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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對后世的社會影響范文1
關鍵詞：史學理論；“問題史學”；國際長安學
中圖分類號：K0；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83（2015）03-0131-13
一、問題提出與“問題史學”內涵
國際長安學是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學術問題。從古老方面而言，作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漢隋唐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長安具有極其深沉厚重的歷史底蘊和悠遠而發達的人文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同時，伴隨著“絲綢之路”等對外交往途徑的不斷開通，長安又作為中國歷史上強盛時期的代表性符號，聲名遠播四方，產生了悠久而深遠的國際影響。言其為嶄新，意在表達這樣一個現實的發展觀念：即國際長安學所面臨的是如何建設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如何發揮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引領作用這樣一個重要而現實的國際化發展課題。顯然，國際長安學是在現代西安國際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產生的史學研究課題，是從當代的社會現實出發對歷史做出的回顧與反思，它突出體現了回顧過去和關懷現代的歷史雙重屬性。因此，從國際長安學這一視域出發探究長安歷史的古今，必然會產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從而充分發揮國際長安學研究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國際長安學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由教育部和陜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陜西師范大學重點建設的協同創新中心――國際長安學研究院，無疑在這一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感和時代感的研究課題，國際長安學必然蘊涵著極為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呼喚著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探究。首當其沖的問題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國際長安學研究所依據的基本理論是什么？即這一重要的學術問題得以存在的歷史邏輯是什么？其價值和發展前景如何？只有對國際長安學理論的深入探討才能有益于加深人們對這一學術領域的認知，有助于推動這一領域學術研究的順利開展。基于此種思考，本文擬用“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為方法論，以古長安的歷史進程為客觀依據，以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為現實發展目標，從歷史、現實和邏輯三個維度來探討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原因，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國際長安學自身所蘊涵的重要而豐富的歷史理論。
眾所周知，“問題史學”是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這一學術流派產生的歷史背景乃在于對盛行于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的反思，而年鑒學派則是這一理論成果的集大成者。簡言之，實證主義史學的基本方法論，用西方近代史學之父、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話來說就是“據事直書”，或者“讓歷史開口說話”的傳統觀念，它所包含的史學思想就是強調研究者和所研究的歷史之間不存在依存關系。史學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和實證性，并且自信歷史學家通過這種實證研究就可以達到對歷史的客觀性和歷史真理的完全揭示。然而年鑒派一經產生，就明確表達了它與實證主義史學相對立的史學觀念：它強調歷史研究應以解決人們的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將歷史研究同現實中人們的實際需求結合起來，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借鑒，以此突出史學研究的社會效用，它堅決反對把史料研究當作歷史學研究的全部的學術傾向。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則明確提出“問題歷史”（history-as-problem，即“作為問題的歷史學”）的口號，用來代替實證主義的“事件的歷史”（即以事件為基礎的歷史學），并使之成為年鑒學派的突出特征。對于“問題歷史”的要義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傳統歷史學并不是不研究問題，只不過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它是從史料中發現問題，并通過史料解決問題，所以它的口號是‘沒有史料就沒有史學’。但年鑒派所說的‘問題’是現實的問題，即從現實問題出發研究歷史，當然也不能不通過史料，否則就不能成其為歷史；但是還必須超出史料，否則歷史不能成為科學”。又如，德國19世紀的著名歷史理論家德羅伊森（J.G.Droysen）說過：“歷史研究工作的起點是歷史問題的提出”。顯然，兩者所謂的“問題”內涵和旨趣還是有明顯的時代區別的。
年鑒學派一經產生，很快就因其新穎的觀點和面向現實的學術研究旨趣而獲得了學界的高度重視，不但對西方的史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而且成為世界史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學術流派。因此，用年鑒學派“問題史學”理論來剖析國際長安學，自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并能加深對國際長安學的理解，從中獲得學術啟示。
二、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史學邏輯
國際長安學這一嶄新的學術概念蘊涵了豐富而深刻的歷史觀念，是長安源遠流長、輝煌燦爛的歷史與現代嶄新而發達的史學新觀念交相輝映的重要學術成果。因此，探討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深厚歷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歷史觀念，對于我們加深對國際長安學本身的理解，并順利開展國際長安學的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際長安學研究的歷史基礎
