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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1
一、對內生增長理論的回顧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模或人力資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钡臏y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痹谶^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評價
近期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順著既要能消除規模效應又能保留內生增長理論“精髓”的方向發展的。大致來看,有兩條思路。
一條思路是瓊斯(jones,1995;1999)、艾欽和托洛夫斯基(eicher and 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對模型進行一般化處理。他們的分析保留了內生增長理論中最終產出部門和“知識”生產部門的兩部門模型框架,從而保留了“知識跨時擴散”的本質特征,但放棄了內生可積累要素具有不變規模收益的強假定條件,從而得出了無規模效應結論。
在瓊斯的兩部門模型中,知識存量的產出彈性不再像羅默的模型那樣設定為1,而是假定為一個比1小的數。這一假定本身強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識存量對其自身積累的貢獻遠不如r＆d內生增長模型所設想的那樣大。假定條件的修改,使瓊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經濟增長中的規模效應,在那里,均衡經濟增長率取決于知識生產部門內生要素的產出彈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資本規模。
艾欽和托洛夫斯基則更進一步認為,瓊斯的無規模效應模型仍然是一種特殊情形。他們構筑了一個更為一般的兩部門無規模效應模型,并將瓊斯、羅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們的結論是,假定全部內生要素在知識生產部門和最終產出部門的總產出彈性不同,那么,經濟長期增長率將遵循“短邊”原則,由總產出彈性最小的那個部門來決定,而與經濟規模無關。
瓊斯、艾欽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雖然從形式上消除了規模效應,但是,他們卻并不能說明為什么不會存在規模效應。瓊斯不能說明知識存量對自身積累的產出彈性為什么小于1;艾欽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說明,究竟哪一種情況下,一個部門的總產出彈性會大于或小于另一個部門。而且,在他們的模型結論中,政府政策對長期經濟增長率并不具有相關性。因此,他們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純理論上的意義。
另一條思路則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開辟的,他們從特定的研究視角來分析規模效應問題。阿爾文.揚(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貝里特(peretto,1998)等為代表的增長模型,集中于對“偷生意效應”的分析,提出了一種消除規模效應的新方法。
以阿爾文.揚的模型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從兩個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創新活動而“偷去”創新者的創新利潤流,即不僅通過產品的質量創新而且通過產品模仿來分割創新的壟斷利益,這樣,“偷生意效應”就大大加強。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內生增長理論相反的結論:經濟規模愈大,參與分割創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應”就越強;而且,如果“偷生意效應”主要通過生產模仿產品來分割原有壟斷利益時,將出現負的規模效應。由于揚的模型中經濟規模對長期增長可能具有正、負或無規模效應,而且他的模型是從特定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論結論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按照揚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簡單地對所有研究部門實行“遍地開花”式的資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勵產品的模仿,從而只影響收入水平,而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勵產品的質量創新,并根據r＆d的研究深度實行重點資助或配額資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阿爾文.揚的政策含義是:政策資助應該向創新難度大的人員或項目傾斜。
約法諾維克(jovanovic,1997)則通過加入一個“學習成本”的假定條件來減弱或消除規模效應。約法諾維克認為,在羅默的兩部門模型中,實際上暗含了“知識”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最終產出函數的強假定,然而實際上,工人必須學習怎樣使用“知識”,也就是說,需要支付“學習成本”或“知識消化成本”。如果將這一條件考慮進羅默模型,最終產出部門的成本將增加,規模收益也將有一個絕對的上界,從而使得規模效應減弱甚至消除。按照約法諾維克的觀點,假定工人在生產中需要“學習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進技術而不是最先進技術,從而更傾向于生產模仿產品而不是創新產品,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阿爾文.揚的“偷生意效應”假定。
從實質上看,在阿爾文.揚和約法諾維克的模型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暗含假定,這就是:模仿產品或次先進產品雖然成本低于創新產品,但一定存在市場需求約束:正是這種產品約束導致了對生產人口或人力資本的需求約束。因此,內生增長理論的規模效應將因這種約束大大減弱、消除甚至為負。
