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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1
中圖分類號:F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2-0142-03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越來越多,以烏魯木齊市為例:依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2000年烏魯木齊市外來流動人口為77.4萬,其中來自新疆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約22萬,占流動總人口的28%。近年來,這個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達到35.4%。由于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一系列現實問題,如居住、職業、教育等等問題。中國學者對漢族流動人口的研究比較豐富和成熟,而針對大城市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研究相對薄弱。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大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居留現狀的調查研究,分析其在城市的居留特點,為保障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完善流動人口的管理體制提供決策基礎和政策啟示。
一、樣本選擇、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烏魯木齊市二道橋社區作為研究樣本。因為烏魯木齊市既是新疆首府,又是疆內唯一的特大城市,承載了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功能,是新疆重要的移民中心城市。而二道橋是烏魯木齊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在光鮮的商鋪背后,曲曲折折的背街巷道里隨處可見凌亂搭建的自建房,最早的建于20世紀30年代,二道橋社區是典型的少數民族社區,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高達94%,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34%。對該樣本的選擇和研究具有典型性,能夠對中國西部大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管理提供先行經驗。
2.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二道橋社區入戶訪問的250份調研資料,2009年新疆“7?5”事件后,新疆農業大學人文學院的本課題組成員深入社區維穩第一線,在社區工作人員的配合下挨家挨戶調研,獲取了珍貴的第一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資料。
3.研究方法
借鑒國內學者對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模式研究的成果 [1～2],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特征和居留模式的研究采用以下幾個指標進行分類:人口特征:包括年齡結構、教育程度和流出地戶籍;居留模式包括以下幾項:居留時間(劃分為半年以下,半年至五年以下,五至十年以下,十年以上);居留方式(家庭型和單身型);居留類型(社區租賃型和工棚宿舍型);人均居住面積;就業類別(餐飲服務業、商業服務業、運輸服務業、私營企業主、其他);月均收入(0元～600元,601元～1 000元,1 001元～1 500元,1 501元～2 000元,2 000元以上)。
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居留現狀
1.研究區域概況
二道橋社區是烏魯木齊市解放南路街道最大的一個社區,管轄區域北起寬巷,南至團結路,東臨和平南路,西接解放南路。轄區面積0.52平方公里,為地緣板塊型社區,面積477平方米。轄區內共有住戶869戶,居民2 644人,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94%。其中常住居民624戶、1 789人,少數民族566戶,1 655人,漢族134人,其他民族376人。流動人口245戶、855人,其中維吾爾族238戶,839人,漢族9人,其他民族7人。流動人口中未成年人266人,成年人589人。流動人口以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和田地區為主。轄區有清真寺院6所:寬巷寺、青海寺、撒拉寺、巴里坤寺、寧固寺、二道橋清真寺。單位共有12家,其中行政事業單位兩家、涉外企業兩家、私營企業8家;旅館12家;社區商業門點248個,大巴扎內商戶3 500戶;幼兒園1所。
2.人口特征
流動人口以中、年輕人為主,在來源上有明顯的地域集中性,大中專以上學歷比例較多。
表1 流動人口年齡特征
表2流動人口教育程度
表3 流動人口戶籍來源地
根據表1～3的數據分析發現,45歲以下的流動人口占了79.9%,這其中18歲以下的比例也高達31.1%,其中絕大多數是隨父母來烏魯木齊市生活和上學的孩子。并且通過戶籍調查發現,流動人口的來源地非常集中,主要來自喀什、阿克蘇、和田等地的農村,占到93.6%。比如來自喀什疏附縣浩罕鄉13村的克然木江說他們村共有6個人來×××餐廳打工,而餐廳老板也正是原來的老鄉,這說明流動人口的城市聚居具有很強的地緣性,而且學歷越低,對這一同鄉社會資本的依賴越強。在教育程度上,相比其他學歷的比重,中專以上(主要是大專和本科)比例最高,達34%,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學校畢業后找不到適合工作,又不愿回鄉,留在烏魯木齊等機會的年輕人。
3.居留特征
(1)長期居留的流動人員居多,以家庭為主的遷移趨勢明顯。
表4流動人口居留時間
表5流動人口居留方式和居住類型
從表4可以看出,流動人口中,半年以下的短期居留人員比重最低,只有10.4%,而五年以上的長期居留人員占到58.7%,居住時間最長的維吾爾族老夫婦已在二道橋生活了二十五年。流動人口中以家庭形式的遷移占68.5%,單身型占31.5%(見表5)。在調查中發現這部分人群普遍已適應城市社區的生活,一小部分已購買了自己的住房,只是戶口未遷來。同時他們往往是舉家從南疆遷來,一戶中包括父母、兒子、女兒、兒媳、孫子等一大家子,最多的一戶八口人三代同堂。處在居住五年以下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一部分也已拖家帶口,另一部分持觀望的態度,如果生活情況持續改善,就把家里的親人也帶出來。相比之下,獨自來烏魯木齊打工的年輕人比例較少,而且往往是同鄉結伴聚集。
(2)職業以餐飲、商業服務業為主,收入出現分層,貧富差距拉大,與教育程度相關性弱(如表6所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從事的職業主要為第三產業,其中從事餐飲和商業服務業的流動人員最多,達到75.8%,我們把較有規模的個體經營者列為私營企業主,把從事餐飲服務的雇員列為餐飲從業人員,從事服裝買賣、牛羊肉批發、歌舞表演、干鮮果品、玉石營銷的雇員或個體統歸為商業服務業,從事手機買賣、復印、運輸、保險經紀等歸為其他,還有個別是退休后來烏魯木齊養老的職工以及無業的家庭主婦、待業青年。
從月均人收入看,收入普遍在800元～1 000元左右,這個標準已高于烏魯木齊市最低生活保障線人月均收入512元,但如果再負擔家庭中未成年孩子的生活,這個標準將大打折扣。月均收入最高為私營企業主,事實上有些做生意時間長的商人月均收入達萬元以上,如批匹、開餐館等。值得注意的是還有部分人處于無業狀態,比較封閉,不與族群之外的人交往,社會融合性較差,包括家庭婦女和學歷極低的年輕人,其中還有吸毒等不良經歷的人。
通過分析發現收入高低與教育程度不相關,私營企業主往往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只是經商較早。而收入處于800元～1 000元左右的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則包含從初中到大學本科學歷各個層次的人,雖然文化程度迥異,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基本一致,收入也相當,所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就業和收入上沒有體現所受教育的優勢。
(3)流動人口家庭人數眾多,居住條件惡劣。由于少數民族的生育制度較寬,加之是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社區在計劃生育的管理上不嚴格,很多流動人口家庭人口眾多,一般都在5人以上,還有不少三代同堂,最多達9人擠在一套房里,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 m2的達27.9%。至于租住棚戶區自建民房的條件就更差了,主要是無廁所和上下水設施,一到冬天路面污水成冰,通行困難。
表7流動人口居住條件
四、政策啟示
1.城鄉收入差距大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居留城市的主因,大力發展南疆農村經濟,縮小城鄉差距,是緩解城市流動人口壓力的根本之策。
通過實證分析我們發現流動人口主要來自南疆的喀什、和田等地的農村,而這些地方的農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2 600元,低于新疆農村人均水平3 502元/年?人,月人均不足250元,正是生活所迫使大量農村人口來烏魯木齊市謀生。無論如何,在城市的打工收入遠高于農村,因此個人在城市試探性生活一年后,逐漸適應并舉家遷來長期居留的比重很大,預計還會增加。因此,大力發展南疆三地州的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才是緩解城市流動人口壓力的根本之策。
2.加強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是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整體生活質量,減少城市社會問題的長遠之策。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呈年輕化特征,尤其是未成年人比重達31.1%,包括隨父母來城市生活和上學的未成年人和源源不斷出生在城市的流動人口,這表明新生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增長的潛力巨大。如果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育問題放任不管,既不利于流動人口家庭生活質量的提高,同時在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步伐跟不上的情況下,城市的社會問題將后患無窮。
3.改革當前少數民族大中專的教育模式,轉變就業傾向,是有效降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失業率的重要措施。
從調研結果看,餐飲商服業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就業的主要渠道,絕大多數教育層次的流動人口都包含在內,尤其是這部分流動人口中相當部分是畢業多年的大中專畢業生,專業包括農、林、水利、師范和醫學等。這說明需要反省現行的教育體制,尤其是中專以上程度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專業性為什么沒有得到體現?教育程度與就業和收入差異基本不相關。因此切實提高少數民族的高等教育的職業技能性和針對性,同時提倡少數民族大學生到基層就業,為家鄉服務是有效降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失業率的重要措施。
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居留問題是一個長期和動態的過程,對城市安全、和諧社會的建設影響很大,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管理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從深層次進行探索和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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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2
【關鍵詞】流動人口 就業 歷史演變格局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老一代流動人口就業歷史演變（1949年～1996年）
農民工流動受嚴格限制的階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國農民的流動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農村招工時才會產生勞動力流動。城市中多次進行“清退”工作，將非計劃流動的農民遣返回鄉。這段時期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呈現出行政性轉移的總體特征。經濟與政策的大起大落違背了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客觀規律，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不利于經濟發展。
農民工流動過渡時期（1978年～1983年）。以后，開始在農村普遍推行，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緩慢轉移。在19世紀80年代前期，雖然這時自由流動的空間很小，但是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已經開始了。最早開始流動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藝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險的青年勞動力，他們流動方向主要是沿海發達地區。雖然已有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趨勢，但我國農產品尤其是糧食供應嚴重不足，為了保證糧食供應，政策強制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總的來說，19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規模較小，流動的地域范圍也比較小。
農民工大規模流動時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國家準許農民有條件地進入城鎮務工經商，這一開放是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變動的標志，也是我國城鄉人口流動就業的真正開始。進入80年代中后期，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發展很快，這一時期，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主要載體是鄉鎮企業，也就是所謂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離土不離鄉”階段。
從1989年起，伴隨著政策的變化，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就業也出現了變化，由本地轉移為主轉為異地轉移為主。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起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鎮就業。1989年春節鐵路客運的擁擠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民工潮”的提法開始出現。
農民工全方位流動新階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也進入高峰。在這一期間，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加強了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證實，到1993年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人數達到6200萬人，1995年大約為7500萬人。
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可知，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和出口最符合比較優勢的經濟原理。在這一時期，中國龐大的剩余勞動力為生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較優勢促進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實力大大增強。實踐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即是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流動對GDP的貢獻份額在16%～20%之間。但是，龐大的剩余勞動力也長期地抑制了工資的上升，老一代流動人口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放棄應有的權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極低的勞動收入，以這種低勞動力成本奠定了中國多年來經濟騰飛的基礎。①