古長安獨特而豐富的歷史發展內容奠定了國際長安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古長安曾長期是中國歷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譽，特別是其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漢、隋、唐的首都，對中外歷史都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有一個突出特征和結果，即首都長安城或長安地區一直是這些重要王朝對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為這些王朝的代稱而流存于中外史冊，從而使得長安又具有極其突出的國際性，并對以后長安的歷史發展也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長安學的國際性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長安的歷史與中國輝煌的古代歷史融合在一起，是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的源頭之所在，其本身具有豐富而先進的歷史內容。
眾所周知，當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尚處于蒙昧時代之時，中國則從夏開始，進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行列，經商、周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極具中華文明特色的“三代”之治。在孔子看來，“三代”文明雖各有個性化的內容，但其共性則是“直道而行”。在“三代”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周對中國文明做出了獨特貢獻。它在繼承夏商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將“三代”文明的共性高度提煉出來，使其上升為一種哲學觀念。這一觀念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表達：“與時偕行”（《周易?乾》），即與大自然本性相一致而不停地前行，這是周人的基本思維方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則是周易的核心觀念。這一核心觀念實際上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它強調君子應在持久不息的變動中將重心置于自身的基礎上，發揮不竭的創造力，自強不息；另一方面則倡導君子應效法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增厚美德，容載萬物。因此，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具有探索、實踐、倡導永不停息的創造性，但又開放、包容萬物。這一理念通過《周易》被固化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基因。
在中國古代文明和文化的歷史進程中，作為西周文明的核心地帶――灃、鎬二京，即后來的長安地區，是中國周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對周朝和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在西周文化中，“周公制禮”則功績更為突出。關于周“禮”，根據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以周公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對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總體性設計和實踐。他認為，“禮在三代是一個外延很大的概念，不僅指各種社會組織的準則，而且指社會意識形態的各種形式（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的行為規范與價值觀念。”從中國文明史來看，周公制禮的意義不僅在于確定了周的各項制度性文化內容，而且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在其早期階段的某種內在結構和基本發展傾向，成為中國文化的原點之所在，并對其后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發展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當然，在這一進程中，長安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地位也開始確立。
其后在東周出現的“百家爭鳴”則是在當時社會劇烈變動的背景下，以周禮的思想為基礎而對社會發展方向和內容的一次學術大辯論，其中由孔子創立的儒家文化以及老子創立的道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并向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成為國際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鬃又v，“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就表達了他對周文化的崇尚和敬仰之情，也表明他的思想與周文化之間存在的深刻的承繼關聯。直到今天，孔子和老子的文化觀念仍對世界發揮著重要影響。被稱為是世界“軸心時代”重要的文化內容。
對于長安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周之后將先秦學者的思想觀念不斷付諸于歷史實踐，由此對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制度性文化做出了突出貢獻。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先秦與秦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霸谙惹貢r代，孔子孟子一輩圣賢，都已將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后實在很難再超出。問題只在如何去求實現。漢唐的成績，在能依著先秦人理想，逐漸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現出來。那實在也是了不得?！卞X穆先生還認為，“中國文化在秦、漢時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礎，即政治社會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礎。在隋唐時代則更進而完成其第二基礎，即文學藝術方面一切人文創造的基礎……政治、社會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園林，文學、藝術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陳設，園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國人的家屋與園林已在秦、漢時代蓋造齊全，隋、唐時代再在此家屋里廛究陳設，再在此園里布置花草?！憋@然，在他看來，周、秦、漢、隋、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無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們在中國文化和制度的發展史上有著明確而密切的承繼關系和發展關系。