到目前為止,近期增長理論并沒有完全解決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一方面,近期增長理論中的長期經濟增長率雖不依賴于經濟規模,但仍嚴重地依賴于外生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還沒有得到有利的經驗支持。盡管如此,近期增長理論在理論上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第一,發現了無規模效應的均衡增長路徑并論證了其存在性。在這些模型中,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么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產出彈性,要么取決于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實質上二者均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結構參數。第二,經濟增長模型被進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之所以產生規模效應,實際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資本稀缺而物質資本不稀缺的假定,這種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發達國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長理論實際上則放棄了這種強假定,代之以個更一般的情形,這樣,就出現了規模效應為正、為零或為負的多種結果。第二,與以往的內生增長理論相比,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具有針對性。在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由于簡單地假定技術或“知識”的外部效應不能被個人內化,因而任何用于技術或“知識”部門的政策都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近期增長理論則表明,只有范圍更窄的重點資助政策才對長期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
三、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于中國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究竟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中國經濟究竟又面臨著怎樣的矛盾?我們認為,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需求約束”經濟時代。或者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期效應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今后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于長期因素。
中國經濟的需求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業產品需求;一是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
第一,工業產品的需求約束已變得越來越嚴重。集中表現為:工業品供過于求的矛盾進一步突出,工業企業生產能力閑置過剩,產品大規模積壓。根據2000年國內貿易局商業中心對國內市場上609種主要商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比例高達79.6%,比1998年增長了47.8個百分點;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中,生產能力閑置20~33%的,占27.2%,閑置50%以上的,占18.9%;在產品積壓方面,根據統計顯示,近年我國工業產品每增產10%,就有1%的產品積壓(王萬山,2002)。
第二,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面臨嚴重約束。1997年全國失業工業數為1 200萬左右,200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 173萬。即使是本來稀缺的人力資本,也同樣面臨市場需求約束。2000年全國本?？飘厴I生平均就業率僅為80%,其中,?？飘厴I生的市場需求量不到30%(胡永遠、李少斌,2001)。特別是2003年夏季以后,隨著高校擴招后首屆畢業生走上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更加不容樂觀。
進一步分析發現,受到嚴重需求約束的,主要是低檔次工業產品和低檔次人才。與之相反,高檔次產品和人才卻面臨短缺。例如,我國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產鋼量第一,但一些高質量、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品種,供給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場占有率只有60%,冷軋硅鋼片、鍍鋅板僅占30%,不銹鋼板僅占20%;精密機床、遠洋船舶等產品的50%還依賴進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許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對碩士以上人才敞開大門“歡迎”;一流大學畢業生還是供不應求。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低檔次產品和人才過剩,而高檔次產品和人才短缺?主要還得從供給行為找原因。從產品生產者來說,生產低檔次產品有幾個明顯的好處:模仿成本遠遠低于技術創新成本;市場經營、開發的風險小;能很快填補市場需求空白,等等。從而,即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樣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搶奪了原來創新者的市場利潤,并不能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做出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大了引進外資與技術力度,但企業引進技術的目的只是為了生產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礎上再創新的企業僅占18.75%,而且,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遠遠不夠。以1994年為例,國有大中型企業用于技術引進的支出為275億元,而同期用于這些技術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億元(李以學,1999)。同樣地,如果個人投資教育的目的,只是獲得一張高等教育文憑,那么,個人就會走文憑捷徑,熱衷于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因為這類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見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為例,1998年參加本科自考的實考人數為102萬,是1983年的1 000倍(胡永遠,2001),其中雖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計劃的約束問題,但至少可以從非普通教育的持續“火爆”看出個人投資技能教育的熱情。因此,從中國的經濟實際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由于產品或知識創新的相對成本太高,企業、個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創新。
