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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好處范文1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流動 經濟生活 影響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積極影響
（一）增加了農民收入
勞動力外出的最大動機就是尋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隨著農民外出務工人數的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以農業收入為代表的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代表的工資性收入則呈現出不斷增長態勢。
農村勞動力外出直接推動了農民收入增長。中國農業資源嚴重不足，相對于工業產品的實際需求，人們對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較小，農產品價格上升空間有限。因此，中國農民從農業經營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續增長，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希望就寄托在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轉移上。
（二）緩解貧困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勞動力外出的可能性與家庭收入水平之間成反比關系，這說明勞動力外出與家庭貧困緩解之間存在反向關系。許多貧困地區將勞務輸出作為反貧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這個原因。國家統計局2012 年城鄉住戶調查資料表明，遷移與貧困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近年來，貧困地區非農產業發展落后，為了擺脫貧困，許多農村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較多的發達地區，使得貧困程度大幅緩解，成為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大亮點。
（三）有利于推動城市和經濟發展
城市發展的動力除來自城市內部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動力來自于農村人口進城所推動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連鎖反應。中國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 %左右，距離世界平均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可見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對輸入地經濟和城市的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大批廉價農村勞動力進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發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消極影響
（一）增大就業壓力，影響收入分配
工資收入是大多數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下崗失業是影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國現有大約1.6～1.7 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中的大部分為了謀生而向城市流動。而勞動力供給數量龐大，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又相對有限，使得我國城市就業形勢非常嚴峻。同時隨著城鎮單位使用農村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就業產生了消極影響。為了維持生計，城鎮失業人員必然要與外來勞動力爭奪有限的低端勞動崗位，從而造成這類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工資水平下降、失業率上升，導致城市貧困人口增加。就業狀況的變化已經成為影響收入分配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使得勞動力市場分化，工資差距加大
農村流動人口作為城市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城市經濟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戶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體制的存在，使得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低，社會保障狀況差。一般來說，進城的農村勞動力從事著與城鎮職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們占據了許多非熟練工種：建筑工人和維修工、餐館服務員和辦公樓的保潔員、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來說，掙得低得多的工資水平。勞動力市場的這種分化和巨大的工資差距，不僅進一步擴大了農村流動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個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貧困問題更加嚴重。
（三）農村流動人口的城市生活邊緣化，不利于社會穩定
農村流動人口盡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現行政策與社會制度的歧視，難以獲得同城市居民同樣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資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被邊緣化的農村流動人口成為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難以分享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同時邊緣化的生活狀態容易激發心理上的不平衡，導致一系列城市社會問題的產生，加大了社會矛盾，對社會穩定發展造成極大的威脅。
三、對策建議
（一）確立以公平為價值取向的公共政策體系
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它不僅涉及到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也同時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以及政治問題。在設計解決方案時應統籌考慮上述因素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并將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作為制定相關政策的權威性社會價值標準，只有確立以公平為價值取向的公共政策體系，才能促進整個勞動力市場健康、持續的發展。
（二）政府發揮職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兩極分化
將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為衡量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依據，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確保政府公共行為和政策與社會公平的價值目標相一致。同時，利用財政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在有效調節高收入的同時為低收入者創造發展的機會和平臺。比如充分發揮收入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允許子女的撫養費、教育費等進入稅前扣除項目，對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給予免稅等。
人口流動的好處范文2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溢出；社會福利；分配
中圖分類號F323；F06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始于1978年農村實行之后，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日益壯大。據2009年國家統計數據顯示，總量已達到2.3億，其中外出六個月以上的達1.5億。農村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兩大特點：農村勞動力流動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壯年男性為主；主要來源于中西部農村地區、流向以東部城市為主。外出農村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國農村勞動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國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相對于留守的勞動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總體上高于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國目前“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投入體制下，教育投入屬地性質十分明顯，跨省流動的勞動力的教育投入來源于勞動力輸出地政府。因此，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將使得教育投入表現出顯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將會使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產生不同的社會福利效應。這便使勞動力輸出地產生了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而勞動力輸入地特別是東部城市將是溢出受益方，獲得了人力資本的額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財政的紅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社會福利分配效應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及受益情況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來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況又是怎樣呢？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流出的可能會進一步產生福利影響么？目前相關文獻雖然都認同農村勞動力流動將產生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但是缺少對這種直接福利效應進行衡量并探討溢出及受益雙方的分布情況。
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的估算
1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的衡量
