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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及趨勢范文1
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梢?，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埔陨蠈W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谏鲜鲈颍钒l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
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及趨勢范文2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影響因素；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目前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處于初級形態，還存在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將結合已有研究，著力以勞動力流動與市場分割為視角，進一步總結分析此視角下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因素。由于人口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技術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及城鄉差距導致的勞動力結構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健全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探討勞動力流動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分割機制這一影響勞動力市場完善的重要機制尤為重要。
一、勞動力流動選擇
勞動力流動作為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普遍現實狀況，是調節行業、地區間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重要形式。當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下，正是勞動力的持續流動，使得勞動力市場趨于均衡。不過通過實踐與研究表明，現實中由于非市場性因素的存在，勞動力流動一般難達到市場均衡。一些學者也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流動做了深入研究。
1.戶籍制度
“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關鍵體現在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戶籍制度與一系列政策相聯系，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外來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在行業進入、工資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與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這些外來勞動力的流動成本。眾多學者也從戶籍制度研究了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總結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包括四類不同戶籍特征的勞動力群體：本地非農業戶籍、本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和外地農業戶籍勞動力。其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在上述四種戶籍特征的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逐次上升，而失業率則逐次下降?？梢姡瑧艏卣鲗趧舆m齡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狀態具有顯著影響。李駿、顧燕峰（2011）則直接指出，與城市非農業戶籍相比，包括本市農業戶籍、外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等在內的其它戶籍特征都易于使勞動適齡人口處于失業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狀態，戶籍身份的差異確實對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力市場狀態產生了顯著影響。“戶籍制度更體現了社會地位存在嚴重的身份歧視?！雹?/p>
2.產業結構演變
部分學者從產業結構的演變解釋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產業結構流動的矛盾與問題。姚先國、張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國和六省市的產業結構變遷規律，勞動力產業間流動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工農兩大產業之間，中西部與沿海城市差距較大。從總的就業流動調整思路來看，產業結構變動仍是影響就業流動變遷的最終因素，因而仍需要堅持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的核心方針。
另外，部分學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動性問題。例如楊云彥、陳金永（2007）運用結構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說：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勞動力的收入決定存在明顯的分層，戶口登記狀況和單位性質等對勞動力的收入（工資）有著顯著的影響。這種分層對城市勞動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作用，同時也意味著外來勞動力將隨勞動力市場的愈漸開放，對本地勞動力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我國四五十年代，有關勞動力市場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和政策選擇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之上，至60年代，這一傳統受到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挑戰。如何看待我國在轉型時期下勞動力市場分割或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點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對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為代表的學者關注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他們以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為基礎探討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主要觀點有：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地域分割影響要素配置效率，隨之產生的效率差異則是導致我國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在改革之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態勢是政府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改革以來則受到城市利益集團的施壓影響得以維持，其中戶籍制度就是關鍵所在。
第二，許多學者則直接從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賴德勝（2009）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演變，而李建民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聶盛（2004）用實證結果驗證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從所有制分割向行業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學者則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除體制性原因，還有非體制性因素，如勞動者稟賦等差異。其指出可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正規勞動力市場和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即認為在沒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場自身運作也會產生的分割。目前中國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發展趨勢，其存在和發展對加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和彈性，討論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走向及發展條件有著非?，F實的意義。
因此，結合各學者觀點，從勞動力流動與分割機制上思考，筆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是綜合了“內部―外部”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體闡述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特征，從勞動權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特殊的“城鄉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義，實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注釋：
①蔣倩，孫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經濟縱橫》，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同戶籍就業人口的收入差異”，《中國人口科學》，第4期。
參考文獻：
[1]李駿，顧燕峰.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戶籍分層.社會學研究，2011（2）.
[2]張原.職業―產業結構與地區就業結構轉型.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7）.
[3]蔡，都陽.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9）.
[4]賴德勝.制度變遷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暨南大學，2009.
