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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排概念范文1
在低碳經濟時代，提升企業低碳競爭力更是事關企業未來的生存和發展。企業碳資產的積累和開發則是企業提升低碳競爭力、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途徑。然而，目前業界對碳資產認識相對比較模糊，缺乏明確統一的定義，使得企業在對自身碳資產進行盤查、開發和利用時產生了較大困惑。文章試圖通過辨析不同觀點下資產定義的特點，挖掘“碳”的價值內涵，利用邏輯學的定義結構，提出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企業碳資產的定義，并進一步對企業碳資產的特征和分類展開研究。
關鍵詞：
碳資產；低碳經濟；邏輯學定義；分類矩陣
1引言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政府固然是國際上進行低碳博弈的參與者和壓力的承擔者，同時對國內而言亦是低碳經濟的規則的制定者和發展的推動者，而對國際減排承諾的兌現和低碳發展模式的落實則實際上將通過中國企業的努力來實現。在低碳經濟時代，中國企業將會感受到三方面的壓力：首先，發達國家有可能會采用諸如對其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等政策手段，倒逼中國企業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治理成本；其次，國內發展低碳經濟所常用的三種政策工具：法律法規、行業標準、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1]，以此來實現國家減排目標；第三，企業所處產業鏈上核心企業或所面對市場的低碳需求?？梢?，采用低碳發展模式已不僅僅是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的體現，提升企業低碳競爭力更是事關企業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如果說采用低碳發展模式是企業的宏觀遠景，提升企業低碳競爭力是企業的中觀目標，那么對企業碳資產的積累和開發則是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微觀手段，而對碳資產有效積累和合理開發的前提則是厘定清楚碳資產的定義。
2文獻綜述
目前，已有諸多學者意識到碳資產對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意義，并對碳資產的管理展開了較為廣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JulienChevallier認為碳資產是指交易主體所擁有的二氧化碳的存量以及其衍生的金融產品[2]；ChristophBohringer認為碳資產主要包括項目碳資產和配額碳資產[3]。Takashi提出碳資產包括配額碳資產和核證減排量[4]。萬林葳認為碳資產是企業由于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效果的項目向大氣排放的溫室氣體的量低于政府規定的基準量而獲得的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5]。通過上述研究不難發現，碳資產具有資產的稀缺性和效用性這兩大特征已毋庸置疑，而與其他資產最大的區別在于只有在低碳經濟這一特定背景下，碳資產的稀缺性和效用性才會得以體現（或者最大限度的得以體現）。然而，由于碳資產屬于低碳時代的全新產物，目前的研究只能說揭開了其神秘的面紗，其內涵仍待學者深入研究。筆者認為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兩大局限：一方面，由于“資產”的定義尚無定論，現階段主要從未來利益觀、經濟資源觀、權利觀三個角度對于“資產”進行解釋闡述。正是由于“資產”定義尚富有爭議，不同的學者可能會從不同的角度對“碳資產”的定義進行闡述。而碳資產定義的繁多使得企業在對自身碳資產進行盤查、識別、利用時產生了較大的困惑。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對于碳資產所存在的背景——低碳經濟時代往往集中于碳排放權交易制度這一模式。目前，低碳經濟主要存在三種模式：關停并轉、碳稅、碳排放交易，三種模式可謂各有優劣，因此碳資產的研究應該同時適應于這三種可能的未來低碳經濟模式。另外，對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集中關注，造成了目前對于碳資產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碳排放權和碳信用以及其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忽視了其他類型的碳資產，譬如低碳設備、低碳技術、低碳專利等技術性碳資產和低碳文化、低碳品牌等文化性碳資產?？梢灶A見，碳資產定義的這般“厚此薄彼”不僅使得企業在面臨所在行業采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之外的低碳經濟措施時手足無措，還會令企業在實際操作中有所偏廢，出現優質碳資產閑置、流失等情況，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3企業碳資產定義探究
正是基于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本文試圖在之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辨析不同觀點下資產定義的特點，挖掘“碳”的價值內涵，利用邏輯學的定義結構，提出基于實務角度的企業碳資產的定義。
3.1邏輯學下的定義方法
根據邏輯學定義結構：“被定義項”是“種差概念”+“屬概念”[6]。“企業碳資產”是被定義項，其中“企業”和“碳”的內涵決定“種差概念”，“資產”的內涵決定“屬概念”。
3.2企業碳資產的種差概念研究
在“企業碳資產”定義中，“碳”才是決定其與其他類型資產（諸如環境資產、綠色資產）根本區別的種差概念。其產生的種差概念主要是由“碳”所代表的時代背景和經濟利益的價值本源兩種內涵所決定的。首先，“碳”即指低碳經濟時代。如果脫離這個時代背景，碳資產也許就失去了資產的本質屬性。例如，CCS設備在低碳經濟時代毋庸置疑是一項重要的設備類資產，但是如果脫離了低碳經濟這一時代大背景，其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不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也就不具備資產基本的價值屬性。碳排放權和碳信用脫離了碳交易制度，同樣不能作為一項資產對待?？梢?，碳資產是低碳經濟時代的特定產物，低碳經濟時代是碳資產產生的前提。其次，“碳”亦指該資產的價值本源來自于有價值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目標就是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的排放。各種低碳模式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或許會有輕重緩急之分，然而終極目的都著眼于減少二氧排放量，使之趨于一種合理的排放水平。譬如，在排放不達標即強制關停模式中，二氧化碳減排量帶來的經濟效益就是保留企業在行業立足、生存的資格；在碳稅征收模式中，二氧化碳減排量帶來的經濟效益就是避免企業遭到由于碳稅處罰造成經濟利益的流出；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中，二氧化碳減排量帶來的經濟效益即是多余的配額或者經核查的減排量在市場出售帶來經濟利益的流入。對于企業而言，二氧化碳減排必須是有價值的、有效率的，具體體現在：第一種低碳情境中，企業的減排活動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且盡量接近于國家相關法規或行業標準所要求的達標值，同時在該排放量處的邊際減排成本+其他邊際成本≤邊際收益；在第二種低碳情景中，在該排放量處的邊際減排成本+其他邊際成本≤邊際收益+碳稅稅率；在第三種低碳情境中，在該排放量處的邊際減排成本+其他邊際成本≤邊際收益+二氧化碳交易價格。