人力資本的類型包括：健康人力資本、教育人力資本、知識人力資本、能力人力資本[2] 。本文關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即教育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水平測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標法、直接能力測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測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早期的文獻是以學校入學率作為人力資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較各國人力資本投入時假設人們的受教育年限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投入成正比[3-5]； Mankiw在經濟增長核算實證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來測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為了衡量人力資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國內關于人力資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7-8]。 這主要是因為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一個關鍵要素，而受教育年限與教育投資相關性強。因此，對于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的測算，同樣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謝童偉等：農村勞動力區域流動的社會福利分配效應分析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6期
12測算方法
將受教育程度分為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5個不同學歷層次，定義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為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為12年、大專以上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數學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為人力資本水平，AEY為平均受教育年限；i為以受教育程度的組數；EYi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為各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數的比重。
13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1991-2009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統計年鑒》，以統計口徑為“6歲及6歲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農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國水平，以“鄉村從業人員”測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RH）一般水平。這是因為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總體上要高于全國農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農村教育人力資本估算結果
全國農村的平均教育年限從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動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從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動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國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見表1）。
2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與農村勞動力流動
在各種影響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人數下降的
眾多因素中，農村勞動力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從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特點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的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流動的規模越大。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務工，從事非農生產活動的人數占主體。因此，定義“農業就業優勢比”為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林牧漁業與從事其他行業比重之比，用于衡量農村勞動力流動傾向；農業就業優勢比越低，農村勞動力流動人數越多。
圖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與農業就業優勢比
Fig.1Rur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vantage ratio
從圖1可知，隨著全國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農業就業優勢比則迅速下降，并且兩者的相關系數為
-0.963；這說明農村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越大。應用VAR脈沖響應分析，分析隨機擾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其影響的路徑變化，也得出同樣的結果。
若是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導致農村勞動力的農業就業人數迅速下降而4期后負效應慢慢減小；也就是全國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資本水平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時，引入“農業收入優勢比（IP）”、 “農村勞動力男性優勢比（GP）”，分別代表農業收入占農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農村男性勞動力比重；同時考慮戶均耕地面積（S）及戶籍制度改革（P），戶籍制度是作為虛擬變量。
在模型設定時，將logistic模型做線性化處理：
π/（1-π）為優勢比，此處為農業就業優勢比，擬合logistic回歸模型的參數問題轉換成擬合線性模型的參數。logistic模型轉化為線性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使用連續的因變量而不用離散的因變量，這樣便于用連續的時間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別代表RH、IP、GP、S和P。從模型可知，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提高1%，從事農業的人數下降0.25%；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不是很大，這主要是因為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絕大多數不是遷移性質的。
3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福利分配效應分析
3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分析
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特點之一是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動則主要來源于中西部農村地區，流向以東部城市為主。近年來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占全國人數比例的88%到90%；環渤海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農村勞動力流入的熱點地區，吸納的外地農村勞動力超過了80%[9]。
為了便于估算，本文將盧卡斯模型簡化，設定如下：
影響城市生產總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為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UH為城市教育人力資本水平；L為城鎮從業人數；RH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σ、β、γ、η為估計系數。由于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由原有流動的勞動力和新增加的勞動力構成，因此，RH應考慮滯后期，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如表2所示。
經過豪斯曼檢驗，模型采用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采用的數據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數據，均做可比性處理后取對數；滯后期的選定以模型顯著程度判斷。模型表明：城市獲得了明顯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這種溢出效應對城市發展，特別是對東部地區的城市發展的貢獻顯著。
32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溢出份額計量
農村人力資本當期值（RH）、滯后一期（RH（-1））、滯后兩期（RH（-2））若分別增長1%，則城市的GDP分別增長0.44%、0.46%、0.89%；這三個變量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44、0.46、0.89。依據彈性系數的定義，農村人力資本溢出對城市GDP的彈性系數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農村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長的量。假設農村跨省流動的人口比例M’為：
M’=農村跨省流動的人口/農村流動的總人口
依據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農村勞動力流動數據，可計算得M’分別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農村跨省流動的人口比例設定為0.40是比較合理的。
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溢出效應ΔSt為：
從1993-2009年，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城市GDP增加值貢獻量累計22 983.07億元，而跨省流動溢出對城市GDP增加貢值獻量累計為9 301.51億元；大致表現出“四起四落”的現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為溢出增長階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間溢出增長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為溢出下降階段。這種現象是由于我國經濟發