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及趨勢范文3
關鍵詞：（中）關鍵詞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家庭化；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4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項目：（中）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科學研究基金項目（92326179）。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呂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遷移流動和兒童發展。
正文
一級標題一、研究背景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的流動人口在2010年達到221億的巨大規模，由于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大量的流動人口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使我國的城鎮化水平頗受爭議[1]。十報告提出推進城鎮化的重點目標[2]，流動人口市民化關系到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質量，如何幫助流動人口市民化是當前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進城團聚則是流動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質量的重要體現。
不同來源的統計結果都顯示，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趨勢日益顯現，早期“單打獨斗”的流動人口越來越被“攜妻帶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進行推算，純流動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戶主與配偶一起流動，有61%的戶主攜帶子女[3]。陳衛等人針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分析發現，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了攜帶配偶的階段，但將近一半的流動人口其子女還留在原籍地[4]。可見，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發展，流動人口子女是否隨遷成為流動人口家庭遷移的重點，也將影響流動人口市民化和我國城鎮化。
據人口普查數據對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規模的估算，近年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絕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榮和楊舸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0～14歲流動兒童規模為1834萬[5]，0～14歲農村留守兒童規模為4849萬[6]，相當于2005年約27%的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流動。筆者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估算，全國約32%的0～14歲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流動，5年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提高了5個百分點。已有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留守兒童在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行為規范等方面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多數父母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是希望盡量把子女帶到打工地讀書和親自照顧，但是要實現該計劃還存在許多阻礙，比如：城市教育資源有限、念書學費太高、城市消費價格太貴、父母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父母流動性太強等[7～8]。絕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女還是以“留守兒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遷移過程理論和遷移網絡理論認為，人們從希望遷移到采取實際遷移行動并非一蹴而就，遷移者從萌生遷移的動機，到收集信息、權衡利弊、采取行動，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9]。將近七成的流動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們的父母自外出流動開始，可能就考慮過某一天會將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參與也將繼續深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哪些阻礙？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一級標題二、文獻述評
研究流動人口子女的文獻非常豐富，但是大多是以問題導向分別分析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規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問題， 將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納入統一框架中進行比較的文獻較少?，F有文獻中，梁宏等人[10]、楊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別基于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動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隨遷選擇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學“市場、制度和網絡——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2006年7～8月對珠三角地區農民工進行的問卷調查；楊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開展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陶然等人的分析來自于2009年進行的全國4個主要城市化地區的12個大、中、小城市流動人口調查數據（4個主要城市化地區是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成渝地區）。。以上學者的實證分析的視角各有側重，考慮的變量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兒童的個人特征（主要是性別和年齡）；第二，父母的個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獻分析的角度已經比較豐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數據收集方式。流動人口子女隨遷與否由農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決定。對兒童流動與否的分析應該從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時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獻的數據都是從流入地收集，對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難免不充分和不準確。第二，分析內容的限制?，F有文獻的分析遺漏了幾個重要因素，流動人口子女大多處于學齡階段，遷出地和遷入地的教育機會、教育質量和教育成本是影響他們隨遷與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與兒童的在學狀態和就學階段相聯系，然而在已有文獻中就學狀態卻被忽略。第三，對父親和母親的分別考慮。父親和母親的個人特征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響時，將父親和母親的特征放在同一個變量中，都忽略了父親和母親的具體角色和獨立的影響。
鑒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將從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慶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長表數據，對現有研究進行補充和延伸。
一級標題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慶市的長表數據（文中簡稱“重慶六普”），樣本規模為318萬人。重慶六普采用了長、短兩種普查表。短表調查人口的基本狀況，現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全部填報。長表抽取了10%的戶填報，內容在短表項目的基礎上增加人口的經濟活動、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況。
六普不僅登記了戶口在本戶調查時點也在本戶的人，而且登記了戶口在本戶調查時點外出的人（見六普問卷H3、H4和R6）問題R6收集了現住地信息，回答選項為：①本普查小區；②本村（居）委會其他普查小區；③本鄉（鎮、街道）其他村（居）委會；④本縣（市、區）其他鄉（鎮、街道）；⑤其他縣（市、區）；⑥港澳臺或國外；選第⑤項的人還需填答現住地的省、市（地）、縣。問題R7收集了戶籍地信息，回答選項為：①本村（居）委會；②本鄉（鎮、街道）其他村（居）委會；③本縣（市、區）其他鄉（鎮、街道）；④其他縣（市、區）；⑤戶口待定；選第④項的人還需填答戶籍地的省、市（地）、縣。，本文將戶籍在本鄉，但是現居住地在外鄉、外縣、外省市的人口界定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們還排除了市區范圍內的人戶分離人口，因為這個人群與通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和“農民工”不同。詳細論述參見段成榮的流動人口相關論文。，其中0～14歲的人口被界定為“流出兒童”。同時，通過家庭成員的流動狀態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匹配，將農村地區0～14歲現居住在本鄉、父母中至少一方為“流出人口”的兒童界定為“農村留守兒童”。 根據以上界定方法，我們從重慶長表數據中提取出農村地區的178萬個留守兒童和36萬個從重慶農村地區流出的流動兒童樣本，并匹配出這些兒童的父母的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