3.3企業碳資產的屬概念研究
如前文所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資產定義的不統一，造成了“碳資產”定義的混亂。從這三種觀點的優劣比較來看，經濟資源觀易于理解和實務操作，但是靜態地把資產看做一種經濟資源物質，忽視了其現金流的流入；財產權利觀反映在制度框架內行使經濟利益的可獲得性，但是一方面無法計量，另一方強調的也不是資產本身；未來收益觀則看重資產在實際經營運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但過于復雜、抽象，不具備可操作性。在目前的實踐中，三種觀點的資產定義均在使用，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于企業碳資產而言，其本質可能是一種未來經濟利益，也可能是一種財產權利，還可能是一項經濟資源；其擁有的主體則是企業；低碳經濟則是其存在的時代背景；實現有價值的二氧化碳減排量則是其實現未來經濟利益（或權利，或經濟資源價值）的充分不必要條件。
3.4企業碳資產的定義
由于本項目的主要工作目標是幫助企業盤查開發企業擁有的碳資產，采用權利觀和未來利益觀皆會因其定義抽象而于實際工作中不易操作。因此，在“實質重于形式”的前提下，本文傾向于采用基于經濟資源觀的企業碳資產定義：企業碳資產是低碳經濟時代，由企業擁有權利或其他進入權而其他主體沒有的，通過有價值的二氧化碳減排實現其價值的當前經濟資源。
4企業碳資產的特征
4.1資產的通性
企業碳資產和其他資產一樣，具有資產的稀缺性、效用性、有用性、可計量性等四大特征。（1）稀缺性。碳資產作為企業擁有的經濟資源，在獲得其擁有權利或者其他進入權時，必須因為其稀缺性支付代價，價格就是其在市場經濟的具體表現；（2）收益性。碳資產之所以是資產，恰恰在于其為企業帶來預期的經濟利益。而碳資產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決于為企業帶來預期收益的多寡。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是碳資產的一大前提；（3）有用性。碳資產的有用性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具有使用價值可供企業使用或交換，比如CCS設備、碳排放額度等；其二是沒有使用價值但具有價值，可供企業交換，比如碳期貨等；（4）可計量性。碳資產從會計上確認資產的要求出發，必須滿足其可以用貨幣加以度量這一條件。碳資產的會計計量可以選擇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進行計量。
4.2碳資產的特性
上述四大特征都是和其他資產一致的特征，除此之外，碳資產還有三條區別于其他資產的特征：（1）時代性。碳資產是低碳經濟時代的特定產物；（2）充分性。以二氧化碳減排量為價值本源是碳資產的充分不必要條件；（3）正外部性。企業的減排行為必然對延緩全球氣候變化有積極貢獻，企業碳資產具有正外部性。
5企業碳資產的分類
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企業碳資產進行不同的分類。
5.1傳統分類
與其他資產一樣，企業可以碳資產根據存在形態的不同，可以分為碳有形資產和碳無形資產，例如節能設備就屬于碳有形資產，節能技術專利就屬于碳無形資產；也可以分為金融性碳資產和非金融性碳資產，例如碳基金、碳期貨就是較為典型金融性碳資產，低碳設備、低碳技術、低碳文化就屬于較為明顯的非金融性碳資產。按變現或耗用時間長短，還可以分為流動碳資產和固定碳資產。
5.2特殊分類
除此之外，還可以根據碳資產的特點進行分類，其中一種分類方法就是根據碳資產價值來源的差異，將碳資產分為單一價值碳資產和多重價值碳資產。顧名思義，二氧化碳減排量是單一價值碳資產的唯一價值來源，例如CCS設備、碳排放權，除了二氧化碳減排效果，沒有帶來價值的其他途徑；而對多重價值碳資產而言，二氧化碳減排量并不是該資產唯一的價值來源，例如節能設備，除了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外，其價值還能通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能源消耗量，從而節約成本這一方面得到體現。按企業碳資產價值來源差異進行分類的好處在于，企業在實施減排活動同時，可以結合其他戰略目標，有針對性的對相應的碳資產進行開發。但是，要在碳資產開發實務中實現效率最大化，還需要借鑒資產評估理論中收益法和成本法的原理，根據企業所處行業和地域的特點，建立一個以減排效果為縱軸、減排成本為橫軸的企業碳資產開發分類矩陣。通過該分類矩陣可以將企業碳資產分為明星型、潛力型、添花型、便車型四類，以此對企業的碳無形資產的實務開發提供指導借鑒價值。企業可以針對不同分類的碳資產采取不同的開發策略。比如，明星型碳資產減排效率最高，顯然需要企業加大投入，努力開發；潛力型碳資產雖然減排效果顯著，但其減排效率不高，是作為未來碳減排任務的潛力存在，企業應努力使其減排成本得到相對程度的下降；添花型碳資產顧名思義其作用僅限于錦上添花，雖然減排成本不高，但是減排效果并不明顯，如果在減排效果上沒有繼續深度挖掘的潛力使之變成明星型碳資產的可能，則只需對其適度開發，使之成為為達到某一減排目標補充型碳資產；便車型碳資產減排效果既不顯著減排效率也較低，沒有什么前途，必須考慮其存在的必要。
6結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本文從企業碳資產管理這一實務要求出發，通過辨析三種觀點資產定義的特點，挖掘“碳”的價值內涵，利用邏輯學的定義結構，提出了基于經濟資源觀的企業碳資產的定義。同時，在此基礎上，總結了企業碳資產的七大特征屬性，并提出了碳資產基于價值來源和開發利用的兩種分類方法。以上工作為企業對自身碳資產的盤查、挖掘、開發和利用提供了較為務實的借鑒意義和指導價值，并對企業碳資產的研究提供了一條全新的研究思路，對后續的關于碳資產管理的研究起到了類似開路先鋒的作用。然而，由于碳資產屬于低碳時代的新生事物，可借鑒參考的資料相對較少，對其的理解可能會存在一定的時代局限。但隨著諸多低碳經濟模式的研究不斷取得進展，對“碳”的價值內涵勢必將進一步得到深化。同時，一個覆蓋范圍更為廣闊的企業碳資產準確定義的前提即是資產定義的統一，這還有待相關研究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因此，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和相關研究取得進一步的突破，企業碳資產勢必將突破時代局限的重重阻力，以更為清晰的面貌展現在學界和企業的視野中當中。
作者：劉楠峰 范莉莉 單位：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碳減排概念范文2
從包裝產品的生命周期來看，綠色包裝所專注的就是從資源源頭做好控制，減少環境資源與再生資源的浪費。即便如此，在將環境資源轉變成包裝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依然會耗費一些能源，對此，可通過碳排量作為評估能耗的指標，以求能夠合理地控制能源使用。
碳排量是關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一個簡稱，因為溫室氣體中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因此使用“碳”一詞作為代表。在整個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加大了能源或燃料消耗量，這些都會促使碳排量的增加，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成功地將“低碳”概念根植到很多企業的發展理念中，促使他們自愿在節能減排的發展道路上做出各種開創性的探索與嘗試。
在包裝印刷企業中，這種風氣顯得更為良好，許多包裝印刷企業結合自身的經營理念，大力發展綠色包裝和低碳包裝，并在企業實際運營過程中推出許多綠色環保型生產措施。我公司――國際濟豐紙業集團（以下簡稱“國際濟豐”）在這方面就表現得較為突出，在此愿將我公司在碳減排方面的一些經驗與大家分享。
