純收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時，幾乎都談到物化勞動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要大于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頁)，在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著投資報酬遞減趨勢，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投入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多余的勞動力未能轉移到農業以外的其他領域，則必然造成潛在的待業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農業勞動力都投在數量固定甚至日趨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種因為農業活勞動投入量過多而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偏低，實際上是屬于不充分就業。這就說明了，對我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農業部門中，僅僅節約勞動時間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富余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才有可能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農業生產要素(諸如土地、勞力、資金)的配置起著調節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設土地的邊際效益遞減了，就會有資金(技術裝備的貨幣形態)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在于優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國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價格甚為低廉，而其他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則是較為昂貴的，從而使得勞動力要素很難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勞動力則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使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近年來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趨于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率都產生不了，資金也就很難進入農業領域，在農業中物化勞動替代活勞動，資金替代勞動力的機制，也就很難形成。
本來，在難以改變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的另一條途徑，就是通過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重新調整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讓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擁有足夠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城鄉非農業部門的擴張，還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這就很難在短時間內為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與此同時，我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關系相當緊張，對于大多數地區的農民來說，除了土地，還沒有其他穩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進一步說，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下，耕地所承擔的農民福利保障功能，遠遠“超越”了耕地所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必然高于效率原則。這就必然極大地限制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綜上所述，當前制約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要素的流動不能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由于市場取向改革目標還漢有到位，市場體系發育還很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還沒有完全消除，使得農村嚴重過剩的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力)流不出去，農村甚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和人才)流不進來，一句話，正常的生產要素流動嚴重受阻。這是近年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增長趨于緩慢以及農村經濟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權和發展權還給農民?；仡欀袊r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即中國農村必須經歷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導農民最終走上富裕的道路，從根本上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三農”問題。第一次是從僵化的農村體制下解放出來，把生產經營啟還給農民；第二次是從極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來，在農村地區發展二、三產業。這兩次變革已經基本上完成，現在正經歷著第三次變革，即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城鄉一體化，使農民同市民一樣，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二、統籌城鄉發展與壯大縣域經濟
從理論上說，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而如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有個突破性的提法，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是很有針對性的。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是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的，但為什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過去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以及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僅僅把眼光局限在“三農”本身，即就“三農”論“三農”。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新的提法突破了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舊框框，站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來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最近又出現一種傾向，即有些同志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簡單理解為跳出“三農”抓“三農”：即解決農業問題靠工業化；解決農民問題靠市民化(把農民變市民)；解決農村問題靠城鎮化。這種觀點有對的一面，但還不夠全面。正確的提法應當是：跳出“三農”抓“三農”與立足“三農”抓“三農”相結合。從我國國情出發，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和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三農”問題也不可QB得到解決。所以，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及“三農”問題時，是用兩句話來概括：即“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集中表現。
