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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排的含義范文1
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沙掷m發展理論最早可追溯到馬爾薩斯悲觀的人口理論，而且，長期以來，人口問題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議題。與人口問題相伴而生的是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由羅馬俱樂部于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強烈刺激了人們對人口、資源及環境擔憂的神經。而近20多年，隨著全球升溫速度的加快和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繁出現，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推動了關于氣候變化的學術研究。1988年成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展開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影響和社會經濟問題的綜合評估，分別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評估報告，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達成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對主要工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減排標準；2007年在印尼巴厘島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2009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盡管沒能達成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但會議還是在國際社會及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嚴重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發展的原動力，而氣候變化的國際公共物品特殊屬性以及由此帶來的艱難的國際談判則為氣候變化經濟學注入了能量強大的推進劑。氣候變化經濟學目前尚無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作為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領域集中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氣候變化治理的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本文從以下方面展開對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進展的綜述：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含義，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二、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分析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在由布倫特蘭夫人主持的該報告中，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89年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在《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中，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進一步明確為“可持續的發展是指既滿足當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而且絕不包含國家主權的含義”。隨著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一般性原則基本達成了共識，即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1]公平性原則是指發展的機會及帶來的福利增加應該公平地惠及全體人類社會，包括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可持續性原則是指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要著眼當前利益，還要追求長期穩定發展，即發展不能超越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共同性原則是指世界各國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著共同責任。
潘家華[2]在歸納發展的廣義內涵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的權”與“發展的限”的概念。潘家華將發展歸納為個人、社區、國家和全人類的生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這是在人文發展的框架下做出的歸納。所謂發展權，潘家華認為主要表現在人文發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發展潛力的可實現性，實現較高水平的人文發展是個人、社區和國家的基本權益。所謂發展限，潘家華認為包括兩層含義：生物學意義上的限和物理學意義上的限。生物學意義上的發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兩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質保障，如營養、住房、醫療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給定的技術經濟水平下，人的營養需求、壽命等方面存在絕對量的邊界，不能無限擴張。物理學意義上的發展限是指人文發展需要物質基礎，即人文發展的物質約束。潘家華所說的物理意義上的限就是自然資源約束，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
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不斷增加，人類發展正面臨日益嚴重的自然資源約束。在人類發展的自然資源約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氣這類化石能源的約束最為突出，溫室氣體也主要由燃燒化石能源所引發，因而人類發展的自然資源約束集中反映在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上。①這一約束就是潘家華所說的人文發展的物理意義上的限。
人類發展面臨溫室氣體濃度的共同約束，但具體到不同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這一約束的強度卻是不同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階段上升，碳排放強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數)呈上升之勢，到人均收入約8000美元，碳排放強度開始下降。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的歷史時期，尚未面臨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在這期間，溫室氣體隨工業化的進程而大量排放?，F如今，發達經濟體已走過了碳排放增加階段，進入下降階段；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排放的增加。但溫室氣體積累所導致的全球變暖效應使得溫室氣體排放約束非常強烈，這一約束同樣施加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壓制作用。這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承受著發展的不公平。
三、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含義
毫無疑問，排放溫室氣體具有負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溫室氣體的外部性特征有四個方面的獨特之處：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屬性；二是它影響長遠，并由流量-存量進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許多方面尚不能進行科學的判定，還存在不確定性；四是它的潛在影響非常大。
溫室氣體減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質屬性。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的解釋，所謂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競用性的物品[4]385。某個國家或地區為減排溫室氣體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們享用減排的收益。
很多經濟學家討論了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與收益，其中，以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報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響最為廣泛?！端固囟鲌蟾妗芬詺夂蚩茖W的成果為基礎展開，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可能損失與減緩氣候變化所付出成本之間的關系?！端固囟鲌蟾妗返慕Y論是，世界各國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動，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失將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損失將延續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動，并能將 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當量，其成本僅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端固囟鲌蟾妗吩诜治鲋兴罁年P鍵因素是貼現率，而正是這一關鍵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較大的爭論?！端固囟鲌蟾妗穼①N現率確定為0.1%，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一取值過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場利率確定貼現率，其結果與《斯特恩報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張的立即大幅減排溫室氣體，而是初期小幅減排，中、后期大幅減排。Dasgupta[7]認為，0.1%的貼現率是不現實的，這一貼現率的確定更是出于政治考慮，而非學術考慮。斯特恩(Stern)[3]對這些批評進行了反駁。他強調，在《斯特恩報告》中所確定的貼現率是社會貼現率，而批評者混淆了市場回報率與社會貼現率，也混淆了純時間貼現率與社會貼現率。社會貼現率，按照斯特恩的定義，是用以計量一個消費單位在t時間上相對于初始時間的社會價值，它應該參照長期無風險利率取值。盡管在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與收益方面的爭論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經濟學家對溫室氣體減排緊迫性的認識是一致的。