而且,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幾年中,宏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行為,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不愿進行有利于長期增長的技術創新;財稅分權改革助長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復建設,導致全國市場產品過剩;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創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產品所“肢解”,從而大大削弱了企業創新的激勵。尤其是政府長期充當著技術創新、教育投資的主體,有限的財力卻“胡子眉毛一把抓”,結果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項目都難以到位(李啟明,1999)。
總之,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已經告別了產品的“短缺經濟”時代,同時又承受著巨大的過剩人口壓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場需求緩解一部分需求約束,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低檔次產品的過度出口將惡化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缺乏的是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和高水平的創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針對性,更有重點。換言之,政府的政策應該放棄對一般技能型人才培養和國內“模仿產品”項目的支持,而應對新知識、新產品的創造與國外引進,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謂“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
具體來說,政府的政策應該集中解決普遍存在的“短視癥”問題?！岸桃暟Y”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總想“多快好省”,快出產品,快出“知識”,快出人才。這種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奮進,但也極易導致浮夸和行為短視。政府如果熱衷于“趕超戰略”,就會形成一個導向。整個社會都會跟隨。一個政府,一個企業,如果過分關注自己任期內的“短期業績”,就會損害長期的增長與發展。因為,重大的科技創新或技術創新,都難以在短期內顯出明效。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20余年,生產大大發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數量大大上升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根據世界權威機構——瑞士國際管理與發展學院網站的《世界競爭力年鑒》,1998年中國的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排名,1999年中國競爭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個中原因就在于,中國在重大科技創新與產品創新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長理論的說法,就是:產品、勞動力數量對整個經濟來說,只有“水平效應”,沒有長期增長效應。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應該重點圍繞糾正“短視癥”而展開。
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目前,國有企業政企仍然沒有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營者和政府官員的目標函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任期內目標最大化。因此,國有企業的行為短期化有著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第二,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這實際上涉及到創新者利益的保護問題。過度保護創新者的壟斷利益,不利于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與共享;但反過來,如果不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就會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竊者所大肆分割,嚴重損害創新激勵。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期,我們正好憑借加入wto這一契機,以嚴格遵守wto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這一有利背景為前提,有效保護企業、個人的科技創新成果,通過鼓勵重大科研創新,提升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準確。政府支持知識、技術創新,無庸質疑,這也是內生增長理論包含的政策含義。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問題有兩個:一是這一主張以個人、企業完全缺乏知識、技術創新動力為前提,顯然這一假定條件并不符合經濟事實;二是這一主張以政府不面臨財政約束為前提,這一假定也不現實。在有限的財力約束下,在個人、企業具有強烈“模仿”動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優選擇,就是有效縮小自已的“勢力范圍”,集中財力,支持重大創新項目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著眼于長期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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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2
【摘 要】本文討論公司收購的動機與協同效應的聯系。本文首先對公司收購理論進行介紹；其次將對協同效應理論進行闡述，并研究協同效應的作用機理；最后將研究公司收購的動機與協同效應之間的聯系。