表3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分析
展的情況決定的。在“四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好，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大，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明顯，跨省溢出呈現增長趨勢。而在“四落”時期，我國經濟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經濟形勢有所下滑，農民工需求量減少、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特別是跨省務工成本及困難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應也隨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經濟形勢的影響跨省溢出效應下降最明顯。
農村跨省勞動力流動是雙向的，每個省份都有農村勞動力的流出與流入，只是流出與流入數量上有差別；因此，勞動力凈輸出地是福利損失地，而勞動力凈輸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全國按現住地、戶口登記地在外省分的人口（鄉村）”計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總數。農村跨省勞動力流出最多的為四川，占全國農村跨省流入勞動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為廣東，占全國農村跨省流出勞動力的33.44%。從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而導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應來看，凈受益最多的省份為廣東、浙江、新疆、江蘇、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損失最多的省份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廣西、貴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見圖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來源地與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來源地與溢出主要流向地取決于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入與流出的變化；這種變化受地緣影響較大，即距離及流動成本影響著農村勞動力流動。廣東作為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個來源地為湖南、四川、廣西、江西、湖北；而“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除
圖2各省福利凈受益
Fig.2Net welfare benefit of every province
了內部之間的跨省流動外，主要來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貴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則主要來源于江西、四川、貴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來源于河北、河南、山東、四川、安徽、內蒙古及東北地區；新疆則主要來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肅和陜西以及河南和安徽。從勞動力流出的情況看，四川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農村勞動力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最明顯，主要流向廣東、新疆、浙江、福建、江蘇等。另一方面，從長時間跨度來看，農村勞動力流動也有一定的路徑依賴現象，即流出的幾個大省和流入的幾個大省基本上比較固定：勞動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損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廣西、貴州、湖北，勞動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廣東、浙江、新疆、江蘇、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個直接福利受益來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別到達了52.32%-85.65%、48.64%-95.41%。這充分說明了由于地緣和路徑依賴等原因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集中程度直接決定了各省份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流出的間接福利影響
41大規模農村人力資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鄉間及區域間經濟差距
在完全競爭且要素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要素、資源會流向回報率高的地區。東部地區人力資本高回報率將吸引人力資本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并加速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進而導致更高的人力資本回報率以及持續遞增的人力資本流入。人力資本流動與資本流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區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快，也會像資本積累快一樣，促使該地區的經濟的發展速度加快，向其穩態位置收斂。人力資本具有較強的外部性，除了表現在個人的人力資本投入對社會產生外部效應外；從空間角度看還表現在因勞動力的區域流動而產生的區域之間的外溢性。大規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勞動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區產生了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中西部農村人力資本持續大規模溢出導致了勞動力與人力資本一直處于凈流失狀態；而東部地區，尤其是東部城市，則因為中西部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獲得了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額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財政的紅利；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在數量及質量上的差距擴大，進而拉大經濟發展差距。
42大規模農村勞動力持續流出導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勵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損失整理而得。
資本投資的最重要途徑。教育外部性、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在我國“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下，農村勞動力持續大規模流動將從兩個方面導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與收益出現明顯的非對稱性。
一方面，這種教育投入體制具有顯著的屬地性質，勞動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義務教育投入來源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西部地區流出的勞動的教育投入來源于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財政。由于這種屬地性質，東部地方政府無需對該部分勞動力進行教育投入，這也就是為何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樣是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做貢獻農民工子女卻在東部地區得不到同等教育權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資源，逐漸被邊緣化。而這種屬地性質還將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為高素質勞動力流出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具體表現在地區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將因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匱乏受到影響，拉大中西部與東部的地區經濟差距。經濟發展緩慢的直接結果是地方財政增長緩慢，從而教育投入經費將受到影響，很多地區教育經費一直無法足額兌現，甚至部分地區出現擠占教育經費。
另一方面，在這種體制下，義務教育經費負擔結構不合理。在2001年后，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是由以前的“分級管理”改革為“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這將教育經費投入的重心由鄉鎮提升到了縣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教育投入瓶頸、改善農村教育。但是到現在這種“以縣為主”的投入體制弊端已成為制約農村教育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中，財政能力最薄弱的縣級政府承擔了義務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負擔，而中央、省級則投入甚少。洪銀興，龍翠紅（2009）估計中央財政預算內投入只占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農村教育投入與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投入規模直接受制約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農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響到勞動力接受教育的機會與水平，進而引起人力資本的差異。2004年，按東、中、西部不同的經濟發展區域劃分，東部地區文盲半文盲率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別為4.3%、18.6%，中、西部地區這兩個指標分別為5.4%、12.2%與15.8%、9.2%[10]。人力資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區的教育投入力度與其對當地經濟的貢獻程度并不對應，加上東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為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主要投資主體的當地政府激勵程度的降低，又進一步惡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貧困陷阱的存在就成為必然，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低就成為了常態。