新生代流動人口就業歷史演變（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動人口進入勞動大軍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動人口開始進入勞動大軍。這一時期，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風起云涌的變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了全世界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城鎮企業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變緩，涌現大量下崗人員；農產品供給上升，價格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下降，農民負擔很重卻不增收。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就業環境差，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所有這些新情況、新背景都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國流動人口就業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之后發生的“民工荒”現象埋下了伏筆。
進入新世紀，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特點漸漸顯現出來。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隨后他將這一概念更新為“新生代農民工”，引發了學界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相關問題的關注與探討。
“民工荒”與新生代流動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來，以十六大為起點，我國的勞動力政策發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勞動力流動的變化。2003年1月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農村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等措施，進城的流動人口數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但是，2004年以來，我國一些地區相繼出現了“民工潮”與“民工荒”并存的現象。該時期，我國雖然還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在跨地區流動，但一些沿海地區卻爆發了“民工荒”。與此同時，社會上經常出現勞動關系惡化的事件。②
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3
養老模式與養老資源存在著對應關系。從理論上講不同養老模式下，養老需求的負擔形式也不相同。人口的流動因素影響著養老資源的供給，因而影響養老模式的選擇。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微觀的個人、家庭，和宏觀的社會。在不同養老模式框架下，養老資源有著不同的特點。人口流動帶來最明顯影響的是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意味著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最終趨于縮小，也就是創造財富的人口減少，享受財富的人口增加。在一貫的中國家庭養老模式下，個人和家庭主要承擔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養老資源的提供；二是養老功能的實現。但是，在國民收入的分配體系中并沒有把這兩方面的費用進行直接參與。因此，這種增加的農村養老負擔由家庭勞動力所承擔。這就要求擴大養老資源獲取范圍，分散養老風險，養老模式必然由家庭向社會轉變。在社會養老模式下，養老費用直接參與國民收入分配，老齡化必然導致養老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擴大。老齡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加之福利剛性，必然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
二、中國農村養老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1、養老資源供給與需求產生矛盾由于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增加導致了農村勞動年齡結構老齡化的增加。而在農村勞動年齡結構老齡化的增加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進一步對農村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究其原因在于第一，在農村勞動者年齡結構高低影響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由于農村的生產和經營多數是與體力相關，所以，在勞動以及生產經營這些方面，農村的老年人和青壯年人相比要相差很多。第二點，由于出現了在農村老齡化的問題，從而減低了農村在生產基金的運用率。我們知道積累和消費基金是呈反向關系的，這一關系的前提條件是一定的時期內某地區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發生的?；谶@種觀點，農村老齡化的不斷加劇勢必導致農村老年人口消費量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消費量增加的直接結果是降低了生產基金的積累。農村生產基金的下降降低了勞動生產率，而這些又降低了經濟增長速度，進而減弱了農村養老的經濟基礎。第三點是老齡人口比例上升，老年被撫養比率也逐漸變大。這說明勞動年齡人口不僅要承擔自身的生活成本的費用，還要承擔由于老齡化增加造成過多的老年人口生活成本的費用。因此，加重了農村很多青壯年的生活成本負擔。而這些問題又對社會增加負擔，進一步增加了農村老齡化問題的解決。由于農村很多勞動力涌向城鎮，使得農村的青壯年減少孤老家庭增多。而這些老人的養老狀況相對較差。
2、人口流動對中國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由于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多數人們認為“家庭養老”、“養兒防老”是養老的一種理性選擇，特別是中國農村把這種選擇作為自己養老狀態的一種穩定預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不斷的進步，城市的現代家庭觀念和養老觀念影響了農村的打工者，這些在城市中的農村流動人口從對新型養老保障觀念的認識、了解到接受，逐漸替代傳統的養老觀念。促使很多的農村人加入到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這種思想的產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的養老模式，使中國的老年人養老面臨嚴峻的考驗。人們不得不需求符合新形勢下的老年人養老模式。但這種模式的選擇必須建立在符合現有人口流動大環境的前提。
三、解決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的對策
人口流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們生活的各種方面，而最主要的影響是家庭的流動。這種流動主要是降低了家庭養老功能，再加上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使原有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相適應。這正是中國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所面臨的嚴重考驗。因此，中國農村在人口流動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人口流動、人口分化等因素對養老保障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現有的情況來說，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更加適合選擇社會養老模式，建立一套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
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4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生存分析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來，我國在經濟轉軌時期產生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現象受到社會各界與學者的長期關注。2009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2978億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已占到60%以上，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作為上世紀80年代誕生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對于生活的追求與其父母輩間存在差異與聯系，為此，中央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的進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響其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關鍵因素？不同性別與家庭經濟社會地位對其進城遷移決策有何影響差異？從實證研究的視角，上述問題顯然還沒有得到廣泛一致認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這些問題對于找到促進新生代農民市民化的路徑與政策有著積極作用。本文就以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省為例，基于詳實的問卷調查與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主要影響因素，這對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合理流動，分類有序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2 文獻回顧
勞動力遷移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長期受到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及政治學學者的長期關注[1]，但經濟學家的貢獻尤為突出。西方學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論，一是以劉易斯[2]、托達羅[3～5]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論（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們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勞動力遷移的決定因素，提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農業與工業部門邊際生產力差異等影響了勞動力流動。二是被稱為基于歷史—結構方法的移民理論（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經濟發達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6～7]、雙重勞動力市場等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結構性因素[8～9]。三是新勞動力遷移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將分析單元從個體擴展到家庭層面，強調了相對貧困感、分散家庭風險等是勞動力流動決策的主要影響因素[10～12]。上述經典理論為我們研究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理論與方法。
關于我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我國學者從理論與經驗兩個角度研究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總體特征、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宏觀與微觀因素等，從而揭示了中國特定背景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系列特征。蔡昉對我國二元經濟下勞動力流動的特征進行了系統研究[13]，并指出相對貧困感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4]。李強應用“推拉”模型研究發現，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因素是戶籍制度[15]。李實通過建立勞動力流動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場主導部門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落差所引起的勞動力遷移[16]。朱農在湖北省抽樣調查數據的基礎上，應用非參數模型和半參數模型研究了婚姻與勞動力流動的互動關系，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對流動的影響[17]。王莉運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訓情況等因素與農村勞動力流動間的關系，發現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參加培訓及社會關系網絡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顯著性因素[18]。還有學者關注到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所引起的農村社會分層現象[19]。
在諸多經驗研究中，除對預期收入差距、相對貧困度、年齡、婚姻、社會網絡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外，關于性別、人力資本、家庭撫養人口、土地面積等的研究結論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運用不同地區、更有代表性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目前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學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成長經歷、個人訴求、文化素質、社會心態、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邏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21]。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動機從解決生存問題向追求生活轉變[22]，那么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有何差異？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實證研究中尚未達成一致結論的影響因素著手，從人口特征、人力資本、家庭經濟特征及社會地位等維度選取了7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運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討各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遷移的影響機理，進而提出其政策啟示。
3 數據來源、研究方法與數據分析