因此，古長安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在古代早期，所代表的是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先進文化。這種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不但是一種內涵豐富的重要理論和思想體系，更重要的它是將當時先進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思想落實為社會制度。中國古都學會會長蕭正洪教授在論述古都內部空間所包含的內容時，認為“政治制度”才是古都內部空間的真正占有者，對于古都長安學而言，他更強調了制度性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對歷史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因此，在歷史上以制度性為其主要特色的長安學不但對中國文明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也使長安學具有極其明顯的國際性特征。
其二，從中外古代交流史來看，長安的國際化特點也很突出。其作為中國多個重要王朝的首都而廣受關注，聲名遠播，是周邊世界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其影響輻射世界。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并引領中國和周邊世界的文化發展潮流，顯示出突出的國際性。其作為典型的國際化大都市，尤其在漢唐時期表現得特別突出。
學界一般認為，盡管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歷史悠久，但真正廣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還是從西漢開始的，并由此出現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漢帝國幅員遼闊，中華文化已漸成熟。在這一時代，中華文化以其突出的先進性為基礎，展開其自信的雄姿，從東、南、西三個方面與外部世界展開了多層次、多方位的廣泛交流。其中張騫出使西域、“鑿空”歐亞、“絲綢之路”的陸路大通道正式開辟，并成為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敖z綢之路”以長安為出發點，橫貫亞洲，進而連接歐洲，西漢借助“絲綢之路”播撒自己文明的輝煌于廣袤的地域，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中國人的地理概念，而且大大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與此相適應，長安也初步確立了其在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中的顯要歷史地位，形成了“西有羅馬，東有長安”的東西方世界交流的輝煌歷史。這一重要的交流成果對以后的中外交流和長安國際化歷史的深入發展，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特殊歷史地位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之后，中華文化經過南北朝較長時期的文化融合、積淀，再經過時間雖短但卻具有重要意義隋朝的鋪墊之后，到唐代達到了一個昌盛興隆的新階段。唐朝在社會、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顯示了勃勃生機，被現代西方學人稱之為當時世界最偉大的帝國。正是在這一時期，長安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匯、融合的中心，人文薈萃于其中，聲名遠播于四域。據記載，當時與唐朝有過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三百多個，長期保持友好往來的則有七十余。眾多國家的外交使團頻頻出入長安，呈現出詩人王維所描繪的“萬國衣冠拜冕旒”（《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的盛世達觀。從經濟發展的層面來講，首都長安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與各國的商貿往來十分繁盛。從文化和制度角度而言，成千的外國留學生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并在唐朝的最高學府――長安的國子監，對中國的典籍和學術進行專業學習和研究。唐代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最強盛、最發達的時代之一，其政治制度被周邊國家參考甚至模仿，形成了以中國本土為核心，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北部在內的“中華文化圈”――這些國家和地區都重視使用漢字、吸納儒學、傳播中國佛教、效法中國政治制度、積極應用中國科學技術等等。
其三，古代長安文化的國際性要義不僅表現在長安文化的先進性和國際性，更重要的在于它還具有突出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品格。誠如上述，不論是大漢或者盛唐，一方面，以長安為突出代表的這些中國早期強盛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僅塑造了東亞文化全貌，也影響著當時世界其他文化，表現了中華文明和文化的先進性、普世性，為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共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貢獻，這早已為世所公認。除此之外還應看到，中華文化傳播的另一方面，即它同時又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不斷從世界的視野來調整、拓展自身，在交流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優秀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其保持生動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對此，中外學界眾口一詞，比如崔瑞德就認為，通過絲綢之路，“許多中國的思想和技術傳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時期，中國卻更多地從西方傳人思想和文化”。佳話眾多，不勝枚舉。
正因為如此，以漢唐為突出代表的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其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明顯的雙向交融的文化傳播過程。正是這一雙向交流，不但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自身的內容，使中華文化更為豐富多彩，而且還使得中華文化獲得了保持生命力旺盛不竭的發展動力，從而能夠不斷深入地發展。對此，在費正清認為，在唐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達到20世紀之前的最高峰”，其原因就在于唐所具有的“文化寬容的精神”。