5總結
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徑，隨著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越明顯。持續大規模素質較高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使得農村教育人力資本對城市尤其是東部城市外溢效應表現得相當顯著。這種現象產生了直接的社會福利的分配效應，表現為：勞動力凈輸出地為福利損失，而勞動力凈流入地為福利受益。其中，廣東凈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損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個直接福利受益來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別到達了52.32%-85.65%、48.64%-95.41%。盡管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是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的重要途徑，但是因為農村高素質勞動力大規模持續流出對城鄉與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間接福利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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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好處范文3
關鍵詞：第六次人口普查；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源供需矛盾；對策
一、我國人口結構的特點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和學者們的預測，目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的人口結構呈現出一下特點：
（一）我國人口增長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全國總人口為1339724854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萬人，年增長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長率下降0.5個百分點。按聯合國生育水平中方案預測，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約為14.5億，此后，人口數量將開始出現負增長，2050年總人口數量回落到13.95億左右的水平。
（二）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國大陸人口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億人，占我國總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人，占總人口的8.87%，上升1.91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劃分方法，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總人口的7%以上為老年型人口來分類，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彭萬，2012）。
（三）流動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6139萬人，比2000年增加11700萬人，增長81.03%。由此可見，進十年中人口遷移更加活躍，流動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總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6557.53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14.95萬人，占總人口的50.32%。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總量增加20963.53萬，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2001～2010年間我國城鎮化率年平均提高1.35個百分點。據預測，（鄒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進一步提高
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長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長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長到38788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減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歲上不識字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個百分點。（胡鞍鋼、才利民，2011）。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人口無論是從年齡結構、素質結構，還是地域結構上都發生了變化?？偨Y以上結論，可以看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人口結構呈現以下特點，即我國進入低生育和老齡化階段；勞動力供給的后續力量不足；人口素質不斷提高，高學歷勞動力占勞動力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擴大；人口遷移速度加快，規模擴大，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總量加大，勞動力的地域結構發生變化。
二、人口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影響
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資源投入，而投入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貨幣資本和技術等。其中的人力資本主要是指勞動力資源。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資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將關系到該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認為人口變動因素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龐大的人口規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斷擴張的消費需求市場；第二，龐大的人口規模、年輕的年齡結構滿足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對勞動力資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躍的人口遷移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不僅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而且還創造了豐厚的“人口紅利”，提高了儲蓄率和投資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觀點，不同年齡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因而，處于不同的年齡階段，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的影響。一般來說，在人口結構的較大比例由兒童和老人組成的情況下，社會負擔較大，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當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時，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也高，有利于經濟增長。在后一種情況下，社會追加的人口生產性為經濟增長貢獻一個具有促進作用的人口紅利（Bloomet all，2002）。如果一個國家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并且能對這種人口紅利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階段也好，還是處在這樣的階段而實際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如公共衛生事業的實質進步、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靈活有效的勞動力市場、對外開放和提高儲蓄水平的經濟政策（Bloomet all，2002）。
三、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認為影響有效勞動力的因素包括：（一）勞動力素質；（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三）勞動參與率。周也（2009）認為，反映勞動參與或者供給變化的一個總量指標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參與率。齊明珠（2010）認為勞動力的供給影響因素有兩點：一是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二是勞動參與率。陳仲常，馬紅旗（2011）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是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長。
四、人口結構變遷影響下的人力資源供求矛盾
（一）勞動力素質對比
從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強制九年制義務教育、發展高等教育以及掃除青壯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國勞動力素質的總體水平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200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與美國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與美國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與日本2005年水平則相差5.37年。
（二）勞動力數量的供給與需求對比
齊明珠（2010）認為，從2010年到整個“十二五”期間，勞動力市場上總體表現為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矛盾。雖然總體上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情況還比較突出，但是局部勞動力市場可能表現為供不應求。事實上，局部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的矛盾已經開始顯現。2016年以后，勞動力市場將表現為供不應求的矛盾。