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與否的因素涉及兒童個人特征、父母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發展水平等多個層面。根據六普數據的特點，在兒童個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別和年齡的基礎上，增加就學狀況（包括小學在學、初中在學）和輟學狀況（包括未上過學、小學畢業或小學輟學后終止學業、初中輟學后終止學業、初中畢業后終止學業、其他情況輟學后終止學業等類別）。在父母個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況（含只有父親外出打工、只有母親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離（包括沒有外出、縣內、省內跨縣、跨省到東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類別）。家庭特征主要指戶籍地居住條件，包括是否有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設
施。
一級標題四、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級標題1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個人特征描述
根據表1的描述統計結果，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性別比例有差異（見表1）。留守兒童性別比低于流動兒童，換言之，即留守兒童中女孩的比例較高，差異在學齡前較小，進入小學學齡階段后增大，進入初中學齡階段后進一步擴大。
留守兒童的在校情況好于流動兒童。369%的6～14歲義務教育適齡農村留守兒童不在校，比適齡流動兒童低233個百分點。由于6歲和7歲兒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遲入學，為了與因輟學而不在校的原因區別開，本文分為兩個年齡段（6～7歲和8～14歲）比較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在校情況。流動兒童推遲入學的情況比留守兒童更多，6～7歲留守兒童不在校比例為786%，比流動兒童低079個百分點。流動兒童輟學的情況也比留守兒童更普遍，8～14歲留守兒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動兒童低313個百分點。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兒童輟學主要在小學，流動兒童輟學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兒童中5417%的人學業終止于小學，不在校的流動兒童中4821%的人學業終止于初中。
二級標題2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較
流動兒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兒童（見表2），說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時，子女更有可能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戶規模大于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平均戶規模為474人，流動兒童為351人。
注：計算流動兒童與誰一起生活的時候，當一個家庭中父親、母親和孩子都外出時，本文假設他們在一起居住。根據重慶六普數據計算，以流動母親為參照，當她們在重慶市內流動時，88%的配偶也在市內流動，當她們在西部、中部和東部流動時，絕大多數配偶也相應在西部、中部、和東部，比例分別是86%、85%和86%?？梢娏鲃痈赣H和流動母親的流動方向絕大部分一致，流動兒童與流動父母一起外出時，在一起居住的假設與實際情況應該基本一致。
流動兒童中超過一半與父母一起生活，比例達6463%，另外有2516%的人與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還有1021%的人與其他親
屬一起生活。留守兒童中約一半的人不能與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動兒童明顯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這是留守兒童無法擁有的成長優勢。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動兒童并非都和父母雙方一起生活，僅與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與其他親屬一起生活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一樣，生活的家庭環境其實也不完整。
在留守兒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兒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兒童在祖父母的協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兒童的居住條件比流動兒童稍好。留守兒童戶籍地居住條件比流動兒童戶籍地居住條件更好，留守兒童戶籍地家中有獨立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的父母和流動兒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流動的距離更遠，留守兒童的父親和母親跨省流動到東部的比例高于流動兒童相應的比例，留守兒童的父親和母親省內流動的比例低于流動兒童相應的比例，這意味著省內流動的父母更有可能攜子女一起流動。
一級標題五、模型分析結果
在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諸多的個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統計控制的情況下仍有明顯的差異？哪些特征對兒童隨遷的影響更強？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兒童、父母和家庭三個層次的因素對兒童隨遷的影響。分析結果見表3。
為了比較兒童個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對隨遷影響的強弱程度，我們分別構造了三個Logistic回歸模型（見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僅納入兒童個人特征相關變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納入父母特征相關變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納入戶籍地戶特征相關變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異，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以后減少或消失了。除了兒童的年齡外，其他所有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見模型3）。根據模型的偽判定系數（Pseudo R2）在三個模型之間增加的幅度，說明父母的特征是決定子女隨遷與否最主要的因素，兒童個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兒童的性別和年齡顯著影響兒童的隨遷狀態。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況下，女童隨遷的可能性比男性兒童低8%（見模型3），這印證了全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性別比差異。根據圖1，我國流動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隨遷的風險在進入學齡階段后明顯拉開距離，從6歲開始直到14歲，流動兒童性別比顯著高于農村留守兒童。在僅考慮兒童個人特征時，6～11歲和12～14歲的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學齡兒童比0～5歲的學齡前兒童隨遷的可能性顯著高出6～7倍（見模型1），但是控制就學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兒童年齡的影響不再顯著（見模型3）。
（中）圖題圖1全國流動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性別比
數據來源：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兒童的學習狀態也顯著影響其隨遷結果（見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況下，以小學在校的兒童為參照類，不在校的兒童比小學在校的兒童隨遷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兒童與之沒有明顯差異。對于不在校的兒童，進一步分析終止學業的階段對兒童隨遷的影響，以小學階段終止學業的兒童為參照類，初中學習階段終止學業的兒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動，遷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畢業后終止學業的兒童隨遷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況對子女的隨遷結果影響尤其明顯，母親的外出會極大地增加子女隨遷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時子女最有可能隨遷?？刂萍彝ヌ卣鞯那闆r下，以僅父親外出的子女為參照類，僅母親外出的兒童隨遷的概率顯著增加了15倍，父母雙方都外出的子女隨遷概率增加了31倍（見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隨遷結果影響也是顯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隨遷也有影響，但是父親和母親只有在累計到接受了大專及以上教育時才會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親比未上過學的父親對子女隨遷的影響大16倍，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親比未上過學的母親對子女隨遷的影響大82%（見模型3）。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影響程度大于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影響程度。