顯然，早期中外交流在本質上是中國文化作為世界先進文化傳播其價值與吸納異質優秀文化因素而不斷雙向互動的統一過程。這一雙向交流方式和進程不但彰顯了以漢唐為代表的中華早期文化的突出成就，而且成為中華文化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在此特別強調的是，這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本身不僅成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不斷走向世界的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而且構成了長安國際化的豐富歷史內容。對其歷史內容和重要意義的深入探討，正是國際長安學學術課題中的重要研究內容。
（二）國際長安學產生的現實契機
國際長安學不僅是一個隨著學術深入發展而產生的重要問題，而且是基于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而產生的一個具有深沉歷史感的現實問題。這一問題的現實性是基于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因而這一課題不僅具有確定的歷史核心內容，而且還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其一，現代西安的國際化發展目標是基于古長安國際化的歷史遺產、傳統和發展趨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長安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一直是現代西安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長安的歷史命運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也大體相似，有強盛也有衰落時期，但其發展的歷史線索并沒有斷絕，有著明顯而真實的文化傳承脈絡，它一直保存著古城的風貌和神韻，形成了極為豐富的物質及精神文化遺產。現在西安仍大量保存著古代長安的各種歷史遺跡，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譽，這些既是長安人的一種歷史記憶，也是與中國有歷史交往國家的一種深刻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已成為現代中國與這些國家進行政治、文化和經濟交往的一個重要的精神紐帶。從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來看，文化斷層是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中屢見不鮮的現象。所謂斷層就是與其自身豐富的文化歷史傳統絕緣，重新開始文化或文明的創造，如兩河的蘇美爾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臘的愛琴文明等。但長安的文化特征及其傳統極其頑強地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繼承和發揚，成為古今暢通的精神文化橋梁，這是我們進行國際長安學這一問題史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歷史基礎。
其二，國際長安學受當代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和整體發展的戰略現實需求的驅動而產生的古典學術課題。借改革開放的東風，西安在東聯西通、重振古城雄風方面大放異彩，取得了突出的區位性優勢。但如何在國家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在西部大開發和在構建亞歐大通道的國家大戰略前提下，進一步彰顯西安在新世紀的國際關系中所應凸顯的重要地位，以更好地發揮西安在中國走向世界中的獨特作用，這無疑是現代西安深化改革、走向世界所面對的時代課題。而深刻總結中國古代周秦漢唐的國際化經驗與教訓，從而為國家西進發展新戰略和西安國際化的實現提供借鑒，這是國際長安學學術價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其得以產生的最為深厚的社會現實基礎。顯然國際長安學問題的提出，一方面是建立在對當代中國發展戰略與長安的歷史與文化深刻了解、認知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則彰顯了經史以致用的中國歷史傳統。
其三，進行國際長安學研究是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建設戰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古城西安煥發青春提供了契機。在失去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長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版圖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國際化的古長安為藍本，有機地整合已經分化為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特別是將古長安地域的西安、咸陽兩個重要城市有機地統一起來，在恢復長安國際化大都市系統化格局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國際化大都市的條件、途徑，以更好地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新格局，特別是承擔起西安面向世界發展的重要歷史使命。這種內在需求和趨向必然促使人們自覺地從昔日長安的國際化中尋求其所建立的適應國際化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政策等內容，從而為當前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鑒和理論的指導。
顯然，國際長安學和現代西安的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需求有著深刻的歷史關聯。發揮古城西安傳統的國際化歷史優勢，并將這一悠久而輝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轉化、提升為現代西安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的強勁動力，是國際長安學得以產生的最為直接的社會推動力。
（三）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邏輯
國際化視野和中西史學觀念相互交融所產生的“問題意識”是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邏輯。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在此視野下對中國史學觀念的不斷反思，促進了中國史學觀念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同“問題史學”產生更為緊密的聯系，這是國際長安學得以產生的理論前提，同時也是這一前提所產生的重要成果。