四、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
溫室氣體減排的手段有兩大類：命令-控制手段和經濟手段。經濟手段也有兩大類，即基于總量控制的市場交易手段和基于價格控制的稅收手段。經濟學家對于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孰優孰劣的討論十分熱烈。
市場交易手段是指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確定及其交易。溫室氣體排放權是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權利界定，政府確定排放總量或標準，然后確定企業的排放配額(排放權)，企業可以在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其交易，由市場決定排放權的價格。將溫室氣體排放權定性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論依據是資源的稀缺性理論和產權交易理論。前文已述，人類發展面臨著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空間已很有限，因而，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就成為了稀缺資源。產權交易理論則來自著名經濟學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確產權，且其交易成本為零或很小，則產權交易最終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溫室氣體排放權，由于各企業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權就有了可交易的價值，并激勵企業減少排放。美國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的設想。稅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稅，即根據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產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稅。稅收手段的理論基礎來自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當個人的經濟活動在給其帶來利益時也給社會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損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會成本，這就是負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糾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過征稅來補貼社會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與社會成本和社會利益相等，實現資源最優配置。排放溫室氣體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經濟行為，糾正這一外部性的具體手段就是征收碳稅。
斯特恩(Stern)[3]認為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各有優勢，市場交易手段的優勢是排放量的確定性以及國際合作的有效性，而稅收手段的優勢是價格的確定性及實施的便利性。張中祥和巴蘭茲尼[9]認為市場交易手段與稅收手段的優劣取決于很多因素，難以辨明，關鍵看具體的執行環境。斯特恩同樣認為，由于不同經濟體風險的不同以及市場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在不同經濟體中執行的效果也會不同。
《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溫室氣體減排三個靈活機制，即聯合履約(JI)、清潔發展機制(CDM)和排放貿易(ET)，推動了市場交易手段的實施。目前，全球形成了兩種類型的碳交易市場：自愿市場和規范市場。自愿市場主要是個人或企業出于環境保護的道德意愿而進行碳交易的場所。規范市場是基于國際、國內或區域的強制性排放指標而建立起來的碳市場。在規范市場中，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貿易市場(EUETS)是最大的市場，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實際效果突出，市場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推崇。Hepburn[11]樂觀地估計，到2050年碳交易將促成全球減排60%—80%，因而，碳市場在未來幾十年會迅猛發展。Hepburn進一步認為，相對于碳交易突出的優勢，碳稅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與碳交易相比，碳稅的國際協調的難度很大，甚至無法實現。二是碳稅不能如碳交易機制那樣，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出售減排指標獲取收益。三是碳稅在實行起來會有很大的阻力，減排壓力大的產業集團會強烈反對；而環保集團也會反對，因為碳稅不能確定量化的減排目標。四是碳交易與碳信用體系相伴生，并對相關企業的興起起到帶動作用，而碳稅則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種蘿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稅僅僅是大棒手段。
諾德豪斯[12]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諾德豪斯認為以《京都議定書》為代表的市場交易手段是個新鮮事物，并沒有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未來發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稅收是個歷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諾德豪斯對美國二氧化硫交易市場和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進行了實證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額的供給和需求缺乏彈性，往往會造成碳排放市場中碳價劇烈波動，而價格劇烈波動會使得依靠價格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無法實現。Hepburn[11]反對稅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稅的國際協調難度大，而諾德豪斯則認為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場手段的國際協調難度更大。與市場交易手段相比，碳稅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國的支持。
五、氣候變化治理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
氣候變暖是影響全人類的公共事件，因而對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但是，溫室氣體減排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國際社會共同治理氣候變暖的復雜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帶來了搭便車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門對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動力，只能由這一社會的政府提供它。在國際社會，各國是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門，但國際社會沒有政府部門，增加溫室氣體減排這一公共物品的供給就成了難題。
針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進展十分艱難，其矛盾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從現實的橫截面角度看，各國的產業結構、減排技術水平以及承載氣候變化的程度存在差異，因而對減排的目標量以及減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從歷史的縱向角度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累計排放的溫室氣量不同，而且，由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已經揭示了溫室氣體減排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第三，正是由 于溫室氣體減排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影響，它成了個別國家壓制他國的工具。