3.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對四川省農村勞動力遷移與就業的問卷調查，四川省是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其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具有代表性。本次調查采用分層配額抽樣方法，共調查了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農村勞動力350個，歷時三個月（2010年10～12月），樣本具體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區、地（市）縣級郊區（樂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農村地區。最后回收有效樣本318個，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個，女性156個。25歲以上的有113人，20～25歲的有166人，20歲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關注事件在什么時間發生的一種事件數據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壞，但在生存分析中我們統稱事件的發生為“failure”，所以“failure”發生之前的時間就是所謂“生存時間”。生存分析法在醫學、生物學、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等學科中應用廣泛，它是一種既考慮結果又考慮隨訪時間的處理生存數據的方法。生存數據包含生存時間、觀測結果以及相關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調查時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為觀測時間，在觀測時間內調查樣本是否發生遷移（這里的“遷移”定義為進城務工）是本文所關注的事件，勞動力離開學校和農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時的年齡即為生存時間。在觀測時間內，進城務工事件發生“failure”值為1，若沒有發生其值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種分析方法，即非參數分析法、半參數分析法和參數分析法。非參數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積限法；半參數分析法有Cox比例風險模型等；參數分析法有Weibull回歸、指數回歸、對數正態模型等。非參數分析法沒有外生變量，從本研究中來看即只與非遷移時間長度相關；半參數分析法部分與外生變量相關，但不依賴于特定的分布假設；參數分析法則會依賴于特定分布的假設。本文運用3種方法分別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1）非參數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狀況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數表示，如圖1～圖6所示，橫軸為樣本年齡，縱軸為新生代非流動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圖1可知，15～25歲之間新生代農村勞動力非流動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自15歲開始（義務教育剛結束后）即大量發生流動，說明被調查者幾乎全部進城務工。
圖2為分性別的勞動力存活函數分布。反映了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女性在流動時間上雖然較男性稍遲一些，但兩者間差別不大。
圖3顯示了技能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影響。本研究中將技能劃分為無技術或低技術、中級技術、高級技術、基層管理和中層管理五類來分別觀測，從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數曲線。由圖3可知，具有技術的農民工更容易流動，同樣時間下，具有高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更強，而管理類的流動發生時間較技術類更遲些。
圖4和圖5分別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影響?！靶W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農民工流動情況相近，“高中及以上”類別由于受教育年限較長，所以流動發生時間相應延后。從土地收入重要性對流動的影響來看，認為土地收入對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農民工也會越遲選擇流動。圖6表示健康狀況對流動的影響。本次調查采用健康評價中廣泛應用的健康自評法得到健康狀況評價，分析結果表明：認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趨勢最為緩慢。
從非參數分析結果可以直觀地看出單個因素對新生代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趨勢。在非參數分析法中，勞動力遷移的風險函數只與時間相關，而實際生活中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往往是多種因素影響遷移發生。為更好地了解多個變量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下面采取半參數分析法，對其影響因素的作用進行量化分析。
（2）半參數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進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為：λ（t）=λ0（t）exp（X′β）。X為外生變量，λ0（t）為所有外生變量X均為0時的基準風險函數。運用Stata10.0軟件得到Cox風險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結果顯示：①在95%置信區間下，性別、健康和家庭供養人口數的P>|Z|值均大于0.05，即對流動沒有顯著性影響。②由于調查設計中“土地重要性”選項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處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對流動起正向作用（Z值為正）的實際意義是相反的，即認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農民工發生流動的趨勢也越緩，這與非參數法存活函數分析結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對流動呈負向影響，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學習時間越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延后的事實。④再分性別來看，除“教育”外，其他幾個影響因素則體現了性別差異?！凹寄堋睂π律行赞r民工流動有顯著正向作用（其P>|Z|值為0.016，小于0.05），但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影響不顯著（P>|Z|值為0.619）。“土地收入對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養人口數”對女性流動的影響強于男性。⑤“所處社會地位”越低，則越可能發生流動。
為進一步驗證半參數分析結果，本文運用Weibull回歸方法進行參數分析，以求得到更為精確的結果。
（3）參數分析
經Weibull分布擬合驗證，圖形基本呈直線狀，即樣本數據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選用Weibull回歸方法進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狀參數，當σ>1時，風險率隨時間遞增；σ
表2給出了參數分析Weibull回歸對流動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同半參數分析原理類似，通過P>|Z|值來判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否顯著。從表2可以得到與半參數分析相同的結果是：“技能”對男性流動影響顯著，而對女性流動作用不明顯。“供養人數”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對女性流動呈現出比男性更為顯著的影響。與半參數法分析結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顯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與“家庭供養人數”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均有顯著影響。
一般來說，對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數據，利用參數法的分析結果比非參數法或半參數法的結果更精確。
通過上述變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與“家庭供養人口數”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遷移影響較男性更強；“技能水平”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遷移影響顯著，但對女性流動影響不明顯；性別、健康狀況與社會地位對新生代農民工遷移沒有顯著影響。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高發年齡段為義務教育剛結束后（15歲開始），在流動時間上基本上沒有性別差異。這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普遍畢業即主動流向城市尋求發展機會的現實特征是一致的。同時，與第一代農民工女性較男性流動性差，女性更多選擇留在家鄉照顧家庭或務農的群體特征有顯著區別。所以，進城務工已成為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共同的選擇。
技能水平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但對女性流動影響不明顯。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發生流動，反映了人力資本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就業的促進作用；“技能”因素對女性流動沒有顯著作用的原因，可能與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所從事行業主要集中于普遍沒有技能分級或要求的餐飲服務、美容美發、零售等服務業有關。以往也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對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影響，但對女性影響不顯著[24]。說明人力資本對勞動力流動影響的強度有一定性別差異。
一般來說，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農民工留在農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養人口數越多，則進城務工的動機越強。同時，這兩個因素對女性流動性的影響要強于男性。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觀流動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學者指出：村莊農業、非農業發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顯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幾點政策啟示：
第一，應積極倡導契約精神，培育新生代農民工正確的擇業觀。
新生代農民工對于一個開放的社會具有遠遠高于其父母輩的認同感，外部環境諸因素對其個體和群體價值觀乃至流動去向將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穩定有賴于我國社會環境中構建起利于其穩定的新的價值觀與擇業觀，那種讓無形的市場調節手段去驅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純自由主義的做法應當有所節制，建議在全社會倡導契約精神，倡導對職業的忠誠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職業技能培訓結構，并健全中小企業技術職稱評定制度，從而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空間的拓展與提升。
應改善我國教育體制中現行不合理的培養結構，加大職業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資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廣東等，大幅度提升職業教育受眾面的廣度與深度，有針對性地開辦機械、電氣、電子、土木工程等基礎產業中各短缺工種的短期技能培訓；加大在中小企業中專業技術崗位上崗資格證制度與技術職稱評定制度的實施推進，是穩定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農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農民，從而提高農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應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適宜于當地農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勞動力外出務工而導致承包地撂荒的現象，努力提高農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與收益，鼓勵有志于從事現代農業生產的新生代農民能立足于本鄉本土，以利于當前農村人力資源的改善和農業、農村的穩定。
第四，健全勞動者社會保護政策，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條件。
完善勞動者勞動條件、工資待遇及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勞動條件與勞動保護的法律約束，提高執行的監管力度，使我國農民工整體工作環境有明顯提升，從而改善新生代農民工身體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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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5
關鍵詞 勞動力流動；宏觀動因；微觀主體；社會網絡理論；二元經濟；勞動力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 F30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滲透和制度更迭，勞動力流動現象呈現出與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共生性與矛盾性，因而長久以來受到諸多領域專家學者的關注，勞動力流動問題也表現出了多面性：它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體現著文化差異，同時又深受制度影響。正是由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復雜性，導致我們要想全面正確地認識這一現象也極不容易。本文對勞動力流動理論進行梳理，以期掌握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路徑，為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
1 早期關注：宏觀動因