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相對于城市，農村所蘊藏的潛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如何，在農村這個遼闊的區域內，總是蘊藏著比城市豐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級產品、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不僅如此，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多部門、多層次、多功能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現代化的逐步推進，在農村區域內將會集中全國相當一部分工業、商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和其他服務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繁榮，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這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年末預報統計，2003年全國鄉鎮企業將實現增加值36600億元，支付勞動者報酬9000億元(農民人均910元)，吸納就業人員1350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28%)。從總體上說，我國縣域經濟還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也可以說是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這就決定了縣委、縣政府要把農村工作作為各項工作的中心，縣域經濟要以農村經濟為中心。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其落腳點應放在縣、市，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直接操作平臺。還須指出，縣域處于城鄉結合部，是城鄉匯合點，因而應該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與城鄉協調發展相比，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強調的不僅僅是城鄉共同發展，而且是城鄉相互融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互動式發展。從實際解決“三農”問題以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縣(市)這個層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為宏觀和微觀的結合部，在發展規劃的制定、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開發重點等一系列發展重大問題上，縣(市)都具有相對的、較大的自；其次，作為承上啟下的行政管理層次，具有比較完備的管理職能，Q8夠有效地調整縣域內各產業之間的關系，統一各部門的力量，兼顧縣(市)、鄉(鎮)、村三個層次，履行統籌、協調、組織、服務功能，統攬縣域經濟發展全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始終堅持“強省先強縣(市)”的原則，走出一條專業市場、塊狀產業和小城鎮建設相互促進，發展縣域經濟的獨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個縣、24個縣級市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10億元，占全省的71%；財政收入達283億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農村有2／3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農民純收入增量中有80%來自非農產業。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不僅迅速推動浙江省成為全國的經濟大省、經濟強省，其在全國的排位，從第十二位進入前四位，而且顯著提高了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18年居全國第一，這正是發展縣域經濟的結果。
三、統籌城鄉發展與小城鎮建設
長期以來，在城市化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即認為城市化是為了解決現有城市建設發展速度問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設上，雖然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規模都有很大發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卻明顯滯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視了農村自身的發展以及在農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就涉及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論及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實質是什么?我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指它是和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句話說，城鎮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逐步優化城鄉人口結構，為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所必需的環境條件。如果說，以往發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運行的，始終沒有顧及“三農”問題的解決，甚至是以損害“三農”為代價；那么，當今的小城鎮建設則是著眼于解決“三農”問題的。也就是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核心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核心是城鎮化滯后。從黨的十六大報告的體系看，關于加快城鎮化進程的要求，都是結合著繁榮農村經濟的內容提出來的。
小城鎮是一個區域性概念，從狹義的小城鎮概念出發，小城鎮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鄉村的特征。小城鎮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個中心點為依托，以中心至輻射點為半徑所構成的區域網絡。所不同的是小城鎮的輻射點是周圍的村。換句話說，小城鎮最大的特點是建立在周圍鄉村的基礎上，作為小城鎮中心的鎮，它的形成、發展與周圍鄉村發展的特點，乃至興衰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20多年來，蓬勃發展的小城鎮已經成為區域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擔當起帶動廣大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任，在農村居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富裕起來的農民，要求既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又得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鎮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小城鎮建設，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設施，極大地豐富了農民精神生活，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小城鎮的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因素。作為我國廣義城市的重要構成部分的小城鎮，不僅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當地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聯結大中城市和農村的橋梁。因此，小城鎮不僅要發展成為吸納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輻射的地區，同時也要建設成為具有一定輻射和帶動能力的農村區域經濟文化中心。