以《京都議定書》為標志，莊貴陽[13]將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認識及談判內涵劃分為三個階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達成“議定書”之前為第一階段，其特征是對氣候變化科學認識的辯論；1997年至2005年“議定書”生效為第二階段，其特征是辯論減排的經濟影響及技術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為第三階段，其特征是大國及國家集團之間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政治舞臺上展開政治經濟博弈。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中，發達國家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集團是矛盾的主線，歐盟、美國和“77國集團+中國”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華等人[14]分析了溫室氣體減排國際談判的五個關鍵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長期減排目標，它涉及科學、經濟、政治、倫理等因素。隨著國際談判的深入，有關共同愿景的實質談判會逐步展開。二是技術，談判各方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發展中國家強調發達國家轉讓先進技術，主張建立全球技術基金，依靠非市場的多邊公共資金推動技術開發與轉讓。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陣營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從而淡化政府的責任，并對技術轉讓附加減排或限排的條件。三是資金，談判各方都贊同實現減排目標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但對所需資金的具體數額有分歧。四是適應，即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適應的核心是資金，重點是信息、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等。在適應問題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愿再向適應基金提供資金，而發展中國家堅持發達國家要承擔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五是部門承諾方案。由于締約方眾多，利益難以協調，很難達成2012年以后綜合性全球氣候協議，因而以各經濟部門為單位提出部門承諾方案的提議得到各方的重視。日本提出部門方法可以科學識別各經濟部門的減排潛力，通過加總每個部門的可能減排量來制定國家減排目標。但是，許多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部門和活動并不適合國際合作，而且，部門方案可能引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責部門方案是混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上應承擔的責任。
國際合作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之所以能夠接連召開，就在于國際合作的基礎還存在。但各國、各利益集團為獲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談判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國際合作的進展并不順利。因而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是各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
六、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所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階段，面臨著經濟發展與減排的矛盾。在成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之時，中國在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面臨著不斷增加的壓力。為了維護中國的發展權，以及在氣候變化治理國際談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國學者對公平的減排方案進行了研究。在人文發展權與發展限的概念基礎上，潘家華、陳迎[15]提出了碳預算方案。該方案將保證氣候安全的450ppm當量水平設為全球碳預算總量，并將碳預算總量按全球人口進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據各國歷史排放和未來需求進行碳預算的轉移支付。潘家華、陳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積方法計算碳排放的累積量，盡管這一計算方法有待改進，但方案總體上體現了公平原則和滿足可持續發展原則，兼顧了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樊綱等人[16]指出最終消費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這一理論，他們提出應以最終消費來衡量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并提出了消費排放的概念。以實際碳排放計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積排放量中，中國占比高達10.19%，但以消費排放計算，中國累積消費排放僅占世界累積消費排放總量的6.84%。樊綱等人進一步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擴展為“共同但有區別的碳消費權”原則，依據此原則，將1850年以來的人均累積消費排放作為國際公平分擔減排責任與義務的重要指標。
中國是自然災害多發國，氣候變化更增加了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度，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迫切的任務。一些學者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樊綱等人[16]對中國減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戰略、技術政策以及經濟手段及其經濟影響進行了綜合研究。溫宗國[17]等學者側重研究了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還有學者對低碳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細化研究，如潘家華等人[14]研究了低碳經濟對就業的影響。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實證方法，也是制定氣候變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據。由戴彥德領銜的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課題組[18]對低碳發展前提下中國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進行了情景分析。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課題組[19]研究了2050年中國低碳發展情景。
七、結語
氣候變化經濟學可以界定為關于氣候變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其淵源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同樣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集中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等領域。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方面，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一致認為減緩全球變暖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緊迫工作。在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方面，學界對市場手段和稅收手段孰優孰劣展開了分析和爭論。在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方面，更多的學者應用博弈分析方法進行論述。有關中國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成果豐碩。潘家華、樊綱等學者提出的國際減排方案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更多學者深入研究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響；低碳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也成為研究前沿。
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可持續發展是治理氣候變化的前提。發展既有現實性又有歷史性，治理氣候變化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是現實性與歷史性的統一，其含義是：第一，應對氣候變化、保護人類免遭或減輕因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作為一個整體，人類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該有所削減；第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又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其排放的溫室氣體都比發展中國家要多，對溫室效應和氣候變化負有更大 責任，因此應率先并大幅減排；第三，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歷史和現實責任都較小，又面臨著發展國民經濟的重任，因此應該有一定的排放增長空間；第四，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也不是無限的，它們應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量降低排放增長的速度。
碳減排的含義范文2
一 基于經濟學成本最小化原則的分解方法：兼顧各省發展趨勢和減排潛力
溫室氣體減排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而減排成本則是各國政府和利益相關方最為關注的問題。成本最小化是經濟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和出發點之一，我們據此建立了系統和完整的分解方法體系，將全國“碳強度目標”分解到各省，使全國完成減排目標所付出的總成本最低，即遵循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同時，也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和技術水平等需要考慮的因素有機地納入進來。