其一，國際長安學是國際化學術視野所結出的碩果。改革開放后，中國同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學者的歷史觀念、內容、視域越來越豐富、深刻和廣闊，其成果必然匯集在中國國際化視野的建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歷史觀念的更新這一大的思想發展背景下。正是在與國際化緊密聯系的新史學觀念的推動下，歷史學人立足于現實西安發展的基礎之上，既從國家和世界的廣闊背景中對昔日國際化的長安歷史不斷反思，又從昔日長安國際化的歷史進程中揭示其與現代西安國際大都市具體發展目標之間的深刻內在關系。其結果，借助現代的歷史觀念，國際化的長安歷史與現代的西安國際化的發展前景之間不但通過時間的河流建立起不可分離的學術關系，而且成為歷史學人必須加以面對具有現實感的重要歷史問題。正是通過古今中西的不斷交融匯通，具有濃厚古典特性的國際長安學重要研究課題終于應運而生。由此來看，國際長安學的基本內涵及其任務就是，在國際化觀念的指導下，以古長安所包含的深刻歷史內容為立足點，深入探討古長安同周邊各國及其世界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并從這種關聯互動中總結古長安發展的得與失，從而為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國際化視野既是國際長安學產生的理論新視角，也是這一理論所得出的重要學術成果。
其二，國際長安學是從“問題史學”的角度對中國傳統史學加以理論反思的產物?！澳觇b學派”是從西方史學的發展邏輯出發，用歷史的思維與方法積極尋求解決現實問題，并從中得出合乎邏輯的答案或啟示?！皢栴}史學”明顯地反映了西方史學發展的特點及其趨勢。從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經史以致用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國史學的突出特征。如果和西方史學相比較，我們有傳統的學術優勢，但從現代史學理論的層面對我國的史學傳統進行反思，取精用弘，與時俱進，也是我國史學界一直在進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依此觀點來看，國際長安學體現了在繼承中國優秀的史學傳統的同時，又基于現實的社會需要而感發的“問題史學”特點?？梢哉f國際長安學是現代中西史學匯通合璧的產物。
其三，國際長安學是對現代史學觀念探討的成果。以“問題史學”為重要內容的現代史學觀念，其突出特點是倡導從現在的歷史運動中去探尋歷史問題。雅克?勒高夫認為，“它比任何時候都重視從現在出發來探討歷史問題，以便能在一個‘動蕩不寧的社會中’生活和理解”。顯然，年鑒學派提出“問題史學”的用意在于強化歷史本身所具有的服務社會和改造社會的現實功能。從現代的“問題史學”觀念出發，思考和展望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的現狀和前景，必然要求將極具古典意義的國際長安學和當今國際化的西安緊密聯系起來，參照比較，以探討國際長安學對現代西安國際化的作用和影響。國際長安學就是在現代史學觀念指導下催生，并對現實西安國際化進程產生了強烈觀照效果的學術研究領域。因此，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觀念對于加深理解國際長安學的史學理念和內容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借用現代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Croce）所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總之，國際長安學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古典內容的統一體，其產生具有客觀的歷史內容和合理的歷史邏輯，它有清晰的學術脈絡可供探索，是長安古今歷史相通的結果。如果從其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影響角度而言，它是一個與現實國際化西安緊密相關的值得重視的學術問題；同時，國際長安學也是一個時代問題，它深深植根于時展，具有現實迫切性。國際長安學的產生彰顯了現代史學觀念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顯的“問題史學”特性。
三、以“問題史學”為依據，構建并不斷豐富國際長安學的理論體系
國際長安學是扎根在古長安豐富而厚重的歷史土壤的基礎上，是由“古”及“今”不斷發展的歷史運動的結果，它有著漢唐時代中國走向世界的這一大背景，更有著以漢唐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國際意義的輝煌成就。同時也要看到，國際長安學雖扎根于厚重的歷史土壤中，但仍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它明顯地受現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的強力推動，具有突出的現代史學的“問題”特色。因此，對國際長安學而言，其自身的理論和方法論建設仍將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它是保障國際長安學得以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故在此對這一問題再進行申論。
（一）準確把握歷史學發展的新趨向，充分發揮“問題史學”對國際長安學研究的指導作用
歷史的理論是人們對歷史發展的一種深刻的認識成果，事實上，現代史學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史學理論和觀念對歷史學研究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王國維先生精辟指出，大量新材料的出現對于推動歷史研究新領域的產生和歷史研究的新進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現”。這是王國維先生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深刻的總結，對現代史學研究仍具有指導意義。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現代史學發展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史學觀念的更新對于史學研究所產生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需要我們用新思維和具有時代性的理論和方法對已有原材料進行再研究和再反思，從中不斷產出史學新成果。在這一學術發展背景下，“年鑒派”第二代大師布羅代爾就曾以“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作為他治史的座右銘。事實上，國際長安學的這一學術領域和問題的產生并不是以古代新材料的大量出現為依據，更多的是由歷史觀念的轉型所引出的歷史問題，并由這一歷史問題所催生的學術研究結果，而這一學術成果的產生在充分體現歷史思維和理論對史學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指導作用的同時，也必將有力地推動長安古今國際化的研究，因此，切實重視“問題史學”的研究和運用是將國際長安學研究不斷引向深入的重要條件。