對中國來說，發展小城鎮是個大戰略，也是逐步變農村為城鎮、變農民為市民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是與農村工業化、農民職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織、同步運行的過程，是城鄉經濟發展、農村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其基本動力則是農村工業化。反過來，小城鎮建設又會大大推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中國一直停留在農業社會，農民太多是其貧窮的根源，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就要讓農民減少下去。不把農民變非農民，中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而小城鎮分布于廣大農村之中，既具有農村的某些優勢，又能發揮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設得好，對周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可以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棲息地和向城市化過渡的前沿陣地。況且，隨著小城鎮的發展，還可以逐步提升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幾年，國家城建部門在重視大中城市建設的同時，已經開始把重點放在鞏固、提高現有小城鎮方面，并在這個基礎上建設起一批起點較高、經濟和社會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鎮，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為依托、縣城為龍頭、小城鎮為網絡的城鎮化體系。這就是理想的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之路。
我國人口眾多，又處在經濟體制變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雙重轉折時期，無論是農村或者城市，就業壓力都相當大。這就給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帶來特殊的困難，這就決定了實現城鎮化目標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漸進的社會轉型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城鎮化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就業形式也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相當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轉移方式。這是和我國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的。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土地不僅僅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且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對較高的經濟收入為目標和動力，因而基本上屬于一種經濟行為。一旦城市失去就業機會，或者城市就業成本過高，他們就會退回到農村，因為農村還擁有長期而又穩定的承包地。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要加以分析的“農民工”問題。“農民工”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稗r民工”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和城鎮化的本質要求相背離的。許多“農民工”雖然在城鎮打工多年，卻始終是城鎮的邊緣群體。他們和原有城鎮職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勞動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勞動，也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由于有城市戶籍的正規就業職工的利益是剛性的，他們的工資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趨勢；農民工的利益則沒有保障，同時由于進城“農民工”隊伍越來越龐大，數量越來越多，供大于求的趨勢有增無減，使得“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越來越低，更談不上享受原有城鎮職工的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雖然已經從農村走向城鎮，卻不被城鎮所完全接納。這就不難理解，“農民工”現象的出現，是與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聯系在一起。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城市化理念。傳統的城市化理念是產生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體制。在以往的一個相當長時間內，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完全獨立于農村而運行的。這就使得迅速增加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被城市所吸收。而目前我國正在進行著的城鎮化進程中，卻直接面對的是廣大農村，九億農民。在這種新的背景下，城市化的理念就必須更新，即不能僅僅理解為“單向城市化”，還應當理解為農村通過自身的發展以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逐步轉化為城市?！皢蜗蜻\動”必然是少慢差費；“雙向運動”必然是多快好省。由此決定了我國城鎮化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農村。只要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就會逐漸意識到，我國城鎮化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與其說是在城市，不如說是在農村。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就必須致力于農村的現代化。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忽視了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三農”問題終究不可能得到解決，更談不上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我國城鎮化進程，包含著農村人口自身的生活消費方式、閑暇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價值標準及接受現代文化傳播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各種因素在內的變化，其實質是農村社區生產力結構、生產經營方式、收入水平與收入結構、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人口素質等方面與城市文明逐漸接近、趨向同一的歷史過程，是城鄉差別逐漸縮小，并最終走向城鄉一體化的歷史過程。在城鄉差別還相當懸殊的情況下，要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當艱難的。而小城鎮又是農村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離開了小城鎮的發展，離開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農村經濟就繁榮不起來，城鄉差別就很難縮小，更談不上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
三農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范文3