【關鍵詞】收購 協同效應 動機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我國公司的收購活動將會越來越活躍。收購的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收購之后能否實現協同效應。尤其是在集團公司的收購中，由于被收購企業在收購之后還是獨立的法人，這使得集團公司在收購之后實現協同效應面臨更多變數。因此從協同效應的角度研究公司收購，尤其是集團公司的收購，對于指導我國企業收購活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1.公司收購的動機分析
現實生活中，公司收購的動機是錯綜復雜的，但最根本的動機還是追求利潤和迫于競爭壓力。而更深層次的動機，西方學者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以各種理論假說形式提出來。
1.1效率理論
效率理論認為，公司收購活動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有潛在收益的，收購是為了提高公司的經營效率，增大社會福利。該理論的依據在于：首先，收購可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平均成本、提高利潤率。古典經濟學將公司看作一個投入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公司由一個或者多個工廠組成，公司的經濟規模由公司總成本決定，當公司總成本最小時，此時的經濟規模是最佳規模。理論上存在一個總成本最低的產量Q，當實際產量低于Q時，通過收購可以迅速達到產量Q，獲得規模效應。西方的第一次收購中造就的眾多巨頭公司就是最好的佐證。其次，收購可實現管理經濟，使優勢和劣勢公司之間的管理效率差別消失。而且這不僅會給單個公司帶來效率，也會給整個社會帶來福利的增加，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
1.2交易費用理論
收購的交易費用理論，也稱為內部化理論。公司契約論認為公司出現的理由在于交易成本，即公司內部的市場管理手段比運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更低，可以節約交易費用。該理論的關鍵在于“資產的特定性”，即某一資產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一般而言，資產的特定性越高，市場交易的潛在費用越大，公司收購的可能性就越大。當資產的特定性達到一定程度，市場交易的潛在費用就會阻止公司繼續依賴市場，這時收購就會出現。
1.3成本理論
詹森和麥克林提出的問題，是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而產生的。由于股權過于分散或者所有者與經營者的目標發生背離，就會發生一些損害所有者利益的行為，諸如在職消費、關聯交易等。目前解決問題的途徑有：完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合理的報酬安排及其他激勵機制的建設、資本市場的外部監督等，當這些手段不足以控制問題時，外部公司的收購兼并行為將取得公司的控制權，并通過控制權的轉移來強制性的解決原有公司存在的問題。
1.4價值低估理論
該理論認為公司收購的主要原因在于目標公司的價值被低估。采用此方法的前提是目標公司的價值被低估了。造成價值低估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公司現管理層并沒有使公司的經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第二，收購者掌握了普通投資者所沒有掌握的信息，依據這種信息，公司股票價格應高于當前的市場價；第三，公司的資產市場價格與其重置價格之間存在一定差距。
1.5市場勢力理論
Stigler認為公司間的收購可以增加對市場的控制力。通過收購同行業公司，減少競爭者，一方面擴大了優勢公司的規模，優勢公司因此增強了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從而導致市場壟斷；另一方面，即使不形成壟斷，由于收購擴大的規模效應也將成為市場進入的壁壘。
2.協同效應的成因分析
2.1公司協同原理
H.伊戈爾·安索夫在其1965年出版的《公司戰略》一書中首次從公司戰略的角度對協同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戰略主要包含四個要素：產品市場范圍、發展方向、競爭優勢和協同。其中協同說明的是公司如何通過識別自身能力與機遇的匹配關系來成功地拓展新的事業。當一些公司必須借助于資產重組或管理重心調整來實現其發展戰略時，協同構成公司發展戰略的一個必備要素。
安索夫將協同定義為“取得有形和無形利益的潛在機會以及這種潛在機會與公司能力之間的緊密關系”，通常協同效應被定義為一種1 + 1 > 2的效應，即收購后的兩個公司的總體效益（價值）大于兩個獨立公司效益（價值）之和的部分。安索夫認為在協同模式下之所以公司的整體價值有可能大于部分價值之和，一方面歸結于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而另外一方面則包括其他一些被他稱為“經理的協同”的比較抽象的好處。
借助一些簡單的數學符號，我們可以比較快地掌握協同效應的概念。每種產品與市場的組合都對公司的整體贏利水平有影響。我們假設一種產品可以帶來S元的年銷售收入，為生產這種產品而發生的人工、材料、日常費用、管理費用和折舊等方面的費用成本為O元，而在產品開發、工具、設備、廠房和存貨等方面的投資為I元。
這樣，產品P1的年投資收益率ROI就可以用下式表達：
ROI =
對其它產品P1，P2，…，Pn我們也可以得到相同的表達式。如果各個產品之間不存在任何相關性，那么公司的整體銷售收入可以寫成：
ST = S1 + S2 + … + Sn
同樣，整體運營成本和投資可以表達為：
OT = O1 + O2 + … + On
IT = I1 + I2 + … + In
這樣公司整體的投資收益率就為：
（ROI）T =
只要各種產品的銷售收入、運營成本和投資之間互不相關，上面這些關系就成立，其各自總體的數值就可以通過簡單加總的方式求得。在實踐中，這種關系基本上可適用于那些持有不相關證券的投資公司，或是下屬公司之間沒有任何業務往來的控股公司。對這些公司來說，只要對下屬公司的財務報告進行簡單匯總，公司的整體財務狀況也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大多數公司中都存在著規模效益。對一個銷售收入與若干小公司的總和相同的大公司，其運營成本可能會低于這些小公司運營成本的總和，或者其總投資小于這些小公司的總和。用公式表達就是：
SS = SI
我們有：
SS ≤ ST
IS ≤ IT
其中下標S代表公司整體，下標T代表一個由若干獨立的小公司組成的集合體。由此可以得出，當銷售收入相同時，公司整體的投資收益率高于獨立公司集合體的投資收益率，亦即：
（ROI）S > （ROI）T
當兩者投資總額相當時，我們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這時：
規模效應理論范文3
關鍵詞：本地市場效應；新經濟地理學；去工業化
中圖分類號：F7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9-0021-07
當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的時候，具有較大市場規模的區域將獲得生產和出口的優勢，進而引發本地市場效應的產生。加上累積因果效應的作用，這一優勢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強化，其結果將會擴大區域間差距。這種理論不同于傳統貿易和區域理論注重于資源稟賦的差異，把地區差距歸因于資源稟賦的初始條件，而是更強調通過壟斷競爭和運輸成本結構性安排，來解釋本地市場需求對貿易和產業聚集影響，這種本地效應的存在也為不同規模區域和國家提供了不同的地區發展政策選擇。