碳減排與碳中和
國際濟豐一直秉承環保的發展理念，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際濟豐在香港的再生紙工廠就憑借著在工業排污、排廢上的得力環保措施，獲得了香港政府頒發的港督環保貢獻獎。2009年，國際濟豐成功成為我國首個自愿以碳足跡排查進行碳減排，并實現“碳中和”交易的包裝企業，這在推進我國綠色包裝以及供應鏈的發展上邁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
在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碳中和”的概念，碳中和又稱碳補償，可以計算出個人或企業日?；顒又兄苯踊蜷g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可計算出抵消這些二氧化碳所需要耗費的經濟成本，然后個人或企業將“碳中和”計算的經濟成本以付款形式交給第三方專門負責環保的企業或機構，由他們通過植樹或其他環保項目來抵消掉大氣中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國際濟豐率先開始“碳中和”項目后，逐步對旗下在中國的10個工廠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深化，主要從工廠所使用的鍋爐、設備用電、污水排放、廢料處理等多個方面實施節能減排措施。
目前，國際濟豐旗下所有工廠都應用了無紙化系統進行生產操作，對生產的各個工位配備了網絡與計算機顯示屏，所有的工單或圖紙都可以通過網絡終端調取，無需再進行工單或圖紙的打印與流轉，這樣不僅可以避免工單或圖紙流轉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不必要的錯誤，而且還能大量地節約紙張和打印碳粉用量。而且，國際濟豐也是國內首家針對原紙實施RFID技術管理的瓦楞紙箱制造企業，該技術能有效提高倉庫內原紙的周轉率，大幅度降低生產所用紙張的損耗率。
國際濟豐為旗下各工廠都制定了生產單位面積產品碳排量的限定值，并且每年都會對各工廠就碳排量進行核查。從以往統計的數字來看，國際濟豐2010年的總碳排量比2009年下降了16.9%，2011年的總碳排量比2010年下降了25.7%。其實，碳排量的降低也意味著生產單位面積產品能耗的降低，無形中也降低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同時又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國際濟豐旗下各工廠之間針對年總碳排量也會進行相互評比，而且，各工廠還積極響應第三方的核查以及如實繳納“碳中和”交易中的碳抵消費用。各工廠內部也在大力宣傳碳減排理念，使得員工真正意識到節能減排的好處，并開始主動為改進能效做出努力，以此來減少工廠在“碳中和”交易中所支付的碳抵消費用。
綠色包裝設計與研發
碳減排不光要從生產環節抓起，還有許多隱形環節需要關注，比如運輸包裝行業不僅是包裝制造行業，同時也是服務行業，必須做好從包裝產品的生產制造到產品運輸，再到終端服務等各環節的碳減排，即在整個產業鏈上實施碳減排。國際濟豐從2008年就開始嘗試從單一的包裝制造型企業向集包裝設計、服務為一體的綜合型企業轉型，專門為客戶提供低碳、高效的整體運輸包裝設計服務，并著眼于合理、適度的包裝設計與研發，與上下游企業共同打造高效率、綠色低碳化的供應鏈。
包裝產品在設計之初就應探索更輕量化、減量化的解決方案，選用綠色包裝材料，從源頭上做好控制，保證所生產的包裝合理化、適度化、環?；纱蟠鬁p少包裝生產過程中的碳排量；同時，還能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包裝裝配效率和倉儲空間利用率，幫助終端用戶降低物流供應鏈中的碳排量。
在包裝設計上，國際濟豐堅持發展綠色包裝，基于產品的生命周期，以產品包裝價值鏈為設計指導理論，為客戶提供整體包裝解決方案。并且，國際濟豐于2010年在江蘇昆山建立了通過國際安全運輸協會（ISTA）認證的包裝研發測試中心，以此來驗證生產用包裝材料的可靠性與包裝方案的安全性，以期探尋出更加合理、適度的包裝設計方案，真正實現包裝綠色化。
廣推綠色發展理念
碳減排概念范文3
關鍵詞：碳生產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對減排；絕對減排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5-0046-06 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5.007
當前中國的減排是一種“相對減排”，即碳強度的減排。有研究機構估計，中國將在2020-2050年間出現排放峰值，而中國官方首次預估碳排放峰值在2030-2040年之間[1]。這就意味著從當前的“相對減排”通往碳排放量的“絕對減排”，還需要再走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路。如何走好這段路，如何協調經濟發展和碳減排之間關系，無疑是眼下值得深思與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更是決定將來中國低碳轉型命運的關鍵問題。為此，本文將重點引入“碳生產率”概念，將控制CO2排放和促進經濟增長兩個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碳生產率概念于1993 年由Kaya和 Yokobofi提出[2]，被定義為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數量與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碳強度的倒數，反映了單位CO2排放所生產的經濟效益。Beinhocker等[3]全面闡述了碳生產率的內涵及其結構性演進，指出碳生產率將經濟發展與CO2排放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雖然碳生產率與碳強度在數量上是倒數關系，但兩者存在本質區別。諶偉等[4]研究了上海市工業碳排放總量與碳生產率關系，并建議將碳生產率指標納入上海市工業低碳化發展的政策制定中去。潘家華[5]指出碳生產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將碳作為一種隱含在能源和物質產品中的要素投入，衡量一個經濟體消耗單位碳資源所帶來的相應產出，可與傳統的勞動或資本生產率相比較。碳生產率遵循在一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以最少的碳資源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碳排放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投入要素和約束性指標。未來的競爭不是勞動生產率的競爭，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競爭，而是碳生產率的競爭。因此，從碳生產率角度研究低碳經濟意義重大，然而，國內外關于碳生產率的研究仍不多見。
另外，眾多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的進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規律可循的[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很多發達國家碳排放都已跨過峰值點，從“相對減排”到“絕對減排”，在不同的環境和背景下走出了形形的道路，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發展經驗，研究這些國家的發展歷史，可以為我國的發展提供客觀而可靠的理論依據。為此，本文從現有的文獻出發，著力探尋經濟發展中碳排放總量與碳生產率的演變規律，并結合數據勾勒出主要發達國家1850-2010年的碳排放發展軌跡，為明確我國碳排放發展階段及進一步實現低碳經濟提供有意義的參考與借鑒。