關鍵詞：構建；“三農”問題；金融體系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問題，黑龍江省作為農業大省，全國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之一，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而解決“三農”問題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解決“三農”問題上有其獨特的優勢。良好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對加快農村發展、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黑龍江省“三農”問題的表現
目前，黑龍江省的“三農”問題突出表現在：一是農民收入問題。農民收入低、增收難、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大，導致農民的經濟利益得不到有效維護，農民的平等權利得不到保障。這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二是農業產業化問題。農業發展缺乏有效的企業拉動力，缺少較強的龍頭企業，現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夠。三是農村建設問題。主要是三個落后：基礎設施落后、科技文化落后、鄉村面貌落后。這三方面的問題實質是農業和農村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反映，是城鄉二元結構長期積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如不盡快解決上述問題，從長期來看，不利于社會穩定，從短期來看，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這將大大影響黑龍江經濟的發展，阻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黑龍江省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黑龍江省農村金融體系在解三農問題，支持農村經濟發展諸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還是及其有限，還存在著許多問題：
1.黑龍江省農村信用社在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村經濟方面發揮了主渠道作用，但農信社自身仍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1）目前，黑龍江省市(縣)的農業銀行在農村的機構網點已全面收縮，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性經營業務伴隨著國有糧食企業改制、糧食流通市場化已逐步萎縮，郵政儲蓄不斷從農村抽吸資金，已經造成了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和“一社難支‘三農’”的局面。
（2）農村信用社為“三農”服務的政策性與其商業化經營模式之間存在矛盾。黑龍江省農信社的發展歷史證明，在經過多次的重組和長期的行政計劃管理之后，農村信用社從內容到實質都不再具備合作金融的特性，已經變為按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運作，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組織。另一方面農信社又承擔著部分政策性的支農任務，并為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農村信用社成了一個矛盾綜合體，多元目標沖突。農民對農信社既沒有控制權，也沒有管理權和收益權，導致農信社產權關系模糊、所有者缺位、尋租現象嚴重，最終發展偏離了設立時的初衷。
（3）農村信用社農貸業務以糧食生產貸款為主，規模化養殖及農產品加工營銷難以得到貸款，農村中小企業基本得不到貸款。目前，農村信用社貸款主要用于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以種植業小額貸款為主“春放秋收冬不貸”，貸款方式為3—5戶聯保，額度一般在3 000—5 000元之間。養殖業貸款占農業貸款額的比重在10%～30%之間，主要用于支持當地發展禽蛋業、奶牛養殖業，最高額度在1—3萬元之間，采取抵押聯保方式，多為一年期。農村中小企業貸款、籌資更為困難。
2.農村消費型貸款處在起步階段，民間借貸比較普遍。除農業擴大再生產外，農戶迫切需要的住房貸款、個人消費貸款和助學貸款等分期償付的中長期貸款，目前仍然很難從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貸出。民間借貸（當地稱“抬款”）現象比較普遍，一般由親屬、朋友擔保，利息都在一分以上。
3.財政轉移支付項目少，地方財政基本上為“吃飯財政”，對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展的支持力量微弱。目前，中央與省級財政對市(縣)支持主要是轉移支付項目，包括糧食補貼、退耕還林補貼、人畜引水補貼等，而農田水利設施、村莊道路硬化、農村社區環境治理、農村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投入短缺、支持渠道缺乏，已嚴重制約了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
總之，黑龍江省的農村金融支持作用，僅處在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推進階段，與廣大農戶、企業以市場為導向發展規模化生產的強烈需求極其不相稱，由此形成了三個不銜接，即“零風險貸款”供給與風險和收益并存的農業產業化資金強勁需求不銜接，農村金融機構的“恐貸”、“懼貸”行為與農戶、企業強烈的貸款作為不銜接，農村金融自身發展壯大與農業經濟發展、農村社會進步的不銜接。這種由于金融供給方式不合理制約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格局，必須要采取措施加以打破，形成新的供需銜接、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經濟增長方式。
三、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要求的高效新型農村金融體制的建議
充足到位的資金供給、高效便捷的信貸經營模式和基地企業規模帶動是黑龍江省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為此，如何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要求的高效新型農村金融體系是解決黑龍江省“三農”問題的關鍵。構建一種以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發行為主體，以其他金融組織為補充，以擔保、保險企業為保障的新型農村金融體系，必將促進我省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穩步提高。
1.明確全省各金融機構為“三農”服務的義務，理順相互間的資金關系，形成農村資金的良性循環機制。落實各商業銀行服務“三農”的義務，按其新增貸款的一定比例發放支農貸款，對投向龍頭企業的貸款比照農信社貸款利率的辦法實行一定幅度的浮動。進一步發揮農發行的政策性信貸支持作用，調整職能，擴大對農業、農村的服務范圍，開辦“三農”貸款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信貸業務，做好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扶持貧困地區發展，農業產業化等方面的工作；農業銀行要繼續堅守農村陣地，按商業化原則做好農業信貸工作，轉變觀念，講求效益，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尋找機遇，創新思路，辦好信貸扶貧業務，大力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推動農村城鎮化建設、支持鄉鎮企業和農村中小企業等等；人民銀行要繼續運用支農再貸款提升農信社支農后勁；農信社要結合雙流農村居民非農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等新情況，把服務“三農”作為業務經營的第一要務,把農民增收作為業務經營的根本出發點,把扶持農業產業化經營作為業務經營的主要突破口，集聚信貸資金，結合優惠政策，積極調整信貸結構，不斷增加貸款投入，努力提升金融服務，實現支農社會效益與自身經濟效益的“雙贏”。
2.深化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發揮農村信用社支農主力軍作用。深化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因地制宜改革農村信用社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把農村信用社真正辦成由農民、農村工商戶和各類經濟組織入股，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實行自主經營、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社區性地方金融機構。