一、本地市場效應理論及研究的視角
傳統的貿易和區域發展理論是以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為理論基礎的，但在很多工業國家，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具有相似的要素稟賦，仍然有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現象發生，因此，面對日益增長的國家或地區之間同類商品交換，傳統的赫克歇爾一俄林模型已經無法給予適當的解釋，并且傳統的貿易與區域發展理論假設前提是規模收益不變和完全競爭市場，這與實際相悖。隨著20世紀7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家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競爭模型?？唆敻衤?Krugman)利用迪克西特一斯蒂格里茨壟斷競爭模型，并引入運輸成本作為模型的內生變量，描述了一個單一生產要素、兩國家、兩部門的模型。兩個國家具有相同的初始條件，當發生外部沖擊時，如果本國對產品需求上升，本國將相對于外國生產更多的商品，這樣就會發生本地市場效應，使本國成為該商品的凈出口國?？唆敻衤鼘⑦@個貿易模型拓展到空間地域并創立了新經濟地理學，以解釋對產業間貿易和產業聚集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高運輸成本會阻止某種產業的地理聚集，但是，隨著運輸成本的下降，某種產業又會在某一區域聚集，以獲得規模效應，這時候本地市場效應就會起到相對重要的作用。
通過對包括克魯格曼等人的相關研究的總結，我們可以把本地市場效應對產業區位選擇的影響簡述如下：在地域分工條件下，制造業是作為產品制造者和消費者雙重身份出現的。具有較大規模制造部門的區域會生產更多差異化的商品，這也意味著商品有更低的生產成本，這就是前向聯系；相對的，有較大生產規模的區域會給上游產業提供更大的市場，這就是后向聯系。這種產業關聯會加強本地市場效應。在一個只有兩個地區的世界中，假設兩地區的初始條件相同，隨著運輸成本等外部條件的改變，其中一個地區首先獲得競爭優勢，通過產業關聯吸引相關產業逐漸向該地區聚集，以憑借空間聚集獲得規模收益，而累積因果效應的存在會加強這一過程，進而吸引更多的產業向該地區靠攏，導致某種制造業在該地區的地理集中，從而形成中心――的地域空間結構。當該地區不斷強化其競爭優勢時，具有更大市場規模的區域也會因此向勞動者支付更高的工資，那么，當運輸成本這樣的外部條件進一步下降時，某種產業的轉移成本也在下降，當下降到足以抵消本地市場對產業的吸引時，這種產業會逐步向地區擴散。
克魯格曼模型說明了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在隨后的研究中，更多的經濟學家在放松假設的條件下更進一步地驗證了本地市場效應及其福利含義。戴維思(Davis)改變了農業部門的貿易條件，發現本地市場效應會消失。余(Yu)證明了在差異部門和同質部門的替代彈性有變化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反本地市場效應。一般文獻中都假定企業是同質的，即存在相同的成本和收益函數，根據市場規模引入進入沉沒成本或規制成本后，奧庫伯(Okubo)和瑞貝羅(Rebeyr01)證明了規制成本作為一種離心力會弱化本地市場效應。黑德(Head)和梅耶(Mayer)考察了不完全勞動工資彈性時貿易成本對本地市場效應的影響，認為本地市場效應與貿易成本之間的單調遞減關系僅當完全勞動工資彈性時才成立。拉奇(Larch)和托雷蒙德(Toulemonde)研究了跨國公司對本地市場效應的影響。拉奇(Larch)證明了在本地公司和跨國公司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利潤回流也會產生本地市場效應。而且，它和貿易成本及差異產品的份額正相關，同差異產品的替代彈性正相關。戴維思(Davis)則擔心本地市場效應可能會使小國出現“去工業化”現象。他認為，去工業化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制造業發展停滯或出現制造業增長乏力；其次，制造業就業量下降，就業從第二產業轉向其他行業，或者勞動力向其他國家和地區遷移。本地市場效應影響下的去工業化是指小國在與大國的貿易中，小國制造業發展會相對停滯，貿易收益降低，使自身福利降低的過程。也可以說，本地市場效應會使大國受益，并將出現一個移民的累積循環過程從而形成空間上的中心――結果。這個過程是自我加強的，小國的制造業份額會逐步下降，制造業所吸收的勞動力也會下降。但是，這個過程也并非不可逆的，哈森(Hanson)和鐘(x.Chong)、余(Yu)等的研究也表明，所謂的“去工業化”現象并不一定會發生或者要弱得多。在實證方面，戴維思和溫斯坦恩(Wein―stein)分離了本地市場效應與要素稟賦，得到更顯示本地市場效應的產業。哈森和鐘檢驗了本地市場效應對不同工業品的影響。張帆和潘佐紅根據中國31個省區19個產業的數據，通過考慮類似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方法，分離出資源稟賦和規模效應，發現其中有7個產業有顯著的本地市場效應存在。錢學峰和陳六傅檢驗了中美貿易產品中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認為中國貿易的比較優勢發生變化，本地市場效應成為了重要的來源。
中國區域產業差距逐步擴大，利用地區的產業平均集中度顯示產業在空間上的聚集，數據顯示，從1980-2005年各省產業集中度，廣東省從0.06上升到0.13，浙江省從0.05上升到0.09，山東從0.06上升到0.11，上升幅度都在50％左右，而相對的，東北地區的遼寧從0.09下降到0.04，湖北省從0.04下降到0.03，四川省從0.06下降到0.03，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產業分布在東部地區的加強非常明顯。發生這個情況的原因，不僅應考慮要素稟賦差異、產業結構、地緣優勢等因素，也應該考慮差距的逐步擴大與市場規模差距造成的本地市場效應存在一定的相關。當面對中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產業分布和轉移，因為東部地區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場效應，致使產業空間轉移會出現較大的粘性。本地市場效應下產生的“去工業化”會影響落后地區的發展，使落后地區產業
發展慢于發達地區，造成地區差異擴大。那么，從現有產業中分辨出哪些產業具有本地市場效應的特點，對國內產業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本地市場效應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在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之外，市場規?；蛘邼摿Φ挠绊懸矔Q定產業的分布，根據這種思想可以提供不同政策選擇，使區域經濟更順利地發展。本文將首先對產業部門的本地市場效應進行分析，然后通過比較單一省份及在鄰近省份影響下本地市場效應的顯著程度，說明本地市場效應對國內省份層面生產影響和變化。