父親和母親的流動特征對子女的隨遷影響存在差異。父親流動的半徑對子女隨遷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查，母親的影響則具有很強的顯著性，母親跨越的距離越遠，攜帶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變量，以省內流動的母親為參照類，跨省流動到西部省份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減少60%，跨省流動到中部省份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動到東部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條件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影響也十分顯著，戶籍地較差的居住條件會增加兒童隨遷的概率。表3中模型3顯示，戶籍地的家中有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等設施時，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概率分別明顯降低6%、19%和9%。來自貧困縣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也顯著高于非貧困縣。
一級標題六、結論
根據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人口遷移受到遷出地和遷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因素時應該同時考慮到流入地與流出地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從流入地界定研究對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區（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區域）通過對流動人口的調查來分析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選擇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響。
本文以重慶市為案例，從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兒童和流出兒童，并匹配出他們的父母的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加以分析。重慶市是我國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內戶籍人口參與流動的比例高于全
國平均水平。根據已公布的六普資料，全國人口中165%的人參與了流動，重慶市戶籍人口中則有高達217%的人外出流動，人口流向市內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慶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慶的人口為945194人，從重慶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慶市的戶籍人口31407875人，進而計算得到重慶戶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動。另外，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國流動人口221426652人，全國人口1339724852人，進而計算得到全國人口中165%的人參與了流動。。重慶市與中西部接壤，戶籍人口高度參與流動并流向東、中、西部，使得重慶市農村留守兒童和從重慶流出的流動兒童相關的問題研究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從人口流出地入手，解決了從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遷移流動時子女隨遷選擇性的兩個紕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調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動的父母詢問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調查，根據兒童及其父母的流動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減少了容易產生誤差的環節；另一方面，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對流出地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則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響。另外，本文還補充分析了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幾個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學兒童終止學業的階段、父親和母親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動半徑，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以上變量對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選擇性具有顯著影響。
通過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個主要結論。
第一，農村流動人口攜帶子女流動時具有明顯的“男孩偏好”，女孩處于明顯的劣勢。全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性別比對比也說明了在全國層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導致出生人口隊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經引起廣泛關注，中國農村的“男孩偏好”觀念還滲透到子女的生存和發展機會上，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時女孩的弱勢地位同樣值得關注。
第二，學齡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小學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動人口子女，說明正在接受學校教育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阻力較大。近年來全國流動兒童年齡結構的變動也印證了這一結論，筆者根據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結果推算，2005～2010年，0～14歲流動兒童規模增長幅度達34%，其中0～5歲學齡前兒童增長幅度達到39%，但6～14歲的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兒童的增幅僅為31%，學齡階段流動兒童規模增長遲緩，是流動兒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體制之外的體現。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與否存在影響，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上時，更高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促進效果才會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且父親的教育程度影響更大。初中和小學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攜帶子女流動的可能性與未上過學的流動人口沒有顯著性區別。筆者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估算，流動人口中文化程度為大專及以上者僅占15%，意味著絕大部分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不足以承擔起子女隨遷的費用。流動人口只有與城鎮戶籍人口一樣，在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務時，他們才能具有攜子女進城的能力。
第四，母親是否流動、流向哪里對子女的隨遷決策十分關鍵。母親一旦外出，將極大地增加子女隨遷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時子女隨遷的概率進一步增加。流動人口正在經歷快速的家庭化過程，夫妻一起流動正在逐漸取代早期的單打獨斗，已婚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流動，這將進一步帶動子女隨遷。重慶市內流動的母親明顯更有可能攜子女一起流動。在接受流動人口最多的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最受阻礙，隨遷可能性明顯低于中西部地區。
第五，當戶籍地的居住環境較差時，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安排子女隨遷。兒童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基本的物質保障，戶籍地較差的生活環境成為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推力，在這種情況下，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發展條件。
兒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長、學習的輔導等都離不開父母的言傳身教，但多數流動人口子女仍留在戶籍地。在留守狀態下，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臨許多問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掃清他們隨遷的障礙，讓流動人口子女分享城鎮化帶來的福利和成果，讓他們與父母團聚，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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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及趨勢范文4