1 經濟發展過程中碳排放的變化曲線與階段劃分
1.1 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
自從Grossman和Krueger[7]首次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后，眾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曲線關系，即CO2的庫茲涅茨曲線（簡寫為CKC）是否存在。“CKC假說”表明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 CO2排放將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加，而當經濟進一步發展并達到某個門檻水平之后，CO2排放將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圍繞 “CKC假說”是否成立，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Selden和Song [8]、Marzio Galeottia等人 [9]認為存在CKC，但是 Agras和Chapman[10]， Richmond和Kaufmann[11]，He 和Richard[12]等均發現并不存在CKC。林伯強、蔣竺均[13]利用CKC，研究了我國CO2排放的拐點，并進行了預測。韓玉軍、陸[14]則認為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類型的CKC。
如果“CKC假說”成立，那么這就意味著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一種倒U型關系，而這種倒U型關系既表現在碳強度上，又表現在碳排放總量上，而且碳強度的峰值點要比碳排放總量的峰值點先出現。
1.2 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
從生產角度考慮，碳是一種隱含在能源和物質產品中的要素投入，碳排放空間是比勞動力、資本等更為稀缺的要素[16]。而目前的研究更多是從環境的角度考慮問題，強調碳排放作為產出的附屬物及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假設一個經濟的產出函數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情形，引入碳要素投入后，生產函數為：Yt=Kαt Cβt（At Lt）1-α-β（1）
其中Y表示總產出，C表示碳要素投入，K表示資本投入，L表示勞動投入，A表示技術水平。假設每種生產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二階可導的、滿足稻田（Inada）條件[16]，則碳要素與資本、勞動這些要素有著相似的特征，即：碳投入越大、產出越大，而碳的邊際生產率遞減。
然而，“CKC假說”表明當經濟進一步發展并達到某個門檻水平之后，碳排放將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逐漸脫鉤，經濟產出與碳要素投入的比值（即碳生產率）將會上升。由于碳排放和碳要素投入是同一事物的兩面，這意味著碳要素投入不可能無節制地增加下去，而是會隨著經濟的增長先增加到一定門檻水平后再下降。
因此，基于“CKC假說”，無論是從“碳生產率數值上等于碳強度的倒數”這個層面理解，還是從碳生產率本身蘊含的經濟學含義考慮，隨著經濟發展，碳生產率呈現出先降后升的正U型關系，而且碳生產率的最低點恰好是碳強度的峰值點。
1.3 碳排放的階段劃分
將經濟發展中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和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放在一個圖形中（見圖1），我們可以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碳排放積累期。即碳強度峰值點出現之前的階段，也是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此時，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體較低，碳生產率不斷下降，碳強度和碳排放總量都在不斷增加。
第二階段：碳相對減排期。即碳強度峰值點出現之后，碳排放峰值點出現之前的階段。此時，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體都有了很大提升，碳生產率開始不斷上升，碳強度開始不斷下降，而碳排放總量繼續增加。
第三階段：碳絕對減排期。即碳排放峰值點出現之后的階段。此時，收入水平已經很高，碳生產率繼續上升，碳強度繼續下降，而碳排放總量也開始不斷下降。這個時期，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實現了脫鉤。
對照圖1，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的過程正是對應A峰值點和B峰值點之間的階段，而這個階段承前啟后，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無論是“相對減排”還是“絕對減排”，碳生產率始終保持增長的態勢。
2 主要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軌跡與經驗啟示
2.1 主要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軌跡
本文選取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主要發達國家作為分析對象，據CDIAC數據統計，在19-20世紀，這八個國家的碳排放累計總量占全球累計排放的2/3以上，具有足夠的研究價值和代表意義。為了在較長時間段中全面地考察各主要發達國家碳
排放的演變規律，我們考察的樣本期從1850-2010年，長達161年。
本文所述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指一國在樣本時間段內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全部化石燃料在本國境內使用所產生的CO2排放量。而所用到的碳排放數據主要來自美國能源部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數據庫，有關各國人口、GDP歷史數據則均來自于荷蘭格羅寧根增長與發展中心（GGDC）數據庫，其中GDP數據是基于1990年國際美元給出的。
從時間趨勢上來看，八個國家的碳生產率整體呈現出一種正U型，而碳排放整體呈現出來的則是倒U型曲線的前半部分，美國、德國、英國、荷蘭的碳生產率和碳排放變化趨勢見圖2。
結合各個國家的人均GDP水平，我們可以繪制出各個國家的碳排放軌跡，基本上與圖1相似，其中，英國尤為明顯（見圖3）。
為了更精確地檢驗這些國家的碳排放軌跡，本文對8個國家1850-2010年碳生產率、碳排放總量以及人均
GDP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估計方程分別為：
（3）
式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各國和時期，α0和α1為常數項，εit和it為誤差項，ln cbit表示取對數后的碳生產率，ln carbonit表示取對數后的碳排放量，ln pgdpit表示取對數后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存在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則（2）須滿足條件：
β00
（4）
如果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則（3）須滿足條件：
β1>0，λ1
（5）
考慮到各國的固定不可測因素，同時為了控制時期的差異，以及個體間的異方差性，本文在對回歸方程（2）、（3）進行估計時采用了個體固定效應、時期固定效應以及懷特跨國家的協方差調整，結果見表1。