從西方史學史來看，“問題史學”是經過漫長的發展進程而在現代產生的學術成果。這一成果進一步拓寬了歷史研究的空間，深化了歷史研究的縱向維度，強化了歷史的社會效用和功能，也彰顯了歷史所具有深沉而厚重的現實人文關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問題史學”首先是歷史學在深化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合乎歷史邏輯和思維邏輯的理論和方法，真實地反映了時代對歷史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說，通過這一理論和方法，可以更為有效地發揮歷史所應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這一理論已超越了西方傳統歷史觀念的局限，也標志著它與中國史學研究的宗旨殊途同歸，相互匯通，因而對于推動現代歷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對于國際長安學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次，“問題史學”這種具有現實目的性的歷史研究“范型”不應該也沒有成為歷史學發展的障礙，相反，它為歷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動力和新途徑。“問題史學”的出現從另一側面再次揭示了歷史學所以出現及深入發展的根本性緣由之所在，即歷史學是從人們的需要產生，為解決人們的需求產生并逐漸深入發展其效用的一個重要的人文研究領域。因此，“問題史學”的學術研究方法和目標為我們提供了展示現代歷史研究的優勢和發揮其時代作用的場所；再次，“問題史學”的歷史研究“范型”絕不意味著對歷史研究能力和水平要求的降低，也絕不意味著通過淺嘗輒止的方式就能得到成果。從學術史來看，“問題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汲取史學的基礎上，對實證主義史學進行的批判改造，它處于史學研究的學術前沿。這主要表現在：它是努力將歷史進程和歷史的理論相聯系的碩果，是竭力將歷史的求真和歷史的效用二者有機統一的產物，是將堅實的史學功底和對現實社會的深刻的洞察力相結合的成果。由此來看，“問題史學”其實是向歷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學術要求，它與國際長安學有著深刻的理論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國際長安學是這一理論的直接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對“問題史學”予以充分重視。
顯然，在“問題史學”視域下，進行國際長安學的研究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這也正是國際長安學所應該直面的問題，也是其研究的核心內容，它既是國際長安學研究之意義所在，也是現代史學研究者義不容辭的社會歷史責任，更是國際長安學所蘊含的創新精神的具體表現。所以，我們必須腳踏實地，與時俱進，全力爭取以達到這一崇高的學術境界。
其一，將“問題史學”的理論指導與具體的歷史研究相結合，從而不斷探索和豐富國際長安學的理論方法體系。對國際長安學自身理論架構這一問題的探討，可以通過兩條途徑進行：一方面在國際化這一歷史背景下，著力對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所面對的重要現實問題進行深入而細致的研究，以體現國際長安學自身具有的理論指導優勢；另一方面從古都長安國際化的客觀發展進程出發，有意識地使自己的歷史認識，從經驗或教訓的層面不斷升華到理論自覺的層面，以探求其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國際長安學的內容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個方面，對其內容和規律的探討“取決于以古都為核心的某種環境影響或社會文化體系自身的外延。換言之，拓展的程度不取決于我們研究的主觀意圖，而是研究自身體系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只有經過不斷反復的史論相結合、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歷史認知過程，才可能真正把握國際長安學的內容、特征和其所不同于其他研究領域的學術邊疆之所在，進而為其提供科學可靠的基礎理論和實踐的方法論，從根本上為國際長安學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依據。
因此，國際長安學的必由之路是將理論指導和具體歷史研究一方面統一于以周秦漢隋唐的古典歷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則統一于當代西安建立國際化大都市藍圖的歷史實踐中，并在這一古今相通但又不同的歷史進程中體現國際長安學客觀的古典性特質和對現實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力。顯然，這一趨向不僅是“問題史學”的要求，也是國際長安學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
其二，揭示宏大主題與其內部具體紛雜的歷史專題之間的真實而深刻的聯系，不斷充實和深化國際長安學研究的理論和內容。具體而言，在這一進程中要注意克服在運用“問題史學”觀念指導研究中容易出現、事實上也屢屢出現的弊端。這主要表現為受宏大主題的吸引，醉心于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理念架構，只是偏愛對宏大的問題用理論架構或猜想代替實證的具體研究，從而忽視對宏大問題內部具體而復雜的問題進行細致和深入的學術探討，缺乏對現實問題進行具有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深度探索，最終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重大問題的表面，沒有體現出歷史學求真務實的學術特點。顯然，從研究的方法來看，這一弊端是將問題的發現和研究兩者混為一談，其本質則源于對“問題史學”的不正確理解。
其三，正確而深刻地揭示現實問題與歷史問題的內在關聯，既是國際長安學理論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也是其難點問題之所在，它關系到國際長安學能否深入發展。因為當代的問題與歷史的問題兩者有一個明顯的時間距離，如何從理論上論證兩者的內在關聯，這是史學界，特別是西方史學界長期存在的理論難題。年鑒派的進步就在于它強調了古今在傳統對立的思想基礎上還具有統一的觀念。如馬克?布洛赫所說的：“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闭腔谶@種對歷史所具有的對立統一屬性的深刻理解，從而使年鑒派的史學觀念和方法有了重大變化，它可以對年代隔離較遠、地域不同的歷史現象進行統一研究。以此來看，長安的國際性問題亟待發掘，呼之欲出。它既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歸根結底，它是將歷史的長安和現代的西安結合起來的統一體。要對其有一個較為深入的認識，就必須在正確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指導下，將國際長安學的現實問題同歷史探討結合起來，將宏大問題和具體有效的研究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才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成果，并形成國際長安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以充分體現并揭示古今聯系的歷史性，并在這一歷史性中體現其現實意義。
（二）以“問題史學”為依據，重視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發展中重大問題的研究
“問題史學”側重對社會影響較大、人們較為關切的重大的社會歷史問題進行研究，所強調的是將個人興趣與社會關切結合起來，突出了歷史學家的主觀能動性和社會責任感，更有利于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效用。