二、顯示本地市場效應的產業分析
本地市場效應的提出并非是要否定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對產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力，理論模型中相對嚴格的假設，已經忽略了兩地區之間的要素差異，但實際中任何兩個地區都存在一定的要素稟賦差異，這種比較優勢是確實存在的。那么可以說，地區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差異可以來源于比較優勢，也可以來源于本地市場效應，兩者可以同時存在于同一部門中，該部門更具有或更偏向于哪種模式的特點，取決于產業受到兩者影響的強度。
長期以來，本地市場效應理論模型中嚴格的假設條件，難以在實證中分離資源稟賦和本地市場效應，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才逐步出現對本地市場效應的實證檢驗文獻與方法。戴維思和溫斯坦恩(Weinstein)為了驗證本地市場效應，發展出一個新的概念：超常需求(tDIODEM)如果沒有需求的超常部分，那么區域的產出是按比例分配到各地區的，更大規模的地區將產出更多的商品，按該比例的產出可以被稱為分享(sHARE)；當專業化加強后，需求異于其他地區的部分可以看做超常需求，由此可以判斷比較優勢和本地市場效應。在比較優勢占優的情況下，對某種商品的超常需求會引致對進口需求的增加，而在規模效應遞增的情況下，會引致該地區生產該商品并增加其出口。運用這樣一種思想，可以分離比較優勢和本地市場效應，所以通過一個包含要素稟賦和本地市場效應的方程可以檢驗這一效應：1)中42個產業中剔除農業、服務業和資源開采業后，選取了19個產業講行OLS分析，結果加嘉1所示。稟賦的影響。其中，公共事業部門均沒有顯示本地市場效應，這是在作者估計之內的，因為公共事業部門受到地方政府行政支持，所以一般不會顯示本地市場效應。而運輸成本較高，規模經濟較大是帶來本地市場效應的首要因素，它往往集中顯示在食品、紡織、服裝等行業?？梢钥闯觯哂斜镜厥袌鲂漠a業是一些特定的行業(如食品、紡織等)，這些行業對本地市場效應更為敏感，要培育這些產業，必然要著重從培養市場規模人手，增強本地的市場潛力。
那么，更為具體的是，究竟什么樣的商品會有更大的本地市場效應，它們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哈森和鐘給出了答案，認為具有較高的運輸成本，較低的替代彈性的商品，會顯示更強的本地市場效應。
三、利用中國各省份數據驗證H-x命題
哈森和鐘認為，采用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方法來驗證本地市場效應沒有考慮到兩者的共線性問題，并且可能會丟失變量。因此，他們采取了另外一種方法來進行驗證。證明在相同的貿易成本下，如果商品顯示較高的運輸成本，較低的替代彈性，就會存在本地市場效應”j。一般來講，大國會更傾向于生產較高運輸成本和低替代彈性的商品。直觀的來看，商品運輸成本較高，廠家為節約成本會在更大的市場就近生產，而低替代彈性會帶來更大的規模經濟，也會使廠家集中。他們還使用了倍差模型(Difference―in―diffrence)來對本地市場效應進行了檢驗。檢驗方程如下：本地市場效應存在并驗證其主要存在于高運輸成本和低替代彈性的商品中。
中國各省區之間差距日漸擴大，或許來源于規模經濟下的累積因果效應。隨著規模經濟和本地市場規模擴大，區域之間差距也隨之增加。為驗證省際層面下的本地市場效應，我們選取了7對省份，分別是(上海、重慶)、(廣東、四川)、(山東、江西)、(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天津)、(浙江、四川)。)這些省份的GDP比值最大為4.79(山東、江西)，最低為1.21(遼寧、湖南)，多數為中西部落后省份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之間的比較。選擇的主要工業產品如表2所示。
哈森和鐘利用的商品數據是地區間貿易數據”’，本文的目的是為了研究產業分布，由于難以獲取國內省份之間產品的貿易量，所以這里使用各省區的工業產品產量作為衡量的依據，就可以省去有關的距離變量。
利用哈森和鐘的思想和模型，我們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在中國的省際層面上，如果僅僅將市場規模因素考慮在本省范圍內，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就應該考慮與鄰近省份之間貿易帶來的收益，所以應將鄰近省區考慮進本省的市場規模當中。
戴維思和溫斯坦恩利用引力模型來估計距離的影響，從而將本地市場擴大，獲得了更好的檢驗結果，如果把鄰近省區的因素考慮進來，那么去工業化的程度會不會削弱呢?為了驗證這一想法，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引力模型，將距離因素引進，這樣便可以估計鄰近省區對本地市場規模的影響：
通過比較(5)和(7)，我們可以發現β1。值有明顯的下降，說明在考慮鄰近省區效應的情況下會削弱去工業化的進程。所以，在區域政策方面，我們應該在省際規劃中充分考慮鄰近省區之間的合作，以擴大本地市場規模，使各省區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四、結論
規模效應理論范文4
［關鍵詞］ 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理論 企業并購
一、引言
當前，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協作的發展，規模經濟的重要性逐漸顯示出來，追求規模經濟的行為日益滲透到各種經濟活動中去。特別是對于企業來說，如何實現規模經濟更是成為主要研究熱點，在西方發達國家，企業規模經濟的實現多是通過企業并購，通過并購，使企業在優化產業組合的過程中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實現在生產規模擴大的過程中不斷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研究價值。
二、規模經濟理論綜述
規模經濟理論最早起源于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亞當·斯密認為，分工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時認為分工又受制于生產規模與市場需求量的大小。自亞當·斯密之后，馬克思以及斯密理論的繼承者阿林楊格也都從分工角度對市場與經濟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規模經濟”概念，他利用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理論來說明規模效應，。認為報酬遞增是由于企業擴大其不動產而獲得了種種新的大規模生產經濟。馬歇爾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從節約生產成本的角度論述大規模生產的好處。還有些經濟學家，比如科斯、張五常、黃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萊因等從交易費用的節約和內部化優勢方面探討組織管理的規模經濟。巴克萊、卡森和拉格費等則沿用科斯等人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內部化引起企業規模經濟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進一步發展了規模經濟理論，他創立的機會成本說為企業并購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見，關于規模經濟的理論已經日趨成熟，現在重點已經從理論方面轉向了應用方面，當前在規模經濟理論的應用方面的一個重點就是企業并購，美國的企業并購從19世紀下半葉產生至今已經經歷了五次并購浪潮，企業并購已成為企業規模擴張的一條重要途徑。本文在已有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企業并購理論，詳細分析了企業規模擴張的一條重要途徑——企業并購。并通過一個具體實例——中國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狀況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三、企業并購與規模經濟的關系