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系統研究最早關注的是宏觀經濟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基本觀點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勞動力呈現出宏觀層面部門間的流動，對于把握勞動力流動的宏觀動因和機理給與了模型論證和經濟學闡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流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由于劉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費景漢做出修正和擴展，故也簡稱為劉易斯模型），作為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經典模型，首次論證了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實現平衡增長的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性意義，既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勞動力流動的動因，又揭示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客觀經濟發展規律。二元經濟理論肯定了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在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強調了農業部門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的重要影響。經過擴展和完善的劉易斯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和有限剩余。在第一個階段，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處于無限供給階段，工業化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不受限制，資本積累決定著整個經濟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進程，在這個階段，由于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力市場處于明顯的需求方控制的買方市場，勞動者作為勞動力供給方沒有發言權，因此工資水平一直處于較低狀態且長期沒有上漲趨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逐步提高，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也在加速，當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有限剩余時，二元經濟發展就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在第二個階段，勞動力資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斷，而此時二元經濟結構尚屬于主要經濟結構，工業化的進程仍在不斷發展，此時進入二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它將決定整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
喬根森[2]從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經濟模型，他認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宏觀動因在于人口增長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人口增長在喬根森模型中被內生化，它認為由于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對工業品的需求隨著經濟發展卻是無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導致消費需求拉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喬根森模型為分析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宏觀動因作了有益的補充和推進。
哈里斯-托達羅模型[3]研究認為個體勞動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驅使下實現自由流動，提高了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托達羅模型認為，預期收入差距和就業概率是影響勞動力做出流動決策的主要動機，這是其在研究勞動力流動問題的主要創新，但是托達羅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假定與發展中國家現實極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議存在爭議。
勞動力流動模式研究中微觀基礎極為薄弱，對于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關注甚少，沒有考察勞動者作為微觀個體的流動決策過程，這對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
2 研究深入：微觀主體
新古典主義勞動力流動理論彌補以上缺陷，以“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出發點，認為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決定性因素在于微觀主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推拉理論從勞動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因素。拉文斯坦“人口遷移法則”是最早探討勞動力流動原因的理論，得出經濟因素是導致人口遷移的重要原因。唐納德·博格在此基礎上提出推拉理論，論述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動是否發生取決于兩種力量的大小。隨后經過李的擴展，將推拉理論進一步細化，分析勞動者個人特征對推力、拉力的反應，開始將宏觀分析納入微觀因素。
在勞動力遷移行為研究的微觀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論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用。斯加斯塔德[4]將勞動力的流動決策視為一種投資行為，衡量行為的唯一目標則是通過對流動行為的收益和成本進行對比，追求凈收入最大化為勞動者的遷移目標。成本收益理論將收益成本劃分為貨幣收益、非貨幣收益、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貨幣收益和成本決定著流動行為的貨幣性凈收入，非貨幣收益和非貨幣成本則體現了流動行為給勞動者帶來的效用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為我們理清影響勞動者遷移的個人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非貨幣性因素更多的表現為勞動者對流動行為的主觀評判，其中個人因素發揮主導作用。
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選擇作為前提，但研究主體由個人發展為家庭，其核心理論觀點被稱為斯塔克[5-6] “相對貧困假說”，即家庭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決策主體，雖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標，但更加重視與參照群體的對比效應：家庭追求的是預期收入的最大與未來風險的最小，希望獲得與其他參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當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間越不均等、家庭間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貧困感會越強烈，為了分散風險，消除貧困感，做出遷移決策的可能也越大。在發展中國家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這種由于相對貧困而做出的遷移和流動更為常見。因此從新遷移經濟學理論觀點出發，經濟因素并非影響勞動力流動唯一動力，收入分配狀況以及家庭作為決策主體的研究視角，對于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具有重要啟示。
完全競爭的市場假定是新古典主義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結論難以解釋現實。原因在于，勞動力流動并非簡單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勞動力作為流動的生產要素不同于資本等普通的生產要素，因為勞動力是依附于勞動者的流動而流動的，而勞動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為與決策不能簡單應用經濟學假設和原理去分析。行為主義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對問題的進一步認識，將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勞動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狀況等均認為是對流動決策產生影響的關鍵因子，通過借助于勞動者流動的微觀行為來解釋宏觀層面的流動現象。
博加斯[7]的自我選擇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從勞動力流動決策的內生性，探討了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重點關注了勞動者個人稟賦的不同在勞動力市場的不同表現，最終發現勞動者會通過自我選擇機制流動到符合自己發揮能力的勞動力市場，個人素質高的勞動者往往會選擇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勞動力市場，而個人素質較低者則會選擇工資差距較小的勞動力市場。自我選擇模型為我們研究勞動力個人特征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為勞動力流動能力與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茲[8]在解釋勞動力在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之間的就業過程時，關注到了勞動者年齡的影響，他提出，勞動年齡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可能選擇不同的就業形式：年輕時勞動者可以選擇在小企業（非正規部門）就業，以雇工的身份開始職業生涯，當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歲左右會選擇以技術工人的身份向現代部門流動，經過一定時期的繼續積累，40歲左右勞動者會重新選擇回到非正規部門，以創業者的身份開始自己的事業。這種研究結論對于研究勞動流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3 創新性研究：社會網絡理論的中觀視角
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對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最具有時代特點，它彌補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觀經濟結構、微觀個人決策的角度，開辟了一個介于二者之間的社會網絡結構的研究層面。社會學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勞動力流動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際結構框架之下，重點關注潛在遷移者與相關親朋好友的關系與聯系對遷移者遷移行為的影響，認為人際關系網絡可以降低勞動者流動的成本與風險，從而引發了更多的遷移行為、擴張了遷移的范圍。
社會網絡理論的代表性理論模型有社會資本理論和風險多樣化模型。社會資本理論將社會資本置于人際網絡結構的研究中，勞動力通過利用社會資本最大化其流動所得收益。波斯特認為社會資本就是社會成員通過利用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的地位和資格，從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種社會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的擁有會使得勞動力流動的信息更為充分、渠道更加多樣，風險和成本卻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概率。風險多樣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為決策單位，認為勞動力遷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風險最小化，家庭作為決策單元主體，利用所搭建的社會網絡多樣化其收入來源，分散家庭收入風險。
卡林頓和戈登對社會網絡理論作了修整和擴展，其結論也非常具有借鑒價值?？诸D[11]通過建立成本內生化的動態勞動力流動模型，論證了勞動力流動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社會網絡的構建而呈現遞減的趨勢：較早的遷移者會在信息傳送、工作搜尋、環境適應、語言溝通等方面給與潛在遷移者更多的幫助和支持，這種遷移網絡一旦形成，勞動力遷移成本就會較前期下降，遷移的速度也會隨之加快。戈登[12]的貢獻在于加入了勞動力遷移決策中性別、家庭準則、預期、人力資本、家庭資源、社區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遷移決定行為模型，研究發現遷移意愿和遷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在該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如何區分影響流動意愿和流動行為的因素，并能準確地確定何種因素在何種情境下會起主要作用，這是戈登研究給與我們的重要啟示。
早期經典的勞動力流動理論對于勞動力流動的解釋僅僅局限于工資差別，并且將勞動力流動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下無成本的流動，因此對于勞動力流動的具體內容和動力機制缺乏解釋力。社會網絡理論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白和缺陷，它將勞動力流動看作一種“鏈式流動”，并且在流動中嵌入網絡結構，很好地解釋了勞動力流動的動態機制以及無法用收入因素解釋的諸多流動行為，社會網絡理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思路啟發。
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均是在勞動力流動經典模式的基礎上展開的，這其中有許多支持其發展的經驗驗證，也有關于其命題的激烈爭論，無論何種聲音，都對二元經濟框架下勞動力流動理論起到了完善和補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發展中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由于農業和非農業部門的相互作用處于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義的勞動力市場理論提供有效的、經驗的、實際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論意義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實上，即使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只要一體化的現代經濟還未實現，二元理論就不失其指導價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經濟的分析框架引起諸多爭論，我們就不得不考慮經濟發展現實與二元理論的相符性，如何在繼承經典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做出有意義的發展，是我們認清二元經濟發展歷程，解決二元經濟發展問題的必然之舉。
4 國內研究動態：二元經濟及其拓展
國內學者在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展開對我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結合中國勞動力流動實踐，做了大量的調研、論證與分析工作，有關文獻不勝枚舉。理論界對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注，然后隨著勞動力流動規模和范圍的逐步擴大，勞動力流動研究也擴大了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勞動流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分析，以及納入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狀況、人均土地面積等多因素的實證研究等，研究人員試圖從多方面、多角度認識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方式、影響及結果。
4.1 二元經濟分析框架的理論探索