關鍵詞：農村人口流動;區域經濟增長;灰色關聯度;勞動力流動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7.61，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20-5033-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0.071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Flow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Qing1，JIAO Qing-xia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2.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abor flow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labor flow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ey theo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flow population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r flow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very obvio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mean of 14.7%. It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flow pop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internal flow popul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flow rural labor and the internal flow rural labor flow to economic growth was basically sam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flow urban labor to economic growt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ternal floating urban labor.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 flow;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labor flow effect model
1 文獻綜述
人口流動是社會經濟發展固有的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同時還會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歷程[1]。因此，許多學者對人口流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潛心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從研究的視覺來看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大類。
1）從區域經濟發展收斂性的視覺研究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然而，目前學術界對人口流動對地區差距影響的程度和趨勢的結論不一。許召元等[2]、嚴超等[3]認為人口流動可以改善地區資源配置，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段平忠等[4]基于對人均產出進行剝離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在去掉人口遷移影響因素前后，中國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人均產出及總產出的變化趨勢，以及由此帶來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內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帶間增長差距的變化，結果得出省際人口遷移擴大了東部、中部地區的內部差距、三大地帶間差距以及中國整體的地區差距，只有西部地區的內部差距因為受到人口遷移的影響而顯著地縮小了;逯進等[5]運用內生人口遷移經濟增長模型測算了近10多年來西部各省區省際人口遷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得出人口遷移對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是有差別的，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省際人口遷移伴隨有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
2）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研究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王桂新等[6]考察了1995～2000年間中國省際人口遷移與東部地帶經濟發展的關系，發現省際遷移人口（外來勞動力）已成為推動東部地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外來勞動力彌補了東部地區本地勞動力供給的不足，推動東部地帶GDP增長了10%以上，對東部地帶GDP增長的貢獻度幾乎達15%。而且遷入人口規模越大，推動遷入地經濟發展的作用和貢獻就越大。段平忠等[7]通過建立人口流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計量模型對二者之間進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人口流動對地區經濟發展貢獻顯著，但這種作用在不斷地減弱;趙翠紅[8]研究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河南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1979～1998年間，河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GDP增長的貢獻約22.43%，而在經濟發展的平穩時期（1999～2005）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GDP增長的貢獻還高達20.43%;杜小敏等[9]的研究表明：人口流動對中國經濟整體來說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人口流動對流出地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開始凸顯，人口流出對流出地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如預料的明顯。
3）從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區域內和區域間流動視角對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并且研究的地區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如李東[10]利用重慶市40個區縣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對重慶市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發現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較強的關聯性，且重慶市區縣內人口流動對重慶經濟發展的貢獻高于流入人口但低于流出人口;馬金龍等[11]和劉美蓉等[12]對寧夏固原市和民族自治區的研究也得出流動人口與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的關聯性的結論，但前者的研究表明區域間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優于區域內人口流動，而后者的結論則剛好與之相反。
縱觀已有文獻不難發現，學術界關于人口流動這一問題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家研究的角度、方法、區域、時間的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而中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發展和區域特點各不相同，再加上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所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很難被河南省直接借鑒。為了更好地了解河南省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為有關部門制定流動人口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本研究嘗試性地測度了進入新世紀來河南省農村人口流動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其變化，并對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進行定量的計算與比較。
2 經濟發展中農村勞動力流動效應測算
2.1 農村勞動力流動效應測算模型
假定國民經濟中只有農業（第一產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則全社會總產出GDP（Y）和全社會從業人員（L）可以表示為：
Y=YA+YN （1）
L=LA+LN （2）
其中，YA、LA分別表示農業部門的產值和從業人員，YN、LN分別表示非農部門的產值和從業人員。
對（1）式兩邊同時除以L得：
■=■■+■（3）
即（3）式可以改寫為：
P=PAγA+PNγN （4）
式中，P、PA、PN代表勞動生產率，γA、γN分別代表農業與非農業部門從業人員所占的比重。