對于企業并購與規模經濟的關系主要有兩種理論：
1.規模經濟理論
研究證明了企業規模（或產業集中度）與企業的利潤率成正相關關系。在資本較為密集的工業里，集中度較高的大企業可以比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產業中，大企業的生產成本比中小企業低，企業規模擴大帶來了單位成本的下降，超過了集中度提高價格上漲的效果，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數。這種成本優勢就能增加工業產出的份額和減少單位成本，同時，聯合生產經濟即范圍經濟帶來的成本減少也是顯著的，這方面的成本利益來自于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共享研究費用、管理費用、營銷費用，從而降低了每一單一產品的單位成本，增大單位投入的收益。而企業通過并購的方式，將在并購之前沒有運營在規模經濟水平上的企業整合，使其獲得規模經濟，這將大大提高企業的效益。
2.經營協同效應理論
經營協同效應的理論基礎最早見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通過兼并來組織企業會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經營協同效應可以通過橫向、縱向或混合并購來獲得。對橫向并購而言，經營協同效應的來源代表了規模經濟的一種形式，通過對同類資源的合并，使并購雙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補充，并購后對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這會帶來在短期內通過企業內部投資所難以得到的收益。對縱向并購而言，將同一行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合并在一起，可以獲得行業上的規模經濟性。企業并購后如果能將并購雙方的優勢和特長協調與結合起來，并同時消除各自的劣勢和不足，這將可以使得企業獲得規模經濟。
四、企業并購理論在實現規模經濟的應用
以中國的汽車產業來看， 自1953年我國從前蘇聯引進汽車制造技術和成套裝備 ，建立以年產3萬輛卡車的長春第一汽車廠以來，經過近50年的發展，我國已建立起了門類比較齊全的汽車工業體系。但是，我國的汽車產業卻存在致命的弱點，即企業數目太多，廠家過于分散，生產廠家遍及除西藏和寧夏之外的省區，目前，我國的汽車制造企業廠家數量已超過了日本、美國、歐洲等汽車大國的所有汽車廠家之和，可謂汽車企業數上的“超級大國”，然而我國1998年汽車產量僅為156萬輛，只相當于通用汽車公司當年產量的1/6，豐田汽車公司當年產量的1/3.我國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間累計生產汽車1580萬輛，而美國1978年一年的汽車產量就是1290輛，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車產量就是1118萬輛。目前，國外一般單個汽車企業的最小生產規模是年產40萬輛到60萬輛，而我國汽車年產量超過10萬輛的企業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眾和天津夏利四家。與我國125個汽車廠一年生產 156萬輛汽車相對應，美國3個汽車廠生產 987萬輛；日本7個汽車廠生產1011萬輛，德國 3個汽車廠生產427萬輛；意大利1個汽車廠生產150萬輛。由此可知，中國的汽車產業遠遠沒有實現規模經濟，因此，如果通過資本之間的并購重組，汽車企業可以實現迅速的規模擴張，規模的擴張有利于企業有效降低成本，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自身的生存發展贏得寶貴的利潤空間，而有了利潤保證，才能使資本有效循環周轉起來，才能進一步支持在研發、管理、市場開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額投資，從而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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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理論范文5
資本結構一直是財務學領域最具活力的話題，財務學者長久以來試圖厘清企業資本來源及其結構對自身價值的影響，學術研究和財務實踐共同推動資本結構理論日趨豐滿，其研究邊界不斷擴大?！熬唧w而言，尋求更有效地解釋現實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是資本結構研究的主線?！保ㄈ~凡、劉峰，2015）
MM理論、權衡理論、成本理論、優序融資理論等不斷擴展了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邊界。自LLSV（1997）將制度因素引入到資本結構的分析后，宏觀環境、政治關聯、社會資本、銀企關系，乃至文化、宗教，都成為資本結構的解釋變量。
本文是一個資本結構的實證研究，將營業規模、經營穩定性、稅前利潤、盈利能力、資產流動性、自由現金流量這些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內生變量作為資本結構的解釋變量，其邏輯起點是，假定企業是永續經營的，其資本結構（長期來看）必定是漸變的，（短期來看）它具有一定的內生性?；谶@一邏輯起點，下文采用逐步回歸法，構建資本結構的計量模型。
二、變量設定及樣本選取
羅斯等人（2012）將稅收、資產的類型、經營穩定性視為決定資產負債率（dbastrt，資本結構的顯示變量）的三個重要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本文引入營業規模、盈利能力、自由現金流量三個影響因素。表1歸納了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對應變量、變量定義以及變量在理論上與資本結構的相關性。
本文選取2011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在滬市A股正常上市的50家零售業企業的數據作為樣本。之所以選取零售業企業數據作為樣本，是基于如下假設，零售業成熟且經營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資本結構與其它經營變量應該表現出較為穩定的因果關系。