（三）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結構對比
在“十二五”期間，由于產業升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在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的階段，就業壓力表現非常明顯，既有總供給過剩帶來的失業，也有產業結構升級、區域產業轉移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失衡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同時失業比例上升的問題，這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之后會出現新的問題，即年齡結構的失衡，需要年輕勞動力的行業或崗位將出現短缺。
（四）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蔡日方（2004）認為人口結構的轉變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固然為中國提供了利用人口紅利加速經濟增長的時機，但是總體撫養比會因老年撫養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會大幅上升。這種變化意味著經濟增長可資利用的人口紅利將逐漸弱化乃至最終消失。
由此可見，現在和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呈現以下特征：短期內，勞動力供給過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長期內，以現有的勞動力素質和經濟發展速度，勞動力缺口不斷加大；以現有的產業結構模式，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將更突出；勞動力素質水平不斷提高，仍然不能滿足未來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人才的需要；對流動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無法形成對人口流動的激勵作用。
五、對策建議
對于當前和今后人口結構變遷對人力資源供給與需求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從以下方面提出對策：
都陽（2008）認為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應努力繼續保持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遏止勞動參與率的下降趨勢，凡是可能影響市場工資率水平和保留工資水平的因素都會影響到勞動參與率，所以要從調整市場工資率和保留工資水平兩方面著手來改變勞動參與率；（二）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即除正規教育以外，還要重視培訓對勞動力素質的意義。（三）通過更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減少結構性失業。（四）進一步發育勞動力市場解決就業問題。
針對我國被動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現狀，萬魯健等（2009）認要想順利突破劉易斯轉折點，必須借鑒日本在勞動力轉移方面的經驗，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延緩我國勞動力供給優勢減弱趨勢。1、完善戶籍制度；2、建立城鄉銜接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勞動就業市場，建立一個城鄉統一的就業市場環境。4、推進教育公平化；5、引導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結構調整。
郭琳等（2011）認為勞動參與率是影響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響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需要積極采取措施，提升我國勞動參與率，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延長退休年齡，提升老年勞動參與率；二是改善國民整體受教育狀況，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三是促進勞動力市場流動，減少勞動年齡人口失業率水平，增加充分就業程度。
胡鞍鋼（2011）等認為由于教育大發展，中國正在獲得大規模的人力資源紅利，在未來不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紅利不斷減少的負面作用，而且還可以保持人力資本總量的持續增加，從而支撐整個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為未來20年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提供巨大的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
鑒于勞動力供給短期和長期的矛盾不同，齊明珠（2010）認為短期內，一是要鼓勵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二是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建設，擴大就業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發展知識勞動密集型產業。四是要提升國內消費水平，持續穩定就業水平。長期的政策：一是要適度放寬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質；三是要發展科學技術；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勵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個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提高勞動參與率。包括：延長退休年齡，提升老年勞動參與率；改善國民整體受教育狀況，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促進勞動力市場流動，減少勞動年齡人口失業率水平，增加充分就業程度。
人口流動的好處范文4
勞動力無限供應時代結束
“民工荒”從珠三角蔓延到中西部地區，意味著經濟發展過程中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中國勞動力供給將不再是無限的。我們做了調查，從城市化因素考慮，預計從2010年開始全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停止提高，穩定若干年后則呈現降低的趨勢，伴隨著人口扶養比的增高，預計到2013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轉變為人口負債。作為城市勞動力的補充，農村勞動力已經開始出現短缺。而從農村勞動力的配置格局來看，在2005年農村4.85億勞動力資源中，約2億通過就地或外出實現了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目前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大約1億，其中39歲以下的只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說，按照目前的激勵機制和激勵力度，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的規模不足以滿足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從而形成民工荒現象。
21世紀以來，農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特別快，也就是說勞動力剩余的減少特別快。估計在現有條件下，農村只有幾千萬現成的勞動力還可以轉移。這幾千萬之所以還留在農村，是因為他們相對來說轉移能力比較低。因為可以轉移的勞動力數量減少，我們的城鎮化速度有所降低。
農業剩余勞動力，在學術界，在發展經濟學里，從來沒有統一認識，也沒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計算方案，所以我強調的只是一個變化，即可供轉移的越來越少，但不是說沒有可轉移的了。
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了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或者說不習慣想到中國的農業勞動力可能會變得不再剩余?，F在要破除這個神話，我們過去高估了農業中實際就業人數，低估了農村中非農產業中的實際就業人數，也低估了農業勞動力實際已經轉移的人數，甚至把那些進了鄉鎮企業但沒有進城的勞動力，也部分地算作是剩余。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農村勞動力不再是無窮無盡。
勞動力短缺對中國經濟的特殊含義
勞動力短缺不光是一個人口問題，對于中國經濟具有特殊含義。迄今為止，中國有一個勞動年齡人口高速增長、占總人口比重較大的過程。這帶來了兩個好處：一是勞動力供給充足，從而使得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擁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二是使得中國的人口扶養比低，與之相伴的是極高的儲蓄率，從而獲得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人均GDP增長中，有26.8％來自于人口扶養比的下降。研究表明，人口扶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人均GDP相應增長0.115個百分點。但由于中國的人口紅利是罕見的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變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來得快，去得也快。
一旦農村剩余勞動力池子被淘干，就標志著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開始轉變，原來單純靠投入勞動力和資本來維持經濟高增長的局面必須改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急迫的需求。因此說，劉易斯轉折點對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更加實際的要求。簡而言之，就是在這個轉折點之前不論有多少新增就業，工資都不會漲，這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在這一點之后勞動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工資開始上漲，人均收入開始實質性地增長，這意味著步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
毋庸諱言，在改革開放初期及其以后較長時間內，企業高速發展、無限壯大和超常規擴張，除資本和市場的運作外，―個重要的支撐面，就是廉價的、取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很顯然，達到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也意味著以前依靠城鄉差距所產生“中國制造”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將漸漸失去。中國經濟增長，最終會進入一個高工資、高生產率的發展時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從現在開始，農村勞動力沒有可以轉移的潛力，而僅僅說明，如果沒有工資水平的提高或其它等值的激勵手段的加強，非農產業就不再能夠像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那樣，輕而易舉地得到所需的勞動力供給。