根據經濟系統的最優化理論，如果各省在完成其減排目標時，所付出的額外減排努力的邊際減排成本相等，那么全國的減排總成本將實現最小化。也就是說，根據成本最小化原則為各省設定的碳強度下降目標在保證加總后能夠達到全國目標的前提下，必須充分挖掘各省所擁有的所有低成本額外減排潛力。
為準確理解這一原則，有三個概念需要解：第一個是BAU(Business As Usual)情景。BAU情景的含義是“按原軌道發展”或“一切照舊”情景。BAU情景下的碳強度走勢就是指從某個時間點起，在不再附加任何針對性節能減排政策的情況下，經濟社會發展引起的碳強度變化。因此碳強度的BAU情景包含了各省由于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以及資源稟賦和能源使用技術水平等等不同所帶來的碳強度走勢差異，第二個是各省的“額外減排努力”，可以理解為BAU情景外的、各省出臺專門的節能減排政策措施，會導致該省的碳強度相對BAU情景的進一步下降。第三個是各省的“邊際減排成本”，是指各省完成單位額外減排努力時所付出的成本。
就我國目前情況而言，各省的邊際減排成本存在較大差異。換言之，同樣成本的額外減排努力在各省得到減排效果會有較大差異。例如，相同一筆專項投資用來購買新設備替代舊設備，在落后省份替代的設備往往更為落后，由此獲得的減排效果也要更大。遵循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設定各省目標，就是要使那些具有更多低成本減排機會的省份完成更多的減排任務，
因此，無論是國家碳強度目標還是分解后的各省目標都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存在于BAU情景中，隨經濟社會發展就能實現的降幅，如圖1中A幅度所示。實現這部分目標不會引起額外的減排成本；另一部分則是必須要通過后期額外減排努力實現的降幅，如圖1中B幅度所示。完成B，需要采取新的專門減排措施，因此會引起額外的減排成本，某省的最終碳強度目標就是兩部分相加之和(A+B)。
根據以上分析，省級目標分解工作主要分為三步：
第一步，分析預測各省在BAU情景下的2020年碳強度相對2005年的下降幅度，井匯總得到BAU情景下全國碳強度的平均降幅。
第二步，用全國碳強度目標扣除BAU情景下的全國平均降幅，得到全國需要通過額外減排努力實現的碳強度降幅，并根據各省的減排潛力差異進行分解。最理想的做法是依據各省的邊際減排成本曲線進行優化分解，但目前中國尚沒有相關研究基礎，能夠給出各省的邊際減排成本曲線，因此需要其它的測算方案。本文采用衡量各省的技術減排潛力差異的方法進行近似，并分解各省目標。
第三步，將各省BAU情景中碳強度的降幅(如圖1中的A)與需要額外減排實現的降幅(如圖1中的B)相加，成為各省的“碳強度目標”。
二、能耗強度的分析模型及各省BAU情景下碳強度降幅的初步測算
本文依據經濟增長理論中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構建能耗強度的分析模型，然后利用該模型預測各省BAU情景下的碳強度降幅。
(一)構建能耗強度分析模型
根據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構建能源投入效率距離函數，將影響各省能耗強度差異的因素歸結為各省經濟發展水平、消耗能源的品質以及能源投入效率水平三大方面的差異，并細化成6個因素，如圖2所示。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發展水平可用各省單位GDP產出的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水平以及產業結構解釋。由于生產要素之間具有替代關系，如果勞動力和資本相對較快增長就可以降低能源投入，從而有利于能耗強度的下降。在產業結構中，如果二產比重持續下降，也將有利于能耗強度的降低。
各省消耗的能源品質通過能耗結構表示，由于煤炭的品質低于油氣和電力，如果某省的終端用能結構中油氣、電力比重越大，那么在提供同等能源服務需求的前提下，越有利于降低能耗強度。
各省的能源投入效率水平可以分解為全國生產前沿上的能源投入效率水平以及各省與該前沿水平的差距，全國生產前沿上的能源投入效率水平代表能源投入效率的最大值，而各省效率與該水平的差距越小則意味著同樣的能源投入下，該省GDP產出會越大，意味著能耗強度越低。
(二)利用模型對各省BAU情景下的碳強度走勢進行預測
利用30個省自1990年以來的歷史數據組成面板數據，對所構建的模型進行擬合，并利用模型對各省BAU情景下的碳強度走勢進行預測。具體做法是：分別對各省的GDP、勞動力、資本存量以及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效率差距進行預測，最終得到各省碳排放強度的預測情景。
根據BAU情景的設計原則，本文假設未來的能源結構保持在2008年水平不變；按照歷史和未來發展趨勢預測各省的GDP、勞動力投入、資本存量和產業結構等宏觀經濟指標；根據各省能效差距的收斂趨勢給出未來的變化走勢；從而最終得到各省BAU情景下能耗強度的初步預測結果，如表1所示。
由于假設能源結構不變，因此各省碳強度的降幅與能耗強度降幅一致。在結果中，全國能耗強度最高的幾個省份，包括寧夏、青海、山西、內蒙等省的降幅最大，在24％～30％之間；其次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在17～22％范圍之內。其他省份的降幅相對較小，將各省BAU情景下碳強度的降幅加權平均得到全國的平均降幅為19.9％，這表明我國為完成40～45％的目標，需要通過額外減排努力完成剩下的20～25％降幅，壓力很大。該結果也與已有相關研究結果比較接近。
三、依據各省減排潛力差異，分解需要額外減排努力完成的“碳強度目標”
2020年實現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全國目標中，需要通過額外減排努力完成的降幅在20％～25％。本文依據各省技術減排潛力的差異對此部分目標進行省級分解。
我們定義各省的技術減排潛力為該省各行業的技術減排潛力的加權之和。某省某行業的技術減排潛力表示為其單位增加值排放量與全國先進水平之差。差距越大，表明該省該行業的現有技術越落后，其減排潛力也越大。
分解需要額外減排努力完成的碳強度目標的具體做法分為四步：
第一步：估算各省分行業增加值排放量。我們依據全國30個省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和2007年分省能源平衡表，估算出分省各行業消耗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而依據投入產出表中各行業增加值得到2007年各省分行業增加值排放量。
第二步：定義各行業排放的全國先進水平。具體做法是針對每個行業，將30個省的單位增加值排放量從小到大進行排序，取最先進三個省份的平均值。
第三步：估算各省技術減排潛力。某省某行業的單位增加值排放量與該行業全國先進水平之差作為該省該行業的技術減排潛力，將該省所有行業的技術減排潛力加權求和，得到該省的總技術減排潛力，所用權重為該省分行業排放量占該省所有行業排放總量的比重。
第四步：依據各省技術減排潛力的差異，將全國20-25％的降幅目標進行省級分解。分解的初步結果如表2所示：
四、碳強度目標分解結果與討論
(一)最終分解結果和主要結論
將各省在BAU情景下的碳強度降幅與各省需要通過額外減排努力完成的降幅相加，可以得到各省最終的分解目標，如表3所示：
主要結論有兩方面：
第一，依據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將國家減排目標分解到省，能夠有效降低全國的減排總成本，
本文依據全國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將國家減排目標分解到省，結果顯示各省需要完成的碳強度下降目標存在較大差異。具體而言，目前能耗強度較大的各省需要完成的碳強度下降目標較大，如寧夏、貴州、新疆、內蒙、山西等，而能耗強度較小省份的目標相對較小，如北京、上海等。由于能耗強度較大的各省往往也意味著存在較多的低成本減排機會，因此這樣的目標分解結果將會有利于降低全國的減排總成本。
第二，發達省份與欠發達省份完成減排目標的主要途徑將存在明顯不同。
在依據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分解得到的各省目標中，既包括BAI，情景下的碳強度降幅，也包括各省通過付出額外減排努力實現的碳強度下降。通過各省的比較可以發現，發達省份的目標中，BAU情景下碳強度降幅所占比重較大。這意味著，發達省份完成目標的方式將主要是順應經濟發展走勢，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二、三產比重；引進高質量人力資源和資本，提高管理水平，縮小用能效率與前沿生產水平的差距等經濟手段來實現節能減排，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完成近70％的目標任務；而對于欠發達的省份，需要通過額外減排努力完成的減排額度較大。這意味著要出臺大量專門的減排政策措施，如繼續加大對節能型生產技術的投資，同時堅持“上大壓小”，關閉小型低效的發電企業、高耗能企業等。
(二)減排目標分解工作中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相互協調的討論
關于碳強度目標省級分解工作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無外乎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本文所采用的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屬于典型的效率原則，遵循公平原則，是希望能夠調動各省開展減排工作的積極性，不對較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影響；遵循效率原則是希望能夠使全國在完成目標時所付出的總減排成本較低。已有的相關研究和經驗表明，公平原則有多條渠道來實現，例如中央政府與各省級政府之間就最終目標的討論與協調；在今后目標實施過程中，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轉移支付等。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我國只有在目標分解過程中才可能將效率原則充分考慮在內。因此本文建議中央政府以減排成本最小化原則制訂基本分解方案，以期減少全國的減排總成本，同時在各省未來的實際減排工作中，探討合理的中央一地方，以及各省間的轉移支付方式，從經濟角度保證欠發達地區的發展空間和減排積極性。
碳減排的含義范文3
關鍵詞：雙渠道供應鏈；碳排放；成本共擔契約；收益共享契約；供應鏈協調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0
中圖分類號：F124.5；F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3-0092-07