發現問題需要堅實的學術專業修養、高尚的學術操守和社會責任感，而這些要求對于任何一個歷史學者而言，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達到。從史學史來看，上述觀念其實是從更為深刻的縱向發展的現代歷史觀念和更為寬闊的社會歷史的橫斷面向歷史學者提出更高的學術研究標準。從這里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代史學的新進展，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進展對歷史學人提出的要求和挑戰。在這一嚴峻的挑戰面前，我們只能積極面對。
那么，什么是具有時代性的問題呢？馬克思對此問題的論述，對于我們具有重要的啟示。馬克思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正如一道代數方程式只要題目出得非常精確周密就能解出來一樣，每一個問題只要它是一個實際的問題，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新問題來解答和處理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因此，每個歷史時期的謎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反映了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憋@然，從馬克思的思路出發，歷史研究所要發現的問題，首先應該是現實中的真問題，而不是無病的假問題，其次是大眾所關注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個人的雅好或其他，再次是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對它的探討有助于社會發展的進步。
如果將這一思路運用于國際長安學研究的話，其發現問題的途徑和所要研究的問題應該是這樣的：史學研究應當緊緊與國際長安學發展的內在規定性結合起來。應當緊密地同西安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現實追求結合起來，從歷史的角度，用歷史的方法來解決這些現實問題。這應該是我們在選題時所應遵循的行動指南。
國際長安學應該采取的方法是從國際性視域出發，從人們所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出發，去發現重大的社會歷史問題，并將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以尋求具有深度的歷史解釋，但切入點一定要小，而且要從不同角度反復切入。只有通過一個個具體問題的深入探討，才能真正揭示宏大主題內部所存在的真實而深刻的具體聯系，以體現歷史研究的自身優勢。用馬克?布洛赫的話來講就是，“從原則上講，分析對于概括綜合來說，只有當分析以綜合為目的，并注意為綜合服務的時候，才會是有用的?！?/p>
“問題史學”對國際長安學研究的引領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不斷加深和拓寬國際長安學的傳統研究領域。其二要使古長安的國際化和現在西安的國際化二者之間建立緊密的學術關聯，以目前西安國際化建設中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為切入點，探討昔日長安國際化的歷史實踐，以其研究成果來指導現代西安國際化進程的發展，并在這一新的發展進程中進一步探索其發展的新目標和新途徑。
比如，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具有剛性的制度性措施作為保障，也需要大量的針對具體問題的短期的政策作為補充。那么，建立國際化大都市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制訂和實施這些制度和政策，這是建立國際化大都市所面臨的重大而迫切現實問題。回答這些問題的重要途徑就是從古長安的國際化進程中獲得經驗和教訓。這當然是國際長安學所要大力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再比如，國際長安學的研究對現實的指導作用和成果最集中的體現在于它對于我們清楚地把握古都長安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性――在古長安大地上所進行的具有未來發展戰略構想的新的城市化建設模式――國際化“大長安”的構建提供了理論依據。
簡言之，國際長安學首先是長安國際化的產物。昔日長安經過長期的國際化建設形成了系統的國際化長安發展的綜合格局和豐富內容，從而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諸如以漢唐為突出代表的長安國際化功能和地位?，F代西安國際化進程雖然不能復制昔日國際化長安的模式，但是可以借鑒它。因此，以國際長安學研究的成果為依據，以現實的國際化發展需求為指針，古今融通；在學習我國北京、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的基礎上，汲取西方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的經驗教訓，中西合璧。
（三）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將國際長安學的理論有機地統一于長安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進程中
馬克?布洛赫曾指出：“歷史是一門有關過去的科學，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很不恰當?！币驗槿绻麑v史研究局限在過去這一狹小范圍的話，并不能適應社會歷史發展對歷史學的客觀需要，也不能適應歷史學本身深入發展的需求。因此，他“建議將歷史學的范圍延伸到當代，但這并不是為了給自己的專業爭地盤……歷史研究不容畫地為牢，若囿于一隅之見，即使在你的研究范圍內，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從現在史學發展的成果來看，史學與現實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史學指導現實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史學發展的趨向來看，歷史學所面對的不僅僅是過去，也不僅僅是現在，而且也要面向未來，因為只有將未來納入歷史的視域之中，我們才可能對古代的歷史和現代的歷史看得更為清楚，并在古代和現代的發展進程中更為清晰地了解未來歷史發展的趨向。勒高夫認為，“無論從個人還是集體的角度來看，都很有必要在過去、現在的基礎上再加上第三個維度：未來”。當然，如何將未來納入歷史研究的視域中，還存在著許多爭論，但有一點是比較明確的，即在這一過程中，歷史的理論研究在其中必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引導作用。
歷史的理論研究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是要發現歷史理論的內在結構，另一方面則是要與社會歷史發展建立真正的內在聯系，以便于發揮對現實歷史研究的指導作用。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實踐關系。這一辯證實踐關系的核心是在史學理論的指導下，史論結合，不斷地深入現實的歷史運動中，以探討古代、現代、未來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系，如此反復，使歷史的研究不斷走向深入。正如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所說：“歷史意識也是‘對立面的統一’，它把時間的相反兩端連接起來，從而使我們感受到人類文化的統一性?！笨傊?，歷史的研究就是由古及今，再向未來的一個辯證認識的過程。