可以看出，β0的值為-11.534，λ0的值為0.692，滿足條件（4），所以存在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而β1的值為10.039，λ1的值為-0.535，滿足條件（5），所以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
2.2 主要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歷史階段
從碳排放的“三個階段”來看，美日英等八個國家都經歷了碳生產率的底點，進入或通過了碳排放的相對減排階段。英、荷、德、法四個國家則率先跨過了碳排放的峰值點，日本、美國、西班牙三個國家近年來也相繼達到了碳排放的峰值，澳大利亞的碳排放仍有增加的空間，因此，這些國家除了澳大利亞基本上都進入了碳排放的絕對減排階段（有關指標見表2）。
而在“三個階段”中，第二階段（即相對減排階段）承前啟后，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能否順利跨過相對減排階段，直接決定著低碳經濟能否實現。從時間先后順序來看，英國早在1883年就進入了第二階段，荷蘭、美國、德國相繼于1913、1917年邁出了相對減排的步伐，法國1930年，日本、西班牙則到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最晚到
1982年。從時間跨越長短來看，英國耗費了88年，荷蘭66年，美國則多達90年，德國62年，法國49年，日本、西班牙均僅為31年。從與碳生產率的聯系來看，英國、荷蘭、美國、德國進入相對減排階段時間較早，但進入時碳生產率水平不高，整個階段碳生產率平均水平不高，結果花費較長的時間走出這個階段；而日本、西班牙較晚進入相對減排階段，但進入時碳生產率水平較高，整個階段碳生產率平均水平較高，結果僅花費31年就跨進了絕對減排階段的門檻。
2.3 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啟示
歸納主要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變化規律，分析這些國家所經歷的碳減排道路，有助于我國站在發展與減排雙重壓力下，汲取經驗，啟迪思路，積極探索契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經濟發展之路。
2.3.1 認清形勢，努力提升碳生產率水平
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產率[17]，從主要發達國家碳排放的三大階段來看，第一階段是碳生產率下降的階段，這個時期碳排放與日俱增；第二、三階段是碳生
產率上升的階段，碳排放上升到頂點后下降。從第二階段開始到第二階段結束，是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的關鍵階段，碳生產率有明顯的提升，如英國從1883年的1.44美元/kg碳提升到1971年的3.39美元/kg碳，日本從1973年的4.60美元/kg碳提升到2004年的8.01美元/kg碳。而且這個階段的長短與起始年份的碳生產率水平直接相關，碳生產率水平越高，第二階段經歷的時間就越短。而碳生產率反映了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依存關系，影響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因素都會影響到碳生產率，這些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能源利用效率、消費方式等。我國進入第二階段的碳生產率水平（2.35美元/kg碳）較低，當前碳生產率水平更是遠遠落后于主要發達國家。因此，從各種影響因素入手，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水平，是我國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的重要突破口。
2.3.2 乘勢而上，充分發揮經濟后發優勢
從歷史來看，英美德等國家較早進入了碳排放的第二階段，碳生產率起點低，第二階段經歷時間長，累積碳排放量較大。而日本、西班牙等國家較晚進入碳排放的第二階段，反而有效地利用了英美德等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同時大力開發新能源，充分發揮其經濟發展中的“后發優勢”，有效降低了累積碳排放，縮短了碳排放周期，形成了“高增長、短周期、低排放”的低碳發展模式。我國在1978年才進入碳排放的第二階段，比日本、西班牙還要晚幾年，碳生產率的起點比英美德高，大可學習日本、西班牙等國的歷史經驗，在引進并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大力鼓勵自主研發和企業創新，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抓住機遇， 乘勢而上，在低碳領域培育競爭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
2.3.3 遵循規律，制定合理有效的減排目標
目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大致都已進入或剛進入碳排放的第三階段，碳生產率已上升到一個較高水平，碳排放總量處在下降過程中，對于這些國家而言，絕對量減排已成現實目標。而我國仍處于碳排放的第二階段，拿法國類比，法國第二階段初始碳生產率水平為2.78美元/kg碳，第二階段歷時49年，而我國第二階段的初始碳生產率水平要比法國低一些，走完第二階段預計也得50年以上。這意味著，我國未來幾十年里仍將處于第二階段，未來碳排放仍會伴隨經濟增長而上升。所以，對我國而言，實現絕對量減排仍不現實，我國首要目標應是降低碳排放的峰值，減少不必要的排放，縮短碳排放周期，盡快跨過相對減排階段，盡早進入絕對減排階段。因此，準確判斷自身所處的碳排放階段，據此合理制定產業政策和減排計劃，切不可急于求成，違背歷史規律。
3 結論及研究方向
3.1 結論
本文從現有的文獻出發，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碳排放與碳生產率的變化規律，進而提出了碳排放積累階段、碳相對減排階段和碳絕對減排階段的三大階段劃分辦法。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八個主要發達國家1850-2010年的歷史數據很好地驗證了這一變化規律，并且這些國家都經歷了碳生產率的底點，除澳大利亞外它們都已進入或剛進入碳排放的絕對減排階段。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這些發達國家經歷的時間或長或短，與相對減排階段起始年份的碳生產率水平和整個階段的碳生產率平均水平有著較強的聯系。我國正處于且未來幾十年里仍將處于碳排放的相對減排階段，起步較晚，起點不高，當前碳生產率水平較低。汲取他國經驗，發揮本國特色，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水平，是我國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進一步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所在。
3.2 本文的局限性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對碳排放的階段劃分是建立在CO2的庫茲涅茨曲線（即CKC曲線）假說基礎上，而CKC假說是否成立仍有爭議。本文對西方八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研究進一步佐證了這一假說，但不能斷言這些發達國家的變化規律也同樣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另外，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提高碳生產率是關鍵，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碳生產率的重要作用，但沒有揭示碳生產率增長的具體原因。因此，研究不同階段碳生產率增長的國家差異與影響因素，深入挖掘國外發展經驗、探索本國特色減排路徑，將是今后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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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排概念范文4