對（4）式兩邊關于時間求導并同時除以P得：
■=■■+■■+■■+■■（5）
即：mp=■mA+■mN+■mγ■+■mγ■（6）
式中，m代表增長率。由（6）式可以看出總勞動生產率的大小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個是等式（6）右邊前兩項要素投入效應，一個是等式（6）右邊后兩項勞動力流動效應，即勞動在各部門之間的配置效應。若勞動力流動效應用N（P）來表示，則：
N（P）=■mγ■+■mγ■ （7）
又因為γA+γN=1，所以對此時兩邊關于時間求導可得：
γAmγA+γNmγN=0 （8）
將（8）式整理代入（7）式得：
N（P）=■γNmγ■ （9）
由（9）式可以看出，只要農業與非農業部門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勞動力流動效應就會始終存在。
2.2 河南農村勞動力流動效應的測算與分析
為了解河南農村勞動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首先利用（9）式來計算農村勞動力流動效應，然后再來測度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表1列出了經過處理后的不同時間點上不同部門勞動生產率狀況和就業狀況，由表1可以算出，從2000年到2011年，在這10多年中總勞動生產率、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以及非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提高了216.59%、509.01%和130.87%，勞動力流動應為37.11%。勞動力流動對總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為17.1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4.72%;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分別為28.41%和28.35%。由此可見，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農業部門生產率低下的一個主要原因，農村勞動力流動不僅有助于提高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而且在經濟增長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由表1中的數據還可以計算出各個時點上勞動力的流動效應以及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計算結果見表2。由表2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上經歷了先增大而后又開始減小的過程，這主要是因為在新世紀的初期，一系列的體制改革促進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斷的增大，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力的資源配置越來越合理，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逐漸變小。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流動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增長。那么，不同類型的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又如何呢？下面從不同類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視角來分析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3 省內、省際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相關性比較分析
3.1 指標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由于勞動力流出對流出地來說影響較小，所以，關于不同類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實證分析重點放在流入勞動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上。選取反映河南省各地市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人均生產總值作為參考序列，記為X0;選取各地市的常住人口數、省內農村流動人口數、省內非農村流動人數、省內總流動人口數、外省流入農村人口數、外省流入非農村人口數、外省流入人口數、總流入人口數作為比較序列，分別記為X1、X2、X3、X4、X5、X6、X7、X8。計算所用的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數據來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經濟發展狀況指標來自2011年《河南統計年鑒》。
3.2農村人口流動與河南經濟發展的關聯度分析
運用灰色關聯原理可以計算得到灰色關聯矩陣見表3，然后再利用灰色關聯度計算公式得到各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人均GDP的關聯度分別為：（0.6429，0.5625，0.6029，0.5957，0.5730，0.5204，0.5265，0.589 3）。
由計算結果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流入人口對河南省經濟發展的貢獻較大。流入人口與人均GDP之間的關聯性較大，外來勞動力已經成為河南省各地市經濟發展主要力量之一;但是流入人口與人均GDP的關聯度為0.589，仍低于常住人口與人均GDP的關聯度0.64，這說明河南省地處中國的中部，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人口流入還不太頻繁，常住人口仍然是推動河南省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流入人口對經濟的推動力量與東部地區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省級流入人口與人均GDP的關聯度0.526 5低于省內流動人口與人均GDP的關聯度0.595 7，說明河南省吸引外省勞動力就業的能力還不夠強。
2）河南省內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0.562 5）與省級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0.573 0）相當。2010年河南省內流動農村勞動力的人數為808 924人，外省流到河南省的農村勞動力人數為110 772人，省內流動農村勞動力是省級流動農村勞動力的7.3倍，但是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卻小于省級農村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雖然人口流動有助于地區間的資源配置，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提高人均產出水平，但是省內流動人口分布及其不均衡，流動人口多數流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高的地區。如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省內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僅占常住人口的0.86%，且省內農村勞動力流入鄭州市的高達總農村勞動力的30%，而流入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人數較少，例如流入商丘市的僅占總人數的1.2%，省內流動人口的規模相對較小且不平衡導致省內農村勞動力流動對促進人均GDP增長的作用有限。
3）省級城鎮流動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低于省內城鎮流動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省級城鎮流動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小于省內城鎮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是外省城鎮人口流入河南省的數量遠小于省內城鎮流動人口數量，其數量僅為省內城鎮流動人口數的1/20，這再次說明河南省在吸納外來人員就業方面的能力較差;二是外來流入城鎮人口的質量低于省內城鎮流動人口的質量，2010年在外來城鎮流動人口中，讀過高中的外來城鎮人口占流入人口的比例為22.4%，比省內城鎮流動人口低近11個百分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占流入人數的24.9%。這說明受過高等教育的外省人口更傾向于流向經濟發展更好更快的地區，河南省吸納進來的就業勞動力的質量偏低。
4 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農村勞動力流動不僅有助于各部門以及總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縮小農業與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打破二元經濟結構的束縛;而且有助于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流動人口低于常住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且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也不同。為了更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1）創新人才引進機制，進一步加大人才引進力度，提高吸納高素質、高技術水平人口流入的能力。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河南省人口流入還不夠頻繁，流入人口規模較小且文化素質技術水平不高。為此，河南省在消除影響人口流動壁壘的同時還應大力實施人才戰略計劃，建立更加合理、靈活的人才管理機制，為外來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進本地區經濟發展所急需的人才以及高素質人才，改變流入人口文化素質技術水平低下的局面，逐步提升吸納高素質流動人口的能力，充分發揮省際流動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建立健全區域內人口流動的管理措施，積極組織協調和引導區域內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農村勞動力在區域內部的流動規模較小，僅占常住人口的0.86%，再加上人口流動分布得不均衡，大大影響了農村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各地區應不斷加大對人口流動的組織和協調，合理調控人口流動的規模、積極引導人口流動的流向。