3.落實國家扶持政策,增強農村信用社主力軍作用。政府要解決農信社的政策性虧損。建議國家對農村信用社開辦保值儲蓄而多付的利息給予補貼，并對農村信用社歷史遺留的和因承擔政府行為所形成的不良資產給予剝離。在稅收政策上建議適當給予一定的扶持。調整信用社的稅收政策，減征或免征農業貸款利息收入的營業稅，以減輕其經營包袱，使其輕裝上陣，更好地發揮支農主力軍作用。地方財政應對支農貸款進行財政貼息。
4.適度放松農村金融的市場準入條件，允許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合法化，重點支持農民自主參與的各種形式的合作金融，以增加農村金融的服務供給。在大部分農戶和農村企業普遍缺乏擔保抵押品的情況下，發展民間金融可以有效利用民間的鄉土信用資源，為解決農村融資難問題服務。此外，還應探索發展農業保險、大宗農產品期貨、農村存款保險機制，調整財政和金融政策等支農方式。
5.探索建立適應農民和農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業發起的小額信貸組織。民間借貸現象普遍存在，證明切實存在民間金融市場，民間借貸有利可圖。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中，一部分農戶、企業先富裕起來、手中握有資金，一部分農戶、企業急需發展資金，由此必然形成民間借貸。因此，應規范發展民間金融組織，著手建立貼近農民和農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業發起的小額信貸組織，培育新型的農村金融市場競爭主體，解決農村發展資金緊張問題。
6.抓住契機，從根本上緩解農民和農村企業貸款擔保問題。積極促進各級政府和財政落實預算，安排專項貸款擔?；?，盡快成立農村貸款擔保機構。根據農村和農業生產的特點，嘗試推進動產抵押、倉單質押、權益質押等多種形式的擔保方式，精簡程序,增強可操作性。探索建立以信用鎮、信用鄉、信用村、信用企業、信用農戶及信用個人為主線的農村信用資信、信用等級體系,在有效防范信貸風險的條件下，便利農民擔保與受貸。其次，鼓勵支持建立“會員制”、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的金融企業，采取“自愿入股、滾動發展、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改變過去單純的“資產抵押”為“資產資金雙抵押”，為股東提供股本多倍的貸款擔保額度和其他經濟合同的擔保。
7.建立和創新農村和農業保險產品。探索建立農村和農業保險產品，開發一些費率比例低、農民又急需的養殖業、種植業、抗災、農業運輸等方面的險種，既可使其成為農業保險新的業務增長點，又可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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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范文4
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民增收，是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其意義重大深遠。促進貧困農民脫貧致富，解決“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增收。
一、農民增收滯緩的現狀
近年來，雖然我國耕地和糧食播種面積有所減少，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但糧食總產量仍然呈增長態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農民并沒有因農產品豐收而增收，相反出現收入下降趨勢，出現了糧食增產不增價，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現象。我們調查走訪了衛輝市獅犳頭鄉水峪村、封邱縣黃德鎮、輝縣市盤上村、沁陽市紫陵鎮塢頭村，盡管這里的農民千方百計挖掘土地潛力，像繡花一樣耕耘土地，但收入了了。的確，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單純依靠增產已經難以成為農民增收的因素，財政投入對農民增收的邊際效應降低，利用提高農產品價格政策增加農民收入的空間和作用越來越弱，農民收入增幅明顯回落，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歷史的經驗證明，農民收入上不去，就會農業衰退，農村落后，這時即使城市有些現代化，根基也不穩，甚至使整個社會不穩定。由此可見，解決農民增收難問題迫在眉睫。
二、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
制約貧困地區農民增收的因素，是自然條件、歷史沉積、體制機制、政策安排、工作方法、人的素質和領導意識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惡劣的地理環境及旱、澇、蟲等自然災害；農業生態環境惡化，水土流失面廣，耕地數量減少，質量下降，環境污染嚴重；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變化；農業生產周期長；農產品市場波動劇烈，農民增收日益受市場約束；農業人口多、人均資源量少，生產分散經營；和農民信息不靈技能缺乏；農業生產成本高，利潤??；國家對農業的資金投入、技術支持不足；非農產業發展速度較慢，城鎮化進程滯后，非農收入較低，勞動力轉移困難，增收渠道不寬等等因素。當前，影響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表現，但是，拋開個別地區的個別情況，我們將以上影響農民增收的共性制約因素分門別類，劃分為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一）社會因素(Y1)1.農業人口多、人均資源量少，生產分散經營(Z1)。2.國家對農業的資金投入、技術支持不足(Z2)3.非農產業發展速度較慢，城鎮化進程滯后，非農收入較低勞動力轉移困難，增收渠道不寬(Z3)。（二）自然因素（Y2）1.惡劣的地理環境及旱、澇、蟲等自然災害(Z6)。2.農業生態環境惡化，水土流失面廣，耕地數量減少，質量下降，環境污染嚴重(Z5)。3.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變化、農業生產周期長的特點與市場波動劇烈的矛盾(Z7)。（三）經濟因素（Y3）1.農民增收日益受市場約束和農民信息不靈，技能缺乏的矛盾(Z4)。2.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變化、農業生產周期長的特點與市場波動劇烈的矛盾(Z7)。3.農業生產成本高，利潤薄(Z8)。
三、農民增收制約因素的定量分析
當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有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需要我們作深層次的分析，然后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對癥下藥。解決好“三農”問題。在此，本文根據上述分析，建立農民增收制約因素的層次結構模型，定量分析農民增收問題。（一）分析建立如下農民增收制約因素的層次結構模型。原因或者說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以往認為的農產品供給充裕，價格下跌造成的，更主要的則是經濟規律與宏觀經濟環境發展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農產品供求結構格局的變化（Z7），非農產業發展速度緩慢與城鎮化進程滯后，農民非農業收入銳減（Z5）以及農業生態環境惡化（Z3）等。這些因素排在前列，構成了農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而自然災害、政策資金支持、農業生產成本等責任和社會因素排序靠后，已經不再是制約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而退居次要地位。由上面結論知，該模型分析的結論與農民增收制約因素的作用大小現實相吻合較好地反映了現階段中國貧困地區農民增收問題的現實狀況和特點。當然，中國貧困地區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不僅只有如上八個，例如，農民自身的科學文化素質及思想觀念、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也是制約因素，還有一些特殊地區的特殊制約因素等。即便是本文所列的上述八個因素中，在特殊地區某個因素也可能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例如在西部地區，干旱這一自然因素可能就是主要因素了。這些情況，因其不具有一般性，故不再本文分析之列。
三農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范文5