眾多研究人員[14-15]認為，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理論對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借鑒價值，但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陳吉元[16]將非正規部門引入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鑒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三元經濟理論，對勞動力鄉城轉移的動因和機制作出合理解釋，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與實踐作出了開創性探索。杜鷹、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決策模型，研究發現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響，家庭因素成為影響中國勞動力流動重要因素，有別于西方遷移決策研究中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過程，中國勞動力流動則體現出明顯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特征，并以經濟收入的獲得為直接目的。楊春瑰[18]以托達羅模型為基礎，建立了勞動力遷移的logistic離散模型，在考慮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發現預期工資率的差異與遷移的增長率呈正比。黃泰巖[19]、張宏偉[20]以二元經濟理論為基礎，創新性地提出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三元并存的三元經濟理論，突出了人力資本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作用。肖六億[21]則在充分考慮技術進步對二元經濟社會影響的基礎上，將決定勞動力流動的深層次原因從收入層面推進到技術進步層面，創新性地提出工資差距是決定勞動力流動的直接力量，而技術進步才是勞動力流動的原驅力的觀點。朱農[22]通過分析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使得勞動力遷移過程既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也有別于托達羅的三部門模型，創新性地提出了“中國四元經濟”的假設，即中國勞動力遷移是在農業、農村非農產業、城市正規部門和城市非正規部門這個四元經濟中進行的。蔡昉對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集中了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多種學科角度，對該問題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認為[23]，目前國內關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還處于盲人摸象階段，他一直致力于將中國經濟發展和轉軌過程與勞動力流動結合起來，從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實證研究：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路徑探索
近年來，關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專題性研究越來越多，而且實證分析占據主要比重，由于所選用的模型不同、樣本對象不一致、分析方法與評價標準不統一，研究結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實證分析作為理論研究的補充和驗證，彌補了理論分析的不足，同時對我們如何科學使用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提供諸多借鑒。
白南生[17]通過調查與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農業生產規模一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并不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構成對勞動積累的必然障礙。杜鷹[17]依托實地調研和抽樣調查獲得的大量數據，對上世紀90年代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基本特征和宏觀經濟背景做了實證研究，將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視，合理闡明了當時中國勞動力流動的現實原因和宏觀背景。趙耀輝[24]在研究影響中國人口鄉城轉移的因素中發現，耕地面積不足、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而農村稅收的增加更加激發了勞動力向外流動，更多的本地非農就業機會會減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動機和可能。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穩定預期，導致農村消費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城鎮化進程也產生了一定阻礙。鄭真真等[25]將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女性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流動婦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別因素在勞動力遷移流動中存在質的差異。袁志剛[26]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失業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并非城鎮失業的主要因素。趙偉，李芬[27]開始關注異質性勞動力流動行為，通過對新經濟地理學經典模型進行擴展，研究顯示高技能勞動力的地區集聚更傾向于擴大地區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勞動力流動有利于延緩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張永麗，黃祖輝[28]通過甘肅省10個樣本村調查所獲資料，對比分析了兩代農民工的流動行為，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漸漸成為流動主體，他們在流動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將會對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孫文凱等[29]對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效果進行檢驗，通過雙差回歸方法研究，發現當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在引導農民工流動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會網絡、農村收入增加都對農民工外出務工有顯著影響。
5 理論述評與思路啟發
5.1 理論述評
國外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表明，二元經濟分析框架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研究逐漸從宏觀視野邁向微觀分析，從經濟人假設深入到社會人研究，從個體決策延伸至家庭及網絡影響。一方面證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復雜性和多面性，研究該問題越來越需要多學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啟發我們對于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應該從微觀切入，認清和把握微觀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因素，才會看清宏觀經濟現象的趨勢與特點。
國內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來越多的專題性研究和實證分析已從各種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論證，以至于我們在進行文獻梳理時難以找到很好的分類標準將各類研究歸類，然而諸多研究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對各種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探討背后缺乏系統的、抽象的宏觀把握，所以直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一般化理論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釋我國勞動力流動現象還需從微觀分析中走出來，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宏觀的流動規律和特點，構建符合中國實踐的勞動力流動的一般化理論。筆者認為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從微觀分析入手，避免具體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將研究視野放眼于整個宏觀經濟背景，以勞動力主體作為整個研究的切入點，看似微觀的分析手段，實際上著眼于整個宏觀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通過對勞動力主體的分析和論證，考察勞動力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得出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的內在機理和流動模式，為我國在經濟發展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引導勞動力流動提供決策支持，同時也為構建我國勞動力流動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論上的創新與完善。此外，國內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分析、性別差異以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這表明當前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呈現多樣化，如何將諸多影響因素置于統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慮的問題。勞動力特征的提出和論證將有助于將整個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邏輯范疇，通過規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論與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啟發：研究視角的時代選擇
劉易斯二元經濟分析框架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基礎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對于勞動力同質性的假設前提不符合勞動力流動現實。新家庭經濟學以及社會網絡理論在分析異質性勞動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勞動力流動實踐為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前突顯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問題又為我們分析后人口紅利時代提供了現實依據，中國人口轉變歷程的特殊性也為異質性勞動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礎。筆者認為如此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充分的現實依據，有利于在異質性勞動力分析框架下展開對我國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
將異質性勞動力納入勞動力流動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異質性基本上限定于勞動力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無論是教育與培訓經歷的區分，還是技能與非技能型的分類，均只考慮了勞動者異質性的一個方面。事實上，關于影響勞動力流動決策的異質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比如對新生代農民工、農民工返鄉創業、勞動力反復流動、女性勞動力流動、大學生就業等問題的關注。但到目前為止，對異質性勞動力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統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論證。筆者認為勞動力的異質性并非僅局限于人力資本的不同，影響勞動力流動的異質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勞動者個人決策差異的非經濟因素都是異質性勞動力的內涵所在，他可能會包括勞動者對區域經濟的整體預期、對出生地的眷戀、對人際關系的依賴、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考慮、對生存環境的選擇等等很多方面。異質性的突顯與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密切聯系，當整個經濟達到一定發展程度，社會福利和保障達到一定水平，勞動力流動會更多地通過非經濟因素做出決策。筆者有意通過對異質性勞動力內涵及外延進行嚴格界定，并將異質性因素納入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對劉易斯模型進行擴展和豐富，從而有效解釋我國新的歷史時期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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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6
【作者簡介】 段成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楊舸、張斐、盧雪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不僅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還引發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勞動力的行業和職業構成、人口的城鄉分布、社會的階層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非常有必要對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化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總結其變化規律。這樣的梳理和總結，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預見我國流動人口的未來。
本文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主要趨勢。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十分注重對人口狀況及其變動相關信息的收集（這一點，本身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它為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我國就成功地組織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這些調查所提供的寶貴人口資料，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數據來源及流動人口口徑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數據資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三普）、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87年1%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五普）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05年1%抽樣調查）的相關數據。
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的項目特點，本文以調查項目“戶口登記狀況”為界定流動人口的標識。流動人口是指改變了經常性居住地而未改變戶口登記地的人。由于歷年人口普查（調查）的調查項目略有不同，依據各次普查（調查）得到的流動人口在口徑上有一定差異，具體如下：
在三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戶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87年1％抽樣調查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戶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常住
本縣、市一年以上，戶口在外縣、市”及“人住本縣、市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五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R6）“居住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鎮街道”以