隨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的結束，不再是用低工資就可以促使農民進行轉移。所以，我們到了這么一個轉折點，如果還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著要改善農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流動障礙。這也是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轉折點，要從過去的偏資本的政策傾向轉向偏勞動。
應對新情況的政策要點
揭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遠比想象的少得多這樣一個事實，并不意味著“三農”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或者可以在政策措施及其力度上有絲毫的放松。相反，這些變化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方針的實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實際上，“劉易斯轉折點”走近的時期，正是產生大量制度需求，提出更加緊迫改革任務的時候，“三農”政策面臨新的挑戰。
改革的核心是清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即主要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為那些尚未實現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和務農勞動力創造更好的流動條件，為那些已經轉移到城鎮的流動人口創造一個穩定的生活、就業和享受公共服務的政策環境，同時構建農村保障體系，保持農村的繁榮與穩定。歸根結底，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戶籍身份所附著的福利含義。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創造城鄉統籌的就業環境和保障體系。城鄉統籌就業和社會保障，需要加快步伐，作為近期“三農”政策的重點。
第一是通過創造更好的勞動力轉移和流動環境，降低轉移過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種門檻，使那些年齡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在其它方面處于劣勢的農村勞動力，也具備一定的轉移條件和轉移意愿，擴大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供給。由于目前處于剩余狀態的農村勞動力，以及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待轉移的務農勞動力，在年齡和人力資本稟賦方面具有―定的劣勢，吸引和鼓勵他們繼續轉移，需要有更強的激勵手段，也就是要進步一步解除對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并逐漸創造平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
第二是通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釋放農業中的勞動力。順應農業技術變遷的節約勞動傾向，農業科學技術研究需要更加具有針對性，由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及其相對價格信號來誘致進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勞動力受到城市更高打工收入的吸引而大規?？绲貐^流動，農業中勞動力數量減少，因此勞動節約型技術的需求增大。從農業機械總動力的迅速增加，以及拖拉機配套農具數量的更快增加，我們可以看到，農業技術變遷已經越來越以勞動節約為取向。在農業生產總量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的情況下，意味著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在迅速提高。因此，我們需要改變農業技術變遷不是以節約勞動力為方向的認識，并以此制訂農業科技發展戰略和方案，從而使農業勞動力得以繼續轉移到非農產業中來。
第三是通過創造更多更平等的就業機會、平等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定居條件，使目前處于不斷流動狀態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能夠逐步穩定下來。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最終主要不是通過再分配政策實現的，而是由于勞動力就業轉移和人口區域遷移，形成收入分配兩極之間的中間層次，并通過擴大和穩定這個轉移的群體規模，達到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縮小的結果。
人口流動的好處范文5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武漢城市圈
本文為湖北省社科項目“武漢城市圈中心城市與地區相互作用及發展模式的實證研究”[2009]085的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Krugman(1991)把已有的經濟思想做了形式化的技術處理,以Dixit和St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分析框架為基礎,借助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收益遞增思想,建立了描述產業集聚的“核心-邊緣”模型。沿著Krugman的工作思路,Venables、Baldwin、Martin、Ottaviano等經濟學者相繼在不同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各種不同的模型。自Krugman創立了“新經濟地理學”后,空間要素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已經不再被主流經濟學所漠視。本文探討由需求關聯和成本關聯的聚集力和擁擠效應的分散力共同作用導致形成核心區與邊緣區的作用機制及其政策含義,在此基礎上結合武漢城市圈的現狀分析城市圈發展的策略。
一、“核心-邊緣”結構的形成
“核心-邊緣”模型假設整個經濟系統由兩個區域(南部和北部)、兩個部門(制造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兩個要素(工業勞動力和農業勞動力)組成。工業部門以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為特征,農業部門以規模收益不變和完全競爭為特征,制造業部門使用工業勞動力,農業部門使用農業勞動力。兩個區域在偏好、技術和貿易開放度方面都是對稱的,要素稟賦在初始時也是對稱的。工業部門生產的是差異化的產品。農產品的貿易無論是在區內還是在區際都是無成本的,工業品貿易在區內無成本,但區際貿易遵循“冰山”貿易技術。兩個區域消費者的偏好相同,都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數,工業勞動力在區域間可以自由流動,并且農業勞動力不能在區域間流動。這個模型的長期均衡有兩種類型:一是對稱結構,兩個地區的實際工資水平相等,獲得的效用水平也相同;二是“核心-邊緣”結構,這是所有工人都集中到一個區域。如果最初兩個地區是完全對稱的,而基于某種原因,一個企業決定從南部遷移到北部生產,由于工人在地區之間是可以流動的,并且工人把自己的收入消費在工作的地方,這使得北部市場規模變大。因此,在存在貿易成本且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大量企業改變原來的區位,向該區域集中,形成本地市場放大效應,這就是由需求關聯導致的聚集力。這個過程是自我強化的,企業向北部轉移,使得南部工業部門的就業減少而北部的就業擴大,生產活動的轉移將進一步刺激消費支出的轉移;另一方面南部到北部的人口遷移,將增加北部并減少南部的工人數量。由于工人完全就業,這種人口轉移將增加北部工業品種類數量。由于本地生產的產品在本地市場出售不需要支付貿易成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產品種類的變化將降低北部的生活成本,這種機制是自我強化的,將生活成本、價格指數、實際工資聯系起來,北部生活成本的降低等價于北部實際工作水平的提高,這就進一步鼓勵人口從南部向北部轉移,這就是由成本關聯導致的聚集力。但隨著北部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多,企業間爭奪消費者的競爭更加激烈,這意味著北部的企業不得不支付較低的名義工資以保持收支平衡,而南部的企業由于競爭減弱,可以支付較高的名義工資。這樣,在已有的生活成本情況下,北部的吸引力減弱,而南部的吸引力得到增強,這就是擁擠效應導致的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都是隨著貿易成本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分散力的下降速度更快一些,因此當貿易自由度逐漸增加的時候,聚集力的優勢越來越大,一旦貿易自由度超過突破點時,將會產生突發性聚集,形成“核心-邊緣”結構,而此種結構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一種路徑依賴,核心區因為存在聚集租金,企業不會輕易轉向邊緣區。
在Krugman“核心-邊緣”的假設中,工業勞動力在區域之間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Decressin(1995)發現,在歐盟內部即使各區域真實工資水平差異很大,勞動力在成員國之間的遷移也很少發生。因此,如果勞動力不在區域之間發生遷移,企業是怎樣導致聚集,從而影響不同地區的經濟呢?Venables等(1996)在Krugman“核心-邊緣”模型的工作基礎上首次提出了上游部門與下游部門間成本聯系的概念,他假設勞動力在區域之間不能流動,但是在同一個區域內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可以流向工業部門,在此前提下Venables認為,市場接近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再加上企業對中間投入品的需求,使得中間投入品與最終部門在空間上的集聚有利于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導致經濟在某一區域聚集形成“核心-邊緣”結構。Martin和Ottaviano(1996,1998)構造了一個兩國家和三部門的模型,勞動力不能在區域間流動,三個部門中有一個以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為特征的工業部門,一個以規模收益不變和完全競爭為特征的農業部門,還有一個研發部門是完全競爭的,使用有差異的人力資本作為新工業種類發明的唯一投入。并且他們還假定,一旦專利被發明,專利作為一個新種類能夠使用本地勞動力在各個地區生產,專利的使用費由專利擁有的地方獲得。在這個分析框架下,研發部門獲得的利潤與Krugman(1991)的勞動力流動以及Venables(1996)的投入產出聯系所獲得的利潤是相同的。隨著知識的積累,當前的資本生產可以借鑒前期的資本生產知識和技能,前期知識資本的積累提高了當前資本生產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當前生產知識資本的邊際成本。當貿易自由度提高時,這種外部性將產生一種聚集力,更多的實驗室將在此區域定位,進而增加了本地區中間品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企業在此區域聚集,使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產生差異,形成“核心-邊緣”結構。由于在現實中,通常外地知識資本對本地的溢出強度隨著空間距離的增加而減弱,Baldwin、Martin和Ottaviano(2001)提出局部溢出模型,假設溢出效應隨距離衰減,因此越接近知識源,溢出效應也越強,資本生產成本越低,資本的生產速度也就越快,資本積累導致支出轉移效果也越明顯。這種接近知識源降低資本生產成本,進而導致資本積累和支出轉移效應,也就是局部溢出模型與成本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這種效應隨著貿易自由度的提高而增強,地區的經濟差異進一步擴大,最終形成“核心-邊緣”結構。