[關鍵詞]“三農”問題城鄉經濟一體化和諧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分化和發展不和諧問題凸現出來。其中城鄉分割、工農失調與城鄉發展不和諧不僅是國人關注的“三農”問題的實質，而且也關系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探索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協調發展的新途徑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出路。
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我們在解決“三農”及城鄉一體化等問題時面臨著極為沉重的體制障礙。一方面農村經濟基礎薄弱，人多地少，資本積累與投入不足，產業化和市場化程度較低；另一方面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大量資金源于農業積累、農業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經濟和城鄉二元體制約束下，“三農”問題不可能單純靠中央轉移支付和從農業內部得到解決。就實施城市工商業向農業產業的滲透和擴散，最終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協調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
一、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
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農村地區面臨著嚴重的資本困境，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下降，兩者的脫節和摩擦更加嚴重。在討論反哺政策時，總是強調向農村、農業“輸血”是不夠的。必須充分地培育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和競爭能力。另外，由于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著信用質量低下，民間金融萎縮，農業產業缺乏競爭優勢，因而汲取資金的能力極其脆弱。相反，由于工業相比于農業具有普遍的比較優勢，農業資本從農村“外逃”至城市經濟。這表明農村金融的脆弱性極其嚴重，其影響農村金融體系的造血和輸血功能。為此加快金融體系創新，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資本困境問題，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央政府通過財政制度改革提升國家財政能力，對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對農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F有的政府主導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出現梗阻現象，通過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種手段建立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對于農村地區的發展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二、農業發展的技術支持
農業發展必須走科技之路，這是我國人多耕地少的國情選擇，也是產業結構優化的自身選擇。基于我國科技對農業支持的現狀、特點和趨勢，結合國外和農業發達地區的先進經驗，我國應主要強調生物技術、化肥技術和農藥技術以及農產品加工技術對農業進步的影響。具體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建立農業項目科技進步基金；重視農業政策對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技術推廣的影響或作用；建立和形成對農民進行有效技術培訓的制度保證；建立農村科技合作網絡；加強農業技術專家的隊伍建設。通過科技支農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發展科技農業，優化農村產業結構。
三、農業發展與人力資源配置
由于體制的、歷史的、制度的原因，“城市偏向”的慣性思維和慣，使得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長期不足，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偏低，農業科技人員數量少且逐年遞減，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培訓薄弱。由于醫療衛生條件差，農民“因病致貧”現象嚴重，使得更多學有專長的人尋找一切機會離開農村，到城市發展。人力資本存量不足已經成為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人才短缺制約了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影響了農村科技的進步與應用，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層次造成不利影響，從根本影響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鼓勵城市學有專長的技術人才和企業家到農村發展，實現城鄉知識、信息、技術和人力資本的共享，優化城鄉勞動力結構和技術結構，提高城鄉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大農村人力資本的投資，建立合理的投資機制將對促進農村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四、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
農村的發展不僅依賴傳統農牧業，如種植業、養殖業的產業化和市場化，而且還應引入新型的農業部門，如觀光旅游農業、休閑農業、教育示范農業、體驗農業、海洋農業、無土種植農業等，融生產、生活、社會與生態等多種功能于一身，從而在傳統農業內部發展出一個多功能、多形態的農業集成體系。隨著我國市場準入的擴大和開放型經濟的縱深發展，農村經濟結構、主要農產品供求結構、農民收入結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并在區域上呈現了差異，因此，創新農業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使農業產業結構向市場縱深發展；農業經濟向第二、三產業滲透，構造組織體系與生產經營方式的聯動機制，充分利用農業自然力的比較優勢，通過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農業“產業集”，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
五、農業產業化與組織創新
農業產業化是一種綜合經營體制，是城鄉互動和彼此協調發展并不斷向外溢出技術、擴展社會資本的動態過程。借助一系列中介組織（如農業種植協會、龍頭企業等），把各類產品鏈、產業鏈、價值鏈延伸到市場，才能在農民、農業和農村中分離出異質型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并從農業內部發展出不同的專業化經濟組織，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根本轉型，最終徹底解決“三農”問題。其中，產業鏈的構建成為農業產業化的核心環節。從制度和組織安排的方式上看，存在著兩種基本模式：合作社和“公司+農戶”。合作社大多是中、小農戶自愿聯合，集體加工或銷售?！肮?農戶”模式一般是以經營農產品加工和購銷業務的公司為核心，吸收附近農戶組成生產基地，實行生產、加工、銷售的一體化。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總結我國農業產業化實踐探索最優組織模式。龍頭企業帶動型組織;中介組織帶動型組織;專業市場帶動型組織;主導產業帶動型組;科技帶動型組織。
六、工業反哺農業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經濟增長，我國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在反哺過程中建立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工農協調、城鄉統籌發展的“反哺與互動傳導機制”，把反哺看作是“直接反哺”和“間接反哺”的統一。前者是“政府有形之手”通過政府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改善農民的收入結構、改進農村公共設施，實施優質的主糧生產區工程。后者是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通過農業產業化政策，培育農業的自生能力。與此同時，政府采取貸款優惠和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城市工業向農民、農業和農村提供知識、技術和產業服務，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和工農產業的協調發展。間接反哺是把以農業、農村為依托的農業產業延伸至城市經濟的專業化分工體系與以城市工業為依托的向農業產業滲透和擴展的專業化分工體系聯接起來，更側重政府產業引導下的市場的無形之手對專業化和分工體系的調節作用。探求工業和農業發展的互動機制，是轉軌條件下中國農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必要舉措。