及“在本鄉鎮街道居住不滿半年，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兩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根據05年1%抽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是指“調查時點居住地”（調查項目R7）在本調查小區，但“戶口登記地情況”（調查項目R6）為本鄉（鎮、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時剔除了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樣調查數據中所剔除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區范圍內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相分離的人口，其具體界定比較復雜，詳細內容可參看段成榮和孫玉晶論文（2006）“我國流動人口統計口徑的歷史變動”，此處不贅述。
上述各年流動人口口徑之間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據這些數據得到的各年流動人口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呢？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對此我們作了專門研究，結論是，可比性較強。這些可比性分析的結果，我們將另文專門討論，限于篇幅，本文不贅述。以下就兩個主要的問題做出簡要說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和流動人口在很多結構性指標上存在較大差異（段成榮、孫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數據中，我們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剔除出來，而2000年之前的歷次普查和抽樣調查都無法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分離出來。那么，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的這種不同處理方式，是否會影響本文的對比呢？我們認為，基本沒有影響，原因在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調查對于流動人口離開戶口登記地的時間長短和距離遠近的界定有所差異，主要表現在時間上是否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一年以內的人和空間上是否包括縣內跨鄉鎮流動的人。這些差異會對本文研究產生什么影響呢？利用05年1％抽樣調查數據，本文分別比較了流動時間為“一年以內”與 “一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縣內跨鄉鎮與跨縣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教育、婚姻構成、流動原因等結構特征指標，結果發現，本文前述有差異的流動人口口徑之間仍然具有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
第一，流動人口的普遍化
（1）流動人口規模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增長了21倍
20世紀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全國流動人口為數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國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流動的流動人口數量不過幾百萬人。根據三普數據估算，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僅為657萬人（注：由于歷年流動人口口徑不一致，根據人口普查（調查）數據資料直接計算所得到的流動人口數的可比性會受到影響。為了使各年份的流動人口規模有更強的可比性，我們對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量進行了調整。調整的依據是：從五普和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內”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22.61%和21.40%。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2％）為時間調整系數；縣內跨鄉鎮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30.2%和24.3%。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7％）為空間調整系數。然后用這兩個調整系數對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進行調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進行時間調整。調整的計算公式為：
調整后的流動人口數=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1-時間調整系數）×（1-空間調整系數））調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分別為1154萬人，2479萬人和3750萬人。）（見圖1），只占全國總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經歷了一個迅速增長的過程。1984年，以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為標志，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鎮的控制，并由此帶來對整個人口流動控制的松動，隨之，流動人口在規模上迅速增長。1987年，全國的流動人口就猛增到1810萬人。
此后，流動人口的增長更是勢不可擋，人口流動的目的地也逐漸突破小城鎮而大量進入大中城市。根據四普數據估算，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9%。而僅僅五年之后，1995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幾乎翻了兩番，達到707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超過1億。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2005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14735萬人。
資料來源：根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本文以下圖表，如無特別說明，數據來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內，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從僅僅660萬人增加到近1.5億人，增長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調整后的流動人口規模進行計算，則增長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快速增長的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今天我們面臨的形形的流動人口問題，都直接源于流動人口的巨大規模及其快速增長。
（2）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個時候，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流動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當時，部分城市中流動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們對于流動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顯的感覺，整個社會對于流動人口的關注也逐漸顯露出來。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已達到10％以上（2000年為7.9%，2005年為11.27％），而在部分城市，這個比例已高達20％，甚至30％以上。
近年來，流動人口問題的突顯，顯然也是與其在總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關的。（3）流動人口隨處可見
流動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據05年1％抽樣調查資料，14735萬流動人口分布在全國所有的?。ㄊ?、區），幾乎找不到沒有流動人口的地方。在各個?。ㄊ?、區）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當地總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區，盡管如此，流動人口在河南省常住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達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集中了大部分流動人口。上海、廣東、北京、浙江、福建等?。ㄊ校┙邮盏牧鲃尤丝谡籍數爻Ｗ】側丝诒壤謩e高達34％、26％、23％、20％和19％。在這些?。ㄊ校骄课鍌€人甚至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口。
（4）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
流動人口來自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以跨省流動人口為例，雖然四川、廣東、安徽、河南、湖北、江蘇、廣西、湖南、江西等地輸出了全國多數的跨省流動人口，但全國的每一個省，都有在外流動的流動人口。
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已找不到一個沒有受到流動人口影響的城市街道或農村村莊。第二，流動原因的經濟化
依據流動原因，可以將流動人口劃分為經濟型流動人口和社會型流動人口兩類。經濟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工作調動、分配錄用、務工經商、學習培訓等原因而流動的人；社會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婚姻遷入、隨遷家屬、投親靠友和退休退職等原因而流動的人。
最初的流動人口以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體。1987（注：1982年三普資料中不含流動原因信息。)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流動人口中占56.3％，而務工經商等經濟型流動人口則居于從屬地位。1987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全部流動人口當中，因婚姻遷入而流動的人所占比例高達21.04％，同樣，因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等原因流動的人分別占18.7％和15.1％。因務工經商而流動的人卻只占26.58％，因學習培訓、工作調動等經濟型原因而流動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經濟目標畢竟是人們遷移流動的根本原因。經濟型流動人口很快成為流動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數據表明：到1990年，務工經商者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類經濟型原因合計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會型流動人口所占份額則降到1/3 左右。無論是婚遷、隨遷還是投靠型流動人口的份額都明顯下降。
進入21世紀之后，流動人口中務工經商者的比例維持在50%～55％的較高水平上。
第三，流動時間的長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長短構成信息（注：其他年份無此信息。）。從表2數據中我們看到的是，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從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長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則由40.08％下降到31.34％。這似乎表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時間在縮短，而不是延長。其實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別是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率超過10％。在如此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動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隊伍中來，從而導致短時間（如1年以內）流動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長時間（如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時間”，2005年是指“離開戶口登記地時間”。當我們考察長時間（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規模時，我們發現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數量從1987年的700萬增長到2000年的3400萬人，2005年進一步增長到4600萬人（圖2）。
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資料，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中“來京時間”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綜合這些信息，我們認為，流動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時間長期化的明顯趨勢。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來，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特點表現為：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1）在流動人口大規模出現的初期，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一些資源豐富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
20世紀80年代，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三普數據顯示：當時黑龍江省吸收的流動人口最多，全國流動人口的8.60％集中在該省；其次是河南、山東、江蘇和安徽，這四個省吸引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百分比分別是6.31％、5.39％、5.06％和4.85％。同期，遼寧、吉林也吸收了較多的流動人口，分別占全國流動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個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合計吸收了全國流動人口的38.4％，東北三省合計吸收了全國16.8％的流動人口。
新疆、內蒙、山西是資源省份，它們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較多流動人口。1987年，這三省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的比例僅次于廣東，總和達到18.46％。
（2）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沿海發達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及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資源省份的優勢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論是老工業基地，還是資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從1982年到2000年，東北三省的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內蒙和山西三省合計的相應比重從12.0％下降到了5.03％。