Abstract： Taking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and manufacturers investment effort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o consideration， a dualchannel lowcarbon supply chain game model dominated by the manufacturer is built， the optimal decision variable values under different channel structures are obtained. Conclusions illustrate that consumers low loyalty to retail channel is the precondition of manufacturer to use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decides whether the dualchannel supply exists or not， both the gros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unit product decrease as the carbon emission cost in retail channel increases. It addresses and examines the “cost sharing+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high sharing portions can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in easily， but the specific values should be negotiated by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
Key words：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carbon emission； cost sharing contract；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各國做出許多努力來控制碳排放，如1997年的“京都談判”和2005年成立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ETS）?！吨忻罋夂蜃兓摵下暶鳌沸嘉覈媱澰?030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明確了應對氣候變化低碳發展的鷴苑較潁給我國企業的節能減排提出新的挑戰。除各國政府要求碳減排外，消費者環保觀念的覺醒也促使生產商、零售商重視生產環節、銷售運輸環節的節能減排，許多消費者已經在關注商品的低碳屬性。在這一大環境下，如何在供應鏈各個環節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同時減少碳排放量，成為了企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低碳產品生產商逐漸開始使用直銷渠道，近幾年電商產業的興起代表了這一趨勢。由于直銷渠道具有不同于傳統零售渠道的特點，這需要低碳產品生產商重新審視新增直銷渠道的供應鏈低碳化管理?？偟膩碚f，研究直銷渠道出現后雙渠道低碳供應鏈管理具有十分必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1 文獻綜述
1.1 關于雙渠道供應鏈競爭、優化的研究
在競爭方面，很多文獻對生產商開辟直銷渠道后的渠道價格、利潤以及渠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大多表明雙渠道供應鏈有著更好的表現[1-3]。Ghosh等[4]考慮了渠道結構對供應鏈決策的影響，Cai[5]認為雙渠道不總是最優，給出了直銷渠道優于傳統零售渠道的條件。
在優化方面，早期學者主要使用的還是加價或者價格折扣契約[6-8]。Ryan等[9]研究了隨機需求下的雙渠道協調，分析了最低價格限制下的收益共享契約和損失共享契約。Ma等[10]認為共享質量改進成本和提高銷售努力成本的契約可以協調供應鏈。
1.2 考慮低碳約束的單渠道供應鏈研究
Benjaafar等[11]認為在碳配額和碳稅政策下，供應鏈成員通過調整庫存、訂貨量來達到減排，供應鏈成員合作可以減少減排成本。Du等[12]研究了一個由生產商和碳排放權提供商組成的供應鏈，碳配額越高，生產商的產量越大，利潤越高，而碳排放權提供商利潤越小。Carrillo等[13]考慮產品銷售過程中會產生碳排放成本，發現消費者對直銷渠道的認可度以及不同渠道的碳排放成本差異會影響零售商的渠道選擇；而碳稅和碳配額無異于放大了渠道間的碳成本差異，因此政府需要認真考慮碳稅對不同行業的影響。謝鑫鵬等[14]在CDM框架下結合碳排放權交易給出了零供雙方合作的區間。
1.3 低碳供應鏈的協調研究
Barari等[15]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將減排成本納入需求函數，生產商負責生產綠色產品，零售商負責銷售，最后供應鏈成員之間能達到經濟層面和環境層面上的協調。Li等[16]將生產商提高減排率納入需求函數，在雙渠道供應鏈模型下討論了低碳產品的定價、減排率和供應鏈雙方利潤，分析了消費者對傳統零售渠道的忠誠度、生產商提高減排率的成本對雙渠道供應鏈的影響，并運用兩部收費契約來協調供應鏈成員的利益。
可見，目前學者側重于供應鏈定價、庫存、利潤與協調等方面的研究，部分學者在單渠道供應鏈中加入低碳約束，得到碳減排成果的結論，但對雙渠道供應鏈低碳化及其協調研究的成果不多。本文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在需求函數中引入生產商投資減排，同時考慮零售商在銷售產品過程中支付碳排放成本，分析生產商和零售商在不同渠道結構下的行動決策與供應鏈協調。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一是建立雙渠道供應鏈低碳化模型，比較了單一傳統零售渠道、雙渠道分散決策、雙渠道集中決策的結果，分析了生產商新增直銷渠道的條件；二是考慮了消費者對零售渠道的忠誠度對整個供應鏈決策的影響；三是考慮了傳統零售渠道產品銷售的單位碳排放成本對雙渠道供應鏈減排的影響；四是提出了一個“成本共擔+利潤共享”契約實現供應鏈協調。
2 模型設計、求解與分析
2.1 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生產商考慮在傳統零售渠道外開設直銷渠道，零售商只通過傳統零售渠道來銷售該低碳產品，消費者擁有一定的環保意識，其對該低碳產品的需求隨著單位低碳產品碳減排量的提高而上升。在市場中，消費者根據自身偏好來選擇傳統零售渠道或者直銷渠道來購買（見圖1）。
生產商、零售商面臨的需求均為單位產品減排量與該低碳產品價格的線性函數，需求隨著價格上升而下降，隨著單位產品減排量而上升。兩個渠道統一定價，沒有庫存。
其中：0
假設2：不考慮產品生產單位成本，直銷渠道中的碳排放量為0，因此生產商直銷渠道碳排放成本為0；傳統零售渠道銷售單位產品所支付的碳排放成本為e（來自于政府的碳稅政策、物流產生的能源消耗等）。根據Weber等[17]的發現，直銷渠道銷售產品比傳統零售渠道銷售產品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少得多，具體表現為傳統零售渠道存在大量的貨物庫存、貨物運輸成本，而直銷渠道可以通過更集中的庫存、物流來減少碳足跡。
假設3：生產商需要投入成本來升級生產技術、機械設備以減排，投資成本為單位低碳產品減排量的凹函數C（θ）=ηθ22，η為減排投資成本系數，其中固定成本假設為0。
本文使用的變量及其含義參見表1。
圖6表明了不同渠道結構下，傳統零售渠道產品銷售產生的碳排放成本對供應鏈總減排量的影響?？梢钥吹剑p渠道集中決策中的減排量遠高于分散決策與單一零售渠道時的減排量。這是因為集中決策下整個供應鏈的總需求得到擴大，而且減排水平在一定條件下也比分散決策和單一零售渠道時高，驗證了命題4。
從圖7和圖8可以看到消費者對零售渠道忠誠度ρ、傳統零售渠道產品銷售產生的碳排放成本e對單位產品減排量θ以及分散決策下生產商批發價格w的影響，θ和w都與e和ρ成負相關關系，驗證了命題2和命題3。
一個契約是否有效，需要看是否滿足參與約束條件和激勵相容條件。圖9是參與約束條件的檢驗，在使用“成本分擔+收益共享”契約后，生a商和零售商的利潤之和等于集中決策下供應鏈的總利潤，恒大于分散決策下的總利潤，滿足參與約束條件，即供應鏈可以達到協調。圖10是激勵相容條件的檢驗，模擬的是λ=0.72、γ=0.55和λ=γ=0.72時的供應鏈協調情況。從圖10可以看到，當γ=0.55時，采用協調契約后零售商的利潤一直大于分散決策下的利潤水平，說明零售商的利潤在協調之后得到提升，而生產商采用協調契約后利潤是否比未協調之前要好則不一定，θ的取值是關鍵。當θ較低時，生產商也能得到改善；當θ較高時，生產商會蒙受損失。此時生產商不一定愿意接受契約。當λ=γ=0.72時，生產商利潤得到巨大提高，遠高于未協調時的利潤水平，但當θ較高時，生產商利潤仍會下降至協調之前的利潤水平之下。因此，θ的取值仍然決定著契約是否為雙方所接受。也就是說契約并不必然滿足激勵相容條件。為使供應鏈成員雙方都得到較好的利潤分配結果，要求λ和γ的取值都比較高，亦即生產商分享零售商利潤比例與零售商所承擔的減排成本比例都比較高，才可能實現供應鏈協調。這是因為生產商在整個博弈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其次是生產商提供了一個較低的批發價格給零售商。
4 結論
本文構建了一個生產商作為斯塔克伯格競爭領導者的雙渠道低碳供應鏈，通過將零售渠道銷售產品產生的碳排放成本、單位產品的減排量和消費者對零售渠道的忠誠度納入模型，研究了低碳供應鏈的渠道選擇和協調優化。通過數理分析和數值模擬，得到以下結論：
（1）生產商建立雙渠道供應鏈要滿足前提條件（消費者對零售渠道的忠誠度不高）。如果消費者都傾向于從零售渠道購買，直銷渠道需求太小而導致生產商無意新增直銷渠道；如果消費者都傾向于從直銷渠道購買，則零售價格過低，零售商不會銷售該產品。
（2）傳統零售渠道中產品銷售產生的碳排放成本是決定雙渠道供應鏈是否存在的關鍵因素。當碳排放成本較小時，生產商新增直銷渠道可以增加其利潤，否則生產商沒有動力新增直銷渠道。
（3）由于存在“雙重邊際化”，使用“成本分擔+收益共享”契約后，供應鏈協調可以實現，但具體實施存在一定的難度，需要較高的成本共擔因子和收益共享因子才能實現，具體由雙方談判力量決定。
（4）傳統零售渠道中產品銷售產生的碳排放成本越高，供應鏈總減排量和單位產品碳減排量越低，反之則反。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假設市場需求為線性需求函數，沒有考慮需求的波動性；另外，現實中零售商也開始使用直銷渠道，因此建立一個包含三渠道的供應鏈模型，考慮三渠道之間的競爭與協調也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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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排的含義范文4
[論文摘要]發展低碳經濟可以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狀態，尤其對于轉型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低碳經濟運行中，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實現全社會的節能減排任務目標，排放權交易制度成為理應選擇的有效手段。我國作為資源消耗大國，雖然暫不承擔《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減排責任和義務，但基于大國責任考慮，仍應當采取適當措施，積極應對。排放權交易在我國尚處于起步狀態，基于此考慮，文章旨在通過對域外排放權交易制度的探討和分析，總結出中國可以借鑒的有效的法治經驗，以期對中國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完善提供可用的建議。