在促進區內人口流動方面可以借鑒重慶市的做法，即逐步將在城鎮具有相對穩定工作的農民工市民化，不斷完善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服務體制，大力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關于人口流動分布不均勻的問題可以采取政府部門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相結合的方法來解決。政府部門對于流向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農民工可以給予一定補貼，降低他們的流動成本，對他們的流向給予一定的鼓勵;另外，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政府部門對于流入人口要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從而吸引人口流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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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及趨勢范文5
[關鍵詞] 寧夏 科技人力資源 流失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組織開展的“中國區域科技人力資源職業狀況”項目的調研數據顯示，自改革開放30年來，寧夏約流失各類專業人力資源約10萬人，相當于現有人力資源總量的四分之一。寧夏與西部其他省市區一樣，均存在著科技人員數量少，人力資源層次偏低，結構不合理，人力資源利用率低等方面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寧夏經濟的發展。
一、科技人力資源流動分析
1.總體情況。據調查發現，從改革開放以來，寧夏流失的科技人力資源大約是十萬人次，而引進的人力資源只有2500人。流失人力資源中，中高級職稱的人達到一半以上，年齡在30～45歲之間，寧夏大學農學院流失博士10人，碩士15人，高校每年的流失量為296人。僅2003年辭職人員就達到106人；專業技術崗位的占54%。寧夏考出去的大學生，回寧人員不足25%，重點院校會寧的更少?？萍既肆Y源減少的因素主要是人員離退休和專業技術流出寧夏。由于寧夏每年培養的科技人力資源數量遠高于離退休科技人力資源數量，并且所培養的科技人力資源的增長速度高于人口增長速度，所以科技人力資源相對數量下降主要原因只能是流入量小于流出量，流動規模較大，流失趨勢明顯。
2.科技人力資源流動的特點。(1)技術成熟的科技人力資源流失嚴重。2006年流出的科技人員中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人員占21%左右，流入的占15%左右，流失的主要是高級技術人員；流入人員中30歲以下、30歲～39歲、40歲～49歲所占比重分別為45%、35%和15%左右，流出人員各年齡段的比重分別為40%、39%和19%，流入人員30歲以下的比重高于流出的，而30歲～39歲、40歲～49歲的流入人員比重都低于流出的，流失的是年富力強的科技人員，補充的主要是缺乏科技工作經驗的科技人員。以寧夏大學為例，從近五年來看，全校流動260人（含自然減員），引進337人。副高職稱以上的人員流失了155人，補充的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員為266人。從表面上來看，這種流動優化了學歷層次，但流失人力資源屬于各方面都較成熟的。(2)科技人力資源流動到更能發揮特長的地方。經調研發現，在職科技人力資源區內流動情況表明科技人力資源繼續由其他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向銀川市流動，而銀川市的科技人力資源向區外更發達的地區流動。說明銀川市的科研環境和生活條件相對優越，對科技人力資源最具吸引力，科技人力資源通過各種途徑向銀川聚集，石嘴山市工業企業較多，對科技人員有一定吸引力，在科技人力資源流動中基本保持平衡。(3)農學與工學領域的科技人力資源為流動主體。寧夏科技人力資源流動從專業情況看，以工學專業為主，占全部流動人員的40%左右，其次為理學，占40%左右，經濟學、管理學和農學在10%以下。從科技人力資源流動的行業看，流動人員中原來屬于農業的占6.3%，流動后屬于農業的占9.3%；原來屬于制造業的占57.8%，流動后屬于制造業的占63.3%。表明其他行業科技人力資源向農業和制造業流動，這對提高產業部門的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推廣、技術水平提高有重要意義。
3.科技人力資源流失的原因?？萍既肆Y源是相對稀缺的人力資源，如果科技人力資源在原單位無法發揮應有作用，無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流失就不可避免。為了具體地了解寧夏科技人力資源流動的真正原因，我們設計的調查問卷對寧夏科技人力資源的流動原因進行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1)單位發展前景好并在當地有區位優勢，占18.4%;(2)專業對口，能發揮專長，占16.0%；(3)個人發展前景好、晉升機會多，占11.3%；(4)工作地點等家庭因素，占7.7%?？傮w上，人發展機會、工作地點及家庭因素、工作成就感等屬于人員自身因素的占30%，專業對口、人力資源評價機制、單位發展前景、薪酬福利待遇、人際關系、企業文化、領導重視與信任、培訓學習機會和工作條件等外部環境因素占70%，外部環境比個人自身原因更重要。
二、進流動和防止流失的措施和建議
1.改善寧夏的自然環境，促進本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寧夏科技人力資源的流失主要是與本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系。首先，采取退耕還林，加強城市環境建設等措施改善自然環境，從而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其次，政府放寬政策，擴大招商引資力度，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
2．進一步優化科技人力資源流動環境，引導人力資源有序化流動。以營造一種有利于“人力資源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體制環境為突破口，充分發揮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配置作用，政府應逐漸減少對人力資源市場的直接干預，轉為以宏觀調控和監管為主，引導科技人力資源有序流動，創造一種公平、公正、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環境，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科技人力資源有序流動。
3.用人單位應完善用人措施，使之具有吸引力，從而減少人力資源流失。寧夏科技人力資源的經濟收入普遍偏低，最重要的是用人單位應采取具體行之有效的措施，穩定現有人力資源，防止人力資源流失。履行好“牽頭抓組”的工作，進一步加強對人力資源工作的認識；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建立各種穩定人力資源，留住人力資源，培養人力資源的機制；優化人力資源的創業環境和人文環境。
4.培養高層次人力資源，增強科技人力資源的創新能力。以高校、科研機構為技術依托，利用各類科研項目，加快高素質、復合型的創新科技人力資源培養。繼續發揮院士和高層專家學者的領軍作用，著力培養造就新一代科技領軍人力資源、學科帶頭人和技術帶頭人。拓寬和提升以創新平臺和特色產業化基地為載體的人力資源培育功能，形成科技人力資源創新能力培養的系統鏈條。
參考文獻：
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及趨勢范文6
〔關鍵詞〕北京市；人口；戶籍
一近年來北京市人口變動的趨勢。
從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經濟發展速度連續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與此同時，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也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北京市近年來人口變動表現出以下幾個趨勢。
1.人口保持增長態勢。
從過去的幾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為1633萬人，相比1998年的1245.6萬人，9年間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萬人，人口增長仍然呈現較高的增長水平。
2.外來人口保持較大規模增長。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來人口引起的。
數據顯示，9年間，外來人口由1998年的154.1萬人，增長到2007年的419.7萬人，每年新增29.5萬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個新增人口中就有兩個是外來人口……這體現了外來人口的常住化趨勢，故控制外來人口的增長規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課題。
3.戶籍人口的機械增長。
目前，人們對北京市人口增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外來人口的增長上面，對戶籍人口的增長尚關注不夠。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看出，近9年來戶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長趨勢，每年新增13.5萬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當于每三個新增人口中有一個是戶籍人口，戶籍人口增長的90%來源于機械增長，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保持穩定。這種增長固然是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面對如此快速的增長，也應有相應的對策。
4.區域人口增長格局分化明顯。
近五年來，人口變動的區域差距性最為顯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區人口大幅減少67.1萬人，拓展區人口大幅增加190.9萬人，發展新區人口增加86萬人，涵養區人口整體增加2.3萬人。核心區和涵養區的人口變動數量符合北京市人口發展目標，但拓展區外來人口增加幅度過大（每年增加人口為47.7萬人）,發展新區吸引中心城區人口能力相對不足，每年僅吸引7.6萬人。