七、城鄉土地統籌與土地合理流轉
從我國國情出發，分析和把握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保護耕地同非農建設占用耕地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妥善處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和土地占用之間的關系；協調建設用地和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降低工業化、城市化的成本與保護農民利益的矛盾；在不同所有權條件下，消除地權歧視，統籌發展城鄉土地市場；建立土地集約利用長效機制；實現農村產業組織與農地產權制度有效結合，維護農民權益的問題。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需要新思路，需要超越單純的工業發展優先的認知范圍。創新農業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通過多渠道支持，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農業“產業集”，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和諧社會的建設呼喚中國的全面轉型，推進社會全面轉型，而不是單純地一味強調經濟轉型。優化結構，統籌城鄉社會與經濟發展，這對于提高城鄉社會和諧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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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范文6
關鍵詞：金融業 三農 服務
中圖分類號：F83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11-037-02
一、金融服務“三農”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越來越關注，越來越重視，采取了一系列促進農業生產，加強農村建設、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舉措，使我國農業生產邁上了新臺階，農民整體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改善。但是當前制約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農民收入進一步提高的因素還存在，特別是農村金融服務部門尚未形成服務“三農”的有機整體，從而抑制農村金融完善和農村經濟發展。我國農村經濟形勢貨幣化、市場化、產業化和城鎮化趨勢明顯，這種變化對農村金融服務的要求是：資金需求量大且期限長、金融機構種類多且布局合理、金融業務需求多樣化、金融產品創新化、金融設施現代化等。但農村金融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使其業務變更與這種要求相差甚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有商業銀行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離農傾向。為了增收節支，包括農業銀行在內的國有商業銀行逐步放棄了一些鄉鎮網點，即使留下來的網點也更大程度體現出吸儲功能，基本沒有放貸功能。在貸款客戶選擇方面更多地偏好于一些經營效益好的企業，而對處于成長期的鄉鎮企業以及農戶則“慎貸”、“惜貸”，支農力度明顯不足，體現為農村正規金融主體缺位，農業政策性銀行日漸萎縮。農業政策性銀行是國家增加農村金融供給主體，支持“三農”發展的具體措施。在穩定糧食市場、促進農業生產和社會的穩定方面發揮了作用，但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農業發展銀行內部治理結構的不完善，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發揮的功能越來越受到限制。商業金融的趨利性是推進商業金融改革的根本動因，而農村金融環境較差，借貸風險大助長了商業金融在農村的撤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各家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以業務流程重組為核心的改革，撤并了基層分支機構，特別是農村一線的分支機構大幅度減少，造成農村金融空洞化。
2.我國農村合作社金融業是定位于農村的基本金融機構，但從多年的實際情況看，農村合作社金融經營效率低下，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以及合作金融內部人控制，甚至合作金融的趨利性動機，導致農村合作金融無法滿足“三農”對資金的需求。因此，農村信用社支農力不從心，且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在當前生產資料價格不斷攀升的情況下，用于儲蓄的閑置資金越來越有限。部分農村信用社為了經營效益，壓縮農戶貸款規模，用于收益更高的工商業貸款。農村信用社長期處于所有制缺位的狀態，缺乏有效的監督和控制，為追求局部利益而背棄合作制原則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3.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逐步從縣域撤離以及農村基金會被清理后，郵政儲蓄獲得了超長發展，導致大量資金從農村經濟體系中流出。郵政儲蓄設定的初衷是利用郵政網絡優勢吸收社會閑散資金，支持經濟建設的需要，但在操作上郵政儲蓄往往因此只存不貸，或者是吸收大量存款，只發放很少的貸款，這一經營模式抽走了農村大量資金。據統計，截至2008年末，全國郵政儲蓄存款余額已經高達2萬億元，50%以上的存款來自農村。
4.農村非正規金融尚未得到法律認可和規范。非正規金融業稱為民間金融。由于商業金融、農村信用社、政策性銀行服務功能缺位，因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出現是適應農村金融需求的非正式制度變遷。但這種金融借貸關系單純依賴社會關系作為其信用的保證，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較大。在正規金融為了規范農村市場的風險，不愿顧及農村金融市場時，鄉鎮中小企業和農戶只能從正規金融之外尋求金融支持，這樣非正規金融便應運而生。非正規金融雖然對推進農村金融建設，緩解農村金融供需矛盾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但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一直沒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實際運行和操作中產生了不少問題和弊端。
二、金融服務“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
1.商業銀行經營趨向對農村金融需求有較強的排斥性。當前商業銀行經營趨向決定其在風險控制、市場營銷和產品定價等方面對農村金融需求造成金融排斥性。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雖然近年來業務范圍一再擴大，但主要還是針對重點農業龍頭企業和一些大項目，對改善農村資金矛盾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2.二元經濟結構下金融資源分布不均衡，且缺乏有效的協調流動機制。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導致城鄉金融發展嚴重不平衡，金融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加之資金流動的逐利性和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不健全，農村資金也大規模地涌向城市或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金融資金的“馬太效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業競爭激烈，因而金融機構會按照利潤最大化來決定信貸投向，金融資源會繼續按照盈利和安全的目標在經濟發達、投資環境好的地區配置，農村金融資源供給及其配置結構不利于農村經濟金融發展，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3.由于農業生產的自然周期的特性要求貸款期限與之相適應。目前一些正規金融機構規定不向農戶提供中長期貸款，短期貸款的期限不超過3個月，或者按照公歷年度不準超過年底，以至出現在農業生產過程尚未結束，農產品尚未成熟，出售之前就要償還貸款的情況。