[論文關鍵詞]低碳；碳排放交易權；法律問題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理念的產生，源自全球氣候變暖的現實環境問題。根據2007年PCC第四次評估報告顯示，世界氣候變化程度令人吃驚。數據顯示，溫室氣體在1970一2004年間排放量增加了大約80%；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由1961年的每年1.8毫米上升到1993年的每年3.1毫米等。這些數據所反映的全球氣候的變化，己經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世界主要的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日本、德國已經較早地開始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踐，通過加快立法、嚴格執法、完善法律的配套措施等方式，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效。
這一理念最早由英國提出來。2009年由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的《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途經研究》，將“低碳經濟”界定為“一個新的經濟、技術和社會體系，與傳統經濟體系相比在生產和消費中能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還能保持經濟和社會發展勢頭”。根據有關學者的觀點，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形態。
二、碳排放權交易的含義
碳排放權交易也稱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在全球減排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環境部門根據其環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然后將碳排放總量通過一定的方式分解為若干排放額度分配給各區域以及各區域內的企業，供其在一定的時期內使用。若該企業在該時期內的碳排放超出其分配的排放額度，它就必須接受嚴厲的法律制裁。對于這個碳排放配額，企業可以完全給自己使用，也可以通過減排技術的研發和運用等方式把碳排放配額節余下來。這種節余下來的配額，企業可以把它出售給那些需要超額排放的單位，從而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反過來，對于購買到排放配額的企業，他們通過支付若干費用而獲得一定的排放權，從而避免法律的嚴厲制裁。這種碳排放權配額或指標的買賣即為碳排放交易。它可在某一個國家或區域內進行，也可以在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
三、我國碳排放交易的現狀
近年來碳排放權交易在我國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目前中國的清潔能源項目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穩居世界首位。從全球碳市場的經驗和當前進程來看，中國具有相對較低的碳減排成本和較大的市場規模，在許多領域具有較大的減排潛力。同時CDM作為《京都議定書》確定的靈活機制之一，適合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進行碳減排實踐，這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健康發展。
但是我國在碳排放交易實踐中還存在著一些的問題：首先，我國環境產權界定不清。我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產權界定還不夠明晰，不夠明確造成了環境資源市場價格與其相對價格產生嚴重偏離。其次，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立法較滯后，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規范和約束碳排放權交易的有序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是一項對傳統管理模式有所突破和創新的制度，它的順利運轉更需要法律保障和約束。再次，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方式存在嚴重缺失，我國目前主要還是采取的自愿減排措施，由于沒有固定的場所、時間以及常規的交易制度，使得節能減排的交易受政府意志的影響較大。最后，有關部門職能定位不準，碳排放交易市場以行政行為為基礎，碳排放權交易是一種在國家環保部門監督和管理下的自愿市場行為。在碳排放權交易的過程很多環節都需要相關行政部門的參與，碳排放交易的現實運作不容樂觀。
四、完善我國碳排放制度的措施
（一）加大對超額碳排放的處罰、執法和監督力度
在碳排放交易體制下，超出排放配額進行排放的企業，必須要受到法律的重罰，使違法成本遠高于購買碳排放權的成本，否則這些企業寧愿接受處罰也不會花錢向別的企業購買碳排放配額，碳排放權交易也就難以開展。
中國現行排污收費標準遠遠低于污染治理所帶來的成本，大多數只有治理設施運行成本的 50%左右，甚至不足10%。這樣，企業往往愿意超標排放，而不愿意購買污染治理技術和設備進行污染凈化處理。因此，在立法環節，我們必須制定嚴格的法律制度，對超額排放的企業應當規定較高的罰款金額和較重的處罰措施。在這些方面，我們可借鑒美國、新加坡等國的經驗，對違法者實施“按日計罰”制度。如在美國，聯邦環保局針對違法排污者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后，法院可下達禁止令，要求違法排污者立即停止違法。在禁而未止的階段，每次違法罰款的幅度最高可達每個違法日 25 000 美元。也可制定一些加重處罰條款，如規定連續兩年以上排放量不能達標的且未購買配額的企業，責令其停產，并處以碳排放配額總額雙倍的罰款；或者對于那些排放超標的企業，限制其在金融市場的準入和融資，具體如采取吊銷貸款證，限制上市融資或從銀行取得貸款等處罰措施。如只有通過這些嚴厲的制度設計，大幅提高企業超額排放的違法成本，才能保障和促進碳排放權交易順利開展和進行。
（二）規范交易中各方主體的創設、準入和法律規制
碳排放交易自然離不開作為交易平臺的碳排放交易中心或交易所。2008 年，中國成立了三家環境權益交易機構———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后來，各地的環境能源交易所也相繼成立。盡管國家發改委將全國能源機構限定在十家之內，但許多地方都在積極探索排污權交易，環境交易所大有在全國遍地開花的勢頭。從法律層面來說，交易平臺的創設絕對不能毫無制度和秩序，而應有一個明確的條件和程序，以確定一個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另外，當這些機構創設之后，如何規范這些機構的運作，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碳排放交易的有序發展，也是中國政府急需考慮的問題。
碳排放交易的另一類重要主體就是交易的相對方，即碳排放權的賣方和買方。最為基本賣方是那些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額并且有富余的企業，而最為基本的買方是那些用完自身的碳排放配額且不得不繼續實行碳排放的企業。但這些買家的身份很復雜，購買排放配額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供自己超額排放使用，隨時都可以從買家轉換為賣家，故其交易的目的也變得復雜。目前，中國的碳排放交易主要是國外買家向國內企業購買，碳排放權的國內交易還很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國內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買家和賣家。復雜的交易主體和目的，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投機性和風險性，進而產生影響碳排放權交易正常秩序的可能。
因此，筆者認為，政府必須對碳排放權的購買者加以一定的法律限制，并對其交易行為加以規范。特別是對專門進行碳排放權交易的各類專項基金和碳基金，以及專項從事減排額開發、采購、交易、經濟業務的投資機構，很有必要對其作出專門立法，通過對市場準入法律制度和對碳排放交易活動的嚴格監控，以維護正常的碳排放交易秩序。
（三）強化碳排放市場的調控和監管
對于碳排放交易，政府不宜給予太多干預，其主要任務就是建立市場交易法律體系，完善交易環境和秩序，提高各方主體的交易效率。但這并不等于政府放棄對該交易市場的基本調控和管理，因為市場會存在失靈的情形，市場本身不一定能按照政府意志不斷得以發展和完善，進而提高交易效率。另外，碳排放權是一種重要的環境資源權，它往往影響國家的環境安全和經濟安全。因此，對之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顯然是不妥的，對交易市場實行適度的宏觀調控，以及對交易行為加以嚴格監管也是必要的。
政府對碳排放市場的調控主要在碳排放總量確定和交易價格的調控上。碳排放權的交易價格理應由市場自由調節而成，但問題是，過低的價格可能導致從事減排技術投資、開發、真正購買減排設備采取切實減排措施的企業無法收回其成本，而沒有采取任何實際減排措施的企業卻可以通過購買低廉的排放權而獲得繼續排放的權利。
為了實行一定的價格調控，建議政府在自愿減排階段對碳排放額度實行有償分配或拍賣，同時，應盡快建立和完善中國碳排放交易平臺，爭取碳排放國家貿易的話語權和定價權。當然，政府還可以建立各種碳基金，代表政府參與碳排放市場的交易，通過市場的逆向操作，以實現對碳排放交易價格的調控和平衡。例如，在遇到金融危機，企業碳排放需求下降，甚至出現大量剩余時，政府可以通過碳基金對市場碳排放權予以回購，以防止碳排放權的暴跌。
碳減排的含義范文5
舉目四顧，好些地方，青山不再青，綠水不再綠，河里流的是臭水，山上倒滿的是垃圾，滿眼都是白色的、黃色的、黑色的、紅色的廢水廢碴廢舊電池廢塑料……
你可知道，被你隨手丟棄的垃圾需要多久才才會分解？讓我來告訴你吧，塑料瓶：450年；易拉罐：200—250年；鐵罐頭盒100年；油漆過的木板：13年；棉織物：1—5個月；紙片：半個月。
地球只有一個。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不可能找到第二個地球，并實施大規模移民。為了人類自己的生存，為了子孫后代的延續，我們必須善待地球，不再做傷害地球的事了。
為了地球的明天，請你節約用水，中國是缺水大國，好多地方人畜飲水十分困難。想想這些，你何忍心讓清清流水白白地從你手下流走？所以當你刷牙時，請關上水龍頭，等要清洗時再擰開；當你在身上涂抹肥皂時，請你關上淋浴龍頭，等要沖洗時再打開。
為了地球的明天，不要再亂丟垃圾，不要捕獵野生動物；不要亂采濫開礦產資源，不要污染環境，不要破壞生態平衡；為了地球的明天，請積極回收廢紙，盡量使用再生紙。你可知道，回收100千克廢紙能生產800千克的再生紙，這意味著可以少砍17棵大樹。過期的掛歷紙可以用來包書皮，你用過的課本可以留給低年級的同學再用。請記住，即使是一張廢紙，還可以再生兩次。
為了地球的明天，請你理解和支持家庭垃圾分裝。如果我再告訴你，回收23.5萬噸廢鐵，可以建造36個埃菲爾鐵塔；回收6000噸廢鋁，可以生產74架空中客車飛機；回收120萬噸玻璃，可以建造254個羅浮宮玻璃金字塔，那么請你想一想，就因為你懶于分揀，被你隨手扔掉的將是我們人類生存的地球啊！
低碳生活走近你我他