在構建國際長安學的理論時，應將古長安同不斷變化的現代西安和未來發展的趨向聯系起來，將這一過程作為一個有明顯差別但又有緊密內在聯系的整體，并將其作為國際長安學的客觀對象，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對國際長安學本身的特點、內涵、理論方法、作用和影響有一個不斷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實，“問題史學”對于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建構而言，意義也在于此。
研究國際長安學的重要現實意義就在于，它與人們所關切的突出的現代問題和發展緊密相關，其本身是一種不斷地從古到今、再對未來加以展望的運動過程。這并非只是主觀構想的產物，它是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國際長安學的歷史理論與西安現代化的歷史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歷史的矛盾運動和社會歷史實踐辯證相結合的產物。
在朱本源先生看來，史學思維是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其所處的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積極的能動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必然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歷史思想。比如，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人們憑據的是經過長期生產所積累的經驗與教訓，與之相應的是，人們的思維方式就是面向過去，按祖宗成法辦事，這就形成了眾所周知的“借鑒史學”，或叫做“垂訓史學”。如《詩經?大雅》的哲理“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戰國策?趙策》所謂“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的箴言就是典型例證。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鑒》時，其所彰顯的治史宗旨仍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行失”，“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對此，西方歷史思想發展也相類似?，F今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時代，能夠體現這一嶄新時代的歷史思維方式應該是什么呢？對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生產和生活上的事瞬息萬變，從現實出發制定的政策在實行上往往落后于發展變化了的現實，所以思維方式必須面向未來”。因此，朱本源先生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是：從現在社會本身包含的自我揚棄，來展望歷史發展的未來進程。這正是今天的信息時代所要求的歷史思維?！?/p>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國際長安學的研究領域不僅是一個傳統性歷史研究課題，也是現代史學研究中必須回答的現實問題，它是同“大長安”的構建相關聯。國際長安學的研究一定要從現代的真實問題出發，立足于信息社會這一堅實的社會基礎，面向未來，這是國際長安學發揮其歷史效用的一個基本趨向。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說的：“歷史學最終要闡明的論題是人類的意識，對歷史學來說，人類意識的內在聯系，人類意識的錯綜復雜，人類意識的影響，正是現實本身。”國際長安學的理論一方面要反映以古都長安為核心的中國早期國際化歷史發展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為我們探討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徑――西咸一體化和西咸一體發展的趨向――“大長安”的構建提供歷史借鑒。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當然也是國際長安學研究的重要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之所在。
四、結語
總之，從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觀念出發來探討國際長安學這一重要的學術研究問題，就會發現，國際長安學的內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觀的長安歷史之中，它在包含極其豐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學內容的同時，又要表現出濃郁而昂揚的歷史氣息和具有時代感的問題意識。
毫無疑問，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不僅是國際長安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對國際長安學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認為，建構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準則應該是：以現代史學的理論為依據，從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的現實問題出發，以周秦漢唐為核心的長安國際化歷史為根基，面向未來，這是國際長安學所應堅持的基本的史學認識方法。
因此，深刻揭示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及其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將這種聯系同正在進行的西咸一體化和“大長安”的構想和建設結合起來，將兩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以真正使理論與歷史進程二者之間形成深度融通，使國際長安學的理論真正同古今長安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辯證地結合起來，以發揮國際長安學這一古典學的現實功效。換言之，只有將理論與歷史有機統一起來前提下，在充分發揮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和實踐雙重功效的基礎上，以積極推進西咸一體化和大長安的整體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宏大發展進程為發展目標，國際長安學的研究才可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學術意義，并產生深厚而廣泛的社會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