4.在農村金融需求中，由于當前不少地區開始出現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和“多元化”、農民“現代化”和“城市化”趨勢，這些變化趨勢要求提供與之相配套的基本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除了存款方便外，支付難、匯款難和貸款難至今沒有得到較好解決，銀行卡、保險和證券業務還處于起步階段。
5.農業的高風險性和信用體系不健全。由于農業生產基礎還比較薄弱，農戶分散，農民的信用意識不強，農村信用體系不健全，農業貸款風險大、成本高，加之農業收益不高，對銀行資金的吸引力不大。農業銀行對農村的金融服務定位于多存少貸或只存不貸。農村郵政儲蓄機構當前只零星發放貸款，對象大多以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為主。
三、提高金融服務“三農”功能的對策建議
基于國外的經驗和我國的實踐，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立應該從金融功能出發，在政府立法和完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的基礎上，挖掘民間金融的潛能，建立國家政策性金融為引導，合作金融為核心，競爭性金融為基礎的金融體系。
1.著力改變二元經濟結構，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無工不富，無農不穩。2003年以來國家在促進農業發展方面實施了極有成效的措施，包括免除農業稅、實行義務教育等。但當前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民增收困難，支農的財政結構和總量遠遠不能滿足“三農”需要，“三農”問題仍然嚴重。因此需要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從根本上改變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創新機制提高農村的產品利潤率，加大農村的資金投入，改善農村生產環境，搭建高效的農產品流通平臺，構建合理的資金流動體系，促進城鄉經濟協調快速發展。
2.金融服務“三農”應多元化。我國經濟發展客觀上存在較強的地域性和層次性，在東部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可以走需求遵從型的金融發展道路；在中西部地區，目前還沒有商業銀行快速發展的經濟基礎，可選擇供給引導型的金融發展模式，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作用，這就是探索和創新“信貸的商業性與扶貧的社會性”的統一機制，如扶貧貸款通過“公司/協會+基地+農戶”等有利于市場需求與主體利益互動的模式，采取“技術+資金+勞力”的結合方式，引導和帶動農戶脫貧致富，促進農村經濟市場化的發展。
3.對農村非金融組織應加強管理并盡快使之合法化。首先，促進農村非金融組織向規范化、合法化、機構化轉變，允許那些達到法律規定標準的農村非金融組織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進行注冊、登記，按正規金融的要求規范管理和監督，使其轉變為正規的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積極引導小規模的農村非金融組織參與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制，使它們通過控股或參股取得部分產權，將社會閑散資金吸引到合法的投資軌道上來。其次，要規范民間自由借貸市場的經營行為，要將它們納入監控范圍，制定健全的市場契約制度，提供民間借貸的合同樣本，使其合法并規范運作。最后，要擴大對民間借貸資金監控的范圍，定期公布民間借貸利率的加權平均數，并對借貸活動進行指導，增強農戶的風險防范意識。
4.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是農村金融改革的重點。農村信用社改革，必須把明確產權制度放在首位，要將農村信用社建成符合市場規律，反映產權制度要求，體現地區特色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的真正合作金融組織。同時要加快合作金融立法，明確農村信用社的法律地位，通過法律對農村信用社進行規范、扶持和保護。
5.解決農村有效抵押擔保相對缺乏的問題。一方面需要政府出臺政策綜合解決，另一方面學習借鑒外資銀行的風險控制經驗，同時結合農業產業融資特點，創新融資產品和抵押擔保機制，通過金融支持農業采用新技術和開發新產品，帶動整個農業產業鏈的發展。在一些地區，農民專業技術協會的發展也可能成為信用載體，起到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的橋梁作用。還可以試行農民土地使用權流轉及宅基地流轉等形式進行抵押擔保。
6.農行和農發行要明確服務“三農”定位，整合資源，消除對農村金融需求的金融排斥性。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應牢牢把握市場定位，找準發展方向。農行改革過程中要強化“三農”服務的市場定位和責任，即以服務三農為己任，服務“三農”為其特色，服務重點轉向農民、農業和農村，要積極利用城市金融資源，轉變觀念，做到“以城養農，以農為本”。農業發展銀行應按照國家“三農”工作的有關方針政策，及時調整和不斷完善信貸政策，繼續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好農業政策性金融的途徑，為農業發展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務。農行和農發行轉變經營觀念的同時還要積極整合現有資源，加大農村金融產品開發力度，主動營銷，逐步消除農村地區的金融排斥性。
7.從長期看，著眼于建立滿足農村多樣化金融需求的農村金融體系，定位金融主體多元化，服務對象多層次化，功能拓展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作為金融體系設計與發展的目標，達到金融需求的關系。在經濟落后地區，可以采取以小額信貸與合作性金融為主、政策性金融積極參與、商業性金融為輔的格局；在經濟中等發達地區，采取合作性金融與農村中小商業性金融機構為主、政策性金融機構適度參與、大商業性金融機構為輔的格局；在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采取以農村中小商業性金融機構為主、大商業性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政策性金融為輔的格局。
8.郵政儲蓄銀行加快業務拓展，建立農村資金良性循環機制。郵政儲蓄銀行要盡快完成機構設置，加快人才隊伍建設，借助資金規模大、網點布局廣、網絡信息發達的優勢，切實按照經營許可的業務范圍積極開展業務，在信貸投入、支付結算、理財規劃、信息咨詢等方面為“三農”發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促進農村資金循環流動。
9.加大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引導和監管力度，構建多層次農村金融體系。央行和銀監會都對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進行了試點，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對填補農村金融服務空白，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以及為今后營造適當的農村金融競爭格局都有重要意義。管理部門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大力推廣，同時要加強引導和監管，完善監測監督體系，確保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規范運作，健康發展，實現農村金融體系的多樣化。
10.加強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引導農村金融快速發展。一是成立農村保險基金，大力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業體系基礎薄弱，抗風險能力低，自然災害頻發，農民投保能力不足，因此，政府應當成立農業保險基金，大力促進高風險、低收益的農業保險的發展。二是加大政策性信貸的補貼力度。當前政策性信貸規模難以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貼息資金不足，應當按照實際貸款規模來核定當年的貼息金額，并保證資金及時撥付。對于部分風險高、收益低的涉農貸款，政府應當成立擔保基金和補助基金，降低金融機構風險，提高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