摘要：商業銀行在碳金融服務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在低碳框架下商業銀行應對碳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商業銀行發展碳金融的一些對策。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金融；商業銀行
去年12月份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了世界氣候大會，在這次被譽為“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的會議上，組會再一次強調了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性。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是全世界的必然選擇。在此背景之下，我國的碳金融就就孕育而生。
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源于《京都議定書》。通過開展碳金融，不僅可以促進環境內生型低碳經濟的發展，對于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開拓中間業務收人、促進經營的戰略轉型也具有重大意義。
碳金融顧名思義就是指與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基于《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總量控制的要求，碳金融包括三個層面的運行機制：
1、是允許具有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之間轉讓他們剩余的碳排放配額，這就是 “國際碳排放貿易”機制（IET）。
2、是允許發達國家從有減排義務的其他發達國家投資節能減排項目中獲得碳減排信用，用于抵減排義務，這就是 “聯合履行機制”（JI）。
3、是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減排項目中獲取“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以抵減其排放義務，這就是 “清潔發展機制”（CDM）。
商業銀行發展碳金融現狀
利用這些機制，具有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及經濟實體可以選擇世界上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實施減排，獲得減排信用，用于抵其減排義務，由此，這些全球配置刺激國際間金融發展，為各國實現“低碳”的經濟發展提供更有效率的手段。
正因為有大量具有發展潛力的碳金融需求， 目前國際銀行看好這一發展潛力巨大的低碳市場?？偛吭O在倫敦的低碳經濟專業投資銀行—氣候變化資本集團（Climate Change Capital），目標是通過投資管理、為減排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等， 使全球低碳的同時創造可觀的回報。他們管理的私募碳基金達億8.5歐元， 其中投人中國的達3.5億歐元， 該碳基金的投資者包括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養老基金， 一家英國最主要的電力公司和一家領先的新興商業銀行， 業務遍布中國、俄羅斯、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
由于碳金融的CDM最終產品CERs具有虛擬和衍生性，僅代表合同一方獲益權力或某種義務。所以商業銀行發展必須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基礎，順應實體經濟發展的趨勢。通過金融產品設計，促進低碳項目的建設進一步深化碳金融的市場。也在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我國商業銀行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制約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發展的因素
盡管我國碳金融業務有著廣闊的利潤前景，但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并未廣泛介入其中，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
第一，商業銀行對碳金融業務的認識不足。由于碳金融的興起的時間不長，我國商業銀行對其利潤空間、運作模式、風險管理、操作方法等多方面的內容的理解還處于低層次水平，對碳金融業務沒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不敢貿然介入其中。
第二，商業銀行相關機構和人才的缺失。碳金融業務的開展需要商業銀行擁有對應的機構，以完成碳金融產品研究、產品設計等必要的前提工作，而大多商業銀行還缺乏這樣的機構。較傳統業務言，碳金融業務對具備金融、低碳等知識的綜合性人才依賴較大，目前這樣的綜合性人才儲備還不足。造成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開展的內部動力不足。
第三，碳金融業務風險較大。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除了面臨傳統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以外，還存在較大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根據《京都議定書》的協議，該框架下的三個減排的機制僅持續到2012年，之后如何，包括我國在全球碳金融領域中的角色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商業銀行發展碳金融的建議
促進碳金融交易平臺建設
中國目前作為碳排放出售方，與國際碳金融機構之間開展交易往往缺乏經驗、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缺乏必要的交易平臺，這點嚴重制約了碳金融業務的開展。國內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部門應積極與國外投行溝通合作，在中國發揮積極作用，銀行自身充當財務顧問、提供咨詢業務以獲取手續費。借發展低碳經濟，商業銀行可以探索在碳金融交易中發揮作用，促進業務經營轉型，使商業銀行經營更加多元化。
發展碳金融相關的理財產品
隨著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不滿足于把錢存放在銀行獲取利息收人，而是投資股票、債券和等理財產品。盡管碳排放權是一個虛擬的概念， 但荷蘭銀行、中國銀行推出的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深受市場歡迎。只要國家重視低碳，環保企業表現優于其他行業，與碳金融有關的理財產品前景廣闊。
碳基金也是充滿潛力的融資方式。目前世界上碳基金有58只， 2007年10月-2008年3月近5個月中，新成立的碳基金多達12只，而中國目前碳基金領域發展很慢，預計未來會出現較大的發展。擁有托管國內證券基金經驗的商業銀行，也應積極參與托管碳基金業務中去。
規避碳金融交易風險