二、武漢城市圈現狀分析
2007年12月,位于湖北省東部地區的武漢城市圈(包括武漢、黃石、鄂州、黃岡、仙桃、潛江、天門、孝感、咸寧等9個城市,合稱“1+8”模式)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級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綜合改革試驗區。2008年9月10日,“武漢城市圈”綜合改革方案獲得國務院的正式批復,這是我國第一個啟動綜改試點的城市圈。國務院要求“武漢城市圈”內建立政府間高效的協調機制,建立多層級聯系會議協調機制,打破行政壁壘,統籌區域規劃,使“武漢城市圈”形成湖北乃至長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圈。目前,從產業結構來看,武漢城市圈2007年的三個產業結構為11.52%、44.57%、43.91%。圈內每個城市的三個產業的區位商ai=ri/Ri(其中ri表示某城市i行業從業人數占該城市從業人口總數的比例,Ri表示城市圈所有城市i行業從業人數占城市圈中從業人口總數的比例)。(表1)
可以看出,武漢城市圈產業布局表現出產業同構和趨同現象,圈內沒有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與互補關系。在產業的組織結構方面,武漢城市圈的產業在區域市場上的產業集中度還比較低,缺乏應有的規模經濟效益。
利用公式Rij=RR(R=(×)D)計算武漢和其余8個城市的經濟聯系隸屬度,它既能反映武漢對各個城市的輻射能力,又能反映每個城市對武漢輻射能力的接受程度。其中,V為各城市國民生產總值,P為各城市人口數,D為兩個城市之間的空間距離。(表2)
三、對武漢城市圈建設的啟示
1、利用政策杠桿使武漢成為武漢城市圈的增長核心區。Baldwin在局部溢出模型中已經證明產業聚集分布模式的經濟增長率高于產業對稱分布模式的經濟增長率,空間因素對經濟增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武漢城市圈”要盡早成為湖北乃至長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圈,帶動整個中部經濟的崛起,必須優先促進資本在武漢聚集,使本地企業降低創新的成本,從而激發出新的知識和技術創新,這種創新的良性循環可以使武漢在整個城市圈的經濟增長中進一步起到核心區的作用。
2、促進知識創新與外溢,帶動武漢城市圈地區的發展。知識和創新溢出的增強有助于縮小核心區和區的差距。當武漢經濟飛速增長,產生大量的知識創新,通過知識和信息的交流及貿易關系,地區可以從武漢的知識和創新溢出中獲得創新的好處。與此同時,隨著企業在同一個地區不斷聚集,市場擁擠成本會超過聚集所獲得的收益,這可以促使企業從聚集的區域遷移到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最后區域集團內各個地區的經濟差異會不斷縮小,直至消失。為此,區要重視知識的積累和人才的培養,以確保從核心區的知識外溢中獲取創新的好處,加快自身的經濟發展。
3、加大城市群之間的協作。區域經濟學的理論指出,單中心城市圈基本形成后,中心城市和周邊地區間的空間相互作用逐步增強。隨著中心城市的快速發展和空間上的迅速擴張,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日益明顯,周邊地區一些位于交通軸線上區位條件較好的地區,在中心城市擴散作用力的影響下,逐步發展為區域內的次中心。根據經濟聯系隸屬度的數據,可以選取黃石、黃岡、孝感、咸寧作為優先發展的城市,使它們盡快成為湖北的次中心。這樣,隨著中心城市圈域的擴展,它會與周邊地區的其他城市圈域發生交叉和重疊。使上述城市圈域與武漢城市圈相互作用、融合,并最終形成一個有一定等級體系的多中心城市圈。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安虎森.空間經濟學教程.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人口流動的好處范文6
正如人們在國際市場經濟中看到的那樣，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內部各階層之間的財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坝谐浞值睦碛煽梢哉f個人與個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在財富和生活機遇方面的不平等性仍將繼續增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經濟全球化并不重視財富分配、就業與發展問題，所以，這樣的經濟全球化越是加速，無論國內還是國際，貧富鴻溝便越加擴大，社會分層越發明顯。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內擴大了貧富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的擴大直接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一國內部的窮人與富人之間，全球范圍的窮人與富人之間在財富分配和生活機會與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在不斷拉大。
南北之間貧富差距的加劇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擴大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梢哉f，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境遇，無論其是否對全球經濟開放國內市場，結果都將是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結構調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條件惡化、社會不穩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絕滿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國家，則被忽視而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從而最終被驅逐出國際圈”。
隨著發展中國家被世界貿易體系和資本的快速流動逐步邊緣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全球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擴大?！白罱?年來，世界174個國家中的前15名與后15名的收入差距從60倍擴大到了74倍，而這種差距在60年代僅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而最窮的1/5人口在這方面所占的份額僅為1%。”全球經濟體系正在被日益劃分為受益于全球化經濟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損失的兩類經濟實體。
為什么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間的貧富差距?這與全球資本流動的本質有關，這也是有關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矛盾所在。根據貨幣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資本應該能夠流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自由流動使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資本自由流動自動地把資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從理論上講，自由的資本市場通過此種方式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利益，因此據稱，商品自由流通和資本自由流動提高了所有參與國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對成本優勢定律沒能給各國帶來什么好處一樣，資本自由流動也未能幫助各國實現‘最佳’投資。最具收益的投資不是給所有人，而只是給投資者帶來利益?！碑敯l達國家企業希望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獲得較高收益時，它們的資金就流向那里。然而這種“更好的”投資是以當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的削減為代價換來的。事實是，通過經濟全球化富裕起來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資本所有者。而受沖擊最大的卻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練工人，他們幾乎將被全球市場無情地排斥。
發達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二戰結束后30年之內逐步形成的勞資妥協的社會契約。從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開始將自己從社會關注中分離出來，這種變化標志著一種令人吃驚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種過度剝削的狀態?！熬拖?9世紀一樣，失業和貧窮重新出現，并且成為社會的結構特征；社會不穩定和社會排斥每天都在增長；資本收入在上升，而勞動收入在下降”。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是“資本勝利的時代”，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隨著以往進步的社會政策的失敗和工會力量的衰落而進一步加劇，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逐步加劇(參見表1)，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而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原因有：經濟全球化刺激了技術的進步，而技術的增殖增加了經理層和高技術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溢價，加大了與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美國國內的低技能工人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削弱了美國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工人的議價能力。
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收入分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于他們的相對和絕對收入水平，同樣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對于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p>
表1英國勞動力兩端的收入分配(%，占整個勞動力市場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資料來源：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1999)CountryProfile:UnitedStatesofAmerican,1999-2000,p.26.