對于低碳生活，人們遭遇著類似的尷尬：知道保護環境的重要，也知道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但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卻不得不以增加碳排放為代價。專家指出，盡管人們不能避免碳排放，但卻可以減少碳排放。每個人都不可能過“零碳”的生活，在資源匱乏的當下，我們要做的是，把有限的資源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費。同時，養成“低碳生活”理念，在可選擇、可替換的條件下，首選自然、環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實，加入到低碳一族當中并非難事，“低碳生活”細節貫穿在家居生活的各個環節，就拿日常生活用電來說：家用電器的插頭插座接觸良好才能節電；電水壺的電熱管積了水垢后要及時清除，這樣才能提高熱效率；熨燙衣物最好選購功率為500瓦或700瓦的高溫電熨斗，不僅升溫快，還能節電；所有的家用電器盡量不使用“聲控、光控、遙控”等作為控制開關，這樣可節電10%～15%。這樣看來，每個人都能為控制全球氣候變暖做出積極的貢獻。
或許有人認為，即使自己“低碳”了，也擋不住工礦企業的違規排放。但是，冰川融化、氣候惡化，每個人都將受到懲罰?！暗吞忌睢睅淼钠鋵嵤且环N新的生活質量觀。需要厘清的是，過“低碳生活”，并不是意味著就不能開車、住大房子、享受空調了。低碳的真實含義是要給人們身體健康提供最大的保護和舒適感，對環境影響更小或有助改善環境。如歐洲現在建設了很多零排放建筑，隔熱效果非常好，在自然通風的條件下，隔熱層可以把室內溫度調控到一個合適的水平，且能保持很長時間。在交通領域，可以開發太陽能汽車、生物燃料汽車等，同時大力發展公共交通。
事實上，每一個普通公民在舉手投足之間就可盡享“低碳生活”。倡導低碳生活方式的公益環保網站“互聯網森林”的首頁上列出的平易近人的10件減排案例就生動有趣：少用一個塑料袋，減排二氧化碳0.1克；5層以下，以爬樓梯代替坐電梯，每次平均可減排二氧化碳600克；選擇應季蔬菜水果，每千克減排二氧化碳400克；夏季空調調高1℃，平均每臺每天可以減少排放175克二氧化碳；一棵樹，一年可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這些告訴我們，低碳生活就在我們身邊，節約每一張紙、每一度電，裝修中少用裝飾燈、選用節能燈管，都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在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上，我們深深感受到各國領導對氣候環境的關注。為了保護環境，減少碳的排放，我由此聯想到我們生活的衣食住行。
衣：少買不必要的衣服。一件普通的衣服從原料到成衣再到最終被遺棄，都在排放二氧化碳。少買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就可以減少2.5千克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棉質衣服比化纖衣服排碳量少，多穿棉質衣服也是低碳生活的一部分。
食：多吃素。生產1千克牛肉排放36.5千克二氧化碳，而果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僅為該數值的1/9。另外本地的果蔬和水也比外地運輸來的排放二氧化碳量小。此外，低碳飲食還包括適量喝酒，如果1個人1年少喝0.5千克酒，可減排二氧化碳1千克。
住：選擇小戶型，不過度裝修。減少1千克裝修用鋼材，可減排二氧化碳1.9千克；少用0.1立方米裝修用木材，可減排二氧化碳64.3千克。
用：節電、節水。以11瓦節能燈代替60瓦白熾燈、每天照明4小時計算，1支節能燈1年可減排二氧化碳68.6千克；隨手關燈減排二氧化碳4.7千克。如果每臺空調在26℃基礎上調高1℃，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21千克。此外，少用1個塑料袋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0.1克；只要少用10%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能減碳10.3萬噸；少用電梯，合理使用電視、冰箱、電腦等電器，及時切斷其電源。工作時，單面紙要重復利用，能電子化辦公的少用紙張。
行：少開車，選小排量車。每月少開一天，每車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98千克，如果出行選擇公共交通工具或自行車，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會更少。此外，排氣量為1.3升的車每年減排二氧化碳647千克。通過及時更換空氣濾清器、保持合適胎壓、及時熄火等措施，每輛車每年減排二氧化碳400千克。不僅要低碳還要碳補償
本次峰會上，不少國家紛紛宣布自己的減碳目標。中國外交部公布消息稱，經過國務院決定，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減少40%-45%。
此前，為了減碳，中國一直在行動。2008年，"中國低碳發展項目"啟動，低碳城市建設在我國正式起步，上海和保定兩市成為首批試點城市。此外，日前中國國家林業局副局長祝列克說，從1980年到2005年，中國通過植樹造林等工作減少的碳排放超過50億噸。
在民間，也有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加入到低碳生活的隊伍中來了。不久前一項涉及1.5萬人的網絡低碳調查顯示，73.08%的人有雙面使用紙張的習慣，83.33%的人自備購物袋，79.49%的人能自覺地把空調溫度調到26℃，83.34%的人愿意參加環保志愿者組織的環?；顒印６?，不少人會記下自己的"碳足跡"，并由此督促自己減碳。有的人會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減碳小妙招，而且還經常參加"舊物交換"、"綠色出行"等活動。此外，低碳房屋、低碳服飾、低碳汽車等也更多地融入到生活之中。
此外，國外的一些減碳做法也值得借鑒。日本和歐盟已經全面禁用白熾燈了，以歐盟為例，家家戶戶使用節能燈后將減排3200萬噸二氧化碳。
只有我們每個人都能從小事做起，人人爭當低碳環保的市民。
低碳生活是一種非常環保、文明的生活方式。節水、節電、節油、節氣，可以幫助我們將低碳生活變為現實。
現在我們國家對全世界公開承諾減排指標，決定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低碳時代已經如約而至，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低碳"就在我們身邊。夏天，我們在家用空調時，不要長時間開著，用了幾個小時后，就關掉，再開電風扇。這樣就能省50%的電；在冰箱內放食物時，食物的量以占容積的80%為宜，用塑料盒盛水制冰后放入冷藏室，這樣能延長停機時間、減少開機時間，更節電；用微波爐加工食品時，最好在食品上加層無毒塑料膜或蓋上蓋子，這樣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發，食品味道好又省電；開車時盡量避免突然變速，選擇合適檔位，避免低檔跑高速，定期更換機油，輪胎氣壓要適當和少開空調。短時間不用電腦時，啟用"睡眠"模式，能耗可下降到50%以下；關掉不用的程序和音箱、打印機等外圍設備；少讓硬盤、軟盤、光盤同時工作；適當降低顯示器的亮度。
平時我們勤動手動腦，也可以實現"低碳"。一般家庭都有很多廢棄的盒子，如肥皂盒、牙膏盒、奶盒等，其實稍加裁剪，就可以輕松將它們廢物利用，比如制作成儲物盒，可以在里面放茶葉包、化妝品之類的物品；還可以利用方便面盒、罐頭瓶、酸奶瓶制作一盞漂亮的臺燈；喝過的茶葉渣，曬干做一個茶葉枕頭，既舒適還能改善睡眠……
另外，將普通燈泡換成節能燈，盡量步行、騎自行車或乘公交車出行，隨手拔下電器插頭……你看這些看似不經意的小事，都是在為"減碳"做貢獻。
我們應該從節電、節水、節碳、節油、節氣這種小事做起，低碳生活是我們要建立的綠色生活方式，只要我們去行動，就可以接近低碳生活，達到低碳生活的標準。"總之，低碳生活，既是保護環境，也是拯救自己。"
那么對于我們小學生來說，還有其它降耗低碳的好方法嗎？來看看我的建議吧。
紙張的雙面使用，節約用紙；不用一次性的筷子和一次性的飯盒； 不用一次性的塑料袋； 減少糧食的浪費； 隨手關燈，隨手關好水龍頭?！∈褂檬峙?，少用紙巾……
碳減排的含義范文6
內容摘要：目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而氣候變化的威脅使低碳城市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方向。這篇文章從不同側面闡述了低碳城市的多重內涵，介紹了國外低碳城市的實踐，在此基礎上總結了低碳城市的國際經驗及其對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借鑒。
關鍵詞：低碳城市 建設 國際經驗 借鑒
IPCC第四次報告提供了人類活動加劇了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隨著《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厘路線圖及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低碳經濟逐漸成為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城市是低碳經濟、低碳產業的重要場所，也是低碳生活、低碳社會的重要載體。城市消耗了全球80%的化石能源，排放了全球75%的溫室氣體（Stern,2007）。因此，倡導經濟轉型，低碳發展，就必須建設“低碳城市”。這樣，構建低碳城市，在城市空間范圍內，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就成了未來城市發展的重點。
低碳城市的內涵
客觀地說，到目前為止，低碳城市的內涵并不統一，不同的學者和機構從不同的角度對低碳城市進行了定義。有學者認為，低碳城市指的是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增長及CO2排放相脫鉤，如果化石燃料使用及CO2排放量的增長相對于經濟增長或城市發展是非常小的正增長，就屬于相對脫鉤；如果是零增長或負增長，就屬于絕對脫鉤（諸大建，2009）。
還有一派觀點，是從政府、企業、公眾的角色來給低碳城市下定義，認為低碳城市，是指以低碳經濟為發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為理念和行為特征、政府公務管理層以低碳社會為建設標本和藍圖的城市。該定義強調“城市以低碳產業和低碳化生產為主導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為理念和行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會為建設藍圖的城市”。通過政府職能的重塑、經濟發展模式、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來構建低碳城市。
而世界自然基金會認為，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換句話說，就是在保證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盡可能少地消耗能源。這個概念從低碳城市構建的目標出發，強調在保證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實現有助于減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設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式。