CDM 項目貸款整體上呈現出供不應求的態勢，意味商業銀行在項目融資中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因此，商業銀行應選擇那些經濟強度高、外部擔保強的項目降低貸款的信用風險；項目的本息大多采用外幣償還，商業銀行應該實行必要的套期保值以防范匯率變化風險。對于政策風險，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創新相關的合同條款，盡量將不可承受的風險轉移給國外投資者。（作者單位：教育部人文重點研究基地重慶工商大學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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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排概念范文5
關鍵詞:低碳經濟;低碳金融;發展;金融業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21-0183-01
1 低碳金融的產生及內涵
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以及造成的災害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對于低碳經濟的概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所謂低碳金融,是指服務于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如碳保險、碳基金和碳交易幣種的確定等制度安排。低碳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是對碳排放進行規制的一種新型金融模型。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綠色金融的概念,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在世界銀行2006年碳金融發展報告中,碳金融被定義為用于購買溫室氣體減排量的金融資源。而在國內,對碳金融的界定主要關注的是碳交易與碳融資。
2 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當前的低碳金融主要以“綠色信貸”為主,“綠色信貸”是將貸款用于當前倡導的一系列節能減排、產業升級、保護環境的項目,主要目的是為了遏制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當前我國的這項綠色信貸主要大力依賴于銀行,銀行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操作余地。雖然目前對于綠色信貸銀行的興趣也在不斷提升,但在銀行信貸總規模中的比重仍然偏小。這其中和促進綠色信貸發展的外部環境建設有關,當前對綠色信貸的概念還不明確,由于金融機構缺乏相應的環保專業人才,缺少具體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產業投向標準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信貸指引,使金融機構難以制定相關的內部實施細則和考核評價辦法。同時從目前情況看,低碳經濟有“概念熱、融資冷”的傾向,一方面創新型企業由于前景難以預測,比如一些風投項目,對綠色信貸的需求處于初級階段;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安全性、效益性、流動性的經營原則決定了信貸支持成熟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偏好度,綠色信貸還面臨著項目融資評估的復雜性,而銀行開展這些項目缺乏人力資源和技術基礎。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對道德風險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不利于綠色金融參與主體形成穩定預期。
3 當前我國發展低碳金融存在的問題
3.1 對于低碳金融認識不足
雖然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資源國家,是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最重要的供給國,但是當前我們對于碳市場還是有很多模糊不清和非理性的認識,對于碳金融和CDM的認識還不到位,缺乏對CDM相關專業知識及政策法規的深度了解,投資該領域項目的業務能力嚴重不足,導致我國碳金融體系發展與碳市場潛力不匹配,碳金融發展面臨諸多挑戰。CDM和低碳金融是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進入人們視野的,在國內發展時間較短,相關經濟主體還未充分認識到其潛藏的巨大商機。企業和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交易價值、項目開發、操作模式、交易規則等尚不熟悉,對碳金融的需求有限。目前關注“低碳金融”的主要是大型商業銀行,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對此關注較少。
3.2 中國面臨碳金融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中國是CDM市場的最大買方,但中國卻處于CDM市場產業鏈的最低端,在全球碳交易市場處于被動地位,缺乏碳金融市場的定價權。我們國家現在企業賣出的CDM,是碳減排的產品,主要是由國際上碳公司來幫我們做,實際上定價權掌握在國際金融機構手中,中國在碳金融發展中沒有掌握大部分的話語權和主導權。而且我國目前在碳金融建設方面發展滯后,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所和碳交易平臺,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很難與國際金融機構抗衡,使中國目前面臨著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3.3 巨大的政策風險
有關《京都議定書》的實施僅涵蓋2008-2012年,在這之后國際碳減排政策如何安排還取決于各國在新一輪氣候談判中的博弈結果。屆時我國是否需要承擔一定的減排義務存在不確定性,這對我國碳金融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將產生直接影響。另外減排認證的相關政策風險也可能阻礙市場發展。在碳減排交易風險中,交付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而所有導致交付風險的因素中政策風險最為突出。同時由于技術的發展以及政策意圖的變化,認證的標準和程序也在變化之中。而且項目交易涉及不同國家,要受到東道國法律的限制,碳金融交易市場發展面臨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4 低碳金融的發展前景及對于金融業的重要意義
2008年10月,興業銀行正式公開承諾采用“赤道原則”,并于2009年1月成立可持續金融的專門業務經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負責能效金融、碳金融、環境金融等領域的業務經營和產品營銷。碳金融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機構競爭的新領域,中國金融業拓展碳金融業務已是大勢所趨,因此需要從金融業自身和外部政策環境兩個方面進行努力,解除制約中國碳金融發展的主要障礙,促進中國金融業碳金融業務的開展。國內金融機構目前主要集中在對低碳項目的融資支持方面,以各類綠色貸款、環保貸款為主,對于中國的金融機構來說,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機遇,大力創新,積極拓展碳金融業務模式是當務之急。
碳減排概念范文6