樣本中所有變量都做均值處理。表2總結了零售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及其解釋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零售業企業存在著資本結構較為明顯的差異，dbastrt的標準差達到16.98%。當然，同行業企業的資本結構差異的規范及經驗研究并不是本文的主題。
三、零售業企業資本結構的回歸分析
1、模型1：檢驗羅斯等人的觀點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lnprfbftax+？茁3？鄢vlntotin+
？茁4？鄢noncurtotast+u （1）
該模型中lntotin是規模的顯示變量。
采用OLS的回歸結果見表3。
對模型1的回歸顯示，零售業企業資本結構具有明顯的正的規模效應，總營業收入自然對數是顯著的，總營業收入1%的變化，引起資產負債率5.39%的變化；盡管回歸顯示，稅收也是顯著的影響因素，但其系數的符號卻令人困惑，稅前利潤提高1%，資產負債率降低1.62%，相悖于人們普遍接受的債務稅盾說；經營穩定性和資產流動性都是不顯著的。模型1通過了F檢驗，且能解釋資產負債率變動的31%。
2、模型2：檢驗成本理論
Jensen and Meckling（1976）認為債務比例上升，將提高管理者在企業中的股權比例，減少管理者控制的自由現金流量，從而降低管理者自我消費、努力程度、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從而降低成本。因此，應將自由現金流量引入模型，并剔除在模型1中不顯著的經營穩定性和資產流動性。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lnprfbftax+？茁3？鄢lnfreecf+u
（2）
采用OLS的回歸結果見表4。
模型2顯示，正的規模效應和令人困惑的稅收因素仍然顯著，并且系數（相對于模型1）均增大了；自由現金流量對于資產負債率的影響是不顯著的。模型2通過了F檢驗，且解釋資產負債率變化的31%，可以認為，模型2并沒有更好地（相對于模型1）解釋資產負債率。
3、模型3：檢驗盈利能力對資產負債率的影響
剔除自由現金流量，引入盈利能力，有：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lnprfbftax+？茁3？鄢roa+u（3）
采用OLS的回歸結果見表5。
模型3顯示，正的規模效應仍然顯著，盈利能力取代稅前利潤的對數成為資產負債率的顯著解釋變量：總營業收入1%的變化，引起資產負債率5.81%的變化，而資產收益率1%的增長，將導致3.42%的降低。模型3通過了F檢驗，并且調整后的R2提高到0.42。
4、模型4：剔除稅收因素
模型1、2、3均顯示了令人困惑的稅收影響，并且模型3中稅收因素已經不顯著，因此剔除稅收因素，有：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roa+u（4）
采用OLS的回歸結果見表6。
模型4顯示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盈利能力效應都是顯著的，且聯合對資產負債率起作用，模型4解釋了資產負債率變化的41%。
四、結論
規模效應理論范文6
1998年Keith D、Brouthers等（1998）[1]提出：企業并購是一個復雜多元化的過程，很難用一種理論或者方法解釋清楚。并購公司的動機大多是希望通過并購可以使自身公司的在短期內得到飛速的發展，例如提高市場份額、降低成本等的目的。然而大多數的并購是由不同的目的所驅動的，現有的理論從多個角度闡釋了并購的內在動因，但不難發現沒有一個理論能全面概括并購現象，可以認為企業并購的動因表現為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這一特征。
1.從經濟學角度出發
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協同效應理論、投機理論和交易費用理論都包含于并購動機理論。
協同效應 （Synergy effect） 就是“1+1>2”的效應，是指兩家公司合并后的產出大于他們合并前之和。這種“1+1>2”效應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差別效率假說——管理協同效應。財務協同理論，也就是就是避稅假說。如果一個企業有累計稅收損失和稅收減免那么可以與一個贏利的企業進行合并從而實現合法避稅的目的。還有一種理論是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指企業生產規模的改變對產量從而對收益的影響。該理論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和我國目前較為流行。
投機理論——基于目標企業價值被低估的假設。該理論假設的基礎是目標企業的價值沒有被完全的挖掘出來，其自身存在很大的潛力和價值。目標企業被低估的原因有如下兩個：目標企業的高管能力有限沒有挖掘出目標企業的潛力和價值；并購能夠通過自身整合的力量給目標企業帶來更深層次的發展。該理論認為，如果主并企業發現目標企業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那么實施并購取得目標企業的管理權是最優的。評估目標企業的價值往往是通過價值比率或者托賓比率這兩種方法實現的。
2.從管理學角度出發的并購動機理論
從管理學角度研究并購動機的理論，即指成本理論。Jensen，Meckling[5]最早對問題進行研究，通過管理層不是公司的完全擁有者，只是擁有公司部分所有權，那么問題就會發生。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總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轉載須注名來源但是現在企業的一個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即股東和管理者之間是一種委托和關系。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股東和管理層存在著利益的不統一，他們之間的委托關系所產生的成本包括：合約成本、監督和控制的成本、契約簽訂成本以及由于人和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決策偏差造成的福利損失（即剩余損失）。問題理論對公司收購的含義可從以下三個理論研究：
并購接管理論。該理論認為通過外部的市場機制和內部的有效控制可以解決公司內部的問題。Fama，Jensen（1983） [6]認為如果企業存在控制權和所有權分離的現象，限制者侵蝕所有者的方法可以通過管理和決策分離的方法來實現。Manne（1965）[7]認為，外部的收購手段同樣也是解決問題重要方法。
管理主義。管理主義由1969年的Mueller [8]提出。Mueller的觀點認中假設認得報酬是和公司的規模正相關的是其正向的應變量，那么公司的人就有更強的動機實施并購以擴大公司的規模。但是隨后1970年Lewellen and Huntsman 通過實證證明人的報酬與公司規模無關，但是與公司的收益有關。
自大假說。Roll， 1986[9]的觀點認為，主并企業在對目標企業進行評估的時候往往都是過于自信的。基于這個觀點就可以解釋收購存在一個正的估值誤差的情況下人為什么做出收購的決策。
從不同于經濟學的戰略角度來講的并購動機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