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則快速地集中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在沿海地區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動人口方面尤為突出。從1982年到2005年，廣東省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5.23％上升到了22.37％，而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的流動人口比例總和從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動人口流入地分布的這種變動趨勢，從根本上講，是由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業機會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先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些地區越來越集中地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是理所當然的。
第五，年齡構成的成年化
（1）年齡結構金字塔的成年化
圖3展示了1982年以來我國流動人口性別年齡結構金字塔。觀察這些金字塔，不難發現，一方面，各年齡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都符合相當標準的遷移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特點，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則明顯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的年齡分布更突出地表現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趨勢，成年化現象很明顯。
（2）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少年兒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齡不斷上升
更精確的統計指標上看，流動人口年齡構成成年化趨勢也很清晰。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與此同時，我國流動人口中的少年兒童（0～14歲）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斷下降。
綜合起來看，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和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年齡中位數由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05年的29歲，平均年齡由1982年的28.22歲上升到2005年的30.36歲（見表4）。
（3）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提高
我們選擇了來本地時間不到一年的流動人口作為新增流動人口，分別計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結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5歲，到2000年提高到26歲，提高了一歲，2005年則進一步提高到26.7歲。流動人口成年化趨勢再次得到印證。
第六，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認為，流動人口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而且以男性為主，而婦女則留在家里照顧孩子和老人。然而，從歷年的流動人口性別比變化趨勢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構成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均衡化過程。
（1）我國流動人口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流動人口以婚遷、隨遷、投親靠友等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而此類流動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明顯較低，1982年僅為84，到1987年，流動人口性別比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圖4）。在1980年代的我國流動人口中，女性在數量上占據了多數。
這種流動人口女性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在1990年流動人口規模開始急劇膨脹時，發生了根本變化。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性別比達到歷史高點，為125。當時，流動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輕力壯的男性上。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開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動人口中男女兩性在數量上基本達到了平衡。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流動人口迅速增長，一方面是源于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流動勞動力大軍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動人口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以舉家流動的方式出現。
（2）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的比重不斷升高，城市計生服務和管理任務日益加重
在流動人口性別構成不斷均衡化的同時，我們注意到，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僅為28.47％，1990年的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動人口規模在迅速擴大；另一方面，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斷提高，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計生工作的直接對象――流動育齡婦女的規模大幅度增加。流動育齡婦女數量的增多(見圖5)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城市計劃生育服務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
20世紀80年代，女性人口流動的原因主要體現為從屬性流動。從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社會型流動，因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而流動者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別達到36.97％、19.7％和17.34%。這三種流動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動人口的72.13％。這一比例，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高35.97個百分點。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女性人口因經濟原因而流動的比例僅僅為20.69%，尤其是“務工經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26個百分點。女性人口作為一種“附屬”而流動的特點十分鮮明。
女性作為“附屬”而流動的狀況到1990年仍在持續，但已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1990年，女性流動人口中的務工經商者上升到33.5％，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的比重總和下降到了52％。
注：歷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項目略有變化，五普的流動原因中以“拆遷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職”， 05年1％抽樣調查項目中的流動原因又增加了“寄掛戶口”、“出差”兩項。
對于流動原因的調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樣調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為了便于比較，2005年數據中的流動原因只選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
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動原因構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0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經濟型流動人口的比例則首次超過一半，達到58.08%。尤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該比例只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因為學習培訓而流動的女性也明顯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參與人口流動的地位得以確立。
第八，流動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來，人們普遍注意到了流動人口家庭化的趨勢。盡管如何科學地測量家庭化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我們認為，以下現象直接反映了這種趨勢。
（1）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較高，其原因上文已經詳細說明。我們從流動人口真正大規模出現的1990年開始觀察，發現從1990年到2005年，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動人口的規模也從1982年的357萬增長到了2005年的7000萬。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動人口家庭化的一個佐證。
（2）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斷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動人口還沒有大規模出現，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達到63.45%；1987年，該比例達到最高點，占到68.37%。
1990年，當“民工潮”開始涌現的時候，流動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開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則達到68.41%。與此相反，流動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見表8）。
（3）流動人口舉家遷移的比例不斷提高
四普數據表明, 1990年, 流動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純粹由外來人口構成的家庭戶（簡稱純外戶）中,而有近60%的人是遷入到常住戶中,其余34%的流動人口則是遷入到集體戶中。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盡管當時人口流動的強度與規模比改革開放之初有了明顯的加強,但流動人口仍然以個體流動為主,他們中的多數以住集體戶或借助當地居民房屋為主，舉家遷移的規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遷入到純外戶中的流動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幾乎提高了5倍（見表9）,舉家遷移成為流動人口的首要選擇（周皓,2003）。
人口遷移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遷移流動的先鋒者往往是年齡較輕、身體較強、經濟活動能力較高的人，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單槍匹馬闖世界。但是隨著時間變化、物質生活資料的積累以及人們對家庭生活的需要,便會開始大量出現投親靠友的遷移流動。許多分離的夫婦與子女再度在遷入地團圓,因而出現合家同時遷移現象。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現象，正是這一規律的反映。
注：“純外戶”是指戶主與配偶均為流動人口的家庭戶；“常住戶”是指戶主或配偶為當地人的家庭戶。
資料來源：周皓，2006。
第九，學業構成的“知識化”
（1）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構成不斷升級
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現出明顯的不斷知識化的特點。具體表現在，1982年，流動人口主要以小學學歷為主（比例達到39.30%），初中學歷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卻高達28.56%。接受過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極少，分別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以小學為主的特點仍未改變。但一個突出的變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顯上升。
從1990年開始，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90年~2005年，流動人口中初中畢業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時，文盲的比例進一步下降，2005年，流動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
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從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學畢業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畢業水平。23年內，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表10可知，歷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國人口的平均水平，這也側面反映了流動人口并非人們經常想當然地認為的“低素質”的群體。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水平，從1982年到2005年，全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動人口則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不斷增多
全國流動人口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斷上升。在1982年，大專及以上比率僅為1.04%，到了2005年，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調查）可以提供更細致的分類數據，2000年的流動人口中有1.20％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甚至還有0.07％擁有研究生學歷。五年之后，這兩個指標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動人口中有2.21％擁有大學本科學歷， 0.12％擁有研究生學歷。這些高學歷的流動人口說明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越來越高，而且也越來越多元化。
3 結論和討論
3.1 研究結論