二存在的問題。
1.人口快速增長使北京市面臨巨大壓力。
按現在每年凈增43萬人口的規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將達到1762萬人，到2020年將達到2192萬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規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萬人，相當于國外一個大中城市的規模，是歷年來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長呈現出加速膨脹的趨勢，如不加以合理解決，未來人口比上述預測數字還要龐大。這對北京市的資源、能源、環境、城市服務等方面造成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2.外來人口過于集中在拓展區。
拓展區目前已經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聚集地。2002-2006年，拓展區新增外來人口56.1萬人，占北京市新增外來人口的58.1%,拓展區良好的投資環境、教育水平、發展空間（就業吸引、置業吸引、學業吸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攤大餅”式發展。這種外來人口過于集中在拓展區的趨勢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體發展。
3.新城承擔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強。
目前，新城地區承擔了大約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發展新區，外來人口增加量占整個新城地區的83,3%。應當說新城的人口集聚效應開始顯現。但作為未來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點區域，其產業集聚能力還較弱，其人口承載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增強。
4.周邊地區發展相對滯后。
據《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顯示，2006年，京津冀區域的“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這說明盡管北京市自身的發展速度很快，但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很弱。周邊地區發展的落后，導致這些貧困區域的人口不斷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暢，人口只進不出，難以疏散。
這也是近年來北京市外來人口（較低素質人口）不斷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
5.戶籍管理及人口統計工作需加強。
戶籍的多頭管理和政策放松是人口機械增長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屬和軍隊三大系統均握有進京戶口審批權（涉及26個單位的41個部門）,小城鎮、房地產外銷、高校進京指標等方面的戶籍管理政策也較為寬松。同時，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戶分離現象比較嚴重。據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戶分離人口已達228.6萬人，占戶籍人口總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戶籍人口人戶分離。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統計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長應該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實現“高端、高效、高輻射”產業發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現狀難以做到這一點
三對策建議。
在全國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實現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的協調發展，應該多措并舉。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場經濟措施，以優化產業結構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引導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動，而且滿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導，從整個區域發展的角度考慮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邊地區及全國各地去。
1.優化北京市人口增長空間結構。
按照北京城市空間布局規劃，應以調整產業結構為主線，逐步形成按主體功能定位的人口發展趨勢，力爭用5年時間，實現核心區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區人口比重基本穩定，新區人口比重明顯增加，涵養區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優化各主體功能區產業結構，控制功能區人口的相應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轉移到新城，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動。
二是調控戶籍政策，適當限制城八區的外來人口規模，積極引導外來人口流入發展新區。用鼓勵外來人口在發展新區入戶籍的制度，減少城八區外來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實現北京市人口空間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機械遷入人口，戶口優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遷入的人口，其子女可優先進入新城優質中小學就學等。
三是加強房地產業的調控與管理。房地產業在全市范圍內合理布局，在發展新區和軌道交通站點附近，采取積極措施使其成為中心城區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銷比例，避免成為外地流動人口的“新城”。可以對符合城市空間布局要求的居住區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強新城的優質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著力解決新城在教育、醫療、體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現象。建設若干重點項目，鼓勵中心城優質公共服務設施整體搬遷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強區域合作。
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協作，從區域的角度平衡資源和產業，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引導人口在大區域空間上的合理流動。
一是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在基礎設施布局、產業發展、城鎮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實質性的開展，以產業就業引導人口轉移疏解，減緩北京的人口涌入壓力。
二是應特別注重與廊坊等周邊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載力，通過經濟適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轉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導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強人口異地疏導政策研究，探索異地養老的醫療、社會保障政策，鼓勵人口跨區域流動。
3.加強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工作，應該在傳統戶籍管理手段與經濟社會發展、勞動力供需與城市承載能力、完善各項服務與有效控制人口規模的現實矛盾中尋找平衡，立足現有條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斷提高人口管理與服務水平。
一是成立由國家有關部委、駐京部隊和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參加的首都人口發展委員會，統一領導、協調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規的研究、制定、實施和修訂工作；清理戶籍遷入政策，變“多支筆”審批為“一支筆”審批，提高戶籍遷入人口素質，確實為首都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動人口管理信息系統，統籌協調各職能部門，建立標準一致、互為補充的全市人口綜合動態信息管理平臺，及時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對外來務工人員實行常態化管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勞動監察，規范用人單位的用工行為，如保障最低工資水平，健全社會保障機制，提高企業雇用外來勞動力的成本；嚴格限制大量使用外來人口為主體的企業和產業的發展。
四是對外來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務。依法加強對居住場所的管理和服務，改善外來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條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城市地下空間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貧民窟”；合理調整水、電、氣等生活要素價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減少“三無”人員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