為了說明經濟全球化及其主導思想新自由主義對于收入分配的具體影響，可以采用一種二元的方法論：一方面利用經濟理論來推論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回顧新自由主義進程開始加速以來收入分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
在全球范圍內和大多數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資本、土地和技術；而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擁有較多的勞動力?！叭绻撤N社會變化導致了對于資本、技術等報酬的提高，這將會增加這些資產在不同家庭之間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種變化導致了對于勞動力報酬的提高，或減少了財產的集中度，則將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趨于平等?！?/p>
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影響收入分配，如國家調控主義者的政府政策，通過影響匯率，實施進口限制，調控利率、工資率、要素流動等，往往使要素的報酬無法像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環境中那樣反映要素的稟賦。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松或取消了這些限制，于是產生了一種更接近于自由市場自發狀態的形勢。
在工業發達國家，二戰后廣泛實施的以上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對于富裕階層的報酬，從而提高了對于那些擁有的資源主要是勞動力的階層的報酬；對于商品和勞務流動的限制也提高了對于非熟練工人的報酬，保護他們免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在發達國家中對于資本流動的限制也傾向于降低資本的利息率和利潤率。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這些限制逐漸放松或被取消，其結果勢必會破壞原有的收入分配狀況，使之日益不平等。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都發生了變化，并完全扭轉了二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變得日益平等的趨勢。在許多經合組織國家，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發生在美國，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漸下降的趨勢又開始逆轉，而在英國，維持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接近穩定狀態的收入分散的狀況正逐漸讓位于一種收入分配急劇集中的狀況?！笔杖敕峙洳黄降鹊脑黾?、貧富分化的加劇可以通過許多標準來加以驗證，基尼系數是一個用來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標。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上升了。以英國為例，“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越來越大?！?/p>
測量貧富差距，人們還常常用另一種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將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層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別是比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們占有總收入比例的差距。從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經合組織國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霸谌鸬洌罡叩?0%的家庭收入與處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間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間從4.5上升到5.5；在美國，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這一比率在1967年為7倍；在英國，這一比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p>
西方社會中這種勞資妥協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與社會的分離，意味著“全球化正在導致一種沙漏社會模式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里，大部分人都將掉入社會底層?！痹絹碓蕉嗟娜松钏较陆?，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凝聚力瓦解。發展中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只有新的經理和領導精英才從這種發展中受益?！谌澜纭拇笠幠Ｘ毨Р⒉荒鼙豢朔淦淞吭诖笠幠Ｘ毨е袆撛斐鰩讉€富裕的小島罷了?！?/p>
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普遍影響適用于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影響都有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傾向。經濟全球化刺激了資本流動性的加大，許多研究表明，外國資本的滲透往往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國資本的進入和滲透在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階層，他們管理著這些投資并且擴張著非正式的經濟部門，而由這些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往往是相對低工資的工作崗位，由此扭曲了東道國的階級結構?？梢钥吹?，當前國際市場的發展正日趨迎合經理階層、職業白領和高技術工人，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國際資本的進入，這些群體的收入也大幅增長，并逐漸拉大與國內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別。第二，由這些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往往回流出東道國，而不是再投資于東道國，這抑制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資本積累和形成。第三，東道國為了迎合外國資本，往往營造出更受國外資本青睞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限制了國內勞工獲得較高工資的能力。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和其所引領的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根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類型而有所變化，一般可以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種經濟類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生產國，許多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初級農產晶或礦產品的出口國，大多數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國家；許多拉美國家屬于這一類型。在以上三種經濟類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對于進口替代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大。在許多進口替代型的產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很可能會導致工資和就業崗位的減少，這對于城市就業機會和收入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城市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將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義對于拉美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沖擊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在這一地區也最為明顯。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相繼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霸谶@一自由化改革期間，墨西哥社會的家庭總計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長發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19緩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躍升到1992年的0.519?！卑凑諊H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在墨西哥，導致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急劇變化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動的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解釋也支持了以下這樣一種觀點：即從一個發達工業國家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在這個例子中分別指美國和墨西哥)，同樣降低了這兩個國家中的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
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和減少對產業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國政府都設法削弱工會的權力，勞方在與雇主談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國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也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數勞動者的命運注定是低工資或長期失業，由此導致拉美地區的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霸?0年代債務危機發生后，窮人和就業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數拉美國家人口的30%-50%。”與此同時，拉美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也在加劇，“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國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貧富收入之比為1：8，1991年為1：16，1997年為1：25?！薄叭蚧母蝗撕蛥^域化的窮人”問題的出現與解決的思路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在那些能夠從全球化經濟中受益的人與不能從中受益的人之間，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帶給其風險的人與那些不能分散其風險的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潛在的沖突根源。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居民分化為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有些人以全球為家，而另一些人則被束縛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為家的權力精英們“憑借著極其尖端的信息技術、空中旅行和多處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來往和溝通?！边@一部分國際性流動群體很大程度上“已經割斷了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變得無拘無束”，而“通過減少對國際性流動性群體的約束，全球化會使團結社會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劇社會的分裂”。喬治·卡斯特尼德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墨西哥社會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認為，“一條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會的裂縫正在形成。這種分裂把與美國經濟接近的墨西哥人與那些不與美國經濟接近的人分開……將那些即使沒有處在墨西哥社會的邊緣，但處于全球性資本、商品和服務流動邊緣的人，與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動的人相區分?！?/p>
經濟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時又使一個民族國家政府在使用調控手段縮小貧富分化、減小財富分配不平等時面臨著新的挑戰。傳統上，一個國家往往通過再分配機制來縮小其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減小經濟不平等以及相關的社會不平等。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轉移支付，轉移支付是為那些貧困人口或者近期沒有得到工作機會的人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稗D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轉移支付的費用主要來自國家的稅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在“經濟基地”的競爭中為了獲得資本的青睞，往往采取減稅政策。而另一方面，資本流動性的增強，也使得它逃稅的能力增強，“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侵蝕了一部分重要稅費”。國家對資本的征稅越來越困難，以德國為例，“1986-1996年德國對資本收入實際征收的稅從24%下降到了15%”。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國家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紛紛采取緊縮政策，這使得用于向貧困人群提供保障和無償或廉價公共服務的公共開支在逐漸縮減-，社會福利的標準在不斷降低，勞工所承擔的社會保險計劃的稅收負擔不斷加重?！吧踔猎诿绹蚧膲毫σ泊偈蛊錅p少社會保障方面的賦稅和轉移支付份額一這些措施本來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睂Υ?，丹尼·羅德瑞克經過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會計劃中支出資源的能力；使得對資本征稅更加困難；而勞工所負擔的稅收的份額在增大?！薄叭蚧咽拐y于提供社會保障——而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在縮小社會貧富分化、減小社會不平等方面的調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導的勞資妥協、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局面是在國家的調控干預下實現的，但現在，這種妥協正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擺脫這種調控國家的干預而受到破壞，而這正在嚴重削弱著社會凝聚力。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倍@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不能為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容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睂Υ?，不同的學者開出了各自的藥方，以緩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狀況。
威廉·K.塔布疾呼，決不允許以“全球化”的名義剝奪人們的權利，“要用控制資本并使經濟服務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諸如競爭、自由市場，以及所謂的全球化的要求之類的意識形態構想對抗，而不是承認勞動人民應當持續充當這類意識形態構想的犧牲品?！?/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