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出現，是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社會現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流動人口急劇增長。大量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對30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流動人口才只有短暫的30年歷史，人們對于這一群體的認識雖然在不斷深化，但仍然嚴重不足。目前，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總體來講是底數不清、情況不明。對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變動情況及其規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動人口變化趨勢領域，基本還是空白。
我們感到，不深入研究過去30年的流動人口變動趨勢，就不能很好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的流動人口，更無法科學地預見流動人口的未來變化，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與流動人口有關的各種問題。這正是引發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過深入挖掘1982年以來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資料，回顧和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歷史趨勢。研究發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突出地表現在流動人口的普遍化、流動原因的經濟化、流動時間的長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齡結構的成年化、性別構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流動方式的家庭化、學業構成的“知識化”等九個方面。
本文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所發現的各種趨勢，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來發展和完善。但我們相信，所發現的上述趨勢，對于更好地認識我國流動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們更希望，本文能引發針對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規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討論
探討既往趨勢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認識現在和未來。
通過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趨勢的總結和梳理，我們認為，以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重新認識我國人口城市化問題和流動人口問題時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認識我國的人口城市化道路問題，把流動人口問題納入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戰略高度加以認識
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現代化過程與人口城市化過程是有機統一的。沒有現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沒有城市化的現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歐洲國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條“羊吃人”的道路，通過剝奪農民土地使農民徹底喪失在農村生存的根本從而大舉進入城市。這是歐洲國家城市化的“經典”道路。在我國，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選擇這樣一條道路。但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問題，卻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為尋找這條道路。我國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經長期實行的嚴格控制城市發展的道路顯然是行不通的。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后提出“離土離鄉”的小城鎮道路，曾經迸發過巨大的活力，但當小城鎮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這條道路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甚至難以逾越的屏障。
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不具備高深的理論知識，但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卻用他們的雙腳十分質樸地趟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動的形式來階段性地實現他們的城市化，同時也實現整個國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動的方式來實現城市化，這是不同于西方“經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國獨特的城市化之路。顯然它并不徹底，但在現實條件下卻很有成效。對于這樣一條城市化道路，迄今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研究。我們需要這樣的研究。
認識到這條獨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把流動人口問題作為單純的流動人口問題來看待，而要把它作為現代化、城市化戰略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如此，在流動人口問題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訴求（很多時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強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都應該為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讓位！
3.2.2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我們要以改革的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改革我們對于流動人口的認識，這是真正有效解決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基本前提
應該說，30年來，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是在不斷改革的過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流動人口的稱謂。在流動人口出現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稱流動人口為“盲流”。他們真的是盲流嗎？顯然不是。本文總結的流動人口九大變化趨勢，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是人口遷移規律的體現，而不是盲流！近些年來，極少有人再用盲流來稱呼流動人口，這本身就是觀念變革的成果，是很大的進步。
然而，對流動人口和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認識，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動人口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應不應該像對待城市市民一樣平等地對待流動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動人口的權利？保護流動人口的哪些權利？中國的流動人口是不是獨一無二的？國外解決移民問題的經驗和辦法可不可以借鑒和推廣到我國來？等等問題迄今，都沒有明確、合理、統一的認識。我們要以改革的精神、開放的思路來更好地認識這些問題，更好地推動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解決。這也是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應有之意。
3.2.3 流動人口將長期扎根在城市，流動人口問題將是一個長期性問題。這是認識人口流動現象、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多年來，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動人口會像他們的名稱一樣，只是暫時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們會很快地回到農村去。迄今，我們的許多與流動人口有關的政策設計，也是基于這一假設的。但事實絕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結果表明，一方面，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經表現出明顯的長期化趨勢。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趨勢會繼續下去；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男女兩性的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年齡構成的成年化趨勢、流動原因的經濟化趨勢等，都預示著流動人口將有更加強烈的長期化趨勢，他們將長期扎根城市。各國人口遷移經驗表明，在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選擇方面，婦女和兒童更強烈地傾向于選擇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趨勢、性別構成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共同作用，無疑將促使業已存在的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更多地選擇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農村。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的結果也強烈地反映了這一點，在北京市的流動人口中，選擇長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數量上是選擇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充分認識流動時間的長期化趨勢，就要求我們在對流動人口的認識上，在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政策思路上，徹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長期化趨勢的認識和措施。
3.2.4 要認識到我國流動人口仍有較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
對于已經達到1.5億龐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的數量變動趨勢，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有人認為它已經增長到頂點了，以后不會再有大的增長；也有人認為流動人口還將有比較大幅度的增長。不同的判斷，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認識問題，它將直接影響我們對于流動人口問題的決策。
從過去30年的變動趨勢來看，我國流動人口自大規模出現以來，一直處于單方向快速增長的進程之中。我們認為，它將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有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的可能。原因是：30年來促使流動人口產生的條件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巨大的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些條件如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有所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30年來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大規模流動的趨勢無疑將得以延續。
3.2.5 要及早重視來自城鎮的流動人口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不僅僅是來自農村的人口。事實上，30年來，城鎮人口在流動人口中一直占著比較大的一個比例（大致穩定在25%~30％）。如果地區收入差異得不到縮小，可以預料，會有越來越多的城鎮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中來，從而推動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大。
從前面分析中我們看到，在流動人口中，一場靜悄悄的變革已經發生。改革開放初期的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進入新世紀之后，在流動人口中，已經活躍著一大批接受過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如果以絕對規?？?，目前，全國流動人口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已經超過15萬人，擁有本科學歷的人更是高達300多萬人。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已經成為一個需要重視的重要問題。
3.2.6 加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動育齡婦女規模在不斷增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任務日趨繁重。而目前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備、經費的投入等都遠遠不能適應龐大的管理服務對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3.2.7 要為更多兒童和老年人口作為流動人口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流動人口的發展大致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流動人口利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以短距離流動為主，大多數流動人口單身外出，農忙季節依然回家，沒有脫離家庭生活；第二階段，隨著流動范圍擴大，跨省跨區域流動成為主體，流動人口基本脫離農業生產，不少家庭中夫妻雙方均外出務工經商，子女留給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第三階段，流動人口在外地站穩腳跟后，并且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安排子女隨遷，在流入地生活、就學；第四階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穩定下來之后，青壯年流動人口進一步將父母列入隨遷的考慮范圍。
我們認為，當前，我國人口流動正處于第二階段末期、并向第三階段轉變的階段。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流動人口總規模會繼續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動人口以及老年流動人口將開始加速增加。作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為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3.2.8 要加強對于流動人口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動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已經引發了高度的關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們看到，有關流動人口的調查研究方法的探討卻相對不足。建議加強對于這一領域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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