國外低碳城市的探索
（一）倫敦
英國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積極倡導低碳經濟的國家。前任倫敦市長利文斯頓于2007年2月發表《今天行動，守候明天》（Action Today to Protect Tomorrow），宣布到2025年將二氧化碳減排降至1990年的60%。
倫敦市低碳城市建設采取主要的措施有：
幫助企業減少碳排放。幫助企業提高減碳的意識，并提供改變措施的信息。鼓勵所有企業的新投資都要向低碳一體化過渡。
綠色交通。通過引進碳價格制度，征收二氧化碳稅，根據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向進入市中心的車輛征收費用等激勵機制，降低地面交通運輸的碳排放，大力發展電動汽車，將倫敦打造成為歐洲電動汽車的首都。
綠色建筑。改善現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推行“綠色家居計劃”，向倫敦市民提供家庭節能咨詢服務；要求新發展計劃優先采用可再生能源。
智能電網。推行智能電網，發展低碳及分散的能源供應。在倫敦市內發展熱電冷聯供系統，發展小型可再生能源裝置（風能和太陽能）等，代替部分由國家電網集中供應的電力，從而減少因長距離輸電導致的損耗。
政府綠色采購。市政府嚴格執行綠色政府采購政策，采用低碳技術和服務，改善市政府建筑物的能源效益，鼓勵公務員養成節能習慣。
（二）紐約
為了讓紐約可持續發展，在2007年市長彭博公布了《策劃紐約》計劃詳情，并確定全球氣候變化是紐約面臨的一項重要的挑戰，目標是到2030年，在2005年水平的基礎上減少30%的溫室氣體排放。《策劃紐約》針對全球氣候變化提出的措施主要有：
1.成立“能源規劃部”。該部門掌管本來分散于不同政策部門的能源工作，如能源需求管理、擴大清潔能源供應、推廣節約能源等。
2.撥款支持節能。每年投入相當于政府一年能源開支（電費和暖氣費）的金額，用于研發推廣節能技術，針對政府、工商業、家庭、新建建筑及電器用品五大領域制定節能政策。
3.提高建筑物能效。制定更嚴格的建筑物能耗標準，如提出更嚴格的通風標準，推廣水泥成分減少30%～40%的混凝土，以減少生產水泥時排放的二氧化碳。
4.增加清潔能源的供應。給予太陽能發電裝置以稅收優惠，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場。
5.減少來自交通的溫室氣體排放。擴建鐵路系統和改善巴士服務；試行道路收費計劃，在工作日每天早上六點至晚上六點，進入曼哈頓區的汽車需付8美元，貨車需付21美元。
（三）東京
低碳東京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資助私人企業減排。協助私人企業采取措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推行限額貿易系統（cap and trade system）為企業提供多種減排工具，成立基金資助中小企業采用節能技術。
2.家庭減排。在家庭部門實現二氧化碳減排，以低碳生活方式減少照明及燃料開支，大力提倡使用節能燈照明，要求居民放棄浪費電力的鎢絲燈泡，與家裝公司合作，提醒客戶在翻新住房時采取節能措施，加裝隔熱窗戶。
3.建筑減排。減少由城市發展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新建政府設施需符合節能規定，要求新建建筑物的節能表現必須高于目前的法定標準
4.交通減排。減少由交通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制定有利于推廣使用省油汽車的規則。
（四）西雅圖
西雅圖是美國第一個達到《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減排標準的城市。市長尼克勒斯積極推行公共交通系統，讓汽車“放假”，鼓勵自行車出行。同時大量發展綠色建筑，鼓勵開發可再生能源發電，鼓勵企業改變傳統的耗能方式，例如波音公司正在研制生物質燃料替代燃油等。
（五）哥本哈根
2009年丹麥的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碳中性城市，使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為零。其計劃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到2015年把該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20%，第二階段是到2025年使哥本哈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為零。
所謂碳中性，就是通過各種削減或者吸納措施，實現當年二氧化碳凈排量降低為零。市政府現已啟動了50項減排計劃，從新建清潔能源發電站，推廣混合燃料汽車，到鼓勵自行車出行、垃圾精密分類回收利用、制定嚴格建筑節能標準，推廣節能建筑。
（六）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環境保護規劃，至今已經形成完善的管理體制。市政府的所有政策過程包括預算、執行、報告和監測都會充分考慮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因素。斯德哥爾摩目前已經實現比1990年減排25%的目標，并計劃到2050年去除所有的化石能源供給，成為零碳城市。
（七）世界大城市氣候領導聯盟
2005年10月，由倫敦市長利文斯頓提議，成立世界大城市氣候領導聯盟（World Large City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18個世界一線城市的代表在倫敦集會，會上承諾通過彼此的協作來應對氣候變化。此后，該組織成員逐步擴充到40個世界級大城市，簡稱C40。C40 是一個旨在加強國際城市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探索城市低碳發展的國際大型城市間組織。2006年8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利文斯頓宣布，克林頓氣候動議與C40建立合作關系，CCI為C40城市提供清潔交通、可再生資源、廢棄物管理等領域的專業技術支持，提高大城市的能源效率，鼓勵C40聯盟成員參與CCI的減排項目，減少碳排放。2007年5月，第二屆C40會議在紐約舉行，主要議題是幫助各個城市設定氣候變化的行動計劃。第三次大會于2009年5月在韓國首爾舉行，通過了《首爾宣言》，量化減排目標，履行氣候變化行動計劃。
國際經驗與借鑒
（一）明確的綱領和行動計劃
城市要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其中最關鍵是要有明確的綱領和行動計劃，制定嚴格的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和標準。倫敦發表《今天行動，守候明天》，宣布了《市長氣候變化行動計劃》；紐約公布了《策劃紐約》的計劃詳情，宣布《紐約規劃應對氣候變化》；東京宣布《氣候變化策略》，東京政府堅決推行“世界最高水平的應對戰略，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方法上領先全國；倫敦計劃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研發和金融中心；紐約政府決心成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先鋒。
（二）全方位的規劃設計
低碳城市有兩層含義：第一，城市本身是低碳的，城市的規劃、交通、建筑盡量朝低碳的方向發展，城市居民有很深的低碳理念；第二就是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因此，構建低碳城市，必須制定全方位的政策，重視產業結構的低碳化改造；倡導綠色建筑，設定節能標準，實施太陽能屋頂計劃，通過定量分析，合理設計遮陽、建筑朝向、綠化帶分布，控制熱島效應，實現最佳的自然通風效果；重視交通規劃，降低交通過程的碳排放需要，在城市規劃階段采取預留公交、自行車空間，限制私家車的使用等措施；合理設計供水、排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減少碳排放。植樹造林、增加碳匯更是城市實現低碳的有利條件。
（三）量化的減排目標
有效的溫室氣體減排戰略，需要清晰的目標作為前提。各市都制定了明確的減排目標，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碳中性城市；東京的目標是以2000年為基準，到2020年減少25%的溫室氣體排放；倫敦決心到2025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60%的排放；紐約計劃于203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減少30%的溫室氣體。只有制定了具體的可量化的減排目標，才能讓公眾有明確的預期和監督政府的措施是否有效。
（四）三位一體的治理結構
低碳城市的啟動和發展依賴于制度層面的變革，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安排，沒有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沒有主要領域標桿性項目的示范，城市要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大幅度減少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是不可能的。
建設低碳城市應發揮政府、企業、社會公眾三類主體的作用，政府要承擔統籌低碳經濟發展的領導與管理功能，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以及搭建碳交易平臺，營造有利于低碳發展的外部環境；企業應該成為低碳產業和低碳產品的開發主體；社會、居民應該成為低碳消費和低碳生活的主體。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由政府主導，促進政府、企業、公眾的廣泛參與和合作，促進企業決策者和公眾轉變觀念，發動全民參與低碳城市建設，引導公眾進行相應的行為建設。
（五）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的共贏
一般認為環境和經濟增長是不可兼得的，但是英國政府在過去10年間實現了200年來最長的經濟增長期。經濟增長了28%，但溫室氣體排放卻減少了8%。這是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第一次打破了經濟增長和排放污染之間的聯系，證明了經濟增長和減排是可以同時實現的。
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理念，而倫敦和紐約的經驗說明，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不但不會妨礙經濟發展，還能帶動新興產業的異軍突起，增加就業，提高經濟效益。紐約政府估計，通過節能和增加清潔能源供應，全市的電費和暖氣開支，預計在2015年前每年減少20億～30億美元。倫敦政府估計，節能措施可以在未來二十年替市民節省10億英鎊的能源開支。此外，倫敦決心發展環保技術帶來的商機。
參考文獻：
1.諸大建.低碳經濟能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嗎[N].解放日報，2009.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