2009年歲末,一份涉及到資源、環境、生態三大領域的《中國資源環境統計指標體系》(以下簡稱“指標體系”)正在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工信部、統計局等多個部門做最后一輪的意見征求。這一指標體系由85個一、二級的考核指標組成,將全面反映中國資源環境和生態的狀況。
“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全局角度統一梳理全套資源環境生態統計指標體系?！北本┐髮W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胡大源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將一些從前不公開的詳細指標數據公布于眾,也是史無前例的,體現出了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勇氣。
一如經濟核算中的“投資”、“消費”、“CPI”、“PPI”等指標一樣,在日后大的環境概念領域核算中,類似的耳熟能詳的指標將從這85個指標中產生。《財經國家周刊》了解到,此“指標體系”實施后,可能由國家統計局牽頭負責統計,每年一次。
胡大源說,這將使得中國進一步落實綠色發展、科學發展的理念有了技術數據基礎。
“綠色GDP”核算
“綠色GDP”,這一由英國學者希克斯在1946年提出的理念,數年前被引入中國。綠色GDP怎樣進行核算,備受社會關注和期待。此指標體系的成型,讓綠色GDP得以細化核算,解決了“概念落地之難”。
“這個指標體系可以有效彌補當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缺失造成的不足”,胡大源教授分析說。此次“指標體系”也正視當下的困境:“長期以來,中國積極研究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但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失價值度量方面,確實存在巨大的困難”。
《財經國家周刊》獨家獲得的本指標體系方案討論稿顯示,此體系共包括一級指標54個、二級指標31個,總共85個指標,經過了前后持續一年多的起草,此前已經數輪征求意見。
這套指標體系提出了考核“綠色GDP”的解決辦法――建立“度量系統”。根據醞釀中的方案,指標將以資源環境實物量統計為主,結合有關價值量統計,反映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退化的情況及其影響。
“此次體系中的指標可獲得性很強,數據收集具有可操作性?！鲍@中國人民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所負責人楊志教授告訴記者。指標體系中醞釀的考核指標,包括了環境質量指標、環境治理指標、生態類指標等。
其中,環境質量指標主要包括“集中式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農村飲用水水質衛生合格率”、“地表水水質達標率”、“空氣質量在二級以上區域人口的比例”;環境治理指標包括“工業廢水COD去除率”、“城鎮污水處理率”、“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生態類指標包括“森林碳匯量”、“水土流失面積”、“地下水超采面積”等。
以往的環境統計框架中,對大氣環境的統計主要集中于“工業企業廢氣”和“生活廢氣”,此指標體系則涵蓋進了“環境質量”、“環境治理”指標。
“‘能源的進口量’指標是指標體系的一個亮點?！睏钪窘淌诟嬖V《財經國家周刊》?！澳茉磧暨M口量”,指報告期內能源進口量與出口量之差,為煤炭、原油、成品油、天然氣的凈進出口量的總和。“礦產品凈進口量”,此指標指報告期內各種礦產品進口與出口總量之差。
中國部分資源長期以來大量進口。石油、鐵礦石等資源性產品對進口的依存度在逐漸提高,2008年我國石油進口占總消費量以及進口鐵礦石占國內需求量都占到一半以上。楊志教授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將資源進出口指標加入資源類指標,體現了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理念,將更能科學反映中國資源約束的強度?！?/p>
減排統計先行
在剛剛落幕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重申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0%至45%。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減排指標的實現拭目以待。此指標體系提供了中國碳減排的度量基礎。
在中國政府確定了碳減排目標后,如何實現自我監督,備受國際矚目。而中國實現自我監督的基礎性工作,即是著手碳排放指標體系的構建。
此次方案明確,政府將盡快制訂完成關于二氧化碳等的排放相關指標,并“注重與國際接軌,便于進行國際比較”。
在指標體系中,“森林碳匯量”是反映碳排放的一個重要指標。此指標解釋為“森林生態系統吸收固定的二氧化碳與同期森林轉化利用、森林遭受火災等破壞情況下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差值,反映當期通過森林形成的凈固碳量”。其指標由國家林業局每5年對外一次。
“實現承諾的減排,中國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理清‘環境’概念下的統計標準。”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全球副總裁、北京師范大學兼職教授黃杰夫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說。
黃杰夫說,中國政府只有首先搞清楚自身的碳源、碳匯在何處,數量有多少,才能指向未來的環境總量控制工作,進而開展計劃中的國內、國際范圍的碳交易,迎接碳減排時代的到來。
前不久,黃杰夫就遇到甘肅一家浮法玻璃廠的咨詢。這家企業正在推進從“重油”到“天然氣”的技改項目,想了解是否可以申請到碳交易資格,在碳交易中獲得企業轉型升級的必要資金。
“這毫無疑問產生了碳減排量,但是由于其前期沒有經過CDM機制的審核,現實就是,無法產生碳的實際交易?！痹邳S杰夫看來,中國尚缺乏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在國際上站得住腳的碳排放交易的游戲規則,沒有這樣的規則,就會給國內一些相關企業的利益帶來傷害,而這個指標體系最有可能成為這樣一個體系和規則。
楊志教授也談到,必須要有相適應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統計指標,才能實現我國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如果現在直接出臺全面統計結果有困難,建議先出臺全面統計碳排放量的時間表。”
統計的透明化期待
“這套指標的另一個頗具建設性的意義在于,它突破了國家統計局解決協調起來可能并不順暢的指標統一問題?！痹诤笤唇淌诳磥?包括資源環境領域在內,此前各部委之間的各種指標五花八門,有的指標重復調查、交叉調查、而有的指標則缺少甚至根本沒有。
這一問題理所當然地在本次討論稿中受到重視。討論稿顯示,中國將通過指標體系建設“解決中國先前資源環境統計也存在著的數據渠道分散、口徑不統一、統計基礎比較薄弱等問題”。
胡大源介紹說,世界上很多國家業務主管部門也都有各自的數據統計,但國際上也有一個慣例,就是擇優選擇,“誰能做好就誰來做”。
“如果其他部委在資源環境方面統計的數據做得足夠權威有公信力,那就可以由業務部委來做,但是反過來說,在這個平臺上接受社會監督,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被拿走?！焙笤凑f。
另一方面,中央統計部門、地方統計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也有望在此次的資源環境統計領域被厘清。
長期以來,民眾之所以對統計抱有成見,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擔心地方政府對數據的不同程度的干預。地方統計系統隸屬地方。
